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洋
拋開人文價值不論，作為一種政治治理方式，民主制度主要做兩件事情：一是選拔和激勵官員；二是加總公民的偏好。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西方社會已經發(fā)展出非常精巧的政治制度，其中又以三權分立為最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萬變不離其宗，民主制度的核心仍然是選舉，這也是為什么跨國研究中（如紅得發(fā)紫的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研究）一般是以是否實行選舉作為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的標準的原因。選舉是民主制度下選拔官員的唯一合法機制，在多數(shù)情況下，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官員當選之后，對他的最大激勵來自于下次的連任；換言之，選舉也是提供官員激勵的最重要機制。相比之下，民主制度下公民偏好的加總要復雜得多。選舉當然仍然是一個重要機制，它可以推選出多數(shù)公民認為合意的領導人，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機制，開放的媒體、公民社會團體的行動和呼聲都起到了傳遞公民偏好的作用。
總體而言，選舉在西方社會發(fā)揮了正常作用，這當然和這些社會長期的積累分不開。如果從光榮革命算起，西方社會實踐民主制度已經三百三十多年，民主政治及其相應的輔助制度業(yè)已形成一種文化，浸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個體之中。這種文化的不俗之處在于，選舉和其他政治和社會目標之間達成了一個精巧的平衡，人們尊重選舉的結果，但是，他們選擇領導人的時候，并不總是把個人得失放在首要位置，而是關心比自身利益更大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可以產生那些勇于擔當?shù)恼嬲I袖，如羅斯福、丘吉爾和肯尼迪。然而，這種文化在最近開始出現(xiàn)了裂痕，最顯著的標志是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盛行。在過去，西方民主社會的威脅來自外部：起先是納粹，后來是蘇聯(lián)陣營；現(xiàn)在，威脅來自內部。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社會發(fā)生大分裂，工薪階層和極少數(shù)富人對立，普通人和跨國公司對立，保守派和自由派對立。在歐洲，大分裂的后果是民粹主義泛濫。面對南歐的墜落，每個人都知道，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是全社會一起忍受短期內福利和收入下降的痛苦，以增強經濟的競爭力；然而，在民粹主義大潮之下，沒有一個歐洲領導人敢于挑明這個問題，更不用說實施真正意義上的緊縮政策了。在美國，共和黨越來越走向極端主義，而以奧巴馬為首的民主黨也采取不妥協(xié)的策略，在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不去考慮如何提升經濟活力，而是把重點放在醫(yī)療改革上，結果是得罪了廣大的中產階級，激化了社會矛盾。西方民主的敵人不再是獨裁體制的挑戰(zhàn)，而是來自其內部的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在政治治理層面上，西方社會就出現(xiàn)了缺乏領袖的局面。
選拔體制：以黨治代替民主制度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選拔體制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中國的官員不是通過全體公民一人一票產生的，而是主要靠上級組織部門的選拔產生。一個人如果想在黨政系統(tǒng)中升遷，就必須從基層官員做起，經過多次的選拔才可能最終脫穎而出。官員之間不得不進行一輪接一輪的競標賽，只有那些每次都幸運地排在前幾位的人才可能得到晉升。這套制度替代了民主制度選拔和激勵官員的功能。
中國存在兩套憲法架構，一套是法律文本意義上的，一套是現(xiàn)實意義上的。在文本意義上，黨的領導只體現(xiàn)在《憲法》的引言中；在現(xiàn)實意義上，黨在我國國家治理結構中處于樞紐地位，其作用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二是選拔干部。后者是對民主制度選拔和激勵官員功能的替代。所有人類文明都面臨官員的選拔或任命問題，在二千多年前的軸心時代，四大文明就已經把所有的選拔或任命機制都試驗了一遍。歐洲進入現(xiàn)代社會之后，選擇民主制度作為唯一的機制，有其必然性。工業(yè)革命導致人口的大分化，階級矛盾空前激烈，工人運動此起彼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論由此產生。但是，資本主義并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走向滅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卡爾·波蘭尼所謂的“雙向運動”，即資本主義對社會纖維的摧毀和人們對保護社會的要求同時發(fā)生，按照波蘭尼的說法，后者不僅保存了社會，而且保護了市場。用我們更加熟悉的語言來說，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是因為階級矛盾得到不斷地調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在階級斗爭和階級調和的過程中緩慢地發(fā)展起來的，是西方歷史發(fā)展的結果。目前，中國以黨代替民主制度的選拔機制，也是歷史發(fā)展的結果。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政權，和它嚴密的組織有很大關系；建國之后，這個傳統(tǒng)得到保持，黨的組織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全國的各個角落。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黨過分地強調其意識形態(tài)特征，黨的全覆蓋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過度政治化。改革開放之后，黨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逐步褪去；一般認為，到2002年將“三個代表”寫入黨章之后，黨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全民黨的轉變。事實上，“三個代表”還包含比這個轉變更為重要的轉變，這就是，黨不再是由一群具有相同政治主張的個人構成的政治組織，而是一種制度，是我國國家治理架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汪暉將這一過程看作是“去政治化”的過程，并對它的不良后果進行了分析。但是，在中國的歷史環(huán)境下，這種去政治化更多的是一種進步；而且，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它讓黨的職能顯性化，為黨在憲法架構下發(fā)揮作用打開了大門。
如果意識到黨不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而是國家治理架構的一部分，我們也就不會再去質疑為什么黨的地位不可被其他政治勢力所挑戰(zhàn)。西方的學者往往沒有理解這一點，這是他們誤解中國政治架構的主要原因。在這方面，中國學者是有責任的。多數(shù)黨建學者無法突破所謂的正統(tǒng)學說，其話語無法被國際學者所理解，更不用說去說服他們了。政治學者中的多數(shù)則專注于引進西方話語體系，骨子里仍然是“言必稱希臘”的傲慢。中國學者的責任是用國際社會能夠聽懂的語言，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在政治體制方面，這首先需要我們把現(xiàn)有的體制作為可以研究的對象來對待；或者，套用科學哲學的語言，是把它作為可以被證偽的東西來研究。這就要求我們采取實證主義的態(tài)度，研究黨是如何實現(xiàn)國家治理的，并對其效果進行客觀的評估。在這方面，選拔體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中性政府與財政分權：選拔體制的政治基礎
中國選拔體制建立在兩個政治基礎之上，一個是中性的中央政府，另一個是財政分權。發(fā)展中國家的普遍情況是，政府要么被少數(shù)強勢集團所控制，要么被民粹主義所裹挾，要么是兩者的混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么為少數(shù)人服務，要么陷入不可治理的境地。發(fā)展中國家的民主往往無法工作，原因概在于此。一個中性政府是一個不屬于任何利益集團、也不為任何利益集團服務的政府。“中性”一詞往往被人誤解為政府沒有自己的利益，這是不對的。一個中性政府——或者更確切地，它的主要官員——當然有自己的個人追求，它的中性只是相對于社會而言的。在英文里，“中性”一詞被翻譯成“disinterested”，它的意思可以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一位畫家經常到北大校園里作畫，一位教授看見了，從畫家手中買了一幅，很喜歡，因為畫中的景物是他天天路過看見的。其實，這幅畫的技法并不是一流的，教授之所以喜歡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畫中的景物是他所熟知的。在這個意義上，相對于這幅畫，教授就不是disinterested，因為他把自己的感情注入了畫中。如果把這幅畫擺在一個非北大人面前，他會從純粹審美的角度來欣賞它，從而發(fā)現(xiàn)它的不完美。這個非北大人就是 disinterested，因為他和這幅畫中的景物沒有個人聯(lián)系。一個中性政府就是這個例子里的非北大人，而那幅畫就是社會。和一個有偏的政府相比，中性政府少了很多政治羈絆，不用為政治利益的平衡而瞻前顧后，因此更可能把精力放在長期經濟增長上面。
中國政府在過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扮演了一個中性政府的角色。這里說“基本上”，是因為在某個時期、某個局部，我們總是能發(fā)現(xiàn)政府是有偏的——改革初期偏向農民和經濟特區(qū)，在90年代國企改革中又讓工人階級承擔了絕大多數(shù)的改革成本，等等。但長期而言，政府基本上走了一條中間道路。一個中性政府不僅有利于經濟增長，還能為選拔體制提供堅實的基礎。試想，如果中央政府是少數(shù)人的政府，或者完全被民粹主義所裹挾，它還可能實施官員的選拔嗎？要讓選拔成為一種制度，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開放性；二是一致性。開放性意味著政府職位向所有階層開放，沒有它，選拔無從談起。一致性要求選拔的標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否則，官員之間就失去了可比性，選拔就不能持續(xù)。一個有偏的政府顯然不可能保證這兩個條件。一個中性政府不預先設定自己對于社會階層的偏好，因此并不介意被提拔的官員出自哪個階層；又因為不受政治勢力的干擾，其政策、包括官員的選拔標準也就更可能具有內在的邏輯。
財政分權的作用是為官員之間的錦標賽提供競賽場地，并把比賽引導到經濟增長的方向上來。如果財政上實行中央集權，地方官員就失去了發(fā)揮自主作用的余地，在沒有自下而上的民主監(jiān)督的情況下，他們就會一致腦門朝上，唯上級指令是從，官員之間的競爭就會完全變成尋租爭利的過程。
錢穎一和許成鋼是較早研究中國財政分權的學者，他們提出的“保護市場的財政聯(lián)邦主義”觀點為許多人所接受。許成鋼注意到，中國的財政分權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之中，是威權體制解決國家治理問題的一個辦法，因此，他把中國的體制稱為“地方分權的威權體制”。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繼承了帝制下的單一制體制，這一體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得到加強。但是，和帝制一樣，共和國體制下的中國也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為了集中財力，中央高度集權，打擊了地方的積極性。“大躍進”過程中，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中國實行全面分權，但“大躍進”的失敗讓中央集權再次成為主流。此后的十幾年間，分權和集權形成拉鋸，但“文革”開始之后，分權成為主流。“文革”結束之后，分權以“分灶吃飯”的形式固定下來，整個80年代形成了中央和各省之間形形色色財政包干合同的奇觀。這是中國最分權的時期，地方積極性空前高漲，但中央財政日益空虛，至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前夕，中央占預算內財政的份額下降到20%以下。“分稅制”改革扭轉了這一趨勢，從90年代末開始，中央和地方的預算內收入基本保持了各占一半的態(tài)勢。然而，地方預算內支出占全部政府預算內支出的比例一路上升，最近一些年接近了85%，地方政府支出超出收入部分，全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彌補。這促使許多人認為，中央的收入比例太高，中國應該再次分權；更有一些人認為，地方支出比例遠高于地方收入比例是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財政和大量舉債的主要原因。第二種觀點如果不是完全錯誤的話，也是對地方收入和支出的誤解，它混淆了預算內收入（支出）和預算外收入（支出）。我們說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85%，是指預算內收入，地方政府支出超出收入的部分，即全部政府預算內支出的35%，完全是由中央政府的轉移支出彌補的，這部分支出占中央政府收入的70%。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接近預算內收入，它們的使用不受中央政府約束，也沒有像樣的統(tǒng)計告訴我們它們都花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看到，我國現(xiàn)行的財政體制仍然是非常分權的；事實上，它是世界上最分權的體制。作為對比，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收入和各州的收入總和基本相當，但是，美國各級政府沒有預算外收入，這意味著，美國地方政府的收入能力遠低于中國的地方政府。另外，美國聯(lián)邦政府對各州的轉移支出較少，多數(shù)收入是聯(lián)邦政府自己花出去了，這樣，從支出方面來看，中國的財政分權也遠甚于美國。
那么，一個問題是：既然地方政府支出占全部預算內支出的85%，我們?yōu)槭裁床荒芤蟮胤秸氖杖胍舱既款A算內收入的85%呢？中央政府把錢先收上來，然后再發(fā)下去，豈不是徒增麻煩嗎？這其中的原因，和中央的控制力有關。就目前而言，中央控制地方的方式有兩個：一是財政轉移，二是干部任命。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干部任命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核心手段，也是選拔體制的主要表現(xiàn)方式，但這需要一個具有一定財力的中央政府的支持，否則地方官員就可能因為財大氣粗而抗拒中央的調遣。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是困擾中國這樣一個大一統(tǒng)的大國幾千年的問題，在單一制不可改變的前提下，目前這種“政治集權 + 財政收入相對集權 + 財政支出分權”的模式是經過多年摸索形成的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
選拔體制的發(fā)展前景
如前所述，中國的選拔體制代替了民主制度下選拔和監(jiān)督官員的作用，那么，其效果如何呢？它是否能夠選拔出優(yōu)秀的人才呢？從報紙雜志披露的情況來看，買官鬻官的現(xiàn)象是比較普遍的；口耳相傳的消息也告訴我們，關系是決定一個官員能否得到升遷的關鍵因素。但是，優(yōu)秀的官員仍然可能得到提拔，原因有二：第一，一個中性的中央政府希望提拔有能力的官員，因為它自身十分關注國家的發(fā)展前景，需要有能力的官員來管理經濟和社會；第二，如果每個下級官員都到上級那里送禮、跑關系，那么，每個人就或多或少地回到同一起點上。在短期內，那些能夠出很高價格的人可能更容易勝出，但在長期，這只會起到抬高價格的作用。
盡管衡量官員的能力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一個官員發(fā)展經濟的能力是比較容易衡量的，而且，在目前情況下，這也是上級政府最看重的能力。雖然“唯GDP論”受到官方和大眾媒體的一致批判，但在實踐中，GDP仍然是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比如，中央政府本來給2014年設定的增長目標是7%，但這是打了余量的，實際的目標可能是7.5%，所以，當上半年增長速度低于7.5%之后，李克強總理明確表示要力保全年實現(xiàn)7.5%的增長率。地方政府追求GDP，一個直接動機是增加稅收，另外，這也是多任務下的必然選擇。學過博弈論的人都知道，當一個代理人面臨多個代理任務的時候，總是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最容易度量的任務上。一個地方主官面臨上級交代的許多任務，但是，沒有一個任務——除了那些一票否決的任務，如過去的計劃生育、現(xiàn)在的重大環(huán)境和生產事故——能夠像GDP那樣精確度量，所以，他關注GDP增長是理所當然的，上級即使把提拔標準搞得無比精巧也是枉然。
以發(fā)展經濟來度量官員的能力，經濟學家發(fā)現(xiàn)，能力更高的官員更可能得到提拔。李洪彬和周黎安于2005年發(fā)表在《公共經濟學雜志》上的文章，是這方面開先河的工作。他們以省級領導人為研究對象，發(fā)現(xiàn)他們的升遷概率和他們領導的省的經濟增長率具有較高的相關性。這篇文章發(fā)表之后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一些學者的研究得到了類似的結論，但是，另一些學者、特別是政治學者也提出了挑戰(zhàn)，認為政治關聯(lián)才是官員升遷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如何度量政治關聯(lián)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派系是一個自然的選擇，但是，如何定義派系卻是一個更困難的事情。在同一時間、同一單位工作過也可以作為政治關聯(lián)的度量工具，目前披露的周永康案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然而，即使發(fā)現(xiàn)這樣定義的政治關聯(lián)對一個官員的升遷起作用，我們也不能排除競爭性假說，即官員的能力也起作用，因為，一個上級領導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工作單位和許許多多的下級共事過，為什么只有其中的某些下級最后得到提拔？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嗎？
李洪彬和周黎安的研究的真正缺點可能在于兩個方面。第一，他們使用的省級領導人樣本。省級領導人的升遷具有很強的規(guī)律性，即升遷都發(fā)生在沿海發(fā)達省市，事實上，如果把進入中央政治局也算作升遷的話，沿海發(fā)達省市書記的升遷概率幾乎是百分之百。李洪彬和周黎安所使用的樣本只包括2005年之前的年份，而在這段時間里，沿海省市的增長速度高于其他省份。金融危機之后，內陸省份的增長速度高于沿海省市，如果把這些年份加入到樣本當中，李洪彬和周黎安的結論恐怕就不成立了；第二，用一個地方的增長率直接代表地方主官的能力也是不合適的。高能力的官員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但是，高增長率不一定就是官員作用的結果，其他許多因素——包括地區(qū)本身的特征和不可預見的沖擊——都可能導致增長率的變化。控制地區(qū)和時間固定效應，以及進行官員間的相對比較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處理這個問題，但是，它們不可能控制那些不可預見的沖擊。比如，由于戰(zhàn)略考慮，一個大企業(yè)決定在一個省投資，可以顯著地提高這個省的經濟增長率，但這和這個省主要官員的能力沒有關系。比如，富士康投資河南，開工當年就讓河南的出口翻了一番，但富士康的投資可能完全是因為它在全國的戰(zhàn)略布局調整。
我的博士生張牧揚在博士學習期間收集了1994~2010年25個省地級市的市長和書記的信息，利用這個數(shù)據(jù)集，我們發(fā)表在2013年第1期《經濟研究》上的文章估計了市級領導人發(fā)展地方經濟的能力，并考察了這個能力對他們升遷機會的影響。我們的一個創(chuàng)新是利用領導人的調動構造了一個連通樣本，從而得以用勞動經濟學里雇員–雇主匹配數(shù)據(jù)的方法估計領導人的相對能力。我們發(fā)現(xiàn)，市級領導人之間存在顯著的能力差異，而且，他們的能力對他們的升遷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樣本中最高能力的領導人比最低能力的領導人的升遷概率高30多個百分點。我們和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的一位青年教師的另外一個項目考察了能力和激勵之間的關系。政治學里的一個經典問題是：對于民主制度而言，是選擇有能力的領導人更重要、還是給予他們正確的激勵更重要？利用我們前一篇文章的方法，我們可以獲得市級領導人的能力，同時，利用選拔制度中嚴格的年齡限制（56歲以上的地級市官員不能升任省級領導）和黨代會周期，我們可以度量市級領導人面臨的激勵。我們的初步結果顯示，能力和激勵對于市級領導人發(fā)展地方經濟的動力都是重要的，但是，能力越高，激勵越不重要。選拔體制能夠提拔能力更高的官員，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對激勵的要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激勵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
總之，盡管政治關聯(lián)乃至賣官鬻官都可能是決定一個官員是否能夠得到升遷的因素，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個人能力在決定官員升遷中的作用。必須意識到的是，政治關聯(lián)在任何國家、任何政體都是起作用的；即使是在一個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也會出現(xiàn)政治的家族化傾向——如果希拉里·克林頓贏得2016年的總統(tǒng)大選，則從1988年到2020年的22年間，美國的總統(tǒng)排名將是：布什、克林頓、布什、奧巴馬、克林頓。事實上，中國的情形可能比其他發(fā)展中國家要好得多。在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由于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洗禮，舊的社會結構得以保存，因此很難避免政治的家族化。20世紀的中國革命雖然殘酷，學者們也可以繼續(xù)去爭論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有一點是沒有人會否認的，即革命比較徹底地打破了中國舊的社會結構。盡管這些破壞的結果未必都是好的，但是，由此造就的社會平等卻為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強有力的社會基礎，特別的，它讓中央政府不用忌憚強勢集團的挑戰(zhàn)，從而更可能成為一個中性政府。
另一方面，本屆中央政府開始強力懲治腐敗，買官鬻官現(xiàn)象可能會較少。腐敗是社會的毒瘤，根除腐敗能夠保證社會的健康。然而，中國經驗給學者們提出的挑戰(zhàn)是：既然官員的腐敗如此普遍、如此猖狂，為什么中國還能夠保持如此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之一可能和選拔體制有關。選拔體制可能沒有起到監(jiān)督官員的作用，因而才有這么多的腐敗，但是，它能夠把有能力的人提拔到關鍵性的領導崗位上，讓他們在腐敗的同時也為社會做有益的事情。一個例子是劉志軍。他是最腐敗的官員之一，但是，中國高鐵能夠發(fā)展到今天的模樣，和他在鐵道部的領導分不開。腐敗是發(fā)展中國家的頑疾，發(fā)展中國家要想取得經濟進步，可能就要學會帶病成長，中國的選拔制度為此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方式。
結 語
中國的選拔體制是對中國幾千年賢能體制的繼承。從隋代開始，科舉就成為選拔官員的方式，選賢任能是這個制度的核心價值。當代的選拔體制在“選賢”方面做得不好，但在“任能”方面卻做得比較好。盡管這個體制存在許多問題，但是，在民主制度陷入民粹主義泥潭之際，它為民主制度提供的啟示就顯得尤為重要。肯尼迪在就職演講里敢于對美國人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么。”今天，哪個西方國家領導人敢說這樣的話？盧森堡前首相容克的話準確地描述了西方國家領導人的心情：“我們都知道該做什么，但是，一旦我們做了，我們就不知道下次該如何當選。”發(fā)達國家的領導人如此懼怕民眾，一方面展現(xiàn)了民主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民主的不幸：在一個發(fā)達的民主社會里，當選與否可能和一個候選人的個人成就沒有多大關系，而更多的是和他代表什么有關，這樣，領導人完全淪為“民意”的代表，而喪失了采取主動行動的能力。奧巴馬因為“改變”的口號當選美國總統(tǒng)，本來有機會成為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的總統(tǒng)，但現(xiàn)在看來要成為二戰(zhàn)以來美國最差的總統(tǒng)了。盡管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奧巴馬有限的個人能力可能要負大部分責任。相比之下，中國的高級官員具有豐富的從基層到高層的管理閱歷，這有利于提高他們的自信心，敢于做出不那么民粹的決策。比如，大家都說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過高，中國社科院計算的寬口徑政府收入——包括預算內和預算外收入以及社保收入——已經超過GDP的40%，但是，沒有多少人關心政府支出。真實情況是，政府預算內收入的40%是用于投資的（預算外收入的支出沒有統(tǒng)計，但就土地收入而言，大部分恐怕也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了），如此高的儲蓄率，國際上罕見。另一方面，就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言，中國已經排在世界第60位，超出我國人均收入世界排名30位。從這里可以看到，中國政府既能夠和民粹主義訴求保持距離（敢于把大把的錢用于投資），也沒有忘記改善民眾的福利（從2006年之后大幅度提高社保支出）。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想再強調一次，選拔體制不是一個完美體制，也不太可能成為中國的終極體制，但是，它的精髓可以給民主制度的改造和再設計提供有益的指導。也許，讀者讀了下面兩位印度裔學者對中國和印度政府的對比后就更能體會上述判斷的意義：
值得記住的是，中國和印度在經濟表現(xiàn)方面的差異不在于這兩個國家擁抱市場的程度，因為它們都已經這樣做了；毋寧說，差異來自于中國的黨國體制，作為一個經濟組織，比印度的國家組織更加主動、更加賢能，也具有更好的人力資本。在堅實的基礎上重建印度國家組織不僅關系到印度將有什么樣的未來，而且關系到它是否有未來。
—— Devesh Kapur 和Arvind Subramanian, Business Standard，2013年9月6日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