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
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多事之秋。整個西方世界處于一種不期而遇的變動之中。首先是超級強國美國不僅自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國威國勢顯著衰減，而且近來其經濟和金融市場持續低迷，并迅速蔓延成世界性的經濟病患。國際格局變遷還有另一個方面同樣頗有戲劇性，卻沒有受到普通公眾的足夠注意，那就是在經歷了伊拉克戰爭引發的大西洋兩岸關系空前緊張時期之后，美歐雙方在政治上和戰略上明顯地迅速接近。目前它們彼此呼應和合作的程度已經接近冷戰后美歐共同軍事干涉時期。德國自默克爾擔任總理以來，一直采取親美的對外政策；法國自薩科奇取代希拉克之后的外交政策也與此類似，他甚至宣布法國要重返已于20余年前退出的北約軍事組織；在布萊爾執政末期，英國輿論強烈詬病本國積極參與伊拉克戰爭，但現在布朗首相公開強調要弘揚英美特殊關系卻未遭到公眾反對。在伊朗問題上，歐盟主要國家與美國間的立場和行為差異已大大縮小，而在對俄關系緊張問題上它們的態度也與美國的如出一轍。美國方面，2005年初開始的第二屆布什政府一直注意調整對歐態勢和修補美歐關系。從改變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消極態度，到頗為熱情地迎合德法英三國的新執政者和力圖與他們建立良好的個人關系，布什總統在處理美歐關系上已與幾年前判若兩人。如果更為重視歐洲盟國和多邊外交的奧巴馬在2009年初入主白宮，美國改善和強化美歐關系的動向還會進一步發展，而且這也契合當前歐洲輿論對奧巴馬的普遍青睞。
與此同時，中歐之間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的疏離卻顯著加劇，尤其與美歐緊張時期中歐之間關系良好的局面相比。歐洲不僅與美國一樣，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懷有復雜的不良心態，而且近年來愈益自視為全世界的“價值觀教師”，愈益沉浸于“后現代關切”和“后現代實驗”的道德優越感之中。歐洲內心鄙視在它看來是懷抱“前現代”和“現代”價值觀的中國及俄羅斯（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有美國）；而且，因為在它自身和中近東以外缺乏真正切身的戰略安全關切，歐洲的某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優先的外交姿態顯著強化。這加上歐洲非現實的甚或不負責任的浪漫傾向，會使得未來它的對華態度中的負面要素和負面動向大大加強。面對這種局面，許多人中國感到需要有更多的思想準備。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對世界的重要性在急劇增加，因而中國事態的能動性和復雜性顯著加強了世界政治的能動性和復雜性。
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多事之秋，更是中國的多事之秋。實際上，2008年是中國近20年來新麻煩最多、新困難最大的一年。繼年初的南方大雪災之后，3月中旬在拉薩爆發大規模的暴力騷亂，接著5月中旬又發生了毀傷空前巨大和救援努力空前艱難的四川大地震，隨之而來8月份的北京奧運更是對中國國家效率、政府技能和國民素質的一次重大檢驗。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及社會對國內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應對已經證明將艱巨漫長，這方面至今雖然已做出重大努力，但效果尚為成敗參半。還有，內在風險非同小可的中國經濟現今已經處在世界經濟危機四伏的環境之中。美國次貸危機、美元持續疲軟、美國經濟衰退前景、世界油價持續飆升、糧價急劇上漲、歐洲通貨膨脹趨勢、亞洲金融逆動風險：所有這一切不僅顯著增大了中國應對國內經濟和金融方面眼前緊迫問題的難度，而且有可能會使得需要妥善調整的中國經濟長期處于不利的環境中，從而加劇中國處理自己面前所有重大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對外關系瓶頸問題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
不僅如此，無論是從近期還是從中長期看，中國還面臨著可謂最大最難的挑戰。那就是以旨在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理念，轉換改革開放以來不平衡、不健康和勢難持續的發展模式（特別是經濟成長模式），從而大大縮小乃至爭取逐漸消除各類基本的鴻溝或差距，特別是在社會正義、生態保護和經濟均衡發展這三大領域。這一挑戰不僅巨大，而且相當緊迫，想要就上述目標取得較廣泛的突破性進展和令人鼓舞的大成績的時間壓力實際上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和世界政治留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不平衡發展模式的“容忍期”愈益縮短，而且中共十八大和中共最高領導集體的未來交替愈益臨近，屆時需要能夠向中國人民展示上述大進展和大成績。現在離十八大僅有大約4年時間，而中國要成功地干一項事關全局、復雜困難的大事，4年時間絕非充裕。
在此多事之秋，中國有何新的戰略需要？可以提出具有優先的重要性的三項建議：
第一，進一步優化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除了要大致保持目前處理中美關系和中歐關系的基本框架，并且密切觀察國際大局的變化和據此作出適當調節之外，中國有一個新增的戰略需要，即更努力更堅決地營造對中國有利的周邊環境，優化中國地緣政治的最近一環。其中，不僅在臺灣問題上更需戰略眼界、戰略耐心和政策創新性努力，也不僅要積極維持和適當拓展中俄友好合作關系，而且特別要在對東北亞外交方面，就中日、中朝和中韓關系做出新的重要努力。要在可能情況下，堅決將中日關系的改善再扎實地提升一大步。自從2006年10月安倍訪華以來，中日關系顯著緩解，但目前大致僅處于氣氛改善、議題擴展的水平。需要多爭取一些實際的成果，顯著拓展中日第四個基本政治文件規定的“戰略互惠關系”，力爭解決中日兩國間至少一個基本爭端，或者力求就此取得突破性的大進展，同時認真考慮和爭取中日關系更積極的中長期未來。與此同時，必須珍惜和審慎發展最近中朝關系的回暖趨向，以保證中國對朝鮮的積極影響。不僅如此，在當前中韓兩國政府間和國民間存在一些問題的狀態下，要比過去更重視和更努力地去爭取減抑兩國政治關系中的實在和潛在陰影，正確處理兩國間重要的爭端、摩擦、不滿或猜疑，拓寬雙邊友好合作，或者說將中韓關系的優化當作中國周邊外交的最重要的事務之一。總之，無論世界風云如何變幻，中國除了搞好自己家里的事情，總要優先或較優先地搞好自己家門口的事情。地緣政治機理有時甚為簡單，此即其一。
第二，亟需加強和重視“草根對草根”的外交方式。對于中國的外交而言，有一個新增的、一定意義上甚至更重要和影響更深遠的戰略需要，那就是“草根對草根”。它直接關系到中國對西方的博弈（包括對西方國家的外交）的中長期成敗。全球體系內，政府際組織和跨國公司以外的非國家行為體急劇增多。以大量跨國非政府組織以及有經常性跨國聯系和時常從事跨國事務的國內非政府組織為主，加上缺乏正式和常設的組織形態的跨國問題性運動網絡，再加上大致自主地積極進行跨國公共問題活動的著名“國際”個人，構成了“跨國公民社會”(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跨國公民社會”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迅速增大，以致成了主權國家和政府際組織之外的“第三力量”。現在看來，在從貿易、環境到人權、奧運和西藏等眾多問題上，中國面對的麻煩源首先不是（甚而大多不是）其他某些主權國家政府，而是從國會議員、經貿集團、消費者和勞工到非政府組織、問題性運動、大眾傳媒甚至民間顯要個人等等在內的多種多樣分散的行為主體。而中國目前因自身的治理體制、政治文化和政治經驗特征，有效對付和積極影響這些分散性麻煩源的能力和技藝尚大為不足。
如同香港的一名學者就北京奧運圣火在西方嚴重受辱著文所說，這是“草根包圍中國外交”的局面。可以說“草根”越來越厲害。與全球化、民主化和通訊技術革命等基本事態相伴隨，國內和跨國的“公民社會”集團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愈益增長，甚至愈益參與跨國或全球性問題治理的多邊決策。 如何對付“草根包圍中國外交”？中國應有的戰略對策當中必須有一個關鍵性的環節，亦即“草根對草根”，民間力量對民間力量。其中或許最重要也最長遠的，是在維護中國社會大局穩定的必要前提下，解放思想，盡快改變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和政策習慣中某些顯然不適合的成分，大膽容許進而適當鼓勵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集團的發展。這樣的“公民社會”集團就是各種各樣大體忠于中國基本制度但相對獨立、同時有跨國活動空間和能力的非政府組織或公民團體。它們必須忠于中國基本制度，否則對它們的容許和鼓勵等于貽害國家；然而另一方面，它們的應有效能和真正活力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它們的相對獨立，為此就不能也不需責成它們有完全徹底的官方“政治正確性”。這些團體作為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集團積極參與跨國公共活動，首先本著它們的中國身份和中國關切。中國政府需要在適當調節這些組織及其活動的同時，讓它們能在對外事務中充分發揮作用，讓它們為了中國的緊要利益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健康的關系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特別是積極、長久地以正當的方式影響西方輿論、西方“公民社會”以及西方政府，乃至最終爭取以中國“草根包圍外國外交”，并以中國草根參與“全球治理”。跨國公民社會這一越來越活躍、越來越重要的世界政治力量不能也不會由西方經久壟斷，崛起的中國一定要在這類力量中間占有與自己的規模和發展相稱的地盤。
最后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在于集中精力，堅定信心，實現社會的健康發展。要堅決確立一個戰略觀念乃至相應的戰略規劃本身，那就是應對眼前緊迫要事固然必須只爭朝夕，貫徹科學發展觀也一樣要只爭朝夕。正確的大戰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于“戰略集中”原則，這就意味在互相間時常難免緊張、抵牾和競爭的眾多國家利益和目標中間，確立恰當的輕重緩急次序，據此堅決地將最重要、最優先的利益或目標——國家頭號根本目標——當作關注重心和努力焦點，并且在整個戰略進程中念念不忘根本目標，爭取排除或控制一切有可能出現的對根本目標的干擾。多事之秋格外呼喚戰略集中。用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話說，在實踐中總是有“成千上萬分心之事”，總是有“令人混淆、首尾不一和含糊不清的種種情勢”，它們往往使得堅持原本的戰略目的變得甚為困難。這就要求作為大戰略統帥的政治領導人不被“甩出軌道”，并以其杰出的洞察力和充沛的精力克服無數下屬中間必定會有的相反傾向。從最根本的道理上說，這里談的是中國應有的價值觀和中國對世界及其歷史的價值貢獻問題。必須改變太多政府官員、“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的產值致富“一手硬”、社會健康“一手軟”的狀況。中國政府和人民應當更多更久地關注自身社會的素質、面貌及形象，爭取使這些方面對中國自己能產生鼓舞力，并對其他國家和其他人民產生吸引力。社會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軟實力，從長遠來說對國運有決定性意義。跨過了中國不平衡的發展模式（特別是經濟成長模式）的轉換這個大門檻，中國就能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繼續大幅度騰升，否則中國崛起的偉大進程將遭受嚴重挫折，甚至很可能會中止。
上面前半句話倘若實現，多半會引起世界（特別是西方）對中國的新疑慮和新猜忌，它們一定與當前的“世界的中國焦慮”有同亦有異，需要中國屆時去仔細認識和認真對待。然而更重要的是，上面后半句話道出的擔憂或許更應當代表“中國的中國焦慮”。中國面前迅速增生、表現多樣化的新麻煩新難題似乎表明，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戰略機遇期”概念和此后提出“和平發展”觀以來，在我們當時理解和判定的世界大局和世界潮流中，很可能已經形成或開始浮現一些新的、我們尚未充分認識和足夠重視的大動能。它們將與我們業已認識并據以確定國家方向和大戰略的那些基本動能一起，合在一起塑造未來的世界。假如我們完全囿于已有的基本判斷和大戰略，而沒有注意到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加速了的能動性，沒有注意到增長了的適應這能動性的必要，沒有具備勇于探索、勇于實驗、敏于審視、敏于調整的戰略素質，那么我們有可能陷入一種歷史上中國以及許多國家曾經遭遇過的局面：一兩代人時間里特別快地先后經歷兩番（有同有異的）世界政治大潮流，在前一番大潮流里生成、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戰略模式過于固定，以致不能適應后一番大潮流，從而在一兩代人時間里敗落下去。中國一定要在能動可變的世界政治中具備和保持與時俱進的能力和戰略素質，不斷適應，不絕創新，從而經久地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