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牛年正月，知名喜劇演員賈玲執導的電影《你好，李煥英》獲得好評，影片講述了一個自認“不合格”的女兒回到過去幫母親改寫人生的故事，令人感動。這種浪漫化的、突出母親個人“犧牲”的流行敘事，將問題矛盾限定在個人和家庭內部，但也無意中掩藏了更深層的社會原因。本文作者揭示，在中國現代化轉型中，社會經濟因素之變，如何導致母親職責被層層加碼，以至于如今當媽越來越難。
建國后，婦女解放運動曾使女性普遍就業，但她們的家內職責并未免除；市場化改革以來，國家撤出福利撫育領域，對“工作母親”無異于釜底抽薪，其身上“工作者”和“母親”的雙重身份沖突加劇：一方面，女性難有和男性平等的就業和升遷機會；另一面，消費文化興起和資本運作，又無形中迫使其必須成為全知全能的“教育媽媽”。
更重要的是，中國語境下的“超級媽媽”不僅是母親對自身的壓榨，其背后還有家庭內部的調動：由于人力和物力都向下一代集中，成本最終落在祖輩的女性身上。面對這些沖突和擠壓，中國母親至今仍以“自我調節”來硬扛，但卻始終缺少國家支持、社會支持以及父親們的有力參與——這些都構成“當媽難”問題的深層根源。
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2018年第5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摘編，供諸位讀者思考。
當媽為何越來越難——社會變遷視角下的‘母親’
▍撫育問題的興起
兒童的生養撫育是關系到人類社會再生產的關鍵環節，家庭作為承擔撫育工作的重要場所，成為聯結“公”與“私”的場域。通過對“兒童價值”、“養”和“育”的內容與方式的重新界定，社會變遷的結構性力量透過家庭抵達個體。
我們可以發現，當前這種全球范圍內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較大規模的精細化育兒模式，并沒有很長的歷史。在中國，哪怕當前這套理念最堅定的踐行者——“70后”、“80后”的父母們，他們自己也并非被這套理念撫養長大。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視角來看，這一現象的興起，與家庭經濟模式從前工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兒童價值觀的轉變，以及當前市場力量對私人領域日益加劇的滲透密切相關。
一是家庭經濟模式的轉型。在前現代的小農社會，家庭作為生產單位，將人類的生產與再生產整合在一起。因此，在前現代社會，并不存在獨立的“兒童”概念，兒童照顧模式圍繞著成人需求為中心安排，兒童往往被“視而不見”。
伴隨著工業化推進，勞動力被商品化，家庭經濟模式發生轉變：薪資養家理念出現，家庭規模縮小，兩性在家庭內部開始出現分工，女性被逐步排除在生產體系之外。這意味著人類社會的再生產被逐漸從生產性勞動中剝離，家庭日益被劃分進私領域的范疇，成為承擔撫育的主體。同時，伴隨著家庭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家庭居住的空間安排也出現變化，從原先“家戶”式的共同體居住向血緣家庭、核心家庭轉變，由此，兒童逐漸進入成人的視野，現代“兒童”觀念才開始出現。
二是兒童價值觀的轉變。在家庭經濟模式轉型的背景下，兒童從事生產性勞動被逐漸禁止，社會對于兒童的價值判斷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從19世紀以經濟價值為衡量、“有用卻廉價”的兒童，變為20世紀“經濟上無用”但“感情上卻無價”的兒童。隨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義務教育的推行以及晚近大學教育的擴張，兒童對成人的依賴周期被不斷拉長，與此同時，父親養家、母親撫育的這一親職模式也被不斷強化，使得“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出現，母親投注全部心力在孩子身上。這一照顧方式在制度上與現代家庭性別分工安排相互依存，顯示出對兒童照顧從“以成人為中心向以孩子為中心”的轉變。
三是市場力量的滲透日益加劇。從親職和撫育來看，工業社會使家庭的撫育責任私有化，而當前全球范圍內消費社會的興起，又使市場力量裹挾著專家話語對撫育方式進行了全方位的指點。當“生”與“育”的過程在諸多環節上被拆分、進而在各種“科學技術”的話語下被商品化的時候，對一個“理想的照顧者”的要求被層層加碼，親職的內容被不斷擴充，從生存照料到認知培育到情緒回應等，由此，履行親職成為需要學習的技能或是需要購買的服務。
市場使公共領域被邊緣化，限制了人們的想象力，并忽略了國家的責任，與此同時，父母乃至祖輩作為撫育實施者的主體被不斷施壓，而其與孩子之間原有的最本質的意義聯系卻被漸漸掏空。可見，伴隨著這樣的歷史進程，兒童撫育經歷了一個先私人化（撫育責任從共同體到家庭）、后市場化（撫育方式從自然到專業化、精細化）的過程，從而導致當前我們在現象層面感受到的諸多問題。
可見，我們可以嘗試著追溯一下“當媽難”問題背后的社會結構線索，一個核心問題是：社會變遷進程中，撫育責任是如何在國家、市場、社會、家庭之間，被不斷地重新界定與組合的？這個界定和重組的過程——是如何一步步落實到家庭，進而限定到母親身上，并且被層層加碼的？母親在其中作為主體的體驗又是什么？本文嘗試結合自身初步的體驗和觀察，以及相關文獻閱讀，對這一問題進行梳理。
▍母職的層層加碼
（一）現代化轉型：職責加碼
如果說生孩子依賴于女性獨特的生理構造，那么，養育孩子并非母親天職，而是充滿社會建構的痕跡。且不說從前工業到工業時代，即便是從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近一百年甚至僅從建國之后的近幾十年來看，關于撫育責任的分工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么，在中國轉型的進程中，社會結構諸要素是如何對撫育職責進行調整，以使其契合社會發展需求的？這個過程對母職的定義和內容又產生了什么影響？
簡言之，這是一個對于母親的“職責加碼”的過程。在近一百多年間，中國至少經歷了三個有重要特色的階段：一是清末民初從傳統儒家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二是建國后“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三是市場轉型后以消費主義為中心的當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女性身上所擔負的再生產職責一直都在，且隨著撫育責任從共同體到家庭的轉移而不斷加重；與此同時，女性又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被逐步納入現代工業大生產體系，使其成為肩負“生產”與“再生產”雙重任務的主體，其間的張力隨著市場化轉型進一步加劇。
以從傳統儒家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階段為著眼點，1929~1933年的國共《勞動法》順應中國早期現代工業的性別特征，一方面繼承了清末以來對女性生產和再生產雙重任務的整合，在現代化轉型中，選擇性地賦予了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但是同時保留女主內的職責分配；另一方面，通過婦女勞動保護框架——雇主責任制和只提供給女性的帶薪生育假、托幼服務和禁忌勞動，從而在事實上將女性轉化為勞動力市場上的次級勞動力。由此，這為女性的雙重任務排出了優先等級：無酬照顧為主，賺錢為輔；搭建出現代職業婦女的母職基本模式。對于父職，則側重于其養育者的身份和權威，隱晦地勾勒出與現代母職二元對立和二元互補的現代父職模式：賺錢為主和很少照顧子女的缺席父親。由此，為現代化的父職與母職奠定了基調。
建國后，在“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時期，“婦女解放”的大規模實踐對女性處境造成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在意識形態及初步公共托幼體系的支撐下，女性實現普遍就業。通過對婦女解放的重新論述，國家對女性自身的價值、母愛的職責和范疇，以及兒童的屬性都進行了再定義，兒童撫育從再生產領域進入生產領域，變成光榮的生產任務、國家和集體的責任。
公共化的再生產體系不僅提供了對幼兒的實際照料，而且還為傳統以家庭內照料為職責的母親，需要進一步承擔公領域的“工作”職責時提供了價值觀的支持，以其從工作中獲得的自我尊嚴、成就感，彌補了因傳統母親角色壓力帶來的負疚。但另一方面，除女性在外從事生產勞動時被置換出的撫育任務外，她們剩余的家內職責并沒有被免除，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策略，造成生活用品和服務設施普遍供應不足，家庭成員的衣食等生活消費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無酬勞動來彌補。宋少鵬指出，這是國家有意識地把性別化分工編織進大生產體制的結果，以期快速實現工業化。
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公私分離”型的結構，這是一種將“私”嵌入“公”中的“公私相嵌型”。這一結構使家庭的實質被掏空，成為公共目標的輔助部分。其對于市場轉型之后女性處境的深刻影響在于，正因為對婦女家內責任的刻意保留，1990 年代急劇市場化轉型時，國家從與再生產有關的福利中撤離并私人化這一領域時，鮮有遇到抵抗而順利地實施了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但是，婦女的家內責任，卻使工人階級婦女和中產階級婦女在勞動力市場處于不利的地位，成為“劣等”的廉價勞動力。與此同時，曾因公私相嵌的結構被極度擠壓的“私領域”，市場轉型之后被拋出“公領域”之外，致使婦女的家內責任被自然化甚至被美化。因此，要全面理解母職雙重任務的加碼邏輯和張力，還需要看到兩種經濟體制之間的歷史延續性。
由此，中國產生了世界上最龐大的職業婦女隊伍，也擁有龐大的工作母親群體。轉型之后，單位制解體，公共托幼體系瓦解，在上述的歷史延續性下，再生產職責被重新私人化，毫不含糊地落在母親身上。較之計劃經濟時代，轉型后的“工作母親”失去國家的依托，還進一步面臨著市場化對其雙重身份提出的挑戰：一方面，在“工作者”的身份上，高度市場化的勞動分層將其視為次等勞動力，難以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和升遷機會；另一方面，在“母親”身份上，消費主義帶來的文化轉型，使其不僅要承擔起對幼兒的照顧，而且必須成為符合現代性標準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媽媽”。由此，母職的雙重任務被進一步加碼。
雙重任務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沖突，使女性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家還要面臨著“第二輪班”，常常陷入“天人交戰”的困局。從主體體驗來說，在雙重身份之間的連續切換，不僅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體力，其更讓人心力交瘁之處，在于女性需要隨時在應對工作與家庭事務所需的兩套不同的文化邏輯之間切換。遵循“利己”和“利他”兩種基本原則，原本被分隔在兩個空間（工作場所/家）與不同性別個體（男性/女性）身上實現，但如今卻要在“工作母親”身上整合起來，這成為她們體驗到工作和家庭拉扯時內在焦慮的文化根源。
但是，即便如此，當今的大多數母親也已很難接受僅僅以“母親”作為單一身份認同，盡管她們普遍將照顧者的身份置于優先，但很少完全放棄工作。一些研究中提到，為擺脫這種文化不適，母親們會嘗試采取一種不同于男人“理想工作者”的標準來投入工作；哪怕一小部分選擇了離職以符合社會對“密集母職”期待的母親，她們還是要以兼職工作或參與志愿者的方式，來逃避社會對“傳統家庭主婦”的負面標簽，以獲得正向自我認同。
簡言之，縱觀這一百年的歷程，國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建構現代化的家庭和親職框架后，國家將女性納入生產體系，在其傳統的照顧職責之外增加了工作職責，為后續計劃經濟時期鼓勵女性全面參加勞動奠定了基礎。隨后，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國家在社會化育兒體系上的先予后取，對“工作母親”無異于釜底抽薪，使得“工作者”和“母親”雙重身份的沖突加劇。當前，隨著數十年來市場改革的逐步深化，母親的雙重身份又在各自的維度上，被資本的力量推動著進一步精細化，其間的張力被進一步深化。
（二）市場化轉型：精細加碼
“70后”、“80后”是改革開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他們的童年還有著計劃經濟的影子，大多數人按照“自然成就的方式”長大。而今，“大轉型的孩子們”有了自己的孩子，轉型的深入使市場力量滲透到其作為工作者和作為父母的各個環節。他們不僅要面對競爭激烈的職場對其專業化程度的期待，還要面對專家話語對其撫育方式的全方位指點，在紛繁復雜的各類親職產品中疲于選擇和奔波。資本的力量使這雙重角色的任務線、任務環節、履行細節被不斷拓展，呈現出一種“精細加碼”的邏輯，加重了女性的負擔及內在的沖突，使母職的體驗日趨繁瑣細密，并蘊含著大量張力。
一方面，在作為“母親”的任務線上，主導話語中對理想化的母職建構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國家話語日益隱去，而消費市場協同專家技術話語在父權制下對母職進行不同線索上的橫向拓展，為母職加碼。主流媒體在不同歷史階段提供了不同的理想母親形象，從20世紀80年代的國家話語、90年代的素質話語轉變為當前多話語并存。當前的母親處于“兒童首要且最佳的養育者”、“未完成的母親”、“工作與育兒之間的超級母親”、“獨立自主的母親”這四者交織的多面向狀態中，折射出置于母親身上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
其中，科學的母職、消費的母職以及在雙重職責中以孩子和家庭為重的母親角色重疊，顯示消費市場和父權制的共同建構，滿足了國家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對于提高人口素質、促進消費及公私領域性別分工等需求。這種建構呈現一種主體性受擠壓的、技術專家宰制的、美化的、中產階級的、消費的母職經驗以及勇于展演的、受到嚴密監控的母親身體。
它著重強調、呈現出的是浪漫化的、選擇性的，著力于凸顯其中美好的、理想的一面，并簡化母親所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道，同時淡化、瑣碎化，甚至完全忽略作為母親所承受的矛盾、壓力與痛苦。以此協助維持并再制新自由主義的、后工業社會的、晚近資本主義的、科學論述的父權體制。
除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全方位建構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母職的精細化程度還圍繞著兒童成長的諸多環節被縱向展開，尤其體現于教育領域。“教育拼媽”和“父親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內”性別分工在教育領域的表現，也從加大教育權重的角度，對母職及觀念意識進行重構，加大了一個理想媽媽標準對女性自我的擠壓，強化了母職中限制性的一面。城市家庭中的母親角色突破了私領域內照料子女的傳統內涵，母親教育職責陡增為一種“經紀人化”的新特征。
其有趣之處在于：母職之密，始于撫育私人化，但當其密到極致時，竟又與公領域關聯上了。一個成功的母親經紀人需要扮演家庭、學校與市場之間的樞紐，意味著她需要用到自己在工作中培養出來的談判溝通能力及社會資源。中產階級父母更多地幫孩子與正式機構打交道，利用自己在社會中的結構優勢，為孩子爭取到起跑的先機。這種能力是局限于私領域的傳統家庭主婦所不具備的。從這個意義上，當今的合格母親，需要擁有一種在“公”與“私”之間自由穿梭的能力，對母職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這樣一種精細化的趨勢，還體現在撫育文化當中，成為母職中最前沿的要求。在伴隨著現代性而來的新的文化觀念里，孩子不再是二元對立模式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孩子，而是理應受到尊重的“小大人”，“如何養育孩子”上升成為一個具有道德意義的問題，父母的權威不再是天經地義的，而是成為被反思、質疑的對象，由此，撫育中蘊含的張力凸顯。
在奉行“以好奇心為導向”的學習理念和尊重孩子自由的平等理念的前提下，致力于建構“影子權威”及民主化的親子關系，從而保障在家教育順利進行。而這種策略，需要父母（尤其是母親）付出大量“愛的勞動”，以在規范與自由、權威與天性的內在張力之中拿捏分寸，這為更進階版的“密集母職”提供了注解。
另一方面，在作為“工作者”這條任務線上，近年來，女性在個體化進程中“為自己而活”的理念被廣泛接受，女性對自我形象與個人發展產生相當的需求和期待。對于母職而言，與傳統母親形象中的不修邊幅、為孩子付出而忽略自身需求不同，一種現代的、強調個體意義和個人價值的新母職規范正在逐漸形成。
但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女性對個體自主的追求，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同樣極易陷入父權體制建構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泥潭。從“鐵姑娘”到“賢內助”到“時尚女”，盡管中國女性隨著改革重新獲得了長期以來失去的性別角色，同時呈現多元化的形象，但這三種形象背后仍未擺脫父權體系建構的社會迷思，并未獲得真正的自主。商業利用使得“辣媽”這一概念作為女性主體性表達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被泛化為一個全能媽媽的概念，失去了女權或母權的意涵，而僅僅是一個消費的主體，在沒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對女性更強的壓迫。
可見，在討論母職的“精細加碼”時，消費主義的影響不容忽視，而中國當前國家、市場、社會三者之間極度不平衡的狀態，加重了消費主義對母職各方面的商品化滲透。閻云翔指出，在中國，由國家推動的私人生活的崛起帶來的是一種“不完全的個體化”，片面地強調個人的權利與利益，而不重視對他人的義務，且沒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完全依賴集體和國家。由此導致后集體化時代，國家的全面撤出為社會生活、道德留下大片的真空，私人生活在消費主義、市場經濟和其他價值觀的侵入下發展，但公共生活卻迅速衰落。在這一背景下，“消費”本身被建構成一種社會認同方式，市場化的邏輯滲透于母親履行親職和實現自我的各個環節，并依據所其消耗的資源（時間、金錢）形成“鄙視鏈”，增加了撫育的經濟和精神壓力，并對親子關系的實質產生了挑戰。
▍“超級媽媽”迷思與撫育內卷化
在上述現代化轉型、市場轉型帶來的母職加碼邏輯下，女性成為母親后的身份和職責受各種外部力量驅使而被不斷擴充，對女性主體造成擠壓；與此同時，在私領域不斷強化的話語將母親們所面臨的集體困境轉化為個人問題，使女性在應對被加碼的重重職責之間的張力時，缺少國家與社會的想象力，普遍致力于從私領域解決，致使當前中國的撫育方式向私人領域高度內卷化。
精細育兒成本高昂，當前內卷化的撫育模式主要通過家庭內部的代際合作實現。出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對女性勞動力的全面解放，男女平等就業的文化更為突出，降低了母親就業時的道德壓力。與此同時，獨生子女政策加劇了兒童中心主義，使精細化撫育模式亦得到普遍認同。由此，工作-家庭這雙重任務在當前國家/市場、傳統/現代意識形態交織的局面下皆被強化，城市女性的應對中出現“超級媽媽”策略，即視工作與家庭皆為必選項。該策略以擴大的家庭為單位，通過居住安排、育兒網絡以及時間分配策略，形成家庭內部的協作育兒機制，以緩解密集育兒需求所產生的沖突。在這種協作育兒中，家庭內部形成“嚴母慈祖”的分工和權力格局，以共同承擔密集母職。
可見，中國語境下的“超級媽媽”不僅是母親對自身的壓榨，其背后還有更大一部分是家庭內部微觀支持系統的調動，其實質是家庭中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都向下集中，形成家庭內部資源的代際擠壓，這種成本，又尤其落在祖輩中的女性身上。
面對沖突和擠壓，母親們的應對大體從自身和私領域的支持體系著手，或是通過改變對工作、對母職的期待進行自我調節；或者是通過引入家庭及親屬網絡，激活微觀支持機制。當前，僅有非常少的嘗試，例如通過網絡平臺或社區內非正式的媽媽群體等，求諸社會的力量。我們也可以看到，社區中的各類“媽媽幫”、“媽媽團”正在興起，社會的力量似乎正在萌芽，但在這些細微的努力中，仍缺少政府的正式支持以及父親們的參與。
總體來說，在中國的母職實踐中，都存在對“家”、“國”想象缺乏的問題，這與西方女性母職實踐大為不同。在西方，母職實踐更多地受性別意識與相關的配套措施左右，而在中國，對國家與社會的集體責任的普遍忽視，使得“家庭結構”與“家庭支持系統”成為左右中國女性實踐的關鍵因素。但這種私領域內的嘗試，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構兩性在母職實踐中的角色分工，和“家”、“國”在母職實踐中的責任分工。這些都構成本文討論的“當媽難”問題的深層根源。
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2018年第5期，原標題為“當媽為何越來越難——社會變遷視角下的‘母親’”。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