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 譯者：王榮欣
大約75年前，世界陷入經濟大蕭條，我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心大受打擊。亞當·斯密說過，通過“那只無形的手”，市場會引導經濟走向經濟效率與社會福利。但在當時，四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失業，人們就很難相信亞當·斯密的上述說法是正確的。一些經濟學家仍堅信自我監管的市場，他們認為，從長遠看來，只要我們耐心點，市場就會自我復蘇，經濟也將得以恢復。但是，凱恩斯的精彩的駁辭今天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從長遠看來，我們都會死去”，我們不能等待。今天，甚至連保守人士也認為政府應該出面干預，以保證充分就業或接近充分就業。
那些相信自由市場的人，現在再一次受到重創：雖然我們還沒有陷入“官方認可的”衰退中，但半年多來，美國經濟沒有創造任何新工作，而同時美國的勞動力卻在繼續增多。如果1929年的大蕭條削弱了我們對宏觀經濟學的信心（保持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持續增長的能力），那么現在我們對微觀經濟學的信心（市場和公司有效分配勞動和資本的能力）也在遭到破壞。嚴重的資源分配不當，嚴重的風險管理不善，私營部門不得不尋求政府的幫助，以免整個經濟系統潰散。即使是聯邦政府出手干預，我估計美國經濟的應有產出——我們投資于實體行業，而不是為無力承擔房貸的人提供抵押貸款——與我們在經濟衰退期的產出之間的差距，將超過1.5萬億美元。
在美國經濟體系中，金融市場負責分配資本和擔負風險管理，一旦出現危機，金融市場就成為眾矢之的，而它此次的失敗又重新讓政治（和經濟的）左翼舊話重提。考慮到美國經濟正在減少對制造業的依賴、增加對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的依賴，這些人一直就擔憂整個經濟狀況并不牢靠。畢竟，難道“堅實的物品”——美國人吃的食物，美國人住的房子，我們搭載的汽車和飛機，為美國人提供熱量和能源的天然氣和石油——不是我們經濟的“核心”嗎？如果是這樣，難道它們不應該在美國的國民產出中占更大的比重嗎？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簡單回答：錯了，不是這樣的！美國生活在知識經濟、信息經濟和創新經濟時代。由于美國人的創新精神，美國人可以擁有想吃的任何美味——比美國人應該吃的還要多——雖然只有2%的勞動力從事農業，雖然只有9%的勞動力從事制造業，但美國仍然是制造品的最大生產者。與從前相比，美國人應該“聰明”地工作，而不是去“辛勤”地工作。美國在教育和技術上的投資可以使美國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標準，并且壽命也能更長。美國在眾多高技術領域占據著支配地位，用這些軟支出帶來真實回報，這便是證明。的確，我也贊成這樣的觀點，即如果美國在這些領域有更多的資源的話，美國應該做得更好。
然而，如下這種看法更有道理：美國最近的成功是建立在用紙牌搭建的房子之上的。在最近幾年，金融市場成為超級富人的賭場，走運的參與者可以獲得萬億美元。我也同意同性戀應有更多的自由——只要他們沒有傷害到別人。但這就是難題所在。這些狂熱的賭徒不只在用他們自己的錢賭博，他們也在用別人的錢賭博。他們讓整個金融體系處于險境——事實上，是讓整個美國的經濟體系處于險境。而現在，所有的美國人都在付出代價。
金融市場被比作經濟的大腦，它應該分配資本，同時也管理風險。當金融市場表現良好時，經濟一派繁榮；而當金融市場表現不佳時，每個人都會遭殃。今天，美國人再次體會到了這個基本的常識。金融家們在金融市場上獲利豐厚，最近幾年，他們已獲得了30%的公司利潤；而按照經濟學的標準說法，這些報酬也與他們的社會貢獻是相稱的。金融“巫師”們可以帶走大量金錢，但社會上其他人的境況本應也變好，因為相比于存在欠發達（和獲利更低）的金融市場的社會，美國的資本會產生更大的生產力。因此帶給金融市場的部分獲利是為了鼓勵創新——通過風險投資之類。
雖然創新可以增加利潤，但不是所有的創新都能提升福利。比如，當香煙行業研制出更容易使人上癮的產品時，香煙利潤就可能增加，但由此致死的人和其家人的情況并沒有變好；為增加衛生保健成本而支付賬單的納稅人，他們的經濟情況也沒有變好。今天，食品公司依然如故地研發易使人上癮的食物，這種食物極有可能增加公司的利潤，但會導致肥胖癥的流行，社會福利也不會因而增加。再比如，微軟憑借對個人電腦操作系統的控制而進行壟斷。微軟的戰略很巧妙，它依靠置競爭對手（比如網景公司）于死地增加了利潤，但其所作所為也讓創新產生令人恐懼的效果。
揭示金融系統的所有問題，這個任務是困難的，但大體上，金融體系最新的創新是用于設計獲利機制，這種獲利機制大部分是異常不夠透明的，但是這套獲利機制卻允許產生與社會利益不相稱的大量收益——這些都是所謂私人報酬。按照經濟學原理，市場競爭使利潤趨向于零，但在通常情況下，這一原理卻顯得并不可靠：這是因為信息的不完全（源自不透明），帶來不完全競爭。當年復一年，一家家銀行獲得的金錢如此之豐厚，人們就應該懷疑某些事情出錯了。當數百萬美國人欠信用卡公司和銀行數十億的“滯納金”、“罰款”和各類其他費用，將那些拖欠付款者的20%高的年利率轉變成100%或以上的讓人恐懼的高利貸時，人們就該懷疑某些事情出錯了。
最糟糕的問題——如次級貸款市場已經發生的那樣——很可能出現，不透明的費用結構與對過度冒險的激勵，這兩種情況同時出現，并且開始發揮作用，冒險可以為財務經理獲得一年的高回報，雖然這些回報會由下一年的更大損失所抵消。次貸危機的背后是，抵押貸款被用來鼓勵人們反復地進行住房融資，這就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狀的“老鼠會”，只要房屋價格繼續上漲，這個結構就會為抵押公司帶來數十億美元管理費。但是，只要是泡沫，就會不可避免地破滅掉。但是，到那時，這些財務“巫師”已經將大筆的“利潤”放入口袋溜之大吉了——當然，這沒準就是他們所希望的。
換一種方式來看，金融行業的人員只要刺激經濟增長，就能分配資本和管理風險，進而他們就會有可觀的利潤。但他們想要得到更多，就不惜建立起鼓勵賭博的激勵結構。如果他們賭贏了，他們會拿走利潤的一部分；如果他們賭輸了，投資者會承擔后果。整個金融體系就成了個大賭場，體系被經營賭場的人操縱，經營賭場的人獲得豐厚回報，其他參與者卻要付出代價。在拉斯維加斯和大西洋城，賭博是零和博弈：賭場老板的所得基本上相當于參與者的損失；而在賭場般的金融市場，則是負和博弈。那些華爾街的家伙們帶著幾十億美元下場了，不過這幾十億美元比起我們其他所有人所付出的，就相形見絀了。有些人失去了他們的房子和一生的儲蓄，他們對自己未來的夢想已然成空，更不用說他們孩子的夢想了。還有一些無辜的旁觀者，他們一直在拒絕抵押經紀人和信用卡公司的虛假承諾，但現在卻發現，隨著經濟減緩，他們也丟了工作。財政收入驟然減少，被迫削減對公共服務的支出，窮人正在受到傷害。
美國金融體系的陣痛，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即并非一個罕見的、百年一遇的事件。實際上，在過去30年左右，全球各地有超過100次的金融危機。僅在美國，我們就經歷了1989年的儲貸危機、近10年間早些時候的網絡泡沫、世通事件、安然問題、現在的次貸及由次貸引發的金融市場崩潰。除了這些美國的全國問題，還有地區問題——因過度貸款而引起的房地產危機，發生在80年代中期的德克薩斯和西南地區，以及90年代早期的加利福利亞和新英格蘭。在每一個例子中，金融市場都未能做好分配資本和管理風險的工作。90年代晚期，過多資本投向光導纖維，在崩潰的時候，估計97%的光導纖維投資不見天日。
簡而言之，美國經濟的問題統統是我們把過多資源投向“柔軟”的領域，投向“堅實” 領域的資源則太少。當然，問題也并不一定是我們分配過多資源到金融行業，同時給他們豐厚的回報——盡管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很堅實的論據。對真正的風險管理（讓普通的美國人在市場風云變幻之時仍然安然無恙），我們所作的努力太少；而對創造增加風險的金融產品，我們所作的努力又太多——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獲取來得容易的錢上，把太多努力投入在增加利潤上，而增加真實財富的努力，則做得遠遠不夠——不管財富是來自制造，還是來自新的經濟觀念。1930年代和當下，我們都上了沉痛的一課：無形的手經常看起來是無形的，因為它本來就不在那里。在最好的情況下，是稍微嚴重的市場癱瘓。在最壞的情況下，追求自利——公司的貪婪——可能導致今日國家面臨的困境。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文首發于2008年9月10日美國《新共和》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