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
大約在千禧年或者第二次伊拉克戰(zhàn)爭前后，后冷戰(zhàn)的氣氛一度達到高潮，一個新帝國的政治景象呼之欲出。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年出版的《帝國》（Empire）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被譯成多個版本，也包括中文版，在國際學界頗有影響。不過，在當時“新保守主義”話語幾乎壟斷有關帝國的討論風氣下，這本左派風格的《帝國》在中國學界的反響似乎相當有限，仿佛學界這個大醬缸已經(jīng)儼厚得很、自信得很，流星墜地也不過瞬間之事。類似命運的還有差不多同時引進的卡斯特（Castells）的《信息年代》三卷本，自由派對之不以為然，而所謂“新左”們則似乎從中嗅到了一絲危險的氣息，不約而同地閉口不談。
究其原因，大概既有對分析方法和路數(shù)的陌生，也有國內左、右兩邊陣營對其結論的擔心。方法上，如此書的合作者——來自北美的比較文學教授哈特，與比他年長的卻更激進的意大利哲學家奈格里——采取了一種歐美混合的路數(shù)，而且是德國社會理論家盧曼的新結構主義與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自由主義的結合，以此邏輯來解釋全球化時代“沒有政府的統(tǒng)治”。這樣一種全球秩序的“帝國”，區(qū)別于以往任何一種帝國形態(tài)，因為它“既是網(wǎng)絡系統(tǒng)，又具有等級結構”，而且有著“能夠導向新秩序的合法動力”，也就是全球民主。
雖然哈特和奈格里沒有明確提出，但是《帝國》否定了美國可能或不可能繼續(xù)扮演的帝國角色，并且讓我們看到了一條全球民主的另類道路：不同于社會民主主義者吉登斯在他的氣候政治中提出的全球政府，或者以全球政府、全球新政所代表的全球民主，而代表著反全球化運動對全球現(xiàn)有秩序的徹底顛覆，毋寧說是全球的無政府主義。比如近來在全球鬧得沸沸揚揚的維基泄密門，從外交機密到內部秘密，形形色色的機密或非機密文件猶如一幅巨大的拼圖，維基泄密正在為全球公眾一點點展現(xiàn)所謂國家機密、所謂外交行為、所謂國家利益、所謂國家安全的本來面目：那就是大量瑣碎如八卦一般的國家間的陰謀和抱怨，既有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刑，也有他們在阿富汗戰(zhàn)場的困境，還有阿拉伯國家對伊朗的真實態(tài)度，甚至圍繞朝鮮半島的種種有趣情報。他們所挑戰(zhàn)的，并不是情報圈或者外交圈早有多少耳聞的大量低密級文件所透出的陰謀與八卦，而是力圖改變全球公民社會對政府、真相的共識。這恐怕才是現(xiàn)有的民族國家的末日秩序所真正害怕的夢魘。
這樣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實則無政府主義的帝國圖景，近乎一種新世界主義的革命前夜。因為，哈特和奈格里一方面指出了大眾反抗帝國的新的可能，就是在全球化之下成為新的無產(chǎn)階級；另一方面，他們將歐洲觀念視為美國模式之外，或者對歐洲衰落自身的超越危機的方式，也就是本體論的替換，一種新的帝國范式，無法為那些陳舊的理論所理解。然后，十年前，哈特和奈格里向北美新保守主義的帝國幻覺和那些在國際左派共同體內標榜地方主義萬歲，而實為死硬民族主義分子的偽“新左派”提前開火了。
理解如此帶有強烈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帝國論，需要結合兩位通常被看作政治上保守、偏右的思想家，也是《帝國》的理論基礎：盧曼主義的社會系統(tǒng)觀和福柯的身體政治（biopolitics，學界也譯為生命政治，書中譯作生態(tài)政治）。表面上，他們的理論全無批判色彩，只是分析、洞察和解釋，卻藉此才能領會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也是帝國的身體政治基礎，即規(guī)訓的治理性在全球化時代所具有的帝國意義，然后才可能真正了解反抗的可能。也許，這一由后現(xiàn)代主義建構起來的理論在方法上的實證主義和結論上的普世性很為“新左”們不喜，其中的“帝國—反抗”二律背反又超出了他們的理解能力。
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說，在規(guī)訓時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破壞，對立意味著直接對抗的或者辯證的力量，如薩特在1960革命年代的辯證法；而在帝國控制的時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離棄，對立在傾斜的或者對角的位置展開，沒有固定的發(fā)生場所，而是反抗與威權之間的相互穿透，在一切權力的場所疏散、清空（哈特和奈格里， 2008，208）。這或許是福柯從規(guī)訓（discipline）到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進路給后人留下的啟示，治理術在今天以全球化的形式重新獲得統(tǒng)治并不意味著反抗的消解，比如全球治理的盛行，相反，卻昭示著另一條抗爭的道路，從全球化的內部、核心展開的全球民主化運動。或者說，反抗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時代的顛覆，而是迫使或者誘使權力清場，從虛空開始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公共空間，以呈現(xiàn)“非分之分”與權力結構的緊張，進而占領之。這是齊澤克所說的減法政治，世界左派的最后抵抗，也是法國理論社會學家朗西埃所說的政治的本義，比如反全球化運動分子在西雅圖街頭靜坐，烏克蘭民眾在基輔街頭發(fā)動的橘色革命，泰國紅衫軍占領曼谷鬧市盤踞不去，正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推特革命等等。
只是，與這場運動相對的，一個超國家中心的帝國興起的同時，“具有高效機制的地方反制力量網(wǎng)絡卻會興起，去抗爭并支持新的權力體”。我所理解的這一地方反制力量，既指屬于全球公民社會運動一部分的地方抗爭，更經(jīng)常地卻是那些民族國家軀殼的頑固衛(wèi)道士們，他們同時被新興的帝國和反帝國的人民力量所夾擊，卻輪流客串著人民的民族守護者和帝國的同盟這雙重角色，并且時刻覬覦著帝國的版圖。南美、東南亞過去一個多世紀抗爭民主的發(fā)展歷程，或許便是這一新帝國范式生成和帝國覬覦者的最好例證，阿拉伯世界的埃及—沙特軸心與美國、以色列的地區(qū)戰(zhàn)略盟友關系亦然。
所以，從菲律賓1986年人民力量運動的興起到馬來西亞人權運動高漲，從印尼蘇哈托政權的倒臺到東帝汶的獨立運動，從緬甸的番紅花革命到泰國的紅衫軍示威，東南亞地區(qū)的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正在形成一股新的民主抗爭力量，他們開始改變該地區(qū)的政治版圖，成為推動該地區(qū)民主轉型的主要動力，都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以來天主教解放運動、反戰(zhàn)運動和新社會運動，甚至還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民族主義運動和佛教改革運動。只是，這一新的結構性政治變化遠未為公眾所了解，他們往往被媒體對每一次最新抗爭事件的報道所吸引，卻容易在這些“間斷性爆發(fā)”的間隔中遺忘上一次，遺忘古早的反抗，也低估今天發(fā)生在身邊的變化。
但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反全球化時代，真正的抵抗莫過于世界無政府主義的興起——這只幽靈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和全球社會運動時代的復活。發(fā)端于19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曾經(jīng)在19世紀與馬克思論戰(zhàn)，在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與共產(chǎn)主義者并肩戰(zhàn)斗，在1968的世界革命風潮中再度興起。雖然始終難以逃脫被冷戰(zhàn)、被全球化潮流邊緣化的境地，卻終于在1990年代以來的賽博空間和全球社運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位置、網(wǎng)絡和影響，比如活躍在幾乎每一次G8、G20峰會、各種聯(lián)合國會議外場、身穿黑衫的無政府主義組織ATTAC，正是他們構成了反全球化運動的行動核心，為世人所知。
現(xiàn)在我們知道，在幾乎成為全球政府公敵的維基泄密的創(chuàng)始人朱立安·安薩奇的背后，是計算機黑客、異議分子、無政府主義分子、一些頗有雄心的私人基金，還有無數(shù)正在集合的愿意分享這個世界真相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雇員、新聞記者、黑客和普通公民。他們在做的，如維基泄密的另一位創(chuàng)始人來自德國的丹尼爾·施密特對母親經(jīng)營著澳大利亞一家木偶劇團的安薩奇的評價：“他是少有的一些個真正想通過寧愿冒犯錯的風險也要采取激烈行動來切實改變這個世界的人之一。”每個世界公民都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動來改變這一世界，那就是分享真相，然后挑戰(zhàn)所有的政府和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間的威權。
這樣的戰(zhàn)斗讓人想起19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zhàn)，曾經(jīng)代表著世界無政府主義者針對世界霸權秩序的一次反抗高潮。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筆下，全球化的帝國似乎正在重新陷入西班牙內戰(zhàn)的泥潭，一次全球無政府主義的大團結正在到來。在維基泄密公布的一封外交電報最終引燃了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隨后的埃及革命以及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抗爭風潮之后，在這些已經(jīng)或者正在進行的抗爭革命中，外界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超越宗教和派別差異、超越宗教極端主義和暴力的地方抗爭，一種超越所有現(xiàn)存政治力量的新政治，通過Facebook和Twitter連接起來的“小世界網(wǎng)絡”和“精靈暴民”。在這個意義上，這場幾乎可以確定屬于全球無政府主義、不受外國勢力操縱、反抗作為帝國覬覦者的民族國家威權的革命風潮，如果被視作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之后的第二次解放運動——社會本體的回歸，大概一點不為過。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