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琦偉 楊平
編者按：2008年7月11日，中國企業家論壇在貴陽開會期間，上海亞商集團董事長陳琦偉發表題為“企業家對國民文化重建的責任”的演講。該演講引發與會者的強烈共鳴，也引發了正籌備創刊的《文化縱橫》雜志總編楊平的強烈興趣。會間，楊平就國民文化的重建與中國共產黨文化傳統的再認識與陳琦偉展開了對話。
楊平（以下簡稱楊）：是什么原因觸發你去思考中國國民文化的重建和企業家階層的文化責任這一命題？這似乎不是企業界當下關注的重點。
陳琦偉（以下簡稱陳）：主要是因為工作的原因，我一年中有三分之一時間在國外與商、學、政、民等各界人士有較多接觸。在中國加入WTO之后，我強烈感覺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在發生深刻變化，其中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是中國價值？什么是中國人？我們原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外國人應該知道什么是中國人，但很遺憾，他們好像確實不那么清楚。大部分外國人對中國的概念好像還是從好萊塢電影和西方主流媒體中得到的，那是我們看來的扭曲的中國映像。
為什么全世界會對中國產生上述關切？并形成某種焦慮？這當然首先與中國經濟強勁增長有關，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但還不是全部。我們回溯一下歷史，200年來，新興經濟體崛起并融入世界，有美國、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等，這些新興經濟體與世界的整合有兩個共同點，一是他們都是在同一種競爭模式下的最大得益者，二是他們在價值觀上與現存國際社會主流價值觀相吻合（當然，德國、日本開始時沖突劇烈，但二戰后已得到徹底改造）。就此觀察，中國符合了第一點，但第二點卻很困惑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這是一個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中國又改革開放，極其務實。什么是中國？中國人是什么？對中國的接受是西方在二戰后面臨的最復雜挑戰。
任何與外國人做生意的中國人都會在不同程度感到，西方人對中國人有較深的不信任感，怕上當受騙，怕你不講實話。因此，中國公司雇用老外來與外國公司打交道，溝通起來就方便得多。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現有的商業文化中，誠信并非最重要的價值，甚至可能是（從潛規則的角度講）最不重要的價值。在中國，作假還遠遠沒有被社會認為是不容于人的。
但是為什么中國的經濟還是成功了？！
30年前，我去國外，感覺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接受程度很高，當時他們抱持一種同情的態度看中國，希望中國擺脫封閉，走向開放。這與今天人們看待朝鮮的心態差不多，期待，寬容多于責備和苛求。但今天則完全不同，外國人認為你的經濟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你賺的錢也不少，但你的行為舉止，你的文化價值還不調整，那就讓人緊張了。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西方對中國從普遍的文化價值方面提出的批評越來越多，這不是純粹政客的批評，公眾也是如此。西方社會普遍懷疑、不理解中國奉行的價值觀，比如奧運火炬傳遞中爆發的沖突，這不是任何政府的動員，而是必須看到有著廣泛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基礎。
在許多國際會議上，我個人的觀感是，國際社會對日本企業和對日本文化的尊重要超過對中國的尊重。為什么？因為國際社會基本清楚日本的主流價值和主流文化，清楚日本的文化特色，也清楚這種文化價值與國際經濟體系間是種什么關系。但對中國文化卻不清楚，換言之，中國目前還未形成為國際社會理解的商業文化。
亞商集團一直在做股權投資，近20年來在投資中國企業時一直有種期待，除了盈利能力外，我們希望合作的企業還應該是有品味有文化的企業。但很遺憾，這樣的企業不多，長期以來，社會上對企業或企業家的批評很多，比如不講誠信，做假賬，破壞環境，官商勾結，為富不仁，奢侈性消費等等。這些現象說明，雖然中國企業在迅速發展，但企業界還遠未形成良性的商業文化，企業的財富數量和企業應具備的文化價值差距甚大。
楊：你對企業的觀察很準確。從這次汶川地震企業捐助中發生的種種風波看，中國企業對自身的社會責任和社會作用的認知，與中國老百姓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差距。
陳：其實我們企業家也很困惑。雖然賺了錢，但我是誰？我算什么？許多企業家并不清楚。
客觀評價，雖然中國出了許多優秀的企業家，但總體看這個階層的大多數并不是社會上最優秀的精英。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商業浪潮涌起之時，卷入的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群，他們聰明，有勇氣，敢為天下先，當社會上法制尚不健全時，他們抓住機遇成了事。但這也造成了一種錯覺，以為企業要成功就要打擦邊球，走法律的邊緣，敢冒險。被逮住算你狠，逮不著就算我狠。這已成為中國企業的一種潛規則和潛文化。在這種潛文化中，社會不可能形成對企業家的真正尊重，而這種尊重又是這個社會絕對需要的。
中國今天已是利益上的多元社會，但價值觀卻仍然停在二元社會里，精英群體與社會大眾的差別不大。官員、企業家，乃至其他精英人群，可以行賄受賄，可以包養情婦，可以買兇殺人，可以生活糜爛。回顧30年走過的道路，許多企業家發現，他們正面是西裝領帶，背面卻是草根的褲子。企業家的底氣其實很不足。
楊：討論中國國民文化的重建，討論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文化價值重建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但在你的論述中，多從西方人的中國焦慮入手。這就有個問題，中國人的文化與文明標準，是否僅以西方為標準？
陳：這個問題很尖銳，無法輕易回答。我的基本看法是，我們與世界在玩一個世界杯，首先應明確國際慣例是第一位的。中國今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世界現存的經濟體系，而不主要得益于自身的改善。沒有當今世界的經濟體系，關起門來搞，中國經濟不會有這樣的成績，不會迅速崛起。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這一點我們有很深的體會。當然，這決不意味著不要中國特色，完全照西方的辦。只要解決的是中國問題，就自然有中國特色存在。
楊：在討論中國企業的文化品格和企業倫理時，很多人主張弘揚儒商傳統。譬如清末的張謇，民國時的盧作孚等，這些近代商人以天下為己任，把商業當成報國救亡的武器。他們的文化品格至今都令人敬仰。
陳：這就涉及中國的主流文化問題了。您所提到的這些令人尊敬的中國最早的企業家，其實是有中國的主流文化脊梁的，比方說士大夫精神。但是今天呢？今天中國本土企業的成功有多少依賴于儒商文化？中國經濟高速成長30年來，其背后的文化倫理價值支撐到底是什么？是儒商文化？西方價值？還是其他東西？
我認為這一代企業家身上的儒家痕跡幾乎沒有。要說儒家文明影響，在日本韓國反而更明顯，香港、臺灣也能看到，恰恰中國大陸最薄弱。自五四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革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已將傳統倫理徹底切割，導致中國社會處于一個與昨天脫節，重新出發的相當年輕的狀態。我曾參與的一個國際會議，主題是：“中國是什么？”有美國人說，中國有著5000年的古老文明，十分神秘，它與現代社會充滿著矛盾和緊張。我反駁說，美國人其實很不懂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其實是個很年輕的國家，它并不古老，沒有什么傳統的包袱。中國更像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他會經常犯錯誤，但他的成長也不可阻擋。比如代溝問題，美國的爺爺和孫子可以共同討論一個球隊的戰績，因為他們是看著這個球隊長大的，但在中國就很難。別說爺爺和孫子，父子之間都談不到一塊兒去，沒有共同的話題。這樣帶來的問題是，如果家里的大人發現與下一代是沒有任何傳承的，下一代的未來就會有更多未知。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社會動蕩太厲害了，現代中國已經完全反叛過去的中國了。這樣一個年輕的中國在充滿了活力的同時難免有太多的未知數。
楊：如果儒家倫理不是30年增長的文化支撐，那么是什么呢？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長達30年的發展，其間充滿了沖突、緊張和矛盾，不能想象，沒有一種內在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倫理，它能穩定地走到這一天。
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儒家傳統的影響？我不這么認為。西方文化的影響？它還只是外加的影響，不是最根本的。那么中國的因素在哪里，中國的特色在哪里？
我自己的看法，對這30年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文化傳統其實還是中國共產黨經過80年來形成的東西。共產黨的制度框架，中央和地方的組織系統，反復摸索形成的人才選用方法，有效的執行力，以及實事求是的作風；當然，也包括由于權力缺乏制衡而帶來的必不可免的潛規則和一些負面東西。這些東西在世界上是非常獨特的。過去沒有人把這套東西看成是一種文化價值，但是不從文化價值角度解釋不了這30年的穩定發展，也解釋不了現代中國所受到的最大的文化支配力。
楊：這確實是個有趣的觀點。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一傳統？這一傳統又有怎樣的文化特質？
陳：我們可以看看大的國際形勢，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包括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從斯大林模式的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但這些改革無一例外地都遭到重大挫折，唯有中國改革取得了成功。這一成功的轉捩點是1992年。在此之前中國改革的一切似乎還是可逆的，而到了1992年這一切成了不可逆轉的。比如證券交易所、比如股份制改造、比如現代的企業制度，這些制度性合力所形成的力量，都不可能逆轉掉頭，停下來了。
楊：在這個巨變過程中，制度性的轉變是最關鍵的，但文化傳統的作用不容忽視，共產黨文化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陳：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從本質上看是非常務實的，從延安開始，它就與共產國際拉開了距離。它的特點是：1.實事求是；2.遍布全國的網絡型組織系統；3.有效的干部任用系統和方法；4.較強的執行力；5.中央集權的控制力和地方政府的能動性的有效結合等等。
共產黨的組織文化和制度文化保障了它的行動能力和控制能力。中國歷史上封疆大吏鬧事，層出不窮。世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內部分裂，矛盾重重。但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樣的文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確保已制定政策的較有效執行；在執行過程中不會出現不可控的大動蕩。面對轉軌所帶來的利益沖突，面對發展所帶來的貧富分化，其他轉軌和發展中國家難以避免社會動蕩和國家分裂。但是中國就做到了。這次汶川大地震，共產黨第一時間收拾民心，維護穩定，也充分說明了這種文化價值系統的生命力。
楊：中國共產黨確實需要把它的這種文化給總結一番，這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陳：國外基本上還是把中國共產黨當作一種意識形態，這其實非常誤解。實際上沒有那么簡單。中國共產黨文化傳統中有其不足的一面，但更有其非常務實有效的一面。對此應該加以總結梳理。這一文化傳統顯然是有生命力的，特別是對中國的現在和未來至關重要，無以替代。所以雖然它還很年輕，很不完善，但經過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逐步完善，特別是能找準與中華5000年文明的結合點，那么中國的強大就會有真正堅實的基礎，中國的企業界和商業文化也會真正成行了。
楊：可不可以這樣概括，未來的新型的文化建設，應該是西方文化、傳統文化、共產黨文化的有機結合。我們應該將共產黨有生命力的文化加以總結、梳理，為未來的社會發展所用，以支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陳：我是這樣認為的。這個過程可能也就是中國特色的商業文化的形成過程吧。
（陳琦偉：亞商集團董事長，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創業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亞洲開發銀行咨詢顧問，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顧問，中國國際金融學理事，黑龍江省、成都市等多個地方政府金融顧問，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亞商企業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