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號“亞洲的中國”專題下有四篇文章分別談論中國西北民族自治區域、朝鮮半島和日本對中國之歷史關系或設想，背景是“一帶一路”建設可能導致的亞洲新格局。誠然我國地理知識乃至解放后的行動上，“亞洲”是儼然存在的國際社會空間，設為議題非常尋常。
但就中國人的地理識覺而言，“天下”這個地理—文化空間才是真實的，古代境況是普天之下的“中國-四夷”。例如明清時代，皇帝在直轄區府縣、土司和外藩施行政治和教化，更遠的地區認作化外，以方位識別，要持久擴展教化使之文明化；中國的“中”字指中心、核心、精華。近代日本曾用亞洲這類字眼兒魅惑中國人以圖奴役和擄掠，為此還造出“北亞世界”一類的詞匯，但那可能無關中國人的行為邏輯，“亞洲”不是中國人的問題。
當前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注重交通基礎設施，是在陸地、海上、空中和因特網上建立橫跨歐亞大陸，與遠方和沿途各地達成物品、信息等等互聯互通，地域上正漸漸覆蓋地球，沒有推行中國教化（現稱意識形態）的意圖，甚至不以中國為空間的歸宿，但仍能辨認出舊有天下觀的邏輯。
此外，古代中國，實行編戶和禮教，從國際比較看來，近乎現代的國民國家，決不是現在人們宣稱的自古以來、多民族國家。然而新完成政治一體化的地區，其文教中國化需要長久的功夫，有的始終沒有完成。清代在西南土司推行教化的齊一，行動明快，但在西藏蒙古南疆諸外藩地區，因為交通通訊的困難和生計差異，一直延續明朝的做法，維系地方既有風俗以求無事。清末中國跟外國競爭中連續失敗，變得衰弱無尊嚴，沒有完成教化一致的西北邊疆區離心離德；1900年開始新政以維系國家的存在，直到今天，尤其日本人侵華及投降以后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藏、蒙、疆、東北這四大內陸邊疆區非漢族群某些成員迅速“民族化”，仰賴外國力量出現政治訴求。
這就是烏拉特旗出身的寶力格建議在當代中國及其國民中，以族裔、文化和領土永久識別隔離的“內亞地區”。他還建議重新定義中國為中國與內亞的結合體，形成“與（中國）中心共同組成中國國內的天下體系”，永遠作中國內部族性和文化上的他者。溫習歷史，民族身份及其地理領域化，泯除了居民對國家的政治—文化忠誠，阻止了國家文化的生成，客觀上為分裂中國預設地步。
至于所說通往“外亞”的“內亞”之路，一帶一路建設恰恰首先是改變西北地區的通訊、交通、教育文化的現狀，使東西部減少差異；而近代以來中國的更新，主要依靠沿海地區發展出來的各種制度風習，戈壁駝隊與現代國家間商貿、與馬云的邏輯，性質不同。
寶力格的史論常常存在具有當代政治涵義的偏差。第一，他說20世紀前半葉中國既沒有議定的國家形式，也沒有議定的民族形式；1939-1940年間發生關于“中華民族”的爭論，費孝通等的立場1949年被接受，中國承認了少數民族合法身份。史實是：民國的憲法和施政證明民國是國民國家；它也有“民族形式”：1936年憲法草案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946年憲法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族一律平等”，第一六八條“國家對于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并于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p>
第二，他說“內蒙古和蒙古國曾同為一個政體，在20世紀才分異”。此語意不明。在清代先后納入中國以后，內蒙古與外蒙古編制為盟、旗、部，各盟旗部分別直屬于中央部院，彼此沒有政治聯系。
第三，他又說“蒙古人民共和國在1945年末，中華民國最終承認其獨立后，將內蒙古托付給了中國共產黨。正是這份政治信任鋪平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道路，直至1962年后，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意識形態上的分裂?！敝袊窃?946年1月5月公告外蒙古獨立（旋于1953年2月25日廢止這一決定）。外蒙古獨立是由蘇聯人在雅爾塔會議及其以后的意志實現的，作為蘇聯人徹底的附庸，外蒙古不是商討的一方，自然沒有托付中共之事（沈志華2001《1950年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オーフノイ·バトサイハン2006《モンゴル獨立とИ.スターリン》；別洛夫、盧加寧2006《關于〈蒙古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中蒙古問題的論點》；加加美光行2014《內蒙古蒙古人的咆哮——文化人類學者納日碧力戈提出的“記憶共同體”》），進而蒙古人民共和國與后來紅色中國的友與仇，僅取決于蘇聯的意向。
——浙江農林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李勤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