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昕
中國慈善事業要取得大發展，必須開展一次思想大解放。束縛慈善事業發展的條條框框固然很多，但是最為要緊的還是套在我們頭上的道德主義緊箍咒。唯有摘掉緊箍咒，將國民的心思、才智、財富引向制度化和專業化，慈善事業的發展才能走上正常的軌道。
此話怎講？讓我們從巴比晚宴講起。
“道德主義的鴻門宴”？
2010年9月下旬，世界知名的富豪慈善家蓋茨和巴菲特要辦一場私人晚宴，與中國富豪們討論一下慈善文化如何在中華大地上興盛發達。不成想，食材還沒有置辦齊，中國的大眾和小眾媒體一擁而上，活生生把這場晚宴變成了“鴻門宴”。借助媒體的透視，公眾們也終于逮著機會，將這場私人盛宴好一通圍觀。圍觀的看點主要有兩個：其一是勸不勸，其二是裸不裸。
所謂“勸不勸”，就是看蓋茨和巴菲特是否動員赴宴的中國富豪們為慈善事業慷慨解囊，也就是“勸捐”。于是，很多中國富豪們擔心被“勸捐”，暗中盤算著接到宴會邀請電話之后如何回復，一時間巴比的邀請函成了燙手山芋。有些富豪無意之間將自己的小盤算透露出來，于是圍觀者一擁而上。其實，“勸捐”甚至“動員捐款”這樣的事情在中華大地上本來稀松平常，很多人早已學會了十八般應對招式。但是，面對洋人的“動員”和“勸捐”，這還是件新鮮事。如此一來，巴比晚宴變成了“鴻門宴”，不少受邀者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理由不來吃飯。這讓主辦者始料不及，遂忙不迭地澄清，聲稱就是吃飯聊天，根本不會“勸捐”。
所謂“裸不裸”，就是中國富豪們到底能捐多少的問題。我們已經知道，至少有一位中國富豪（即陳光標）高調宣布“裸捐”，即將自己百分之百的資產捐出來。除他之外，還有一位中國富豪要捐出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資產，另有不少富豪要半裸或三分之一裸，不一而足。當然，還有不少富豪堅決“不裸”，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用自己的資產將企業搞好，就是最大的社會公益事業。
無論是“勸不勸”還是“裸不裸”，人們關注的都是中國富豪們該不該慈善以及到底肯拿出多少錢來慈善的問題。當然，這一關注還引發了一系列議題，譬如說：
? 中國到底有沒有樂善好施的傳統，難道非要兩位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勸說”中國富豪們投身于慈善事業？
? 中國富豪們究竟是不是為富不仁？
? 為富且仁的唯一之道是不是響應兩位外國慈善家的“勸說”，捐出自己的部分資產，抑或另有他道？
? 即便中國富豪們慷慨解囊了，這究竟是愛心的真實表現，還是沽名釣譽之舉呢？
于是，在中國的大眾媒體上，就這些問題，出現了一些有意義的討論，當然也有情緒化的口水。無論是有意義還是情緒化，這些議論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道德主義。人們熱衷談論的事情，在于富豪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責任。富豪們不捐款或者捐款少，人們就會議論他們是否具有愛心或社會責任感；富豪們捐了款甚至捐款很多乃至到了“全裸”的地步，人們又會議論他們是不是真正出于愛心，抑或是沽名釣譽、別有用心。道德主義的思維，在中華文化中可謂源遠流長。
然而，在紛紛的議論之中，有兩個關涉到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大問題反而遭到了忽視。這就是慈善的制度化和專業化。
慈善組織的制度化建設
狹義上講，慈善是指扶危救難，這一傳統在世界上各個民族（自然也包括中華民族）中都是源遠流長的。但是，如何讓日常性的社會公益事業形成完整的制度和組織體系，從而即便在并不危也沒有難的平常日子中，也能讓各類社會公益事業得到順暢的發展。慈善的制度化和組織化，這才是我們大家特別應該加以關注的事情。各類社會公益事業發展的組織載體，包括各類基金會，也包括各類提供專項公益性服務的專業性組織，亦即各種非營利組織。
大家知道，發達國家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民間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組織一樣發展壯大。在國際比較的意義上，非營利組織在發達國家發展壯大的程度比公司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前一類組織的不發展程度上更是超過了公司的不發展程度。營利性組織的發展比較容易解釋，因為蕓蕓眾生皆為利往，而要想賺錢，開辦公司是最為常見的途徑。但是，私人資本為何愿意投入到非營利組織之中，這一點需要在理論上加以解釋。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看到某些人為慈善事業而慷慨解囊時，也不免心中納悶，當解囊人或善款來自國外（境外）時，不少人甚至還疑神疑鬼。
民間非營利組織產生并發展壯大的緣由，西方學者發展出不少系統性的解釋。一種解釋也具有道德主義色彩，這就是所謂“信仰—責任感理論”。依照這種理論，民間非營利組織之所以產生，無非是其創辦者具有利他主義的信仰，或者對于某類事業具有特殊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類理論往往喜歡從宗教文化中尋找信仰或使命感的源泉。毫無疑問，這種理論不僅具有相當強的解釋力（因為現實世界中很多慈善組織的確由宗教團體興辦），而且還相當貼近常識，尤其是中國人的常識。另外一種解釋具有道德懷疑主義色彩，但秉持理性主義的思維，即認定人們之所以熱衷于慈善，尤其是建立慈善組織，是因為如此作為可以獲得非物質（金錢）性好處，例如社會關系、聲望、政治影響力。學者對于社會關系、聲望、政治影響力的關注，甚至發展成為有關“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象征資本”（symbolic capital）和“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的各種理論，成為經濟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發展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的基石。可以說，這兩類理論的基石都在于探究慈善者的內心深處，議論他們究竟是真有愛心還是沽名釣譽，這同中國式道德主義思維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媒體圍繞著巴比鴻門宴的種種議論，均不脫這兩種理論解釋的思維框架，只不過中國學者在把對現實世界的分析抽象為理論的能力上，與西方同行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兒。
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西方世界興起的第三種理論，這就是新制度主義的解釋。依照這種解釋，慈善組織創辦者個人的動機究竟是利他主義、深懷使命還是渴求“社會資本”，倒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事情在于，某些社會通過長期的演化形成了鼓勵慈善類事業發展的一整套游戲規則，亦即制度框架，而后來者只不過依照這些制度來行事而已。這種理論在西方屬于新秀，誕生于1990年代，目前已經超越了菜鳥階段，進入到方興未艾時期。1990年，美國組織社會學家迪馬吉奧（Paul J. DiMaggio）與德國組織社會學家安海爾（Helmut K. Anheier）合作，在知名的《社會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非營利組織和部門的社會學》，為慈善組織的新制度主義解釋建立了一個分析框架。對他們來說，非營利組織理論的發展不僅必須探究其起源和行為，而且必須在組織、行業和國家三個層面展開制度和行為分析。具體而言，任何行動者（這里考慮的是試圖行善之人）在組織形成過程中必定受到既有制度的約束，非營利組織的出現無非是制度造就的結果，而具有這種造就效應的制度又受到文化、政治和社會結構的造就。具體而言，在組織層面上，行動者在三種組織類型（即營利性、非營利性和公共組織）中究竟選擇哪一種組織形式，無非是一種在明確法律規定下的理性選擇問題。在某些行業中，選擇非營利性組織對行動者來說更為有利一些，亦即更有助于他們達成其原本設定的目的。組織的創立者究竟如何在這三種形式中作出選擇，是一個經驗研究的課題。影響行動者作出這一選擇的因素大致包括：1. 組織創立者的價值取向；2. 從資本市場融資的可能性；3. 獲得政府援助的資格條件。
那么，哪些行業更有可能出現更多的非營利組織呢？有關非營利組織的經濟學理論，可以告訴我們哪些行業更容易出現市場和政府失靈，例如醫療服務、博物館業、教育、療養、社會服務、環境保護等等，因而形成對非營利組織的強有力需求。但是，僅僅從需求方面來考慮問題無法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在某一特定行業內部非營利組織的數量會時多時少，或者會因地而異。因此，供給方面的理論是需要的。組織理論在這方面著力更深，其關注點有三：第一，誰更有可能創辦非營利組織？第二，他們在創辦非營利組織過程中受到什么制度化因素的制約？第三，造就產生非營利組織的環境因素是什么？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有關的研究顯示，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社會名流和國家都是非營利部門興起的重要推手，影響這些推手的制度化因素包括具有路徑依賴效應的早期決策、公共政策（尤其是有關非營利組織的稅務政策）和有關公共物品或集體物品的制度化認知。那么，怎樣分析國與國之間在非營利部門發展上的差異呢？迪馬吉奧和安海爾列舉了若干重要的解釋因素，包括社會異質性（尤其在宗教、種族和意識形態方面）、對于價值理性（相對工具理性）的重視程度、歷史偶然性、部門間（尤其是非營利和營利部門之間、非營利和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和政體結構。
以迪馬吉奧為領軍人物的新制度主義組織社會學有一個重要特色，即其方法論以整體主義而不是個體主義為特色，亦即試圖就所解釋的對象挖掘出一整套解釋因素。說白了，就是追求“全面”。但是，如果我們秉持個體主義的方法論，關注某一特定的解釋因素，例如國家的作用，或許能夠更加清晰地進入問題的實質性部分。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國家的作用”再進一步限定為國家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設定了何種制度。
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與發達國家有顯著的差別。在所有發達國家，就各類組織的建立，國家設定了一套可以自由切換的制度框架。具體來說，無論要開展何種事業，無論來自官方還是來自民間，行動者（或出資人）在建立組織時，首先注冊為公司。之后，如果某些組織能夠證明自己滿足國家規定的一些條件，主要是運營收益不分紅和組織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屬于特定的“公益性”范圍，這些組織就可以獲得稅務優惠，成為非營利組織。至于哪個國家機構來認定這些條件是否符合，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譬如說，在美國，這一職能由稅務局來行使，而在英國則由一個專門的國家機構“慈善委員會”來行使。在這樣的制度架構中，任何人只要有意愿、有能力，均能創辦屬于自己的非營利性組織，自然也可以吸收社會各界的慈善捐款。
然而，在中國，情形完全不同。首先，在各個社會公益事業領域中，公立組織均占據主宰甚至壟斷地位，公立組織還以行政化的等級體系組織起來。其次，民間的非營利組織要想建立，必須先找到一個婆婆，即所謂“掛靠組織”，接受其行政管理，而這類“掛靠組織”必須是國有單位（亦即公立組織）。由于公共管理體系的行政化特色，眾多民間自發產生的社會公益性組織便無法在神州大地降生。李連杰的壹基金已經活蹦亂跳多少年了，居然還沒有一個合法的出生證。這樣的事情不僅僅出現在基金會這一個領域。例如，即便有不少中國富豪有興辦各種非營利性私立學校或私立醫院的意愿，但突破行政化的障礙對于他們來說都是難于上青天的事情。
毫無疑問，這樣的制度架構是“計劃經濟”的遺產。在30多年前，計劃經濟又被稱為“鳥籠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有的經濟單位均受制于國家經濟計劃以及經濟行政管理官僚機構的制約，只能在“鳥籠”中扇扇翅膀。但是，即便如此，當時經濟單位所處的“鳥籠”一般還是較大的。可是，在今天，所有民間的非營利組織必須掛靠在一個個具體的國有單位之下，受到掛靠單位的管理。可以說，與當初的經濟組織相比，當今社會組織所處的“鳥籠”要小得多。當然，我們不排除某些掛靠單位是大宅門，其領導也具有《大宅門》中七爺那樣的戰略眼光、領導才能、愛國熱忱和社會責任感。但是，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或者更廣泛地說，整個社會發展，要受限于各類國有宅門的多寡，受制于國有宅門的大小，受影響于大小國有宅門中各位“爺”的個人品質。這樣的“鳥籠社會”，遠比當年的“鳥籠經濟”，更具有束縛力和壓抑性。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根源，或者說“中國模式”的基石，說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就是打破“鳥籠經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亦即中國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比嚴重滯后的格局，說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就是因為“鳥籠社會”的存在。
因此，就中國的慈善事業而言，我們必須要做的就是走出道德主義“鴻門宴”，把關注的目光從中國富豪的裸與不裸，稍微轉移到制度建設的行與不行。
慈善事業的專業化
慈善的專業化則是另一個大問題。中國富豪并不乏樂善好施之人，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現有的慈善組織，尤其不相信行政化、官僚化的公立社會服務機構。因此，他們不愿意將善款交給這樣的組織。他們寧可放下自己的商業專長，親自投身于慈善活動，甚至自行設立無法順利降生的慈善組織。專業化的發展不足必定導致公益教育的發展不足。這種局面的出現與中國非營利部門的行政化和國有化有關。當公立機構在社會公益事業領域處于主宰甚至壟斷地位時，良性競爭必然缺失，專業化也就無從良性發展。
實際上，專業化是制度化的必然產物。其實，無論何種事業，只要其制度架構高度成熟，那么專業化必定能促進這項事業的大發展。大家都知道，如果人人能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樣的社會才能興旺發達。這樣的常識說起來誰都認同，但在中國，很多常識就是不能轉化為現實。近來，李連杰等大批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人士大力呼吁，中國公益的未來需要一大批專業人才、專業的公益培訓和教育體系，只有專業化的人才才能帶領中國公益事業走向可持續性發展。這些呼吁本身就證明，慈善事業的專業化在中國還遠沒有上路。
除了現行行政化的社會體制之外，在中國普遍盛行的道德主義思維定勢，抑制了慈善事業的專業化發展。例如，很多人極為偏執地認定，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的人們就應該“奉獻”，說白了，就是不能拿高薪。白衣天使要365天都當天使，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最好365天都當義工。很多人認同專業化并大聲呼吁專業化，但是卻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絕大多數專業人士唯有在能夠獲得與其市場價值相稱的待遇時方能提供與其專業能力相稱的服務。說白了，專業人士是要掙錢的。世界著名大學的教授，無論這些大學是公立的還是私立的，都是要拿高薪的。醫生更是如此，而且其平均收入遠遠高于大學教授。要想獲得良好的服務，必須仰賴高水平的專業人士，而要想讓高水平的專業人士源源不斷地涌現，那就必須建立一種社會制度，使他們能夠以體面的方式賺取與其能力培養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其能力的稀缺程度相適應的收入。與之相對應，很多社會公益性組織也是要收費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非營利組織的權威薩拉蒙（Lester M. Salamon）教授曾經發現，在諸多國家中，非營利性組織的最主要收入來源是收費，其次是來自政府的合同款或補貼，再次才是捐款，其比重也就一成多一點兒。如果指望主要依靠國家補貼或者社會捐款，社會公益事業恐怕就無法取得應有的發展。
既然這樣，很多所謂“社會公益事業”走向市場化甚至產業化，也就毫不稀奇。實際上，非營利組織本身之間的競爭，同營利性組織之間的市場競爭并無二致。換言之，市場機制的存在和運行，在所謂“非營利經濟”中是完全正常的；在不少領域中，非營利組織甚至也同營利性組織展開市場競爭。近年來，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非營利性組織開始聘用在這個部門原本極為少見的MBA畢業生，而一些商學院也專門面向非營利性組織開設MBA課程。非營利性組織招聘公司中的專業人才，已經成為常態。
然而，在中國，當人們不加分析地將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的市場化和產業化當成“過街老鼠”進行批判的時候，慈善事業的專業化以及非營利性組織間正常的市場競爭也就隨著“偽市場化”的臟水被潑掉了。當一個社會的道德主義口水將有關真偽市場化的分析都淹沒之時，必然的結果就是社會公益領域中去行政化努力的日益孱弱，行政化趨勢的日漸強化乃至泛濫，最終掉入“行政性商業化”的泥潭。很多宣稱自己具有公益性的公立機構，不論是在醫療、教育還是其他社會服務領域，其典型的行為就是政府的錢也要，市場的錢也撈。當這類公立機構的壟斷性將民間非營利性組織的生存空間擠壓到很小的地步時，無論是心懷某種使命的專業人士，還是富豪們的愛心善款，都無法找到能夠充分發揮其作用的場所。
因此，中國慈善事業要發展，必須超越道德主義。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