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小兵 | 華東師范大學
［導讀］近日，“車厘子價格腰斬”的新聞登上熱搜，在許多消費者興奮搶購的同時，有網友對此并不樂觀：“高端水果”的地位永遠不會空缺，下一個可能是陽光玫瑰青提，也可能是白色草莓…“車厘子自由”制造出的是虛擬平等，而它的過氣將因差異消費的消逝而成為必然。與此同時，繼某互聯網公司23歲員工猝死后，知乎某網友的回答掀起討論熱潮，他認為反對996，就是關閉了肯奮斗的人的“晉升渠道”。“消費”和“奮斗”兩種追求交響著，逐漸成為這個時代最宏大的噪音。本文從2010年的一句流行語出發，認為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時代精神，人們通過奮斗獲取財富和權力，并在欲望中尋求快感和價值，乃至認同了“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只要“完全專注于從科技·經濟那邊看待人生每一方面”，便能有“一套全新的方式，來消除長久以來一切人生苦難的成因”。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彪悍人生”的物化面孔
——從一句網絡流行語談起
2010年初，網上曾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我覺得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烙印著這個時代的“精神”，這是一種正在中國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里頑強地生長著的精神，在每一個人的靈魂里扎根的精神，一種崇尚奮斗、進取和財富的權力意志。“彪悍”這個概念之所以這么受歡迎，就因為它所展露的生存哲學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準則。在這個時代，精英只能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彪悍人群中產生，彪悍意味著強悍、勇敢、無所畏懼和敢作敢為，彪悍意味著拒絕傷感、憐憫、沉思與細節，彪悍意味著在一個個直接的物質主義目標的刺激下向上流社會進軍，彪悍意味著在對欲望與權力的迷戀及把玩中尋求快感和價值。
▍物質主義成為精神動力
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曾經邀請中美兩國即將進入大學的高中生參與。其中，美國的12名高中生都是美國總統獎的獲得者，中國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等著名大學錄取的優秀學生。整個節目中的兩個環節因為中美學生表現的強烈對比，令人震撼。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別給出了智慧、權力、真理、金錢和美的選項，美國高中生幾乎驚人一致地選擇了真理和智慧。他們普遍認為真理與智慧是更值得追求的價值，是具有超越性的稀缺資源而更具有挑戰性，并且認為財富與權力僅僅是真理和智慧的伴生物。而中國高中生除了有一個選擇了“美”外，沒有一個選擇真理和智慧，有的選擇了財富，有的選擇了權力。很多人都很難理解，為什么“單純”的中國中學生也變得這么“功利”和“實際”。這也算是一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道德家”和“批評家”的“無稽之問”了。
中國中學生的選擇不正是反映了那句名言的“生存哲學”在中國的“社會基礎”嗎？中學生也不是生活在一個世外桃源，而且學校也是一個小社會，一樣地遵循著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叢林法則，我寧愿相信他們并非對真理和智慧真的一點追求也沒有，可在中國社會要生存下去，要養家糊口，光有超越性的“真理與智慧”根本就抵擋不了生活的重壓。在我們這個大時代，詩歌、知識與信仰似乎都屬于“奢侈品”，只能是那些有錢有閑階層才能消費的“物品”（他們是否愿意真的消費這種“虛無的物品”，鬼知道？），并且在很多人的思維里，這些都屬于不能直接轉化成生產力的“意識形態”，也不能給人一種如同鉆石那樣溫暖而堅硬的質地感。在當代中國社會，一個人當然也需要救贖，可救贖的關鍵并不在于精神性的自我超越，而在于物質成就。有了物質成就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一切，我們才能獲得一種安全感。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似乎在形象地傳播當代中國生活的訊息，彪悍的含義就是勇敢地把自己扔到市場的滔天巨浪中，做時代的弄潮兒，去爭奪屬于自己的資源和幸福。《南方周末》做過一個攝影報道，說一個外地大學畢業生來到上海找工作，住在浦東簡陋的十元店，每天日出而覓，日落而歸，總是兩手空空地回到住處。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一定要“沖進”上海，他說只有在上海，人才會有夢想，物質的夢想，精致生活的夢想，他直言他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老板，功成名就后坐在金茂大廈的頂層俯視上海灘的浮華與絢爛。這個樸素的學生說出了這個時代流行的夢想形態，在這種夢想的刺激下，人的潛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激發的過程就是彪悍的人生能量釋放的進程，人在物質的精彩中終究會找到一種認同和迷醉。
我身邊很多的同學都想方設法留在上海，他們也一樣地懷抱著理想，覺得在上海再苦難再卑賤也值得，總有發財的那一天，總有混得人模人樣的那一天，總有出人頭地的那一天。而回內陸就意味著被上海淘汰了，就意味著無能和沒面子。因此，“彪悍的人生”還是有著它內在的根由的，問題是當人年輕貧困的時候總想當賺夠錢了一定閑下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可賺錢和生活在上海這種城市無疑是沒有盡頭的，各種名目和形形色色的消費品、生活方式和流行色被不斷地生產出來，被不斷地進口過來，人就像無法停止的陀螺一樣在上海灘的金色碼頭暈頭轉向地旋轉，在光怪陸離的城市生活里不斷地把自己拋擲到物質主義的迷沼。沒成功之前，因為沒有成功而必須成功，所以人生彪悍根本無暇解釋，成功了之后意氣風發珠圍翠繞更不需要解釋，若人生沒有成功，則只能說明根本就“彪悍”得不夠，更無權解釋。人生成了物質主義的迷宮中一場無法退出的游戲，除非死神來強行地終止這個癲狂的游戲。
切斷了超越的源頭后，人生的意義完全成為私人的事情，意義可以隨意地被自我所附加，生命成為一場沒有終極指向的單向度過程。在物質主義作為一種精神動力的時候，人也許會一時或持久地亢奮，可這亢奮往往也伴隨著虛脫與空無。錢永祥先生曾經剖析過這種現代情境里的“個人迷思”：“如果對于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欲望，縱欲指的便是對于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于人類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于此，當縱欲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于一切價值的麻木虛無心態。在除魅后的近代世界里，意義的問題逐漸浮現，解決的唯一資源又只剩下作為主體的人自身，縱欲與虛無之間的輪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現了人類每一次建構意義時從張狂得意到失敗喪志的循環。”
▍當代中國的精神困境
每當我聽人說到這句名言時，我總是不合時宜地想起一個已故的美國學者——史華慈。他是一個共產主義中國問題專家，也是一個中國思想史家。猶太保守教出身的他對于當代世界的物質主義有著本能的“恐懼和反思”。他1999年臨去世前留下的遺作《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即是指涉物質主義與當代中國的精神困境。
所謂千禧年主義指的是：按照基督教歷法，以1000年為單位，相信在其結束的時候，整個人類處境將有一次末世救贖的轉化。史在這篇文章中描述了當今世界瘋狂的物質主義：“不管怎么說，針對失控的消費主義所激發出來的各式各樣的欲望，市場經濟這門‘科學’可以提供種種使之快速滿足的方法。不斷堆集起來的消費品帶給我們直接的快感，使我們心滿意足；同時，制造出來環繞在它周圍的名氣和聲望，對于那些坐在經濟權力位子上的人而言，經濟權力使他分泌出大量的腎上腺激素，給他帶來環繞在真實權力的氣氛之中的滿足感。對那些從事媒體藝術和廣告工作的人而言，他們的名氣和聲望來自發表他們‘私人意見’的權利。這些‘意見’無須憑借世世代代的人類與‘人的經驗’搏斗所累積下來的、取之不盡的‘信息’寶庫，而單憑一個‘光說不練的腦袋’能夠以‘煽動’和‘新穎’的方式說出一己之見即可。至于絕大多數沒有什么機會變成名人的一般大眾，則從運動明星和‘富有創意的藝術家’的行為上取得自己的認同。”
史華慈的這段話用來描述現在的中國恰如其分，他在遺作里的憂慮正在迅速地轉變成中國的現實。史的學生林毓生在對這篇文章的導讀中將這種史華慈概括為“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的心理模式進行了言簡意賅的闡發，他說：“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擴展到了那樣的程度以致向其忠實信徒許諾：只要‘完全專注于從科技·經濟那邊看待人生每一方面’，便能有‘一套全新的方式，來消除長久以來一切人生苦難的成因’。因此，我們有正當的理由稱其為‘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因為這樣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超脫了生命中所有的緊張和痛苦，并使其忠實信徒‘升入’一種‘得救’的境地。”林先生當然并不認為這種“物質主義救贖論”真的可以把人從苦難的境地徹底解救出來，他緊接著就嚴詞批評道：“它以為當生活通過科技手段和經濟安排已被化約為物質的（包括生物性的）享樂和滿足時，這些問題都會消失。然而，這樣的假定乃是一種逃避主義。當這種逃避主義變成一股全面性、囊括一切的潮流的時候，它帶來的是人的力量的削弱和人類的墮落。到頭來，‘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所想象的‘拯救’，恰恰由于它無法超越它的塵世的種種局限性，而根本不是什么真的拯救。物質主義，作為一項偶像崇拜，只是一種完全沒有宗教基本真實性的、自我欺騙的、異化版本的‘宗教’而已。”
問題就在這里，這種自我欺騙的“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為什么在中國的來勢這么兇猛？從都市到鄉村覆蓋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的“物質主義”如果真的是一種如林先生所說的“沒有宗教基本真實性”的假象，它為什么能夠產生這么大的魅力和魔力？它為什么能夠讓幾乎所有的中國人甘愿為了“財富與權力”把自己投擲到滾滾紅塵之中？對于這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急功近利的時代，有著宗教背景并親歷20世紀諸多苦難的史華慈曾經說他的立場是：“后退一步，遠眺彼方。”可對于沒有超越性的宗教傳統的中國人，又生活在一個神圣意識形態崩解的世俗時代，他們除了在物質的迷戀里玩味塵世的悲歡又能如何？他們怎能尋找到一種力量把自己從這種似乎無法退出的過程中自我拯救出來？
正是這樣一種“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的驅遣，導致當代中國普遍彌漫著一種“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這種精神用中國式話語表達就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史華慈認為標志著當今西方文明危機之特質的是一種他命名為“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的意識形態。這種精神指的是一種全方位開發人的潛在能量，用以無止境地控制、主宰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內的整個外在世界，從而幾乎完全忽視了人類內心世界的調控。橫決天下的動力、自我肯定、積極行動、無限擴張是這種精神最珍視的價值。其強勢形式可以將其他價值包括真、善、美統統邊緣化，視之為達成上述價值的工具。它的惡性發展則不僅導致精神價值源頭枯竭，而且造成純粹的物質享樂主義泛濫，自我喂養的消費主義失控。
浮士德精神一旦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某種民族主義的思想情感相結合，更造成個人、集團、民族國家之間為爭奪財富、權力、榮譽而進行你死我活的慘烈屠殺。史華慈把這種“動物兇猛”的“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的彌漫歸咎于四個原因，即“化約主義的自然觀”、“人類中心的主體主義”、“社會技術工程取向”和“社會環境決定論”。這四種曾經在西方洶涌的思潮正在當代中國“粉墨登場”，造成了整個社會人格的一元化和扁平化，除了獲取“財富與權力”進入上流社會，其他的人生選擇都會被認為不合時宜，是頑梗不化，是卑怯示弱，是注定要成為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失敗者。
中國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已經喪失了其界限，并逐漸地被一種阿倫特命名為社會領域的空間取代，在這樣一個社會領域里，遵循的是消費和競爭，崇奉的是對抗性游戲，弱者、無助者、無名者、失敗者都是不值得憐憫的，他們的被淘汰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這個社會培養的是一種“硬漢”式的人格模型，冷血、殘忍、排他性、獨占性的個人主義、對社會公德的無動于衷、超越社會規則、炫耀性的“擺酷”、蔑視倫理底線、燒錢、縱欲與虛無，在物欲的華麗中狂歡，都是這種“硬漢”或“硬女”的人格特征，他們引領著潮流，開啟著新的生活方式，在一波波的時尚與流行的替換中感覺“領袖欲”的滿足。這種人格在西方也許會被宗教傳統適當地抑制，可在當代中國，儼然是成功人士的“楷模”，這種成功人士身上散發的“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被想象成美麗的光環，吸引著眾多的后繼者“赴湯蹈火在所不惜”。說白了，還是那句話把捉住了“時代精神”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
林毓生在解讀完史華慈的《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后，也顯得格外的憂心忡忡，他擔心史華慈對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的預言成為人類的災難性現實，因此，他告誡道：“邁向有意義的人生的第一步，就是不怕犯錯，并為自己的錯誤負責。事實上，衡量一個人成熟與否，要看他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如何而定。這才是通往人的自主和尊嚴的道路。”可是，正在“彪悍的人生”中搏擊的中國人能夠“迷途知返”并從“錯誤中學習”嗎？也許這個問題的答案仍得到九泉之下的史華慈先生那里去尋覓，畢生獻身于中國研究的他曾經說過：“有人熱愛中國，有人厭惡中國，可我尊敬中國。” 如果他可以從遙遠的天國窺視到當代中國的社會面相，不知道他該作何等感慨。
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13年第3期，原題為““彪悍人生”的物化面孔——從一句網絡流行語談起”。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