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超?|?浙江大學教育學院

(本文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導讀】近期，多位80后廳局級實職干部委任受到關注。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出身名校且擁有高學歷。“學而優則仕”是中外歷史上的普遍現象，但在歷史經驗中，“學者”特質與“政治”特質也存在一定矛盾。本文作者梳理了1930-1940年代學者從政歷史，認為當時蔣、汪二人對大量知名學者委以要職，有三個原因：一是國民黨內部風氣出現問題，需要注入新鮮血液；二是一些新的部門，尤其是技術崗位，確實需要人才；三是出于政治斗爭的考量，想借用“文人集團”的力量。在那場學者從政的熱潮中，確實形成了一些變革，但對于國家和個人，并沒有真正實現預期效果，反而有些得不償失。以胡適等知名學者在外交、經濟領域的工作表現為例，他們學術優秀，但在政治、談判、決策方面則缺乏實力和經驗，甚至容易壞事。作者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好的學者需要“好奇心”和“思考”，而政治家需要“掌控力”。學者心思縝密的性格，到了政治場中，往往成為缺乏決斷。因此他認為，學者固然有責任為國家和社會發展做出知識貢獻，但實際政治往往比學術要復雜得多，文人政治、專家政治的限度，還應仔細考量。

本文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原標題為《出山要比在山清？——現代中國的“學者從政”與“專家治國”》，轉自“獨立精神”，感謝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出山要比在山清？——現代中國的“學者從政”與“專家治國”

學者從政現象是中外歷史上的普遍現象，中國亦然。晚清以還，大量知識人都以不同形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了各自的影響。全面抗戰前后，全國涌現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學者從政”浪潮。這是一道引人矚目的歷史景觀，至今仍是學界的研究熱點，并引發了諸多的聯想。

▍時勢轉變與學人流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國人的民族精神再度高漲。許多置身于象牙塔中的學人，也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以應對危局。1932年4月，在各界呼吁下，眾所矚目的國難會議在行都洛陽召開，會議由行政院長汪精衛主持。此會在歷史的節點上推動了局勢的轉變，也促成了知識界結構轉型。

會議通過朝野之間的近距離接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識界與國民黨政權的和解及互信，使得政學之間的交流合作日漸常態化并步入正軌。在此情勢下，學者論政參政的高潮開始興起，繼而出現了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學者從政浪潮。相當一部分學院派人士變身為“介入型”知識分子，積極參政議政，有一部分則變為體制內的官員。

另一方面，當局也有迫切的需求。南京政府成立后，在百業凋敝、百廢待舉之際，當局痛感建設人才奇缺。蔣介石不得不克服阻力，黨外求才，大量起用北洋舊官僚和知識精英，極力延攬高級知識分子。他急切地希望四處網羅人才，為己所用。在此情勢下，許多人士暫時擱置了自由主義和三民主義等之間的深刻分歧，轉而團結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擁護當局，共赴國難，挽救國運。此后許多人出山，為國服務，出現了一系列學者從政熱潮。第一波高潮出現于1932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后，第二波高潮則是1935年冬行政院改組之后；及至1937年7月廬山談話會之后，又一新的高潮出現；抗戰中前期，隨著資源委員會、侍從室的擴張，學者從政繼續保持穩步擴張之勢。抗戰末期及內戰時期，在大量從政學者漸次隱退之際，當局又希望扭轉勢頭，試圖再度力推學者從政熱潮，然而其效不佳。當局人心盡失，知識界多數人士與之漸行漸遠，唯青年黨與當局日益接近，冀以分享權力。以上便構成了這一時期相對完整的學者從政鏈條。

從深層次說，學者從政也是蔣介石探索現代化建設的一次嘗試，意在通過專家政治培育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撬動中國的現代轉型，而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則是此中的重要抓手（或曰試點）。蔣之所以在原有的官僚集團和軍人集團之外著力扶持文人集團，潛在意圖之一或許正是希望培育新的權力格局，優化政治生態。此外，蔣還特意培植了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抗戰爆發后，蔣氏效法羅斯福的智囊團，改組擴大了侍從室，吸納了更多人才，其參事室是又一文人集團。內中人才濟濟，誠為戰時中國頂級智庫。侍從室第三處第七組主管人事調查，意在“預為儲備人才”、以備抗戰建國之需。這兩大智囊團都有深刻的軍方背景。這些努力，都是推動國家現代化的嘗試。其在策略選擇上，都是以軍政改革為抓手來撬動國家現代化改革。

在這長達數年的從政熱潮中，曾棄學從政的名流數以千計，參與政治活動者則不勝枚舉。而且，往往越是高水平大學，從政學者的數量便越可觀。無疑，此番人才流動中，北平的頂尖國立大學仍處于引領地位。

▍學者從政與高層政爭

學者從政自始便與高層政爭密切相關。從北伐勝利直至汪氏附逆之前，在長達十余年時間里，蔣、汪都始終在知識界進行緊鑼密鼓的爭奪。換言之，這十余年間的學者從政，始終受蔣、汪之爭的影響。進入1930年代后，汪、蔣為了相互競爭，積極爭取黨外人才，并與各路知識界名流保持了長期密切的聯系。汪氏加緊在知識界經營自己的勢力范圍。顧孟余任交通部長時，利用自己在北大的聲望，為汪延攬了大批人才。汪后來又任命唐有壬為政治會議秘書長，向北方學人示好，使北方學人對汪頗有好感。有人甚至隱隱然尊其為當局領袖。先后擔任北大教務長的顧孟余、胡適都與汪建立了非同尋常的私人關系，王世杰還在胡或顧的推薦下進入汪內閣。汪通過種種手腕博得了學界的好感，長時間地與胡適、翁文灝等許多頭面人物過從甚密。蔣介石也多所動作。政學兩界開始正式持續地密切合作。

學人從政的浪潮與國民黨重用黨外人才的用人導向有關，但也與蔣、汪等人之間的派系之爭有關。顯然，在此爭斗中，蔣處于上風；更多的人看好軍權在握的實力派蔣。正如時人早就注意到的，黨、政、軍大權皆集中于蔣一身，只有蔣“才掌握著政府的實權”。他是當局權力體系之核心，“蔣就是國民黨，蔣就是國民政府”，蔣在哪里，實際上的首都就在哪。

從政學者與當政者之間往往形成了近乎幕僚與幕主之間的私人關系（胡適也曾明確表示希望翁文灝、蔣廷黻等發揮“賓師”作用），他們與上峰也往往休戚相關、沉浮與共。在此情況下，他們優先考慮的很可能就是效忠私人、是對特定當權者的個人忠臣，而未必是兼濟天下。這顯然有違其初衷。

學者從政的熱潮牽涉頂層的政爭，而學者進入政界后，不僅卷入派系之爭，而且形成了新的派系，構成文人集團。據初步估算，抗戰期間直接參與黨政工作的名教授，至少約有數百人，而且越是名校教授，從政現象就越常見。此外還有大量教授間接為當局服務。曾從政和參政的知識界名流，則在千人以上。而且這部分人從政后往往位居要職，相當一部分還躋身高層，其對政治生態及權力格局的影響可想而知。

這些從政學人主要分布于國防設計委員會（資委會）、行政院、教育部等部門，至于專業性最強的外交系統則更是知識精英密集的場域。在這聲勢浩大、持續多年的學者從政熱潮中，有幾支力量非常醒目，其一是政學系，如翁文灝、吳鼎昌、王世杰、周詒春等，有南開背景的張伯苓、蔣廷黻、何廉、張平群、李卓敏、張彭春、段茂瀾等亦頗活躍；其二是北大—清華系統的學人。相當一部分從政學人涉足政界后，往往與政學系發生了特殊的關聯。他們為政學系注入了新活力，而該派中人大都“往往是經過西方訓練的解決問題的能手”。可見，平津學人群在學者從政浪潮中位居翹楚，對中國政學兩界都影響極深。他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或派系。

當時的中國，學界山頭林立，政界更是派系甚繁。按時人的一般看法，國民黨內雖派系林立，但蔣氏陣營中舉其要者有三：黃埔系，CC系及政學系。蔣介石最初極力吸納學者從政，就是考慮到后者無派系羈束，然而他們一旦進入政權后又卷入派系之爭，甚至形成了新的派系。在此意義上，學者從政派的大量出現客觀上又讓派系林立的局面更加復雜化，逐步改變了當局的權力結構。派系林立乃民國政治之積弊，卻是蔣氏的御臣之術。蔣通過派系制衡，便于獨攬全局。

毫無疑問，這一學者從政的浪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那批曾受西方現代思想熏陶的海歸派學人在權力體制內的上升，更是對體制變革影響重大。大量學者的涌入，也的確為權力體制輸入了新血液，帶來了新氣象、新活力，為開創新的權力格局、治理體系提供了新希望。然而實際上，這一努力遠未達到預期目標。

許多學者從政后雖然身居高位，但掌握實權者少，廁身虛職者多。他們在權力場的博弈中仍屬邊緣人，無法觸及核心決策。許多久負盛名、身居要職的從政學人，也毫不掩飾地稱自己是“局外人”。在“以黨治國”的條件下，由于他們不是國民黨黨員，也就不享有參與國民黨的政治會議的特權；不論他們掌握多少權，隨時有可能失去蔣對他們的信任。這批從政學者和那些磨練已久深耕多年的官僚、軍人比，在權力體制內的影響力自然明顯遜色。作為“黨內沒根的人”，他們不可能在政壇擔當大任，更不能扭轉國運。

▍學人從政的得失：“專家治國”與“書生誤國”？

在當時的自由派文人中，胡適是最有自知之明者之一。他早在鼓吹“好人政府”時期，就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治世之良臣，亂世之飯桶”，平常頗有虛名，危急時不堪一用。他長期與當權者之間關系曖昧，但又長期堅守“獨立”，謝絕各類黨政公職。他愛論政，但無意從政，自知“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就本質而言，胡“無斗爭性格，非政治之人物”。以學者的標準來看，胡當然人情練達、善于運籌，是公認的知識界領袖，近乎“帝王師”；但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其政治見解遠不及許多友徒，政治手腕自然更遜一籌。

抗戰軍興，胡應召出山投身外交，后任駐美大使，成為“學者外交”的代表人物，后來還被譽為“備受美國朝野敬重的外交家”。其實，此類評價多屬文人之言，未必完全客觀。胡適也的確受到美方贊賞，但這往往是因為美國掌權者認為他溫順、順心，為人謙抑，容易打交道。而在中國的政治人物看來，胡此間的言行多有可商之處。他與美國軍政巨頭打交道時頗顯弱勢、消極。在關鍵時刻，往往不敢力爭，維護國家利益。宋子文對其強烈不滿，認為他卑怯懦弱，“幾致貽誤事機”。胡履職不久就讓蔣極失望，蔣不得不增派宋為特使，赴美挽救危局。作為老牌的大外交家，顧維鈞也不由感慨，宋誠為“一流的行政官和外交家”，而胡有的意見則是“典型的書生之見”。事實證明，在外交能力和辦事才干上，宋遠勝于胡。胡“永遠體諒美國人的苦衷”，“公務上則惟東方司之命是從。不敢逾越該司與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實無勝任大使能力”。宋子文則迥然不同，在對外交涉時，幾乎能夠從每個人物那里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而這種政治手腕與權謀，是胡所遠難企及的。

翁文灝是此間最早從政的頂級學者，也是胡適向蔣介石力薦的首席人才。翁在學界時就早已享譽朝野和國際；胡更對其推崇備至，贊其為“奇才”“天才”“國寶”。翁是當時“專家治國”的突出代表之一。翁從政之初，作為高級事務官也曾表現頗好，中央各部長對其“信仰甚大……他的用處很大”。但他一旦升任更高的要職時，就顯得才力不濟，頗受非議。抗戰爆發后，翁更受蔣倚重，先后出任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然在國民黨六中全會前后，翁與孔一并成為革新派攻擊的對象。孔的罪名是腐敗，翁的罪名則是無能，“孔、翁不去……國家前途必甚可危”。

1947年，蔣介石醞釀“行憲內閣”。1948年初，國民黨舉行首屆國民大會后，黨內外普遍鼓吹專家政治。蔣不得不起用毫無根基的書生翁文灝出任閣揆，以組織“全明星政府”。他也希望利用翁氏科學家的形象和國際盛譽爭取美援。外間贊翁為“國際著名學者”，翁則自承“性與才都不能當此政務地位”，一再推辭。在蔣的干預下，翁仍以高票當選。

作為一個高級行政人才，翁或屬清正干練，然而作為頂級政治人物而言，則難免有失“糊涂”。在財政部長人選上，他沒有任命蔣介石看好的張公權或俞鴻鈞，而是任命王世杰認為“操守與作事精神”“較優”的王云五（胡適早年的恩師）。其實，后者亦不過一介書生，在金融財政上所知有限，缺乏政治領導力，在此危急時期不足以擔當治國大任。正如韋伯所言，政治是一種高度復雜的事業，在變革時代，循吏難以勝任，而需要富有魄力、政治想象力（創造力）的非常規的政治家。值此亂世危局之際，這些書生當政，確乎如犬耕田，力單難支，在狂瀾面前進退失據，苦無良策。

1948年8月初，隨著形勢日趨惡化，國民黨當局亟欲推行經濟改革。王世杰對財政金融問題并不內行，但極力支持翁、王推動的幣制改革。蔣采納了這兩位從政學者的意見，而不顧宋子文、張嘉璈等財政金融專家的極力反對。改革伊始便造成災難性后果，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這無異于給正在前線節節敗退以及瀕危的國民黨政權以致命一擊。

治國之道與治學異。對一個處于亂局中的國家、特別是大國而言，治國安邦的挑戰性無疑要遠遠超越學者治學論道的難度。即便是極富盛名的智囊人物竭智盡力，仍苦無良策。國民經濟仍急遽惡化。11月，王云五被迫辭職，復由何廉的老對頭徐勘（孔祥熙心腹）接任，收拾殘局。翁反復向蔣請辭獲準后，由孫科繼任。而胡適此時卻大做事后諸葛亮，抱怨蔣“謬采書生，用翁詠霓組閣”。似已全然淡忘當初自己極力運作，合縱連橫，力推翁氏出任斯職。

翁文灝是一位杰出的學者和合格的事務官，但他出長行政院后的表現，可能并不是眾人曾向往的“專家治國”，而是不折不扣的“書生誤國”。難怪知情人說翁“是書生，不懂政治”。而與翁搭檔掌理全國經濟的王云五，也被許多要人普遍斥為“罪人”。

蔣廷黻是學者從政浪潮中的又一要角。蔣氏很早就成為學界頭面人物。他人情練達，被學界譽為“學者政治家”。在政治生涯中，他作為文人的優點和弱點都體現得很充分，其中就包括“長于論理，短于任事”。蔣在學界時曾是有名的社交好手，但在政治場域中卻常常書生意氣，與官場生態格格不入。蔣廷黻早前研究外交問題卓有成就，其對蘇俄的研究也令蔣介石頗為欣賞，然而，他被派為駐蘇大使之后，卻在外交實踐中倍感不適應，自稱“不是人過的生活”。蔣還在1936年“西安事變”之際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交涉時，釀成了一場不小的外交風波。由此，其對內失信于外交部，對外不愜于駐在國，處境之不佳可想而知。隨后，蔣以述職為名歸國，從此一去不復返。抗戰后期他任“救總”署長時還釀成了貪污弊案，給學者從政抹上了一大污點。

同樣，再以專業性極強、專業學者較易展其長才的外交領域論，原武大校長王世杰原是著名法學家、教育家，也是優秀的國際問題專家，因之亦成為蔣介石外交決策的主要智囊（侍從室參事室主任）。他介入政府外交事務、特別是主政外交后，當局外交路線脫離“職業外交”常軌，呈現“學者外交”傾向。其在出長外交前對許多外交官時有攻訐，但他自己出長外交部后，同樣多有失誤，未能開展太多高質量的外交工作。王自視不低，認為翁只是“技術人員”、胡適“政治上外行”，可他自己也同樣不具備大政治家的素質。

外交工作需與縱橫捭闔國際政壇的各國外交家政治家交涉；重大外交場合更是斗智斗勇的角斗場。這要求從業者擁有相當的資源和手腕。若缺乏實踐經驗和霸氣，就難以駕馭或抗衡對手。而這絕非學者最擅長的。在抗戰勝利后的中蘇談判中，斯大林是國際公認最難纏的談判對手，為此，許多人士曾力薦顧維鈞領銜出征。然而蔣介石最終起用的是他寵信的王世杰。王作為學人外交的旗手，批評本國職業外交家時伶牙俐齒，但在與斯大林的談判中卻極顯弱勢和被動。談判的最終結果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尚需一提的是，王氏絕非個例，那些學者從政派在外交上普遍表現出類似的特質。因此，書生誤國，也就難以避免，在在皆是。

可以說，此間盡管大量知名學者應召從政，不少人還位居要職，但其中多數人從政后頗感不適應，難有作為。這與他們原初躊躇滿志的心氣相去甚遠。此后他們大都心灰意冷地離去。在此浪潮中，政學雙方都滿懷期待而始，大感失望而終，分道揚鑣互生怨懟而去。“學者從政”昔日的榮景灰飛煙滅。于公于私，皆有得有失，其中不少還得不償失。可以說，這批知識精英在學界都成績卓越，但從政后的業績表現大都不佳。這其中有非常復雜的原因。

▍何以至此：“政”“學”之間的張力

統上可見，許多知名學者進入體制內后往往身居高位。其中，的確有人踏實苦干、有所作為；但更有相當一部分人，無權時則清談高論，當權時則書生誤國。為何如此？值得深思。許多論者將此類現象歸罪于官僚體制的弊病和當時政治的腐敗。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遠非全部。每個學者的境遇各不相同，然究其根本，幾乎都是由政治與學術的本質差異所致。

學人大都是以學術志業的，他們首先是知識人，他們所遵循的是學術邏輯，而這與政治邏輯乃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邏輯。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指出，權力是政治強制手段的集中表現，與人類的精神自由相比，權力“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但它又是社會進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學術邏輯，意在求真、求自由；而政治邏輯，則追求權力和宰制。前者指向個性和好奇心，后者源自統一性和控制欲。這兩種不同的邏輯，也就決定了和決定著知識人和政治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格類型，他們之間有迥異的世界圖式、思維及行為方式、人格特征、生存邏輯。正是這種人格特質、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的差異，決定了他們在不同領域中的不同表現和遭遇。學術強調的是思的能力，政治強調的是行的能力，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正因此，政與學之間不可能涇渭分明，但確需和而不合，有所區隔。然在當時的非常情勢下，這很難實現。

從社會分工說，知識分子從事的主要是非生產性勞動，大都遠離物質生產第一線，與經濟實踐相去亦遠。總體而言，從事一線的社會實踐、解決現實問題并非其所長。他們在自己專業領域內可能游刃有余，但一面對無限繁雜的真實生活，可能往往力不從心。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出眾成就，給他們帶來了高度的自信；而在過度自信的支配下，他們很容易越出自己的專長去發言行事。因此，作為局外人去談論或研究政治，和作為當事人去搞政治，顯然是大不一樣的。更常見的情形是，學者論政時意氣風發，而一旦從政之后則屢屢碰壁灰頭土臉，“做了政府的尾巴”。即便在那些專業性極強、專業較對口的領域，這些頂級學人的從政實踐也難稱理想，難有大建樹。此次浪潮中這些最優秀的學者從政后仍不過如此；其他人等，更是不難想見。

一般而言，知識人在才、性兩方面大都不適合從政。他們擅長于思，然而心思縝密、敏感，“這種品質一般會讓人猶豫不決”，這恰恰妨礙他們成為果決堅毅的政治領袖。本性難移，文人從政之后仍是文人。在中國，人們普遍贊成知識分子的“政治介入”。應該說，知識人確“有義務運用他們的才能和聲望，來為一些更普遍的事業服務”。然問題在于，許多知識人通過“智力勞動獲得了一些聲望，卻過度使用這種聲望以便走出其領域，以一個總體的人之觀點，批判社會和當時的政權”。急于用世、貿然超出個人專長和能力邊界去發言和行事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險的。因此，學者從政浪潮雖不無成效，也確實為政治增添了些許清新之氣，但實效很有限。

從北洋時期的“好人政府”到南京政府時期的“學者從政”，甚至到此后的許多類似現象，都再次印證了知識人與社會—政權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幾乎是一個永恒的命題。政治人與知識人的關系始終是個極復雜的問題。有的政治家過于輕視文人，有的則過于迷信“專家”。蔣介石骨子里鄙夷文人，但也曾有時又盲信專家，誤信和誤用了一批書生，造成“書生誤國”的局面。因此，國民黨的失敗，不僅敗在軍事上，敗在體制上，更敗在思想文化上。

▍余論

抗戰前后轟轟烈烈的學者從政有著極豐富的歷史意涵。它與黨政高層復雜的派系斗爭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首先是國難催迫之下政學兩界交流合作的結果，是雙方實現耦合的結果。但政學之間的糾結曖昧、時有捍格而又難解難分，以一種更隱晦的新形態呈現出來。在國難危急的歷史情勢下，再次凸現了政學關系這個經典難題。

如果說“好人政府”的實踐是北洋時期學者從政的重要探索的話，那么此次學者從政浪潮就是又一次“專家政治”的試驗。學者從政對政學兩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促進了兩界的交流與合作，改變了兩界的結構及生態。這批名流從政，帶來了活力和新鮮血液，為權力體制輸送了人才，的確有助于刷新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善當局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形象，也確實改變了官員隊伍的層次、結構和風氣。然而，它仍有其限度。它并未抑制或避免派系爭斗，反而加劇了派系間的內耗。相當一部分學人不能用其所長，在施政實踐中一旦決策失誤，往往誤國誤民。

在大時代的風云變幻和激烈殘酷的社會政治斗爭中，知識人往往是弱勢者。他們往往遠離經濟生產第一線，亦遠離軍政斗爭第一線，只能寄希望于思想影響力和道德感召力。如此，“筆桿子”缺乏了“槍桿子”“錢袋子”的支持，是難有大作為的。“解釋世界”固然重要，但“改造世界”又何其不易。在此情勢之下，文人政治、專家政治的實際意義注定是很有限的。

許多名流學者與當局的關系，幾乎就如胡適當年對汪精衛所說的：努力做國家之“諍臣”、政府之“諍友”。然而，歷史表明，這批熱心充任諍臣諍友的文人，一旦“成了過河卒子”，便身不由己，日后還往往因未能（事實上亦不可能）擔當“佐命之臣”的使命，最后大都結局不妙。更何況，當局并不滿足于將其作為“國家之諍臣，政府之諍友”，而是希望征召他們“盡入吾彀中”，做“政府之諍臣、當局之僚屬”，隨時備用。這樣的“學者從政”，自然難以適應環境、難以有所作為，更難以如胡適所期待的那樣“改造政府”、教育領袖。

在現實中，知識與權力（政治）二者相生相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有人群的地方，便存在此問題。這一問題絕不僅僅存在于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它同樣普遍存在于許多其他時期和其他國度。事實上，自19世紀（甚或更早）迄今，知識與權力的互滲互動、知識人與政權體制之間的曖昧糾纏，就從未休止。縱覽史乘，不難發現，數百年來，在東亞東南亞、東西歐、北美拉美等地，均有許多生動的故事。只不過，上世紀前半葉的那一段中國往事，因中國獨特的傳統和當時特殊的歷史情境，而成就了其獨特的樣態。但其本質上與其他情境中的同類故事，仍不失某些相似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