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索未?| 北京師范大學
【導讀】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和社會劇變的浪潮中，婚外包養開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流行觀點認為，“包二奶”是一種錢色交易。然而，事情僅僅是如此嗎？
本文引入“性別勞動”理論，指出婚外包養現象背后的社會階層分化與男性氣質構建的關系。作者調查發現，在這種不平等的親密關系里，“二奶”通過從事巧妙而繁復的家務、情感及身體勞動，幫助男性確認自我價值、男性尊嚴和權威。由于關系的私密性，男性往往將這種繁瑣、強制性甚至痛苦的情感勞動視為心甘情愿。不同階層地位的男性對“二奶”的功能需求也有重要區別：對于工薪階層而言，“二奶”通過提供自愿而體貼的家務服務，壓抑自己的負面情緒，為男性營造一個溫馨實用的家庭氛圍，打造“一家之主”的尊嚴感；對于商人老板來說，“二奶”的功能是商品化，她們既要忍受情緒暴力和克制憤怒等“壓抑型”情感勞動，又要從事“表現型”情感勞動，幫助男伴在公眾場合塑造充滿優越感和吸引力的男性形象。這種男性氣質建構的階層差異，體現了市場改革對中國社會性別關系的影響：隨著商人階層的男性欲望顯性化和女性身體商品化，那么被市場邊緣化的工薪階層男性也通過婚外包養來尋求身份價值的肯定。
本文原載《社會學評論》2013年第5期，作者授權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婚外包養與男性氣質的關系化建構
(本文原載《社會學評論》2013年第5期)
▍“包二奶”＝“錢色交易”？
一個溫暖的冬日的午后，阿菲正在家中看肥皂劇，百無聊賴，她玩起自己的假睫毛，一會兒戴上一會兒取下。阿菲住在廣州城郊一套70多平米的兩居室中，是男友阿東半年前給她買的。我到的時候，阿東剛走沒多久。阿菲告訴我，他之前已經三天沒來了，這次待了兩個小時。我調侃阿菲“是不是小別勝新婚啊？”阿菲說：“我們沒做什么，就聊聊天，他抱了我一會兒。”見我有些不信，阿菲笑著說：“我們好久沒做了，他胃口不是很大，現在身體也不行了，做不了幾次，他要留著給他老婆。” ?在阿東剛開始表現出不太有興趣做愛的時候，阿菲還很擔心他會不會甩了她，好在阿東一直給她錢，供養她。“他對我還是有感情的，”阿菲說。
阿菲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二奶”，廣州本地人，31歲，三年前和建筑公司老板阿東——一個37歲的已婚男人——在一起后，就不再工作，由男方供養。然而，與“包二奶”是“錢色交易”的常識不同，在阿菲—阿東這個案例里，“性”并非最關鍵的因素。這在筆者調查的其他18個案例里也并非罕見：一些男性和他們的二奶沒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個別案例中，包養雙方完全沒有性交行為。本文對婚外包養的分析將突破“性”的局限，將其置于市場經濟改革時期“男性氣質（masculinity）重塑”的背景中來考察。文章指出，“性”是這個時期男性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要素；而且，“性”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行為”層面，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符號”層面。
市場經濟改革以來，不少學者注意到性別重塑運動在中國社會和文化領域風起云涌，尤以批判和背離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的“去性別化”的性別實踐為重要特征。?從80年代開始，以男性作家和男性學者為主要代表的知識精英抨擊過去的體制“過分強化女性的權力和自主性，讓男性完全服務于國家，從而使男人不像男人”。這是對男性心理和精神上的閹割，最終導致了國家的虛弱和現代化的無法實現。?市場改革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性別話語以個體主義為基礎、以提倡“素質”和“欲望”的“市場話語”為主導，與以維護父權制基礎的、主張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傳統話語相結盟，并高度滲透到國家話語之中。
在市場經濟改革時期的性別話語中，關于男性氣質的主流表述呈現出新的特點：首先，性和欲望的顯性化。在羅麗莎所說的“后社會主義寓言”中，釋放和彰顯在社會主義時期被壓抑的個體欲望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核心動力，性和情欲作為最本質的人性獲得表述的合法性，而男性的“性”欲、“情”欲又因與傳統性別規范暗合，獲得更多的社會接納和道德合法性；其次，財富的核心地位。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理想男性越來越多指向那些擁有充沛購買力的形象。?賺錢和獲取經濟資本的能力是男性化個體素質的一種重要表現，這種能力可極大的增加其在（異性）親密關系中的吸引力；最后，隨著“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性別和家庭角色的回歸，官方話語和主流媒體都將男性氣概與男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相掛鉤，強調“養家人”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權威。?
關于男性氣質的論述，凝結著性別與社會階層這兩種要素之間的相互交會：當經濟水平與男性個體素質和吸引力、養家能力緊密捆綁在一起時，低社會階層的男性不可避免地面臨“去男性化”的危機；同時，當（異性戀的）性和情感的欲望成為市場改革時期男人本性時，女性身體、性和情感就會成為實現男性氣質的重要途徑，進而轉化為表達某種階層優勢的符號。
在本文中，筆者引入“關系化”的視角——即男性性別身份的完成如何依賴于（親密關系中）女性的勞動——來考察婚外關系與男性氣質的建構。筆者借鑒了Jane Ward提出了“性別勞動”的概念，形容為他人“賦予性別”（giving gender）而進行的各種情感和身體的努力，或主動地擱置自我關注（self-focus）以便幫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別認可。Ward指出，所有的社會性別（男性、女性、跨性別、酷兒等）的身份建構都需要來自他人的承認、肯定和協助；然而，性別勞動往往與權力關系密切相關。某些社會性別身份，更“理所應當”地期待、要求他人為其提供性別勞動，也更能通過強制力量使其要求得以實現。這些性別身份通常表現為男性（包含異性戀、同性戀和跨性別中男性取向的那一方），尤其是當它與其他類型的權力形式（比如優勢階層和種族）結合之后。這是因為，為他人提供性別勞動往往被認為具有“女性化”傾向。成功的性別勞動往往需要暫時擱置甚至壓抑自我，以對方的訴求為中心，生產出對方所希望的社會性別身份，因此，性別勞動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體（feminized subjects）來承擔，甚至被認為是女人的天性或責任。
本文借助性別關系化建構的視角，分析親密關系與男性氣質的建構，闡述二奶在家庭內外所承擔的家務、情感和身體勞動，以使她們的伴侶感到作為男人的尊嚴和地位。在婚外包養這樣一種不穩定的親密關系中，由于經濟上的依賴、社會文化上的壓力以及缺少法律的保護，幫助男伴實現某種與階層相關的男性氣質，成為被包養女性維護自身地位的一種有效策略，這也使得她們的性別勞動更有跡可尋，便于我們考察男性氣質的關系化建構。
通過對工薪階層和商人階層男性婚外包養案例的分析，本文還將展示權力關系是如何影響性別勞動在特定親密關系中的運作：首先，二奶們給男伴提供的性別勞動遠遠多于從她們的男伴那里得到的，這與社會的性別期待有關，也與她們對男伴的經濟依附有關；其次，二奶和妻子不同，妻子有法律和社會承認所賦予的“地位”作為保護傘，一定程度上免于陷入繁瑣的、不對等的，甚至痛苦的性別勞動中，然而二奶卻會因為自身地位的不確定性而將取悅對方當作一種維系關系的策略；再之，二奶也與陪酒女等商業性情色服務不同，陪酒女一定可以將她們的真實情感和逢場作戲的工作區分開——當她們在一個商業場合努力奉迎男性的時候，她們可以在此過程中不用表演得那么真誠。在私人化的親密關系中，二奶不僅主動承擔肯定、保證和強化其伴侶男性氣質的勞動，而且需要動付出更多的努力使得這些勞動顯得真實自然甚至“不著痕跡”；最后，當男性的性別與商人階層相結合時，二奶們為男伴制造性別的勞動往往從私人場所的私密互動拓展到特定公共場合的公開呈現。
▍家務勞動的情感與符號意義
40歲的阿才是浙江人，供職于當地的一家汽車配件公司，和妻子育有一兒一女。作為一名基層銷售人員，他每月去廣州出差兩周。三年前，他在廣州市郊城中村與38歲的阿潤同居。阿潤來自廣西的小縣城，有一個10歲的兒子。前夫因逃債失蹤后，阿潤為供養兒子并償還債務，把兒子托付給老家的好友，跟著老鄉來到廣州打工。她起初在發廊做洗頭工，兼做“小姐”，與阿才相遇并同居后，阿潤便不再工作。
阿才支付每月的房屋租金和他逗留廣州期間兩人的花銷，此外他還給阿潤每月生活費；阿潤照顧他在廣州期間的日常起居。她把簡陋的出租屋收拾得井井有條，阿才換下的衣服當天就洗凈晾干，一日三餐也都照著阿才的心意做。這其實與阿才在老家的情況很不同。阿才的妻子在公司做財務，靠著夫婦倆的收入支撐全家的開銷和孩子們上學的費用。因為心疼妻子在他出差期間又當爹又當媽，他回到老家幾乎承包了幾乎所有的家務。但在廣州，他很享用阿潤無微不至的照顧，回家往床上一躺，聞著飯菜飄香。有時在做飯間歇，阿潤還會進來給他揉肩搓背，幫他解乏。阿才常說：“照顧人是阿潤的強項。”
如同阿潤，工薪階層的二奶們大多承擔大量的家務和照料勞動。大部分的二奶會留意男伴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日常照顧中投其所好。在筆者調查的案例中，所有工薪階層的二奶們都會學做她們男友最愛吃的飯菜，有些二奶還學著做有營養的可口飯菜，以此表明對男友的關心。這為像阿才這樣經常出差的工薪男性提供了很多現實的好處：從純粹經濟理性的角度來看，包養阿潤這樣的賢惠女子比從市場上購買家政服務更劃算。?更重要的是，對工薪階層男性而言往往，這些個性化的、帶著愛意的照料是對他們養家的肯定和回饋。正如當過出租車司機的老王所言：“現在這社會賺點錢不容易，還不是為了老婆小孩。回到家老婆（要能）做一桌子菜等著你，再說兩句體貼的話，心情就不一樣，感覺就不怎么累了，覺得值得。”
然而，很多工薪階層是雙職工家庭，妻子的工作對家庭經濟條件至關重要。在工作、家務的雙重負擔下，妻子無暇時時照顧丈夫的需求。夫妻倆也會就家務分工中產生爭吵，比如在老王看來，自己賺錢養家就是盡到了丈夫的職責，做家務、照顧兒子主要是女人的事兒；而妻子則認為自己也工作，老王也應該多參與家務。因此，對一些工薪階層的男性而言，包養便宜賢惠的二奶一定程度上建構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幻象，二奶所給予的服務和照顧不僅再生產了他們的勞動力，還再生產了他們的尊嚴，完成其“養家人”的男性身份建構。
比較而言，商業精英男性的二奶則不需要從事大量的家務勞動。在14個商人和高級白領包養案例中，有12位男性的兩個“家”在同一個城市；另兩個香港人，一個是珠寶商人，一個是建筑師，他們去大陸主要是去休閑和見二奶。很多男性幾乎每天都在外應酬，而其他家務則由他們的妻子或家里的保姆來承擔。不少商人的二奶也請小時工來料理家事。家務照料在商人的包養關系沒有太多實際的作用，但其符號意義卻不容忽視。筆者在調研的過程中遇到過不止一次這樣的情形：這些二奶在和朋友外出吃晚飯時匆匆趕回家，因為他們的男人臨時決定回“家”吃飯；還有二奶會特意從自己的住所——沒有電梯的8樓——跑下樓去為男伴買他隨口提到想吃的點心。通過“有求必應”甚至略帶表演性的家務勞動，二奶們給這些男人們傳遞了重要信息——他們在家里的重要性和至高地位，因為他們的要求可被無條件滿足。
▍多維度的情感勞動
除了符號化的家務勞動外，二奶們也通過情感管理來幫助男伴完成他們向往的男性形象。工薪階層的二奶經常需要控制不滿、不悅等負面情緒，比如，阿潤這么描述男伴：
他就是性格急躁一點，別的都沒有什么。我就是忍得住，隨和他。有一次，他說要11點半吃飯，讓我去煲湯，后來還沒煲好，他就會說：怎么還沒煲好啊，怎么那么久啊？他就不高興，說11點半要吃飯。我就隨和他了，說老太婆了，不中用了——后來他也就好了，如果頂的話也合不長的。
這些常被描述成“溫順、善解人意”的女性美德，事實上包含了大量的社會學家Arlie Hochschild所說的“情感管理”的工作——激發或壓制情緒從而保持一種能使對方產生合適心理狀態的外部表情。?阿才的急躁易怒令阿潤心里不滿，但阿潤的策略是“忍”——不從情緒和言語中表露出來，甚至采取一些自嘲的方式化解他的煩躁情緒，從而使對方的要求顯得正當合理。阿潤的“忍”一方面符合傳統的女性規范——女性通常被期待控制憤怒、不滿等情緒以表現“溫順”，另一方面也是她維系這段關系的重要策略，她深知“頂是合不久”的，在經濟依附和“無名無份”的雙重弱勢下，她通過幫助阿才確認在家中的權威感以穩固自身地位。
一些二奶還給予男伴肯定和鼓勵，提升其自信心和自我價值，這對于在社會和家庭中缺乏認可的工薪階層男性而言尤為重要。50歲的老王曾是出租車司機，后來在妻子方荔的親戚的幫助下調入辦公室做行政。三年前和一個比他年齡小20歲的打工妹小梅好上了。老王說：
我每天上班很辛苦，唯一的愛好就是打打麻將，就是放松放松，跟朋友聚聚。但是方荔覺得這是賭博，堅決不同意，反應特別激烈……她一天到晚把我跟她姐夫比，說人家開公司，賺鈔票，我一點沒上進心，一點不努力，就知道打麻將。（我）在家一點意思都沒有，覺得很壓抑……（我）和小梅就很談得來，每次我去她那里，覺得很放松，很愉快。她對我很好，給我做飯，陪我聊天，從來不要求我做什么。她知道我跟我老婆的事情，她也很同情我，覺得我是很好的男人，應該有個幸福的婚姻……我跟她說過我不可能跟我老婆離婚的，但是她也沒說什么，照樣對我很好。說實話，我蠻感動的。
方荔發現了老王的私情并憤怒地砸了小梅的住所，兩人結束了25年的婚姻。離婚后，老王發現，小梅對他不會娶她感到很難過，但小心翼翼地掩藏起她內心深處的感受。通過壓抑自己的失望、不斷給予支持，小梅讓老王獲得了一種“很好的男人”的自我價值感。
與工薪階層的二奶相比，很多商人階層的二奶則還需要承受更大的言語傷害并抑制憤怒來迎合男伴。一些商人的二奶告訴筆者，在關系穩定之后，她們的男友經常肆意地沖她們發脾氣。這些情緒發泄很多時候是一種“遷怒”；男性在工作、應酬、以及家庭生活中遇到壓力或者不順，演變成在二奶處“找茬”，并將后者的忍受當作一種理所當然。與受法律和社會習俗保護的婚姻關系不同，婚外包養關系對于男性的行為缺乏社會約束，完全依賴于包養雙方之間的互動和牽制，只有在男性情感高度投入（比如關系初期或對二奶有強烈情感依賴）的情況下，男性才會自發約束自己的行為。
比如，一次阿菲因為許久沒見到阿東，在電話里對他嬌嗔抱怨，沒想到阿東在電話那頭吼道，“你個婊子，你被那么多男人*過了，你以為你還是處女啊，還說我對你不夠好？！”阿菲很受傷害，但并沒有回擊。她說：“我這個男人就是粗魯。跟他吵沒用啊，他更氣啊，罵得更難聽，還關水喉（停止供養），費什么事呢？”
除了忍受情緒暴力和克制憤怒等“壓抑型”情感勞動外，一些商人的二奶還需要從事“表現型”的情感展示，使得他們的男伴獲得情感滿足和良好感覺，比如營造一種良好的談話氛圍。阿英是一名香港珠寶商的二奶，她說，“他每天給我打電話就說生意上的事情，我對他的生意沒興趣。他一直講一直講，我就只好在那邊聽，假裝聽得很認真，有時候說幾句，說這個真有意思啊，他聽著高興點。”通過專注的聆聽、贊賞的笑聲和肯定性的評論，阿英不僅滿足了男友想要交流和分享的情感需求，而且從她的反應中，男友能夠感到自己是一個有趣而富有魅力的男人。
通過壓抑型和表現型的情感管理，商人的二奶們讓男人在與她們的相處中釋放情緒壓力、發號施令、獲得魅力認可，正如一位男性受訪者感嘆：“她讓我感覺像個皇帝”。感覺像個“皇帝”不同于工薪階層男性從與二奶互動中獲得的“好男人”的感受；皇帝是地位和權力的象征，有資格享受別人提供的各種服務，可以隨意下達命令并期待得到執行。
▍私人關系的外顯
除了在私人空間彰顯男友的重要性，商人的二奶們還需要幫助男友在其社會圈子里獲得“面子”。在新興的商人和企業家圈子里，有魅力的漂亮女人常常被視為是最有價值、最值得擁有的男性戰利品；在私人浪漫關系的光暈下，能夠擁有值得艷羨的女伴一方面標志著男性個人欲望的滿足，另一方面折射出男性的個人魅力和地位。
許多商人和企業家的二奶為了維護男人的榮譽和地位，會進行大量的身體勞動，在陪伴男友出席的公共場合呈現出“恰當”的女性身體。許多人會根據男友的要求來改變自己的外表打扮，但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想要他的二奶看起來更年輕或時髦。例如，筆者訪談的兩個二十歲左右的打工妹就常被比她們年長幾十歲的男友要求穿昂貴沉穩的套裝（而不要穿便宜時尚的衣服），盡量少化妝。這種裝扮可以使她們看上去更成熟，免得兩人被誤認作祖孫關系。這樣的裝扮也可以掩蓋她們的農村身份，讓她們看上去更有文化和品味，不會被人當成酒吧陪酒女。相反，對那些30歲左右的二奶們而言，“裝嫩扮靚”則是首要任務，這些女性會追逐最新的時尚、精于化妝，甚至去整容以淡化年齡的痕跡。她們告訴筆者，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保持形象上的優勢，因為男人不會希望自己身邊的女人“又老又丑”。
商人們的二奶經常被要求陪同男友出席各種應酬活動。在這些男性的社交應酬中，對女色的消費構成男性締結兄弟紐帶的重要內容。這種應酬活動通常被建構成（有權勢的）男人可以擺脫道德約束、滿足一己私欲、尋找樂趣和刺激的場合，這與妻子的形象——去性化的賢妻良母和家庭的守護者——格格不入。所以，妻子的出現會被認為既玷污了家庭的清譽，又壞了男人的“性/興致”。相反，二奶的陪同則能產生不同的效果，由于她們被視為私人欲望的對象，她們出現在這樣的場合則是怡情的。
在這些應酬場合，二奶們要盡量使她們的男友看起來很有男性吸引力。比如，一天晚上，筆者跟隨阿雪去她男友阿海開的夜總會。我們的包廂里還有阿海的兩個朋友和他們的女伴，不一會兒，阿海來到我們的包廂，阿雪忙迎前挽住他，阿海笑著對大家說：“（剛才）碰到幾個老朋友，來來來，喝一杯。”阿雪從茶幾上拿起一只空杯，給他倒上啤酒。一個朋友遞上一杯芝華士，說我們都喝芝華士，你喝啤酒不行。阿雪忙接過杯子說：“我男朋友胃不好，喝不得啊！”朋友們聽她護駕，對阿海說：“女朋友體貼啊，你不能喝，她來喝一杯吧？”阿海看了阿雪一眼，阿雪嬌嗔道：“哎呀，你們不要為難我男朋友，為難我啦。”看大家不依不饒，她接過酒杯：“好吧，只能喝一杯哦。”喝過了酒，大家坐下。阿雪緊緊倚著阿海，輕撫著他的手，柔情地說：“怎么去這么久啊？有沒有累啊？”身邊的朋友打趣阿海說：“你女朋友想你了，等不及了。”大家一陣哄笑，阿雪害羞起來，輕搡邊上的男生：“不許欺負我！”與陪酒的小姐相似，通過敬酒、言語調情、身體撫摸等表演，她們幫男伴建立起性感且有魅力的形象。但與陪酒女郎不同的是，二奶是某個男人的個人所有，這一定程度上消解商品化性消費所建立起來男性魅力的廉價感，同時和陪酒女郎相比，二奶的表演也要更為真實自然。因此，對很多被商人包養的二奶而言，出席這種應酬活動具有一定強制性，她們不得不去。
與商人的二奶們費盡心思為給男人在公共場合“掙面子”不同，工薪階層包養二奶的行為則更具私密性，包養二奶通常是工薪男性個體化的、修補男性尊嚴的方式，并未成為一種群體性的亞文化。一般而言，工薪階層的男性不需要參與半制度化的、充斥著情色消費的社交應酬活動，他們的社交活動通常以家庭為單位或者干脆排斥女性參與（比如喝酒、打牌）。二奶們很少被邀請參加他們社交活動，一些二奶甚至通過拒絕參加男人們的活動而使自己顯得像個“賢妻良母”。
▍結論：性別的關系化建構及其本土意義
本文指出，在婚外包養關系中，二奶從事著巧妙而辛苦的家務、情感及身體勞動，幫助男伴確認其自我價值、男性尊嚴和權威。在私人的居家環境和親密的情人關系中，男性往往將二奶所承擔的繁瑣的、往往是強制性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勞動視為是心甘情愿甚至十分樂意的。這一認知使男性進一步確信，女伴對其男性氣質的肯定和贊賞是真實而自然的。
二奶的勞動對男伴的意義，因后者的階層地位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通過提供自愿而體貼的家務服務以及壓抑自己的負面情緒，工薪階層的二奶不僅為男伴營造了一個溫馨實用、極具“信價比”的家，而且為他們打造了“一家之主”的尊嚴和價值感。商人的二奶則需要進行大量的性別勞動，幫助男伴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一種充滿優越感而吸引力的男性形象。男性氣質的階層差異與市場改革時期中國社會的變遷緊密相關。一方面，隨著市場改革，商人階層擁有了較強的經濟能力，并試圖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這些社會地位的訴求在男性欲望顯性化和女性身體商品化的性別話語的支持下，構成其男性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即通過擁有漂亮女人來彰顯身份、權力和優勢。另一方面，工薪階層男性則在市場化的過程中被逐漸邊緣化，這個群體的男性氣質的建構更多圍繞了他們的家庭角色，通過女伴對其作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和一家之主的身份的確認，生產出男人的尊嚴和價值感。
必須強調的是，為他人制造性別的勞動不僅僅發生在異性戀的親密關系中，而是存在于各種社會關系中。由于性別勞動需要以他人的意愿為中心并壓抑對自我的關注，性別勞動的提供與獲取往往呈現出某種權力和地位等級關系。居高位者往往將他人對其（性別）身份的確認和尊重視為理所當然，而居低位者一方面承受著性別勞動的重負，另一方面也將為他人制造性別策略化為獲取資源、調整關系狀態的手段，從而使得一些優勢社會階層可以通過商業化的方式獲得身份地位的確認和彰顯。此外，關于特定社會關系中情感互動的社會文化準則也會制約性別勞動的方向和程度。
關系化建構的視角對于理解當代中國性別身份的建構尤其有用。首先，與西方不同，中國傳統上對于性別的界定既不是男女二元的，也不具有西方那種以性為標準的本質主義的認定，而是基于人倫關系中的名分。?在人倫關系中，不同角色是互相依存的，一種身份的確立需要相關角色的配合。即便在當代，“男女二分”的性別界定已深入人心，但特定性別角色依然包含傳統人倫關系中的相關角色要素，比如，男性氣質往往融合“夫”、“子”、“父”、“友”等多種角色要素的組合。再之，在社會轉型時期，主流性別意識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多種話語的交織下，個體性別身份的不確定性被大大增強，更加需要來自他者的肯定和協助。此外，依賴人倫關系的性別觀與多樣化的性別話語也帶來了性別建構過程中權力關系的復雜性。簡言之，上述因素為我國學者突破西方個體主義傾向的局限進而更全面考察主體身份建構提供了契機，也讓人期待出現更多融合了“關系化”視角的性別研究佳作。
本文原載《社會學評論》2013年第5期，原標題為“婚外包養與男性氣質的關系化建構”。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