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斗而不戰”的限度

就邊境局勢未來的發展趨勢而言，鑒于印度積極增加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存在，而且讓軍隊做好在喜馬拉雅地區過冬的準備，這些因素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印度日后在中印邊界采取相關過激行動的可能。事實上，未來中印邊境形勢很可能會長期處于摩擦增多、矛盾激化、相互威懾、彼此爭奪相關爭議地區實際控制權的狀態之中。

不過，印度對華關系總體上或將維持一種“斗而不戰”的限度之內。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印作為崛起國都存在“風險厭惡”，在現階段兩國也并沒有發動相互戰爭的合理動機和必要性，戰爭并不符合兩國戰略利益，不利于各自大國崛起目標的實現。假如沖突上升至一個極端情況，可以肯定地說，印度“打不贏”、“熬不過”，并也不能承受失敗之重。客觀而言，避免戰爭也是近期印度高層態度有所轉變的一個主要考量。

2020年9月10日，蘇杰生在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會晤時表示，印方不希望看到印中邊境地區緊張局勢升級。他指出，“印度的對華政策沒有變化，相信中方也沒有變化。印方始終認為，印中雙邊關系的發展，不必然以邊界問題解決為前提，也不希望走過去的回頭路。事實上，印中關系近些年來不斷取得積極進展，兩國領導人多次會晤，就發展雙邊關系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印方愿同中方一道，通過對話談判緩解邊境緊張局勢，恢復并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蘇杰生講話的同一天，印度國防部長辛格也有類似發聲，而在此前辛格與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會晤時，也曾強調“維護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對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9月15日，辛格再次表示“目前的局勢與過去發生在邊境的對峙非常不同，但和平解決問題仍是雙方努力的方向”。

從整個形勢發展的進程來看，通常是軍方的態度強硬，互不退讓。但當局勢緊張到一定程度之后，外交部通常會出來為局勢降溫，這種節奏避免了局勢失控。當然，這種節奏也并不難理解:軍隊的作用在于以武力維護國家安全，外交部門的作用在于通過外交方式與和平手段促進國家利益。

▍邊界問題上印方的行為與動機

在邊界問題上，印度如何與中國互動，主要由印度的邊界政策所決定。與此同時，邊境上的軍事行為，還需要超越邊界問題來理解。事實上，邊界問題早已成為印度一個可以適時選擇的對華博弈工具，中國的戰略克制很大程度上令印度有了戰略投機的勇氣與獲利預期。印方軍事行為的動機在于服務印度戰略全局與戰略利益，而不僅僅是應對“邊境威脅”。中印邊境盡管存在摩擦和小沖突，但總體上安全并不存在“稀缺性”。

（一）博弈行為與策略

印度的邊界政策有其連續性，所謂的“前進政策”及其背后的“絕對安全”理念是其政策的內核。與2017年洞朗對峙相比，當前印度邊界行為所體現出來的挑釁性與進攻性十分明顯。尤其是加勒萬河谷沖突之后，印方幾乎所有看似冒險和魯莽的挑釁行為其實是精心設計的博弈行為。本質上，加勒萬河谷沖突、班公湖對峙，都是印度企圖改變中印邊境西段相關地區的實際控制狀況而實施的挑釁行為，但遭到中方的堅決抵制。印方挑釁行為歸根結底受到印度“前進政策”及其背后的絕對安全理念的驅動，是“印度常年追求‘絕對安全’與主導地區秩序的政策慣性”。與此同時，從整個邊境地區印度與中國的互動來看，通常是印方主動發起挑釁，中方被動應對這樣一種模式，大多數時候中方處于戰略被動，印方反復挑釁的行為背后是印方十分明確的博弈策略。

最近，印度前外交秘書兼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薩仁山(Shyam Saran)就邊境局勢向印度政府提出的相關建議，可謂“一針見血”。印度總理莫迪在拉達克地區發表講話之后，薩仁山在其發表的《印度應依據實控線地區的新現實調整對華態度》一文中指出，“印度總理莫迪在拉達克地區發表的講話試圖讓公眾認為———中印邊境西段實控線沿線的危機已經被印度軍隊的堅決反擊化解了。然而，這不過是脫離對邊境局勢與中印關系客觀評估的危險幻想而已”。

進而他提出了以下三點建議：第一，印度應該關注中印之間的“差距”，總結軍隊所擁有的戰術優勢，并采取行動加強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存在。第二，如果脫離接觸只是意味著中印軍隊從目前位置撤退幾公里，這可能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中國可以更加迅速地在邊境實控線地區集結大量軍隊。在實控線問題上，印度只有在某些時間點上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動，才可能讓中方暫停行動并重新評估當前局勢。但印度沒有抓住有利時機。第三，印度要從對峙事件中吸取教訓，加快邊境基礎設施建設。對政府而言，讓印度人民充滿信心并與他們分享邊境的真實情況十分重要。任何出于國內政治動機或為了維護領導人的公眾形象而掩蓋現實的企圖，都會造成比邊境爭端問題本身更大的風險。在印度增強經濟實力和安全能力、縮小與中國的巨大差距之前，印度必須將國際信譽作為對外平衡戰略的重要部分。

薩仁山的觀點其實很好地詮釋了當前印度的軍事行動動機又或者說博弈策略，其一是作為弱勢一方，印度需要發揮戰術優勢，并采取行動加強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存在；其二是在實控線問題上，印度部隊需要在某些時間點上主動出擊，先發制人。盡管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薩仁山的建議是否得到印度軍方的重視，但近一段時間印度的行動，確實與其建議十分吻合。根據印度觀察家基金會研究員馬諾伊·喬西(Manoj Joshi)在一篇文章中的分析，近日，印度占領了班公湖南岸的高地，以此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不過，印度在聲稱占據了“黑頂”與“頭盔頂”之后，并未對這些地區實行長期控制，因為該地區顯然位于中印邊界西段實控線的中方一側。這也為中印談判與妥協留下了空間。

（二）博弈工具與戰略訛詐

邊界問題已成為印度對華的博弈工具，且印度認為邊界問題上對華強硬的風險可控，收益可期。就安全感知而言，以印度學者和印度智庫對中國的深入研究，以印度各屆政府與中國多年打交道的經驗習得，再愚笨的印度領導人至少也會深知一點：基于中國的發展理念和周邊政策，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只要印度不尋求改變現狀，印度就是充分安全的。

事實上，自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對中國展開歷史性的破冰之旅之后，中印兩國因1962年邊界戰爭而處于凍結狀態的外交關系逐漸開始升溫。而邊界問題在中印關系正常化后，雖然依舊被冠之以中印之間的安全問題、領土爭端、歷史遺留問題之名，但對印度而言，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并不存在真實的威脅，所存在只是自身真實的戰略圖謀———地區性權力訴求以及如何為該圖謀選擇一個有效博弈工具的問題。另一方面，印度在以往對中國反復試探中產生了“強硬無過”的錯誤認知，從以往邊界行動中得出了“對抗有利”的錯誤經驗。

中國在“洞朗事件”中的克制，讓印度從中所獲得的不是挑釁中國的慘痛教訓，而是“敢于對華亮劍”的“成功”經驗。中國在2017“洞朗事件”的處理中，對印度展現出了極大的克制。事件發生之后，中國又做了大量外交努力，很快促成了中印關系的回暖上升趨勢，并提出了“中印+”之類的合作計劃。但中國的克制、十分明顯和強烈的維穩訴求以及合作期望，讓印度決策層尤其是軍方高層產生了一種錯覺，只要敢于跟中國硬碰硬，就能夠帶來更多符合自身利益的戰略回報。印度政府其實心知肚明，中印之間的安全并不稀缺，相反很充足，內在并不認為中國是印度的安全威脅。但是，出于戰略競爭需要與其他投機性考量，需要將中國界定為安全威脅。

從潛在收益來看，一方面，印度在邊界問題上對華顯示武力和強硬一面，即便不足以威懾中國和獲取爭議領土，卻也能給中國制造麻煩，形成戰略牽制，更又能給南亞小國傳遞明確信號———印度是南亞地區意志堅決、行動果斷的主導性力量。印度認為自身敢于對華強硬足以威懾南亞小國，使它們順從印度在南亞和印度洋的戰略意志，而不是挑戰其權威，也使這些小國在與中國合作時，需要顧及印度的感受和利益。從這個考量來看，印度認為，在邊界問題上對華顯示武力和強硬一面，將為印度的地區性權力帶來長期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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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印度以在邊界問題上為中國制造麻煩，進而可以向中國討要相關好處并兼具向美國及其戰略盟國尋求戰略投機。對中國，通過在邊境問題上制造麻煩，印度期望在一些地緣問題上(如中巴關系、中巴經濟走廊、中緬經濟走廊)讓中國受壓、謹慎甚至退讓，又或在另一些問題上(如謀求體現印度大國地位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核供應國集團成員身份)獲取中國的默許甚至支持。

不僅與此，對美國及其盟國，印度以對華強硬來顯示與他們之間擁有共同戰略利益，從而獲得他們對印度地區性權力訴求和印度崛起的寬容和支持，并還有可能獲取武器、資本、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實實在在的利益。比如9月11日，印度與美國以線上模式舉行了“2+2”會談。雙方回顧了自2019年12月18日在美國舉行的“2+2”部長級會議以來，兩國在國防、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的合作進展，并探討了在共贏的基礎上加強在這些領域合作的可能性;還就區域發展前景交換了意見，并一致認為應該繼續構建一個自由、開放、包容、和平與繁榮的印太地區。

從這個意義上，中印之間安全的充足性，不僅是印度敢于對華挑釁的原因之一，也是邊界問題成為印度一個可選的博弈工具的前提條件;而對華強硬的潛在收益，則進一步使印度在邊界問題上堅持其對華強硬立場，使其成為有利可圖的選項。換言之，因為安全充足、風險可控、成本很低且回報可期，印度才敢于盡可能在邊界問題上對華挑釁及進行戰略訛詐。

▍印度對華政策調整及其博弈邏輯

當前，試圖激化中印結構性矛盾、對華“對抗性競爭”并兼得對美“戰略性投機”，已經成為印度政府當前對華外交戰略的基本框架，而其“知”與“行”的邏輯是一種“印式”戰略現實主義的博弈邏輯。

（一）中印關系波動的支配性因素

長期來看，中印關系波動的支配性因素，主要還是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國際體系提供的戰略牽引。短期而言，印度對華強硬的直接動因，在于印度處理雙邊事務、雙方分歧有著不同于中方思維(維穩大局、彌合分歧、平息爭端、合作共贏取向、周邊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一種“印式”戰略現實主義(爭當“領導型大國”、謀求相對權力和地區優勢、在維持戰略自主同時進行戰略投機)。

眾所周知，中印地理上互為比鄰，有著漫長的未定邊界及1962年的邊境戰爭記憶;同為亞洲地區新興經濟體、處于崛起進程中的大國，又帶來周邊地緣影響力之爭;在差不多的起點和時間上獨立建國，但兩者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存在巨大差距進而帶來心態落差;同為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成員，但在國際體系霸權國的眼中，一個是需要遏制的戰略競爭者，另一個則是需要拉攏的戰略合作對象。

現階段，中印之間的競爭在日益增強，相關摩擦則日益增多。這種趨勢與中印之間固有的結構性矛盾和幾乎同時崛起的現實是密切相關的。與此同時，體系大國美國對中印關系的發展構成了一個外部的牽引性力量因素———美國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需要打壓的對象，而將印度視為需要爭取的合作伙伴、“印太”戰略資源中的增量?；诿绹倪@種不同定位，印度認為自身處于有利的國際戰略環境，擁有同時向美國和中國進行戰略投機的空間，故而現階段印度對華關系中的對抗性博弈競爭因素趨于增加。

（二）中印關系已經進入“戰略轉折期”

在超越邊界問題的更大視野下觀察不難發現，近一段時期印度處理中印關系時，在軍事、外交和經濟等多個維度上的對抗色彩都明顯增強，各種對華強硬呼聲與強硬行為，揭示出印度政府對華外交立場的積極面相比洞朗對峙事件前后又有進一步倒退，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對華互動已經升級為“對抗性競爭”模式。正如中國學者葉海林指出，人們很難不注意到，中印兩國互動過程中國家實力和行為主動性之間存在的反差。實力處于明顯下風的印度在中印互動過程中表現出了極強的進取心，而且雙方綜合實力差距越大，印度壓迫式的“問題外交”策略就越明顯，印度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雙邊關系塑造者的角色。在貿易不平衡、領土爭端、巴基斯坦及克什米爾問題等領域，印度都以“問題外交”的方式對華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態。不僅如此，印度還在南亞赤裸裸地追求區域霸權，完全不顧忌自身行為可能招致的來自中國方面的反彈。葉海林以“身份認知偏差對雙邊互動過程產生影響”為此提供了解釋。

無獨有偶，樓春豪以冒進主義概括解釋了莫迪政府對外行為的變化。他認為，“從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實際控制線附近的間歇性交火，到與尼泊爾驟然升級的領土爭端，及至5月初以來與中國在邊境地區的對峙，印度可謂多面出擊。這種態勢并非偶然，而是近年來印度對外戰略中日益明顯的冒進乃至冒險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這種冒進主義既有印度自獨立以來尋求獨霸南亞的戰略目標的深層次原因，更有近年來其高歌猛進的民族主義情緒、利用中美博弈從中漁利的戰略投機、屢次對巴戰術冒險積累的自信心等因素的刺激”。

無論學者們從哪一個側面來解釋印度行為，事實上都承認印度對華互動中的“對抗性”和“競爭性”增強的變化趨勢。鑒于這種變化，基本上又可以斷定，在現階段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大背景下，中印關系已經隨之進入了一個“戰略轉折期”。在戰略姿態上，莫迪政府對華外交總體上已經出現“四不”姿態：不關心中印雙邊關系的整體狀態；不擔心印度的進攻性姿態會招致中方的報復；不尋求雙方在相關國際組織與機制中的合作；不在乎中方的核心利益關切。在戰略行為上，除了印度軍方在邊境地區冒險行動，諸如印度國內社會排華反華情緒、印度政府積極尋求與外部勢力戰略耦合以及軍演威懾等方面的表現，都說明了印方所謂“維護中印友好關系大局”的臉面，基本已經撕破，而莫迪曾經信誓旦旦的關于“印中的目標是不讓分歧變爭端”取向已經被丟棄。

（三）印方試圖激化中印矛盾以對美投機

葉海林數年前曾對中印關系的各個方面進行過解構，并對影響中印關系現狀與未來的主要參數進行了定性與排序;他認為(過去)中印關系保持基本穩定的現狀，主要是雙方回避結構性矛盾，寄希望于未來力量對比對本方更加有利時再加以解決的心態造成的，(現時)雙邊關系并沒有建立長期穩定的共識基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風險;基于需求的不對稱特性，中印關系中實力較弱的一方印度反而處于更加主動和有利的態勢，而中國所要處理的則是如何妥善應對次要戰略方向挑戰的問題。

現在看來，上述判斷依然成立，依然具有啟示意義;現今的雙邊關系仍然沒有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共贏的戰略共識，互動行為存在較大的不確定風險;基于需求的不對稱特性依然如故，中印關系中實力較弱的一方印度反而處于更加主動和有利的態勢依然如故，次要戰略方向的挑戰依然是中國需要妥善處置的問題。而且，隨著國際體系格局出現大調整、大變革跡象，印方不再回避中印間的結構性矛盾，反而試圖在一定范圍內激化相關矛盾，這是明顯變化了的一點；故而中方現在即便希望繼續回避中印結構性矛盾，基本上也不再可能。

（四）“印式”戰略現實主義博弈邏輯

觀察當前印度對華立場倒退現象，一方面是對抗的思維日益上升，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合作的愿望日益下降;而其“知”與“行”的邏輯是一種不同于任何其他國家的戰略現實主義。概而言之，印度認為現階段對華強硬更符合其戰略利益，更具備戰略理性，印度要做的就是在排除戰爭風險的前提下積極把握對華博弈中的“戰略機遇”，爭當“領導型大國”、謀求相對權力和局部優勢，在維持戰略自主同時積極進行戰略投機。

第一，“領導型大國”抱負使得印度對華強硬有其心理訴求的基礎。印度國家心態、包括政治精英以及普通民眾對國家地位與大國尊嚴的理解及期望值，在莫迪上臺后便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莫迪在第一任期內就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印度必須成為領導型大國”?！澳蠌娬{印度要從國際事務的‘平衡性力量’轉型為‘領導性角色’，美國、歐盟、俄羅斯、日本等主要力量競相拉攏;一時風光無限，但也導致了印度對自身實力的誤判”。而印度的戰略決策高層經常把“今天的印度已經不是1962年的印度”這樣一句話掛在嘴邊，即便目前印度國內疫情蔓延、經濟下滑、民生艱難的局面非常嚴峻，印度人依然持有一種公認的“迷之自信”，相信印度能戰勝中國。此外，長期以來，印度上下一向認為印度具有獨特的地緣優越性，可以控制整個南亞、監視整個印度洋，并樂于接受美國的戰略鼓動進而矢志不移地要做地區“凈安全提供者”;而現在國內高漲的印度教民粹主義，更是推高了印度追求從做“有聲有色大國”到成為“領導型大國”的大國地位的心理訴求。

第二，競爭對手與戰略威脅的界定，使得印度對華強硬有其自認為的必要性。當前印度對中國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印度人的對華疑慮心態、防備心理確實存在，一部分人確信日益強大的中國就是印度的戰略競爭對手和安全威脅者;另一些印度人的對華博弈動機、投機心理很強，他們盡管并不認為中國是印度的戰略對手和安全威脅，但出于相關博弈動機，要把中國界定為威脅?？傊?，無論是主觀感知的又或故意構建的，印度越來越將中國界定為一個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戰略威脅，而不是戰略合作伙伴。

近期被大肆渲染的“疫情責任論”在印度國內很有市場，一些機構提出要求中國對印度在疫情中的損失負責;而長期不絕于耳的“中國威脅論”，不僅一直把巴基斯坦對印的對抗立場和意志歸咎于中國與巴基斯坦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同樣也將近期印巴克什米爾沖突升級、尼泊爾在邊境地區一反常態的對印強硬歸咎于中國在背后的支持;至于近期大肆渲染的“債務陷阱”以及被輪番炒作的“珍珠鏈戰略”等謬論，更也無一不是將中國塑造為地區層面的“威脅”。目前來看，印度的對華疑慮心態、防備心理、投機心理正在演化為對華激進行為、遏制行為甚至冒險活動。

第三，在印方的戰略評估中，印度越來越認定自己越是與中國合作，同中國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但如果不與中國合作，卻可能還有許多可以作為替補的合作對象。考慮到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和位置，印度希望在當前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經濟脫鉤”與全球產業鏈重構進程中，可以取代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角色。換言之，抵制“中國制造”，將有助于印度民族產業的成長，實現“印度制造”，推進“自力更生”，實現印度工業的現代化、國防的自主化以及本土的科技進步。

第四，在國際大變局中，印度在對外關系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愿意冒險。一方面，中國過去對印克制，讓印度從“洞朗事件”中所獲得的不是挑釁中國的慘痛教訓，而是“敢于對華亮劍”的“成功經驗”———正如前文提及，印度在對中國反復試探中產生了錯誤的認知，在以往邊界行動中得出了錯誤的經驗。另一方面，正如印度外長蘇杰生去年在演講中曾坦言，“承擔風險是外交的內在組成”，印度外交給人的總體印象是“穩妥的中間道路”，但“隨著在國際階梯中地位的上升，印度需要做出重大決定，無論常規領域還是核領域、政治領域抑或經濟領域。并非所有風險都是急劇的，許多風險只需要自信地算計、堅定地常態化管理(就能控制)，但其累計的效果是國際地位的實質性提高”。

第五，印度認為美國及其仆從國的對華遏制戰略，使得國際戰略環境對己有利，認為中國存在相關“戰略弱點”并處于“戰略困境”，認為“龍象之爭”的天秤正向己傾斜，印度處于戰略機遇期。一方面，在美國鷹派戰略的大背景下，印度政府認為印度目前正處于一個對己有利的國際戰略環境之中。特朗普上任后不久，就在上屆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基礎上，推出了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不久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等政客炮制出了所謂“中美接觸失敗論”，對此中國外長王毅8月5日指出該論調重拾冷戰思維，是美國反華政客故意散布“政治病毒”。8月31日舉行的美印戰略伙伴論壇上，美國副國務卿史蒂芬·比根則毫不避諱地告知前美國駐印大使維爾瑪，美國意圖在“印太”地區成立一個“小北約”，以防范“來自中國的潛在挑戰”，而框架基礎正是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對話”。印度在整個美國及其仆從國的“印太戰略”構想中，無疑是重要一環，較大的國家體量、一定的戰略能力加之“相比于第一島鏈的日本、菲律賓，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擁有眾多港口，而相比于第二島鏈的關島等節點，印度廣袤的國土也能為美國提供常駐基地和戰略縱深”。所以，印度政府認為自己目前正處于一個“被需要”、“有投機空間”的國際戰略機遇期。也正是這種形勢判斷讓它幻想有機會獲得來自外部的一些戰略支持。體現在行為上，印度當前與美日澳等國的外交和軍事互動，都有明顯增強的跡象。

另一方面，盡管中印之間的實力差距是非常明顯的，但印度自認為中國有一些“戰略弱點”、“戰略困境”可以被自己所利用。在印度看來，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難題是如何避免同時應對來自東西兩線的戰略壓力，因為美國目前在亞太方向對中國的施壓是很大的。在印度眼中，美國從南海到臺海，不斷對華抵近偵察，大秀肌肉，再加上就連辭職都不忘記呼吁加強日美同盟、可能部署陸基宙斯盾系統的日本，頻頻借“港區國安法”對中國指手畫腳的英加澳等國，以及不斷對中國南海提出主權主張的越南，那么當下中國顯然已經處于對手環伺的不利境地。在這種情形下，印度可以主動出擊。

總之，對美國及其盟國、中國以及自身所形成的戰略態勢的判斷，使得印度在對華強硬的戰略成本與戰略收益評估上形成了樂觀預期。在激化中印結構性矛盾、對華強硬背后的戰略利益評估方面，印度認為對華強硬、中印矛盾激化而產生的成本，可以由其所帶來的現實利益和戰略主動性來彌補甚至超越。同時，印度認為現階段對華強硬，將使其在國際聲望和地區身份、“印度制造”和增加就業、國際產業鏈轉移和吸引外部投資、美印關系發展以及印度對地區中小國家的掌控能力等方面獲得收益。

▍結語

對印度而言，當前時局，無疑正是自身的國際戰略環境優于中國之時，同時也是國內政治生態中印度教民族主義高漲而迫切需要塑造出一個假想敵來與之順應之時。因此，印度如今秉持一種在國際局勢中的“機會主義”投機偏好以及對華“對抗性”博弈的強硬立場。這種偏好與立場被印度高層認為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符合印度戰略利益的“國之所謀”。

總體看來，在現階段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美日印澳四邊合作不斷深入、印度國內政治生態急劇演變的大背景下，“印式”戰略現實主義博弈邏輯不僅內在地決定了印度必然會乘勢而動，進而中印關系勢必會隨之進入一個“戰略轉折期”，也內在地規制了對華強硬將會成為未來印度對華政策的長期性主基調，進而又使得中印雙邊關系現在的“低谷”或將成為未來較長時期的“常態”。在互動行為的后果意義上，它基本上還錨定了印度之于中國的戰略角色———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以及確定了中國身上的體系壓力與周邊壓力協同發力之趨向。

本文原載《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0年第6期，原標題為“中印邊境局勢及雙邊關系走向探析”。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