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王俊秀
一、信息時代的競合特點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把國家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生產要素導向、投資導向、創新導向、財富導向。對中國而言，前面兩個階段都行將過去。由于在完成財富積累之前就迎來了減速期，面對想象力競爭的新態勢，必須轉入創新導向階段。
圍繞創新“霸權”的中美競爭已經拉開序幕。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顯示，在專利申請件數方面，中國在2011年超過美國，此后穩居全球首位。但在得到承認的專利件數上，美國仍占據優勢。在研發投入方面，2009年時中國已經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技術仍嚴重不足。在由量到質的轉型中，中國必須發展附加值高的產品和服務，并將其培育為新的增長引擎。
另一方面，當代的思想家，仍然沿襲國家的視角來觀察國際生活的運轉。而事實上，國際舞臺的主角已然發生變換。一個事實上的“網絡國家”（Netstate）正在崛起，威脅著現有的民族國家。今后幾十年，我們將會看到民族國家進行一場激烈的但可能是徒勞無功的戰斗，企圖對一個越來越強大的、單一的全球互聯網施加控制。
1576年，法國律師讓·博丹在他的《共和六書》中首次提出“主權”概念，這個概念后來被民族國家接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于頂點。二戰以后，這種主權理論開始走向衰微，例如，博丹當年將對金錢、信用和財政政策的控制列為主權國家的三大支柱之一。但全球化經濟早已發現了主權國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可以在瞬間給任何國家造成經濟地震。可以說，在全球共同體內，很多中國人所理解的主權的對內和對外方面的絕對性既不符合實然，也不符合應然。主權除了對外向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全球公民社會組織轉移，對內也在向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轉移——國家主權在現實生活中正開始走向真正的多元化。
互聯網的出現令主權更加復雜化：網絡促進相互依賴，數字革命要求國家政府間彼此合作，無論在制定國內或是國際政策的時候都如此。
二、信息空間中的大國
在這里，我們借用馬克斯·H·布瓦索提出的“信息空間”概念，來幫助理解當下國家間的技術競爭態勢以及由此帶來的國家實力動態變化。“信息空間”概念描述了知識和信息在數據化后獲得了巨大的流動性，在事實上改變了社會規則，和現實發生劇烈沖突。我們使用“信息空間”的概念是以其展現未來的社會圖景：一方面現實空間所有的人、財、物、行為都終將會越來越多地遷移到網絡空間中，形成巨量的網絡數據和映射關系；另一方面，網絡上的信息將以數據的形式構建新的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溝通，通過對數據價值的挖掘提升現實社會的運行效率，從而深刻影響現實社會。
信息技術的每一次變革都會帶來產業變革，而這一變革的核心力量是數字信息的規模。據IDC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數據總量突破了ZB大關（1ZB約為1萬億GB）。2011年，產生與復制的信息量超過1.8ZB——在5年中增長了9倍。而在2014年的報告中，數據增長的趨勢進一步明確：“由于物聯網，數字宇宙每兩年翻一番，2013年到2020年數據量將增長10倍，從4.4萬億GB到44萬億GB。”數據數量的增長帶來了對其價值的重新認知。擁有海量數據的平臺企業代表了信息產業的發展方向。
信息的價值被重新挖掘塑造，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重心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軟件和服務業：從inside到outside（從重視產品到重視生態環境）；從scale up到scale out（從縱向擴展到橫向擴展）；從關注設備、軟件到更關注數據；從賽博空間（cyberspace）到人機物三元融合世界。
2012～2013年，移動互聯網興起，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硬件不僅打破了原有PC對于網絡使用的空間限制，還帶來了更豐富的個人數據生產和傳輸，并由此推動了O2O商業模式的興起——將線上行為與線下消費直接聯動，越來越多的實體產業從接受網絡支付開始慢慢被重塑。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正走向網絡化和智能化，產業鏈重心也從制造業轉向數據和信息內容本身。
此外，云計算和移動互聯網快速打破了行業間的隔閡，互聯網平臺企業借由數據向傳統產業不斷輸出影響力。信息技術與醫療、教育、金融等行業的深度融合不斷拓展出新型應用，引發商業模式變革。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紛紛提出信息政策，尋找國家未來發展的驅動力量。在后文中，我們將試圖從平臺和國家戰略的角度解析當前信息空間競爭的主要格局，從而把網絡的今天與明天連接起來。
當數據化的信息開始流動起來，速度、數量、內容的爆發性增長形成了一個“全球網絡生態”，而互聯網企業則是這種“全球網絡生態”的具象化形態。當下信息空間的主要發展動力就來自于此。
平臺型企業并不是信息時代的首創，但是平臺型互聯網企業將這一模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們從制造業可以看到類似的情形，例如波音公司把一架飛機分解為無數零部件和模塊，交給供應商生產，甚至讓供應商參與零件與模塊的研發，而自己則成為一個設計和系統集成的平臺，其核心能力體現在對系統和流程的設計、控制和優化。在信息技術時代，平臺型互聯網企業對這一模式加以提升的重要標志是，其整合能力已經突破了單一生產鏈條和產業的相關性屏障，形成了一個多點突破與多鏈延伸的網狀結構。
在這種迅猛整合的背后，是信息流動的本能欲望，而信息流動則是互聯網的本質意義。人類使用新的信息技術最終塑造出了完全不同于物質商品的消費形式，使得信息流動具備經濟價值，而信息流動的價值杠桿又將影響物質世界。
截至2015年，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達到32億。其中使用率最高的是歐洲，擁有互聯網接入的家庭占比82.1%，其次是美國的60%。在個人網民方面，中國互聯網用戶約6.49億，普及率47.9%，占全球互聯網人數的22%；美國互聯網用戶2.8億，普及率87%，網民約占全球10%。中國參與互聯網的個體最多，而且正處于快速增長期，參照美國的數據，中國互聯網滲透率仍將繼續迅猛增長。
根據Alexa網站統計，全球流量前100名的網站中，中美兩國網站占據了半壁江山：美國網站數量為33個，中國19個（此數據未計算美國的全球網站在其他國家的統計數量，若將谷歌、亞馬遜等在其他國家的網站包括在內，美國的數量為56個）。
根據2015年“互聯網女皇”瑪麗·米克爾的報告，全球互聯網上市公司中市值前15名的企業充分體現出中美的高集中度，見表1。
如上所述，平臺型企業成為互聯網發展的必然趨勢。目前在信息領域中，產業鏈向上下游延伸，呈現更大規模的垂直整合，形成生態系統。無論是從流量還是從市值上看，排名靠前的互聯網企業已經脫離了單一功能或單一產品的階段，依靠龐大的用戶規模形成了平臺化商業模式，并從平臺中獲取企業升級動力。在全球范圍內處在第一集團位置的臉書、蘋果、谷歌和微軟，它們將決定互聯網發展速度，引領互聯網產業走向，以蘋果和谷歌為代表的“操作系統+硬件終端+服務平臺”發展模式將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緊密結合在一起。隨著傳統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及相關產業的融合，社會化網絡和智能終端開啟的平臺移動化和智能化將加速這個生態系統競爭的激烈性和復雜程度。互聯網企業營收多元化，各產品和業務的交融，會使生態系統內競爭個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在中國，以 BAT（百度、阿里和騰訊）為核心的互聯網企業，在海量用戶數據資源的基礎上，嘗試將信息數據與現實需求結合，通過構建售貨機、一卡通、團購、拼單、同城服務等多種途徑重構本地服務，帶動網上流量向線下消費行為的轉變，形成了近年來具有中國特色的O2O產業模式。
從網絡和信息空間的角度來說，最近十年中國的崛起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互聯網上市公司全球排名前10位中，除中國占據3席，其他均為美國公司。中美兩國已成為信息空間中的雙子星座。
三、各國的信息空間戰略比較
從歷史上看，核心技術變革是改變一國實力和國際格局的重要力量。當一個蘊含巨大變革的未來遠景日益清晰的時候，獲得并使用這一核心變革將是國家快速發展的重要機遇。
（一）美國：進取型政策
美國互聯網經濟發展持續在全球范圍內保持領先，主要得益于美國的網絡空間社團組成了立體化的協同管理模式。這種協同化、社會化的管理架構的形成，離不開政府在戰略層面的重視，同時也離不開全社會長期的培養和完善。
首先，美國的數據開放戰略，使政府始終保持著對創新的最快反應，率先對大數據革命做出戰略反應。2009 年，美國聯邦政府發布《開放政府指令》，推出了“Data.gov”公共數據開放網站，開放的數據與開源的技術使其成為了美國社會智慧與創新的聚集地。
2012年3 月，美國聯邦政府發布《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正式啟動了“大數據發展計劃”，投入超過2 億美元；同年5月，聯邦政府發布《數字政府戰略》（Digital Government Strategy），致力于為公眾提供更好的數字化服務，圍繞數據進行一系列措施的全面推進，使大數據對美國政府的影響逐步顯現。2013 年5 月，奧巴馬總統簽署第13642 號總統行政令，對聯邦大數據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準則，強調在保護好隱私安全性與機密性的同時，將數據公開化以及可讀寫化納入政府的義務范圍。次年5 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向奧巴馬提交了一份名為《大數據：把握機遇，維護價值》的報告，闡述了大數據為美國經濟、人民的健康和教育、能源利用率以及包括信息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其次，美國的寬帶政策有助于彌合其國內制約信息產業發展的“數字鴻溝”障礙。雖然美國擁有大量“中間公里”主干網絡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提供高速互聯網服務，但很多消費者仍舊未能接入關鍵的“最后一公里”網絡，特別是在農村地區。但恰恰就是這“最后一公里”連接能夠實現網絡的提速。比如，美國城市地區94%的居民可購買寬帶服務，但在農村地區，只有51%的居民能夠得到。而在更高網速的寬帶市場中，競爭幾乎是不存在的。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沒有選擇25Mbps網絡服務供應商的機會，但25Mbps恰恰被認為是能夠享受互聯網連接全部效益的門檻。
因而美國聯邦政府已經采取了積極的措施支持寬帶發展，承諾撥款數十億美元用于部署“中間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網絡基礎設施，并確保美國的公立學校和圖書館接入高速寬帶網絡。為此，奧巴馬于2014年11月公布了確保網絡中立性，保持互聯網向新的競爭和創新開放的計劃。這將有助于保證沒有一間公司能夠作為數字內容的看門人而獨立存在。
2015年初，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以下簡稱FCC)通過了網絡中立新規則，確保任何內容不被屏蔽，同時，互聯網也不會被分割出網絡及媒體公司可以付費使用的快速路和其他用戶使用的慢速路，這是網絡中立概念的核心原則。
而早在2009年初，美國就已經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同年12月，奧巴馬政府公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提出從七個方面推動“再工業化”。2010年8月奧巴馬簽署《制造業促進法案》，希望恢復美國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優勢。此后，在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美國相繼啟動《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實施“再工業化”。
美國“再工業化”強調“先進制造業”，即并非簡單再造勞動密集型低端制造業，而是希望在其發達的信息產業、高端制造業基礎上重新定義產業價值鏈，從而重新建立美國對全球化工業網絡的影響力。因而選擇了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能源、新材料、精密儀器、運輸工具和電子產品等行業。
“工業互聯網”概念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提出的呼應“再工業化”政策的產業行動。2011年，GE在硅谷建立了全球軟件研發中心，啟動了工業互聯網的開發，包括平臺、應用以及數據分析。次年11月，GE發布《工業互聯網：沖破思維與機器的邊界》報告，將工業互聯網稱之為200年來的“第三波”創新與變革。
為實現持續創新，解決美國面臨的最緊迫挑戰（確保更多的美國人健康、長壽，加速向低碳經濟轉變等），促進經濟增長并共享未來繁榮，2015年10月，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EC）與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STPO）發布了新版《美國創新戰略》，提出將在未來重點發展先進制造、精密醫療、大腦計劃、先進汽車、智慧城市、清潔能源和節能技術、教育技術、太空探索、計算機九大新領域。
出于對網絡空間在全球范圍內擴大趨勢的認知，美國亦開始重視在全球基礎上解決網絡空間安全的問題。2009年5月奧巴馬發布《網絡空間安全政策評估》（Cyberspace Policy Review），提出了美國的網絡空間戰略，即在國家技術標準和法律準則范圍內解決領土管轄、主權責任和使用武力等問題。同時，美國需要在國際網絡安全政策中發揮美國政府立場以及加強國際伙伴關系。報告還提出設立網絡安全協調員來統管網絡安全事務，包括制定一個覆蓋國家網絡基礎設施的全面國家安全戰略，以及在網絡安全政策和戰略方面進行跨部門協調。
近年來美國政府逐步明確了多利益相關方治理模式的理念，并希望將這一模式推廣成全球網絡治理的基本模式。由于全球互聯網的特性，網絡治理突破了國家為主體的局限，治理主體出現了多元化，因此互聯網治理領域中尤其是核心領域出現了以多方主體為基礎的組織，而以聯合國、歐盟等為代表的多邊國際組織在此過程中被逐漸邊緣化。
（二）歐盟：保守型政策
歐盟與美國在互聯網制度方面具有巨大差異，顯著體現在個人數據保護政策上。歐盟對互聯網數據的管理規則建立在對個人隱私保護之上，通過在成員國內建立統一的數據保護原則和標準，形成了數據流出歐盟的“充分數據保護”審核機制，對向外的數據流動進行許可審查；而對于數據流入，歐盟將從國家數據保護水平、數據主體明確同意、數據控制者保障措施三個方面進行審核。
相較而言，美國至今沒有通過歐盟的“充分性”審核，美國在數據保護方面實行自律原則，各州法規存在差異，且沒有個人數據保護機構。目前歐盟向美國的數據流動是通過“安全港協議”實現的，即美國私人部門自愿遵守歐盟數據保護法規，歐盟對這些私人部門進行“充分性”評估，允許數據在許可范圍內流動。
對歐盟而言，數據保護一直被看作是一項基本人權，并且以其嚴格的立法保護公民個人數據權益而著稱，而基本人權對諸如經濟選擇等基本權益具有優先價值。歐盟數據保護的監管出發點是嚴格控制本人數據流動，信息處理原則上應獲得數據主體同意。［1］
在跨境數據流動方面，《歐盟數據保護指令》旨在保護數據主體的權益，消除了歐盟各國原有對數據流動的制度阻礙，促進內部市場一體化。對內，歐盟通過指令為成員國確定了數據保護的標準，禁止成員國借數據保護的名義限制個人信息在歐盟境內的自由流動。對外，以數據接受國是否達到數據保護的充分性要求，限制向歐盟境外轉移數據。此外，《歐盟數據保護指令》還規定，個人數據不得流入沒有提供“充分數據保護”的國家，但也有一些例外和其他形式。
由于美國未被歐盟認定充分保護的資格，為了實現歐盟向美國的數據跨境轉移，經過多次磋商，2000年３月美國與歐盟達成了“安全港協議”。歐盟在2000/520/EC決定中指出，安全港的法律基礎是歐盟委員會根據指令第25條第6項作出的充分性認定。該制度僅適用于從歐盟接受個人信息的美國機構，以使其具備安全港資格，并獲得數據保護充分性的認定。“安全港協議”的數據處理要求包括：通知、選擇、連續轉移、安全、數據一致性、獲取、執行等。這些原則體現了信息主體的知情權、選擇權、獲取權、異議權、救濟權等權力，給加入安全港的公司設置了公開透明、目的限定、特殊敏感信息處理、數據質量、安全措施、異議處理等責任和義務。
然而在10月6日，歐盟法院公布了一份無效判決，宣布與“美國–歐盟安全港協議”（US-EU Safe Harbor Scheme）有關的“2000/520號歐盟決定”（Safe Harbor Decision）無效。這雖然不直接針對“安全港協議”，但卻為其前途籠上了一層疑云。在此之前， “2000/520號歐盟決定”規定所有歐盟成員國和美國公司只要獲得安全港的認證，就可以在美國收集、存儲以及傳輸歐盟公民的個人數據；但現在“安全港協議”不再能夠為美國企業提供之前的種種好處，有點被架空的意味。今后美國也許會通過重新談判和修改已經存在了15年的“安全港協議”，以期再次獲得歐盟的信任。
目前，該判決對美歐個人數據跨境流動的潛在影響，以及是否會使美國公司在美國收集、存儲歐盟公民的個人數據變得更加困難，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微軟、臉書、Airbnb等很多硅谷公司目前持觀望態度，因為除了加入安全港，這些公司往往還有別的備選方案，比如借助歐盟標準合同條款、公司內部規則或者其他承諾，來滿足歐盟指令的充分保護要求。但很多做跨國業務的美國中小企業勢必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2013年10月25日召開的歐盟秋季峰會將建立“單一數字市場” (digital single market)上升到關乎整個歐盟競爭力、經濟持續增長的高度。2015年5月，為了打破歐盟境內的數字市場壁壘，歐盟委員會又公布了“單一數字市場”戰略的詳細規劃。其打擊美國互聯網企業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瞬即引起美國業界強烈反對。據歐盟委員會預測，“單一數字市場”將帶動4150億歐元的經濟增長，并創造數十萬個新就業崗位。
歐盟提出了“單一數字市場”的三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是為個人和企業提供更好的數字產品和服務。其中包括出臺措施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發展，保障消費者權益，提供速度更快、價格更實惠的包裹遞送服務，以及打破地域界限，改變同產品異價的現狀，并且改革版權保護法，推動提供跨境電視服務。
第二大支柱是創造有利于數字網絡和服務繁榮發展的有利環境。包括全面改革歐盟的電信領域規章制度，重新審查視聽媒體組織框架以適應時代需求，全方位分析評估搜索引擎、社交媒體、應用商店等在線平臺的作用，并加強數字化服務領域的安全管理，尤其是個人數據等。
第三大支柱是最大化實現數字經濟的增長潛力如“歐洲數據自由流動計劃”，旨在推動歐盟范圍的數據資源自由流動；并在電子醫療、交通規劃等至關重要的領域，推動建立統一標準和互通功能，以建成一個包容性的數字化社會，使民眾抓住互聯網發展帶來的機遇和就業機會。
（三）中國：螺旋型政策
中國互聯網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2014年末網民達到6.49億，網絡普及率達到47.9%等統計數據即可見一斑。隨著移動互聯網興起，網絡接入設備多樣化趨勢明顯，手機、平板電腦、電視接入網絡都呈現較大增幅。“無處不在”的網絡空間遠景已經初現雛形。
從這20年的發展來看，中國積極的經濟政策推動了互聯網在新興領域的探索。國內率先興起的是硬件制造業，如聯想電腦、華為網絡設備和智能手機；爾后崛起的則以互聯網高科技服務業為主，如今年第一季度，中國銀聯卡全球交易額約合1.9萬億美元，而Visa今年一季度交易總額僅為1.7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銀聯在交易總額上已成為全球第一的國際卡組織；而在支付筆數上，預計2016年支付寶也會超過Visa。另外，2007年中國TD-LTE進入國際4G標準，據今年6月統計顯示，TD-LTE分布在全球37個國家和地區的63家商用網絡，占據了全球4G基站總數的一半，承載34%的4G用戶。而在2015年第一季度，阿里巴巴的營收達600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0%，全年預計為5300億美元，而去年沃爾瑪全年營收總額僅為4822億美元。同樣是今年第一季度，微信每月的活躍用戶已經達到5.49億，用戶覆蓋200多個國家和20多種語言的使用者，成為中國電子革命的代表，是人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通訊工具。此外，2014年中國的快遞數也已經超過美國。以上這些不容忽視的指標都說明了中國在信息空間的巨大競爭力。
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完善、互聯網用戶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信息化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國互聯網商業模式逐步演進，政府規制不斷加強，互聯網法制亦進入建設期。在互聯網進入早期，以門戶網站為代表的簡單商業模式占據主流，覆蓋人群規模較小；隨后，Web 2.0媒體開始迅猛發展，逐漸削弱傳統媒體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部門開始對網絡媒體實行更大力度的監管；電子商務、網絡廣告、游戲、網絡視頻等互聯網產業發展迅猛之時，政府隨即采取措施優化產業發展環境，力圖控制“有害和非法的信息”。在今天，互聯網產業全面滲透、沖擊傳統行業，商業模式會變得更加復雜，傳統的行政監管模式顯然不能適應互聯網時代發展的潮流，網絡空間管理體系亟待完善。
中國政府“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小組”的成立標志著網絡空間安全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國家也重視對IT/互聯網產業等發展環境的優化，進而實現互聯網對社會經濟的整體拉動，并從技術層面和產業層面對網絡空間實施引導和管理。但中國在網絡空間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層面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法制建設方面，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網信辦等部門牽頭起草的《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將于年內完成初稿；新修訂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也將于近期出臺；另外，網信辦還制訂了“互聯網立法規劃”，以加快推進網絡立法。這意味著今后5到7年，較為完善的互聯網法律體系將形成，中國網絡法治化進程正在提速。
對國際互聯網治理的理解，中國與美國有所不同，中國認為在互聯網治理中首先應該尊重國家主權。一方面，從問題性質上，中國認為互聯網治理首先是政治問題，其次是社會問題，最后才是技術問題；另一方面，從時間連續性上，在“棱鏡門”爆發之前，中國就意識到了網絡治理的重要性，一直倡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網絡安全，并對國際治理模式提出建議。
在國家主席出任網絡安全與信息化組長之后，中國即從戰略層面明確了網絡主權的重要性。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首次明確了“網絡空間主權”概念，規定“加強網絡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懲治網絡攻擊、網絡入侵、網絡竊密等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四、結語：互聯網的新大陸與舊大陸
總之，在互聯網發展的最近10年，發生了許多重要變化，不論是工具還是平臺，或是人們對他們的使用和理解，都顯示出一種明確無誤的演進：互聯網終于由工具的、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我們將面臨一場“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沖突。因而圍繞互聯網的公共討論和學術話語正在發生一場從“強調可能性、新鮮感、適應性、開放度到把風險、沖突、弱點、常規化、穩定性和控制看作當務之急”的遷移。［2］
這場沖突，構成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一個關鍵性挑戰：它并不僅僅關乎信息自由，并且關切我們是否能夠生活在同一個互聯網、同一個國際社區，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識之中。
目前全球可被分為“互聯網的舊大陸與互聯網的新大陸”兩大塊。舊大陸是北美、西歐、日本；新大陸是亞洲、非洲、南美洲、俄羅斯。互聯網普及率在發達國家為78%，而在發展中國家僅為32%，尚未使用互聯網的人90%以上在發展中國家。毫無疑問，我們已經來到了全球互聯網的后美國時代。
“世界經濟論壇”通過研究全球互聯網價值、信念與實踐，得出四個見解：第一，新的互聯網國家在這個新世界里占主導地位；第二，一種互聯網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對于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用戶共享類似的價值觀和態度；第三，用戶什么都想要：他們并不認為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從中進行艱難的抉擇；第四，新聯網的國家擁有更自由的態度和更創新的行為，比如更支持表達自由，社交平臺應用更廣，而老的網絡國家則更多使用傳統的網絡應用，態度更保守。
總體而言，互聯網的新大陸對于舊大陸來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當然我們也知道，并非所有政府都支持自由和開放的互聯網。事實上，目前對互聯網自由的管制越來越嚴重，很多國家會過濾和審查網上內容，甚至頒布威脅網絡言論自由的法律。
在此情況下，全球性的互聯網治理理應依賴于嶄新的、以全球網絡社區為中心的體系而不是傳統的民族國家。互聯網為每個人賦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發言、創造、學習和共享資源。它不受個別機構、個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國政府不應該單獨決定互聯網的前途。全球數十億使用互聯網的人，才應該最有發言權。最好的方式是讓政府退后一步，以便整合各自的不同，積極促進公民社會和企業在全球治理、合作與溝通中發揮作用。而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要想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玩家，一定要認識到光成為經濟大國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個可以自由想象和溝通的環境中，讓個體更有力量。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系；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信息社會研究所）
注釋：
1.高明，《歐盟跨境數據流動的法律探究》，《法制與社會》 ，2011.10（上）
2.Leah A. Lievrouw, “The Next Decade in Internet Time: Ways Ahead for New Media Stud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616-638,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