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聃?| 復旦大學
【導讀】近年來，隨著世界格局的深刻演變，從西方到中國，很多人都在重新審視“中國的位置”：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嗎？如果要，中國將遵循美國的統治邏輯，還是采取不同模式？如果不要，又如何找準自己在世界的適當地位，不至于自我迷失？
本文指出，在西方的思想傳統和國際關系實踐中，“他者”（即非西方國家）往往意味著敵對性和低劣，并且終將被“我們”（即西方）所降服。美國在冷戰后對“敵人”的熱切追尋是最顯著的例證，一旦確立“我們是誰”，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沖突”就在所難免。而近代以來，中國在西方設定的國際體系中經歷了百年屈辱，以至于今日中國也難以跳脫西式對立思維。如果直接沿用這種思維，我們的外交實踐將是西方歷史的重演，可能降格為一個“悲情的挑戰者”的故事。作者指出，事實上中國的思想傳統有著不同于近代西方秩序的政治智慧，并且這些智慧與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另一些政治觀和國際政治想象，以及伊斯蘭教、佛教、印度哲學等思想傳統中的國際政治觀，有著契合之處。因此，中國完全有可能在自身思想的基礎上締造一種不同于西方敵我之分的外交哲學，這種外交哲學并非以強調特殊性為前提，而是真正意識到中國與世界的命運處于“共同體”之中。
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12年第4期，但對我們今天思考中國的未來路徑選擇，依然具有參考意義，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性”與中國的“世界觀”
兩千多年前, 西哲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判斷：人是政治的動物；城邦之外, 非神即獸。若我們將國家比作人，在“世界”這個大“城邦”中觀之, 那么亞氏的判斷不僅同樣適用, 且尤為嚴格：人尚有離群索居的現象 (即政治意義之外的人) ,?現代國家卻絕無脫離國際政治的可能。如果說, 人在社會或政治生活中獲得了為人的本質, 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而言, 國家也在對外交往中實現著自身。外交不僅僅是對瑣碎事務的處理、是進行理性算計的“術”, 它也可以包含著對自己和他者根本關系的反思, 包含著一種世界觀, 包含著“道”。
變動社會中的人們, 往往會有更為強烈的愿望去思考哲學, 探求自身與社會的本質問題；同樣,?在中國與世界都面臨著巨大變革的今天, 我們也尤其感到思考中國外交哲學的需要。這樣的思考, 不僅僅是身居高位者的責任, 也與每一個公民息息相關——借用馬基雅維里的話來說, 這“不應當被看作僭妄, 因為正如那些繪風景畫的人們, 為了考察山巒和高地的性質便廁身于平原, 而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頂一樣”。當然, 在本文中, 筆者無意也無法設計一套完整的“外交哲學”, 而只是想提出幾個相關的問題, 或可值得諸君一顧。
論及外交的“術”或者說具體的政策, 我們自然可以從實踐中歸納出大量的內容, 但就外交之“道”或者說外交哲學而言, 我們卻必須追問一些形而上的問題。從古希臘時代以降, 在哲學史中便有著一個根本的主題：認識你自己；而若要思考當下的中國外交哲學, 這大約也同樣是一個原初性的、不可回避的問題。
▍認識中國的位置
在許多國際問題研究者的眼中, 古希臘政治家和學者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第一部國際關系的著作。對于這部史書, 現實主義者做出了傳統的解讀, 他們著眼于其中的某些章句, 認為修昔底德是在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追求導致了戰爭的爆發；榮譽、恐懼和利益是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在國際關系中強者可以為所欲為, 弱者只能默默忍受。然而, 當我們完整地閱讀了這部著作, 卻可能得出一個完全相反的圖景：一個在波斯戰爭之后在軍事、文化、經濟諸方面都達到自身頂峰、堪稱希臘世界模范的城邦——雅典, 卻在如此的“現實主義”對外思維和政策下步入了戰爭、走向了衰落。雅典的悲劇, 其根源究竟在何?
國際政治思想大師勒博 (Richard Ned Lebow) 指出,?在修昔底德的史書中, 雅典悲劇的內在因素是人和國家的“傲慢”。這個難以準確翻譯的詞語是當時極為重要的概念, 大致有傲慢、僭越、狂暴等含義, 它的核心是無法準確地認識自身的地位尤其是局限性, 失去理智和判斷力, 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 必然能夠達到目標。古希臘悲劇的永恒主題之一, 便是人的傲慢使之自大和瘋狂到要挑戰神和命運, 最終導致自己的滅亡；而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雅典則與埃斯庫羅斯悲劇《波斯人》中的波斯帝國一樣, 都表現了國家及其領導者的傲慢：他們失去了對自己的理性判斷, 妄圖成為世界的主人, 為一個不現實的目標而瘋狂。
一個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 并非不能給當下的各國外交以啟迪, 如勒博便以此來解讀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中國有著輝煌的歷史, 曾經是地區秩序的中心, 是世界最繁盛的文明之一；但在近代, 它被強行納入源自于歐洲的國家體系之中, 經歷了百年的屈辱；作為一個在政治價值上與西方存在著較大差異的國家, 當今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也擁有著一支強大的軍隊。此時的中國, 尤其需要對自己的位置做出清醒的判斷, 而在歷史與現實的復雜交織下, 這樣的判斷又尤為困難, 我們并非沒有可能如兩千多年前的古國一樣, 在蓬勃發展之時迷失。無論如何,?認識自己的位置是“認識你自己”的根本, 也是外交哲學的基礎。對于當代的中國而言, 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最值得我們思考。
其一, 如何對待我們的歷史？
輝煌的古代史與屈辱的近代史, 是大多數國人對中國的基本認知, 兩者之間的對比極易引發某種微妙的心理。英國學者卡拉漢 (William A.Callahan) 正是因此將當代中國稱為“樂觀—悲觀”交織的國家 , 并認為這樣的“認同困境” 對中國的對外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 可能會使中國的外交更為強硬。的確, 基于古代史的自豪感, 使人們傾向于期許未來的中國可以臻至協和萬邦、天下咸服、聲教迄于四海的理想——不論這樣的理想在歷史上是否真正實現過；基于近代史的屈辱感, 則使我們常常對外部世界保持警惕和戒懼，甚至被清算和報復的心理所左右。我們都知道一句名言：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但歷史記憶真正的價值并不在于延續仇恨、自立自強，而在于記住歷史的悲劇，避免重蹈某些崛起國家的覆轍，對自己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
其二, 如何對待我們的現實？
客觀上, 中國已經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 與此同時, 國內也有不少的聲音顯現著日益膨脹的雄心，例如，在回應對中國的某些質疑時, 人們會有意無意地表達出“美國可以如此, 我們為何不可”的態度。那么,?隨著中國實力的進一步上升, 我們是否要取代美國成為一個新的世界領導者？如果是的話, 我們將會遵循美國的統治邏輯和統治方式，還是采取一套不同的模式?如果不是的話, 又當如何確定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這樣的地位既是一種權力又是一種責任？目前看來, 我們似乎更多地在考慮如何使中國更強大、更富有、更受他人的尊重, 就像是一心想要獲得自由的娜拉;然而, 我們是否能如魯迅先生那樣問一句：娜拉走后怎樣？換而言之，當我們在一個多世紀的奮斗之后獲得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我們該如何找準自己適當的位置，不至于自我迷失？
在古希臘的傳統中, 與“傲慢”相對應的是“節制、適度、對自我的正視”。在歷史和現實的交匯之中, 當下的中國難免要受到傲慢的誘惑，這與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的雅典不無相似之處, 而中國外交哲學的核心, 或許就應當是盡可能地堅持“節制、適度、對自我的正視”, 在此基礎上明確自己的定位。這并不是在簡單地重復“韜光養晦”的政策, 因為后者是一種戰略, 意在避免刺激他人阻礙我們的發展, 正如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方針一樣, 它并不會告訴我們, 在通過“韜、養”而實現崛起和發展之時以及之后, 中國應當如何界定自己的位置。我們應始終保持平常心, 不為澎湃的激情左右, 審慎地反觀自身, 理性地“認識你自己”。在這一點上, 中國和西方有著相似的傳統, 國家和個人也有著一致的原則。
▍認識中國與“他者”的關系
人從出生開始, 其肉身便規定了一個生理性的“我”, 劃下了自己與他人的邊界；同樣, 國家自誕生以來, 它的領土、政府、人民便規定了一個物理性的“我”, 劃下了本國與他國的邊界。但作為一個社會人, 要擁有真正的人格, 卻遠非僅只具有軀殼那么簡單, 人只有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才能觀照自身, 才能“認識你自己”, 恰如鄭玄也在注《中庸》“仁者為人”一句時強調了“相人偶”之意。對國家而言同樣如此, 若不能首先明確“他者” (the other) 與“我”或者“我們”之間的基本關系, 便無法形成一種真正的外交哲學, 無從指導我們的外交實踐。在很大程度上, 設定“自我”與構建“他者”是一體兩面的, 因而要認識中國與“他者”的關系, 便離不開對以下兩個問題的思考。
首先, “他者”對我們意味著什么？
在西方的思想傳統中, “他者”往往并不僅是指有異于“我們”的個體, 而且還強調其敵對性和低劣；在與“他者”的斗爭中, “我們”實現了自身的價值和意義, 并且這種斗爭也必將以“我們”的勝利而告終。基督徒對于異教徒、文明對于野蠻、先進對于落后、自由對于專制, 這種種二元對立莫不如是。然而, 正因為如此, “我們”和“他者”這個敵人之間卻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依賴關系, 離開了他者和對他者的斗爭, 我們便無所適從, 無法獲得對自我的承認。這種思想在古希臘時期便已有萌芽, 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中得到了哲學上最深刻的表達；20世紀初的德國思想家施密特以“區分敵友”作為國家政治觀念的核心內容, 對此后的國際政治理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等不少著作中都能看到此類思想的遺風。在國際關系實踐中, 美國在冷戰后對“敵人”的熱切追尋是最顯著的例證, 若要確立“我們是誰”, 便難免訴諸“文明的沖突”?(亨廷頓另有一部著作名為：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
那么, 對于中國而言, “他者”又如何？
無疑, 我們也正在有意無意地構建著自己的敵人——西方。在不少外交報道中, “西方”就是罪惡, 就是“我們”的對立面, 是應當斗爭的對象。牛軍教授在一篇題為《“西方”——一個有用的敵人》的文章中精辟地指出：“在一片反‘西方’聲中, 發音者從來沒有清楚地告訴聽眾, 那個萬惡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誰”, 但“正因為是個有用的敵人, ‘西方’成了無所不在的鬼魅, 成了一個越吹越大的氣泡”。不過, “西方”這個“他者”恐怕并不僅僅如作者而言具有工具性的作用：有些人可以借助反對“西方”來“自證其言行的‘正當性’”；更為重要的是, 這個敵對性的“他者”能夠向我們提供自我認同的基礎, 讓中國在與“他者”的斗爭中來界定“我們是誰”。由此觀之,?我們將“西方”構建為一個敵人, 這樣的行為恰恰陷入了西方的邏輯和傳統之中。國家是否可能遵循一種有所不同的“他者”觀念, 一種不以否定性的“他者”為自我認同之根基的觀念？事實上, 某些國外學者正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若中國的外交哲學無法重新界定與“他者”的關系, 中國的外交實踐或許便注定只能是西方歷史的重演。
其二, 我們應如何設定和表達“中國性”？
不論在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眼中, 中國都是一個相當獨特的國家, 雖然沒有人能明確而完整地表述這種獨特性, 但我們終究無法拒絕“解釋中國”的責任——至少應當告訴世界, 中國的“特色”與其他文明可否通約。就外交而言, 我國政府已陸續提出“國際關系民主化”“新安全觀”“和諧世界”等種種新理念, 以趙汀陽、干春松等哲學家為代表的研究者們則致力于從傳統思想中提煉出新的世界秩序觀。這些既有的努力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更美好世界的景象, 它有別于以近代歐洲國家秩序為基礎的國際政治觀, 完全可以成為中國外交哲學的思想基石。但問題在于,?不論是簡要的、通俗的“和諧世界”, 還是深刻的、學理性的“天下主義”, 中國的“世界觀”與“他者”的理念相較, 在多大程度上是特殊的？
一方面，西方世界并非只有以利益、權力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政治觀。例如, 在思想傳統中, 源自于古希臘斯多亞學派的世界主義有著悠久的歷史, 也是當代一種重要的政治思潮。在政治實踐上, 歐盟始終主張多邊主義, 強調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 其外交理念甚至因過于忽視權力的作用而屢遭美國政治家和學者的批評。另一方面, 伊斯蘭教、佛教、印度哲學等思想傳統中的國際政治觀已成為學界普遍關注的對象, 其中也不乏與中國理念契合之處。如果我們要締造一種中國的外交哲學, 它固然要建立在中國思想的基礎之上, 但并不必然以強調特殊性為前提。
如果說,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歷程中, 我們屢次以西方為師, 謹“守”其道卻終不能入其門，近幾十年來又強調中國之獨特, 試圖“破”其法而自成一體, 那么，在中國日益崛起的今天, 是否能夠“離”于這對立之外, 將特殊性寓于世界各種國家和文明的共通性之中, 真正認識到，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思想和命運上都處于一個“共同體”之中？如若不然, 我們在外交中始終只會是一個悲情的挑戰者和應對者, 而無法成就圓融活潑的境界。
▍認識中國的權利
近代以來國際關系往往被冠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名, 這是因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不僅結束了三十年戰爭, 也奠定了歐洲主權國家體系的基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 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這一體系的局限性, 開始思考解脫“威斯特伐利亞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tjacket) 的可能性。中國在外交中, 一貫堅持主權的重要性, 這固然是不可輕忽的原則, 卻也使我們不免產生某些疑問：主權及主權觀念這樣的舶來品, 是否有必要被如此“神化”？中國能否在推動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變革上, 謹慎地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主權國家體系的根本特征, 便是要清楚地劃分彼此的界限, 邊界之內是“我”的領土, 絕不容他者染指, 邊界之外是其他國家, 而國家之上則沒有一個更高的權威。也就是說, 不論土地、人民還是資源, 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非得分出一個彼此。然而人類的誕生, 只有短短的幾百萬年, 近代國家的產生, 更是只有幾百年, 領土的歸屬, 遠遠無法以一句我們常用的“自古以來”就確定其合法性——更何況古時我們的大多數鄰國還并未誕生。國家之間領土的變動, 或是打出來的, 或是談下來的；要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解決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 大約也只有這兩條途徑可以選擇。
但若是跳脫出西方近代主權觀的桎梏, 我們的外交是否可能有一種新的思路？可否不僅僅是被動地“擱置主權”, 而且主動地提出一種新的權利觀, 根本性地解決這個問題？在目前的情況下, 這固然非常困難, 但作為一種外交哲學, 卻不妨有些前瞻性。畢竟, 危機不但是一種挑戰, 也是一種開創新模式的機遇——如果我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有著足夠的智慧和勇氣的話。在既有的規則下爭權奪利、“貨力為己”, 這固然無可厚非, 但一個大國的外交若止于此, 氣度未免有些狹小。從更高的層面而言, 為世界思考一種新的體制并積極地做出表率, 或者說“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 這不但是我們的責任, 也是我們的權利——對個人而言, 自愛并不僅僅等于自利, 更不等于自私, 對國家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
“認識你自己”, 這一問題注定沒有一個最終的答案, 但對它的種種解答卻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哲學史；同樣, 我們也不可能由此設計出一個完滿的中國外交哲學, 但對此問題不斷地進行思考, 或許也不無裨益。至少, 一個要成為世界大國的中國應當是自省、節制的, 是將自己的命運與世界連結為一體的, 是能夠以前瞻性的目光思考人類未來的, 因為哲學是“愛智慧”, 而不僅僅求“利吾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2年第4期，原標題為《“中國性”與中國的“世界觀”》。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