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巴以沖突再起波瀾。2016年12月下旬，聯合國通過決議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在巴勒斯坦占領區的定居活動，激起了以色列的強硬反應，將巴以問題再度置于國際聚光燈之下。自1993年奧斯陸協議通過以來，以色列就一直在其巴勒斯坦占領區強化定居策略，至今已有超過五十萬以色列人在這些爭議區定居。巴以沖突讓本已錯綜復雜的中東局勢更加波云詭譎，這場沖突的終點到底何在，亦縈繞于世界各界人士的心懷。
在現今巴以沖突解決方案中，奧斯陸協議具有霸權話語的地位，雖然它是接下來二十余年調停巴以沖突的藍本，卻仍然無法實質性地推動巴以和平。在此之外，歐美知識界還有著另一種構想，即以巴以融合解決沖突。在2016年冬季出版的《中東學刊》(The Middle East Journal)上，Bashir Bashir詳細討論了目前廣泛熱議的三種方案：自由式的巴以合并、跨國式的民主整合、主權共享式的政經整合。這些方案的重心就是要越過主權國家的藩籬，重新構想巴以和平的可能。
自由式的巴以整合主張通過自由、平等的原則將兩個國家融為一體，而且不考慮宗族和宗教信仰，完全以個人為基礎，進行公民自決。這一方案的代表者是Virginia Tilley，在《為巴勒斯坦正義而戰》一書中，他旗幟鮮明地主張應將巴以建立為單一民主國，來解決當前的沖突，而且認為這個民主國家應是世俗的、消除現存身份和宗教界限的民主國家。顯然這一方案過于浪漫，大大低估了巴以沖突背后的宗教、種族和民族主義等錯綜復雜的因素，也忽視了巴以沖突所積累的歷史恩怨，以及兩國境內阿拉伯人要多于猶太人的現實。
跨國式的民主整合則相對現實一些，認為應建立一個綜合個人和兩個國家的聯合體，即一種類似于介于聯邦和邦聯之間的體制。這一方案的主張者為Tony Judt，在他看來，巴以和平的希望在于建立一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平等共處的制度，當然這一制度又必須照顧到種族的特殊主義，因而需要在議員選舉上的配額分配上要照顧到兩方。但是這一方案忽視了兩個突出問題，一是猶太民族由于遭遇的種族清洗和屠殺，使得其民族主義相對高漲，以色列的建國正是其尋求長久安身之所的民族主義訴求的結果；二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堅持猶太人的民族自決，并且這一自決必須在圣地耶路撒冷實現。這就決定了這一方案是絕不可能被以色列方面接受。
共享式的政經整合的主張者認為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部分整合有助于巴以沖突的解決。Mark Levine等認為在巴以歷史和現狀的束縛之下，主權的部分分享和同時保留各自獨立主權或許是可行之道，即兩國可以在政治治理、公共安全、基礎社會領域進行合作和共享，并且不需要急劇的變革。
上述三種關于巴以和解可能性的構想，雖然有過于理想的成分，但不失“正直的誠實”，它代表的是一代知識人在巴以苦難中謀求鳳凰涅槃的一種努力。不過，巴以沖突的形成具有復雜的種族、宗教和國際背景，巴以沖突的現狀又纏繞著復雜的身份認同、歷史恩怨和國際格局的因素，求解巴以沖突唯有兩國領導層“成熟到堅韌而清醒”（韋伯語），這一目標恐才能穩步達到。（文/草蒼）
Bashir Bashir,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Integrative Solutions for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No.4(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