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武藤一羊 | 人民計劃研究所
【導讀】近日，日本政府在國內外一片反對聲中，作出驚人決定，明確表示將福島核電站的有害核廢水排入大海。日本曾遭遇核彈災害和福島核泄漏之苦，但其處理核事故極不負責任的態度，令舉世震驚。人們不禁追問，日本的核能體制到底是怎么建立起來的？究竟有著什么樣的目的，暗藏哪些風險？
日本學者武藤一羊基于歷史分析，揭示了暗藏核武器制造潛能的核電能源體系，對戰后日本在美國陰影下維持國家安保與獨立的特殊意義。二戰后，日本作為戰敗國屈居于美國霸權戰略的從屬地位。日本政治精英試圖將原子能作為國家安全保障和國家威信來源，但其核武裝的嘗試遭到美國的疑心和反對。為了使“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術及經濟潛力”不被識破，日本的核開發便穿上了能源政策的外衣：通過向國內外大肆宣傳，對日本民眾進行洗腦，以封鎖任何異議，由此論證發展核能的合法性。這一宣傳不僅掩蓋了核能發電對環境、人體的危害，而且戰略性地掩飾了核能發電并非僅限于單純的發展能源產業地目的。由此，核能被作為日本的一項國策來推進，給今天的核泄漏及其善后問題留下巨大隱患。
本文原載《人間思想》集刊第二期，原標題為《活動著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感謝作者、譯者授權“文化縱橫”新媒體發布，供讀者思考。
▍日本核電體制的形成
1960年代是全球商業核電產業起步的時代。日本用于商業的核電起始于1966年東海村第一號反應堆的啟動，在1970年代急速擴張，并作為國家的一大支柱產業而起步。1970年代20臺機組，1980年代16臺機組，1990年代15臺機組，2000年代5臺機組，多年來，核電產業幾乎以每年增長150萬千瓦小時的直線型幅度在增加。核電似乎已滴水不漏地被納入了國家的能源政策。
然而，這意味著某種超越能源政策的事物誕生了。原子能作為一個堅固的結構，出現在國家的核心部分。學者吉岡齊把這種圍繞核電形成的結構稱為“原子能體制”。它的政策特征在于“為了維持國家安全保障的基礎，在國內保持先進的核技術和核產業的方針”，并為其冠上“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之名。吉岡指出，在這個前提之下，“在承擔開發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導下，有相關利益關系的各部委、電力部門、政治家和有實力的地方自治體四者為主要成員”，“再加上生產商及核能研究人員六方”構成了復合體。復合體是為了制定“基于內部利害而協調一致政策”。它與“軍產復合體”或者政、官、財相勾結的“鐵三角”有著同樣的結構。最近“原子能村”這一稱呼所指向的正是這種結構。
吉岡將“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定義如下。
“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是日本暫不保有核武裝、但須奉行保有足以實現核武裝技術與產業潛在能力的方針。這是日本國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據此，以持有核武器作為安全保障政策基礎的美日兩國軍事同盟的安全性就有了保障。“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這句話所附帶的意思是，擁有先進的核技術及核產業是國家威信的重要源泉，也就是“原子能即國家”。另外，由于二戰時期日本特有的歷史背景，國家安全保障這一詞里也包含了能源安全保障的含義。面對一般國民時，這一含義常常會被強調。從這個公理來看，核技術，尤其是敏感核技術，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無論如何，在日本，核能政策由于和國家安全保障密切結合在一起，被認為是國家基本政策的一部分。
被稱作公理真是很絕妙。公理是不需要證明的真理，已經被抹殺了要求證明的權利。在這里，原子能與軍事在戰后日本以獨特方式結合的事實被抽取出來，那就是不以核武器形式出現而作為軍事要素的原子能發電。但在面向普通民眾時它卻是以能源政策被提出來的。311以后，東京電力公司、政界、財界以及媒體之中核電維護推動派的核電擁護論，基本上100%都以如果沒有核電、電力需求能否被滿足、能源是否夠用等威脅論構成。這一手法僅僅打開了遮蓋原子能體制實質簾幕的一部分，僅僅將能源的面目呈現給公眾。從這個角度看，“國家安全保障”的本來面目就無法看到了。
(2017年10月3日，工作人員在核廢料儲存場工作，圖自澎湃新聞)
有趣的是，這段時間有關原子能利用、類似1954年原子能預算宗旨說明那樣露骨的軍事意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裝論被移植到看上去與核電無關的語境中并復活。那是在解釋憲法的脈絡之下進行的。開此先河的是岸信介。1957年，剛剛執政的岸信介就在參議院提出在自衛權的范圍內可以保有核能。他還在眾議院提出，“一叫做核武器，就被認定是違憲，這樣的憲法解釋是不正確的。”通過1960年的安保改定，岸信介使日本自發加入了美國的霸權戰略。他雖將修改憲法作為自己的政治使命，但也成為第一位提出在現行憲法之下也可保有用于自衛的核武器這種令人驚異的憲法解釋的首相。這一立場被之后的歷任自民黨政府所繼承，并被反復認定。但是這一立場被置于與核能產業相剝離的言論空間中。其名與實被分開，被放置在任何時候都能合為一體的位置上。
吉岡將原子能體制作為“國家安全保障”的核心。這一視角對于從整體上把握311以后的事態也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雖然最近媒體也公然將“原子能村”作為批判的對象，但它們所做的僅是將從電力產業與官僚的沆瀣一氣中獲利的利益集團捉出來，僅僅將原子能問題作為能源問題來論述，并沒有觸及“國家安全保障”這一核心問題。
對戰后日本而言，國家的安全保障是在（1）依靠日美安保提供核保護傘、（2）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3）限定非武裝的憲法第9條與憲法民主主義這三種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是一個有著特殊的多元復雜性的領域。這三種要素與前文提及的戰后日本國家的三原理分別相呼應，但在原理上卻相互矛盾。
日本的核能力建設是為了實現其中的（2）而定位的實體性要素，但又處在（2）與（1）的相關關系、即與日美安保體制的微妙關系之中。在構成戰后日本國家的三大原理中，由于美國的世界戰略原理現在仍壓倒性地發揮著作用，即便日本想實現核武裝，根據自己的判斷使用武力，然而這是美國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違逆美國而選擇（2），對日本的統治集團而言無異于毫無出路的冒險。況且為了修改憲法所做的中心突破也沒有成功，（2）仍舊在（3）的憲法體制的一定制約下，因此，日本若是退出NPT（《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選擇核武裝的道路，則不可避免地會招致國際性的孤立。
我們接下來討論這些矛盾的各種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且原子能在其間占了什么位置。
▍佐藤政權——“核武裝牌”及其效果
首次將核武裝的選項寫入政策議案的是佐藤榮作首相。佐藤就任的1964年到1972年7年時間是世界格局、特別是亞洲格局發生巨變的時期。這個巨變時期也是越南戰爭及中蘇對立的時代，而“核”是左右這場巨變的暗中出場的角色。
美國于1965年開始轟炸北越并向南越大量增派步兵。戰爭的逐漸升級也引起了世界性抗議侵略的反戰運動。另外1950年代末開始與蘇聯日漸不和的中國于1964年開始進行核實驗，成為了第五個核保有國。同時，NPT出現，最初有62個國家于1968年簽署了該條約。美國發起的越南侵略戰爭在68年的新年攻勢后失卻了勝利的希望。同時，中蘇關系發展到69年時出現了珍寶島武裝沖突，中國切實感到了蘇聯核攻擊的危機。應中美雙方的需要，71年基辛格國務卿秘密訪問中國，72年尼克松總統實施了對華訪問。中美關系破冰震驚了全世界。戰后的國際關系發生重大變化。
在這個時期，作為首相執政的佐藤在越南戰爭問題上明確表示支持美國。在日的美軍基地成為了出兵基地，日本的軍事和民間設施也都被動員起來為美軍服務，ODA(政府開發援助)也在南越以及周邊親美各個國家展開。沖繩的美軍基地成為B52轟炸機的出擊基地。韓國不僅向越南增派陸軍，還在美國的施壓下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日韓關系正常化”。1965年，日本在日韓條約上簽字，這成為了支配韓國經濟的開端。在這期間，佐藤也開始和美國交涉沖繩復歸的相關事宜。
這個時期也是日本國內對抗國家權力和既成社會秩序的叛亂在全國蔓延的動蕩時代。針對美國發起的越南侵略戰爭，反越戰團體及新左翼等反戰反安保運動、學生的全共斗運動、女性解放運動及新傷殘人士運動、以三里塚及水俁為代表的地區民眾運動相繼出現，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動蕩局面。反對越戰=“反對美國戰爭”成為了當時社會上最為普及的運動基礎，也產生了對積極參與戰爭的佐藤政權以及支持這層關系的日美安保的批判及抗議意識。在直接全面卷入這場美國戰爭的沖繩，復歸運動打起了“無核回歸”、“反戰復歸”的旗幟，向美國統治下遺棄了沖繩的日本政府施壓。
在此期間，佐藤首相秘密下令對核武器制造和核武裝化進行探討。佐藤內閣打著“沖繩不復歸，戰后日本無從結束”的口號，與約翰遜政權及之后的尼克松政權開始交涉，終于在1972年根據沖繩協議實現了沖繩施政權的復歸。
“日本的核武裝”在這場交涉中作為暗中的演員登場。佐藤于1965年就任后馬上赴美訪問，與約翰遜總統進行了會談。拉斯克國務卿單獨詢問佐藤日本要如何應對中國保有核能這一狀況時，佐藤告訴他，日本人認為日本不應保有核能，但是自己作為個人則認為為了對抗中國的核能，日本也應該保有核武器。藤田幸祐在上述論文中指出，這是佐藤作為日本首相首次“將核武裝問題作為外交牌來使用”。
從90年代中期起，佐藤內閣進行的日本核武裝討論的經過就開始被特別報道出來。政權更替之后，由于多少已經開始對過去事實進行檢驗，所以在現在得到了迅速的公開。在此期間，筆者自己置身于反越戰和沖繩復歸問題的運動中，對同時期竟然也在進行核武裝的過程毫不知情。當筆者意識到這一點時，深感愕然。不僅僅是我，當時的運動也沒有將這令人恐懼的過程納入運動射程之內。
NHK在2010年10月3日的NHK特別報道“追求核的日本”中，披露了當時的日本外務省與西德外交部之間如何從NPT蒙混過關、就核武裝對策進行共同討論、并在箱根舉行秘密會談的事情。節目采用了當時外務省當事人等人的證言，相當具有沖擊性。由此，外務省倍感壓力，于11月全部公開了佐藤所任命的“外交政策計劃委員會”于1969年9月25號簽發的絕密文件《日本的外交政策大綱》及NHK報道的《關于所涉文件的外務省調查報告書》中提到的與核武裝相關的100多部文件。這些都是當年佐藤政權針對中國的核保有及加入NPT等，從正面對核保有這一選擇進行探討的證據。
藤田詳細敘述了在此期間，根據佐藤的指示，關于日本核武裝的研究和探討是如何由內閣、外務省、防衛廳、海上自衛隊干部在正式、半正式和私下場合被大力推進的。時任國防會議事務局局長的梅原治及防衛廳中堅干部組成的非正式集團“安全保障調查會”自《日本安全保障系列專題》（朝云新聞發行）開始，從1967年到1970 年間陸續出臺了探討日本核武裝在技術、戰略、外交、政治方面可能性的研究與提案。《日本安全保障》68年版中收錄的長篇論文《日本核武器生產的潛在能力》中針對日本的核能設施轉型為核武器生產的可能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說日本若進行核武裝不應該利用濃縮鈾制作鈾彈，更適合制作钚彈，并且由此得出不可避免要建設廢料處理工廠這樣的結論。當時針對核武裝研究的多數結論都認為馬上進行核武裝會增加美國的猜疑，導致鄰國外交上被孤立，因而對此并不看好。但是這些研究卻確認了只要有相關意志，以原子能產業的能力為基礎，就能切實保有核武器，這就使得核保有問題由岸信介所展開的法律討論的抽象層面落實到了制造環節的具體層次。
那么到目前為止的研究結果就核武裝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前文所提及的《我國外交政策大綱》將關于核保有的討論過程以如下簡短的公式進行了歸納：
關于核武器，無論是否參加NPT，雖然目前采取了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在任何時候都具有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經濟、技術潛能的同時，也要考慮如何不受到相關牽制。另外，核武器相關的基礎政策是基于國際政治、經濟方面利害得失的衡量而制定的，這一宗旨要向國民進行普及。
這就是保持任何時候都可將原子能用于制造核武器水平的同時，不加入NPT、或者即使加入NPT也能拿出擺脫NPT束縛方案這一立場的宣言。“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限定在“目前”，而且也在向國民灌輸：保有核武器與利害得失相關，絕不能說絕對不會保有核武器。在反復討論了加入的利害之后，日本于1970年簽字加入了NPT，但那時政府聲明中卻特意強調了退出權——“條約第十條中規定‘當各締約國認定與本條約的對象項目相關的異常事態危害了本國的至高利益時，作為主權的行使，擁有脫離本條約的權利’”。而對此的批準直到1976年才獲得通過。
藤田所指的“核武裝牌”是把這張牌公示以后，以目前不保有核作為讓步，并且以“非核三原則”作為保證，作為交換使美國承諾沖繩“無核復歸”，進而利用放棄自主持有核來換取美國對日的核保護傘交易的成立。然而實質上并不是這般好事。
正如目前為止政府所正式承認的，沖繩交易中因為相互認可在緊急情況下可自由將核帶入該區域的秘密約定，所以沖繩的“無核復歸”和非核三原則從開始就只是說辭。最重要的施政權返還——將美國軍事殖民地的管理交付給日本，是為了讓日本政府去面對沖繩民眾的抵抗。而1969年佐藤尼克松發表共同聲明之時，日本被賦予了全面協助美國維持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遠東地區的安全義務，對于美國戰略更加忠誠。
但是，盡管日本這樣對美國曲意奉承，尼克松和基辛格卻置日本于不顧，開始展開新的亞洲外交。從71年7月基辛格秘訪北京到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和解進程加速。然而美國卻沒有告知為了排除中國加入聯合國投下忠誠一票的日本，對于日本政府來說，這無異于迎面一掌。
然而日本并不僅僅只是被漠視。1971年兩次北京會談中，基辛格與周恩來把日本作為一個共同話題，雙方在對日核武裝和對亞洲擴張保持警戒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基辛格訪華聲明發表一個月以后，尼克松在沒有對日本進行事前告知的情況下停止了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這是來自尼克松的雙重打擊。自此美國一直懷疑日本的野心。由此，我們大概可以說“核武裝牌”的結果適得其反。
▍兩個戰略性的掩飾——原子能與安保
拋開“核武裝牌”的效果不談，原子能體制恰恰誕生于這個時期的核武裝大潮中。日本的核能力沿襲了《日本外交政策大綱》的主旨而生根發展。科學技術廳之下設立了反應堆核燃料開發事業團體，作為未來制造高純度钚的項目，旨在開發核廢料處理工廠與高速增殖爐的技術。為了將作為核武器搬運手段的火箭技術開發統合在國家戰略之下，在科學技術廳下又設立了宇宙開發事業團體。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術及經濟潛力”不被識破，“核燃料循環”計劃也于這個時期提出。藤田指出，這是為了把“钚開發”“作為能源政策的一部分向國內外進行宣傳”，而不使人以為這是在為制造核武器做準備。雖說如此，快中子增殖堆也是生產高純度钚的設備，如果連這也要偽裝的話，就有藏頭藏不住尾的感覺。
如此這般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核心的原子能體制，穿著能源政策的外衣現身，形成了堅固的利益集團，稱霸于社會。然而這樣的邏輯若一旦成立，核電將不得不在現實中發揮給社會和產業供給商業能源的產業機能。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經濟及技術潛能”的原子能產業這一說法就難以說得過去了。就算是打消了“钚難道不是為了核彈頭嗎”這樣的“懷疑”，也不得不實現核燃料循環，所以在技術上無論多么不合理，都需要建設、運營快中子增殖堆。所保持的核能力也不得不整合為能源政策來進行解釋。但事實上，若關閉核燃料循環這一“文殊菩薩”遲遲不動，燃料處理就無從順利運轉，也就沒有處理廢棄物的成型方案。原子能就這樣在作為民營產業都欠缺實現條件的情況下——原本就沒考慮善后這一點暴露了核電與軍事的共同點——不得不作為國策來推進。原子能也不得不繼續被曝光在各種回答不了也不能回答的質問之下。
于是對公民社會進行洗腦就成了原子能產業生存的條件。為了將這種不可能的事情做到底，就要讓多數市民相信“原子能清潔、安全、便宜，是不可或缺的能源”，必須提前封鎖質疑，不能給異議留任何機會。為此就產生了依據電源三法，用補助金收買核電站所建地區的社團，不惜重金收買媒體、專家、藝人、知識分子的必要性。作為地區壟斷企業，本來沒有必要做廣告的電力公司卻支付著天文數字的廣告費用，這一事實自311后東電停止了廣告費支出時才被媒體揭露出來。
這樣的宣傳不僅僅掩飾了核能發電對環境、人體的危害，真正想掩飾的是核能發電存在的理由這一秘密，換言之，核能發電并非單純作為能源產業而存在這一事實。這是碩大的戰略性掩飾。
這里還有必要關注一下另外一種戰略性掩飾。自民黨政權從1960年代開始到70年代一直有意識地在政策上從日本本土政治中抹去“安保”這一爭議點。
對于戰后政治來說，“日美安保”是核心的政治議題。1950年代，決定割讓沖繩的舊金山和約與確定美軍駐留的第一次安保條約的搭配簽訂，強行將國家輿論分成了兩派。舊金山議和意味著美國對日占領結束，那之后以砂川斗爭為始，反基地斗爭廣泛開展，日本出現了判定安保違憲的伊達判決，由此美國甚至要直接介入最高法院、企圖推翻這一判決。進而在1954年，日本出現了多數草根民眾行動起來的廢核運動。1959-1960年，日本出現了反對岸政權締結新安保條約，這也是戰后規模最大的政治斗爭，甚至激化到美國總統訪日被迫取消。無論對美國還是對于把與美國的一體化作為政治支柱的自民黨政府，將這一議題從全國政治中抹去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上策。
為此，讓民心遠離安保政治是十分必要的。接替岸的池田勇人內閣為此打出“收入倍增計劃”，由“經濟成長”帶來的生活質量提高的美夢將民眾意識中的“安保”淡化了。
但從國內政治中消除安保的最有效方法則是將安保實體——美軍基地從本土轉移到沖繩。沖繩學者新崎盛暉指出，在1960年的安保改定與1972年的沖繩返還時，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大幅縮小，而相應地，在沖繩的美軍基地的絕對面積及比例卻大幅擴大。在反抗運動蓬勃興起、新安保條約被沖擊的1960年代，本土的美軍基地減少到了原來面積的四分之一，但是在沖繩的美軍基地面積卻增加了兩倍。1960年代本土和沖繩的美軍基地面積基本相同，但從美軍同意返還基地以后的1969年開始，本土的美軍基地驟減。到74年，本土美軍基地與沖繩基地的比例達到了1：3。今天美軍基地的四分之三集中在僅占全國面積0.6%的沖繩，這種局面是伴隨著基地返還的過程而形成的。
由此，6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70年代初，廣義上新左翼的政治斗爭被鎮壓并且從內部崩潰后，安保在本土的中央政治斗爭中不再是被追究的爭議點，但運動和斗爭并沒有被消滅。80年代面對美蘇新冷戰的激化，數量多且規模龐大的反核運動又廣泛開展起來。反基地斗爭也不屈不撓地持續著，組織起針對海灣戰爭時期向海外派兵、新日美防衛方針等讓日本參與戰爭的抗議行動。然而，在主流媒體那里，安保是不可觸碰的禁忌，一旦觸碰，則會被當作危險人物或過時人物被孤立。
“安保”被強行發配到沖繩，在日本本土幾乎不存在了。但是相反在被強加上基地負擔的沖繩，“安保”遭到了激烈的持續抵抗。從1995年美軍強奸少女案開始全島出現的抗議行動，到今天沖繩所展開的抵抗運動，都快速具備了直逼美國與大和民族兩重殖民地支配核心的性格。安保掩飾結構由此嵌入了深深的裂痕。
無論如何，這個時期在這兩個戰略性掩飾的守衛下，安保、沖繩、原子能這三種要素在強勢的美國霸權體制中被矛盾地統合到了國家安全保障的結構中，非核三原則（附加核密約）則起到了將這個危險結構與國內憲法體制進行勉強整合的紐帶作用。
這三要素的組合方法如下：美國依然將沖繩作為美國可自由使用的軍事殖民地，其管理全權委托給日本，因此免去美國的統治責任；日本則將沖繩作為國內殖民地，對沖繩負有（包含基地在內的）統治責任。這種組合的交換條件是，可以得到美國的戰略體制（核保護傘）“保護”的保證。并且，日本在其保護下，在強化作為美軍戰略羽翼之一的自衛隊的同時，在核能體制堡壘之下可以保持獨立的核武裝技術、經濟基礎，并且可以繼續強化這方面能力。這種結構作為日本國家“安全保障”的結構，在沖繩復歸時被確立下來。而讓人吃驚的是，其中的主體內容持續到了今日。
本文原載《人間思想》集刊第二期，原標題為《活動著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感謝作者、譯者授權刊發，篇幅所限，原文有刪節，注釋略。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