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日，《文化縱橫》雜志創刊會議暨時代變遷與中國的價值重建研討會，在藝海商務酒店召開。在京各院校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藝學、歷史學等領域的20位學者，應邀參加了會議。
會議由《文化縱橫》雜志社執行主編高超群主持，《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主編楊平，就《文化縱橫》雜志的宗旨、雜志的定位與方向，向與會學者作了簡要的介紹。與會學者對《文化縱橫》的創刊及基本定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雜志定位所涉及的價值重建、普世價值與中國特殊性、觀察中國與世界的多重視野等命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也為雜志的作者群、讀者群建設提出了中肯的建議。
“應運而生”的刊物
首先，與會者充分肯定了《文化縱橫》雜志的創刊與基本定位，大家肯定地指出：這是一本“應運而生”的刊物，是應時代之所需出現的刊物。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的李強認為，“現在中國需要一個這樣的雜志，討論文化重建”——其實也就是要解決“中國人面臨現代世界，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的范亞峰認為，改革30年后，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都處在十字路口，《文化縱橫》雜志“比較敏銳地把握住這個時代的脈動，可以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在這個社會最需要文化價值的時候，《文化縱橫》雜志就“為思想的出現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載體”。
中國人民大學康曉光認為，這本雜志的出現，對于目前中國各種力量的整合有很大的價值，他認為，《文化縱橫》所要承擔的責任就是“通過文化把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來”。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姚洋比較了《讀書》《財經》與《南風窗》三種雜志，認為《文化縱橫》雜志以“文化”的名義，行“綜合性”雜志之實，恰好補目前雜志之所缺。
北京大學潘維認為，這個雜志的出現，某種程度上表現了我們的“自信”—— “用通俗一點的話說就是‘氣到了’”。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黃平說，他也認為《文化縱橫》在這個時候創刊，說明“時代是到了這個份上了”，《文化縱橫》的使命，的確是這個時代的需求，是這個時代“需要我們拿出自己的價值觀”了。
價值重建：注重實踐、注重民間
對于如何處理當代中國的價值重建，與會學者有不同的傾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劉海波認為，中國的價值并沒有消失，關鍵是一直沒有給予“哲學上的解釋”。他認為，要從中國的傳統、社會主義理想以及1949年以后的政體這三個層面，研究我們的價值觀，價值重建其實就是“哲學上的治療”。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認為，雖然中國并不存在廣泛的價值觀流失，但是，價值觀的確在“付諸行動”的層次上出了問題。因此，他認為在這種時候，我們尤其需要“放下知識分子的傲慢，關注民間”，關注民間社會中正在生長著的社會實踐。研究這些實踐，可能比單純的理論思考更有價值。
時評家秋風也認為，中國的價值體系雖然并不完美，但已經存在；中國的價值處于“生成”的過程中，因此需要特別關注當代的行動者，要到“行動中的社會主體中去觀察，去感受”。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黃紀蘇認為，“在民間”是這個雜志中非常醒目的一個欄目。他認為，在一個巨變的時代，文化實踐非常自發，“實”，已經走在“名”之前了。這個正在變化著的“實”，是理論界和思想界需要去認識的。
韓德強從理論上描述了文化價值觀的生成。他用比喻說，文化價值體系的形成，有點像是蠶吃桑葉，吃夠了后就會吐絲，最后破繭而出。對于文化價值的形成來說，吃桑葉就是一個實踐的過程。
普世價值與中國特殊性
價值重建的課題，自然與當下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牽連在一起。
清華大學的秦暉指出，普世價值本身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誰能夠掌握普世價值的話語權”。過去，在意識形態上我們一直處于守勢，現在全世界面對“現代化”都有點迷茫，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就根本用不著回避“普世價值”這個說法。
李強則認為，在普遍主義和多元的視角中，任何一個觀念都不能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普遍主義觀念，但這不妨礙我們“提升和改善我們自己，使我們有更多普遍主義的因素”。
秋風則認為，雖然我們文明的文化價值是在“生成”的過程中，通過行動形成的也必然是一個“中國文化”的觀念，但是，其觀念來源卻是普世性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的高全喜也認為，把特殊主義隱藏在普遍主義之下，恰恰是西方近代意識形態最為成功之處，我們的意識形態建設也可以這么做。
潘維比較強調普世和特殊的辯證關系，他認為，一些基本的人類倫理道德是普遍性的，這沒問題；但在普遍性之下，確實是有些特殊性的問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從中國自己的文化理念來思考當前的現實問題，討論中國的特殊性問題，他認為，這種現象說明的，恰恰不是中國的焦慮，而是中國的自信；經過這種思考形成的，也許是相當獨特的自我，但也一定是包容的。
觀察中國與世界的多重視野
有學者也針對《文化縱橫》雜志的自我定位，提出了一些意見。
針對《文化縱橫》雜志在定位和議題設置上反復涉及的“中國與西方”的問題，汪暉提出，在這里正是要從“縱橫的角度”，提供觀察中國與世界的多重視野。首先，在大的社會變遷中，面對中國崛起，要多一點歷史的、地域的視野。他說，現在很多現實都超出了我們目前的認識框架，是我們現有的知識體系不能解答的，對待中國本身的問題，一定要有更豐富的視角。同時，現在談論中國也離不開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如果在我們的思考中沒有世界，將是非常危險的。
王紹光則認為，目前雜志關于“中國與西方”的框架，有些過于簡化，他也主張要“放眼世界”，要把非西方的思潮，拉美、東亞的思想等等，都納入到自己的視野之中。
作者群與讀者群
關于雜志的作者群與讀者群的構成，與會者也給出了中肯的意見。
汪暉認為，《文化縱橫》雜志是一份思想性的刊物，但所倚重的作者，卻不能是空談思想的“思想家”，他主張尋找各個領域的“專家”，讓專家就中國的實踐，就中國當前發展中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問題，從專業的角度出發，來談思想建設。王紹光也認為，思辨性的學者談文化建設，只能是文化建設中很少的一部分，文化建設需要包含很多學科，諸如民俗學、傳播學、歷史、藝術，、城市規劃設計等等，都和文化重建有很大的關系。他認為《文化縱橫》雜志，要“多多考察各個學科的前沿問題”。
對于雜志社描述的讀者群定位，與會者普遍表示在讀者群中缺少了“大學生”這個群體，對于青年一代在文化、道德上的訴求，關心不夠。曹衛東指出，如果雜志的定位是影響中國未來20年的人群，那恰恰不該忽視在20年中會成為社會主流的大學生群體。吳飛認為，從《讀書》的經驗也可看出，《讀書》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持續性地影響著在校大學生。姚洋也認為，一個思想類雜志的生存，是離不開思想敏銳的青年學生讀者的。
最后，社長楊平總結說，《文化縱橫》雜志的創刊，得到了諸多意識形態、價值觀不盡相同的學者的共同支持，今后，《文化縱橫》雜志也將延續當前的思路，希望以當前社會具有前瞻性的問題為引導，為不同立場的學者，打造一個共同探討問題、提煉文化價值的平臺。
與會學者（排名不分先后）：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秦暉，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劉海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紹光，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曹衛東，自由撰稿人秋風，民間教育家徐劍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范亞峰，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吳飛，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全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賀照田，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陳明，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康曉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紀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韓德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教授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助理研究員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