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無論是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或是從南寧出發連通馬來西亞的高鐵建設、歐亞鐵路橋、連接緬甸或巴基斯坦海港的鐵路建設、中亞油氣能源對中國的輸送、南海邊界爭執等現象都顯示，整個亞洲的經濟和政治地理正在重組，“一帶一路”的提出，實際也要求中國亞洲觀念的重新塑造。
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在近代徹底瓦解，并建立起由民族國家體系構筑的亞洲概念。尤淑君立足于14至20世紀朝鮮王朝外交政策與中朝宗藩關系的變化，透過朝鮮半島的安全問題，剖析了傳統東亞世界秩序變遷、崩潰與重建：在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滲入下，亞洲諸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無不劇變，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及傳統東亞世界秩序徹底瓦解，只好接受歐美國際法體系的條約觀、主權概念及其民族國家體制。為了擺脫歐美殖民帝國的壓迫，東亞諸國先后有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亞洲等嘗試，欲重建亞洲諸國新秩序，最后卻以失敗告終。直到今日，亞洲諸國仍在后冷戰的框架內進行博弈，試著奪回話語權，或利用民族主義削弱歐美國家對本國的政經勢力，卻始終無法擺脫美國的影響，為亞洲諸國的安定和平埋下了隱患。
此外，與歐洲一體化不同，亞洲包含了各種異質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傳統，經濟領域與政治、文化領域存在深刻斷裂，并不存在建立歐盟式超國家的條件。當今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但在經濟利益之外，其如何在文化、價值層面上尋找一個中國與亞洲的連接點？對此，寶力格在文章中勾勒出有關中國通過“內亞”與“外亞”的連接來建立亞洲新秩序的理論視角。其中，“內亞”指代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外亞”泛指在東北亞、中亞和東南亞那些歷史上與中國皇權有朝貢關系，但現在都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在這一中國-中國內亞-中國外亞的三元結構中，作為“內亞”的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由于其與外亞在地緣、文化、民族、宗教的跨國連接，常常引發中國國家主權衛士們巨大的焦慮，但中國若能具備勇氣和真正的信心，信任自己的內亞公民，“內亞”反過來也會成為中國連接外亞的橋梁。
實際上，“一帶一路”成功的關鍵正是如何重新理解亞洲、重新定義亞洲與中國的關系。在這方面，日本作為亞洲最早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對于中國形成新的亞洲論述極具參考價值。一方面，如藍弘岳所指，近代日本的亞洲論述，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大東亞共榮圈，都能在江戶時代思想家處找到觀念源頭；另一方面，趙京華強調，以二戰為分界點，戰前有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國家戰略作為政治推動力，戰后則基于反思現代性和侵略歷史的強烈意識而形成了認識中國革命和亞洲另類現代性的大視野，由此構成日本近代東洋學/中國學的發展歷史。其既有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經驗，能夠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有助于我們在不斷變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場域中定義“亞洲”、重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