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晶
導言
談起國際化下中國精英的培養之路，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精英”這一概念并非舶來品，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文明土壤里。美國《普林斯頓美國史百科全書》，更將“精英政治”（meritocracy） 的淵源，歸于中國漢代開始實行的察舉制，即科舉制度的前身。［1］從理念到實踐， 中國對人才的重視和培養曾走在世界前列。
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今天中國在人才隊伍素質上的落伍。近當代的中國，在人才的認識和發掘使用上走了一段失而復得的彎路。曾幾何時，“精英”甚至淪為禁忌和負面詞匯。在自我否定、迷惘與徘徊中，中國對人才的培養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 。曾引以為豪的人才資產，退化成了拖累發展的人才赤字。人才悖論的一面是治理隊伍素質的相對低下。而另一面則是人才的決定性作用：沒有哪個時代，像今天一樣對精英有如此迫切的需求。全球化帶來的方方面面的競爭，最根本的是各國人才的競爭。治國者、管理者的素質，攸關民族未來、社稷生死。
因此，本文將以國際化為切入點，試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探討以西歐、北美、日本為主的國外治理精英培養機制。放眼世界既需要虛懷若谷的謙卑，亦要警惕囫圇吞棗式的盲從，因而本文在介紹精英培養機制時，力圖兼括成績和問題兩方面，以助讀者與相關決策者考量哪些國際思路與實踐可為中國借鑒，哪些需要規避，從而對人才養成這一全球課題，給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答案。
三權分立與兩類精英
談起西方政治體系架構，不可避免地要談到美國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制度。從人才養成的視角看，這三個領域的領導型人物，都可以歸于治理精英這個范疇。以功能類型分，其治理精英可被分為兩大類：基于競爭產生的政策制定精英，和基于任命考核產生的政策執行精英。如果將這兩類精英與三權分立的制度投影在一起，則可以看出政策制定精英因其與選舉制度相掛鉤，集中于立法界。因而這些領導者們被賦予制定國家根本體系、制度、戰略和法治內涵的功能，亦可被稱為“意識形態精英”。政策執行精英則集中于行政和司法界，主要使命是對既存政策的闡述、執行和評估。
精英因其產生方式和使命而劃分出的這兩大類別，只是一個粗略的歸類。在國家治理過程中這兩類精英有很多的交叉和重合點。在英國、日本等議會制民主國家，行政首腦必須來自于國會，內閣成員亦絕大多數同時擔任議員職務，履行立法職責。在這種體制下，立法界壟斷性地占據了決定國家走向的權力，其成員是當仁不讓的戰略精英。而在美國這樣的總統制國家，因行政首腦通過獨立于立法界的選舉產生，總統對內閣成員有更大的任命權，所以總統及其內閣成員成為獨立于立法系統之外的戰略精英，并會對后者形成相當程度的制約作用。議會制與總統制共同點，是擔當闡述、解釋和執行法律的司法精英與其他精英的相對獨立。總之，當代西方治理精英培養制度的形成，是意識形態精英和政策執行精英相互磨合、制約，和相互合作的過程。
意識形態精英與政策執行：精英的歷史發展軌跡
近代西方政制發展歷史上，首先崛起的是以政黨和選舉為平臺的意識形態精英。事實上，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政治的方方面面都被意識形態精英所壟斷。獨立于政黨外的政策執行精英幾乎不存在。如此一邊倒的精英架構在國家治理中產生了諸多問題，在此不妨引用一下西方主流學界的觀點——《權力與選擇：政治科學導論》（Power &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是一本美國諸多大學采用的政治學教科書，到2014年已再版14次）。［2］撰寫者明尼蘇達大學教授W·菲利普斯·施普利（W.Phillips Shively）指出，在百多年前的美國和西歐，所有公共管理系統的職位，都被當權者視為可以交易的財產。而人們在爭奪這些職位時，不像應考的學生，更像紅了眼的暴徒。在美國，這導致臭名昭著的“獵官制度”（The Spoils System），即選舉勝利的政黨將公共管理職位作為獎品，分配給該黨支持者、甚至親戚朋友。《權力與選擇》列舉了當時的一個例子：新總統產生后，全國各地的郵局局長都要換人，而新的局長們都是和新總統的政黨有著各種各樣聯系的人物。為了得到官位，競爭者們需要證實的是關系，而不是才能，有些郵局局長，甚至是大字不識的文盲。在歐洲，官位亦被當作一種投資，在富有家族中轉買轉賣。
反觀歷史，也許我們會感慨：原來那時候的西方世界，在人才培養上并不比當時的中國高明到哪里——裙帶關系、低效、腐敗曾是全球性的政治通病。那么中西方的差距是怎么拉開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提起馬克斯·韋伯這位德國哲學家。痛感于政黨精英對政治從上到下、事無巨細的壟斷和由此產生的種種弊端，韋伯從法理角度，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官僚”這個在當時嶄新的政治概念，［3］因此韋伯也被公認為當代政治學的創始人之一：
什么是基于法理的官僚系統？其核心就是以制度的權威取代個人的權威。韋伯具體列舉了一個職業化官僚體系的五個特點：
1．公共管理人員的任命和提升由個人職業能力決定。
2．任職管理崗位人員需要接受專門訓練和積累經驗。
3．行政程序必須標準化，減少官員個人偏見和感情對決策的影響。
4．必須確保由上而下的政令遵從。
5．通過任期制，保護行政官員日常工作不受外界政治壓力影響。
韋伯關于官僚系統的這五點原則，在當今看來，或許都是理所當然的闡述，但在百多年前的世界，卻是革命性的主張。正如美國政治學者凱·勞森（Kay Lawson）所指出的，歷史上治理精英的產生不外乎四種方式：歸屬、任命、選舉和強力。［4］如果說民主社會將選舉制度作為產生意識形態精英的最重要方式，那么韋伯的理論則確立了任命成為政策執行精英的產生渠道。而繼承歸屬在當代西方政治中僅存在于并無實權的王室，強力的法則則已被掘棄。
韋伯“官僚體系”的主張并不是無本之木、無水之源，而是基于一些成功經驗的觀察總結。從18世紀末起，西歐已經開始對治理進行零敲碎打型的改革：法國和普魯士的軍隊首開先河，對其采購系統的人員進行職業化，并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采購系統提高了效率、減少了腐敗。在韋伯提出官僚系統理論前后，美國也將行政官僚從政黨政治中剝離出來，以考試的方式建立職業化的官僚隊伍。自此兩類治理精英，終于開始有了分工和各自的明確使命。
以官僚為主體的政策執行精英的確立，對于以立法為主體的意識形態精英的發展亦有正面幫助。后者減了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立法和制定國家戰略的課題上。一百多年以后，今日的西方國家，這兩類精英從職業入門開始，就已經截然不同。 如果希望成為政策執行精英，道路相對簡單明了：取得高等教育學位，獲得相應專業知識、通過入門考試、接受培訓，并從此開始漫長的職業官僚生涯。政黨更替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影響個人的職位安全。而官員的個人使命，就是為政黨集團和社會提供政策咨詢，并忠實履行執政黨集團和行政領導人的政策。因其對于政黨政治的超脫，也因此獲得了“職業官僚”（career bureaucrat）或“技術官僚”（technocrat） 的稱謂。
對于有志成為意識形態精英的人，選擇則截然不同，道路也更漫長曲折。顯然，進入立法界是加入該精英隊伍的最主要途徑。但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很難會被選民相信，將其送入立法這個戰略精英俱樂部。在國家行政部門工作的二十多歲的年輕官員并不鮮見，但二十多歲的國家議員就極為罕見了。以美國為例，2012年眾議員的中線年齡為49.7歲，參議員的中線年齡為51.7歲。考慮到眾議員平均任期為9.8年，參議員為11.4年，這意味著所有精英在進入立法界之前，都已經在各行各業摸爬滾打了多年。從職業背景上看，無論眾議員還是參議員，排在頭五位的職業驚人相似：法律、商業金融、農業、教育、國會助理。其中法律和商業金融是當仁不讓的頭兩把交椅。以權力更大的參議院為例：2012年美國100位參議員中，近60%來自于法律或商業金融界，如果再加上第三位的教育界，這三個領域的人才，占據了美國參議院的近七成。他們是美國意識形態精英的主力，超脫于日常繁瑣的政策執行，通過立法、聽證等形式，把精力集中于制訂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戰略走向上。
成為意識形態精英的另一個途徑，就是通過任命的方式，將社會精英召入行政系統高層。能夠以這種直通車的方式一站進入決策高層的例子并不少見：基辛格、奧爾布賴特、賴斯——這些美國外交的掌門人，在成為國務卿之前都曾任教于高等學府。美國的議員和部長們，還經常通過座談、午餐會等形式，和學界、業界領袖保持頻繁溝通，汲取新鮮思想。
行文至此，尚未觸及西方三權分立中的第三極——司法。 在三權分立高度發達的美國，最高法院往往只在兩種情況下會成為記者關注的焦點：一是頗有爭議的官司打到那里，官們的決定將影響全國范圍內對某政策的理解和執行。最近的兩個例子就是最高法院對奧巴馬政府醫改和同性戀婚姻兩項政策法理性的認可。第二種情況是當某一位法官退休或任內死亡，總統提名新法官人選。因最高法院法官任期為終身制，一位法官會歷經幾任總統，所以該人選對憲法和諸多法律條款的理解，可能對未來幾十年的司法決定產生影響。正因如此，總統希望新法官會成為自己政治遺產的一部分，而立法界，尤其是反對黨的議員則會用放大鏡來檢查新人選的履歷，確保其不會成為現任總統的傳聲筒。有了這個潛在的矛盾，聽證會上往往會是一番唇槍舌劍，激辯有時甚至會讓聽眾受不了。如2009年，在參議會對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候選最高法官的聽證會上，因為不堪忍受一些參議員對自己丈夫的質問，阿利托夫人當場哭了起來。
不過，這樣的故事畢竟鮮見。事實上，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掌控司法權的法官們，處在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吸引的媒體注意力也最少。從使命講，法官們的職責在于闡述和解釋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他們的教育和職業背景卻是最明確的：從頂尖的法學院畢業，從事律師、檢察官或法學教授工作多年。從工作使命上看，司法界可以被看作政策執行精英，但他們高度專業化的教育與工作背景，明確的轄權，長久的任期，精簡的人員，以及日常工作與立法和行政分支的脫離，使得他們在西方政治體系中成了偏安一隅的專業精英，因此本文中不再多做分析。
分工型和交叉型：兩類精英的相處之道
西方政治體系中，意識形態精英與政策執行精英大多數屬于分工型，各有自己的領域。在議會制民主國家中，因為行政首腦也來自于立法機構，這兩類精英在治理的最高點契合，政策執行精英接受意識形態精英的領導。在總統制民主國家，總統產生于獨立的選舉，自己也因此成為意識形態精英的領軍人物，其施政權比議會制民主國家的首相要大。但總統依然時常受到立法機構的掣肘。以現今的奧巴馬政府為例：掌控參眾兩院多數的共和黨，因為對奧巴馬諸多政策的反對和遏制，獲得了“只會說‘不’的政黨”的稱謂（the Party of No）。有些共和黨議員覺得光對奧巴馬政府說“no”不解氣，還要加上個語氣詞“hell no！”——大概只能翻譯成“見他的鬼去吧！”如此爭斗，在美國意識形態精英間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從歷史上看，白宮和國會同時由同一政黨控制的情況很少。意識形態精英間的互相鉗制，其實是美國政治的常態。
在西方國家中，有一個另類，其兩類精英頻繁互動交流，政策執行精英不僅僅履行忠實的施政者角色，也時常占據戰略高度。其在政策制定和施行中的影響，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意識形態和政策執行精英不是分工型而是交叉型，這個另類就是法國。
法國人一向對自己的官僚精英系統頗為自豪。這個系統有什么獨特之處呢？第一個特點恐怕是人數眾多：據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統計，2011年服務于法國公共系統的人數為600萬，占總勞動力的四分之一。而德國與英國，該比率只有13%。換一個說法，就是絕大多數的法國家庭，都和該國公共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或是家里直接有人受雇于國家，或是有親戚朋友在該系統工作。
在如此龐大的隊伍中，擔任中高層領導職位的約有4000～6000人。法國人對這數千精英極為信任與驕傲。這種感情源于三點：其一是法蘭西民族對文化和傳統體制特有的保護意識。法國現今的官僚體制和治理思想，源于17世紀路易十四和其以重商主義聞名的財政部長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重商主義的必然結果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柯爾貝爾國有化的煙草等當時具有戰略意義的部門，還頒布政策吸引外來人才移民法國，同時禁止法國人才的輸出。而這諸多舉措，都有賴于一個具有“統治、干預” 思想（Dirigisme）的官僚精英隊伍。直至今日，Dirigisme依然在法國的政治經濟管理中發揮著深遠的影響。西方政治學在談到體制（institution）時，一個著名的觀點就是體制的創立固然艱難，但一旦成功，就會獲得自己的生命力，很難消亡。這個認識，顯然適用于已具有幾個世紀的歷史、建立在國家統治、干預主義基石上的法國官僚精英機制。
第二點，法國的官僚精英們也確實交出過不少亮麗的成績單。19世紀官僚資本對鐵路、銀行、采礦等系統的支持，為法國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底子。二戰后，法國經濟經歷了所謂“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對國家經濟進行積極干預的官僚精英得到公眾的廣泛贊譽。
第三點，就是法國舉世聞名的精英教育和交流機制。其數千人的官僚核心可分為兩大類：技術官僚，其畢業生大多來自著名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和巴黎高等師范學校（Ecole Normale Superieure）；行政官僚，其畢業生大多數來自于位于斯特拉斯堡的國家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該校簡稱ENA，由當代法國國父查爾斯·戴高樂于1945年創建，每年的畢業生只有百余人，卻在全世界享有盛名。ENA在其不長的歷史里，已經培養出三位法國總統和六位總理，部長、業界領袖、國際組織負責人和其他法語區國家的領導人。一所學校能擁有如此璀璨的成績，恐怕ENA之外難尋了。
從培養結果上看，法國兩類官僚精英的共同點，是卓越的表達能力和數學邏輯能力。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尤其受人尊崇。他們不僅為政府部門工作，也會時常離開政府部門的圍城，到外面的世界去闖蕩，出路多種多樣：有的被租借給領導人做助手、有的去私營企業、地方政府、或高等學府，還有的參選議員。根據《權力與選擇》一書的統計，20世紀70年代，近四分之一的議員是留職的政府工作人員。還有一些精英，成為法語中所說的“長官”（prefect），被國家派駐到地方或部門，建議、監督、協調具體政策的實施。無論是英吉利海峽的開鑿、還是稅制改革，以及法國在歐洲共同市場的作用等議題后面，都有這些代表國家利益的行政長官的積極推動。
總之，法國的精英體制，在西方之所以成為“另類”，就在于其政策執行精英和意識形態精英的分界模糊。前者不甘只做執行者，而是在能力和機制上都有可能成為后者的一員。
中國學什么
了解西方國家治理精英的培養機制，目的是思考如何為我所用。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西方在政治管理經驗上豐富的積累，里面有很多值得中國借鑒的智慧。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西方積累的不僅有經驗，亦有教訓。哲學中源于黑格爾的概念“揚棄”（aufheben）用在這里很合適：對既有機制必須平衡地判斷，拒絕非此即彼的兩分法，而是既拋棄又保留、既繼承又發展。
中國與西方政體迥然。這會使得一些人對學習西方政治經驗產生過分的敏感，甚至不加思考的排斥。但正如本文開頭所言，精英治理不等同于政體，更不是某類政體的專屬產品。有效的戰略制定和高效的政治管理需要人才——這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認識。從中國歷史角度看， 人才培養從思想到實踐都曾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今天的中國，置身于全球化的競爭中，打造“職業化”政府的呼聲更是風生水起。這恰恰說明精英培養是各國都需要面對的考題。
學習借鑒需要找到共通點。西方國家中精英的兩大類型，即意識形態和政策執行精英，在中國同樣存在。而在對這兩類精英的培養上，中國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并不是白紙一張。從意識形態上講，擁有87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是世界第一大政黨組織。但相對于中國人口，黨員比率為6%，當然屬于精英團體。九十多年的革命和執政歷史，使中國共產黨已經具有了相當完善和立體的人才培育體系：從縱面上，有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三級架構，擔任意識形態社會化和人才遴選的功能；從平面上，黨的組織涵蓋各個行政部門，并對軍隊、司法等國家機器具有絕對控制。黨內從組織到紀律再到對外，各種事務都有相應部門負責管理。所以，談起意識形態精英，中國的執政黨不僅不是一窮二白，而且頗有百年老店的底蘊了。
與意識形態精英相比，中國行政系統精英培養起步晚了不少。受法國ENA啟發，與其功能相似的中國國家行政學院于1994年成立，迄今只有21年的歷史。起步晚當然說明了國家在行政專業化、精英化的認識上，經歷了更曲折的過程。建國后以“大躍進”和“文革”為代表的災難性決策，也印證了中國在這方面的后知后覺。但是，追趕型發展亦有其有利的一面。20世紀初著名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其著作《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中指出，初始期相對落后的國家，反而更容易實現跳躍性發展。這一論點同樣適用于今天中國的精英培育制度。［5］事實上，國家行政學院的設立，催生了一大批省市級行政學院的成立，財政、經濟、金融、交通、法律等專業型大學亦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國家級的著名學府也紛紛設立了和行政部門掛鉤的在職培訓項目。一個立體化的行政精英體系初現雛形。
但“搭臺容易唱戲難”——中國和西方治理精英的培養差距，不在組織架構，而在培訓內容和質量等軟件上。最大的差距，應該是體現在“法”的觀念，還遠遠沒有在中國的精英隊伍中作為價值觀確認起來。結合中國的政體，這個差距物化為意識形態精英和政策執行精英分工不清，前者不僅強勢并且過多干預干擾本屬于功能性、非意識形態的管理工作。對于這一點，應該說中國的最高層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前不久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就推進法治建設發表公報，強調執政黨要做遵從憲法法律的標兵，而不是成為法外的特權集團。
在這里還要提一下中國的司法界。與西方國家不同，在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司法人員，只是名義上的司法精英。無論從自身教育還是職業背景，不少人和司法沾不上邊。一個如此專業化的領域卻依靠一個非常龐大的業余隊伍支撐，不能不說拖了法治中國的后腿。
中國兩類精英的影響力嚴重失衡。與此關聯的一點是：雖然國家行政學院的建立明顯受到了法國模式的影響，但在中國，意識形態精英和政策執行精英的交流并不是雙向的。后者接受前者領導的同時，進入前者行列的可能性卻很小。政治上的上升空間有限，再加上社會上的諸多誘惑，導致了不少國家專業行政部門的人才流失。著名政治學者鄭永年曾感慨中國的外交是業務型的“小外交”。但問題是：隨著外交部門戰略功能的逐漸剝離，官員們只可能會越來越保守，越來越滿足于瑣碎但穩定的事務處理。中國現有的不平衡精英體制，很難培養出有戰略眼光的外交精英。
中國與西方的另一個差距是教育的含金量。還是以法國為例：無論是政策執行精英還是意識形態精英，其接受的培訓都強調兩點：清晰的表達能力和數理分析能力。但反躬自省，中國的精英培續體系多大程度上強調了這兩項，尤其是后一項呢？既然行政領域受法國經驗的啟示良多，不妨多建立和完善可以直達天聽、代表國家的類似“專員”制度，監督考核行政培訓內容。目前，中國最高層在反腐中使用的直接派出巡視組制度，可以借鑒到精英培育中。
以上談了不少中國應該向西方學什么。做一小結，可歸納為四點：分清精英分工、促進兩大類精英的力量平衡和雙向交流、內化以法治為核心的理念、提高專業素質。
回到前文所說的“揚棄”，西方經驗亦有其教訓。談到中國精英教育通過西洋鏡需規避的領域，大致分兩種：體制上不相關的，和實踐上失敗的。第一點相對直白：西方兩類精英和三權分立政體的相互投影，在中國為根本制度所不容。中國的政體，決定了意識形態精英擁有憲法賦予的統治法理。中國的精英體制，不能是像美國的明確分工制或法國的平等交流制。如何在強調意識形態精英的絕對權威同時打造一個開放的職業化政府，這恐怕只能依靠中國的為政者自行摸索了。
第二點，就是防止政策執行精英的“獨立王國化”。在這一點上，西方倒是有前車之鑒。以英國為例。以鐵娘子著稱的首相撒切爾夫人，曾是一部名為《是，大臣！》（Yes Minister）諷刺劇的熱衷觀眾。其原因就是這部戲對英國的行政腐朽化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諷刺。劇中的主人公哈克爾大臣作為議員，顯然是意識形態精英的一分子。哈克爾被派駐為某行政部門大臣后，雖然有自己的想法和戰略，但卻處處受到終生供職于該部門的執行官僚們的陽奉陰違。常務次官阿普比爵士，表面上對哈克爾點頭哈腰，實際上卻處處設卡，讓哈克爾一事無成。盡管劇情是虛構的，但該劇能成為撒切爾夫人的最愛，恐怕是她從中體會到了不少真實中的荒唐和無奈吧。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但在官僚體系，進了營的兵很有可能呆上一輩子，倒是領頭的換來換去。有了這樣的體制安排，難怪終生供職于該部門的阿普比爵士，會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對大臣極盡敷衍。
與英國的例子相關聯的，就是歐盟所謂“民主赤字”的問題：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深化，歐盟在經濟、金融和其他功能性領域，越來越像一個國家。而統治這個國家的，不是各國的領導人和意識形態精英，而是位于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官僚精英們。問題是：這些官僚都是通過任命制而不是民選產生。他們的決策，雖然理論上可能有利于整個歐盟，但卻可能會對某些具體國家或某些行業產生負面甚至致命影響。歐盟畢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國際組織。一個國際組織的官僚精英，開始凌駕于以民意為基礎的意識形態精英之上，造成民主的空洞化。這不得不說是國際化帶來的新問題。
另一個精英退化的例子來自于鄰國日本。戰后日本經濟的騰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素質極高的官僚隊伍，尤其是通產省。美國著名學者查莫斯·約翰遜為此還寫了一本專門研究通產省和日本經濟奇跡的著作，一時成為東亞學者的必讀書目。［6］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通產省的官僚越來越呈現思維僵化閉鎖的傾向，政策效用越來越低。日本民主黨于2009年變天成功后，其首相鳩山由紀夫曾聲稱要將執政權從官僚手里奪回來。這個口號本身，就體現了日本意識形態精英和官僚精英的緊張關系，而事實確是以鳩山和民主黨敗下陣來為結局。2012年，和官僚精英一向采取井水不犯河水態度的自民黨回歸，日本官僚的獨走現象，恐怕還會繼續下去。
結語
“精英治理”不僅是中國的政治治理難題，更是橫亙在全球執政者面前的一道坎。如何協調意識形態精英和治理精英的關系，各國各區域都在探索之中。歸根結底，各國道路不盡相同，效果不一而足，但思路都有想通之處：精英育成，就像要筑成一條充滿入口和出口的高速路——一個有生命力的精英培育系統， 必須是一個開放、平衡和充滿交流的架構。意識形態精英抓思路和大局、治理精英抓執行和落實。而兩類精英共需的，是對“法”這個價值觀的內化。而這，也正是中國新一屆黨政最高機關的共識。
（作者單位：美國丹佛大學政治學系）
注釋：
1.Michael Kazin, Rebecca Edwards, and Adam Rothman edited,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W. Phillips Shively, Power & Choice: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4th edition, McGraw Hill, 2014.
3.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4. Kay Lawson, The Human Polity: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5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3.
5.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6.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