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討論當代中國社會中官員的學歷。但筆者深感孤立地看待它，不能發現問題，更不能理解問題的嚴重程度。于是，就有必要與歷史進行比較。學歷誕生于中國，學歷的演化幾乎就是半部中國制度史，其演進之路漫長曲折，步入歷史“長巷”后，似與當下漸行漸遠。對此，筆者只好搬出赫胥黎的一句話：“古代建筑師的慣例是經常把內殿設計成為廟宇最小的部分?！?/p>
▍官與科舉
“官”的稱呼產生于中國封建時代?？追f達為《禮記》作疏：“官者管也?！惫苁裁茨兀可讨車覚C構有內服、外服之分。外服指諸侯、大夫，內服為宮廷人員。前者僅臣服于天子，斷無帝制下官僚的屬性。后者則頗具家臣性質。君主專制時代沿用“官”的稱呼，卻已注入新的內涵。君主專制下的“官”有別于封建之“官”的地方在于：領俸不封地，任命不世襲。這屬性一脈相傳達兩千余年。故今人所熟悉的，非封建時代官的屬性，而是君主專制下官的屬性。
擺脫了世卿世祿制度后，春秋時代的君主從哪里招募其官員呢？這正是春秋戰國這段歷史的獨一無二之處。71個封國裂變為140余國，再兼并為七國，必然導致社會的嚴重失序，乃至昔日貴族與庶民間的嚴格界限被沖決，眾多卿大夫失去地位，跌入貴族的底層——士。與此同時，曾為貴族壟斷的文化流入民間，一些優秀的平民子弟看到了躍升為士階層的機會。士的屬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領，所謂“學習道藝者”。多國林立，給了士階層流動的機會。跌落者與躍升者合成了人才的儲庫。而多國間優勝劣汰的殘酷競爭，迫使國君尋找和禮待人才?！妒酚洝分嘘P于門客、舍人的豐富記載，透露著士階層與君主間的相互需求。這中間最大的革命性變化是為官不必貴族出身。
秦始皇無疑改變了中國政治制度。但越是深入了解春秋戰國所孕育的巨大革命性，就越會對秦始皇的開創性的看法有所保留。戰國七雄的每個國家中，封建的因素都極大地消解。齊國君主就曾稱帝。因而，秦始皇以郡縣終結封建，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祿，不過是將戰國時代已趨常態的國內制度擴大到華夏的一統版圖中。
秦代歷史太短，其選官制度未及經受時間的檢驗。漢初反省秦之覆轍，得出一個教訓：秦亡于對封建的否定。但漢初分封誘發了吳楚七國之亂，遂重歸中央集權。漢改變秦代大量官職由軍功獲取的方式，而代之以重用儒生。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開始實行察舉制。
其實，終結官職世襲之后，官員產生的最便利途徑自然是推薦。春秋戰國之際，官員、門客、舍人多是經由或顯或隱的推薦而上崗的。有了穩定的大一統政權，漢代天子不過是將推薦制度化。漢代亦有“任子制”，即每個二千石以上的官僚有一個子弟享有做官的便利。但“在這一制度下，子弟仍不能世世承襲父祖官位，而僅僅是獲得了一個起家的官職。”
推行察舉制，以及對任子制的限定，說明統治者拒斥封建與世襲。而察舉制的關鍵是，舉主即推薦人的資格。舉主是這一制度結構的支點。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新制度一旦建立，新一輪博弈就開始了。漢代察舉中的舉主是官員，官員們漸漸看清了制度的空隙。于是，官員們相互推薦親屬，官職漸漸被家族壟斷，終于步入門閥時代。史學界素有門閥是“由貴而官”還是“由官而貴”之爭，閻步克更傾向于后一看法。從博弈的邏輯看，“舉主”資格演至“門閥”幾乎是必然。
在這場博弈中，帝王以察舉取代封建世襲。官僚們以其之道還治其身，憑借察舉制將官職圈入其家族中。博弈的結果，帝王及其集權制幾乎敗北。中國歷史也因此呈現出驚人的搖擺。東周以前，中國是封建制。自戰國至秦代，中國從君主專制走向皇權帝國。從東漢至魏晉，門閥削弱了皇權，演變成宮崎市定所稱的“貴族制”。
“與之對立的君權森然存在，不斷地瓦解貴族制，致力于將它轉變為純粹的官僚制。實際上，正是君權的存在，使得貴族制只能停留于貴族制上。如果君權進一步衰落，那么，貴族制或許就會進一步發展為割據性的封建制度。當時的社會確實存在著朝封建制度轉變的傾向。從三國到唐代，微弱卻一直存續的封建食邑制，不正敘述著這方面的消息？”
皇權要維護自身，就要削弱地方勢力。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取消了州縣長官辟署屬僚的權力，任用權收歸中央。這就要求“中央吏部須要不斷將大批有任官資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庇萌说膲毫ζ仁顾宄实蹖で笮碌倪x官途徑，于是科舉出場了。李世民接過科舉制度，將其完善，要點是“投牒自薦”。就打擊“舉主-門閥”的邏輯而言，這是釜底抽薪。
事實上，科舉未斷貴族子弟的前程，而是達成了妥協。故而，宮崎說“科舉制度堪稱為貴族制度的安魂曲”。貴族子弟可以參加科舉，挾經濟文化上的優勢，比平民子弟還略占優勢。雖然他們仍占優勢，但游戲規則已經大變。魏晉時代的門閥子弟完全是“拼爹”，現在出仕則要參加皇帝安排的考試。科舉對貴族制是安魂曲，對中央集權制則是立命基石。從此，封建復辟之路斷絕，官員與科舉代代聯姻。從對官位的占據來看，清代“科舉家族”）比起東漢魏晉的門閥，絕對是小巫見大巫。這是皇權與貴族勢力此消彼長之明證。
▍合法性
科舉是帝制的基石。這樣，在漫長的帝制歷史中，并存著兩種合法性：其一是皇權的合法性，來自血統；其二是官員的合法性，來自科舉功名。兩種合法性雖長期共存，在合法程度上則難以等量齊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馬遷借陳勝、項羽之口道出的這兩句話，既是秦末中國人某種價值觀的反映，還深刻地影響著代代國人。不錯，皇家血統高貴，是昔時國人的一種價值觀。但中國人對信念當真與否是存疑的。而皇權時時要靠武力捍衛，更透視出其合法性的脆弱。
相比之下，科舉功名的合法性程度顯然要高出一籌。從時間維度看，任憑王朝如何更迭，科舉制貫穿了1300余年。就服膺程度論，它贏得了最大面積的擁護。顧頡剛說，它“既受擁護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寒門子弟有了出路，擁護自不待言。而科舉分明是皇權借以消除門閥壟斷，貴族子弟偏偏也要跟風。清代旗人不考科舉亦可做官，可是一些八旗子弟“因羨慕漢人的狀元科第，便有人學著做（八股），曾經乾隆禁止過，但還有偷著做的，后來才開了禁”。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有敕令：“進士策名，向來所重，由此從官，第一出身?！币院?，這個觀念深入人心，演變為清代人所說的“正途”。其實，當時從官的路徑還有幾種：軍功、蔭生（祖、父有功于國家，朝廷特命其子或孫為官）、捐納，等等。為什么獨獨科舉是正途呢？
張仲禮說：“‘異途’出身者……他們主要是先捐監生，然后捐得官職的?！薄熬褪钦f，捐納在形式上跟學歷沾上了邊兒，是從學歷制度衍生出來的?！睘楹诬姽σ膊皇钦?？齊如山說，因為“軍功有假的。統帥所保之人，自然有許多實在是有功勞的，但也有統帥的親戚朋友下人等等，雖然未到戰場，也可以夾雜保上……因有這種種情形，所以就被社會輕視了。”蔭生中無學識者甚多，故被鄙視?？梢姡婆e之所以是正途，首先在于國家如是看待。其次，民意認為科舉是正途，相信其公正性。這正是科舉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合法性是歷史的，離不開傳統。隋唐銜接魏晉南北朝，科舉制上承九品官人制。統治了中國數百年的門閥炫耀的是什么？是品流。上品意味著其家族是清流，文化積淀深厚。壟斷不是好東西，門閥終被歷史淘汰。但魏晉時代文化成為時尚，卻符合中國歷史從武化朝著文化的走向，即地位利益不必盡靠武力定奪，大可借助文化安排。在國與國的沖突中，武力決定一切，北朝最終一統，即其證明。但國內政治不同于國際紛爭，其內部保有一定秩序。先人崇尚文化絕非附庸風雅，而是對決定社會地位的文化因素的倚重?？婆e的出臺是絕妙的選擇。如同皇權對門閥貴族說：“你們不是強調品流嘛，進士的品流不高嗎？”科舉沖決了門閥，卻繼承著門閥貴族所倚重的東西——文化。文化決定地位，這一合法性是有來頭的，科舉進一步光大了它。
一個成色不足的合法性，借助一個成色十足的合法性，來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即皇權靠科舉提升了自己的合法性。這很好理解：英雄不問出處，我為你們提供了晉升的機會，幫你們參與到這一公正的游戲中，這還不能證明我的合法性嗎？因此，不少王朝建立伊始，就迅速開科取士，以此收攬人心，建立合法性。
功名直接造就了官員的合法性，科舉間接地支持了皇權的合法性?？婆e在合法性上的貢獻還不限于此。中國古代“皇權不下縣”，皇權統領的官僚體系止于縣一級。不錯，訟事是要衙門解決的，但正如費孝通所說，中國傳統社會是“無訟的社會”。訟事少，是因為多數矛盾和沖突由民間自行調解，必要的公益事務也多由民間自發操辦。民間不能沒有權威，沒有眾人服膺的協調者。科舉功名在合法性上的另一貢獻，就在于為地方、民間提供了有權威的領袖。秀才、少數的舉人和退休的官員（亦是有功名者），共同構成了鄉紳階層。缺了具備合法性的領袖，民間的自治是不可想象的。
皇權行科舉的主要目的是選拔官員。沒有證據顯示，皇權行科舉有為地方上提供領袖的目的。因此可以說，地方領袖的產生是科舉制的副產品。
▍效度
幾乎自科舉實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爭論。科舉實行了1300余年，效度的爭論如影隨形。甚至科舉廢除后，爭論仍在持續，因為科舉之后仍有其他考試，特別是當代的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科舉的繼續。
效度就是有效性之高下?？婆e的效度是指它以何等準確度測量出一個考生做官的能力。科舉成績與做官能力越吻合，其效度越高。那么，科舉有無效度，效度如何呢？
筆者的第一個評判是，考總比不考強。假若選拔官員考編故事，考下象棋，雖然這二者與做官能力相距甚遠，但筆者認為，從概率上說，在編故事和下象棋的競爭中勝出者，在做官能力上要優于失敗者。
但科舉制一旦建立，應試學就產生了。它導致考生獲取的是功名學歷，而非真才實學，也就是說考試的效度每況愈下。不管是何種目的的考試，只要競爭激烈，效度必然降低。一流科學家常常不是當初自然學科的考試中分數最高的考生。詩文考試中的優勝者也很難成為詩人、文豪。相比之下，科舉與官員素質的距離更大，因后者依賴社會活動和政務實踐的歷練。
深通政務者都明白：政務要在干中學，誰堪大任要在實干中考察。企圖將此一設想制度化的是漢光武帝?！逗鬂h書?和帝紀》云：“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試職期最長竟達十年?！啊谠囈月殹庵^對秀孝，舉主應先委以一定職務，使之由此‘便習官事’，或由此檢驗其是否‘便習官事’，合格者方可舉至中央?！薄笆谠囈月殹笔枪馕涞弁晟撇炫e制的措施，它與察舉病在同灶，即試職權的分配。若試職有升遷的機會，或試職本身就有甜頭，“試職權”的競爭必將展開。這是光武帝乃至前科舉時代未能解決的問題。試職或實習，比考試有效度，但不存在讓太多的人去試職的可能性。讓誰試職，似乎還要先來一次考試。
要追求公正——帝王要贏得眾人支持以堵貴族的嘴，便不期然地趨向公正——就要先考，考試中的勝出者去試職。若求效度，就要期望這過程能早早選出年輕才俊，讓他進入實干階段。但因官職的誘惑太大，競爭一定激烈，于是勝出者多不年輕，乃至出現了“范進”。如果目標誘人，公正一定有損效度，這是必付的代價。
要保證效率——帝王們不可能罔顧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就要讓一些人不在漫長的科舉途中蹉跎歲月，而是早早進入政務，在干中歷練。但如果眾人都想進入怎么辦？只有一條路，就是降低這職務的吸引力，令其地位低、報償少。這職務就是吏。
清代衙門的運作系于三種角色：官、吏、師爺。據統計，清代官員總數大約2.7萬，其中文官2萬，武官7千。吏，亦稱胥吏或文吏，大多不在編制，恐難統計翔實。除了州縣，道、府、中央六部都有胥吏，只軍機處除外。保守地估計，全國的胥吏應有百萬之眾。至于師爺的數量，筆者大致估算了一下，不考慮武官聘用的師爺，清代在崗師爺數量可能有2萬人，與文職官員數量相當。
清代官場中的三種角色身后，是三種截然不同的準入機制。官員的正途是科舉出身。朝廷要讓士人歸心，使社會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競爭的激烈，一定會導致考試效度銳減。這代價必須要付，因為收獲的是人心和安定。科舉勝出者中的一部分人，雖飽經科舉“摧殘”，日后仍能較快熟悉政務，甚至成為杰出的政治家。但畢竟有很多官員不通政務。社會管理不是兒戲，清代的官場憑借兩個懂業務的低身份群體來輔佐官員。胥吏是世襲加上師徒制，師爺一行則有點市場機制的味道。官與吏的合作，存在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業務的地頭蛇，很可能蒙蔽欺騙不通業務、人地生疏的官員。而且，世襲技能畢竟不如市場選擇中產生的技能效率高。于是官員帶上從“師爺市場”中自選的幫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決了名份、權位、競爭、效度、專業能力、監督、制衡等一系列問題。當然，本節最強調的是對科舉必然帶來的低效度的克服。
▍廢科舉的系列后果
1905年廢除科舉是中國近代歷史的拐點?？婆e制是行之1300余年的國民定位的制度，也是人才流動的階梯。就20世紀初葉而言，在為教育注入科學技術、生產生活的內容時，科舉決定人們聲譽與資格、或入仕或成為鄉紳的功能似乎不必廢除。一下子廢除，擇優之路驟斷，不逞之徒暴增，社會無法適應。廢除科舉，引來了天翻地覆。
其一，直接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二者僅六年之隔。其實，當時皇權并無即刻退出中國歷史舞臺之必要。英國王權的退后，是因為社會已孕育出中產階級，后者不甘心被剝奪、受壓迫的地位。中國并無新階級、新力量，廢科舉導致不逞之徒暴增?？h試、鄉試、會試三級科舉的全部考生都斷了前程。饑不擇食，慌不擇路，是他們共同的遭遇，人生完全改換了路徑。加入會黨，擁抱新思潮，成為許多學子的選擇。不能說這些選擇皆不真誠，但如果科舉尚在，很多學子是無暇接觸會黨與新思潮的，革命黨便難以在短期內成氣候?；蕶嗯c王朝是兩個概念?；蕶嗨坪趺鼣滴幢M，但王朝更替每在二三百年間。如此多事之秋，中國人攤上的偏偏是異族王朝，種族情緒最易挑撥。如此情勢下，不逞之徒們棄康梁、追孫文，幾成定局。這樣，在劫難逃的清王朝挾帶著命數未盡的皇權制，一同退出歷史舞臺。廢科舉的“自宮”成了皇權退出的前奏。
其二，導致鄉紳的滅絕。科舉功名是鄉紳的證書，是他們受人擁戴，成為鄉村領袖的依據?？婆e不復存在，鄉紳群體便終止了自身的再生產，不可持續了。科舉不再實行，老鄉紳的威信也會打些折扣。以前秀才群體的小部分人會參加鄉試、會試，博取入仕門票；大部分人的目的則只為“保身家”，往低里說，有了功名可免勞役，進衙門不下跪，不受官府欺負，往高里說，在鄉村有頭有臉，乃至成為鄉村領袖。這一機制停止運轉，意味著鄉村政治的角逐換了規則。其結果是，文化上有優勢的人多離開鄉村，到城市讀書、謀職、找前途。鄉村政治的角逐開始“武化”，憑勢力、錢財，巧取豪奪。廢除科舉“破壞了久經考驗的選拔優秀領導人的程序，代之以毫無章法可循的局面，以至誰能聚眾作惡，誰就能上臺”。一言以蔽之，廢科舉后，鄉村領袖的真空被土豪劣紳占據。這一后果蠶食著民國的統治基礎，催化了江山易主。因為中國鄉村從來都是自治的，廢除科舉導致鄉村秩序的敗壞，為反對勢力的動員做好了鋪墊。
其三，廢科舉對其后三個時代中官員文化素質的影響。軍閥時代，軍頭們的文化素質與前清官員相距甚遠。國民政府在重建秩序后，文官的文化程度開始提升。但是國民政府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選官制度。其原因之一是蔣介石從未真正地統一中國，傳統帝王-現代元首的合法性轉移尚未完成，蔣沒有余力去致力于現代文官選拔制度的建設。歷史給予他的機會僅在1928-1937年這十年間。第三個時代始于1949年。它所帶來的政治秩序是蔣介石在大陸時從來不曾擁有的。
歷代君主奪取天下后的第一要事是開科取士，同時抑制軍功階層。因為君王需要人才，而且畏懼權力被軍功階層分割。毛澤東對中國歷史的諳熟，辛亥后的國家領袖中無人出其右，但他毅然選擇了一條與傳統決裂的革命道路。他企圖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全社會皆沒落腐朽，只有革命隊伍是新人的判斷下，毛只好由軍功階層全面占據政府職位，舊時代留下的全部文化人也要經過改造。但官僚隊伍需不斷補充，對此毛的選擇對象是勞動模范。有些模范被一直推舉到政治局。這一世所罕見的反傳統之舉，導致此時官僚群體的文化程度跌至谷底。從時間序列看，這是廢除科舉后50-70年間發生的事情。很難說廢除科舉與毛的干部選拔政策之間有因果關系，也很難說兩者間毫無關聯。
1978年的中國決策者面臨著這樣的局面：此前的政策失敗危及黨的合法性，朝野上下均期盼回歸常態，軍功入仕之路已告終結。一個頗為具體的問題必須面對：入仕的資格是什么？此后，官員文化程度的反彈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
▍從統計數字看官員學歷的劇變
引自中組部編《中國干部統計五十年》
引自中組部編《中國干部統計五十年》
引自中組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
引自中組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
表1-表5呈現了中國干部學歷的演化軌跡
自1995年開始，統計趨于細致。這表現在：其一，學歷類別劃分更細，特別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專生學歷；其二，學歷上有了干部的分層統計，這樣，統計中既有全國干部學歷的總體情況，也有省地縣三級干部學歷的情況，極大地便利了人們全面、具體地了解我國干部的學歷。1999年出版的《中國干部統計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向社會呈現了上述翔實的統計數字。關于1998年以后干部學歷的統計數字，筆者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較的是干部總體、省地縣領導班子成員的歷年學歷，無奈沒法找到，唯一能夠找到的是各屆中共中央委員的學歷。
筆者以為，使用省級領導班子成員的學歷來分析，強過中央委員。因為最高級別的官員的代表性其實偏弱，而且省級領導班子成員的學歷具有更大的匿名性，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筆者經過自己的計算，繪制出表5、表6，并在其后列出1995-2010年我國研究生畢業生數量統計，以期同干部學歷構成一種參照關系。
對以上統計數字的分析，自然見仁見智。它們給筆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2010年研究生畢業生的數量從3.19萬增加到38.36萬，其中博士畢業生從4641人增至48987人，增長分別達到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級領導班子成員中研究生學歷占10.6%（見表4），而2013年中央委員中的研究生學歷占69.3%（見表5），是1995年的6.5倍。這種比法是蹩腳的。前者是絕對數的增長，后者是比例的增長，二者不同質。后者若增長10倍，中央委員中研究生學歷的比重就超過百分之百了。此一對比只是顯示兩者的同步增長。其間有著怎樣的互動是耐人尋味的。
第二，第18屆中央委員中研究生、大學、大專學歷分別占69.3%、22.5%、4.4%，即大專以上學歷占96.2%，大學以上學歷占91.8%，研究生學歷者近七成，基本都是高學歷。
第三，51%的第18屆中央委員的個人最高學歷是從“在職教育”和“黨校學習”中獲取的。在全部第18屆中央委員的研究生學歷中，近三分之二（65.5%）是從“在職教育”和“黨校學習”中獲取的。準確地說，23.9%的中央委員擁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學歷，45.4%擁有“在職”和“黨?！钡难芯可鷮W歷。前一比例（23.9%）絕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則堪稱驚人。
▍對今日官員學歷的思考
官僚群體學歷的暴漲，折射出當事者們深切地意識到自身合法性的問題，環顧各國，認為還是效仿古代科舉功名最易行。但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權威的合法性遭遇極大的挑戰。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社會中并行著皇權與科舉功名這兩種合法性。古代帝王刻意賜予科舉功名者極大的榮譽。但他自己不會去博取科場功名，因為他最清楚皇權與官職間的天塹之隔，深諳科舉功名無力為最高權力增添合法性。
在歷史演化中，官僚系統的變故其實有限，皇權經歷的卻是江山易主與朝代更迭。傳統社會中，國家最高權力被皇家壟斷。現代國家中最高權力已成動態，隨著權柄從皇權向現代政府的轉移，這一層次上的合法性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但政府是由官員組成的，于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認識可能由此產生，即官員資格的充分具備，比如他們統統具備博士學歷，會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但這是本末倒置。事實剛好相反，現代政府合法性的解決，常常導致官員學歷資格的放寬。
高學歷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據，甚至它對官員地位的托舉作用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眾化。清王朝統治了268年，會試每三年一次，為鼓勵舉子借種種緣由增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會試112科，共授予進士（做官之必然資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將近100名進士。這數量稍稍大于現今每年各省文理兩科高考狀元的數目。2010年中國授予博士學位48987個，一年的數量是整個清代進士數量的1.85倍。博士學位泛濫到這種地步，怎么可能會擁有昔日進士的榮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舊日進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獲取博士學位仍需天資加勤奮。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學習能完成博士論文尚且艱難，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更不可思議。挑剔一位官員無博士學位，只能顯出挑剔者自身的弱智，但質疑一位官員的學歷成色，卻無可厚非。清代入仕路徑不一，而科舉入仕被稱為“正途”，是因為軍功、捐納、任子等路徑不過硬。官員學歷不過硬也罷，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圖證明自身的過程中完成了證偽。此風泛濫，將嚴重打擊整個官僚系統的合法性。
教育在近現代社會中先于大眾化發生的是“輸出”之途的變遷。古代中國社會中官學一體。除了做教師從事知識人再生產，做官幾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方式的變遷，導致教育功能的多樣化。大致來說，單一“出口”已演變為三大出路：政府、學術、工商。其實，三個領域都不必以博士、碩士學位為門檻，完全可讓大學畢業生在實干中學習。但是崗位競爭導致學歷看漲，各領域中好職位對學歷的要求都同樣地升高。學術職業對高學歷的要求，可能負作用最小，因為攻讀博士與學術工作的相似性最大。與之相比，官場的高學歷要求，負作用最大，因為所學與所做關系最弱。可是依照中國的傳統教育觀，功名最高者入仕，使得人們往往認為，官員的學歷也該很高。
入門標準的升高，足以造成官場崇尚高學歷之風。促使官場追求高學歷的還有另一個因素，就是在職官員對學歷的追求，讀“在職研究生”是他們與學校的共謀行為。這種行為既是為自己貼金，也增添了晉升的籌碼。學歷成了晉升籌碼，將學歷的作用發揮到荒誕的地步。入仕后的實際工作表現，才是對官員能力與工作態度最真實、最直接的檢驗與衡量。清代進士功名是進入官場的充要條件，但此后的晉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舉人功名的左宗棠都能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進士又有幾人在“立功”上超越這位舉人？
前文說過，清代官僚系統是“三位一體”的，衙門運作離不開官員、師爺、胥吏。公正但也日趨嚴酷的競爭導致科舉的效度降低，故進士入仕時多不通政務。此一缺憾要靠精通業務的師爺和胥吏去彌補。在今天的官場中，官員幾乎統統是高學歷的持有者。沒有了第二、三種角色的彌補，官員的全日制學歷越高，滯留在學校的時間越長，意味著他越發不諳世事，不通政務。
人一生中在學習上只有一個黃金期，大約是16-30歲。過了這時段，學習效果與時俱下。如果一個人的黃金期完全在校園中度過，作為官員，他的履歷絕非最佳。一個優秀官員應該具備的素質是：善于體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與上司、同僚、下屬建立良好關系；有協調能力，善于解決沖突、糾紛；有意志力，能承受壓力，榮辱不驚；有應急能力，剛毅果敢，當斷則斷。這些素質絕非校園書齋所能育成，要在接觸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務中練就。故一個官員的最好履歷是22歲（大學畢業時）進入基層，從辦事員做起，一路晉升上去。若一直讀完博士才從政，意味著很晚才進入社會，那是極大的耽擱，將延誤和抑制個人性格與情商的發育。
綜上所述，一方面，官員學歷注水之風將敗壞官僚群體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員中大面積的高學歷屬實，又會弱化他們的實踐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場高學歷的趨勢不是好事情。入門標準與晉升規則是官員追求高學歷的成因。要遏制此風，除了大學要嚴格管理學歷發放，重點是官場要改換晉升規則。筆者曾聽到一位中級官員感言：我真不想混這個在職學位，是領導要求??！改革晉升機制的關鍵，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員的好履歷。如果基層經歷被視為晉升的重要籌碼，一味追求高學歷的風氣將迅速扭轉。
筆者深感當今中國教育的一大病因是“學歷競賽”，而抑制病因的關鍵在于用人方。當今眾多學子都想當公務員，目光瞄著官場。如果官場進入資格與晉升尺度改變，輕高級學歷，重基層履歷，必將改變他們的求學方式與就讀年期。如果從官場到公司，招聘人才時都不再迷信學歷，對“學歷競賽”將是釜底抽薪。這對官場與學子，對公司與社會，都是共贏，何樂而不為？
本文原載《戰略與管理》2013年第3/4期合編本，原標題為“官僚的學歷”。篇幅所限，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