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然
我們的世界正處于危機之中。全球變暖、石油峰值和資源耗竭，這一切都預示著環境災難的即將到來。但是，我們的機構似乎反應遲鈍。如果僅僅一次美國次貸危機就能給我們的金融體系帶來如此巨大的震撼，那么我們將如何應對更嚴重持久的挑戰？當前的體系究竟怎么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怎樣的世界？我們應當如何生活，使得人類可以更好地在這些危機中生存下來？
在反思這些問題的同時，我經常想起我兩個朋友的生活經歷，安金磊是一位進行有機耕種的農民，而L是一位如今在倫敦工作的投資銀行家。他們兩位都是勤奮工作的人，三十五六歲年紀，祖籍中國。他們如今天各一方，其生活經歷和見識提供了有趣的對比和理解這些危機的觀察。
在試圖推動有機耕作和永續農業的非政府組織之中，安金磊被公認為是中國首位有意識進行有機化耕種的農民。當然，在綠色革命到來之前，所有的中國農民都是天然有機生產者。即使在今日，在部分偏遠地區，一些農民仍然是天然有機生產者，要么是因為他們太窮而買不起化肥農藥，要么是因為他們生活在邊緣區域，廣泛應用的綠色革命技術在那里尚未普及，或者不適用。
作為農校畢業生，安金磊曾經是一名國營農場的技術員。他身處第一代“現代化農民”之列，和他的同事一起引進了大量的化肥農藥。但他很快注意到了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殺蟲劑的氣味簡直讓我嘔吐。于是我想：如果這東西對我如此有害，那么它怎么可能對土地有好處？”
他向老農民學習，開始嘗試使用各種生物學方法控制害蟲，或是改善土壤。由于這些做法不符合當時的潮流，他經常只能偷偷地進行，或是無視上級的反對。后來，他回到了他的村莊，承包下大約40畝其他村民都不愿意要的貧瘠土地，實踐永續農業。多年以來，他和妻子的辛勤勞動經常受到同村人的奚落，“化肥農藥這么方便，為什么不用？你們太固執、太傻了。”“你們干活這么辛苦，出去打工可以賺到更多的錢，為什么要在田里做這么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但安金磊堅持下來。現在，經過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的收成開始讓他的鄰居們羨慕。
相比之下，我的銀行家朋友L一直以來因為他的成功而備受稱贊。他曾是每年一度的高中生數學競賽——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金牌得主。在一所名牌大學完成大學學業之后，他去美國的一所頂尖大學研究深造，最終在一位菲爾茨獎（相當于數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指導下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后，他成為加州大學一所分校的講師。隨著高科技浪潮的到來，他受到了誘惑：“我只是想掙得和積蓄100萬美元。然后，我就可以回來做數學研究，一輩子也不用再為金錢而擔憂。”于是，他加入了一家網絡新興公司。
隨著網絡泡沫的破滅，他很快轉到金融行業工作。從那時起，他的目標擴大為200萬美元。 在紐約附近的一家對沖基金公司短期工作之后，他如今受雇于倫敦一家高級投資銀行，從事貨幣交易和貨幣套現的定量模型研究。作為老朋友，承他好意，他告訴我，他的年薪大約為25萬美元。我沒有問獎金的事，在業績良好的年份，投行的獎金可以數倍于薪水。
按照一般的標準，L應該是一個成功和幸福的男人。他在中國和美國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至少以世俗的眼光來看是這樣的），受雇于所謂“高附加值”行業，獲得高工資，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個全球化公民。但是，據他自己描述，他感到他被困在他現在的處境中。他每天要花9～10小時面對著電腦上流水似的數字，因此他經常是筋疲力盡地結束每周的工作日，在每個周末，他幾乎沒有精力去享受倫敦這個國際大都市。最糟的是，他不再擁有一個目標或是一個夢想。他遠離數學已經過于長久，無法再回到那個領域。他提到了一個我們共同的熟人H，直到不久前后者與他還有著非常相似的生活軌跡。H同樣才能出眾，拿到數學博士后不久也轉行到金融部門工作，但他最近辭去工作，搬到一個生活費便宜的地方靠積蓄生活，同時開始重新研究數學。“H說他受夠了，不想再為大資本家賺錢。他好在沒有結婚，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但我有家庭的責任。”
從這些話里，我能夠清楚地聽出L語氣中的羨慕之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甚至認為他是貧窮的。2007年2月，我們最后一次面對面交流時，我說起可能爆發的世界性大規模金融動蕩——金融衍生品市場價值已經超過全球生產總值的10倍以上。單憑這一點，稍微有點常識就不難意識到，金錢帝國是建立于海市蜃樓之上，泡沫的崩潰不過是時間問題。當時L半開玩笑地說：“我將歡迎一場金融危機的到來。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沒什么可失去的。”
正是這句話，促使我詢問他的薪水情況。就金錢而言，他的25萬美元的底薪就完全足以使他進入全球萬分之一收入最高人群行列，可是他覺得他太過貧窮，而無法追逐自己的夢想，以至于沒有夢想。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錯，相比于他日常操作的巨額金錢，以及他為之工作的“大資本家”（按他的說法），他確實是貧窮的。
當我的富人朋友L感覺如此無能為力時，我的農民朋友安金磊卻是一個自我奮發的驚人例子。當他意識到化肥農藥對環境有害時，他決定將其拒之門外，并且義無反顧，多年來從來不受外部世界的金錢誘惑。在前些年，他甚至被剝奪了一個農民最基本的回報——食用他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有機食品。由于所謂的“規模經濟”，他的村子不再有小型加工廠為村民們加工小麥。因此，他只能出售小麥，又從一些零售商那里回購面粉，而零售商又依次出售小麥并向大型糧食加工廠購買面粉。當然，由于這種“糧食的大循環”，我們無從探究其根源。直到最近，他已經聲名大噪，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朋友樂意溢價購買其產品，他才有足夠的資金找到小作坊加工他的小麥。
傳統經濟理論的主要概念之一就是經濟人，即人（也就是一個自然人）是理性的，以自我為中心，他們渴望財富，逃避多余的勞動，可以作出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或許由于所有的現代化教育，L已經成為經濟人的一個范例。這些年來，我目睹他為了賺錢而逐步放棄他的夢想和激情。這種經濟理性給他帶來的是金錢，而不是成就或幸福。他十分清楚，他只不過是全球賭場經濟的一枚棋子，他對此并不樂意，然而，他過于軟弱，以至于無法找回自我。同樣，雖然身為所謂的“全球公民”，他對世界的理解極度狹隘。在他說自己是窮人之后，我與他探討世界事務的最終努力就此結束。每當我提及環境危機，他便給出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常給的一個標準回答：“讓富國和富人們先來擔心這些吧。”
相比之下，我的農民朋友安金磊出人意料地博學（或許這并不如此令人驚訝），與之交談愉悅異常。作為一個“頑固落后的、土頭土腦的人”，他抵制了許多現代化誘惑，尤其是電視。這給了他很多用以閱讀和思考的時間，雖然農田里的工作非常辛苦。在我們會面期間，我們的談話經常圍繞農村、環境、教育、信仰和人生觀等主題。2006年，我領著優秀民生獎（該獎也有另類諾貝爾獎之稱）獲得者，享有國際聲譽的活動家和作家海倫娜·諾伯格·霍奇斯（Helena Norberg-Hodge）去拜訪安金磊。她對這個年輕的農民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稱呼他為中國的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溫德爾·貝里是美國一個農民，同時也是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我必須承認，在我的中國農村之旅中，我沒有遇到很多像安金磊這樣的人。相反，我了解到許多不計后果地濫用化學品，以求短期效益的可怕案例。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發現很難將全部責任推到農民身上，正如有農民總結的，“人人壓榨農民，農民壓榨土地。”我曾經問中國的一位農業專家——溫鐵軍博士，“在中國，像安金磊這樣的農民還有多少？”他給予我一個含糊的答案，“還有很多，但他們越來越被主流社會所邊緣化。”確實，溫德爾·貝里和安金磊只是農民中少數思想深刻并善于表達的人，并非每位農民都擁有他們那種全球化視野，但他們又的確是為農民以及農業思想代言的。畢竟，作為生活在土地上的草根人群，每位農民必須了解周圍環境并與之互動。與精英科學家或是技術專家不同的是，他們無法將環境破壞和其他負面因素外部化到其他地方或者更弱勢的群體。如果沒有太多的錯誤教育，他們通常不會成為“理性的”還原論者。然而，考慮到安金磊一直忍受著村里人的許多奚落，我們不得不承認，現代媒體和現代教育所具有的超強洗腦能量。假如安金磊像他的鄉人們以及我那個非常成功的朋友L一樣，成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那么他很久以前就會放棄有機耕作。
相反，他卻成為一個自我奮發的最佳事例：有權作出自主選擇，有能力去實踐它們，并對結果負責，因為他對土地（包括以土地為生的動物和植物）懷有深厚的感情，不愿讓他的愛摻入金錢的因素。
我認為，我們陷入當前經濟和環境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狹隘的經濟理性聚焦。依照它的原則，像安金磊一類的人越來越被社會邊緣化，而像L這樣的人卻得到了慷慨的回報。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不一定感覺被授予權力或覺得富有（就如同L），但由于獎金和所謂的杠桿作用的加強，他們實際上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來實施破壞性的影響，當前的次貸危機就是一個例子。最為糟糕的是，這些人與現實世界的接觸越來越僅以金錢為媒介：如果某物不能轉換為一個美元數字，它就不具價值。作為一個中國名校畢業生（在我的大學同學中，超過90%的人赴美國進行深造），我不得不承認，在我的老同學中，L絕非“生活全球化、思維混亂化”的唯一范例。每當我在大眾媒體上讀到這種人被描述為“世界上有影響力的人物和成功人士”，我總是感到毛骨悚然。
與此同時，盡管安金磊先生收入微薄，他還是在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盡自己的職責。如今，他還自愿擔任一名技術指導，向所有愿意學習的農民伙伴免費傳授他的知識；他拿出每年收成的15%送給愿意嘗試有機農業的農民作為種子。在講授綠色技術時，他常常強調，西方通常的有機農業概念過于狹隘：有機農業不僅僅是技術手段，也不僅僅是不用化肥農藥，或是利用高端市場來賺錢。有機農業是讓所有生命都有機會活下去的農業。 農業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項營利性的職業。一個好農民應當是一個謙遜的管理者：他深愛他的土地，珍惜土地給我們的出產，對它進行照料以作為回報；他意識到所有的動植物都是與我們休戚相關的珍貴生命形式，并因此與之合作而不是對抗。此外，農民同伴們應當相互合作，做健康土地上的健康人，而不是僅僅為了市場利益進行競爭。這種重建與土地關系，重建與社區關系的觀點也許會被講求效益的經濟學家和產業農學家視為感情用事，但它實際上是一種腳踏實地的做法。也許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安金磊身上學到非同尋常的東西，因為“身處當地，心系全球”是我們應對當前許多危機的正確方向。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間是2008年1月，距今已近兩年的時間，次貸危機已經演化成一種全面經濟危機。許多人受到波及，包括L和安金磊。
2008年10月，由于公司倒閉，我的朋友L失去了他的工作——是的，他的公司是倒閉的幾家巨大而且著名銀行之一。如同他的許多見木不見林的同事一樣，他對他所屬公司的巨大風險一無所知，直到最后一刻。由于他所在部門（做貨幣交易及其他）從始至終都在為該公司賺大錢，它很快被另一家國際投資銀行接管了。于是，L重回他的崗位。全球賭場仍在繼續。L仍然拿著高工資，干一份他并不喜歡的工作。L曾經告訴我，他們的部分貨幣交易利潤率僅為0.01%，因此，為了獲取利潤。他們確實操縱了巨額貨幣。也許我太過保守，我實在想象不出這種行業能為實體經濟帶來何種好處。然而，限制投機的規章——比如，一直在提的托賓稅——至今沒有出臺，大量金錢（包括大量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資金）還在源源不斷地流入虛擬經濟，以維持賭場經濟的運行。
2008年7月和2009年7月，我都有幸再次見到安金磊。他的簡樸的家已經成為一些都市人回歸自然的地方：這些人厭倦了惡性競爭，希望向安金磊學習追求有意義的工作和生活。越來越多的農民也很樂意向他學習關于如何減少化學品的投入。一個潛在的原因就是，2008年上半年，由于油價的提高，在中國的許多地區，肥料和殺蟲劑的價格攀升了60%以上。金融危機還給中國農村地區帶來更糟的情況。據估計，從200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超過1000萬的中國農民工因為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返鄉。考慮到這么多的年輕人急需一份可持續的、有意義的生計，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他們中有多少人可以在回去之后像安金磊那樣找到生活的動力和意義？政府的經濟刺激方案是否給了他們和農村地區充分的支持，而不是將更多的錢注入股市和樓市這樣的虛擬經濟？除了金融支持之外，我們還需要做出哪些文化和社會變化來重建更合理更加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