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
帝國型塑于邊疆，這是一個越來越為人所熟知的觀點。而在帝國向所謂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邊疆同樣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因為處于不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相互交疊、相互影響的地帶，邊疆的現代演化呈現為各種跨界勢力的吸納、融合、排斥和重組。邊界一方面被打破，一方面被重塑，邊疆建構（frontier building）恰與我們熟知的民族構建（nation-building）和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相互纏繞，而歷史的延續性和斷裂性，就在邊緣地帶同時顯現出來。近代中國的邊疆建構歷程，與中國應對現代化挑戰、重新整合內部資源、內化外來資源、并最終重塑“中國”的過程聯系緊密。
在現代中國邊疆建設的討論中，延邊是個容易被忽視的地方：一方面，在19?20世紀清帝國的四大內亞邊疆中，延邊所在的東北地區，其內地化過程看上去最為成功；另一方面，與朝鮮半島隔圖們江相鄰、總面積略大于臺灣的延邊，又屬于東北內部相對穩定的邊陲地區。因此延邊的“內化”或多或少地會被視作理所當然。但借由歷史梳理可知，延邊曾經爆發的矛盾和沖突（領土、民族和國際），其激烈和復雜程度并不亞于西部。因此，這種相對的“成功”和“穩定”背后，恰恰揭示出近代中國邊疆建構和民族國家建設的某種獨特經驗。本文探討的，并非延邊地區如何成為（靜態的）“中國”的一部分。相反，本文試圖把“中國”看作一個在帝國和民族國家間動態演化的過程，并考察此過程是如何在延邊發生和展開的。
延邊作為多邊邊疆
20世紀初，“延邊”一名尚不存在。圖們江以北的廣闊地域，因毗鄰長白山，曾是清帝國封禁政策的核心地帶。整個吉林治理以八旗制度為主導，延邊地區屬琿春協領，轄于寧古塔副都統。1860年，清廷被迫將烏蘇里江以東棄于沙俄后，為強化地方防御，升琿春協領為副都統。1880年代起，這里被辟為禁放之地，清廷委任吳大澄負責寧古塔邊務。漢人官員介入“龍興之地”的管理，民政機構亦開始設置。1902年，清廷在此地建延吉廳。而后“延邊”一詞，一直作為非正式用語，泛指當時圖們江邊的延吉、和龍、汪清、琿春一帶。直到抗戰結束以后，“延邊”作為正式行政區劃名稱才逐步固定。
有清一代，東北既是滿洲的根本重地，又是抵御沙俄擴張的前沿，對內（漢人）對外（俄人）皆需防范。時至近代，俄國拓殖到圖們江口，日本則通過朝鮮半島打開通向東北的東線門戶，清朝為固邊守本，不得不馳禁招墾，鼓勵漢人移駐，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生態隨之劇變。延邊地區地處中、日、朝、俄夾角，又有朝、滿、漢、回雜處，實在是一個多邊的邊疆，也可謂是一個“跨體系社會”。今天的延邊是朝鮮族自治州，因此談到延邊社會，學界多提“跨境民族”。這當然沒有錯，不過要理解這個跨境社會的形成，我們不能僅局限于中朝邊境，因為本地社會的起源和展開，從來不只與中朝兩國相關，而是帶有極強的區域性和全球性。
1870年代，朝鮮咸鏡道貧民開始大規模地越江墾荒，這時正值俄國吞并了整個烏蘇里江以東的清朝領土。兩者的同時發生并非偶然：沙俄在與英國的中亞大博弈中失利，轉頭向東，并利用清朝的內憂外患，得到東北歐亞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領土。俄國為了鞏固帝國的新邊疆，大規模征召朝鮮貧民墾殖。而此時朝鮮積弱，更是天災人禍不絕，這亦促使貧民冒死越邊。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就留在延邊地區，成為最早一批農業居民。甲午以后，日本加速殖民朝鮮，更挑起日俄大戰，日本獨吞半島，覬覦滿蒙。以上構成20世紀朝鮮人移民東北（特別是延邊地區）的最大推力。吞并韓國后，日本殖民勢力和資本勢力聯手，將朝鮮半島打造成帝國農業基地，移來大批日本農民。失地的朝鮮農民只好移往滿洲，漸次填補日本帝國的下一個邊疆。
帝國主義的地緣爭奪，以及資本主義的侵入，使得清廷再也無法維持“龍興之地”的騎射之風。東北作為滿人的故鄉，越來越只存在于神話和想象當中。其實滿洲特質的衰落，早在嚴行封禁時就已經開始了。八旗主力久居中原，幾乎無人愿遷居關外、戍守苦寒邊地。寧古塔、琿春地方旗人，屯墾日久，也逐漸農業化，原有旗地亦大量地流于民人之手。至于漢人偷越柳條邊，或淘金伐木、違禁開荒，或偷獵采參、嘯聚山林，更是晚清東北治理的一大難題。19世紀后期，琿春轄區大半開放。肥沃的土地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很快讓琿春成為一個跨境農業、商業中心。圖們江北的米谷收成是朝鮮北部重要的食品來源；琿春城亦成為區域商業重鎮，是人口一度僅次于吉林城的吉林第二大市鎮。這反過來也更加刺激了地緣政治和資本的爭奪。在某種意義上，延邊是清代東北逐漸“去滿洲化”、被強行納入新帝國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縮影。
因此延邊早期歷史，一開始就帶有多邊競爭、帝國消漲的復雜主題。當然，這一性質并非延邊地區所獨有，所應注意的是，這個多邊邊疆如何消化這些主題，并在此過程中，重新定義人民、土地、國家，進而擴展了“中國”這一概念。
斷裂與延續：從“墾民”到朝鮮族
近代中國的相關歷史敘述多在強調歷史的斷裂。但假使只看到斷裂，其實就是拿“中國”這一極具韌性的發展過程，去適應“現代化”這一短時性的、目的性極強的框架。這樣一來，古與今，舊與新，內與外，往往互為反證、難以通約。倘若把這套敘事主線施之于邊緣地區、少數族群，則更易把原本作為歷史概念的斷裂施之于現實；把時間的區隔（前現代/現代）變成空間的區隔（中原/邊疆）。而如果從邊疆出發看中國，也許可以發現斷裂之外的另一面。
近代國族敘事，本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對歷史進行倒推的理解。因此會有學者把東北朝鮮“族”的歷史，上溯至皇太極擄掠的朝鮮兵民。但這種人口流動和近代民族建構的機理完全不同。“朝鮮”成為“族”，產生于東北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朝鮮族是現代中國民族體系中形成較晚的族群，是在百萬人口以上民族中，最晚才在中國境內形成“小聚居”的，其確立為一族的過程也頗為曲折。
1880年代初，負責琿春放禁的清朝官員發現，圖們江北岸有數千朝鮮邊民越墾，已開荒地2000坰。按照清朝法律和慣例，一旦發現越境邊民，應立即刷還、嚴懲。但迫于墾民人數眾多，況且俄羅斯的威脅近在眼前，吳大澄與吉林將軍銘安上奏，建議將這些越墾貧民就地安置。鑒于這一創新性舉措與嚴禁越界的律例不符，封疆大吏們必須拿出超越律例的政治原則，將其合理化。在奏折中他們強調，朝鮮本是清朝藩服，朝民亦天朝赤子，而“既種中原之地，即為中原之民”。也就是說，在現代國籍概念尚不存在的時候，邊界并不成為區分彼此的絕對條件，“天下”概念和“宗藩”政治原則，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超越地理區隔。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話語表述中，延邊地區（甚至可以說整個東北），都可被比擬為“中原”，那么不但清朝與藩屬的界限可以跨越，帝國腹地與邊疆的界限，也頓時消失。
但朝鮮畢竟不是清朝直接管轄的地域，朝鮮無論怎樣“如同內服”，畢竟不是大清撫輿。吳大澄等人并非完全取消彼我界限，他們提出，要給定期限，讓朝民“易我冠服、遵我政教”，即以剃發易服和文化制度，來重新建立內外區隔。只不過這些可以從緩，“姑照云貴苗人，暫從各便”，即把清帝國處理西南邊疆定居苗民的模式，用來處理東北邊疆移居墾民的問題，既提出長遠目標，也承認并允許當前的差異。
宗藩話語所提供的合法性，不但為清朝官員所用，也同樣為早期朝鮮墾民所用。他們雖然辯解說，自己跨越的界限（豆滿江，即圖們江）并非兩國邊界，江北一帶乃朝鮮的閑荒之地（由此引發出長達數十年的領土爭端），但仍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儒家政治理念，懇請“天朝”開恩，準許他們定居于此。此后，圍繞朝鮮墾民身份的博弈，大致沿著是剃發易服還是保持朝鮮人心理、社會、文化習俗的方向展開。在此過程中，墾民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某種默契，即墾民以家長一人剃發而編入清朝民籍、換取土地權益，地方官員則默許其他人保留原有習俗。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清末民初，此時延邊地區的朝鮮人增加到近30萬。
日本吞并朝鮮后，以現代國籍法原則，強行認定海外朝鮮人為日本國民，并借由延邊的外交、金融等機構滲透吉林，蠶食主權?！皣背蔀闁|北地方官員和延邊朝鮮移民迫切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近代中國的國籍條例，最初是為規范海外漢人移民的管轄權，但延邊地區則是一個特例，其主要問題是確定對“外國人”入籍中國的管理。為此東北地方當局在中央政府規定的原則下，靈活變通，一面強化對墾民入籍的要求，并簡化手續、鼓勵入籍，一面采取各種手段阻止未入籍的朝鮮人擁有土地。
此時的延邊地區，新移民大量涌入，其中不少人有著相對鮮明的反日獨立意識。延邊不但成為最大的海外朝鮮人聚居區，而且是反日獨立運動的最大基地。由于朝鮮作為國家已然不存，一批移民出于生存需要或反日目的，主動申請加入中國國籍。但這種情況并不是主流，多數普通朝鮮移民的生存策略，是寄寓于中日爭奪之間，在國籍問題上保持模糊性。于是在19世紀的“入籍”（戶籍）和20世紀的“入籍”（國籍）之間，延邊地區朝鮮人仍然保持其最基本的身份認同，即作為朝鮮人的“族籍”。這也反映在民國東北地方官員編纂的方志中，在1920年代的《琿春縣志》里，“墾民”與“漢族”、“滿族”、“回族”及 “僑民”（僑居本地的日俄人）并列，出現在“民族”一項統計中。此時雖無“朝鮮族”的稱謂，但“墾民”就是指朝鮮移民（包括歸化入籍者和未入籍者），其位置介乎“（我）族”與“（外）僑”之間。中國共產黨，在1928年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則已將“滿洲之高麗人”看作“中國境內少數民族”，這可被視作中共處置東北朝鮮人思路的起點。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并扶植起滿洲國，東北朝鮮人國籍問題暫時擱置。但在整個日占期間，有不少朝鮮人參加到東北及全國地區的抗日運動中，甚至在東北的抗日武裝里，朝鮮人占了大多數。朝鮮的共產黨人，在共產國際指示下，也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中共滿洲省委管轄。從全國范圍看，此時滿洲雖然被日本控制，但東北作為中國一部分的觀念，在全體國人中大大地強化。直至日本投降、東北及朝鮮光復，朝鮮人的國籍問題才再次成為焦點。與國民黨總體視東北朝鮮人為寓居的“僑民”不同，共產黨允許他們自由選擇國籍和去留，留在中國的即為境內民族，享有土地權益。大部分延邊朝鮮人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二、三代，家園和故國之間有了較為明確的區分。超過百萬的朝鮮人最終選擇留在東北，并和漢族農民一樣，在之后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戰爭中，成為中國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東北解放以后，關于延邊地區的民族自治方式曾有不同意見，在延邊長大、參加抗戰的朝鮮族革命家朱德海力排眾議，確定實施區域自治制度。1952年，“延邊朝鮮族自治區”成立（后改為自治州），成為中國最早的民族自治區域之一。
朝鮮人從“亦天朝赤子”，到“（入籍）外國人”，再到“朝鮮族”，是特定歷史情境下博弈、選擇的結果?！俺r族”的形成既包含前近代天下觀念的遺留，又是近代殖民與反殖民斗爭的產物，更體現農民階級對家園的認同和對土地權利的追求，并不單純是由上層精英們的國族想象衍生而來。反而是“中國朝鮮族”概念的自我確立，使得作為現代建構的“中華民族”，有了更豐富具體的含義。
矛盾與統一：從“存儲地”到現代主權
人的歸屬感往往與土地密不可分，土地權益在從“墾民”到“朝鮮族”的轉變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延邊從一塊皇家禁地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疆域，也反映出領土和國家觀念的近代重構。
1880年代初，在朝鮮邊民越墾、銘安和吳大澄等人力主吉林開禁的同時，光緒皇帝還在一處朱批中強調，吉林為旗人的根本重地，應最重騎射，次重放牧，而農業為最末。理由是放禁會導致奸民聚集，并令本地淳樸風尚漸失。此時的東北，至少在皇族心中，仍被看作一塊蘊藏帝國氣運的“儲存地”。但在資本主義強勢沖擊下，實質空虛的“龍興之地”已無法被繼續雪藏。封禁數百年之后的開放和開發，很快導致所有權的糾紛。吳大澄和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據理爭回俄羅斯侵占的圖們江口黑頂子地區，但與此同時，圖們江作為中韓邊界，先是被越墾的朝鮮貧民質疑，進而遭到剛剛進入條約體系的朝鮮政府否認。清廷與朝鮮的劃界談判，仍然恪守宗藩原則，但最終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甲午戰爭以后，東亞天下秩序徹底解體，日本利用中朝領土爭議，挑起“間島”爭端，并欲以現代主權觀念，否定東北的中國屬性。
在延邊地區的現代主權化過程中，晚清的滿漢大臣、反清革命黨人以及北洋政治集團這幾個傳統近代史敘事中既重要又涇渭分明的群體，其努力方向卻表現出相當的一致性。從邊疆區域出發，促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思、調整以往以孫中山革命為中心、聚焦于中原的敘述主線。
延邊地區和東北從“根本重地”的“祛魅”，首先表現在對俄羅斯擴張的反應。1870年代，在盛京將軍崇實的倡導下，清廷的東北治理開始向旗民雙重管理體制轉型。銘安、希元、長順等幾任吉林將軍，以及吳大澄等邊務大臣，都力主移民實邊，并重整軍備、創設民政、開辦廠礦、建立學校，使得吉林這一社會經濟意義上的邊緣地帶，開始與內地的自強改革聲息相通。最初來到東疆的漢人官吏，多為李鴻章淮系及北洋系閣僚，這些人很多有處理朝鮮問題的經歷，對東疆的認識和了解相對深刻。及至1907年東北設省，徐世昌成為首任東三省總督，唐紹儀、朱家寶、程德全署理奉天、吉林、黑龍江政務。在其任內，徐世昌將他力主的新政改革施于東北，大力整頓邊務。北洋系人物繼承前清政治版圖，不但持續完善官僚體系，且在主權問題上態度鮮明。
自此直至東北易幟、九一八事變，東北軍政大權，大體掌握在北洋系人物手中，這在客觀上使得東北政務相對穩定、主權建設相對延續。辛亥革命、清帝遜位、民國肇始等劃時代事件，對東北政局的沖擊并不算大，對于延邊的影響更小。清末到民初延吉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浙江人陶彬，自光緒三十三年（1907）署延吉廳同知，長期主政該地（中間僅短期外調），至民國十七年（1928）在延吉道尹任上病逝。他一面盡力防阻日本侵蝕，一面大力興學撫民，在20世紀早期延邊地區的主權建設方面貢獻卓著。
而談到對日本蠶食延邊的抵抗，更要提及吳祿貞、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的業績。與孫中山、黃興等在邊疆問題上表現的曖昧態度不同，吳、宋這兩位留學日本的革命家，對日帝的蠶食意圖早有洞察，對延邊的經濟、戰略重要性認識獨到，在捍衛東疆主權上堅決作為。吳祿貞潛伏新軍內，深獲徐世昌信任，受命出任清廷之延吉邊務幫辦，與日本殖民機構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并通過實地踏查，撰寫《延吉邊務報告》，力證圖們江北為中國領土。宋教仁則利用日本搜集的大量歷史地理資料，以國際法為理論武器，撰寫《間島問題》，化名交予清政府，以利外交。兩人在從事反清革命的同時，并不視滿洲外在于中國。一從地方實踐、一從外交話語，對延邊現代主權的確立起到巨大作用。延邊在他們眼中不僅是滿人故土，還是中國在整個東亞地緣競爭框架下的戰略要沖。
通過上述人物的實踐，延邊地區完成了從“龍興之地”到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之地的“再領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轉變。而這一事例，其實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變化的一個具體個案。其過程從晚清一直持續到九一八事變前，其中不同的政治集團雖然對“中國”抱有大相徑庭的認知和愿景，沖突不可謂不激烈，但于東北邊疆治理上卻形成相當的統一性。當然，這種統一步調的出現有其偶然，在其他內亞邊疆也是少見的。
從延邊看現代東亞
延邊地區是現代中國的發生地之一。而作為多邊邊疆，對它的經營和構想，也涉及日本的帝國構建和朝鮮的民族構建。實際上，在延邊展開的近代歷史不僅是中國歷史中的一章，更體現東亞世界的相互糾結、影響和重構，我們看到“中國”在這一邊疆地區展開的同時，也看到近代日本和朝鮮在此地的展開。三者相輔相成。
日本對延邊的重視，始于日俄戰爭。在日本的地緣構想中，延邊不僅是遏制俄國的戰略要地，也是連接朝鮮半島和滿蒙的必經之途。而且，由于圖們江直通日本海，為日本通向東北的捷徑，打過圖們江流域，就可構筑日本所夢想的連通日、韓、滿、蒙的東亞經濟、交通、資源網絡。因此，在日本軍方和亞細亞主義者眼中，延邊地區直接關系到帝國的大陸命運。
自20世紀初開始，日本即開始了對延邊（“間島”）地區的考察，對這里的地理、歷史、物產、氣候、交通、風俗等無不詳細調查。日后著名的漢學家、京都學派代表人物內藤虎次郎（湖南），即是從接受日本外部委托調查邊界爭議開始，正式轉型走上學術道路。內藤在最終提交給日本外部的《間島問題之私見》中，對延邊主權避而不談，只強調此地地勢與經濟、鐵路等方面的關聯性，認為若該地屬于韓國，則比屬于中國更為便利。他還建議，如果和中國政府談判，可以承認中國主權，來換取日本在滿洲的經營特權，并把延邊地區建成日本人和朝鮮人的經濟和司法特區。他的意見極具代表性。以帝國角度視之，主權乃虛名，路礦為實利。日本此后對延邊的經營，大致按照這一模式。延邊被看成是朝鮮殖民地向滿洲的自然延伸，所以日本在機構設置、人員調配、經濟整合各方面，皆由朝鮮總督府和外務省共同擔當，是以外交之名行殖民之實。這點與日本在東北其他各處的殖民，多借南滿鐵路和關東軍實施的模式很不相同。
“滿洲國”時期，日本提出“五族協和”的建國論述（五族指滿、日、漢、蒙、朝）。延邊自然成為實踐這一“王道樂土”思想的重要場域，是帝國合法性的關鍵一環。“滿洲國”在延邊設間島省，歷任省長除首任蔡運升為滿人，其余皆為日人（5名）或韓人（2名），顯示延邊在殖民版圖中占據的特殊地位。
近代以來，不少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者以長白山和滿洲喚起對民族共同體的想象。長白山這個遲至18世紀后半葉才被朝鮮英祖確定為王室祖宗圣山的地標，亦在殖民壓迫的外力作用下，轉化為寄托全體朝鮮人精神的地理符號。在重寫民族史的努力中，申采浩等啟蒙史家，為突出朝鮮“民族”的主體性，刻意強化古朝鮮-扶余-高句麗-渤海譜系，甚至把神話中的檀君塑造為民族始祖，一方面拋棄朝鮮傳統的儒家史觀，一方面呼應中日兩國類似的神化國史的努力，更重要的則是以歷史建構來反抗現實壓迫。滿洲于是成為象征著朝鮮“民族”進取性、抗爭性的精神家園。在申采浩看來，民族的未來取決于滿洲，朝鮮之新民，亦必先從海外韓人群體中產生。
聯系20世紀前期延邊朝鮮人群體中的民族主義教育和抗爭運動，這一預測并非虛言。朝鮮人學校最先在延邊蓬勃興起，之后擴散到東北所有朝鮮人社區中，培養了大批反日獨立人士。他們很多人后來走上武裝抗日道路，成為整個東北抗日力量中重要的一支。其中金日成和他的抗聯部下們，更是戰后創建和維系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延邊及東北是現代朝鮮國家的策源地之一，并不夸張。
圍繞延邊的土地與人民的多邊歷史演進，展現了中國及整個東亞現代轉變的多重主題。晚期帝制與近代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反抗性民族主義彼此疊加；多元的族群建構和一體的國族想象相互作用，構成一幅復雜、互動的邊疆–國家圖景。
歷史學家杜贊奇在《主權與真確性》一書中，將“滿洲國”視為日本以亞洲思想資源展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試驗場。循著這個思路，我們或許可以說，19?20世紀在圖們江流域所展開的現代中國/日韓的國家與民族構建，是一個來源更為龐雜、結果更為多元的實驗。
當然，所謂的實驗，實際是思想和實踐的交織，是一種在不斷的壓迫和反抗、沖突和妥協中求解現實問題的過程。在多重的矛盾斗爭中，延邊一面繼承了東亞傳統的邊疆治理和宗藩政治模式，一面又和20世紀反帝、反殖革命的主潮高度契合，使這一邊疆地區不但與中國整體近代命運相通，而且映射出“中國”如何在與區域的互動中，重新定義自身。在這個意義上，延邊為理解中國的民族、疆域和東亞國家間關系，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作者單位：美國瓦薩學院歷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