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弘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新年伊始，網絡上就傳播起一條噩耗：某電商巨頭一名員工在下班路上猝死，該員工1998年出生，年僅23歲，據傳最長連續工作達30個小時。該消息之所以被瘋傳，一個根本原因是無數個年齡相仿的、同樣在“過勞”的年輕人們，從中看到了自己當下的生活。今天，各行各業的年輕人們無不熟諳勞累的生活體驗。身體的過度消費在助推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在消解個人對美好世界的愿景與真誠。在19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對勞動者的生存狀態投以深沉關注后，勞動者的工作時長與精神狀況在21世紀再一次回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當今年輕人的過勞狀況不只存在于中國，而已成為一個全球現象。本文作者從多角度分析了一代人過勞的時代原因：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逐底競爭”成為常態，個體勞動者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信息資本主義的發展，打破了勞動的時空界限，使得勞動者深嵌于過勞的網絡之中；消費資本主義的萌生，刺激了消費欲望，并制造出欲望-工作-消費的閉合循環；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的出現，加劇了收入與工時兩極分化，且出現“自發性過勞”現象。作為“過勞”時代的后果之一，中產群體的下沉以及“異化勞動”的普遍擴張愈演愈烈。本文以日本“過勞”血淚史為樣本，也許正是當下我們面對的真實鏡像。
本文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19年第9期，感謝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過勞時代”與下沉的中產階級
為什么在生產力日漸發展、經濟效率不斷提升的今天，人們期待的“休閑型社會”并未到來，而是進入了新的“過度勞累的時代”？本文將結合日本經濟學家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一書，以日本社會為參照，對21世紀以來社會過勞問題的興起原因與潛在后果進行初步梳理。
▍“過勞”的前世今生
人類社會第一次大規模地迎來過勞時代是在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期，機械化大生產在極大地提升生產效率、創造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卻并未切實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反而被不斷延長，甚至連少年兒童都淪為童工而遭受剝削。過度勞作與極度的社會不平等激起了廣大勞動者群體的聯合抗議，直到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工人以要求8小時工作制為目的進行罷工（這正是五一勞動節的起源）。
同年9月，卡爾·馬克思在“國際工人聯合會”上提出了通過立法保障勞動者8小時工作制的設想，此后世界各國才陸續出臺相應政策，暫時擺脫了過勞問題的詛咒。1947年，日本也出臺了《勞動基準法》，確立了8小時工作制，并且在此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與英美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逐漸進入了工時縮短的時代。在這一階段，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兩極分化和中產階級下沉等現象似乎沒有出現，甚至在技術革命、管理革命的背景下，更多的勞動者掌握了專業知識與技能，大量的新中產階級群體逐漸登上了歷史舞臺。日本社會同樣如此，傅高義在1963年發表的《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中，即描述了當時大量穩定就職于大公司的日本工薪階層崛起的狀況，工作穩定、消費自由、晉升可期的工薪族模式逐漸成為日本青年人心中最為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
然而不幸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各國的生產效率仍在提高，但全球范圍內的工時縮短趨勢卻戛然而止，越來越多的國家突破了8小時工作制。美國社會學家斯格爾在《過度勞累的美國人》一書中指出：在2000年，每4名男性中有一人多、每10名女性中有一人多的每周工作時長在50小時以上，且總的來看他們都是中產階級上層的白領。同樣的，日本的過勞情況也日益嚴重。
根據森岡在書中的資料所示，一方面，大量非正式員工存在過度勞動的狀況。從1988年到2015年，日本短時工的比例由12%攀升至30%，其中女性由24%攀升至47%，甚至有不少家庭主婦為補貼家用而選擇應聘深夜便利店的兼職工作。另一方面更令人震驚的是，越來越多的全職正式員工與工薪階層也面臨著過勞問題。2016年日本“男性正式員工每周勞動時間為53小時，換算成每年則超過2700小時”，即使是高層管理人員也有可能過勞，日本電產公司的社長永守重信先生據稱就是“每天早上6：50就到公司上班，比任何一個員工都早。每天工作16小時，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在日漸頻發的過勞死事件中，也不乏年僅27歲的日本富士電子公司的系統工程師、24歲東京大學畢業的電通廣告公司高薪員工等專業技術、管理人員，2003年日本勞動監督署的數據也說明，在因過勞而得到精神障礙工傷認定的108名勞動者中，“系統工程師、信息處理技術員等專業技術人員有28人”，超過了制造業等從事技能工作的24人。
▍全球化的時代也是“過勞時代”
為什么在物質生產力極大發展的今天，人們不但沒有迎來休閑型社會，反而再次迎來了“過勞時代”？甚至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群體也疲于勞作奔命？森岡孝二認為，過勞時代本質上是社會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產物，他從全球資本主義、信息資本主義、消費資本主義以及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這4個角度，剖析了過勞時代重訪日本的深刻社會原因。
（一）全球資本主義與勞動者的生存空間
全球化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浪潮是過勞時代重新來臨的首要動力。顯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這一波“過勞”浪潮是全球化的，越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越是白領職場，反而越淪為青年勞動者的“血汗工廠”。其背后核心的原因即全球化改變了傳統地方社會的勞資關系，使得各國之間的工作競爭白熱化了。“二戰”后的一段時間內，福利國家的模式一度盛行，日本也建立了以終身雇傭為核心的“一九五五”體制，穩定的雇用關系、優厚的企業福利與較多的員工閑暇構成了彼時溫情主義的勞資關系特征。
但在80年代以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擴張，不僅美日等資本主義強國競爭加劇，而且中國等轉型國家也逐漸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加入全球競爭，各國內部的溫情主義勞資關系就此坍塌了。出于逐利與效率的目標，不少發達國家的資本選擇到勞動力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設廠，這不僅削減了對本地勞動者的福利保障，甚至也帶走了就業崗位，令不同國家和各國勞動者之間形成了“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工作時間的全球競爭自然成為其中一項。
而90年代以來，日本的這一趨勢更為明顯，隨著其國內經濟陷入蕭條，更多的企業為了控制成本，不惜削減福利、裁減人員、延長工時、外包工作，甚至以此推高股價，討好股東。相關數據顯示，2003年，日本制造業企業的國外生產比例高達16%，為歷史最高；并且“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度，不論哪個國家或地區都比發達國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日本更長”。
（二）信息資本主義與時空之網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全球化能夠不斷擴張，并且重組了過勞時代的勞資關系？技術革命與信息資本主義為過勞時代的降臨提供了技術支持。盡管計算機與互聯網的普及帶來了方便的社交工具，但近年來，信息技術越來越被當作生產工具來使用，它并未帶來工作量的減少，反而是延長了人們的工作時間。
首先，新型信息技術的引入拆解了復雜的工作流程，更多的業務變得標準化和簡單化，因而許多正式員工可以被非正式勞動者替代，不穩定的勞動雇用關系日見其多。據1998年的統計資料，在大幅增長的日本非正式勞動者群體中，大多數與信息技術行業有關。以派遣勞動者為例，其有46%從事軟件開發、辦公機器操作、辦公自動化教育等信息技術領域的工作。
其次，信息技術突破了物理與社會的空間約束，模糊了工作與家庭的邊界，將工作時空和生活時空連接在了一起，這在提升業務運轉效率的同時，也使得以時間為核心的工作競爭更為激烈。截至2004年年末，日本已有近8000萬網民，6歲以上人群的網絡普及率達62%，較1997年增長了近7倍。而無處不在的網絡通信工具令家里家外都成為職場。市場調查公司Gartner Japan 于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普通日本員工平均每日收到超過60封電子郵件，算上打開附件、操作軟件等時間，每天處理郵件平均需要4小時左右，而80%的人都不得不在家里處理電子郵件（包括休息日）；同年另一項針對白領階層正式員工和管理者的調查還表明，99%的白領都使用個人電腦工作，且“IT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工作范圍’越廣、‘工作量’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
此外，信息技術的使用也直接影響了勞動者的身心健康，不少人因此導致眼疾或腰頸病，嚴重者甚至患有抑郁癥。日本“編程者SE”網站充斥著互聯網工作者與相關技術員的自嘲，他們戲稱自己為“數碼土木工”，這與中文里的“程序猿”“碼農”等詞幾乎異曲同工。
（三）消費資本主義與欲望的自我循環
盡管生產領域發生了上述變革，可為什么勞動者自身愿意接受過勞的狀況？消費領域的變化或許能為我們提供答案：競爭性消費與消費型資本主義構成了人們接納過勞時代的需求基礎。
按照勞動經濟學的一般原理，隨著收入和工資率增加，人們將選擇減少部分工作時間來換取閑暇，但與此相反的是，2004年日本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顯示，在正式雇傭的員工中，“‘干部’的工作時間為2408小時，一般員工的工作時間為2308小時”。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現代社會消費的競爭性，過度的消費本身成為自我實現的目的，而中產階級群體正是其中的核心力量。
日本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就進入了消費型資本主義階段，隨著社會財富的積累、大眾傳媒的引導以及大量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基于炫耀與攀比的競爭性消費風氣迅速擴大，各種衣食住行的品牌不斷出現，并且逐漸成為象征特定社會地位的符號，即使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也令人趨之若鶩。
2002年，法國高檔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日本的銷量不僅未受經濟波動影響，反而達到了1357億日元的歷史銷售紀錄。在競爭消費的環境中，青年中產群體似乎陷入了“工作與消費的循環”，擴張的消費助長了膨脹的欲望，而膨脹的欲望又難以抵制新的消費誘惑，當然，這一切都需要以過度的勞累作為代價，沒有足夠的收入，何來參與消費競爭的能力？
據“勞動力調查”的結果，在年收入在100萬到300萬日元的階層中，每周工作時間在40小時以上的就有1000萬人，占所有勞動人口的22%。與此同時，與競爭消費和過勞工作相關的另一系列社會現象也相應興起，即24小時便利店模式的流行與網購快遞行業的發展。通宵營業的便利店在1991年僅有兩成，而到2004年則高達八成，其他超市與百貨店也延長了營業時間；快遞貨物（卡車運輸）件數從1985年的近5億增長到了2003年的28億多。這樣的變化一方面既是競爭消費和過勞工作的產物，滿足了加班族的便捷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卻制造了更多的過勞狀況，在總體上延長了勞動者的工作時間，甚至可以說，往日工作穩定、生活自由的工薪族，如今成為過度勞累、積蓄透支的“窮忙族”。
（四）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與“過勞”的自我選擇
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放松勞動領域管制政策導致了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出現，這形成了過勞時代重現的制度根源。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是作者提出的新概念，其指的是“以非正式員工為主要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它的出現與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個人主義思潮不無關聯。
日本在80年代以來同樣受到影響，出臺了諸多放松勞務保障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白領排除制。即將白領相關的職業排除于《勞動基準法》的保障范圍，白領工作時間不設上限，也不強制要求加班費。這樣一來，以白領職業為主的中產階級群體不僅沒有工會組織，也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白領榨取工廠”的現象由此屢見不鮮。
成果主義工資制。即工資與福利不再僅以論資排輩或勞動時間來分配，而是根據實際勞動成果來計算。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因此擴大化了，而雇主則能以更少的勞動力成本掠取更多的勞動。這對于白領群體的影響更為明顯，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的界限對于他們越發模糊，只要能夠完成業務，關于工作的思考與籌備何時何地都可以展開。
廢除《縮短工時促進法》。即認為“在工作方式日益多樣化的現在，提出‘全年實際總工作時間1800小時’的計劃已經不合時宜”。換言之，國家已經放棄了對勞動時長問題的約束，而傾向于由雇主、工會及勞動者各方自主決定工作時間（這一規定即是“架空”日本《勞動基準法》的“三六協議”）。
在這些制度調整下，從前穩定的勞動雇傭關系被瓦解了，不僅有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工作者出現，加劇了收入與工時的兩極分化，而且就算是正式員工，也不得不面對“工作時間個人化”的不穩定趨勢，甚至由于沒有法律禁止，“自發性過勞”的現象越發成為職場現實。
▍“過勞”的潛在后果：社會中產階級的下沉
置身過勞時代，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社會各界勞動者群體皆存在著長期加班與過度勞動的狀況，可以說，普遍的過勞無論是對勞動者個人還是對整個日本社會都帶來了沉重的后果。
可想而知，嚴重的過勞首先對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過勞死”這一話題日漸引起日本社會關注，各地涌現了“過勞死110熱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顯示，1989年，因過勞而患有蛛網膜下出血、心肌梗死等疾病且導致猝死的壯年勞動者約有17000人，超過了同年度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而在2004年，得到工傷認定的過勞自殺者與精神障礙者達130人，約為1999年的10倍。即使不至于過勞死，大量的日本中青年勞動者也處于亞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中。日本工薪階層的午飯時長平均約為10分鐘，而中年男性員工的日均睡眠不足7小時，其工作時間反而平均約10小時，遠多于睡眠休息的時間。
進一步看，延長的工作時間與過度的工作壓力也直接侵蝕了勞動者的家庭生活，甚至對下一代造成影響。過勞的中青年男性顯然無法再顧及家務，一些家庭婦女既要照料家務又要在外兼職，夫妻之間則更是減少了相處的時間，長此以往，家庭的分歧可能演化為離婚的結局。對于年輕的夫妻而言，雙方的過勞也擠壓了他們的育兒時間，越來越多的中小學生被送至“日期變更班”，在那里補習到深夜12點才被接回家；另一些人甚至干脆不結婚或者不要孩子，據2004年的《厚生白皮書》統計，工作時長與嬰兒出生率成反比，關東南部長時間工作者比例最高，而嬰兒出生率最低，而沖繩正好相反，長時間工作者占比最低，嬰兒出生率最高。
除此之外，普遍的過勞也破壞了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土壤，對社會的良性運作造成潛在沖擊。勞動者過度投入時間在工作領域，而在鄰里關系以及社區公共事務的投入則越來越少。近年來，人們幾乎越發難以在社區活動中看到父親們的身影。《厚生勞動白皮書》指出，“那些將大半時間花在工作上，和社區聯系非常少的人一旦退了休、離開企業，就很容易陷入閉門不出的狀態”。同時，由于沒有時間，越來越多本該需要政治幫助和保障自身權益的勞動者遠離了政治。2004年《朝日新聞》一份來自家庭主婦的稿件如是說：盡管她的丈夫是工薪階層，但他常常忙得早出晚歸，回家以后也不看政治新聞，任自己的稅金、養老金等從工資中被扣除，他也無暇參與參議院選舉的投票。
面對過勞時代的諸多問題，森岡孝二疾呼要“為過勞時代踩剎車”，并且憂心忡忡地分別針對勞動者、政府以及企業給出了一系列建議。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日本人因此改變了生活方式，不少人選擇退出競爭，為生活“減速”，或移居到風景宜人的沖繩小島，或返回鄉間組織“菜園家庭革命”，或推行社區貨幣以增加市民參與社區活動……但從《過勞時代》2005年出版至今，日本的過勞問題似乎仍然嚴重，各項社會行動措施并沒有驅散過勞時代的陰霾。這意味著什么呢？也許我們更應該從社會結構的維度尋找答案。
言下之意，這一階段的過勞時代所書寫的，其實是下沉的日本中產階級的血淚史。底層勞動者的就業與勞動問題尚未解決，掌握一定知識、技術的青年中產工薪階層卻也無法逃離過勞的命運。與其說中產階級群體的工作與生活越來越艱難，不如認為實際上是社會里中產階級這個結構性位置在下沉與消失。這一論斷并非危言聳聽，在歷經了迅猛的經濟騰飛與劇烈經濟泡沫之后，20世紀末以來的日本社會已然上演了不少與發展和進步背道而馳的故事。2005年，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的《下流社會》一經出版即引起熱議，曾經一度具有“中流化”趨勢的日本社會，如今能維系中產地位者越來越少，更多的人反而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在下降，從中產階級“下流”到了社會底層。2006年，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亦指出，日本曾經的“中產階級社會”崩潰了，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以下的中低收入階層占據日本八成人口，收入分配差距日漸擴大，社會結構成為中間小、兩頭大的M字形。
總之，以上種種論述皆昭示著，在21世紀以來的日本社會，成為中產階級的各種社會門檻在變高，而即使成為中產階級，其維持日常生活與社會地位的勞動代價也在不斷變大。日本的社會結構已然逐漸由中產龐大的“橄欖形”向中產下沉的“金字塔形”轉變。惋惜之余，這似乎又令人們想起了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的理論預言：整個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成兩大陣營，而中產階級最終都“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了。
這意味著什么呢？就行動層面而言，如上文所述，中產階級的下沉直接意味著其自身越發難以維系健康的生活方式與精神狀況，越發無暇參與家庭、社區以及政治事務，這顯然在很大意義上挑戰了傳統的關于中產階級作為政治的“穩定器”或社會的“緩沖帶”理論。但更重要的是，就結構層面來看，中產階級的下沉也將直接加劇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
一方面，中產者的過度勞動并非完全沒有創造更多的財富與價值，只不過其加班加點創造的“剩余價值”可能并不歸其所有，反而可能是造就了少數大資本或精英集團的繁榮。換言之，生產效率提高卻仍需過度勞動的現實說明，勞動者及其勞動本身“相對貶值”了，面對日趨白熱化的勞動者群體內部競爭，他們在投入更多勞作時間與丟掉當前工作崗位中不得不選擇前者，曾經適用于底層工人階級或普通勞動者的“異化勞動”理論，如今也日益適用于中產階級了。
另一方面，由于中產階級的過勞與下沉，原本的社會底層的生態亦可能受到擠壓與沖擊，越來越多的普通勞動崗位被取代或淘汰，而因此失業的普通勞動者在某種意義上確實被“甩出于社會結構之外”，連“享受‘996’福報”的機會都沒有……由此觀之，那些曾經一度殫思極慮地為新興中產階級尋找歷史定位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日本過勞時代的下沉中產階級面前，則似乎顯得過于樂觀了。
▍“過勞”的時代，我們該何去何從？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經歷了迅猛的經濟騰飛以后，社會的收入差距也日漸增長，新興的青年中產群體雖初具規模，但消費主義、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競爭浪潮卻已然襲來。日本的過勞問題已拉響社會警鐘，而在當下國內眾多餓了么外賣、拼多多訂單和“996”程序員的背后，我們是否也同樣能夠看到一群走向過勞時代的青年中產工作者群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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