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維 |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導讀】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格局悄然轉變，以往被奉為圭臬的西方理論遭遇現實沖擊，解釋力日益削弱。而越來越多的中國學人也不滿于中國社會科學長期被西方話語宰制的現狀，期望建立“中國學派”，用“中國方法”討論“中國問題”。直接套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固然失當，但近年來國內學人在構建“中國學派”的過程中，也存在著過度依賴歷史文化闡釋中國“特殊性”的問題。本文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以簡潔明快的語言，犀利直率地對“西方普適論”和“文化決定論”兩種傾向同時發起批判。他認為，判斷一個理論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標準，是它對實踐的解釋力和指導力。無論是西方理論，還是中國歷史傳統，都無法全然解釋現代中國實踐，也不宜直接拿來解決現代中國問題。他分析了“中國學派”面臨的現實困境，認為食洋不化或孤芳自賞都非正道，最關鍵的是從現代中國的視角和立場出發，以歷史唯物主義態度，用動態眼光和創新理論來解釋中國與世界的發展。他特別指出，在美國發起世界范圍的美中對峙之際，中國要警惕落入唯制度、唯主義之爭的“蓬佩奧陷阱”，否則將不利于我們構筑國際統一戰線，也不利于凝聚國內共識。
本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題為“如何建設政治學里的中國學派”，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如何建設政治學里的中國學派
本文對比分析政治學里中西學派的內容，并指出中國學派的困境。
政治學是做什么的？政治學分析和抽象政治結果的原因。政治學是普遍學問，但政治學理論的“普適性”是有時空相對性的，在不同時空里不斷發生創新。沒有不斷的理論創新，這門學問就“死”了。
社會科學的知識由理論構成。理論是簡約的因果表述，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還包含對這簡約因果關系的簡要解釋。理論不是數據信息。信息數據能多到“爆炸”，但理論很少。理論能“積累”，能在課堂上講授傳承。“據理力爭”和“以理服人”的“理”是形而上的，回答“為什么”，闡述重要原因與重要結果的關系。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理論來自實踐，但實踐并不必然催生理論。社科理論是出色社科工作者從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出色的、有生命的理論能指導實踐，也是理論積累創新的出發點。理論都是主觀的創造，“因”與“果”的概念都是人造的。社科理論的生命不在于“正確”或“錯誤”，而在對實踐“解釋力”及“指導力”的強弱、大小。
中國自古就有政治學，而且基礎深厚。在傳統中國，唯有“為政之道”能稱“學問”，所以“學而優則仕”。“為政之道”是套邏輯嚴謹的因果論，有A則有B，無A則無B。中華本應是政治學理論的沃土。
▍中國學派沒有特殊“方法”
重視歷史是中西政治學在“方法論”上的區別？
無論用什么方法，社科理論就是歸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結果的原因，政治學理論旨在歸納政治結果的“令人信服”的原因。為什么把“令人信服”打上引號？首先是“信服”一詞無可替代地有用；其次是不同時空里不同的“人”在“信服”程度上不同。
中國傳統的政治學怎樣創建和證明“為政之道”？主要通過記述歷史，比較歷史上“為政”的成敗。中國史家熱衷以歷史記述去支持或反對某種政治因果判斷，故有“以史為鑒”的史家本職。傳統中國著名的史家都稱得上出色的政治學家。如此，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漫長和完整的國史記述。然而，政治學幾乎等同史學，是因為中國長期處于第一產業時代，沒遇到激烈的社會變遷，沒遇到已經進入第二產業時代的挑戰者。
習慣使然，中國學界至今也特別看重歷史。使用“歷史檔案”做論據的著述被稱為“大學問”。西方社科理論著述，特別是政治學的理論著述，顯然不屬于歷史著作，卻在中國被奉為圭皋，是另一個故事。
在西方，歷史學屬人文學科而非社會科學。那里的史學家受政治觀念塑造，不是重要政治觀念的塑造者。馬克思是杰出的理論家，卻不是任何領域的歷史專家。“歷史唯物論”不是說歷史塑造唯物論，而是說唯物論能解釋歷史。
過去發生過的，今天還可能發生，但并不必然發生。人的政治實踐不是“歷史規律”的奴隸。人發明/發現的關于人的“歷史規律”都有“歷史局限性”。第一產業時代的學人不可能理解第二產業時代的“歷史規律”，更不可能預見第三產業時代的“歷史規律”。學人們看到新的因果關系，眼界開闊了，也對第一和第二產業時代的“歷史規律”有了新認識。換言之，“歷史規律”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學者對人類“未來”的預見很不可靠，否則人類就沒“未來”了。努力“預見”未來為的是改變現實，但改變現實的結果恒定出乎預見者的預料。理解歷史當然重要。先有因，后有果，現實結果的所有原因都屬于過去。然而，直接原因比間接原因重要，新的原因比舊的原因重要，否則何來“理論創新”？
理解歷史當然有助于理解現實。但歷史不等于現實。兩百年來，世界年年在變，所以有“現代化”。2020年的中國與1950年的中國已有天壤之別，因為生產的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浴血奮戰30年推翻舊政權的黨不同于執政70年的黨，前者入黨要冒被殺頭的危險，后者入黨才有機會在政府效力。用歷史替代現實是非歷史的。現實虛無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同樣誤導理論建構。
政治學中國學派的“中國性”不在“方法”，不在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注重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悠久深厚，西方文明的歷史也深厚悠久。歷史上出色不等于今天出色，更不等于將來出色。1800年出色的中國，1900年已成世界列強砧板上的魚肉。由政治制度的差異來解釋，還是由生產方式的差異來解釋，是政治理論的不同，不來自誰比誰更注重或輕視歷史。
今天的中華文明是個被西方文明包圍的孤島。我們的應然選項不是孤芳自賞，不是從根本上、從方法論上排斥西方學問。中外政治文明需要能“對話”。“道”向來不是絕對的，其定義一貫是“謎”。中華尊重遠客，重視比較，努力汲取眾家之長。中華文明不是“傳教文明”而是“學習型文明”。中華傳統屬于實用型的相對主義，不習慣絕對主義。華夷有別，但華未必高于夷。春秋時的秦楚和不太久遠前的蒙滿，都曾是“外”。但最華麗的中華世界觀是“天下無外”。
▍西方學派的主要內容
西方學人創造的社會科學理論相當出色，其風靡世界不僅因為西方統治世界，也因為在內容上“令人信服”。
西方政治學的出色不在于處理政治學的“元”問題，即政權從哪里來，為何有興衰？17世紀誕生的“社會契約論”至今還神秘到令人爭論不休，遠不及中國有三千年歷史的“民本”論簡約、清晰：政權因人民福祉需要而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西方近代政治學的出色之處，在于解釋“民權”崛起后的西方制度安排。
自18世紀以降，西方社會科學的基本“范式”是下述三段論：實用技術變遷導致社會分工變遷；社會分工變遷導致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變遷；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變遷導致政治結果變遷。政治結果指的是政治的行為、機制、制度。如果追問實用技術最初變遷的原因，就得追溯到地理和氣候了。在不同地理氣候條件下分別發展出農耕與游牧，即種植和養殖技術。在上述“范式”里，政治結果的原因在政治以外，在技術和社會。也就是生產的方式塑造社會公共生活的形態。上述“范式”里包含了五花八門乃至結論截然相反的理論。對社會結構/社會價值的判斷不同，對政治結果的判斷就不同。
可以從政治經濟學里看到不同的理論。亞當·斯密認為，大航海后商業時代降臨，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趨于平等和相互依存，所以政權的政治壓迫性越來越低，社會趨于和諧。但馬克思認為，制造業時代降臨，社會分化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階級意識，所以發生空前激烈的政治壓迫和階級斗爭。還可以從政治社會學里看到不同的理論。有對社會價值觀變遷的政治結果持悲觀看法的，比如涂爾干討論的“自殺”；也有對價值觀變遷的政治結果持樂觀看法的，比如一度風靡世界的“現代化理論”。
從“文化”角度看政治結果屬于不同的“范式”。全世界的“文化學者”堅守同一范式：不同文化是不同政治結果的原因，文化的原因還是文化。不承認文化變遷的原因來自文化以外，就屬于“文化學者”。美國永遠是美國，中國永遠是中國，德國永遠是德國，日本永遠是日本……，這類理論頗有魅力，卻游離于“社科理論”與“人文學科”邊緣。于是，“政治文化學”常被劃入人文類而非社科類。
冷戰后期，特別是冷戰后，全世界的政治學界風靡另類的理論：用政治制度、機制、行為解釋政治行為、機制、制度。用政治結果解釋政治結果，偏離了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基本范式。除了文化偏見和實用目的，我想不出其他理由能解釋這類社科理論的風行。
就內容而言，政治結果的原因變成了“四對兩分”：“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市民社會與政權機器、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這套理論體系含有清晰的因果邏輯。因為“專制”所以“人治”；因為“人治”所以壓抑“結社”；因為壓抑“結社”所以“市場不成熟”。于是，就有了“自由民主”國家早晚會淘汰“野蠻落后”國家的“歷史規律”。
“四對兩分”占據了中國政治學的主要議程，“轉型論”顯然在主導對中國政治的理解。但為什么西方國家無須“轉型”，西方國家往哪里“轉型”，也是民主化、法治化、結社化、市場化？顛倒“現代化”的邏輯，“上層建筑”就決定“經濟基礎”。用政治解釋政治，斷定西方政治模式普世/普適，對西方統治世界的地位有很強的解釋力和實踐指導意義，可以削弱非西方國家的內聚力，給分裂、壓迫，甚至侵略非西方國家提供辯護。由于西方文明的“傳教”性質，自認其理論具有“歷史規律”性，即普適性、絕對性，信奉這些理論的欠發達國家正在承受沉重壓力。對崛起中的中國，西方理論傳播造成的思想和政治壓力尤為沉重。
自80年代以來，我國政治學大量進口用政治解釋政治的西方理論著述，形成了大學里的標準話語。而今政學兩界對這套話語或史觀耳熟能詳，即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也未能逃出就制度談制度的制度主義陷阱，即“四對兩分”的話題陷阱。求知是人類本能。理論戰線的斗爭主要通過理論進行，即據理力爭，以理服人。
政策實踐和政治綱領不是社科理論。形而上的社科理論擁有清晰的因果機制表述，所以“令人信服”。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綱領有19世紀歐洲深厚理論的支撐，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今日的又一次綱領性飛躍“以人民為中心”，還有待扎實的理論支撐。
中國共產黨不斷更新的政策實踐和政治綱領走在了理論創造的前面，呼喚政治學理論的“中國學派”。做得好，說不好，做得越好“挨罵”越多。蘇聯奉行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在蘇聯一國取消了私有制和階級，僅用二十年就把落后的俄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但“第二大”堅持了半個世紀，垮掉了。西方的“四對兩分”理論從“制度”上解釋了蘇聯解體，也不斷預言中國的類似前景。
“令人信服”的政治理論不能、也不應該是西方的專利。
▍中國學派的主要內容
為什么要創建“中國學派”？因為西方社科理論有“偏見”。為什么有偏見？因為“西方中心”視角。為什么有西方中心視角？因為西方文明統治或主導了地球上的大多數人口，他們自認為對世界政治的理解唯一正確、普適。中國視角有沒有“偏見”？當然有。為什么？就是因為站在中國立場和視角上看世界。事實上，所有的社科理論都有視角/立場，都有偏見。或許，站在月球或火星上研究人類社會沒偏見。
人文學科以弘揚某種價值觀為己任，而社會科學拒絕學者以自己的價值觀影響理論結論。由于價值判斷在社會科學理論中缺乏正當性，社科學者極力隱藏自己作品的價值觀。但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所有社科學者有生長生活的政治文化背景，沒人能逃脫深層的價值判斷桎梏。政治學的實用性特別強，政治學者甚至參與塑造政治議程。政治學理論尤其受視角/立場影響。
因此，問題不在偏見，而在只有一種偏見居統治地位。所有社科理論都是實用理論，西方社科理論占統治地位有利于西方統治世界，壓制了其他社科理論的產生和競爭。
學派是由形而上的理論構成的。沒有獨立的理論就談不上中國學派。政治學的中國學派指的是從中國視角和中國立場找到原因，解釋中國的和世界的政治結果。這里可能包含政治學里不同子學科的理論，也包含結論不同的不同理論。但中國的理論從中國視角和中國立場出發，自成一派，不同于西方視角和立場出發的理論。
中國理論僅能是“中國化”的西方理論？佛教的中國化是歷史事實，但中國的佛教化卻不是歷史事實。中國政治理論樹大根深，根在中華兩三千年來極厚重的“為政之道”。中國學派的理論，從因果概念的定義到因果表述本身，獨具中國特性。不信“一神教”，就不一定相信有絕對“普適”或“普世”的規律。我們不會聲稱中國學派的理論“普世”或“普適”。
中國學派產生的原因決定中國學派的核心內容。以筆者粗陋淺見，政治學里的中國學派或包含下述五大類內容。
第一，在認識論上，中國學派拒絕西學“兩分”概念，強調“三分”。上帝與撒旦式的“兩分”彌漫西方理論。西學習慣“兩分”，一好、一壞；好原因導致好結果，壞原因導致壞結果。中國學派承認“二生三”，但認為“三生萬物”，不承認“二生萬物”。從中國視角和立場出發，聯邦制與單一制的兩分不行，大陸成文法和英美慣例法的兩分也不行，因為中國屬于兩分之外的“三”。找到“三”，在學科基礎概念上就是對“兩分”的破與立。在中國學派看來，無論三對、四對、八對、十對……，凡是“兩分”就缺乏解釋力，看到“三”才能看到“萬物”，才能解釋全世界。在學科最深層的價值層面上，西學認為，分是好，不分是壞。中國學問認為，分是壞，合是好；但好壞不僅相對，而且必然共存；分與合有主有從的和諧共存更好，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因此，“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換言之，中國學問習慣相對主義，不習慣絕對主義。從自然科學角度看，相對主義比絕對主義“科學”。
第二，中國學派從根本上質疑西學政治理論結論。人類的進步主要由群體內部的貧富貴賤劃分及彼此的對抗決定，還是主要由群體與大自然相處的奮斗及群體間的生存競爭決定？從部落聚合為城邦，從城邦聚合為國家，從中小國聚合為大國乃至超級大國，中國社會的演進過程展示了獨特答案：與大自然相處的奮斗結果塑造群體與群體的關系；群體與群體的關系又決定社會公共生活方式的結果，即政治結果。中國抵抗新冠病毒之“役”的結果顯示：無論哪個國家，與上下同心和貧富聯手的14億人之國為敵，毫無勝算。從中華大一統視角和立場出發，社會史主要是一部為“聚合”而奮斗的歷史，不由內斗驅動，而主要由平抑內斗的成就驅動。上述認識涉及社會科學的基礎認知，卻不同于任何西方理論。
第三，就“人民”分與不分、“政權”分與不分、“政黨”分與不分，中國視角和中國立場與西方自古以來證明各種“分”是優勢文明的理論極為不同。西方認為人民是分的，所以政權要分權，政黨要多個相互競爭。然而，三千年來的“中國故事”是維護和恢復“大一統”的故事。大一統以“有容”的“同心圓”為前提。一方面是對不同的“有容”，有容乃“大”。另一方面因有“圓心/核心”才有同心圓式的“一統”。這圓心/核心就是政治理念一致、組織系統單一的治國理政集團。“大一統”給遼闊國土上最大的人類群體帶來和平與繁榮。或者說，最大的人類群體及其和平與繁榮來自“大一統”。盡管我們理解“分”的歷史文化條件，也理解“分”帶來激烈競爭和創造發明的優勢。但中國重視“合”的視角和立場，并在實踐上給言論和結社自由劃定不得傷害“大一統”的底線，并不乏“令人信服”的道理。
第四， 中國學派拒絕“四對兩分”，拒絕承認近代以來的中國與世界被“民主化、法治化、結社化、市場化”驅動。中國學派特別注意汲取18世紀興起的西方社會科學范式：特殊的技術導致特殊的社會分工；特殊的社會分工導致特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意識；特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意識導致特殊的政治結果。這樣，中國學派避免陷入“制度決定論”陷阱，拒絕歧視其他政治體制。
因此，我們承認人類各群體的社會公共生活有很大差異，承認群體之間存在興衰絕續的競爭，卻不承認競爭結果源于“優等/劣等”政治體制。因此，我們有不以政治體制畫線的“一帶一路”藍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扁平、松散、平等的傳統社會特別適應農耕業，卻難以適應組織化的制造業及熱兵器時代的軍隊，但也有可能成為無形產品生產的優勢基因。換言之，由于相對主義的習慣，我們不認同絕對主義式的“政治真理”或“普遍規律”，更反對以“歷史規律”為名大搞恃強凌弱的強權政治。中國學派主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如此，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必然，擁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也是必然。沒有“美美與共”就沒有“大同”世界。
第五，中國學派還要“令人信服”地解釋中國的一些獨特的重要實踐，不讓西方理論專享對中國重大事務的解釋權。中國拒絕宗教在政治生活里發揮顯著作用，并對近代以來西方學人建構的各種意識形態或“主義”持獨有的看法。世上大多數人信仰成系統的宗教，特別是一神教。但中國人也是世界人口顯著的組成部分，不解釋中國就談不上解釋世界。中國拒絕宗教在政治生活里發揮顯著作用，當然不是因為馬克思批判了宗教，而是自“大一統”以來中華文明就拒絕為宗教信仰或“來世”打仗，禁止為教派分立而犧牲。中國人世俗，不大相信永恒的“來世”。但中國人并不短視，經常做長達幾十年的規劃，慣于為保障子孫后代的福祉做犧牲。同樣，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用社會利益對抗和取代資本利益的“主義”，而是為“大一統”內全體百姓過上“美好生活”的“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扶老攜幼、守望相助，過日子、過今生今世不斷改善的好日子。“過日子”是現世的，不是為了完善“民主、法治、結社、市場”之類完美的“來世自由”。
上述五大理論內容或許粗陋，但不“拋磚”何以“引玉”？
▍中國學派面臨的現實困境
近30年前，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政治學界乃至世界華人政治學界已有不少人鼓吹構建“中國本土的”政治學理論。筆者曾在海內外多次親歷這類研討會。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學者呼吁建設“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
理論由概念之間的因果關系構成。中國學派的深層困境在于，中國獨有的理論邏輯能否建構在西方理論的概念上？缺乏中國的概念就很難建立起中國學派的邏輯體系。使用“天賦”的“人權”概念，理論的邏輯結論幾乎已被注定。若用“民權”概念，情況會好些。同樣，“主權”概念的來源是“天主”，其含義里有厚重的西方文化價值背景。
然而，中國學派也有個天然優勢：所有象形字都承載著厚重的中國歷史文化。從字母文字翻譯為象形字那一刻起，西學概念就難免帶有中國含義。我們貌似接受西人講的“法治”，但“法律”與“law”這兩個詞承載了很不同的歷史文化，西文的“law”是神圣的/大自然的“規律”。于是，中國的“法治”與“rule of law”有很大的內涵差異。我們貌似接受西人講的“民主”，但《尚書》里的“民主”與“democracy”承載了很不同的歷史文化。如果用延續三千年至今的中國概念，“社會主義”譯成“小康”、“共產主義”譯為“大同”，那就未必是“中國化”的西方理論了。
而今，建設中國學派的口號文章汗牛充棟。喊口號易，理論建構難。中國政學兩界在西學理論崇拜里浸染了至少一個世紀，不少人至今尚不理解建設中國學派的含義與意義。中國學派是中國的學派，不是自建教派、自封教主的學術宗派活動。
除了概念問題，現實的困境來自三個方面，政界、學界、價值觀。
在互聯網和民智大開的時代，“強詞奪理”與“令人信服”沒關系。欲吸引學子，改革“思政課程”或“課程思政”，關鍵在理論創新、在創建中國學派。馬克思和列寧的主要著述就擺在世界所有大學的圖書館里，他們的核心思想舉世皆知。21世紀中國與世界實踐的范疇遠遠超出了19世紀后半期馬克思關注的主要問題和20世紀初期列寧關注的主要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了黨的最新行動指南，即“以人民為中心”、以中國人民為中心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美國發起世界范圍的美中對峙之際，若我們堅持認為美中對峙是“制度之爭、主義之爭”，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之爭，就陷入了“四對兩分”陷阱，陷入“蓬佩奧陷阱”。那種無可妥協的制度對抗，既不利于構筑國際統一戰線，也不利于凝聚國內共識。“制度劣勢”或許能解釋西方的衰落，卻怎么解釋西方的崛起？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還有中國在冷戰后半期的立場以及中美間漫長的“蜜月期”，能用制度/主義之爭來解釋？
理論創造力不是國人的智力問題，在自然科學上國人顯然與西人有同等的理論能力。不相信中國學人可以構建形而上的政治因果論，理論就不會出現，往這個方向努力的博士論文就會被“準歷史學家”們槍斃。社科博士論文的關鍵標準是提出和證明新穎的重要因果關系。世上不存在沒人質疑的社科因果論。以無人質疑為標準，即便馬克思也拿不到社科博士學位。
學界有中國學人間的“文人相輕”，卻重視那些僅在完善西方理論的、哪怕是很幼稚的西洋作品，也重視那些把各種西洋理論硬捏在一起或做小修小補的“準西洋”作品。先有AB后有AB間的關系，還是先有AB間的關系后有AB？這種“雞在先還是蛋在先”的議論足夠“西哲”，卻并不解釋近代以來重大的歷史事件，也就對創建政治學的中國學派沒什么意義。
西方政治著述里的因果關系也能被輕易質疑，也“證據不足”，卻被我國社科教授們追捧。對中文作品的歧視來自英文崇拜，對華洋社科作品明顯的“雙標”來自百年來形成的自我歧視習慣，更來自“四對兩分”的價值判斷滲入了我國學界的骨髓。我國不少學者本能地抗拒新穎的因果論，稱其“論據不足”，迫使社科學子們寫準歷史學論文。培養“社會科學家”難，培養“準歷史學家”容易。
如同各種西方理論，理論的整體厚度并非來自一兩個出色的理論家，而來自其背景文明的厚度。世界的各個社會科學學科里應該出現、也必然會出現中國學派。顯著的中國學派大概最早會出現在政治學里。畢竟，“為政之道”曾是中華歷史上唯一重要的學問。
作為一個獨立的偉大文明，中國“食洋”的時代該結束了，無意以及故意“食洋不化”的時代該結束了。克服眼下的困難，博采眾家之長，就重大政治現象提出新穎的因果論，建立中國學派的理論，是21世紀新時代中國與新世界的召喚，是我國社會科學界的使命，更是我國政治學界的當然使命。
— ?2020年12月新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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