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鋒、馬猛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本文原載《思想戰(zhàn)線》2021年第2期)
【導讀】政治文化的地理學，對一國影響至深。當下中國正進入新發(fā)展階段，如何從戰(zhàn)略上定位不同區(qū)域，構筑全國新發(fā)展格局，尤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國定都之爭中，錢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論”及其及背后的文化地理學，為我們呈現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戰(zhàn)略視角。錢穆先生把西北地區(qū)視為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命運前途的“心臟地帶”，因而主張定都西安，北京則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也是對未來中國立國大計的宣示：以一種逆勢進取而不是安于永逸的國家精神，來宣示對西北邊疆安全和地區(qū)建設的關切，通過西北地區(qū)的建設來振興整個中國。一言以蔽之，“中國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國之治，其希望亦將在西北”。
錢穆關于中國立國形態(tài)的獨特思考，不同于當時陸地強國蘇聯和海上強國英美，而試圖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國文明道路。他這一設想雖因種種現實條件未能施行，但卻引發(fā)了人們對中國政治地理格局、立國形態(tài)和文明發(fā)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資源天然向東南傾斜，東部人口過度增長，弊病和缺陷已逐漸暴露。當下中國能否“反求諸己”，在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需要更為深遠的謀劃。
本文原載《思想戰(zhàn)線》2021年第2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建國于大地之上”：錢穆的首都論、立國形態(tài)觀與文化地理學
從1937年11月蔣介石遷都重慶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這一時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當時中國政學兩界對建都問題的激辯，首都問題成為民國中晚期風靡一時的憲制議題。傅斯年、胡煥庸、張其昀和錢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說，逐漸形成建都西安、武漢、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張。錢穆先生從1942年至1946年陸續(xù)撰寫并發(fā)表《戰(zhàn)后新首都問題》《論首都》等政論文章來予以回應，足見錢穆對首都選址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意涵的關注和重視。
對錢穆而言，這數篇文章絕不是簡單應對一時的政治議題和時代需要。錢穆認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學意義還遠遠沒有被時人充分挖掘和闡明。1951年，錢穆在臺灣應邀發(fā)表一系列演講。在“中國歷史上的地理和人物”一講中，他重提自己當年的首都說，并通過“文化地理”這一概念，從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來看待首都問題所反映的立國形態(tài)與中國歷史大勢的內在關聯。
簡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間錢穆的首都論說著眼于新的歷史時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國百年大計的眼光審視現代中國的立國形態(tài)和未來前景。這些文化地理學論述集中體現了錢穆對戰(zhàn)后中國乃至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和中國文明未來的深思熟慮。在首都位置的選擇上，他的觀點十分明確：新中國的首都問題，“西北重于東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陸重于海疆”，所以應當定都西安，以北平為陪都。首都論主要可以從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立國規(guī)模與精神以及海陸文明的道路選擇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加以闡述。
▍中國的“心臟地帶”：定都西安與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1943年的中國處在一個風云突變的大時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鏖戰(zhàn)正酣，英、法等西歐國家主導下的全球體系正在崩解，同時新的世界秩序依稀可見；另一方面，在國內的抗日戰(zhàn)爭中，近半國土慘遭蹂躪，民眾流離失所，而隨著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的勝利和《開羅宣言》的發(fā)布，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眺望戰(zhàn)爭勝利的曙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錢穆方能于山河破碎之際，運思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和新中國的政治重建。
從世界學術思潮的視角來看，這一時期也是政治地理學蓬勃發(fā)展，繼而走向巔峰的黃金時代。就在錢穆發(fā)表《論首都》的幾個月后，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kinder）于美國《外交》雜志上刊載《環(huán)形世界與贏得和平》一文，深刻分析了戰(zhàn)后的地緣政治局勢。大致在這一時期，卡爾·施密特的《大地的法》，詹姆斯·?菲爾格里夫的《地理與世界霸權》等多部論著相繼出版發(fā)行，一系列政治地理著作不斷涌現，呈現百家爭鳴的盛況。無論是錢穆還是當時參與建都討論的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在這樣的時代和學術背景下，建都問題逐漸演變?yōu)槲磥碇袊亲呦蜿憴噙€是海權的道路之爭。
無論是對錢穆還是同時期的其他論者來說，首都問題不單單是一城一地的選址問題，它一方面事關中央政府的所在，是國家統(tǒng)一和政治秩序的象征，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往往反映并深刻影響著未來國家的整體戰(zhàn)略規(guī)劃。就錢穆而言，定都西安的著眼點是西北地區(qū)。錢穆主張定都西安的核心著眼點是，通過西北地區(qū)的建設來振興整個中國。錢穆所定義的西北地區(qū)主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甘肅、寧夏、陜西、內蒙古、綏遠和察哈爾等地區(qū)。錢穆的西北地區(qū)論和首都論可謂是一體的兩面。
實際上，中國西北地區(qū)也倍受西方地緣政治學者的密切關注。英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在其1904年和1919年發(fā)表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和《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兩部論著中，基本都將中國的西北地區(qū)劃入其“心臟地帶”的政治地理范圍之內。麥金德首創(chuàng)的“心臟地帶”這一概念，凝聚了他最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理念。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那就是“誰統(tǒng)治了‘心臟地帶’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tǒng)治了‘世界島’便控制了世界”。
在麥金德看來，中國的“心臟地帶”有兩條通道可以進入中國腹地，一條是經甘肅省到達西安，另一條是從貝加爾湖沿東南進入北京。歷史上，中國多次受到“心臟地帶”的侵犯，繼而征服者將會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帝國，并從草原人的統(tǒng)治中脫離出來。因此麥金德認為，北京和西安都是由來自心臟地帶的征服者建立起來的首都。雖然這一說法不完全符合中國的歷史事實，但毫無疑問，西安和北京這兩個城市成為中國不同朝代的首都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緊密的聯系。此外，詹姆斯·菲爾格里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著作中對“心臟地帶”理論進行了回應和發(fā)展。
錢穆在《論首都》和《戰(zhàn)后新首都問題》兩篇論文中也同樣將現代中國的地理區(qū)位劃分為兩個部分，并把西北地區(qū)視作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命運前途的“心臟地帶”。錢穆對于中國歷史上來自“心臟地帶”的游牧民族不斷南下侵擾、征服并統(tǒng)治中國內地的史實爛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這一地區(qū)對于當時國家內部的政治地理意義。
經歷了晚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到中華民國確立“五族共和”為立國原則的歷史進程之后，現代中國的國家整合勢必要涵括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國內地和以游牧文明為主的廣大中國西北邊疆地區(qū)，錢穆指出：“今既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務，而政事撫輯亦不可忽。”錢穆對西北地區(qū)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戰(zhàn)后現代中國國家建構這一問題。錢穆指出：
今試曠觀并世列強，所謂內政問題，其最要者必有兩事：
一、其國內有異民族雜處，未能融洽一體。
二、其國內民眾生活顯分為兩階級，不能調和一致。
錢穆所言的“內政”應擴大化理解，涉及現代國家建構所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即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錢穆基于這兩個問題各舉一個歷史案例，第一個是一戰(zhàn)前的奧匈帝國，該國由于沒能處理好國內奧地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統(tǒng)治結構，以致奧匈帝國在一戰(zhàn)戰(zhàn)敗后被分裂為無數小的民族國家；而另一個則是深受國內階層分化懸殊困擾的沙皇俄國，一戰(zhàn)爆發(fā)弱化了沙俄當局對國內反對力量的控制，繼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最終奪取政權。因此，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安頓，國家就隨時面臨著分裂與革命。
錢穆認為，當時的中國“兼犯此二病”。中國自古即是一個超大規(guī)模的廣土眾民的多民族國家。從傳統(tǒng)的帝制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民族問題也在這一進程中被凸顯出來。隨著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原則的確立，中國少數民族分離傾向被大大抑制，但是民族矛盾和分裂危機仍然是現代中國所要面對的核心議題。另一方面，錢穆所談及的階級問題應作廣義的理解，主要強調不同社會階層、行業(yè)群體和地域分配上的財富不均，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社會現象。毫無疑問，整個民國時期由于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和官僚資本的盤剝，再加上后來日寇侵華，無數的民眾生計困難，同時社會貧富差距懸殊，階級矛盾非常嚴重。
錢穆另辟蹊徑，指出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基本重疊于同一個地理現實之上：中國西北。一方面，西北地區(qū)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個少數民族“皆自有語言文字，自有宗教信仰，自有風俗習尚”，再加上清廷所采取的羈縻政策，這一地區(qū)僅能謀求一時安穩(wěn)，以至于共和政體建立之后西北地區(qū)的少數民族對現代中國的國家認同程度十分薄弱。此外，西北地區(qū)貧瘠枯槁，氣候苦寒，經濟發(fā)展難度極大，“文化教育與經濟物質環(huán)境，處處與東南，東北相差甚遠，不啻若異國”。
綜合此兩大問題來看，當前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qū)，因此中國此時身處“偏枯不遂之癥”的困擾之中，這一病癥的癥結，正在中國的西北十區(qū)。錢穆斷言：“必使此偏枯不遂之病，脫然而去，而后可以言統(tǒng)一，而后可以言治安。否則內患必由此十區(qū)起，而外禍乘之。天下未有偏枯不遂而可以成為康樂之生命，健全之體格者。”從正面來說，作為“心臟地帶”的西北地區(qū)對中國國運的發(fā)展同樣有諸多積極因素。錢穆指出，隨著西北地區(qū)交通和勘探的不斷發(fā)展，其豐富的森林農牧資源和礦藏終有一天能夠回補東南沿海地區(qū)資源的不足，實現互利共贏的局面。一言以蔽之，“中國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國之治，其希望亦將在西北”。
此外，現代國家建構離不開對國際局勢的判斷，尤其是對現代戰(zhàn)爭的軍事威脅的判斷。西達·斯考切波指出，“國家……內在地依賴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階級分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其二是國家的國際體系”。1942年至1945年前后，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都屬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陣營，共同對抗軸心國的軍隊，所以此時的錢穆很可能出于國際同盟的戰(zhàn)略大局考慮，對本國戰(zhàn)后將要面臨的強敵不便直指其名。但是我們不難看出，錢穆在暗中將北方的蘇聯認定為戰(zhàn)后對本國的主要軍事威脅。
錢穆借古喻今，指出中國歷史上各朝代的主要軍事威脅基本都來自北方，“再以國防觀點論之，中國歷來大敵外患，在北不在南……以往如是，最近的將來依然要如是”。錢穆認為，戰(zhàn)后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外敵威脅依然會來自中國的北方，而中國的北方僅有一個對中國構成巨大威脅性的超級大國——蘇聯。
此外，錢穆的陸地意識也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判斷，“今雖科學日新，機械萬變，大洋之艦艇，高空之飛機……然兩軍決勝之基點則仍在大陸”，“人類大戰(zhàn)爭仍將在大陸上展開。國家民族決生死的戰(zhàn)爭，必在大陸上演出”，再加上中國自古是一個依托大陸的自主性的農業(yè)國家，因此并不懼怕帝國主義的海上封鎖。但是，一旦“中國北部大陸陷入敵手，則中國人將被趕入海里，宋、明如是，馬其頓之于希臘，日耳曼蠻族之于羅馬，形勢亦復如是”。錢穆警醒我們，蘇聯將會給今后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的威脅。
基于以上對中國內外形勢的深刻剖析，錢穆主要提出了兩條建議：其一：定都西安，以北平為陪都；其二是在西北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的鐵路建設，通過基建來強化新中國的基礎性（infrastructural）權力，同時在西北地區(qū)普及教育，構建中國的國族認同和“大群意識”。大概由于中國占據了心臟地帶的一部分，錢穆對西北地區(qū)的鐵路建設則滿懷期待和希望：“交通者，實人類歷史影響于地形之一最要事項也。”此外錢穆引述孫中山的話，指出“鐵路建筑，則首及西北系統(tǒng)”，“此種鐵路實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
唯有改善西北內陸的交通系統(tǒng)，國家才能真正通過資源調配和軍事部署實現對中國“心臟地帶”的控制和發(fā)展，也唯有通過改善西北內陸交通，其中的礦產資源和森林農牧資源才能由此運往外部，實現經濟合作與互補。無論是興建鐵路還是普及教育，在錢穆看來有效實施這些國家戰(zhàn)略的前提和基礎是將西安確定為新中國的國都。那么，首都的地理區(qū)位為何對此而言如此重要？
“一國首都所在之選擇，雖非一種政治制度，而實與一切政治制度有精神上內在甚深密之關系”。在錢穆看來首都與一個國家體制的內在聯系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精神方面，一個國家的首都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控制樞紐，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質環(huán)境，其影響于整個政府之精神方面者，蓋甚微妙而深摯”。錢穆十分強調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環(huán)境對一個國家政治體制之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略錢穆談首都區(qū)位的歷史大背景。錢穆預見到戰(zhàn)后中國將迎來一次關鍵的立國時刻，因此定都作為一個影響深遠的憲制議題就得以凸顯出來。“竊謂國家首都地位之選擇，此乃立國百年大計，必與其整個國策相配合，換言之，即當與國家前進之動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實際上反映了對于現代中國的立國規(guī)模的定位和謀劃。
在這個意義上，定都西安就和錢穆所設想的立國方略銜接起來。既然西北地區(qū)對于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首都的選址也必須要配合振興中國內陸的基本國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東南地區(qū)的交匯，是東南地區(qū)的人力物力資源輸送西北，并支持西北地區(qū)發(fā)展的經濟交通樞紐。在錢穆看來，定都西安既具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同時也是對未來中國百年立國大計的鄭重宣示，通過一個定基性的政治決策來宣示對以西北地區(qū)為重心的國家安全和地區(qū)建設的關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會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于內陸恰恰是吸引全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回流至這些地區(qū)，以解決中國“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的偏枯之癥。除了知識分子和精英以外，錢穆更為看重中國廣大內陸的群眾，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西北乃至整個內陸地區(qū)長期遠離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當地民眾也缺乏條件來了解和靠攏政府，長期以往將損害一個國家的內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們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國家安全和統(tǒng)一層面上的意義。錢穆在其文章中對明成祖朱棣大加贊賞，在錢穆看來，基于明王朝當時的歷史時刻，定都北京無疑是一個目光深遠的政治決斷。“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實得漢、唐建都長安之規(guī)模，同樣為一種逆勢動態(tài)的進取國策。”在此意義上，定都西安就顯得別有深意。正如前文所示，錢穆將未來新中國最大的國家安全隱患定位在中國的北部強鄰蘇聯，那么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過將國家的政治軍事中心建立在與外敵抗衡的國防第一線，以一種積極防御的姿態(tài)和策略來構建中國的新國防體系。
我們似乎也應當考慮錢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國內政治環(huán)境。《論首都》一文寫于1942年，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開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擊日寇的侵略。《戰(zhàn)后新首都問題》寫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戰(zhàn)敗投降，國共兩黨即將就戰(zhàn)后中國的政治統(tǒng)一展開協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錢穆自然很可能去關注和思考，如何使兩個擁有不同意識形態(tài)綱領和組織原則的政黨達成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中國的統(tǒng)一和戰(zhàn)后建設。我們不難想到，西安距離中共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延安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視作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勢力范圍的交匯點。定都西安對兩黨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過政治地理的現實條件促成兩大政黨的實際權力范圍得以融合統(tǒng)一。
▍進退之勢與立國規(guī)模：錢穆論首都地理與民族精神之關系
錢穆對于新中國首都之地理區(qū)位的高度重視反映在兩個維度上，一個是現實政治層面，錢穆高度重視首都位置與國家建構及國家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系；第二個層面，錢穆試圖通過新首都來重塑新一代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說現代國家建構問題主要是應對立國時勢而作，那么民族精神的重塑則稱得上影響未來中國命運走勢的百年大計。在此錢穆主要借助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觀念來詮釋地理因素對國民精神和國運走勢的內在影響。
錢穆在《戰(zhàn)后新首都問題》一文中通過梳理秦以降兩千年來中國各朝代首都區(qū)位的變遷與本朝立國規(guī)模的關系來論述該問題。在開篇，錢穆從“有些國家常有首都問題之發(fā)生，而有些國家則否”展開對古今中外各個國家的類型學劃分。在錢穆看來，古往今來的國家分為兩類：自然國家和人文國家，或曰單式國家和復式國家。錢穆認為，除開西方的帝國以外，泰西諸國從古代城邦國家到近代民族國家都是一種自然單式國家，因為它們都有自然之疆界與民族。相比之下，中國自秦漢以來就進入了人文復式國家的階段，“其國家之創(chuàng)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復為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隔閡所限”，也就是說，中國國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響相比較小，而受中國文明傳統(tǒng)的影響更大。因此，西方大國的首都如倫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中國自古以來首都的地理變遷就十分頻繁，其中當然不乏地理條件的演變，但主要是人事所為。因此錢穆指出，“在人文復式國家，首都之選擇，實為一至重極要之事。一國家之規(guī)模與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選擇，已不啻如示諸掌”。
事實上錢穆所講的立國規(guī)模與精神，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與文化氣質，同時也可視作國家的宏觀戰(zhàn)略和基本國策。因此立國規(guī)模本身即是制度結構和文化氣質的統(tǒng)一。錢穆把中國歷史上的立國規(guī)模與精神主要分為兩類：順勢進取和逆勢退嬰。而中國的立國規(guī)模同中國的地形地勢又有極為緊密的聯系。
總體而言，中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西北為內陸地區(qū)，氣候寒冷干旱；東南為季風地區(qū)，氣候溫暖濕潤。在經濟層面來說，東南物產豐饒，經濟繁榮，而西北物資匱乏，經濟發(fā)展滯后。因此，就自然之勢而言，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會自然地從西北向東南傾斜，“一切風氣土物，亦削于西北而積于東南”。實際上，有此種中國地理現實所引致的“自然之勢”于中國各地均有不利影響。與西北地區(qū)的不利之處前文已經詳細說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貧瘠閉塞不利于現代中國的國家統(tǒng)一和國家安全，使中國始終面臨分裂和解體的危險。
然而，這樣的局面于東南地區(qū)而言同樣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資源在東南的高度集中，會導致“東南常有沉淀壅滯之患”。在費正清、孔飛力等歷史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國中葉，中國東南地區(qū)在經濟高度繁榮的同時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隱患：人口過度增長突破了當地農業(yè)生產能力所能承載的數量，由此江浙地區(qū)產生了大量無地流民，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矛盾激化。而錢穆所看重的是，過度的富庶和安逸對一個民族之精神氣質的侵蝕和消磨，尤其是當中國的首都地處“六朝金粉”的金陵或臨安時，中國自然不復有漢唐時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氣質。
錢穆藉此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秦漢隋唐為一個歷史時期，宋元明清為第二個歷史時期。西漢、隋和唐將國都置于長安；北宋以汴京為都，南宋偏安臨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錢穆認為，歷史上凡是定都長安的王朝都展現出一種逆勢進取的國家精神。就自然條件而論，長安實非定都之首選，關中地區(qū)的經濟不足以供養(yǎng)國都，因此需要利用漕運從中國東部地區(qū)輸送糧食物資，勞費極大，同時秦漢以來中國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陽和汴京都是中國人才薈萃的淵藪。而長安則需要將東部的精英一并輸送至長安。然而錢穆認為，就各個王朝之立國規(guī)模來看，西漢和盛唐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個國家的內在精神充滿了昂揚堅韌和積極進取的大國氣質。相比之下，東漢則更顯局促和守成，而北宋則疲軟不堪，無力對抗北方游牧民族而國家淪陷。
錢穆認為，整個中國即是一個政治身體，“國家形勢，譬之人身，倘以中國為一大人，西漢則頭腦在關中，洛陽其胸部”。因此，西漢隋唐政治身體的頭部直接面對苦寒貧瘠的自然條件和北方外敵的軍事威脅，“頭腦豁露在外，時時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個國家始終處在一種動態(tài)的危機感之中，由此激發(fā)了一個民族的積極進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種奮斗競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國是一個農業(yè)文明國家，而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的特征即是安土重遷，封閉自足。錢穆認為，首都的選擇應當從整個文明的精神氣質上考量，彌合調劑中國文化氣質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資源和人力絕不足以供給一個首都的規(guī)模需求，因此必須要建立和維持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和財政汲取能力，把全國尤其是東南地區(qū)的人力物力補充到首都來，籍此來保障中國的國家機器在此種逆勢的動進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錢穆看來西漢隋唐的政治首腦“常帶一種復雜的動進性于不自知覺之中。而此種復雜的動進性，實與農業(yè)文化之安定純一相得益彰”。
錢穆將上述國家首都與民族精神的內在關聯擴展到對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錢穆認為，西歐文明的中心始于希臘，繼之以羅馬，近代以后經西、葡、荷、法而到英國，然后再次轉向大陸，又德國到蘇聯。總體而言，文明中心的歷史演變遵循了“由平趨高，由暖趨涼，由小地面到曠大處”的規(guī)律。錢穆認為，西歐文明中心的地理變遷規(guī)律使得歐洲民族得以不斷保持一種“精力彌滿，不斷有奮進邁上之概”。麥金德等地緣政治學家將這一西方文明迭代繼起的演變過程，大體總結為陸權最終對海權所具有的戰(zhàn)略優(yōu)勢，而錢穆則以地形高低作為文明中心變遷的內在機理。
相比之下，中國文明的歷史轉動趨向卻剛好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因此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整體規(guī)模是順勢向下的，缺乏一種逆勢進取的文化精神。事實上，中國不同區(qū)域之間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偏枯”現象正是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個國家同時存在兩個形態(tài)相互對立的區(qū)域往往是大亂將至的前兆。因此，錢穆認為，中國歷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內部去尋找，那么中央政府就應該領導全國的知識分子和經濟力量，回向中國廣大的高寒內陸地區(qū)。
如果把視野拉回到錢穆所生活經歷的歷史世界之中，我們就更能體會錢穆從國家民族精神層面推崇西安為新中國國都的用心了。一方面，從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的十年時間，都城一直位于南京。在錢穆看來，此時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策和機構已然處在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的侵蝕和感染之下。如果未來的中國想要擺脫官僚資本以及這種資本力量所內含的奢榮萎靡的精神氣質，就應該將政治中心同經濟中心相分離，“若據經濟情形，則政治首都不必與經濟中心重規(guī)疊矩……若求以艱苦卓絕建新國，若求超拔于官僚資本貪污惡濁空氣之氛圍，則毋寧以政治首都遠離商業(yè)城市”。
另一方面，中國尚處在外敵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錢穆認為，中國文明的未來恰恰就需要在這種極端的刺激之中促使這個古老文明迸發(fā)出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種新精力，將是“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始”。在西安這樣的自然人文環(huán)境下，中國的新一代政治精英，從政治家，軍人到思想家都應該在此接受洗禮，體悟中國民族精神中堅毅強韌篤厚偉大的一面，常保此種救國于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為實現新中國文明復興的“活的長城”。
▍兼具海陸的大陸農國：文明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道路選擇
“夫新中國之建設，將為內陸開發(fā)乎？抑為海洋飛躍乎……此誠國家百年大計，所當先決，國策則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選擇將不煩言而定。”錢穆在《論首都》的結尾敏銳地指出，首都問題的背后實際上是戰(zhàn)后新中國的海陸文明道路選擇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錢穆的主張是典型的“陸地中國”觀念。錢穆對陸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國防因素的支撐，即前文所述對北部軍事威脅的積極防御，同時錢穆亦有對中華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們不難發(fā)現，錢穆并沒有把新中國單純定位于一個陸上或海上國家，而是提出“大陸農國”這一概念，凝練地表達了他對未來中國文明道路選擇的設想和期望。
錢穆在其1943年發(fā)表的《農業(yè)與國防芻議》一文的開篇，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一大陸農國也”。由于此文發(fā)表于抗戰(zhàn)時期，往往被認為是一篇針對國防建設問題的應時之作。其實早在1942年的《戰(zhàn)后新首都問題》中，錢穆就把“大陸農國”這一概念提升到文化價值層面來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亦是一個最標準最理想的大陸農國的文化”。到了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錢穆在其《中國文化史導論》與《文化學大義》當中，以中西文明比較的視角系統(tǒng)闡明了“大陸農國”理念背后的文明意義和價值關切。
首先，錢穆認為，“大陸農國”是對中國地理環(huán)境和歷史情形的總體性概括，“遍國中皆農村，遍國人皆農民”，中國自古即是一個以農業(yè)為主的國家，中國的國民之大部分也由農民組成，因此從歷史事實和國家現狀來看，中國都是一個依托于大陸的農業(yè)國家。按照主流的政治經濟觀點，相比于現代工商業(yè)文明，農業(yè)文明是一個封閉和落后的文明形態(tài)，直到晚近，在中國諸多文學歷史作品中農耕文明特質往往仍被視為當今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根源和病癥所在。而錢穆早在1943年的《戰(zhàn)后新首都問題》中明確提出：“中國已往是農國，中國人之將來依然仍是農國。只不過要成為一個新大陸的新農國而已。”
如果要想理解錢穆對農國的推崇，我們一定要將其放置于民國學術和思想的語境之中來考察。一戰(zhàn)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親眼見識到了歐洲戰(zhàn)爭的殘酷和無情，并轉而考察和反思西方國家科技和物質文明的弊病根源之所在。
1925年，章士釗在《甲寅》雜志發(fā)表《農國辨》一文，其中的“農國”概念，正是基于對工商業(yè)資本主義之根本弊病的認識而提出的。章士釗是如此定義農國的：“取義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攫國外之利益……謂之農國”，而與之相對應的工國的定義則是，“因之資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資兩階級相對如寇仇者，謂之工國”。因此在章士釗這里，農國已經不是意在農業(yè)，而是借助農業(yè)文明和農業(yè)精神中的某些特質和經驗，來彌補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弊病。
錢穆的農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章士釗等民國學人的問題意識和思路，并且更進一步，從深層次的中西文明比較的維度來闡述農業(yè)文明之優(yōu)劣。在《中國文化史導論》和《文化學大義》中，錢穆把世界諸文明的起源劃分為三種，并分別對應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世界人類文化在源頭上，有三大類型：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yè)文化”，“大抵游牧發(fā)展于草原高寒地帶，耕稼則多在溫帶平原河流灌溉之區(qū)，商業(yè)則繁盛于海濱及近海各島嶼”。而錢穆又進一步指出，這三種類型其實只需分為兩類：農業(yè)文化，游牧與商業(yè)文化。
錢穆比較分析了內含于這兩種文明深層的不同精神氣質和價值理念。游牧與商業(yè)文化具有諸多根本性的共同特質。首先，這兩種文化都需要向外依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斷流動，而商業(yè)民族同樣在利潤的追逐下不斷遷徙。這種不斷流徙的生存空間，賦予此種文化鮮明的敵我意識，因而具有內部的團結和外部的侵略性。這種侵略性和生存競爭，進一步賦予游牧商業(yè)文化的個體以高度發(fā)達的工具理性，即“富工具感”，同時也由此生成了這一文化發(fā)達的經濟理性。因此這種文化在后來往往在尋求富強的能力上更勝一籌。
我們不難看出，錢穆所說的游牧與商業(yè)文化正是他對西方文明源頭的類型學剖析。緊接著，錢穆實際上通過分析該種文化的弊端，來分析現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病癥。首先，這種文化由于不足以自存，所以要不斷向外擴張征服，然而空間是有限的，一旦到達擴張和征服的頂點，就必然面臨著衰落和死亡；其次過度發(fā)達的工具理性和工具觀具有一種“反噬”功能，當人類不斷征服自然，不斷將外物作為自身的工具之時，“乃自陷于工具之依存。故先則人為主而器為奴，繼則器為主則人為奴”，現代的機械生產和科技同時也在異化著作為主體的人類。
錢穆對中西文明的類型學劃分的深層含義是什么呢？不難想到，身居“草原高寒地帶”的蘇聯和位于“海濱及近海各島嶼”的英美，正是當時世界上陸地強國和海上強國的典型代表，在錢穆看來，基于海陸二分的這兩種文明在本質上都是西方文明衍生出的兩個分支，既共享著同樣的文明優(yōu)勢，自然也都具有同樣不可調和的根本弊病。錢穆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這一觀點，即從文明傳統(tǒng)而言，英美等自由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的蘇聯都源自一個共同的西方文明傳統(tǒng)，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既不能走向西方意義上的海權，也不應走向蘇聯意義上的陸權，而是要走出自己的文明道路。
因此中華農業(yè)文明不是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補充和調和，而是一種從源頭上就與之完全不同的文明類型。在錢穆看來，由于農業(yè)文明的自給自足，農業(yè)民族往往輕工具，不尚征服，社會組織散漫但人倫觀念極重，輕財而質樸，安足而純一。這些特點恰恰站在了游牧與商業(yè)文明的對立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業(yè)文明的天人關系上，農業(yè)民族強調天人交合，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固守耕作，生于斯，老于斯，因而對中國人來說土地具有一種強烈的情感價值意義，繼而在人與社會關系層面上，中國文化把人生和社會視作渾然的一體，個體的“小我”與大自然亦為渾然的整體。
錢穆認為，農業(yè)文明使人安足，不相爭奪的精神特質能夠帶給人類真正的良善的生活，因此農業(yè)文化才是“人生理想之最先步驟”。同時，農業(yè)文明亦具有一定的缺陷，如不擅于富強之道，往往易于被他人侵略而不能自保。因此，農國需要“大陸”這一地理特征作為其保障。“（農業(yè)文明）其小型者，易受外界征服文化之侵凌而不克抵御……如中國則為大陸農國……故其文化繼續(xù)綿延，且有新生。亦由團結力強，不易為外圍侵略所征服。”錢穆在此同樣借助了文明比較的視野，他指出，古代其他的農業(yè)國家，如巴比倫和埃及都是小型農國，因此“其內部發(fā)展易達到飽和點，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強暴，因此古代小型農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而中國作為古代唯一的大陸農國，“自始即在一大環(huán)境展開”，不僅有利于大一統(tǒng)國家形態(tài)的構建，而且抵擋異族入侵的能力更強，因此得以文化綿延數千年。
然而晚清以降，中國文明所面對的不再是傳統(tǒng)的游牧文明，而是以泰西諸國為主體的西方新型工商業(yè)文明，其特征“乃為有新科學、新工業(yè)之裝備”，傳統(tǒng)中國文明的大陸農國特征已經不足以應對西方諸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的全方位挑戰(zhàn)。錢穆認為，中國文明的未來在于返本開新，將大陸農國與新工業(yè)相配合，用新式的機械科技發(fā)展農業(yè)，同時將國家戰(zhàn)略的重心放置在內陸，實現文明轉型。這樣的文明不僅可以實現自身的安足，并且“領導當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國家是賴”。
最后要指出的是，錢穆絕非不重視海洋，實際上，在錢穆“大陸農國”的地理規(guī)劃中，海洋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錢穆繼續(xù)訴之于歷史規(guī)律的總結，他指出，自古以來中國“傳統(tǒng)人文基點精華”之所在，構成了一個半環(huán)形，正是“大陸與海洋交割的邊緣”。從春秋戰(zhàn)國的齊魯之地，到明清的江浙，中國的文化中心以及民族新生命力的煥發(fā)，都發(fā)端于這一“中國弧”之上。
晚清以降這一弧形已然擴充到中國的東北和西南。1942年前后錢穆輾轉川滇等地，先后任教于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高校，這段人生經歷使得他對云南地區(qū)的風土人情和歷史地理印象頗深。1947年錢穆在《昆明日報》發(fā)表《中國文化之新生與云南》一文，從地理要素來詮釋中國文化的歷史特征以及中國文化新生之大勢。錢穆認為，中國文化“不斷有新地域之新人文參加活動，常使之有新生氣與新力量”，這一點是中國文化得以歷經數千年而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廣闊的文化疆域和規(guī)模對文明存續(xù)而言至關重要，“欲求一國文化之常榮不謝，則先求其疆域之恢宏，為一統(tǒng)之大國”，只有如此方能不斷有新地域和新人文代興，維持一個文明體得以長盛不衰。
而在錢穆的時代，西南地區(qū)尤其是云南正是這樣一個新地域，他明確提出：“今論中國文化新生機之所托命，一曰東北，一曰西南。”從氣候和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云南氣候溫暖宜人，交通條件則為“國家之奧區(qū)，臟腑腹地”，較之直面北方勁敵的東北更優(yōu)。從歷史條件來看，云南在中國以往文化地位中不占重要位置，但如今國內外交通發(fā)展，在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政府遷都西南，云南地區(qū)亦得到區(qū)域開發(fā)之助力，有此機運之功與人事之助，今后云南人文“在不久的將來，寧有不為中國文化之新生機、新動力之主要一脈者？”
同時錢穆認為，這一半環(huán)形的地理空間，尤其是新近的東北和西南沿海將預示著中國的新生。只是這一象征著中國文化之生命力與精華的半環(huán)并不能代表全部之中國，錢穆提請我們注意，在這個弧形的對面有另外一個弧形，即“以新疆為中點，東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的一半環(huán)”。
錢穆先生對今后中國政治地理的終極規(guī)劃，可總結為四線之間的溝通和衡平：其中第三線為長江平原，此地應成為“新中國之胸腹營衛(wèi)地帶，文藝、美術、科學、工業(yè)應在此一帶發(fā)皇。此一地象征著中國民族之活潑文良清新智巧”；最南一線的珠江平原，“代表著近代中國之新興精神，與大海相吞吐，與世界相呼吸，工商制造，往來貿遷，這里象征著新中國之動蕩”，新中國應當將珠江地區(qū)塑造成為一個海洋文明的經濟和文化區(qū)域。
這兩大橫線區(qū)域的背后，是“泱茫曠蕩的大陸。這一個大陸，正為中國人的命脈和生根”。而西安正是這個大陸的正中心，亦可以被視作“半環(huán)地帶”的圓心，因此西安天然能夠統(tǒng)合各個蘊含著不同發(fā)展前景和精神氣質的諸地域，得以盡顯人文建國的平衡凝結。因此新中國的第二線是西安—北平線，構成中國的政治中心線，這一線要彰顯出一種逆勢進取和堅毅篤厚的漢唐精神，培養(yǎng)新一代的國家精英，填補一百年來中部區(qū)域的塌陷，同時充分利用國家資源調配和動員能力，將人力物力逆向輸送至第一線：蒙古—新疆—西藏的內陸環(huán)線。
從載于《尚書》的盤庚遷殷到晚清康有為、章太炎等名家的遷都策論，定都及圍繞該問題的政治思考盡管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關注，但卻始終浮現于中國政治和思想文化演進的脈絡之中。錢穆的首都論承繼了傳統(tǒng)對都城乃至中國歷史政治地理的思考與理論總結，力圖在古今中西之間創(chuàng)設出一種新的文明想象。錢穆于1946年所希冀的中國遠景，是一個依憑自身數千年文明傳統(tǒng)和立國精神、充分吸收海陸文明之優(yōu)長并卓然屹立于世界的大陸農國文明共同體。因而，錢穆在他的論著中多次使用了“大地”的意象，在他看來，中國這片“大地”蘊藏著中華民族的“法權和正義”。中國文明在起源上即具有獨特性，中國文化產生在高寒苦瘠的遼闊大地之上，艱苦的生活條件塑造了中國人的進取精神，而遼闊的土地使得中華文明具有強大的展拓性。錢穆尤其指出，生長于大地上的文明能夠不斷接受新的刺激和發(fā)展，在新的環(huán)境中“湊集還歸”。
對當時的中國而言，以西安和洛陽為中心的漢唐故地已經沒落千年，正可被視作一片新辟的疆土，在錢穆看來，定都西安正是要將中國的政治中心放置于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以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和活力，“從小地面復歸到大地面”。超大規(guī)模性和農業(yè)文明傳統(tǒng)不僅意味著當前中國國家戰(zhàn)略的地域差異化和治理復雜性，同時也為中國文明的自我超越提供了潛在可能性。獨特的文明傳統(tǒng)和“海陸樞紐”的地理空間特征讓中國并不必然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而是能夠“反求諸己”，在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本文原載《思想戰(zhàn)線》2021年第2期，原標題為《“建國于大地之上”：錢穆的首都論、立國形態(tài)觀與文化地理學》。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