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
2007年5月，位于美國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城（Jamestown）迎來了建城400周年紀念日。17世紀初，一群來自歐洲的冒險家在這里建立第一塊永久性的英屬殖民地，美國建國歷程上的處女地誕生了。僅僅4個世紀后，彈丸之地的詹姆斯城就擴張為龐大的美利堅帝國，它在今天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也許只有昔日的羅馬帝國和大唐帝國可以比肩。
我就在這一年來到了離詹姆斯城不遠的華盛頓地區，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首都。
華盛頓人的中國觀
華盛頓街道筆直，宮室華美，稱得上美國規劃最好的城市。當年國父們一意模仿羅馬帝都，華府的最高建筑被稱作“Capitol Hill”，國會里的民選代表也被稱為“Senator”。這里的大型公共建筑多采用羅馬樣式，高聳的石柱和優美的浮雕流露出一股王者之風。像羅馬人喜歡在公共論壇上雄辯一樣，華盛頓人也熱衷于在思想庫里談論天下大事。這些思想庫就是位于華府的一百多家政策研究機構。它們不僅構成了美國政府的智囊團，也常常舉辦面向公眾的時事研討會。
最近幾年，研討會上的發言者越來越多地提到了正在崛起的中國。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2006年舉辦的一次科技政策討論會上，前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剛上臺，劈頭就問大家有沒有看昨天的《金融時報》，因為上面報道說中國的研發經費已經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了。等到聽眾提問時間，我抓到一個發言機會，指出薩默斯單憑這一經費指標，有夸大了中國研究實力的傾向。薩默斯答復說，根據各種科技成果指標，中國的確有迎頭趕上的趨勢；當然，美國在60、70年代高估了蘇聯，80年代高估了日本，他承認今天也可能高估了中國。
薩默斯的觀點代表了當前美國知識精英一種普遍的對華焦慮。在冷戰結束十幾年后，這個國家的領導地位又受到來自中國的新挑戰。《紐約時報雜志》2008年1月底刊出《別了，美國霸權》（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一文，作者卡南那（Parag Khanna）預測，世界將很快面對美國、歐盟和中國三強鼎立的格局，俄國、日本等二流國家都需要在這三強之間尋找自己的定位。這位“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n Foundation）的研究員在過去幾年里環游世界，所到之處都能感受到這三大勢力的顯著影響。卡南那可能夸大了中國的海外形象，但中國的崛起趨勢和美國的衰退苗頭似乎已經成為華盛頓人的基本共識。當然，也有人看法迥異。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的沃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就認為未來不屬于中國。2007年冬，他兩度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指出亞洲幾大強國并立，中國不可能一枝獨大。根據世界銀行調整后的估計，中國的經濟規模也不像人們原來想象的那樣龐大。考慮到中國面臨的諸多國內問題，它取代美國的時日還來日方長。
米德的看法畢竟是少數派觀點。世行的新經濟數據在引起一陣爭議之后并沒有被廣泛接受，中國的經濟規模遠在印度之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已經超過了日本。至少在東亞地區，中國還是很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區域性的主導力量。就全球格局而言，美國戰略家的對華政策建立在下面兩個基本假設之上：一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二是中國的威權體制穩定不變。芝加哥大學的國際關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2006年發表了《中國的不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一文，開門見山地指出，“如果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再持續幾十年，美國和中國很可能陷入激烈的防務競爭之中，并有引發戰爭的相當機會”。在他看來，新來的挑戰者必定會與當前的領導者發生沖突，這與挑戰者的政體性質無關。而另一些美國學者則強調政治價值觀的差異決定了中美兩國之間的對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8年4月的《新共和》上刊出長文《歷史終結的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他指控中俄兩國是威權體制的維護者和信奉者，強調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的全球競賽將是這個世紀的主要特征。
如果說米爾斯海默和卡根這樣的美國保守派主張盡量延緩中國崛起的過程，以政論家扎卡瑞亞（Freed Zakaria）為代表的自由派則建議美國政府奉行對華接觸政策。我記得扎卡瑞亞在一次新書發布會上發問道：“干嗎要抵制北京奧運會？這只會助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新聞周刊》最近的專欄上，他認為布什政府任內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改善了同中國的關系。我還就對華政策請教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他的回答有些模棱兩可：一方面不認為中國必然會重復德日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又強調崛起中的大國畢竟會和當前的超級大國有所沖突。他因而主張美國采取兩套機制對付中國，一套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另一套在中國構成威脅時可以聯合亞洲盟邦圍堵中國。美國政府可能不時倒向遏制派或接觸派，但這種“雙管齊下”的對華戰略應是持久的政策態勢。
華府思想庫的中俄議題
盡管上文提到的幾位學者都是美國外交界執牛耳的人物，他們的中國觀畢竟是一家之言。為了宏觀展現美國戰略家眼中的中國圖景，我從華盛頓四家大型思想庫的會議檔案中挑出了200多次研討會，進行統計分析。這些研討會包括在2001年、2004年和2007年所有與中國和俄國有關的政策討論活動。4家思想庫分別是代表自由派的布魯金斯學會、代表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政治中立的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和側重對外事務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需要指出的是，威爾遜中心的冷戰史項目組織過多場關于前蘇聯歷史的研討會，因為它們不直接涉及俄國時政，因此沒有納入樣本。另外，有關周邊國家（如朝鮮問題）和所在區域（如東亞地區）的研討會也排除在外，雖然這些討論多多少少牽扯到中俄兩國。
在過去8年中，關于中俄兩國的研討會都在成倍增長（表1），這自然與各大思想庫的財源和規模擴大有關。在所有三個觀察年份，關于中國的研討會次數都明顯高于關于俄國的次數。在2007年，關注中國的會議比關注俄國的會議多出近60%。俄國幾乎淡出了布魯金斯學會的視線，而對中國的關注度則從2001年的兩場會議增加到2007年的23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06年成立的中國研究中心推動的。可能由于普京近年的叫板，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傳統基金會對俄國都更加重視，但仍然弱于對中國的關注。在唯一關注俄國超過中國的威爾遜中心，有關中國的研討會次數在2004年到2007年之間也從15場增加到20場，而關于俄國的會議次數未變（25場）。此外，這一期間還有過4場同時涉及中俄兩國的研討會。
華府思想庫不僅對中俄兩國的重視程度有差異，關注的領域也大不相同。我將所有研討會議題概括為表2中的七大領域。臺灣問題因其特殊性，被劃歸“外交”；有關香港的議題則被劃入“內政”，因為九七之后香港已經回歸中國。對比各項領域在兩國研討會中所占的比重，我們會清楚地看到中國議題集中在外交、經濟和環境方面，而俄國議題更多集中在內政和社會方面。
外交領域顯然是兩國問題的重中之重，華府思想庫花費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討論中俄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俄國的外交議題主要包括美俄關系以及俄國同歐洲（尤其是高加索地區）和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地區）的關系。中國的外交議題約有一半涉及臺灣問題，在臺灣實現民主轉型后，華府思想庫加強了對臺灣選舉及兩岸政策的觀察。他們同樣留心中國同亞洲鄰邦的關系，如朝鮮、日本和印度。近年來出現了一些討論中國對全球影響的新議題，如中國同拉美和非洲國家的關系，中國出于防衛目的的外交，和中國的軟實力等等。有關俄國的研討會上，人們是見不到類似的議題的。卡南那在他的新書發布會上也佐證了這一點——他在許多國家考察，都見不到俄國人的影子，而中國人滿世界跑。
華府對中國經濟和環境問題的關心超過俄國，這并不難于理解。中國外部影響的基本推動力就在于高速的經濟增長，外交和軍力均以此為后盾。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它的環境問題也就不僅是國內問題，也進入了全球議程。威爾遜中心在1997年專門設立了“中國環境論壇”，以促進兩國關于環保議題的對話。就分布比重來看，美國戰略家對俄國內政與社會問題的關注程度大約是中國的兩倍。雖然中國并非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在過去的10年政治局勢相對穩定，高層領導人也實現了平穩過渡。反觀俄國，威權色彩漸濃的轉型體制帶給西方國家頗多猜想和疑慮。俄國的諸多國內問題，如艾滋病、人口危機和族群矛盾，也讓美國觀察家擔心俄國會爆發嚴重的社會危機。荷蘭諾伯基金會（Noaber Foundation）去年年底發布了一份世界安全形勢報告，題為《針對不確定世界的宏大戰略》（Towards a Grand Strategy for an Uncertain World）。報告作者包括前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在內的幾名歐美戰略家。他們明確指出：“俄國的軟弱，而不是它的強大，才是西方擔心它的原因。”
中國已成美國最大戰略對手
公元前84年，羅馬打敗了它最后一個強有力的敵國，這時蘇拉問道：“如今世上再沒有我們的敵人，共和國的命運會怎樣呢？”像古時的羅馬人一樣，上世紀90年代的華盛頓人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問題就是尋找下一個戰略對手。幾年前，國內一位時事觀察家對我講：“美國找到這個戰略對手，幸或不幸，它就是中國。”我當時頗懷疑這一論斷，因此來到華盛頓后就留意觀察美國精英和公眾的對華態度。大量證據面前，我不得不承認，那位觀察家的判斷是正確的。
一些美國戰略家曾警告說，俄羅斯一旦復興，就會像前蘇聯那樣成為美國的重大威脅。可由于俄國多年的經濟停滯、人口衰退和政治腐敗，美國很少有人還將它視為頭號戰略對手。在2004年推出的《我們是誰》一書中，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 Huntington）提出了他的答案：“有一個似乎令人可信的潛在敵人是中國，它在理論上仍奉行共產主義（即使在經濟實踐上并非如此），顯然實行專政而不尊重政治自由、民主或人權，經濟富有活力，公眾民族主義情緒日益上升，持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其軍界和另一些精英群體明顯以美國為敵，凡此種種使它成為東亞崛起中的一霸。”
今年公布的兩份調查數據說明亨廷頓的看法具有相當的代表性。2月中旬，蓋洛普公司對美國公眾進行民意調查，核心問題單刀直入：“你認為哪個國家是美國的最大敵人（greatest enemy）？”結果顯示，伊朗、伊拉克和中國位于前三名。14%的受訪者視中國為最大敵人，僅有2%的人選擇了俄國。5月，《外交政策》雜志和“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 Progress）聯手組織的問卷調查收集了107位反恐和防衛專家的意見。其中一題問道：“誰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單一最大威脅？（single greatest threat）”結果5%的受訪者選擇了中國，只有1%選擇了俄國。在三成具有保守派傾向的戰略家當中，分別有12%和3%的人選擇了中國和俄國。中國的威脅程度在保守派專家眼中排第二位，僅次于伊斯蘭恐怖分子（18%），與核武器相當。自由派對兩國的威脅感基本持平，均在2%左右。可見，美國大多數公眾和精英已經達成共識，視中國為世界強國中的最大威脅和挑戰。
華盛頓的對外政策專家們敏感地覺察到中國日益上升的實力和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力。他們或者出于利益考量，或者出于價值分歧，都將中國視為主要的戰略對手。從華府思想庫的研討會來看，美國戰略家在中國外交領域的焦點議題是臺灣問題，同時他們也觀察著中國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相比之下，俄國的國內問題更受美國戰略家關注，除了高加索和中亞外，俄國在世界其他地區并不對美國構成重大戰略威脅。2008年8月的北京奧運會不僅標志著中國重新登上世界舞臺，也意味著它取代了俄國，成為美國領導地位的新挑戰者。
縱觀全球歷史，過去500年間世界大國一直在相互競爭，21世紀的中美較量只是新格局下的又一輪角逐罷了。中國雖然已經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對手，這并不意味著它必然成為美國的戰略敵人。相比于美國上世紀的對手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中國同美國更可能走向平穩緩和的良性博奕。中美之間并不存在真正的意識形態沖突，中國雖然不是西方定義下的民主國家，可也逐漸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兩國的實力增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與對方合作的基礎上，有著太多的利益交錯重疊。即使對兩國關系最感悲觀的米爾斯海默教授，也不認為中美沖突必然會走向戰爭。
然而，像以往的挑戰者和領導者一樣，中美之間在經濟資源、武裝力量、勢力范圍和國家地位方面的全面競爭必然會在本世紀充分展開。兩者既有著合作雙贏的機會，也存在零和競爭的場合。中國精英和公眾應當盡快認識到新的國際定位，針對美國的各項對華政策制定應對策略。同時，中國也應當著力鞏固國本，加速政治改革，這不僅決定著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也有助于削弱西方國家的敵意。
19世紀末的美國軍事家馬漢多次表達了對中國復興的期待。他在著名的《海權論》中寫道：“雖然中國在過去的年代飽嘗厄運，中國人也普遍地有著貶抑武力的傾向，中國依然完好地保存著能讓自己有朝一日變得強大的潛質，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著廣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只有通過有效地發揮這些潛質，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有力的世界力量。”今天，中國已經表現出了它的潛力，馬漢的后輩們卻開始感受到新的威脅。如何應對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這恐怕是擺在美國戰略家眼前的最大難題——如果不是最急迫的。
（作者單位：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