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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公益發展的中國道路是什么？指導中國公益發展的理論基礎應該如何構建？呼喚創造自己的理論及話語體系已成為今天中國各學科領域的普遍現象，有關公益理論的研究也不例外。然而相較于近年來國內類型豐富、充滿活力的公益實踐，中國公益理論的本土化工作才剛剛起步，積累嚴重不足。
面對公益理論與實踐同社會現實之間不協調的現狀，一場名為“中國本土公益道路與公益理論建設”的思想論壇于北京舉行。此次論壇試圖將主流學術思想界與公益實踐界聚合在一起，力圖解決眾多公益實踐者“中西之爭”還是“古今之辯”的身份困惑，并就如何探索適合中國國情與歷史文化的本土公益發展道路進行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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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綜合實力不斷崛起與文化軟實力持續虛弱的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國教育部前不久隆重推出新文科建設計劃，事實上在官方部署之外，如何建構一套區別于西方話語體系、能夠解釋中國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同樣已成為中國學術界思考的核心命題，有關于公益理論的研究也不例外。
無論是官方的部署還是學界的自發探索，構建屬于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已經成為某種共識。
長期以來，中國公益界在實踐層面轟轟烈烈展開之際，一直缺乏來自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思想指導。公益理論研究局限于操作層面的技術性問題，而對于公益實踐背后的價值觀、指導公益實踐的基礎理論等根本性問題付之闕如。這與公益界的問題意識尚未納入國內主流學界的視野有關，也與公益界自身的理論自覺不夠有關。
12月11日，一場名為“中國本土公益道路與公益理論建設”的思想論壇于北京舉行。此次論壇試圖將主流學術思想界與公益實踐界聚合在一起，達到將公益實踐問題上升為社會科學理論核心問題、同時將社會科學研究與公益實踐相互結合的目的。
中國現代公益可以追溯至改革開放初期的“希望工程”。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 中國公益開始受到西方現代公益(主要是美國公益)的深刻影響，來自國際組織的價值觀、發展模式、操作技術，相當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現代公益的格局和走勢。與此同時，中國本土公益也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不斷興起，傳統中國的慈善文化、社會主義的公益價值觀，以及市場化大潮下興起的以商業手段推動公益的現代新公益，都不斷嘗試著開辟中國特色現代公益的新模式與新道路。
正是因應于上述兩大問題意識，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在浙江敦和基金會的支持下，自2019年起，開設了“中國公益理論與實踐的本土化”課題，圍繞現代西方公益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本土公益的實踐及探索，展開了系列研究。而前文提到的論壇，則是這一課題的部分成果呈現，也是當代中國公益本土化命題的重要性日益緊迫使然。
在論壇上，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習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李小云在發言中著重突出了中國今天公益實踐中的“糾結”。他指出，多年來中國公益的集體記憶“緊緊貼著怎么遠離國家的權力”，并在意識中對于自身的創新引領、影響力和魅力不斷進行肯定式的強化，可真正落到實踐中，這一套理念與中國社會普遍的追求(累計財富)并不匹配，從而不被廣泛認可。
另一方面，對于正處于快速轉型的中國社會來講，中國傳統的慈善資源始終沒有很好的有效轉化成今天能夠實踐的現代公益資源。在中國，更加常見的是“有錢人把錢投到自己設置議程的過程里面”，動機往往是出于“福報”等“私心”， 而沒有達到“從私到公”的轉化，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公益的價值，“出來做慈善并不能等同于公益”。
從明朝末期開始，中國就開始經歷西學東漸的過程，但西方近代的學術與思想體系中的不少內容在中國也一直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圖為金陵機器制造局舊影。金陵機器制造局是晚清洋務運動中開辦較早、規模較大的工廠。
李小云指出，中國無論是從事公益的學者還是實踐者，大多是經受西方國家現代公益乃至后現代公益訓練出來的，應該肯定這批人的確對于中國公益與世界的接軌產生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同時也必須做深刻的自我批判，即這樣的公益理論與實踐同中國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等不同發展階段同時存在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非常不協調的現狀。
這導致了“中國公益實踐在總體上呈現出了脫嵌現象”，“外部導入的各種實踐 也不能夠有機的嵌入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實踐當中?！边@其中的實質，李小云認為還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在中國的國家主義，在西方的市場主義、自由主 義、理性主義等各種各樣的思潮影響下，中國公益將如何邁向在新的歷史階段能夠走出自己的道路將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陶傳進則表示，自己“一點兒也不糾結”。他認為在社區公益的實踐中，從業者普遍認為公民社會理念與社工理念都是不可丟棄的，只不過在官方層面前者“不怎么提了”，后者則“大力推動”。這兩個理念都來自西方。
在陶傳進看來，現階段中國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所產生的困惑，根源在于“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但很多人錯誤的將其當作“中國與西方的矛盾”。現代公益從消除貧困、解除痛苦，到獲得溫暖、尊嚴、參與感，不管西方還是東方是一致的，而與傳統社會慈善的那種“想被人可憐可憐，同情同情”的理念，或者通過做善事來彰顯自身的權力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代公益將人從“傳統的跪拜狀態”變成站起來的、獨立思考的人，變成善于合 作的人，變成有尊重別人能力和尊重社會規范的人，這樣的理念“中國一定要批判性的吸收，而不要簡單的等同于‘東西對立’?！敝劣谌绾螌F代公益理念落地，就涉及到一套關于做公益的專業能力問題。由于專業能力上的問題導致現代公益理念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難，顯然也不能歸咎于理念。
不過，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表示 “說慈善精神是古今問題，而不是中西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判斷要小心。”東西方既有文化差異，也有古今的差異，“這兩個差異怎么拿捏好是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strong>
曹錦清指出，投身于社會公益活動的許多人，其實是在從事一種尋找意義的活 動，把更高的意義賦予給公民社會，而需要考慮的是，所謂社會公益組織能不能承擔起這些意義??“我的結論是承擔不了太多的意義，而且要求他們承擔起糾正社會失靈和糾正市場失靈(的責任)，這些組織是承擔不了的，自我陷入了糾結?！?/strong>
外部導入的各種理論不能有機的嵌入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實踐當中，促使中國學界開始普遍尋找“自我”的過程。
作為當天論壇的評議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表示各位學者的發言中有兩個問題是共通的，一個是中國本土的公益事業定位和其內在機制，另一個是中國本土公益事業面對的困境。
孫歌同意曹錦清關于“中國的‘國家’在‘社會’里面，‘社會’大于‘國家’”的判斷，同時指出，中國的“社會”其實在兩千多年以來一直在經受著動蕩，經受著各種各樣的災難，包括現代以后進入20世紀之后的數次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辦法用知識分子的想象去要求這個社會有一種純潔的、精神的或者是高尚的訴求，但是我們看到在這樣一個‘拖泥帶水’的社會里一直存在著善堂、善會這樣的一些民眾自救的組織?！?/p>
如何從傳統的互助、同情這兩種慈善行為發展到現代公益所遵從的平等參與，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在中華民族或者說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歷史記憶里面， 互助和同情其實一直是公益事業的靈魂，怎么把這個靈魂轉變成平等參與，是現代社會中國本土公益事業的基本責任。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善堂善會這樣的互助結構里面，可以觀察到中國公益事業的強烈的道德性，這種道德性在傳統社會里具有高度的地域性，以宗族為單位、以地域為單位，規模很小。孫中山當年想通過辛亥革命把這種道德性擴大為國家層面的民族精神的建構，從今天回看，很難說是成功的，但是孫中山的思路里面包含了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向，“我覺得這個方向今天對我們仍是有啟示的。”
中國的公益事業究竟要往哪走，孫歌認為中國的本土公益事業正在“大社會”和 “強政府”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大社會’有各種各樣的渠道通向‘強政府’，有的時候是緊張的，有的時候是共謀的，有各種各樣的方式。而公益事業也是一個有效的渠道，而這個渠道當他具有國際化的自我意識的時候，我相信慈善就具有了道德性和政治性?！?/strong>
曹錦清最后補充表示，呼喚創造自己的理論、自己的話語體系開始成為今天中國各學科領域的普遍現象，這種呼喚的背后是中國民族自信的增強。當然，新的價值的尋找還有一個遼遠的過程，中國正在摸索當中，這一代人所困惑的那些問題，到下一代人變得更加自信、“把‘東西方之爭’那個‘檻’翻過去以后”， 那些問題就不再是問題。“理論的困惑從來不是用理論的方式來解決了，而是被新的生活方式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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