??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近日，“愛國者治港”原則引發熱議。誰是“愛國者”？香港回歸以來，“香港人”和“愛國者”的身份認同又為何呈現出復雜面向？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認為，香港在身份和政治認同上的分歧，一方面承襲自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的認同斷裂，另一方面也是后殖民政治辯論的延續：港英時期，在思想文化上，港英政府強行將香港左派與蘇聯模式聯系起來；在政治上，則通過推出“行政吸納政治”拉攏香港右派。于是香港左右兩派的認同分裂不斷加深，關于誰才是治港“港人”的問題，也爭執不下。
香港回歸后，面對后殖民政治的遺產以及港人身份在文化和政治認同上的混亂，“港人治港”的具體內容變成鄧小平所強調的“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是圍繞主權而形成的政治概念，體現了比國家法律主權更富有彈性的政治主權。作者指出，由于與內地公民在法律身份上的區隔，有關愛國主義的討論在香港語境下轉變為2004年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辯論，從那以后，一種源于港英政府理念的“香港價值”彌散開來，進而使得一種刻意區分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的概念框架被不斷重復，實際上為香港的政治認同預設了陷阱。今天，香港人關于政治認同的爭論仍未結束，面對大陸繁榮發展的現實，香港人能否以務實精神調整心態，從全中國的視野來定位香港的發展方向和文化政治認同，無疑是其最為核心的問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原標題為《國家認同與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變遷與價值認同變遷》，篇幅所限，有所編刪。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國家認同與文化政治——
香港人的身份變遷與價值認同變遷
香港回歸無疑觸及到國家認同問題。傳統帝制中國的政治認同建立在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基礎上，而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從傳統“文明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一方面要發展出在多元民族基礎上塑造了“中華民族”或“中國人”的概念，從而奠定現代國家的民族認同基礎，另一方面要發展出現代國籍法，對文化意義和基于血緣的民族意義的“中國人”的概念加以改造，發展出“中國公民”、“海外華僑”、“海外華人”等法律上嚴格界定的身份概念。香港回歸以來，香港居民不僅觸及到“公民身份”的問題，而且觸及到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問題。正是在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的問題上，香港展現出其特別復雜的一面。
?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變遷
從種族意義上講，香港絕大多數居民都是漢族人；而從文化意義上講，他們都屬于地地道道的“華人”。英國人在占據香港的時候，就意識到中國廣闊的地緣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無法進行“殖民”，而只能進行商業貿易。正因為如此，在漫長的殖民時期，香港人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與內地居民的區別。
然而，這一切由于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發生了某種轉變，因為新中國的文化認同的基礎不是傳統中國的儒家正統文化，而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樣，“中國人”這個具有永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概念在1949年就發生了變化。在這種背景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因為文化認同發生了分歧：究竟認同繼承中國歷史文化中儒家正統思想的“傳統中國人”，還是認同信奉馬克思主義并繼承中國歷史中革命傳統的“新中國人”。
而大陸與臺灣對香港人的稱呼也不同，前者對香港人的正式稱呼是“香港同胞”，而后者在1997年之前則稱之為“香港僑胞”。而香港人給自己一個相對兼顧法律屬性和文化屬性的中性稱呼：“英屬香港華人”，簡稱“香港華人”，以顯示自己在文化身份和法律身份上與“中國人”的不同。
另一方面，身份建構必須以區別于他人的“自我意識”開始。大約從1960年代開始，“香港人”作為一個獨立的身份建構開始緩慢形成。這是由多方面特殊的歷史背景和人為努力的政治建構促成的。
其一，新中國成立之后，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邊境自由流動受到了限制，香港居民逐漸穩定下來。在1960年代香港出生的第二代已經差不多占到了人口的一半，他們割斷了對內地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逐漸形成了香港本土一代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情感認同。
其二，在這個時候，香港經濟迅速增長，作為“亞洲四小龍”出現，而與內地的經濟蕭條形成了明顯的對比，香港人“優越意識”強化了其與內地的區別。
其三，港英政府在鎮壓1967反英抗議運動之后，開始對香港的治理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行政和民生改革，獲得了香港精英的政治認同。
其四，香港人開始自我的文化塑造。在大眾文化方面，以李小龍為代表的香港功夫電影、許冠杰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歌曲和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成為“香港文化”的象征。“香港人”在建構作為“他者”的大陸人的過程中確立了自我身份認同。1970年“香港是我家”不僅是一種文化推動，也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人的政治認同的分歧
香港人政治意識的覺醒是從國民革命開始。香港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的最主要基地，1925年的長達一年的“省港大罷工”是中國人反抗殖民主義的一次愛國工人運動。此時香港人是作為“中國人”來反抗殖民主義的。
隨著近代以來香港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香港人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也發生了根本的分歧。以香港工人為主體的“香港左派”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而香港封建和商業上層精英為主體的“香港右派”認同國民黨的主張，由此在1949年之后香港政治認同分歧引發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分歧。
1967年反英抗議運動就是“香港左派”反抗英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愛國主義運動，但這場運動遭到港英政府的徹底鎮壓。港英政府利用“冷戰”背景，在思想文化上將“香港左派”和中國革命系統地解釋為蘇聯“極權主義”，由此“香港左派”的“中國人”身份的政治認同受到了極大打擊。
與此同時，港英政府為了培養認同英語和西方文化的香港人并對大英帝國保持忠誠的香港精英，推出一套系統的文化馴服計劃。比如通過創辦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在香港系統地進行英文教育和殖民主義教育；通過唱英國國歌、向英女皇照片敬禮、參加童子軍以及接受大英帝國形形色色的胸章等形式，培養其年輕一代認同英國文化并對英女皇效忠；通過搞新潮舞會、開放賭博（尤其賭馬和六合彩）、推廣“獅子山下”、“少年警訓”等大眾文化項目，培養一種無政治意識的娛樂文化等。而在“冷戰”背景下，效忠國民黨的“老式右派”也逐漸與新興的效忠英國的“新式右派”合流，并隨著港英政府在1976年代推出的“行政吸納政治”，香港右派差不多與港英政府在政治上合流。
?▍“愛國者治港”與“后殖民政治”
在中西文明沖突的背景下，香港回歸之后在“港人治港”的背景下，究竟是認同新中國的“香港左派”來管治香港，還是認同港英政府和英女王的“香港右派”管治香港，無疑是香港主權政治中的根本問題。正是在統治權歸屬的政治意義上，“港人治港”的具體內容就變成鄧小平所強調的“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是圍繞政治主權者而形成的政治概念，這個概念的政治性決定了這個概念隨著政治條件的變化而發生改變。由此，“愛國者”是一種富有彈性的概念，它成為基本法作建構的國家法律主權背后活生生的政治主權，正是它給基本法賦予了活生生的政治生命，從而使我們看到基本法的運作不是死的法律機器，而是活的政治斗爭。正是這種斗爭的政治性，為基本法賦予了生命的氣息，從而使得基本法成為“活的基本法”（living basic law）。由于新中國的政治主權這乃是中國共產黨，正是依賴共產黨的政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統一戰線”理論，“愛國者”概念就從屬于“統一戰線”理論。
“后殖民政治”是指殖民地在擺脫宗主國的殖民統治之后，陷入了政治認同上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殖民地試圖擺脫對先前宗主國的依賴，由此引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高漲；但另一方面，由于長期的殖民主義教育，尤其是后殖民政權往往掌握在宗主國培養的政治精英手中，從而使得殖民地在后殖民時期不可避免地在文化思想上依賴于先前宗主國。由此，殖民地在后殖民時期，就會在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在文化認同上陷入糾纏不清的復雜關系中。
英國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統治，香港從器物、制度到語言和思維意識乃至價值判斷和文化認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英國殖民地的烙印。然而，中央采取“一國兩制”、“平穩過渡”的方針，沒有“砸碎舊的國家機器”，也沒有觸動香港的政治意識形態。由此，香港回歸之后，由“愛國者治港”的思路所帶來的全新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必然與香港殖民地時期形成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發生沖突。
香港“傳統左派”在香港政治上陷入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他們在事實上已經被逐步平反并開始逐步登上了政治舞臺，可另一方面，在香港右派精英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上，他們依然被看作是身份可疑的“左仔”、“土共”甚至“暴徒”。與此相類似，香港的“民主派”也處于類似的身份尷尬中：一方面他們作為香港的精英階層在和平過渡中繼續擁有既得利益并擁有香港社會的政治認可，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們不認同中央的主權權威，而被看作是不合時宜的“港英余孽”，甚至被看作是“漢奸”。
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治中充滿了后殖民政治的辯論。“左仔”、“土共”甚至“暴徒”這些概念被用來形容傳統愛國陣營，而“港英余孽”、“親英反中”、“漢奸”等概念又被用來形容反對派陣營，雙方都被對方捆綁在“原罪”上。由此，“愛國愛港陣營”與“民主派”之間的政治斗爭，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斗爭，是一場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認同領域之中的“文化戰爭”。
在這種“后殖民政治”的背景下，中央按照《基本法》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必然導致香港“反對派”對中央行使主權權力的挑戰和質疑。比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居港權的“釋法”曾在香港法律界和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他們質疑“人大釋法”是對香港高度自治的破壞，并將其看作是“香港法治的死亡”；港區政協委員徐四民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就香港問題發表評論，被看作是中央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就香港某些人支持李登輝的“兩國論”發表評論，也被質疑為中央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而香港回歸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央推動粵港經濟合作以期提升香港經濟也被懷疑為內地“吞并”香港。尤其是二十三條立法和關于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人大釋法”和“人大決定”更被看作是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
面對后殖民政治的遺產，中央為了有效行使香港主權，自然強調“愛國者治港”這一基本法的政治原則。愛國愛港陣營也批評“反對派”缺乏愛國意識。比如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等人經常到美國尋求支持，就被批評為將“香港事務國際化”， 從而被香港的愛國愛港陣營批評為“漢奸”。“愛國者”討論直接觸及到了后殖民政治的核心：究竟什么是“愛國”？誰是“愛國者”？這種政治認同分歧便轉化為關于“香港核心價值”的爭論。
?▍“香港核心價值”之爭
2004年6月7日，香港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和中產專業人士聯署發表《捍衛香港價值宣言》，捍衛“港人引以自豪、也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的一些體現香港優勢的核心價值，它們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
《宣言》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將香港理解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一個為香港人提供“安身立命、追尋意義”的文化政治實體。在這樣的政治立場上，香港價值差不多是港英政府時期建立起來的基本價值理念。盡管《宣言》的發起人之一張炳良認為，“在回歸后談香港核心價值，若失去中國視野，如于浮沙上興建堡壘，須明白香港命運已與國家命運緊扣一起。”但是，這里所謂的“中國視野”既不是“停留于浮薄的歷史共同體”，也不是現實的政治中國這個共同體，而是“走近未來的命運共同體”。香港作為“命運共同體”對于中國的意義就在于它是“未來中國”這個命運共同體的守護者。
恰如《宣言》所言，“維護香港核心價值，也體現港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使命”，這樣的使命亦如當年新儒家將香港看作為未來中國承擔文化使命一樣，反映出西方自由派的國家政治認同所存在的內在緊張，即他們不見得要認同當下的中國，但會認同他們心目中的未來中國。
這樣的《宣言》一推出，無疑遭到了愛國愛港陣營的批評，認為《宣言》有“去中國化”之嫌，尤其根本不提香港的愛國主義傳統，而香港“左派”恰恰將此看作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即一貫反對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堅持香港的主權屬于中國，堅定支持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這種潛在的敵對情緒使得“愛國主義”與“香港價值”之間似乎形成不可化解的緊張，甚至打破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微妙平衡，由此引發香港的悲情：“香港核心價值的討論實際上觸及到了香港歷史上“左派的幽怨”與“右派的悲情”。
這種對立的情緒顯然不利于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也不利于香港的和諧穩定。為此，中央果斷介入香港的政治話語中，在愛國主義的主基調下，提出了“溝通”、“包容”和“團結”的新政治話語。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劉延東在香港接見各界代表的講話中，專門給香港各界贈送了十六字真言：“愛國為根、團結為重、發展為要、自強為本”，尤其強調“在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基礎上，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不論什么階層、什么黨派、什么團體、什么人，都要廣泛團結。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存在各種不同的政治訴求和利益差異是正常的，關鍵是要加強溝通，增進理解，擴大共識。即使一時達不成共識也不要緊，可以先放一放，留待以后逐步解決。只要多一點理性，多一點對話，多一點包容，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中央提出的“溝通團結”、“求同存異”獲得了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民主派”內部出現分化，“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提出“和解論”，認為香港社會分化最終損害的是香港利益，因此希望中央和“民主派”各退一步，“釋出善意，加強溝通”。盡管劉千石的“和諧論”遭到了“民主派”內部的批評，但“和解論”恰恰是香港主流民意希望看到的。為此，2004年7月5日，愛國愛港陣營由“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陳啟宗發起推出《新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宣言》并沒有提“愛國主義”，顯然是為了避免將愛國主義與中產專業人士提出的香港核心價值對立起來，從而避免香港社會的分化。畢竟，“愛國者”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富有彈性的概念。
香港核心價值的辯論實際上是政治認同的辯論，其中自然觸及到近百年來中西文明沖突中，中國文明如何面對西方文明、吸納西方文明的問題。在“愛國主義”的語境中，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似乎變成了“原罪”，可“愛國主義”本身又無法為香港人提供真正的生存意義，畢竟他們與內地居民在公民身份上的法律區隔實際上妨礙了他們全面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
?▍“新香港人”與“命運共同體”
“務實政治”的理念自然影響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建構的“香港人”概念本身就預設著區別于“中國人”的獨立內涵，以至于在香港社會的“民調”中，不斷重復著“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的概念框架，實際上為香港的政治認同預設了陷阱。而在香港回歸之后，伴隨著中央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后殖民政治”下圍繞政治認同展開的爭議中，香港人必須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進行重新定位。
2007年，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了《香港新方向》的“施政報告”。他認為“國家的崛起帶來了香港發展的新機遇，也會帶動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由此提出“香港人要展示新時代精神，要進一步裝備好自己，推動新時代發展，做一個新香港人。” “新香港人”提出之后，引發了香港社會的廣泛爭議。概括來講，“新香港人”并非是與“舊香港人”截然對立的概念，而是香港人面對香港回歸祖國的現實，面對中國崛起的現實，如何走出封閉的“小島”心態，以務實精神，調整香港人的心態和政治認同，肯定香港價值。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要從國家的角度看香港，從國家的角度定位香港，從而確立“中國香港”的觀念。
在1997年特區政府第一份“施政報告”《共創香港新紀元》中，香港依然按照傳統“世界自由港”的思路進行規劃，只不過“我們國家正出現了一百多年來未曾有過的大好形勢……國家發展前景壯闊，香港必定從中得益。” 由此，內地的發展不過是香港發展中一個有利的外部因素。但在2007年的“施政報告”中，香港面向世界的定位，首先就要變成面向國家發展的戰略的定位。正如曾蔭權在2006年10月14日的“香港家書”中指出，第十二任港督卜力“將香港與中國內地視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當時或者被視為一廂情愿，但今天卻已是理所當然。……當中國成為全球經濟一個重要成分時，香港走向國際化與內地融合已不再是互相排斥的方向，反而是相輔相成，二而為一。我們只有在國家發展中找到清晰定位，才能夠為自己在全球化經濟中定位，我們心中的鴻溝不應該存在。”
“舊香港人”和“新香港人”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從英國或西方世界的視野來定位香港的發展方向和身份認同，而后者則從中國的視野來定位香港的發展方向和身份認同。從國家角度來定位香港，把香港理解為“中國香港”，并以此培育“新香港人”。這意味著“一國兩制”不再是法律上的建構，而變成了一種政治認同。在1997年香港回歸后，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口頭禪是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他試圖表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祖國與香港之間是一種彼此獨立的互惠關系，而在香港回歸十多年之后，董建華坦稱“香港和國家從來都是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事實上，從1949年以來，中央從來都是按照“祖國大家庭”的隱喻，把臺灣、香港、澳門與內地看作是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只不過此前由于中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格局中處于“邊緣”地位，從而導致香港和臺灣更傾向于認同西方世界，而隨著中國的崛起，香港和臺灣社會能否意識到中國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存在，直接關乎“一國”的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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