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抗美援朝70周年之際，一部名為《金剛川》的電影讓人們認識到，如何理解這場戰爭，如何講述這一段歷史，是關系到中國人理解國家、民族、社會主義乃至世界的一面鏡子。清華大學汪暉教授認為：抗美援朝戰爭以及稍后展開的抗美援越戰爭既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民戰爭的延伸，也是其終結。正確看待它，也是正確看待中國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創新。

他指出，冷戰后的國內朝鮮戰爭研究，存在著一種普遍共性——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即擺脫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等對立范疇，轉而以國家間關系及國家利益為中心，探討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這樣的探討放棄了對其政治意義的探索，不能正確認識其價值。

他整理了大量朝鮮戰爭前后的國際、國內史料，總結指出：美國的朝鮮政策，是其遏制中國、平衡亞太、冷戰對抗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在當年，聯合國也僅是為其提供行動正當性的“代理機構”。而中國是通過一場持久的、充滿了苦難而最終獲得勝利的革命才擺脫被奴役命運的亞洲國家，標志著對一個與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的承諾，對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諾。朝鮮戰爭的勝利，不僅是證明“人民的力量”高于技術的戰爭，也讓美國重新認識了一個站起來的中國，更為所有被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榜樣，還戳破了國際組織作為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具，開啟了聯合國內的政治斗爭進程。也因此，抗美援朝戰爭不僅是一場國防戰爭，更是一場國際主義戰爭。它在政治意義上，是正義戰爭，是“戰爭作為政治的延續”的時代的最后一個案例；是“人”在戰場上的斗爭，各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西方內部的反戰斗爭，還有外交領域的斗爭，這綜合廣泛的政治進程將美國的戰爭逼進了死胡同，導致這個霸權國家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戰線上的同時失敗。

然而在這之后，世界進入了去政治化的進程。不再有人民戰爭，也不再有正義的戰爭。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毋寧說是反思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需要創造什么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政治未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原題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原文篇幅較長，為閱讀方便，注釋請參見原刊，史料部分有刪減。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抗美援朝戰爭

? 汪暉 | 清華大學

在朝鮮停戰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謂全球化和后冷戰的時代，朝鮮半島的分斷體制、臺灣海峽的分隔狀態仍然在持續。這種分隔狀態也體現在歷史記憶的領域：韓國、朝鮮、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有著各不相同的戰爭記憶和歷史闡釋。對比首爾的戰爭紀念館與平壤的祖國解放戰爭紀念館，參照中國大陸有關朝鮮戰爭的敘述，美國對朝鮮戰爭的近于刻意的遺忘，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

在過去二十年中，有關朝鮮戰爭的研究是中國歷史研究中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結合蘇聯檔案、美國檔案和部分中國檔案及當事人回憶的出版和公布，學者們按照當代社會科學和歷史研究的新規范研究朝鮮戰爭、尤其是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歷史，在去意識形態化的名義下，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冷戰史研究框架下，形成了這一研究領域的主要趨勢。在觀點各不相同的研究中，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一種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其特征是朝鮮戰爭研究漸漸擺脫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等對立范疇，轉而以國家間關系及國家利益為中心，探討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對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持支持意見的作者強調這場戰爭是新中國的立國戰爭，而持批評意見的學者則認為這場戰爭除了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外，也加速和鞏固了中蘇結盟、中美對抗的冷戰格局，并使中國大陸喪失了收復臺灣的機會。

冷戰格局是由各種利益關系構成的，其中民族和國家的尺度占據著重要位置，但這并不等同于說這一時代的熱戰和冷戰的動因和動機可以化約為民族的和國家的利益尺度。

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和戰爭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記取？

一、“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有利”：

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條件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與新中國的意義

根據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回憶，朝鮮戰爭爆發時，中美雙方均無全面介入的準備，但這并不意味著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偶發事件。也不等于說朝鮮戰爭的爆發與中國毫無關系。

從中國與朝鮮的關系方面說，在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朝鮮半島的抵抗力量早已與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密切相關。1949年5月，毛澤東同意將參加中國的解放戰爭、原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三個朝鮮師移交朝鮮。這是中國革命與周邊關系的一個歷史延伸，也是中國革命者對朝鮮半島南北對峙格局的實質回應。從美國的亞洲戰略角度看，朝鮮戰爭與臺灣海峽問題從一開始就關聯在一起。1950年6月25日戰爭爆發后兩天，杜魯門在聲明中明確針對中國說：“共產黨部隊的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執行合法而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

1950年10月初，毛澤東決定參戰，這個決定不是從戰爭由誰挑起這一問題出發，而是從對戰爭進程及其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的判斷出發的。他給當時在蘇聯的周恩來發電，指出采取參戰的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一口號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參戰“對中國，對朝鮮”極為有利的方面。

美軍在仁川登陸后，憑借其軍事優勢，迅速北進，威脅中國東北，朝鮮方面面臨軍事崩潰的局面。中國出兵對于朝鮮方面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推斷中國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擔心聯合國軍會入侵東北、破壞水豐水電站和鴨綠江沿岸的發電設施。

如果美國沒有進攻中國的計劃而中國出兵朝鮮，“保家衛國”的意義何在？這里暫且提出兩點解釋：

第一，帝國主義戰爭總是超出他們的“計劃”。從歷史上看，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或者“七七事變”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內閣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線的軍事將領決定的，至今有人以此為日本的戰爭政策辯護。布魯斯·柯明思指出：對朝鮮戰爭的干預和美國外交政策決定常常產生于一個“決策矩陣”（matrix），而不是個別人的指示。

第二，中國的底線不是要求美軍不要直接進攻中國，而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1950年10月3日，周恩來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他轉告英美，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朝鮮，但美國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的底線。10月7日，在美國操縱下，聯合國繞過可能遭到蘇聯否決的安理會而直接召開大會，通過了由美國主導占領北方、進而統一朝鮮的決議，次日美軍就通過了“三八線”。毛澤東強調：不出兵，首先對東北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的電力將被控制。在這個判斷背后，是一個決斷，即決不允許新中國受到軍事威懾。

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底線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而不僅僅是保護中國水豐發電廠及沿江設施這么簡單。毛澤東決定越過“三八線”包含兩個動機：第一，動搖英美的決心。在第四次戰役后，美軍再次突破了“三八線”，并策劃從側后登陸。從軍事上講，如果不能越過“三八線”，就難以挫敗聯合國軍、尤其是美軍的戰斗意志，并給他們的進攻找到喘息的機會，也難以通過重擊敵人以贏得自身的休整時間。第二，在聯合國軍敗退的情境中，美國利用聯合國發布決議，要求雙方在“三八線”停止下來。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聯合國不過是美國操控的、作為戰爭之一方的“國際機器”，中國沒有義務接受它的決議或規定。在這個意義上，打過“三八線”不僅是拒絕承認美國霸權的邊界，而且也是以軍事方式對其政治攻勢的還擊。1951年4月，當麥克阿瑟在軍事失敗的背景下建議轟炸中國本土、武裝國民黨軍介入朝鮮戰爭后，很快被杜魯門以可能招致與中國的全面戰爭而撤換。杜魯門的這個決定與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痛擊了美軍有著密切的關系。

中國是通過一場持久的、充滿了苦難而最終獲得勝利的革命才擺脫被奴役命運的亞洲國家，它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強國，卻標志著對一個與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的承諾，對一個與歷史上既往的國家或王朝的不同態勢的承諾，對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諾。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朝鮮戰局與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明確地將中國革命與朝鮮戰爭聯系起來，他說：“中國革命是帶有世界性質的。中國革命在東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鮮戰爭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

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戰一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專門提到朝鮮戰爭，他指出：第一，這場戰爭是保家衛國，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第二，既然美國侵略者向我們進攻，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大旗，這是以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第三，朝鮮問題應予和平解決，只要美國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在上述第一條中，他特別提及如果沒有臺灣問題，沒有美國侵略朝鮮問題，沒有美軍威脅中國邊界問題，中國不會直接加入這場戰爭。曾有歷史學家提出：如果中國在釜山戰役全面展開之前出兵朝鮮，美國就會失去仁川登陸的機會，這個觀點與1950年10月麥克阿瑟在威克島與杜魯門討論中蘇會否出兵時的觀點完全一致，即中國錯過了最佳出兵機會從而不會出兵。從軍事的角度說，這一判斷有一定的根據，但這種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判斷戰爭進程的方式與毛澤東對戰爭的把握大異其趣。

為什么這么說呢？除了前面提及的“反侵略”這一點之外，我們也要從美國的戰爭進程角度加以分析。美國在戰爭初期以朝鮮方面發起南侵為由將自己的軍事干預解視為一種執行國際法的警察行動。盡管聯合國的授權是單方面的，但美國以此將干預在聯合國框架下合法化。在戰爭初期，這一合法框架也限制了美國的軍事行動，例如在國會參議院辯論時，參議員與代表政府的發言人均一致同意將總統權限限制在38o線以內，即不允許美軍越過此臨時分界追擊朝鮮軍隊。但是，在仁川登陸之后，這一框架隨即被突破了，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奧斯汀宣稱不能容忍“侵略者的軍隊”受一條“想象中的界線的保護”。

美國對進軍朝鮮半島的自我合法化在此受到雙重的顛覆：第一，將朝鮮南進和國內統一戰爭視為“侵略”本身已經十分勉強，艾奇遜在戰爭初期否定戰爭目標為統一朝鮮，似乎暗示干預類似于國內執法中的“制止犯罪和恢復原狀”；其次，越過38o線不僅打破了早先美國方面所說的有限戰爭的框架，而將“美國的目標變成了武力統一朝鮮并建立一個新的（民主的）政府”，即“武力征服整個國家”。如果美國將朝鮮北方的南進都視為“侵略”，美國如何界定自己突破“恢復原狀”(status quo ante)的戰爭目標的行動？從美軍突破38o線的那一刻起，美國的朝鮮戰爭已經以政體改變和最終勝利作為戰爭目標。盡管美國突破“有限戰爭”承諾的行動再次得到了聯合國的授權，但這除了再次證明聯合國已經是單方面操縱的機構外，并不能增加戰爭的合法性。因此，在美軍突破38o線之后，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不僅具有反侵略的理由，而且也獲得了國際法的依據。

毛澤東并不像一些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對國際秩序一無所知，恰恰相反，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已經深入地研究過西方的戰爭理論和國際法規，并以自己獨到的方式加以運用。毛澤東選擇戰爭介入的時機與新中國在戰爭期間及結束后的靈活的外交斗爭，都清晰地顯示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于戰爭的政治性的理解，以及他們對于戰爭與國際法知識的嫻熟運用。事實上，1953年年底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的，它表明中國領導人比美國領導人更善于運用國際法的原則，以確立戰爭和外交的正義原則。

新中國的鞏固本身包含著突破冷戰格局的契機。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蘇聯在十月革命的炮聲中誕生，但未能阻止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世界的事實。毛澤東認為現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國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時代，已由社會主義蘇聯的成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立，已由中蘇兩個偉大國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基礎上的鞏固團結，已由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鞏固團結以及世界各國廣大和平人民對于這個偉大陣營的深厚同情，而永遠宣告結束了”。

其次，二十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在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格局、一個新的世界體系，而在亞洲，一個由中國革命的勝利而被帶動和鼓舞的反殖民主義進程正在逐漸展開。這個進程的目標是通過抵抗帝國主義而實現和平，從而實現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戰爭手段，即毛澤東所說“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這是從中國革命戰爭中延伸而來的戰略。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是“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戰爭與此前所有中國革命中的戰爭之間的分界點。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證明。

▍朝鮮戰爭與中蘇關系問題

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關于朝鮮戰爭的研究發生了一個轉向，除了徹底拋棄了國際主義的視野，轉而用較為單純的民族主義視野解釋這場戰爭之外，另一個趨勢是將研究的中心從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轉向中蘇關系。比較有影響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與金日成聯手背著毛澤東策劃朝鮮戰爭，聯手誘導中國參戰；二、蘇聯放手朝鮮發起統一戰爭，是因為對控制中國東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國出兵朝鮮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蘇聯以美國壓境為理由加強在東北的駐軍而受蘇聯控制；或者，蘇聯支持朝鮮進攻是因為避免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三、蘇聯是在朝鮮戰爭中受損最大者之一，因為它不僅失去了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且為中國援助建設了156項重大工程，從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四、朝鮮戰爭加速了中蘇同盟的進程，也破壞了與美國改善關系的契機。因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中蘇關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出兵朝鮮？

首先，在談論出兵朝鮮問題時，毛澤東除了談及對中國、朝鮮有利外，特別提及對東方、對世界有利的問題。這是兩個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框架內不能解釋的范疇。東方是指東西兩個戰線中的東方，尤其是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而中蘇同盟正是“東方”范疇的核心內容之一；世界指正試圖從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從建國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后一段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心是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結盟。這不是突發的轉變，而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已經確定的同盟關系的延續。

毛澤東反對美國及其仆從勢力軍事介入朝鮮半島，而同時保持著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承諾。他的修辭包括兩方面，即一方面對中國、朝鮮有利，這是最能夠說服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理由；另一方面對東方和世界有利，這涉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這個世界格局的新特點是出現了東西兩大陣營，而中國正是東方陣營的一員。

由于蘇聯在東方集團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區別其行為中的國家霸權與冷戰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領導權，仍然有待深入分析。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承擔著巨大的國際主義責任，又存在著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質的霸權主義；在中蘇關系方面，兩黨從相互合作，到內部分歧，再發展為公開辯論；兩國從政治合作，到政治沖突，再發展到軍事對抗，蘇聯在1950年代的表現與1960年代以后有重要區別。這是一個復雜的、需要置于具體脈絡中進行研究的進程。二戰之后蘇聯在東北有巨大的影響，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一再出現蘇聯將完全吞并中國東北的說法，從1949年后期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務院一再敘述這個問題。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這些說法—如同英國報紙在毛澤東訪俄期間散布毛澤東已經在蘇聯被軟禁一樣—怎么可能作為“事實”來敘述？這樣的說法與其說是當代學者的發現，不如說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發明，是美國政府從其戰爭霸權政策和對中蘇關系進行分化的策略出發蓄意制造的說法。在新中國建立以后，中蘇之間圍繞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包括中長鐵路、旅順港等問題）有一系列的談判。朝鮮戰爭對中國加速全面接管東北有其影響，但這絕不是說：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國東北就會被并入蘇聯。我在這里舉兩個例子――都是普通的、由于毛澤東的明確表述而廣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說明問題。

1950年1月20日，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專門發表談話駁斥這種說法。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評論《駁斥艾奇遜的無恥造謠》，反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50年1月12日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的長篇演講。毛澤東駁斥了其中的兩個觀點。第一個是美國跟亞洲各國的關系問題。艾奇遜的說法是，“我們的利益與亞洲各國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國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從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時起，經過9國公約簽訂，以至聯合國大會的最近的決議都是這一個原則，并且我們對它始終不渝”。艾奇遜的第二個說法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并，這種在外蒙所實行了的辦法，在滿洲亦幾乎實行了。我相信蘇聯的代理人會從內蒙和新疆向 莫斯科作很好的報告。這就是現在的情形，即整個中國居民的廣大地區和中國脫離與蘇聯合并。蘇聯占據中國北部的四個區域，對于與亞洲有關的強國來說是重要的事實，對于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毛澤東反駁說：美國的基本國策是利用一切辦法滲透中國，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的根據不僅是美國在1945-1949年中國內戰時期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而且是美國對臺灣海峽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遜演講的第二天，塔斯社在華盛頓報道說：1949年10月24日在中國被逮捕、11月１日被審判、12月中旬被驅逐的美國駐沈陽的總領事瓦爾德返美以后，曾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談話。此次談話后，在會見記者時，他說：蘇聯在中國東北行使共管鐵路的條約權力，但“并未看見蘇聯有監督滿洲的任何跡象”，也“未看見蘇聯吞并滿洲的任何跡象”；在回答滿洲共產黨的政權是否受北京的監督時，瓦爾德稱“所有共產黨的政權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據他所知，滿洲乃系共產黨中國之一部分。”毛澤東諷刺道：“人們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一個說：滿洲與蘇聯合并。一個說：并未看見。這兩個不是別人，都是美國國務院的有名的官員。”

蘇聯希望相對長地在東北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此推斷中國會因此喪失東北是缺乏根據的。中蘇關系是二次大戰后最重要的大國關系之一，但這一大國關系不同于以往的大國關系。這是新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是剛剛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關系。這不是說它們已經不是國與國的關系，而是說這一時代的國際政治關系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國際關系的內含和性質。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包含著國際主義的面向，中蘇關系不僅是中蘇關系，也是東方集團內部的關系。一般來說，中蘇分裂肇始于蘇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隨著論戰的公開化而為世界所知。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檔案，即便在中蘇論戰的語境中，美國情報機構仍然認為中蘇同盟并未真正破裂。歸根結底，美國的判斷是從朝鮮戰爭等經驗中得來的，它明白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關系不同于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關系。這個關系的內核是黨與黨的關系，從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于國家間關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參戰的條件之一是蘇聯的支持，但這一條件并不是決定中國是否參戰的最終決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文里面，毛澤東提及對第三、第四點沒有把握。所謂第三點針對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來給中共發的聯名電報，電報許諾蘇聯可以完全滿足中國需要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裝備。毛澤東問：是用租借的辦法還是用錢購買蘇聯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辦法，而不是購買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國剛剛建立，亟需資金從事經濟、文化等項目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如果將已經十分緊缺的資金用于購買武器，不僅中國的經濟恢復勢必放緩，而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會反對，從而無法“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關于“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這一點，還可以舉出1950年12月2日毛澤東給天津市工商聯的電文為例。這與他對國內團結的擔憂有關，即如果戰爭延長，戰爭負擔過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能表示不滿，進而影響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電報中的第四條要求蘇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愿空軍幫助中國在朝鮮作戰，并掩護中國的北方地區。毛澤東一方面要求周恩來在蘇聯多留一些日子，以便獲得蘇聯方面更明確的承諾；但另一方面，即便沒有蘇聯空軍支援，中國參戰的決心也已確定。就在發出上述電報的次日，10月14日，毛澤東開始志愿軍入朝作戰的部署。10月23日，他給彭德懷和高崗寫信，說要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冷戰體制的確立與去冷戰的契機

早在戰爭爆發之初，毛澤東就提出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這個看法幾年后也體現在萬隆會議的原則之中。這是他將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視為必要的和正義的戰爭的政治前提。

從開羅會議開始，美國已在預謀怎樣聯合亞洲地區其他的勢力，包括戰后的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來遏制蘇聯。歐洲戰場臨近結束之時，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相繼召開，如何在戰后確定各自的勢力范圍，已經是美蘇博弈的現實課題。

在朝鮮半島，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爾塔會議框架下、以國際托管的形式產生的，但朝鮮并非戰爭策源地和戰敗國，其人民卻無緣參與這一決定自身命運的事件；作為朝鮮的近鄰，中國也沒有參與這一“國際決定”。伴隨柏林的陷落，美蘇兩國將戰爭重心轉向遠東，波茨坦會議的主題之一，已經是對日作戰問題，占領朝鮮由此進入兩國的戰爭方案，雅爾塔的托管計劃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魯門特使面見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堅持雅爾塔協定確定的四國托管朝鮮的方案，但波茨坦會議后，蘇軍對日宣戰并進入朝鮮，美國提出了分隔朝鮮的“三八線”方案。這是新中國建立前夕、朝鮮半島局勢變遷的重要事件。

伴隨新中國的建立，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新任務就是遏制新中國，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經確立了與蘇聯結盟并加入東方陣營的方針。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從反對朝鮮北方南進到支持其南進的態度轉變的樞紐。根據現有檔案，1950年1月，斯大林并未向毛澤東通報支持朝鮮南進的態度，但新中國的建立以及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支持了斯大林的態度轉變，卻是可以推斷的。因此，戰爭并不是1950年的產物，而是上述過程的延伸。所謂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針對的是1945年雅爾塔會議以降、尤其是波茨坦會議之后霸權國家主宰弱小國家命運并將其納入自身勢力范圍的格局。

在蘇軍已經大舉進入朝鮮、逼近漢城之時，美軍為防范蘇聯控制朝鮮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緯38o線作為美蘇各自對日受降的軍事分界線的決定。從這個角度說，朝鮮戰爭類似于中國的內戰，其中包含著民族統一的訴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既然是內戰，任何外來軍事干預――尤其是以霸權性的戰略利益為基礎的軍事干預――都缺乏正當理由。美方對韓國臨時政府合法性的執意取締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國不情愿讓中國在戰后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在朝鮮半島乃至整個亞洲獲得最大權益、霸權獨攬。

無論是否偶然，朝鮮戰爭是二次大戰的后續發展、是美蘇雙方戰略平衡及失衡的產物，應該是清楚的。因此，引發戰爭的動因并不只能以某一勢力在某一時刻的動向作為根據，而只能從博弈雙方的戰略變動過程加以判斷。是誰造成了朝鮮半島的分隔局面？是誰破壞了南北雙方可能的統一進程？是誰在造成了對峙格局后又根據自己的需求打破了戰略均勢？在追問戰爭起因時，這些問題比誰打第一槍或許更為重要。

如果說“對東方有利”有中蘇同盟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為物質的和理念的前提，那么，“對世界有利”則需要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進程中估價。

1951年，在朝鮮戰場受挫的狀況下，美國試圖重新武裝日本，并于夏季與日本擬定美日協定，確定9月在舊金山簽約。關于日本參與朝鮮戰爭的細節，美日方面始終拒絕承認，這很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由于《聯合國憲章》中的53、77、107條中都有針對二戰中的軸心國的條款，將這些國家稱為“敵國”，日本如果參加朝鮮戰爭，可能會使國際情況復雜化。第二，美日單獨媾和并讓日本介入朝鮮戰爭的動議甫一提出，便遭到印度、菲律賓、緬甸、印尼等國的反對，引發了大規模民眾抗議。吉田政府由于顧慮違反憲法第9條，命令大久保秘密行動；在簽訂和約前的敏感時期，日本政府不得不對重新武裝日本表示疑慮。1951年９月8日美日安保條約繼舊金山和約于同日簽訂，蘇聯等國拒絕簽署《舊金山和約》。1953年，在朝鮮戰場的戰爭與談判處于膠著狀態之時，艾森豪威爾試圖通過介入東南亞戰爭，從東南沿海對中國施加壓力，以牽制朝鮮戰場上中國的兵力。但鑒于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教訓，懾于中國對不允許越過“三八線”的警告，在越南戰爭中，美國始終沒有越過北緯17o線—這正是中國政府向美方明確表達的底線–對北越目標進行有效軍事攻擊。這是朝鮮軍事失敗對美國的長期約束。從這個角度說，美國卷入越南戰爭并以失敗告終，與其在朝鮮的挫折有關。由此可見，軍事與政治是相互轉化的，戰爭與和平也是相互轉化的，但爭取和平的條件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和妥協。朝鮮戰爭結束后，1953年12月底，周恩來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以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為主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中國、蘇聯及朝鮮方面提出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并舉行全朝鮮自由選舉的主張，但為美國拒絕，南朝鮮代表則提出必然遭到中蘇方面否定的所謂按照大韓民國憲法進行選舉的主張。日內瓦會議有關朝鮮問題的國際談判因美國毫無談判誠意而沒有成功，但第二階段有關印度支那的談判卻取得了進展。正是通過這一談判進程，美國與英國及其它盟國之間的同盟關系發生了局部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毛澤東在七十年代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的政治前提。一年后，1955年4月，以推動亞非國家民族獨立為中心議題的萬隆會議召開，參與會議的各國不但在廣闊的范圍內提出了反對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族解放的問題，推動了亞非等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合作，而且在國際關系問題上提出了指導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是對周恩來在1953年底提出的五項原則的深化和擴展。

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與上述政治進程有著緊密的聯系，也清楚地說明了反抗帝國主義戰爭的軍事斗爭同時伴隨著一個廣闊和復雜的政治進程。正是在這個進程中，帝國主義霸權的松動和退卻成為一個趨勢，至1960-1970年代，不但解殖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遍及亞非拉各大區域，而且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的反戰運動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運動也風起云涌。

1950年代，聯合國淪為支持美國戰爭政策的政治機器，但仍然維持著國際組織的運作形態，也只是在朝鮮戰爭中，它的帝國主義霸權傀儡的性質才得到充分的揭示，從而為此后聯合國內的政治斗爭鋪墊了道路。

如果沒有抗美援朝戰爭及由此引發的系列后果，亞洲地區在60年代漸趨高潮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形成是很困難的。若將抗美援朝的軍事斗爭、日內瓦會談中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分歧，中越及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盟，萬隆會議所表達的民族解放的新氛圍，以及此后越南戰爭中的軍事斗爭和政治博弈聯系起來，我們有理由斷言抗美援朝以熱戰促和平的方式推動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統一戰線，促成了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新時代。

在這個意義上，新中國的建立，世界人民的團結，東方集團的出現，以及在此背景下爆發的民族解放運動，打破了整個近代以來的歷史格局。反帝的戰爭邏輯已經把抗美援朝戰爭與此后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霸權的解殖民運動聯系起來了。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主體的出現才能造成的格局。我們只有從這個歷史進程出發，才能理解毛澤東所說的“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的含義，而這個含義正是被當代的許多歷史學家刻意地遮蓋起來的，他們用蘇聯取代了整個東方和世界，從而將二十世紀中期的確存在的“東方陣營”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及其關系替換為單純的中蘇間的國家關系，將抗美援朝戰爭包含的國際主義性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反抗帝國主義入侵和稱霸的民族解放運動所必然包含的國際意義，徹底抹殺了。用美國人的韓戰概念替換抗美援朝戰爭這個概念也一樣，這一歷史研究中的修辭變化改變的是戰爭的政治內含。從“對世界有利”這一判斷出發，從上述廣闊的歷史進程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證明：中國入朝參戰的短期效果是中蘇同盟的鞏固，而長期效果卻包含了對冷戰的霸權格局的解構。

因此，志愿軍入朝包含著多重的意義：對朝鮮的支持，對東北的保護，對美國封鎖臺灣海峽的反擊，對聯合國拒絕中國的抗議，對霸權主導世界這一格局的拒絕。所有這些內涵都凝聚在毛澤東于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提出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口號之中。在歐洲，1948年是冷戰體制確立的一個界標，而在亞洲，這一年也是朝鮮半島從尚存統一希望的南北分治轉向南北抵抗的戰爭體制的轉折點。在朝鮮戰爭中，為了保障美軍的軍火供應，美國準許日本恢復軍事工業，并將原來用于戰爭賠償的850座軍工企業交還日本政府，以為朝鮮戰場提供軍備。日本利用朝鮮戰爭恢復經濟，成為美國在遠東的最大冷戰盟友，而美國在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沖繩也在這場戰爭中正式投入使用。由于中美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美國加強了對臺灣的武裝、保護和對臺灣海峽的封鎖。1953年朝鮮停戰，朝鮮半島的分斷－停戰體制成為亞洲冷戰格局的一個界標。朝鮮戰爭就發生在上述世界格局形成的關鍵時刻。從長遠的角度看，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此后的冷戰格局有重大影響，但新中國地位的確立、日內瓦會談和萬隆會議的成果、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等后續事件也提供了動搖冷戰體制的某些契機。

二、人民戰爭轉向國際主義聯盟戰爭的政治意義

▍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與以往國內的人民戰爭有所區別，它的兩個最主要的特點是：第一，這是一場境外戰爭；第二，這是一場核威懾之下的熱戰，即所謂全球冷戰條件下的熱戰。境外作戰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質，還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質？在核威懾條件下，人民戰爭的原則還有意義嗎？或者說，朝鮮戰爭與中國革命中的人民戰爭是什么關系？這一問題對于理解抗美援朝戰爭及其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需要對人民戰爭做出理論解釋。首先，人民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范疇。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條件下，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系被根本地轉化了，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邊區政府、政黨、農會和工會等等）的產生或轉型。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主要由一些被馬林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與工農的關系還不如國民黨跟工農的關系深厚。

[注：黨史專家楊奎松在《以論帶史的尷尬》（《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12月29日）一文中蓄意將本文所論述的“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擴大成從1921至江西時期，并“說這一時期的中共只是少數知識分子所構成，不是無知，就是瞎說。”關于中共創建初期的黨員構成，參看馬林：《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頁。此外，孫應帥在《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與結構變化及發展趨勢》（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一文中提供的中共創建初期黨員數據如下：一大53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中國共產黨重視工人身份，但1922年二大的工人比例只有10.7%，1923年三大的工人比例也只有37.9%。至于其后工農比例特別是工人比例的提高，則恰恰是國共合作條件下的國民革命推動工農運動的結果。]

1925、1926年，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毛澤東所領導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這一農民運動的產物。

[注：楊奎松在前引文中質疑我只提毛澤東擔任所長時期的農講所，并指出在我所突出的1925/1926年之前和之后，國共均有工農運動。這里簡述我的理由：農講所開辦了六屆，這里僅提及毛澤東擔任所長的時期，是因為只有毛澤東與此后的人民戰爭有直接聯系。在1925年之前，國民黨有過工人運動，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也有聲有色。作為其中的佼佼者，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更是黨史課本中的重要內容。這里提及1925、1926年而不及其他，是因為這兩年的工農運動最具聲勢，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也相對穩定（發生過問題但不足以破裂）。1925年，著名的五卅運動爆發，廣東全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于5月份在廣州召開；1926年，《中國農民》出刊，4月份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也正是在1925年冬季，湖南有組織之農民運動才開始，至1926年11月份各縣農民協會會員總計已有1367727人。（參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7-262頁）當然，1927年的運動聲勢也很旺，但此時國共之間的政治危機已經無法彌合，兩者間的徹底破裂正在此年。]

國民黨在北伐時期的主要政治創新集中于兩點，其一是擺脫舊軍閥、建立黨軍；其二是與共產黨一起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用群眾運動配合北伐戰爭。黨軍的概念，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在最初階段并不是共產黨的發明，而是仍然處于革命階段的、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影響的國民黨的創新。但在1927年之后，國民黨逐步放棄了社會運動，伴隨其黨國一體，軍隊的政治性也隨之大幅衰落。從共產黨方面說，離開北伐戰爭失敗后逐漸發展起來的人民戰爭，政黨的轉型是不可思議的。無論在成員構成上，還是在社會基礎方面，也無論在工作形式上，還是在革命政治的內涵上，1921年誕生的、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均無實質關系的政黨與江西蘇區時期的政黨有著巨大的差別；在大革命失敗后，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主導的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也不同于以農村包圍城市為軍事戰略而逐漸展開的人民戰爭。

[注：楊奎松在前引文章中論證王明沒有主導過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是沒有根據的。作為米夫的高足，王明一直鼓吹城市中心和工人武裝暴動，這在他為《武裝暴動》寫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武裝群眾工作中，必須對于工業城市的無產階級加以最大的注意，絕不能把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看成對于鄉村游擊戰爭的簡單響應或補充。誰不懂得只有工業城市是暴動的組織中心，誰不懂只有無產階級是暴動的領導力量，誰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暴動策略絲毫也不懂。”（參看余子道等編選：《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頁）立三路線失敗以后，中共領導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議傾蘇區之力以攻打中心城市了，但王明從未放棄過城市中的工人斗爭，即使在立三路線被拋棄以后，他的主張仍然很激進（他指責李立三不是“左傾”，而是右傾）。事實上，直到1931年5月，王明還要求更廣泛地發動群眾以掀起各種工人斗爭，并一直視其為與蘇區政權建設并重的要務。（參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193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289-290頁）因此，說王明沒有主導過城市暴動和工人斗爭是不確的。]

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軍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紅色政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通過土地革命而與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系的改變，都提醒我們人民戰爭創造了與歷史上的政黨全然不同的政黨類型，創造了與歷史上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階級主體。我將這一政黨稱之為包含著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黨。

其次，人民戰爭也創造了戰爭的獨特形式。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是人民戰爭得以展開的里程碑。在根據地，土地改革和武裝斗爭成為政黨政治轉化為大眾運動的基本方式。井岡山斗爭的中心問題由此變成了革命戰爭條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黨和軍隊的結合，黨通過軍隊跟農民運動、土地改革之間的結合，黨及其領導下的蘇區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管理，黨在民眾工作中展開的文化運動，不但改變了革命的具體內容和中心任務，而且也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農民運動的多重結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革命政治主體。這就是人民戰爭的政治基礎。上述在戰爭中展開的政治進程賦予人民戰爭以與其他戰爭形式不同的特點。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命題就包含了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第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必須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疇意味著一個與軍事斗爭密切相關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

第三，人民戰爭的關鍵成果之一是割據的紅色政權的確立。紅色政權的主要政治形式是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

[注：楊奎松在前引文章中批評說：“大家熟悉的‘邊區政府’這一概念是用來指抗日戰爭期間陜甘寧和晉察冀的，沒有誰會拿它來指蘇維埃革命時期的紅色政權。不錯，作者關于‘邊區’的概念是讀《毛選》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得來的，毛澤東在此文中確實使用了‘邊區’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過粗心，他沒有注意到，無論在此文中，還是在《毛選》其他文章中，毛澤東都不曾把‘邊區’和‘政府’合在一起用過，只是在抗戰期間的文章中才頻頻用到‘邊區政府’一詞。換句話來說，毛澤東在蘇維埃革命時期寫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邊區’兩個字，但此‘邊區’非彼‘邊區’。”這里略做辨析：首先，《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并未使用“邊區”一詞。其次，我使用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的概念是從歷史脈絡中做出的有根據的概括，并不限于毛澤東的一篇文章。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48頁）這里所謂“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不就是邊區嗎？這個邊區的紅色政權不就是邊區政權嗎？毛澤東還用了“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的說法，而“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同上，第49頁）第三，毛澤東所說的“紅色政權”就是指這些夾雜在白色政權統治地區之間的小塊的紅色邊界地區。在論述“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時，他提及了“邊界土地革命和民眾政權的影響”；在稍后的段落中，又提及了紅軍、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的發展，其使命是在“將來能夠保全邊界政權”。（同上，第52頁）這里所謂“邊界”與“邊區”并沒有文義上的區別，因為“邊區”就是“邊界區域”的簡稱，從而“邊界政權”也就是邊區政權。難道這些證據還不足以說明邊界政權、邊區政權等概念的歷史根據嗎？在寫于1928年11月的《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澤東不但提到了“割據地區”、“紅色政權區域”、“邊界”等語詞，還規定了這些地區的地方工作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等方面。他還提及：“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并成立了邊界政府。”（同上，第58，62頁）這里的“邊界政府”，以及各縣政府，不可以放在“邊區政府”的范疇內加以論述嗎？]

邊區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形式，從而也要借鑒中外歷史上的國家經驗，但這一政權形式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國家，在持續的政治和戰爭動員中，它是獲得自覺的階級的政治形式。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及其政權得到巨大的發展，武裝斗爭、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成為了勝利的保障。解放戰爭時期，抗日游擊戰爭轉化為大規模的運動戰，伴隨著奪取中心城市，運動戰與陣地戰取代游擊戰成為了戰爭的主導形式。

第四，在人民戰爭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與根據地政府處理的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而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問題。這就產生了政黨和政府的群眾路線問題，其主要內涵是：一，為最廣大群眾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二，邊區政府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用盡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問題，切切實實改良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邊區政府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粉碎圍剿。因此，人民戰爭不僅是采用軍事斗爭的手段有效消滅敵人的方式，而且也要處理土地、勞動、柴米油鹽、婦女、學校、集市貿易甚至貨幣金融等等構成了人民生活內容的主要問題。軍事與日常生活的相互滲透和轉化成為人民戰爭的核心問題。

群眾路線是人民戰爭的基本策略，它是政黨的政策，也是重構政黨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沒有組織，我們就不知道群眾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向群眾學習的過程，組織就是沒有活力的、凌駕于群眾之上的結構。在廣闊的、尚未工業化的鄉村，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在運動中獲得了政治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正是人民戰爭條件下的政黨及其群眾路線創造了階級的自我表達，從而也創造了政治性的階級。先前的政黨不可能創造以農民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只有通過人民戰爭而自我重構了的政黨才有可能完成這個使命。相對于政黨、政黨政治、蘇維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紀歐洲和二十世紀俄國的政治現象，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中更具原創性的發明。在這個意義上，不理解人民戰爭，就不能理解中國的革命的獨特性，就無法理解這場革命中的“黨的建設”與此前的政黨政治的深刻區別，就不能理解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在二十世紀中國產生的獨特政治范疇的歷史內涵。

▍國防戰爭與國際主義戰爭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中，抗美援朝戰爭是人民戰爭的延伸，但已不同于傳統的人民戰爭。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紅軍時期的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序列中進行觀察，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場戰爭的若干特點。

首先，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第一次境外戰爭，與紅軍時期的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相比，后者的戰爭主體是白色區域當中的紅色政權或抗日的敵后根據地，而抗美援朝戰爭卻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前提的。戰爭形態由此發生了從傳統的人民戰爭轉向了以國防為主要內容的戰爭形式。抗美援朝戰爭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據地，或者通過人民戰爭創造出新的政治性階級，而是以保衛新中國為目標的。正是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過去是革命軍隊，是參與農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種機、宣傳隊，是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的暴力機器，但現在則是以保家衛國為首要責任的正規部隊。

其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軍隊和國防建設與工業化過程之間產生了深刻的關系。正是在高漲的戰爭動員中，新中國的第一個以城市工業化為中心的五年計劃順利進行。保家衛國的口號激勵了全社會的政治熱情，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這是戰后恢復的主要動力；在戰爭中，通過結盟關系，中國獲得了蘇聯的大規模援助，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基礎。朝鮮戰爭也是加速中國成為核國家進程的一個關鍵因素。

第三，國防的要求為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政治底線，即不允許美軍威脅中國，不允許朝鮮被擊潰，從而中朝軍隊不能從“三八線”退卻。1952年10月，在談判進程中，美軍宣布休會，六天后發起了上甘嶺戰役。這場攻防戰對雙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軍總司令克拉克要為美國民主黨助選，而中國軍隊的陣地戰是以不能從“三八線”退卻這一政治原則為底線的。由于在境外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形態不得不是依托祖國后方、以運動進攻與運動防御為中心的戰爭。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并盡力得到朝鮮民眾的支持，偶爾也采用騷擾和游擊戰術，但戰爭的基本形式是運動戰加陣地戰。

即便存在上述差別，抗美援朝戰爭仍然繼承了人民戰爭的若干特點。

首先，盡管戰爭在境外展開，但它是以中國戰爭史上少見的全國性動員為前提的。在二十世紀中國，只有兩次全國人民總動員的戰爭，一次是抗日戰爭，即在國民黨主導正面戰場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以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為契機，促成了全面的抗戰動員。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戰爭。經過漫長的革命與戰爭，中國實現了除臺灣地區外的全國性統一，從而為普遍深入的政治動員、經濟動員、文化動員和軍事動員奠定了前提。從1950年到1953年前后，毛澤東的顧慮和最后的決心，都與這場戰爭能否得到全中國人民的支持有關。

其次，在境外戰爭的條件下，軍隊與人民的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很難重現人民戰爭中的那種軍隊與根據地人民的魚水關系，但志愿軍入朝后試圖在跨國條件下重建這一關系。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澤東簽署的“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特別提及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障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政治基礎。”這一命令一方面顯示出中共對于境外作戰的特殊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則表明志愿軍將在境外環境中靈活運用中國革命中的人民戰爭的經驗。

第三，抗美援朝的國內前提是新中國的建立，而它的國際前提則是一個以人民民主國家為主體的東方體系和以此為基礎的國際團結。戰爭不再是過去的人民戰爭，而是人民戰爭傳統在跨國戰爭條件下的一個延伸，其中同樣包含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環境發生了變化，其含義也勢必發生變化。在戰爭條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國家（包括蘇聯）和在亞非拉地區出現的的民族解放運動，共同構成了國際的統一戰線。如果考慮入朝參戰對東方、對世界的意義，這場戰爭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體現在它與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續問題之間的密切關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發生在兩個陣營的對峙條件下，從而戰爭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謂國家間戰爭的意義。如果不能解釋抗美援朝戰爭的這一政治含義，而僅僅將戰爭解釋為民族戰爭或國家戰爭，歷史解釋就不是透徹的。因此，抗美援朝戰爭具有雙重的性質，既具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又是一場抗擊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戰爭。就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人民戰爭的邏輯在國際領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戰爭的延續。

境外戰爭的核心問題是戰爭的性質，即是基于國際主義原則的援助戰爭，還是基于單純國家利益的民族戰爭。那種全盤的、不加區分地否定民族戰爭的論調無法確定民族戰爭的政治內涵：就民族主義而言，存在著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區分，存在著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區分，存在著舊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新中國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義的區分。就中國而言，抗美援朝戰爭與抗美援越戰爭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戰爭，從而具有國際主義的特點。

▍核威懾條件下的第一場戰爭：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還是物？

朝鮮戰爭是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核武器之后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

為什么是“冷戰”？因為出現了核武器和核威懾。在核威懾的戰略平衡下，戰爭以冷戰的形式出現。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與第一個有能力實施核打擊的超級帝國主義大國，發生了軍事上極其不平衡的戰爭。在二次大戰之前，誰都不知道美國正在研制并且可能生產出核武器；但中國入朝參戰，展開一場與擁有核武器的霸權國家之間的戰爭，怎么可能不考慮核戰爭的可能性？這種在武器裝備上極不平衡的戰爭是否根本改變了人民戰爭的可能性？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經有過兩次動用核武器的具體計劃，而這兩次計劃又都與重新武裝日本、讓臺灣參戰的設想聯系在一起。

在1945年美國使用核武器之后，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直接討論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是無法終結戰爭的。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訪時，提出了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命題。毛澤東當然知道原子彈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終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所謂“原子彈是紙老虎”不是一個事實判斷，而是一個政治決斷。在核威懾條件下，如果中國不站出來跟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較量的話，所謂中國人民被欺侮的歷史一去不復返的宣示，所謂東方由于十月革命，由于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帝國主義霸權可以為所欲為稱霸的格局一去不復返的宣示，就不過是阿Q式的豪言壯語了。如果中國不能有效抵抗美國的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整個歷史含義都會被改寫，甚至由于出現了東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會被改寫。毛澤東的宣示具有不可后退的政治的性質。

是人決定戰爭的勝負還是武器決定戰爭的勝負，是人民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相互區別的關鍵命題之一。不可否認：這是毛澤東根據他對全球政治和軍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確的軍事判斷，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這一人民戰爭邏輯對于以核威懾為杠桿的冷戰邏輯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動員的基礎上，通過靈活的戰略戰術和強韌的戰斗意志戰勝對手。重視人的力量絕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戰爭初期要求蘇聯的空軍支援、武器裝備支援和技術支援，高度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但這一切沒有改變他對戰爭進程及其政治性質的判斷。

抗美援朝是新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境外作戰、人類歷史上在核條件下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場國防戰爭，這三個獨特性提出一個問題，即在這三個條件之后產生的戰爭，到底是人民戰爭還是非人民戰爭？

毛澤東出兵朝鮮，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沒有改變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這一人民戰爭的邏輯。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由于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從而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于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和自然的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作戰雙方的能力、意志、戰略和戰術等主觀因素，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環節。能動的主觀的政治是中國革命政治的一個特征。抗美援朝將革命時代的群眾路線轉化為在新中國條件下的全面社會動員，就顯示出了政治的能動性。天津的民族資本家支持這場戰爭，；通過國際結盟與跨境戰爭，新中國將國內革命的統一戰線邏輯有效地用于國際戰爭了。1951年開城談判破裂后，美軍利用空軍優勢展開所謂“絞殺戰術”，但依托新中國的全民支持和中國軍隊的全面動員，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志愿軍形成了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后勤補給線。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人民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政治的戰爭，而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的戰爭。戰爭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戰爭的特點。武裝斗爭必須與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等政治過程相互配合，就是戰爭的政治性的體現。由于戰爭是有政治性的，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從而存在著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分。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是沒有正義性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及其瓜分被壓迫民族的戰爭是帶有正義性的，這個判斷就是正義戰爭的概念的基礎。抗日戰爭與抗美援朝形態不同，但都是對于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稱霸世界的態勢抵抗。以武裝的革命打退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跨國抵抗戰爭的形式對抗帝國主義戰爭，則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保衛和平而采用的軍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軍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場區別于國內革命戰爭、民族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正義戰爭。正義戰爭的范疇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判斷，即一方面以和平為目標，另一方面必須超越一般所謂和平主義，即以戰爭促和平。毛澤東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下重申《論持久戰》所探索的和平與戰爭的辯證法，指出核威懾所形成的戰略平衡并不能導致和平。正義戰爭的概念是與必須終止帝國主義戰爭邏輯的訴求密切相關的。革命戰爭、正義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戰爭，和平的目標就必須與有效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相關聯。正是在軍事失敗中，美國的軍事將領才不得不對中國軍隊視死如歸的勇氣和精明高超的戰術表示敬意：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軍隊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軍隊。二戰之后，美國的全部中國認識正是由朝鮮戰爭的失敗重新奠定的，那種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學術態度必須用較為審慎的方式加以調整。對于美國而言，朝鮮戰爭與“越戰”都是雙重失敗，即軍事失敗與政治失敗。“越戰”的政治失敗在美國是更為清晰的，但其基礎也與朝鮮戰爭的失敗有關。

戰爭與和平能夠相互轉化，戰爭與和平之間存在辨證關系，主要是由戰爭的政治性決定的。戰爭的政治性還體現在敵我關系的確立與轉變之上。戰爭以敵我之間的清晰界定為前提，從而戰爭總是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展開的。但正因為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形式，而政治范疇的敵我關系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動而變動的，從而即便是戰場上的敵我關系也可以在其他條件下轉化為非敵我關系，即敵人可以轉化為非敵人，可以轉化為盟友；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非敵我矛盾，轉化為又斗爭又團結的關系。敵我矛盾的轉化不是敵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轉化的結果去衡量矛盾轉化前的斗爭。在抗日戰爭中，伴隨著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逐漸轉化為又斗爭又團結的次要矛盾，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在這個矛盾轉化中成立的。這一矛盾及其轉化的邏輯同樣存在于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國內國際關系之中。戰爭既是政治的形式，也為新政治的展開開辟道路；沒有對于矛盾及其轉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開的前提。

三、并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朝鮮停戰六十年后，停戰體制仍在半島延續。朝鮮處于被孤立狀態，核威懾導致了半島的有核化進程――朝鮮半島的核問題是從美國介入朝鮮半島時代開始的，這一點任何時刻都不應該忘記。伴隨著美國實施所謂“重返亞洲”（何曾離開過？）的政策，朝鮮半島的局勢更加緊張，中國與日本、韓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朝鮮與韓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顯示出激化的趨勢。就矛盾和沖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難說現在比過去更為危險。

但是，在今天，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清晰區分日益含混，促進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團結的萬隆會議已成歷史的遺跡，能夠沖擊霸權體制的解放運動和反抗運動早已煙消云散。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霸權和壓迫的結構，卻難以發現改變這一結構的能動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政治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正義的尺度？從哪里尋找超越了冷戰格局的新的國際主義？所有這些問題正是促使我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經論證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最深刻地體現了這一命題；但伴隨二十世紀的終結，這一命題似乎正在被修訂：在當代條件下，戰爭與其說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寧說是政治失敗或消失的后果。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這一命題仍然正確，但由戰爭促發革命不再是現實。我們時代盛產的是去政治化的戰爭形式，它既不能體現人的決定作用，也無法區分正義與非正義，從而難以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的運動中產生類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反戰運動與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那種相互激蕩和有力支持。這正是我們重溫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所在：即便在核威懾成為現實后，抗美援朝戰爭和隨后爆發的越南戰爭也并沒有像奧威爾設想地那樣陷入冷戰，而是以熱戰的形式展開了為爭取和平而戰的政治進程。

相較于早期的人民戰爭，技術在朝鮮戰爭中起著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戰爭中的意志、戰爭目標、指揮員的戰略戰術和應變能力、戰斗員的士氣、理念和技戰術水平，仍然決定著這場戰爭的勝負。這里所說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戰場上的斗爭，而且也指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反戰運動，以及聯合國內外豐富的外交斗爭——正是這一廣闊的政治進程將美國的戰爭逼進了死胡同，導致這個霸權國家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戰線上的同時失敗。

在今天重提這個問題，有什么意義呢？在越南戰爭之后，帝國主義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如馬島戰爭、南斯拉夫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及箭在弦上的敘利亞戰爭，但戰爭并未催生類似于二十世紀的人民戰爭的抵抗運動和社會革命。今天的戰爭性質顯然發生了改變：沒有先進的武器，就不可能贏得戰爭；除了大國圍繞各自利益而進行的霸權博弈，那種以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及文化政治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深刻而寬廣的政治進程不復存在。這是不是意味著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戰爭的政治性質逐漸被取消了？對這一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而是政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從而人民戰爭的邏輯不再居于主導地位。戰爭中的人的作用，不僅是在人與武器的對比關系中呈現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區分中展開的。說到底，戰爭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戰爭的政治性。

在軍事領域，對人民戰爭的否定、對人的決定性因素的否定與對軍事技術的崇拜共同構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論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所討論的，去政治化的過程遠遠超出了戰爭和軍事的范疇；“政黨國家化、政府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等等復雜現象正是這一過程的表征。為了改變這一格局，人們試圖從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中吸取經驗。在政治領域和理論領域，重提群眾路線便是嘗試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紀的語境中，重提作為人民戰爭的產物的群眾路線的確切含義是什么？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政治主體，群眾的誕生意味著新的政治形式的誕生。重提群眾路線，與其說是對一段歷史的回歸，毋寧說是對一個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的探尋，它不可避免地與下述問題密切相關：我們需要創造什么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政治未來？

上述討論已經脫離了朝鮮戰爭的語境，但對于理解圍繞這場戰爭而展開的當代辯論卻是有意義的。讓我重述一個命題：抗美援朝戰爭以及稍后展開的抗美援越戰爭既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民戰爭的延伸，也是其終結。我們對于和平的探索已經是在一個后人民戰爭的、去政治化的時代語境之中了。在這個新的歷史時刻，能夠遏制帝國主義戰爭、打破朝鮮半島和海峽兩岸的分隔體制、緩解東亞區域內的國際沖突的條件在哪里？人民戰爭是一個政治范疇，是一個能夠產生政治能量的過程。對于蘇聯的解體、東方集團的垮掉，很多人幸災樂禍，但這一過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整個美國霸權無所顧忌的時代的到來；對于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創新，許多人棄之如敝屣，但當代中國是否像1949年那樣代表著一個朝向前所未有的未來的政治進程早已不是自明的問題。現在非但沒有人民戰爭，也沒有正義戰爭，從而戰爭意味著政治的終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續。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終結了，重新政治化成為一個新的時代課題。

— ?2020年10月新刊目錄??—

▍域外

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中國挑戰

任希鵬

▍封面選題：美國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01 中美沖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封凱棟

02 尋找新的“敵人” ：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潘亞玲

03 從“帝國”到“國家”：美國國家能力轉型進行時

歐樹軍

04 里根政體的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魯

05 疫情后大國關系新格局

紀明葵

▍城市政治經濟學

06 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轉型發展

周偉林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7 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

牛 可

▍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

08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

戴 昕

09 區塊鏈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重構

李雯佳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 進行中的開創：華為實踐的工業史意義

宋 磊

▍社會結構變遷

11 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癥

熊易寒

12 當小農戶邁向大市場

譚同學

▍學術評論

13 文科為什么要交叉——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錢乘旦

▍后發國家發展道路

14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業化

程文君 鄭 宇

15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

段九州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題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原文篇幅較長，為閱讀方便，注釋從略，史料部分略有刪減。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