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因浙江大學教授關于研究生性別比例的言論，將長期隱蔽的“性別平等”議題推至公眾視野。隨著經濟發展，相較傳統的經濟自給自足的年代，女性漸漸走出家庭，進入社會。但也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性被要求同時承擔社會生產、家務勞動兩個職能，形成新的“不友善”模式。身兼母職的職場女性，不僅對外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對內也承擔了更多的養育責任。面對各執一詞的社會爭議，《文化縱橫》聯合南都觀察，邀請到了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潘璐副教授、界面新聞·正午故事記者淡豹，一起探討“性別友善”議題。
2017年10月22日下午，由《文化縱橫》雜志、南都觀察主辦的文化縱橫沙龍在北京COYARD舉辦，此次沙龍邀請到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潘璐和“界面新聞·正午故事”記者淡豹，以“如何構建一個性別友善的社會”為題闡述各自在研究、日常領域中的所思所得。現場氣氛熱烈，參與人數眾多，不僅有《文化縱橫》的忠實讀者，也有關注社會性別議題的各行業人士。
▍潘璐：雙重強制——“虛空”村莊中的留守婦女與家庭
致力于農村留守人口研究的潘璐老師認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雖然是一個性別議題，但這一問題是與其他結構性因素相互交織而凸顯出來的，性別問題實質上是反映城鄉關系、階層關系、國家發展關系的一環。所以在討論留守婦女現象之前，需要明確一個基本前提，即問題的出現、裂變均源自當今社會不可逆的現代化進程，是城市偏向的、以汲取鄉村資源為基礎的現代化發展產生的一系列生存代價。因此，流動與留守正在成為當下農村人口的普遍狀態，包括農村留守婦女在內的農村人口都以不同形式經歷著流動和留守拆分下的生存困境，承擔著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社會代價。
潘璐老師提出的“雙重強制”概念，即源自以上發展模式給農村人口所帶來的無聲的商品化強制——在生活的當下，不管是農村人口還是城市人口，我們都需要更多的現金收入來負擔子女教育支出、家庭醫療支出和日常開銷。具體到農村留守婦女群體，她們還深受另一重強制力量的束縛，那就是長期的父權制和性別差異下的性別排斥，這些因素成為制約農村婦女流動的有聲強制，使留守婦女處于更加矛盾的境地。商品化的無聲強制和傳統性別規范下的有聲強制，正是“雙重強制”的內涵。
為了闡釋這一理論內涵，潘璐老師結合其團隊在河南的實地研究，進一步分析了以農村留守婦女的現狀。首先，農村留守婦女是一個多元化的群體，其內部存在非常大的異質性，在年齡、留守原因、生活狀態上都表現出各自的特點。以30歲至45歲的中堅力量為例，隨著農村教育布局調整政策的推行和農村教育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許多農村小學被裁撤，農村兒童上學日漸遠距化，隨進城求學的子女“陪讀”成為這一年齡段留守婦女特有的新現象。不同年齡段留守婦女的共同性亦十分明顯，她們留在農村的重要原因就是承擔照料責任。傳統的性別規范將照料子女、照料老人、承擔家庭再生產視為女性的天然責任。對于農村女性來說，這樣的家庭責任分工是貫穿其一生并決定她們是否留守、是否流動的重要原因。當婦女留守在家時，她們要支撐起在家庭生產生活各個方面的繁重負擔，顯然會面臨很多困難，遭遇許多困境。
社會變遷帶給今日農村留守婦女的變化，除了已提到的商品化壓力之外，潘璐老師也指出，消費主義的社會文化也在激發農村人口的物質欲望并帶來了貨幣壓力；農村內部懸殊的貧富分化給留守在家的女性帶來了心理壓力和相對剝奪感。在巨大的壓力下，農村留守婦女群體已產生了“自身無產化”的新趨勢，她們的生計策略也與勞動力商品化、農村土地流轉、農業模式轉型等一系列現象緊密聯系，值得引起關注。
雖然承擔著生產與照料的重任，農村留守婦女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卻長期得不到關注，她們在為家庭成員提供照料的同時自身卻面臨“照料赤字”的困境。在婚姻方面，與丈夫的長期分離和生活世界的差異給留守婦女的情感與婚姻維系帶來挑戰。女性對家庭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善她們在家庭中的性別關系、提高她們在家庭事務中的決策權，但往往也成為固化其角色分工的重要因素。
潘璐老師重申，當我們談到性別時，不應單純只關注女性，而應關注兩性之間的關系。“留守丈夫”現象事實上也反映出農村性別圖景的隔離、失衡——因外出務工受傷、患病而被迫留守，成為城市發展與經濟增長所制造出來的傷殘剩余人口，在留守的過程中又再次為家庭成員的流動所困。然而，對于農村留守人口，當前的農村社區已無法為其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在人口普遍外出的情況下，昔日守望相助的農村社區已經逐漸淪為“虛空的村莊共同體”。人口的空心化往往使村莊公共事務組織和公共物品的供給陷入癱瘓，傳統文化和倫理規范的制約力日漸弱化，家庭和村莊已無法為留守人口發揮“安全網”的支持作用。
鑒于以上現狀，潘璐老師提出幾點建議。其一，由人口流動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留守人口現象已無法在農村家庭內部得到緩解，積極的國家干預和社會保護應提上日程。其二，對留守人口現象的解決不應該抱有任何工具化、簡約化的理念，應加強社會倡導對政策實施的作用。
▍淡豹：工作與家庭不可兼得？育兒一定是女性的工作嗎？——城市女性的性別困境
淡豹從近年來美國關于職場女性的兩場女權主義討論談起。由Google副總裁雪莉·桑德伯格提出“Lean-in Feminism“，認為女性應當在職場中敢于成為領袖，實現職業野心“。淡豹認為，這種女權主義的問題在于，它過于精英化，只有利于那些有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教育程度去與雇主談判、那些有特權去”夢想“的女性。它所倡導的積極人生態度與夢想雞湯反而對底層女性和勞工女性構成壓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過發聲、表達、選擇、談判獲得上升空間，工廠流水線或者餐廳也可能根本就是人能實踐職業理想的空間。
另一場討論發生在2012年。普林斯頓法學教授安-瑪麗·斯勞特回顧了自己放棄白宮職位，為陪伴孩子成長，而決定返回工作時間較為自由的大學任教的選擇，她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為什么女性還是不能擁有一切？》。文章引發了廣泛社會討論。其中的“一切”指的是職業與家庭兼顧。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走出家庭進入職場是女權主義辛苦奮斗的結果，斯勞特質問，為什么半個世紀過去了，女性仍為此所困？她看到年輕一代女性將“家庭與事業無法兼顧”當做生存的給定條件，當她們將兩性機會平等視為理所當然時，體驗到的就不再是女性自己爭取來的新鮮自由的奇異芳香，而是令人滿滿挫敗感的玻璃天花板，不再是女性也可以擁有職業的喜悅，而是平衡事業與家庭的困境。斯勞特希望公司等雇主能推行彈性工作制與彈性工作地點，讓女性能更好地兼顧二者，不是只能選擇其一。
淡豹指出，但育兒所要求的“在場”，恰恰也是絕大多數現代工作類型的要求。現代化也是公共與私人區分開來、工作與家庭在時間、空間、社會關系等各個領域都逐漸割裂的過程。如今，大多數人的工作需要去特定的場所，按照上班的時間，在機構中與他人合作，使用由機構提供的一系列技術手段才能實現。只有極少數職業，才能讓人享有一定工作時間和場所的彈性，由工作者自己掌控工作節奏。
安瑪麗斯勞特的質問與所引發的討論背后的問題是，第一，誰有權談判并能獲得彈性工作制和工作地點？第二，已經有研究證明，家庭中往往是母親一方選擇彈性工作制、兼職工作，實際上這影響女性的事業發展，育兒責任也仍舊是性別不均衡的。第三，關鍵在于，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是一個幾乎僅僅對女性才會出現的問題。為什么談了五十年，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落腳于中國現實問題，淡豹的關切集中于全面二胎化后中國家庭的新變化與面對的新挑戰、“照料勞動”的性質以及“保姆”問題。淡豹引用人口學家的研究，二胎化政策實行后有暫時的“補償性生育”小高峰，長期未必會大幅度提高生育率。不過，國家與社會往往是從生育與生育率角度思考二胎問題，但更有意義的是，二胎化政策可以將“照顧”問題重新帶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一胎下，“照顧”在世俗觀念和中國實踐中是高度性別化的，而二胎通常需要父母雙方的高度參與，它所引起的關于兒童照顧責任的性別化分工方面的討論很有價值。中國目前的兒童福利政策以家庭育兒為主，用市場、民營化機構填補，兒童福利問題上，政府退出，并給予體制內機構（例如機關幼兒園）以補貼，這帶來了階級、城鄉、性別方面的不平等后果。外來務工人員、農村居民、城市低收入居民難以找到可負擔的育兒機構。之后，淡豹談到，城市中產階級以雇傭保姆為最便捷的解決育兒問題的途徑。近年來保姆市場出現了“從住家到非住家”以及年齡、代際變化。保姆市場的專業化與服務價格上漲或許能夠幫助人們重新意識到主婦、妻子、母親勞動的價值。淡豹引入了“情動勞動”的概念，認為“照料勞動”是一種以核心性的方式激發和涉及情感的勞動，照顧老人、病人、育兒都有其特殊性，需要重新考慮照料勞動外包中涉及的情感價值和情感關聯問題，不能將其僅僅視為一種普通的家務外包，可以隨時結束，以經濟補償即可。
最后，淡豹提問，新的育兒知識風潮強調盡量長期、充分的”母乳喂養“，強調”陪伴“，強調嬰幼兒依戀對象的獨一性。這是否將帶來新的不平等后果，讓女性更多負擔育兒責任，退出職業領域？“陪伴”能力背后，是否也有階級差異？
活動行至尾聲，兩位嘉賓分別就提問者關于重振農村社區、城市化與農村發展、性別平等、職場女性與父職、性別教育等問題進行解答并展開交流，進一步深化了本次沙龍內容。
在此也感謝到場聽眾們的支持，保證了活動的圓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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