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逝去，2019年來臨。種種跡象表明，我們正處在一個大的時代新舊轉換的關鍵期。自2008 年以來，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隨著時間推移，這三大因素的走勢日益明確，其帶給世界的變數也日益不確定。它們分別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術革命、中國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機的世界經濟秩序變動，已經在地緣政治、全球治理、社會思潮演變等方面持續發酵，演化出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政、世界范圍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這一潮流不斷沖擊著冷戰結束以來高歌猛進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世界正出現卡爾·波蘭尼預言的“鐘擺效應”，繼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之后， 出現了與其相悖的反向運動——公平正義、社會保護、反全球化…… 這一保護主義反向運動來勢如此兇猛，以致自由主義國際意識形態迅速退潮，在此基礎上建構的WTO、IMF 等世界事務處理機制無不搖搖欲墜，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貿協定、TPP11，以及正緊鑼密鼓醞釀的RCEP，正日益呈現出區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正處于交替轉換的關鍵當口。
回顧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情形，歷史正呈現驚人的重復跡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變動，其內在的規律，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反資本擴張的社會保護浪潮，會伴隨資本運動達致極不平衡時自發產生，并作為資本運動的矯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隨社會保護浪潮興起的，則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義意識的抬頭、貿易保護主義的泛濫、民族國家間矛盾的加劇與激化。可以預料，未來幾十年，世界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運行秩序中，其內在規律與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將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這一秩序轉換的關鍵之年。
第二，正在撲面而來的新技術革命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們尚無法明確估量其對現存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的沖擊效應。從目前中國人正親歷的信息技術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劇烈地改變了現有秩序：（1）它重新組織了實體經濟的運行形態和組織形態，并正在不斷向更廣泛的實體經濟領域擴展，凡不適應這一信息革命變遷的組織和產業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資本流動的成本，使跨國、跨行業、跨區域的資本流通效率不斷提高，資本組成形態日益靈活多樣。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政府、勞動的談判議價權不斷下降，以地域范圍為組織原則的民族國家的控制力日益減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動，使得社會動員和社會參與的能力大幅提高，這大大增加了社會治理的成本，對行政效能形成嚴峻挑戰。這是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面對的全新問題。（4）在信息技術浪潮奔涌之時， 實體性的技術突破卻遭遇瓶頸，如能源技術、材料技術等進展緩慢，人類物質領域的生產方式并沒有發生革命性改變。在此背景下，信息技術革命缺乏物質生產技術革命的支持， 它對于我們的經濟、社會、政治形態的重組，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也未可知。
第三，中國崛起，是冷戰結束以來動搖傳統國際秩序的關鍵變量。資本主義國際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秩序中，這種不平衡性又沿著民族國家的邊界而發生變遷。每隔幾十年，便有新的國家崛起，對既有的國際格局產生重大挑戰。從西班牙、荷蘭，到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美國， 300 年來世界強國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資本運動不平衡的全球規律。今日中國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和生產網絡，并不斷動搖原有資本主義體系的平衡性， 成為傳統強國的最大挑戰。
然而今日中國的崛起，也面臨著改革開放40 年來最為嚴峻的挑戰。首先，2018 年，以中興事件為標志，中美貿易戰拉開帷幕，成為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國際形勢的表征之一。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內在矛盾的尖銳化表現——全球化紅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發的國際秩序失衡。這也標志著以美國赤字貿易為支撐的世界貿易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走到極限。
另外，中國內部的“增量改革”進入艱難的爬坡過坎階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頸。當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務，一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二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外部資源空間的拓展。但轉型升級與外部資源空間的開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時間，也需要消化處理大量的內外部問題。以發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間化解存量結構的矛盾，這一過去慣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戰。與此同時，經過30 多年以效率優先為導向的市場化改革，在推動中國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生成新的社會問題。看一下我們生活中的高房價，以及沉重的教育負擔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們的焦慮所在。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進一步的社會保護為前提，沒有保護，就沒有改革。社會保護已然成為經濟發展與改革的主要前提條件。
雖然困難重重，但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任務而言，沒有別的出路，只有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與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頸之際，加大社會各階層的共識，為了民族國家的長遠利益進行痛苦的利益調整。而欲達成社會共識，則離不開社會權利的主張，離不開對各階層人民為了整體利益而進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討論。可以預期，“呼吁社會”、“社會出場”，將可能成為深化改革之際的主導潮流，相應地，“社會發展”、“社會建設”、“社會協商”會再度成為主導性話語，引領中國第三個30 年改革開放的未來走向。
2018 年，在判斷當代世界局勢時，中共中央得出結論：“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何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術革命”、“中國崛起”， 都將是影響未來世界的重大變量。分析這些變量，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的結論：當代世界與中國，正處在一個新舊轉換的關鍵期，正處在舊的規律正在消退、新的規律正在展開、并將長時段左右我們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澤東曾在《實踐論》中說過：“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著眼推移轉變，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于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面對2018 年的急劇變化，在中美貿易戰、經濟下行、2019 年充滿不確定的時候，中國思想界應該抓住長期趨勢，不為眼前迷霧困擾，透過現象看本質。世界與中國正在發生本質性、階段性的轉換，糾纏于既往的矛盾將使人們喪失把握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時代與新周期的展開，將要求我們以新的視角重新理解過去，重新認識現實，并奮力開辟新的未來。
2019 年已經到來，作為一本思想評論類雜志，《文化縱橫》愿與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動新舊周期的轉換，更加能動性地認識和把握未來。
本文系楊平社長為《文化縱橫》2019年2月刊撰寫的編輯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