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
編者按：奧運會的開幕式，不只是一項體育文化活動，更是個有些象征性的文化事件。在中國舉辦的這場世界性的體育盛會，不僅寄托著中國人面向世界的心情，也承載著西方人好奇地探究中國的心理。通過奧運會開幕式這樣一個連接著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的特殊現場，我們可以讀解出中國與世界目光交錯時的復雜的文化心態：中國要以什么樣的文化形象面對世界？如何向世界表達自己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在這種文化形象和價值表述背后，又潛藏著什么樣的思想立場？而奧運會開幕式的華彩表演，也讓這些回答變得分外有趣。為此，我們約請了三位價值觀不盡相同的學者，分別從各自的視角出發，以奧運會開幕式為契機，闡發他們對此一系列問題的觀點。
后冷戰時代20年，中國在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領域，一直處于西方話語的戰略包圍之中。這一點，與中國經濟在全球迅速擴張的趨勢恰成對比。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以史無前例的盛大壯麗的呈現形式，以濃郁的傳統中國元素，成功地實現了一次突圍。
當代西方媒體一向對中國采取挑剔和歧視的態度，這一次卻為之震撼。8月18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甚至這樣夸張地寫道：“以往在中央帝國的鼎盛時期，來自世界各地的顯貴們前來向皇帝朝貢，這是對中國之權力的遵奉。當傳奇般的體操運動員李寧，一位六塊奧運金牌得主和運動服裝企業巨子，飛翔在半空并點燃奧運主火炬的時候，世界見證了這一明確無誤的事實——中國燦爛榮耀地歸來了。”也就是說，在我們看來起碼要到2020~2040年才可能來臨的世界史上的“中國時代”，在這場輝煌的開幕式盛典之上，已經初顯端倪。
不過，內行看門道。客觀地說，在中國崛起之路的前方，還面臨著諸如產業升級、能源危機、金融安全、政治轉型、社會整合、兩岸統一、內部民族和解等一連串挑戰，可以說還要經過九九八十一個關口。即使是恢宏的北京開幕式，在舉世矚目和贊嘆的同時，也突出地暴露了當今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以下就此作一點分析。
北京開幕式是一部全面呈現中國形象的巨型作品。開幕式的古典部分厚重華麗，與此相比，當代部分以“星光”和“夢幻”等為題，則顯得相當空洞和薄弱，使人感到當代文化找不到感覺，辨不清方向。當今的中國，實際是5000年古典文明和近代憂患的產物，其中，1840年以來使中國起死回生的歷史拐點毫無疑問是“革命”，后續的展開才是“現代化”。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國迄今為止的三個傳統，即古典傳統、革命傳統、啟蒙傳統。
在北京開幕式上，古典傳統不必說了，啟蒙傳統通過宇航員（科技、理性的寓意）、地球（世界主義、普世價值的寓意）等意象和裝置也獲得表達，而革命傳統作為文化符號則完全缺席。革命傳統從1920~1970年代構成了現代中國的主流價值，曾經凝聚幾代中國人，實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并建立了中國現代工業體系。如果說“救亡”和“發展”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兩大歷史任務，那么革命則完成了“救亡”的使命，打下了“發展”的基礎。由于以上的歷史因果，所以革命元素在開幕式上的消失必然使當代部分失去重量，顯得空洞和薄弱。
有人會說，林妙可、楊沛宜合作演、唱的《歌唱祖國》不是革命時代的歌曲嗎？是的。但是第一，童聲演唱在分量上無法與動輒幾千人組成的巨型陣容相提并論。第二，這次演唱對《歌唱祖國》的原版（1950年王莘創作詞曲）歌詞進行了裁剪和改編，突出了原版所缺少的“愛和平”的主題，從而形成了區別于原版、文革版的奧運版。
中國革命作為一種危機（非常規）時期的歷史運動，包含著兩種恒久的價值，一是平等原則，二是戰斗精神。從“革命元素”在符號象征層面的隱遁這一表象，我們可以清晰地透視其背后在現實社會層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既存在于國內社會領域，也存在于對外交往領域。由于當代社會沒有能力將“革命”所包含的價值整合進來，因而也就沒有能力完成當代社會自身的整合——奧運開幕式文藝表演的欠缺所折射的其實是現實社會的難題。
總導演張藝謀事先曾斷言：“開幕式將是一場酷到令人感動的視聽盛宴！”從實際效果看，這話是不錯的。但是，這種炫目的視聽沖擊反而襯托出其背后思想的貧弱。北京開幕式仍然延續著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商業大片的路數和風格。在這方面，不妨可以拿北京開幕式與4年前的雅典開幕式做一對比。雅典開幕式的確缺少全景式的場面，與北京開幕式相比，在形式上顯得瑣碎和散漫，但在其深層，希臘自古以來關于萬物起源和人類命運的歷史敘述和哲學沉思卻清晰可見。雅典開幕式實際是以這種方式恰如其分地強調了希臘作為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之母體和搖籃的寓意。
反觀中國，古典傳統中斷于清末民初，代之而起的是革命傳統的確立。由于文革流產，導致革命傳統解體，中國社會轉入現代化或啟蒙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邏輯。而啟蒙傳統不久又受挫于1980年代末。三種傳統瓦解之后，1990年代以來，當代社會便一直缺少一種足以凝聚人心、激動人心的價值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這三個異質傳統的恢復、成長與融合，將是當代中國文化成熟的標志。也只有這三種傳統的良性互動和互補，當代中國才能建構出一種連貫自洽的敘述：關于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國家與社會，個人與群體，等等。而這種文化敘述上的連貫自洽其實也就是社會內部各利益集團的和諧共存在文化符號層面的表征。
宏觀來看，大國的文化心理大多經歷過這樣三個階段的循環往復或螺旋式上升，即普世價值、依附型、民族主義。以前蘇聯－俄羅斯為例，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是普世價值時期，那時的蘇共意識形態在全球傳播并同西方價值對峙；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是依附西方時期，這時原蘇共意識形態崩潰，蘇聯－俄羅斯成為西方意識形態的殖民地；普京時期，俄羅斯回歸民族主義，重新與西方對抗，而且從邏輯上講，如果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進一步成長，也可能升級為一種新的普世價值。在中國，也同樣經歷過類似的過程，即從毛時代的普世主義到文革話語解體，到1980年代知識界的依附型意識形態，再到1990年代中期民間涌現的民族主義思潮。這種民族主義與國家體制相結合，形成了近年來的文化保守主義，并成為支撐北京開幕式上眾多古典中國元素的意識形態前提。民族主義需要經過轉型和升級，才能成為普世價值，這種轉型升級與中國未來的成長是同步的。這樣來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就包括前面所說的整合古典、革命、啟蒙三種傳統。
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傳統的整合不僅關系到國內階級關系的根本改善。就國際關系而言，未來必將根本扭轉自地理大發現以來所形成的不平等格局，并相應地清算近代殖民主義的歷史。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將發揮重要作用，相應地，革命傳統所包含的平等原則和戰斗精神在國際范圍也將獲得重新估價。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