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亞麗? 呂程平
“第六次上山下鄉運動”
2000年前后，正是城鄉矛盾比較激烈、三農問題凸顯的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許許多多來自鄉村的大學生也面臨著個人生活的兩難。一方面，農村大學生到城市來學習，也想擺脫“泥腿子”的命運，適應以城市為中心的價值體系，另一方面，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啟的高校產業化改革，既加大了農村學生的學費負擔，也使得未來的道路更加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這有些殘酷的現實面前，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大學生，有的被迫開始了對自己的生活與未來的反省，在這同時，我們也變換了觀察城鄉關系的視角，重新思考我們所生長于斯的鄉村。大學生支農調研運動的興起，可以說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展開的。
具體到我們每個個體，參與其中似乎都有些偶然，甚至都可以說有些隨意。2000年，劉老石老師來到我所在的天津科技大學（原天津輕工業學院）任教。在這個以工科專業主導的學校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他在食工系做輔導員的一年，放松社團審批政策，鼓勵學生自發成立各種社團。20多個社團如雨后春筍般成立起來，我也參與了“新希望農村發展促進會”。
在2000年冬天，關心農村的學生并不很多。為了組織大學生鄉村調研，我們幾個“新希望”的創始人在學校食堂宿舍到處張貼海報，打著的是“文化旅游”的口號。或許還正是因為“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才招來六個同學組成一個小隊。當時，對于下鄉調研，我們都不確切清楚去哪里，如何去。后來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我們去了山西左權縣麻田鎮。
就在我們“下鄉”前后，北京師范大學“農民之子”在1999年暑假以“京楚大學生村民自治宣講隊”的旗號，組隊去了湖北隨州柳林鎮——這也是一位隊員的家鄉。2000年后，北京大學“鄉土中國”、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促進會”等社團都相繼成立，也開始了組隊下鄉。2001年5月1日，我們幾個學校的“老骨干”碰到一起，決定組成一支跨校聯隊，隨后這支跨校聯隊就輾轉在蘇北豐縣、沛縣等地。
我們最早的下鄉點，絕大部分是隊伍成員的老家，要不就是其他來自農村的朋友的家鄉。而我們下鄉的費用，也是我們自己平常省吃儉用節省出來的。當時我們能做的，無非就是帶上文具教教孩子讀書，帶上衣物看看孤寡老人等等。再多一點的，也就是帶上影碟在老鄉家里組織大家學習學習科技種田和法律信息。支農調研變得有組織、有目的，是在我們接觸了《中國改革》（農村版）雜志社之后。
我們中最早接觸到《中國改革》的是劉老石。2000年的一天，他擠在南開大學的走廊里聽了時任中國改革雜志社社長兼總編溫鐵軍的講座。在聽到溫鐵軍說“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它教人吃飯不種糧、穿衣不紡棉。它教大家都拼命擠向金字塔的塔尖，離中國最根本的現實越來越遠”后，劉老石決定“投奔”《中國改革》。從那之后，劉老石一方面在天津科技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另一方面把所有業余的精力都用在推動農村發展和青年學生下鄉的工作上。那時，溫鐵軍也在用自己課酬費資助一些學生返鄉調查，他說，他的想法很簡單，一是想延續老一輩農村工作者杜潤生老先生“動員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的夙愿，再有就是要給予長期脫離鄉村、漠視鄉土的孩子們再次了解家鄉的機會。2001年10月，雜志社來了“我向總理說實話”的李昌平、執著于平民教育事業的邱建生等等。以《中國改革》（農村版）為核心，也憑著“中改”等單位支持，大學生支農活動得到了5萬美元的資助。在劉老石等人的推動下，“中改”專門成立推動大學生下鄉的支農隊項目組，由京津高校的老支農骨干兼職組成。零散的支農活動在此時變得有組織起來了。
雖然參與支農調研的大多數學生都來自農村，但通過支農調研，農村卻呈現出打開大門后的另一個世界。2000年正值鄉村矛盾的尖銳期，我們組織的很多下鄉隊伍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刁難。盤查、扣押證件是經常發生的事，有時候，支農隊因為沒有和地方干部打招呼直接進村，還會被地方干部驅趕出去。北京大學鄉土中國的一支隊伍到內蒙赤峰調研，剛進村，就被村民團團圍住。村民圍住他們是希望這支外來的隊伍能幫著解決問題，而村干部卻一再催趕他們離開。在村民們渴望的眼神中，這支隊伍堅持留下來做完調查。在赤峰七天的調查，這支隊伍是由村民輪流徹夜站崗保護的，調研后也是村民們護送到火車站的。中國政法大學的一隊學生在江蘇調研時，遭遇到冒充派出所的地方惡霸盤查。帶隊人機靈應變，反問對方是否有合法證件，因而才躲過危險。類似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這些刁難與危險，極大地鍛煉了這群在學校溫室里長大的學生。
調研工作想要真正獲得農民的信任，獲得第一手材料，和農民打成一片是必然的。支農的學生必須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許接受任何的禮品饋贈，不隨便接受任何吃飯邀請。北京某大學的一支隊伍在河北順平一個村因為被村干部接到城里吃飯，結果這里的村民拒絕他們再返回。后來這支隊伍所在的社團也被支農隊開除三年。為了使得下鄉學生更快融入鄉村，在下鄉之前，每支隊伍都會就安全問題應對、調研方法等接受培訓，老隊員也會傳授一些經驗，幫助新隊員熟悉相關的資料。類似這樣一些隊伍陸續積累的經驗逐漸形成了規定，被奉為所有支農隊學生的紀律。
后來，錢理群老師在《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一文中，指出新時代的大學生支農調研是承接了“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歷史精神中“第六次上山下鄉運動”。
“從哭著維權到笑著鄉建”——以文化活動推動農村組織化
在項目組的推動下，僅2003年下半年全國就有80多所高校組建農村社團。支農隊項目組指導各社團將下鄉的村莊資料匯集在一起，建立了農村信息站。但是，在21世紀初三農問題仍然很嚴重的時候，在這一百多家站點的帶頭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上訪者。這種結構給支農調研也帶來了很多問題。許多學生社團遭到學校的施壓，要求不再組織下鄉活動。我們的“新希望”社團甚至被要求改名，也不讓我們再下鄉了。在這樣的壓力下，大部分學生都堅持了下來。一方面，我們相信，我們對農村問題的關注出于對社會良性發展的推動；另一方面，到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隨著新政調整了農村政策，農村的基層矛盾與群體性事件大幅度減少，我們也在思考支農調研在新形勢下如何發展。扎根在基層的我們很快就發現，在基層矛盾減少的同時，以城市區域發展為核心的發展主義，也通過既有的制度設計源源不斷地吸取農村的發展資源。農村的發展危機呈現的是人才、資金、基礎設施等資源的多重瓶頸和困境。小農的高度原子化狀態，造成小農既無力抵抗帶有剝奪性質的強勢市場，也很難和政府對農村的支持政策對接。如何組織起來，成為新時期農村發展面臨的挑戰。
在這樣的形勢下，無論是關注社會民生的青年知識分子，抑或是《中國改革》（農村版）所凝聚的農民精英，都在探索著新的實踐方向和內容。新鄉村建設運動從歷史中吸取經驗，選擇了以青年學生動員村民重建農村文化為切入口，開始了通過恢復合作文化進而推動農民組織化的探索。
2003年春節，在河北定州歷史名村翟城村，邱建生重啟了70年前晏陽初的鄉村建設。當邱建生和大學生們在村委會門上貼出對聯：“平民教育誠可貴，鄉村建設慨而慷”后，他自己也搬到了翟城村破舊的村莊小學。在此后近四年的時間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鄉村建設學院和翟城村的建設上。
2003年暑假，因農民維權而尋求外界幫助的安徽阜陽南塘村迎來了一批來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地十幾所高校的近30名學生。這個村莊也因為這些學生的到來出現了新的變化。剛開始的時候，這個村子里村民和基層干部的矛盾劍拔弩張，每次鄉里干部在村子里出現，都會被一群要“討個說法”的村民團團圍住。學生的到來，無疑加劇了這種緊張。地方政府不愿意學生在村里呆著，以“安排參觀旅游”的名義，要把學生帶走。學生們在鄉政府和有關人員展開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判，最后雙方達成了妥協，學生可以在村里調查，政府則以“保護學生人身安全”為由，安排了相關人員陪同學生調查。本來一觸即發的官民矛盾沒有被激化。因為在接下來幾天的調查中，這支隊伍又不得不去思考遠比他們的想象更為復雜的現實問題。學生們發現，維權的確讓村民熱情高漲，但村民的生活卻并未改善：老人病死家中無人知曉的事情，讓人觸目驚心；年輕人的不孝順也完全顛覆了尊老愛幼的傳統；村莊的道路損壞無人問津，而村民們卻只知成群結隊打麻將；夜晚，寧靜的村莊卻因為治安問題頻發令人非常不安。誰愿意生活在這樣的村莊里？
面對這些比維權要復雜得多的現實問題，學生們開始思索如何將矛盾和沖突進行建設性的轉化。這么做的前提是需要村民帶頭人的認同。起初，楊云標等一群維權的“硬骨頭”對這種思路是持有懷疑態度的。但或許是不愿意澆滅學生們的熱情，他們也同意嘗試看看。學生們找來了村子里老文藝骨干，這些老人從床底下搜羅出30年沒怎么用過的二胡、邊鼓，村莊里的“老瞎子”扯著嘹亮的嗓子吼起了老革命歌曲。住在隔壁鄰縣40里地遠的王殿敏阿姨，本來是個默默無聞的農村寡婦，也在學生的帶動下揮起支農學生的紅領巾扭起了秧歌。這個平凡的農村寡婦，在隨后的兩年中成功地組織起了村里的老年協會和婦女文藝隊，還被大家推選為村委副主任。2005年在由戴錦華等人發起的“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活動中，王殿敏也名列其中。
村莊的不孝順是個普遍現象。有些老年人求助派出所，但常常會使矛盾更激化。于是，學生們想到了“褒獎好的而使不好的害羞”的操作辦法。學生們把老年人組織起來，讓他們評出村莊的“十佳兒媳”。然后學生們自己湊了幾百元錢，買了大紅花和獎狀、臉盆，敲鑼打鼓送到好兒媳手里。讓學生們沒有想到的是，這些婦女都是放著鞭炮迎接獎狀的，她們還把這些獎狀貼在堂屋正中央。“因為這樣的活動，村子的風氣扭轉，以后每年我們都評選一次”，楊云標說。這位年輕睿智的村莊帶頭人后來這樣總結學生們的行動，這是“從哭著維權到笑著鄉建”。
在這樣的帶動下，隨后的這些年中，南塘村陸續成立圖書室、經濟合作社、生態農業實驗田和農村互助金融等。至今，這個遠近聞名的村莊不僅實現了以組織為依托多位一體的村莊建設，同時帶動了周邊十幾個村莊共同發展合作組織。最重要的，村莊里村民和政府的關系由原來的惡性對立到如今的良性合作，承接了政府上百萬的村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類似的故事也在湖北房縣的三岔村、山東微山湖畔的姜莊村、河北順平地區跨縣鄉的聯合社等地進行著。這些鮮活的村莊故事讓我們看到青年學生在協助鄉村建設過程中，以本地群眾為主體，在基層轉化矛盾、建設和諧農村的推動作用。
鄉村人才培養計劃
2003年底，中國改革雜志社鄉村建設中心成立，開展了村民骨干能力培訓項目，目的就是通過對村莊帶頭人的培訓，將力量凝聚起來，通過走合作組織的道路來發展村莊。但2004 年底，隨著《中國改革》雜志社（農村版）停刊，鄉建一度陷入了無組織的狀態。但很快，以劉老石為核心的支農學生注冊成立了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邱建生等人也堅守在翟城，成立了河北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這些組織隨后掛靠在溫鐵軍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2005年暑假，鄉建中心在全國100多所高校選撥了35名學生，他們中有的剛剛畢業，有的是特意休學的，“鄉村發展人才培養計劃”正式啟動。
“人才計劃”的培養理念就是靠實踐和理論兩個主題方式為農村培養人，在這過程中，也要完成對年輕人的再教育。“人才計劃”包含每年四次的集中培訓和學習，其余的時間學員們都駐扎在鄉建中心的項目點，協助村莊推動合作組織的發展。多年的鄉村調研讓我們很清楚，鄉村治理并非如其表面所顯現的僅僅是技術缺乏、資金匱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企業介入不介入農業領域的問題，深入的探討下，鄉村發展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能否培養一批能夠長期推動中國農村發展的青年人是鄉村建設可持續性的關鍵。“人才培養計劃”針對的核心問題是年輕人去農村做什么？初到農村的大學生常會被村民、基層政府期待帶來扶持資金、市場渠道、企業項目，事實上一無資源二無背景三無經驗的大學生，在這些方面其實是難有作為的。他們特定的優勢是在農村的客觀調研、村莊的組織和動員工作、教育和文化推廣等軟件能力上。人才計劃的學員不是去滿足村民短期的致富欲望，不是去處理村莊各種日積月累的矛盾，不是去跑市場跑信息，不是單一地提供科技咨詢，不是越俎代庖替代村民能做的各項村莊事務——他們在村莊能做好的，是以公益文化活動切入，發動村莊“能人”，推動鄉村的組織創新和制度改變。事實證明，這樣的撬點既發揮了個人的價值，同時也推進了農村基層制度的改良。
參加“人才計劃”的學員們，整整一年、兩年甚至三年的時間，直接住在農戶家中。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在這里不帶任何筆本紙墨，就在炕頭和農民一起生活聊天，農忙的時候也挽起褲管和農民一起播種收割。他們每個月要向村民繳納不低于生活成本的費用，遇到鰥寡老弱者，他們還會擠出微薄的補貼去探望。村民們很快會認識到他們無法直接依賴窮學生發展村莊，但村民們漸漸地會被他們的行為帶動，逐漸認識到自己是家鄉建設的根本。
從2005年至今，“人才計劃”已培養出了5期共百余名優秀的農村發展人才，他們中的2/3仍在農村建設、社會發展的第一線忙碌著。
蝸居時代的新生
2009年12月5日，鄉建迎來了十周年慶典。12月6日，北京西山已是一片蕭瑟景象，可山腳下一個大院子從一早上開始就很熱鬧。在菜園的邊上，搭起了兩口碩大的灶臺，許多學生在這里忙碌著，有的添火、有的切菜，還有人在房間里牽起彩紙，在門上都貼上喜字……這里，是在布置著一場集體婚禮。
這個院子就是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目前所在地。常來常往的青年學生稱它為“家”，農民朋友稱其為大后方，我們則詩意地稱這里為“新青年綠色公社”。說是“公社”，首先是有共同的工作目標，然后就是在生活和成長上互助和協力。在這里，社員自愿“入股”成立了公社互助保險。互助金首要用處是為生活困難或生病的同學提供幫助，互助金的另一個用處是通過“美好生活促進會”組織活動。作為對“美好和幸福”一次重新定義，同時也是美促會2009年度最出色的工作，就是“新幸福主義集體婚禮”了。
如今，當全國千萬“蟻族”大軍奔波在蝸居地和工作地點的時候，我們這些人在探索著屬于這個時代的新生活方式。每天6點半，學員們準時集合，進行一個小時的晨練；8點半，是“朝話”的環節，組織者站在隊伍前面指揮大家喊口號、唱歌，大家一起分享近期自己對某個問題的思考或心得，之后所有人都要陳述當天的工作計劃。公社生活簡單而有序。盡管不乏生活上的小摩擦小插曲，但這里整體氛圍是積極向上的。在這里，我們大家親自參加勞動。院子里有幾分菜地，生態農業部門把這一小塊地小心翼翼的劃分為責任田，每個人認領一塊，自己耕種，每個微型菜農也都施展著自己的有機農耕法。在公社的食堂，每月僅繳納百元就可解決一個月的生活費用。工作之余，每周會有定期學習討論以及其他以團隊建設為核心內容的娛樂活動。很多來授課的老師稱這里才是真正的大學。夕陽下看著同學們一邊撅著屁股拾掇著黃瓜藤一邊談論著金融危機的影響，真是件很有趣的事。
公社的生活，雖非奢華但卻很安逸，因而，我們也得時刻提醒著自己不要讓公社成為脫離社會現實的小圈子。公社被定位為青年人長期參與鄉建的大后方，而前方則是廣闊的農村基層。大家的大部分時間是和農民或者工友在一起，他們在這里只做短暫的休憩和知識的補充，隨后就會奔赴全國各地。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這是新時期歐文式的烏托邦，其實，在我們眼里再沒有比這里更能反映和接近社會真實的地方了。比起大多數為生活奔波但卻困于高房價的同齡人，我們在創造著一種把個人成長、社會理想和促進社會發展有機結合的生活方式。
在《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一文中，錢理群老師認為“第六次上山下鄉運動”最大的不同是這次行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知識分子的自覺自發行動，并內涵著對當今教育體系的挑戰和創新。當然，這與五四時代欲用“民主與科學”、平民教育等試圖改變“愚昧的農民”與“黑暗的鄉村”的情形有所不同，這一代人其實是在為自己尋找、建立價值觀的過程中，促進著農村的變革。因此，這或者可以稱為一場“雙向精神扶貧”運動。
對這個論斷我們是深有體會。一方面，我們所來自、面對并進入的農村已經不是費孝通先生筆下“鄉土社會”，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在解體中的鄉土社會。在通常說的資本、勞動力和土地外流的基礎上，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鄉土中國的價值體系在解體、崩塌。而現代化的媒介手段無疑加速著這一過程。我們看到，以城市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和生活方式漸漸為人們接受，這個時代還沒來得及對源于17世紀西歐工業化時代興起的城市文明在今天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檢討，就已經拋棄了東方農業文明中的某些優良品質。在這個意義上，鄉村精神再造有著更深遠的意涵。
另一方面，精神的危機同時發生在青年學生群體中。在這個開始對人生意義思考的年齡，有多少青年在選擇中迷茫？幾十年前的民族危亡賦予過去時代的青年深沉的價值坐標，而生于“盛世”的我們，卻在意義之網上迷遁。十年前，當“到農村去”的口號將第一批支農隊員聚集的時候，誰也不曾預料，這竟是一場以行動來進行的對時代精神和青年價值的探求——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個探求剛剛開始而已。
（作者單位：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
【后記】就在此篇文章完成之際，大學生志愿下鄉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劉老石，因車禍于3月24日突然離世。作為追隨他近十年并被其思想和行動深刻影響的學生，我無法言表失去這樣一位已經完全融入自己整個生活、事業和思想價值的老師的感受。這些天來，我按照工作程序處理著老師走后的諸多事項，但在感情上卻拒絕承認這樣的事實。以我對他的理解，那位腳步永不停歇的行動者，也同樣是拒絕躺下的。
我無法以單一的身份界定這位逝者，學者、知識分子、教師、行動者……他博眾派理論之長，幾度坦誠修正自己觀點言論，但卻從未動搖過自己為弱者和底層鼓呼的立場；他影響青年人舍小我而為民族社會思考，但對數萬人的教育卻都不是在課堂之內實現的；他本可以有機會撰寫學術論文以謀學術的建樹和職稱的晉升，但他始終堅持用最泥土的語言和農民探討交流，力圖以農民為主體改變鄉村面貌；他不僅慷慨激昂且身體力行、表里如一，生活與事業完全融合在一起。有人說他拋家舍子，有愧親人，其實沒一位鐵漢比他更懂得處理家庭和事業、小家和大家的關系。他的親人是那么堅定地支持他，從未因物質貧乏和時間有限而影響他和家人的關系……
面對劉老石早逝的生命，有人惋惜地問：“平庸而長久與短暫而有意義，你愿意選擇哪種？”我想，生命無謂長短，但要對社會和他人有意義才是存在的價值，也是老石留給他帶出來的這個年輕但堅強的團隊的最大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