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云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導讀】新世紀以來，世界進入巨變時代，出現了美式單極體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及西方中心世界沒落與非西方世界崛起這四重歷史趨勢的反轉。本文指出，面對百年變局，西方知識界因長期信奉新自由主義神話和西方中心秩序觀，而陷入思想窠臼和意識形態牢籠；因長期奉行個體主義、微觀回溯和邏輯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遮蔽了理論視野，限制了分析工具。這一切使得西方政治學失去了應對人類社會新問題的能力，也失去了與巨變時代的關聯性。
除了舊問題的變化和反轉，人類社會還面臨著新的挑戰。人類社會正在跨入工智能以及新興科技大爆發的時代，這場科技革命將給人類社會帶來顛覆性、爆炸性的沖擊與影響，將給我們的生產與交換體制、社會治理模式以及行為與價值觀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也必然給所有社會帶來極為嚴肅的發展道路與制度設計選擇難題。在邁向智能社會與數字經濟的道路上，中國秉持的社會主義發展愿景與所選擇的制度創新路徑，不僅僅將深刻影響十四億人的根本利益，也勢將影響全人類的共同未來。
歷史趨勢的反轉、西方學界的故步自封以及新科技革命的沖擊，正在呼喚中國政治學承擔起提出新理論、開拓新征程的擔子，以有效回應和幫助解決21世界人類社會面臨的普遍問題。
本文原載《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1期，原題為《百年變局與中國政治學的新征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百年變局與中國政治學的新征程
▍政治學的新征程
面對21世紀人類社會面對的各種挑戰與機遇，中國政治學者的學術任務是艱巨的，知識挑戰的難度前所未有；然而，施展經世濟民、治國平天下抱負的歷史機遇也是空前的。中國政治學者擁有寬廣的思想與理論揮灑空間，有諸多的重大課題有待思想突破與理論開創，因為歷史還遠遠沒有終結，人類政治文明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全球社會的現狀距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還有巨大的落差。
中國政治學者責無旁貸，因為西方主流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者目睹西方政治體制陷入長期衰敗、跨國壟斷性資本擁有支配社會游戲規則的空前權力、貧富懸殊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以及全球治理失靈與失序等這些嚴峻的挑戰，無論在思想還是在行動上都蒼白無力。他們長期頌揚的新自由主義神話已經破滅，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已經難以為繼。他們難以適應21世紀涌現的全球政治經濟新格局以及加速前進的歷史腳步，因為他們畫地為牢，身陷思想窠臼與意識形態牢籠無法自拔。他們無力回應這個歷史巨變時代的知識挑戰，因為他們長期奉行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遮蔽了理論視野，限制了分析工具，在結構劇烈變動及多重歷史趨勢同步翻轉的關鍵年代，他們最擅長的知識技能驟然失去了時代關聯性。
他們深信不疑的理論框架無法解釋中國奇跡般的經濟崛起，他們拒絕承認中國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發揮的巨大拉抬作用，他們不愿看到由中國牽頭的南南合作不斷深化。他們固執地認定，美國霸權的隕落與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沒落，只可能導致全球化倒退、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以及世界政治大范圍的動亂與失序；他們卻無法想象中國有可能帶領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并通過修正全球化的路徑與游戲規則，來更好地推進包容性增長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他們更拒絕相信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引領下，中國有條件、有機會、也有意愿協同全球社會推進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交換模式，一個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論述領域，一個更能統籌兼顧地球上絕大多數群體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全球經濟秩序，以及一個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正因為西方學者刻意忽視與回避這些21世紀重大課題，中國政治學者必須當仁不讓。
中國政治學者更有無可回避的嶄新學術任務。人類社會正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因為所有社會正跨入工智能（AI）以及新興科技大爆發的時代，這場科技革命將給人類社會帶來顛覆性、爆炸性的沖擊與影響，將給我們的生產與交換體制、社會治理模式以及行為與價值觀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也必然給所有社會帶來極為嚴肅的發展道路與制度設計選擇難題。一方面，我們如果能駕馭新興科技蘊含的生產力倍數增長之潛力并實現其普惠作用，我們將第一次有機會打造一個接近烏托邦理想的分享社會與共享經濟；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任由壟斷性資本獨占數字資產與超級數字平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將十分黯淡，因為AI科技、大數據與萬物聯網可以讓地球上極少數人擁有無以倫比的生產力以及前所未有的獨斷權力，他們可以掌控世界經濟運行的命脈，支配所有人的信息來源與思維模式，操弄所有國家的輿論與政治，并輕易擺脫任何主權國家或國際組織的管轄與節制。
在邁向智能社會與數字經濟的道路上，中國秉持的社會主義發展愿景與所選擇的制度創新路徑，不僅僅將深刻影響十四億人的根本利益，也勢將影響全人類的共同未來。尤其在新冠病毒危機之后，如何為智能化生產時代建立新的社會契約，如何確保全民數字資產的公共屬性及其利益分享與回饋機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與物聯網全面轉換國家綜合治理能力，以及如何開創公民參政與民主監督的新模式，已經是迫在眉睫的社會抉擇。這些政策選擇與制度設計難題是嶄新的學術課題，各個文明體系下的政治學者都在同一個知識競賽起跑線上。然而中國在智能社會與數字經濟的道路上已經一馬當先，中國政治學者應該更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迎接歷史巨變時代
2008年10月我應邀做題為《身處大時代的政治學者》的演講。我提醒政治學的同行，此時此刻我們正處于歷史巨變時代，我們正進入民主失落的時代、東西冷戰再現的時代、美國金融霸權崩解的時代、非西方全面崛起的時代以及全球治理陷入失序的時代。“大時代”就是指這樣一個人類社會結構與秩序劇烈變動的時代，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座標迅速消逝、全球秩序面臨全面重組的關鍵時刻，我們正處于百年不遇的多重歷史趨勢同時出現轉折的關頭。
站在歷史分水嶺上，我們同時觀察到四重歷史趨勢的反轉，這四重歷史趨勢的出現與存續時間差別很大，而且彼此之間未必形成有機的聯系，但這四重歷史趨勢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或反轉，都與中國興起有關。
第一重趨勢反轉，就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這個歷史結構形成于后冷戰時期開端，海灣戰爭后美國成為世界公認的唯一超級強權，但是這個單極體系不到二十年就出現根基動搖，所以嚴格說來不構成一個歷史趨勢，更像是一個特殊歷史空隙中出現的“例外”（aberration）。
第二重趨勢反轉就是“第三波民主”退潮。第三波民主的起點是1970年代中期，高潮是1990年代初期，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充分反映了當時西方知識界的志得意滿情緒。這個歷史趨勢只維持了不到四十年就出現退潮。民主崩解的案例陸續增加，許多新興民主國家虛有其表，民主內涵已經逐漸被腐蝕，人民只能忍受劣質民主與反復出現的治理危機。美國民主體制也一步一步走向衰敗，并成為散播劣質民主的最大感染源。
第三重趨勢反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二戰結束后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重建，啟動了新一輪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周期，經濟秩序自由化的趨勢在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后達到高峰。但是隨著“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破滅、超級全球化導致的極端社會分化、反全球化社會運動風起云涌，再加上美國金融泡沫破裂、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停滯，這個將近六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趨勢猶如強弩之末。
第四重趨勢反轉是“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的沒落與“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新興經濟體推進全球治理改革。這是四重歷史趨勢中最根本層次的結構變化，也是一個三百年歷史大趨勢的反轉。進入21世紀后，世界經濟重心加速向亞洲移動，中國發展模式異軍突起，中國推進南南合作為全球化注入新動力，人類歷史舞臺上西方獨占鰲頭的時代即將結束。
當時我提出了如下的呼吁：大時代倒逼我們必須研究“大歷史”與“結構轉型”。我們應該思考：我們正處于什么樣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從哪里來？可能往哪里去？我們所處的時代受什么樣的歷史趨勢主導，又蘊含與累積了怎樣的趨勢轉折與結構轉型動能？我們也要對自己的知識活動進行反思，比如說，我們現有的知識架構與分析工具能否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大問題？我們熟悉的概念與理論是提升了我們的視野還是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熟悉的研究議程與策略是否仍具有時代關聯性？
接下來的十二年，世界大勢的發展則印證了我的基本判斷，但歷史趨勢反轉的速度卻超過我的預期。一連串令人震撼的歷史分水嶺事件一一涌現，讓驚嘆不已的世人幾乎喘不過氣來——從歐債危機、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拆解大西洋同盟與破壞國際多邊體制。一場百年不遇的庚子瘟疫成為壓垮新自由主義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冠病毒危機揭露了美國式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與嚴重不平等，也戳破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賦予他們普遍具備良好公共治理能力的神話。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政治學者應毫無懸念地追求更宏大的學術自主發展目標，一舉跨越移植與借鑒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階段，尤其要突破美國主流政治學的范式。要跨越與突破，就必須對美國主流政治學的偏差與局限性有清晰的認識。
▍美國主流政治學的局限性
西方主流社會科學難以預見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巨變。世紀金融危機讓主流經濟學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體制的合法性危機讓政治學者非常彷徨，他們面對美國科技巨獸對傳統代議民主的顛覆性破壞作用不知所措，尤其是美國主流政治學者無力直面并回應這個歷史巨變時代的知識挑戰。有三個原因導致了美國主流政治學的思想與理論的局限性：首先是源于其固執的意識形態立場，其次是源于其所憑借的有限而片面的歷史經驗，再者是源于其所依賴的過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些深層次的原因，導致多數美國主流政治學者對現存的社會結構與世界秩序欠缺深刻反省與批判能力，誘導他們對西方過去的歷史進行選擇性的呈現與詮釋，喪失了與不同文明體系進行平等對話、增進理解與相互借鑒的能力。
多數西方社會科學家都接受一套基于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這是一種不自覺的意識形態預設立場，這套價值觀牢不可破，很難改變，已經成為一種信仰體系。自由主義價值觀是假定尊重個人自由選擇的社會體制一定是最優秀的、最先進的，不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社會體制，經濟體制更是如此，所以免于政府管制與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一定是最好的，因為企業在投資、雇傭、采購、生產、定價、生產資源空間配置等決策上享有高度的自主性。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主張人是理性的，本能上就會追求效用極大化；自由市場是一套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它會自動達成總體均衡。他們完全信奉哈耶克這些人所倡導的核心假設，他們的信仰比信教還要虔誠。他們認為以多黨制與普選程序為核心的代議民主尊重公民的自由意志與政策偏好表達，所以必然是最優秀的政治體制，一定最能滿足多數人的政策需求，產生最高質量的公共治理，享有最堅實的合法性基礎。對于對這套思維深信不疑的西方學者而言，中國能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快速追趕歐美是難以理解的；當前西方民主體制出現的治理失靈問題與體制合法性危機是不可思議的；2008-2009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日本、歐洲與美國經濟陸續陷入零利率陷阱，也是不應該發生的；有些非洲國家居然會去借鑒中國發展模式更是無法接受的。
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群體所普遍采取的另一預設立場就是西方中心世界觀，這與上述的自由價值觀是相互呼應的，因為他們相信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就是一直循著實現個人自由的大方向前進的。基于這種預設立場，他們深信西方的價值標準具有普世性，放諸四海而皆準；他們傾向于以現存西方體制作為標桿來判斷其他文明體系的進步與落后，深信當前西方社會由代議民主、自由市場與自主公民社會所構成的三位一體，代表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發展水平，所有非西方國家不管從什么起點開始，無論根植于哪種傳統文化，或早或遲都會向西方模式靠攏，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移植西方模式，就是處于頑抗的過渡階段，這是典型的歷史終結論。不管是西方主流政治人物還是社會科學者的論述，都體現了這樣一種自我中心的預設立場。這種自信來自于過去三百年西方國家長期主導世界秩序與意識形態話語權，代表現代文明的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都發生在西方，他們已經習慣于做主導人類歷史的主角。
所以，他們本能地抗拒非西方世界全面興起對現存國際秩序可能帶來的修正與改變，敵視任何可能挑戰西方國家對普世價值話語權壟斷地位的競爭模式，對任何超越西方經驗的政治思想與論述抱持歧視態度。所以他們必然會把中國視為最大的威脅，會不斷試圖妖魔化中國發展模式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最近幾年，我與很多西方主流國際關系學者進行對話，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們在面對時代潮流時的一種抗拒心理?？陀^上我們已經跨入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階段，但他們卻找出各種理由不愿意承認世界秩序已經出現的深刻變化。
西方主流政治學對于自己理論的歷史經驗基礎相當單薄的問題缺乏自省。其實嚴格意義上的普選制與多黨制代議民主，在人類政治文明歷史長河中只有短暫的實施經驗，這種體制能否保證“良好治理”與“長治久安”，仍有待時間與實踐的檢驗。從西方自己的歷史經驗來看，如果不能把內部社會矛盾移轉到外部的話，民主是相當脆弱的；20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歐洲民主體制就因為資本主義危機、殖民地與勢力范圍爭奪接近飽和以及社會矛盾激化而崩解。
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覆蓋的歷史經驗也非常狹隘，基本上就是西伐利亞和約之后以西方列強為基本構成單元形成的近代國際體系，因此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就無法硬套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東亞。許多美國主流國際關系學者所推崇的“自由國際秩序”，假設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價值與行為準則可以成為普遍性的規范，而忽視非西方世界有可能另起爐灶，可以根據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建立新的國家合作模式與規范。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與行為模式來理解其他行動者，不能理解中國領導人倡議的“義利之辨”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尤其是美國國際關系學者普遍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美國霸權，包括“霸權穩定論”“安全困境”“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些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這個動機。他們用所謂的“自由制度論”與“民主和平論”，為美國主導的霸權體制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他們對于美國霸權體系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與質量欠佳的問題視若無睹。對于應對新興全球議題所需要的全球治理機制，美國的態度基本上都是消極與抗拒；美國還不斷削弱聯合國體系的權威與功能，因為美國政府已經失去對聯合國會員多數的掌控。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的提款權額度早已嚴重不足，但美國長期反對認股權增資或比例調整，避免稀釋其股權與動搖自己的否決權。在新自由主義思潮作祟下，世界銀行的資本規模長期被凍結，遠遠不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開發融資需求，美國還試圖抵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設。但美國國際關系學者避而不談國際社會如何長期飽受美國制造的國際“公共之惡”（public bads）。例如，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缺失日益明顯，但美國堅決捍衛美元霸權，阻止SDR扮演超級貨幣功能，積極防范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設法阻止石油交易改為以歐元或其他貨幣結算；美國長期推銷“華盛頓共識”，加劇全球化造成的兩極化分配，排除社會邊緣群體；美國主導金融自由化，強迫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解除金融管制，導致熱錢在各國流串，不斷制造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并讓華爾街有毒金融資產泛濫全球；美國以多種名目強推知識產權，維護美國跨國企業暴利與市場壟斷，阻礙創新與知識共享，將藥品專利凌駕生命價值之上；美國將相互依存作為戰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鎖、貿易戰、長臂司法管轄，網絡封鎖打擊競爭對手。
西方的政治經濟學者極少會從宏觀比較歷史角度來闡述二戰后亞洲興起的非凡歷史意義。因為這批成功的后起工業化案例都是在西方國家已經擁有豐沛的資本積累、盤踞產業價值鏈的頂層，掌握多數核心技術與專利保護，控制能源與其他重要資源的供給管道，全盤主導國際經濟金融體系與經濟交換游戲規則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后起的新興經濟體主要是倚靠自身的積累、勤奮與學習，并積極掌握有利于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從參與低階的國際分工開始的；他們從來不是倚靠戰爭擴張、殖民掠奪，也不倚靠對資金、技術與市場的壟斷。這與西方崛起的歷史經驗非常不同，從16世紀一直到二戰結束，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對非西方世界的殘暴侵略、蹂蹣、掠奪、榨取與不對等交換之上的。
然而，多數西方的政治經濟學者都試圖用自由主義價值觀這樣一個簡化的理論架構來漂白西方崛起的歷史。他們對與西方崛起過程中斑斑可考的弱肉強食、奴隸販賣、種族屠殺、殖民掠奪，以及透過戰爭擴張領土與建立勢力范圍這些殘暴行徑都選擇避而不談；也對軍事革命、頻繁的戰爭及戰爭動員在帶動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輕描淡寫。像流行于西方學術界的新制度學派學者諾斯（Douglas North）的歷史敘事就是選擇性的，簡化并扭曲歷史來削足適履，他的作品讓讀者相信英國、荷蘭、法國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正確的制度演進路徑。麻省理工學院的阿切莫格魯（Acemoglu）則試圖讓讀者相信西方發達國家的興起是因為他們采行包容性的政治體制，而且后起的殖民帝國（像是英國）給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遺產為這些前殖民地日后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新古典經濟學者更是刻意忽視國家機構在西方工業化過程中的強勢主導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訣簡化為讓自由市場機制發揮關鍵作用、保護私有產權以及降低交易成本。
他們的分析架構無法容納像英屬東印度公司這種同時具備壟斷貿易、鴉片種植與專賣、武裝部隊、稅收特權與風險投資功能的國家特許商業帝國在殖民掠奪與帝國主義擴張中的關鍵角色。他們選擇性的歷史詮釋經不起嚴謹的歷史分析。其實，西方崛起基本上就是一部“戰爭資本主義”（war capitalism）的歷史，西方崛起的道路是由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與淚鋪成的，這段血腥與殘暴的歷史一直到二戰結束后殖民體制崩解與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才告結束。
與上述歷史呈現鮮明對比的是：中華民族再興與中國道路再次登上人類歷史舞臺，帶給許多亞非拉國家前所未有的自主發展機遇。三百年來第一次有一個興起中的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欠發達國家；第一次有一個大國具備同時在上百個國家興建電廠、超高壓輸電網、光纖通訊網絡、鐵路、地鐵、高速公路、海港的基礎設施超級供給能量，以及協助其他國家克服發展瓶頸的強烈意愿；第一次有一個制造業大國能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與電子商務平臺，協助幾十億人跨入數字與網絡時代；第一次有一個重要的貿易伙伴與投資來源國，以官方開發融資機構以及國營企業為推動經濟合作與發展援助的主體，不事事要求知識產權的保障與回報，也不以資本回報極大化為唯一的考慮；而且作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伙伴，中國理解國情，不灌輸意識形態，不強迫削足適履，不強迫買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脅，不干涉內政，更不搞政變。
▍誤入歧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西方主流政治學者知識困境的第三個源頭，是他們所依循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科學哲學是知識活動的上方指導原則，引導學者根據科學家普遍接受的程序與判斷標準去建構可靠的知識（reliable knowledge）。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家普遍信奉邏輯實證主義，也借助這套科學知識建構程序來標榜自己的知識活動最符合科學的要求，可是他們完全忽視了過去四十年科學哲學理論的劇烈變化，沒有警覺到邏輯實證主義這套科學哲學理論早已被科學史學者以及新的科學哲學理論所揚棄。從今日的主流科學哲學理論的角度來看，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以追求經驗性規律為知識目標，把個人當作社會構成的基礎單元，以及以回歸微觀層次作為社會現象解釋起點的理論建構途徑，都是誤入歧途。不是說依循這樣的指導原則產生的知識沒有用，但它只是工具性知識。如果學者只想回應操作性問題，這些雕蟲小技是有用的，如預測下一季經濟增長率，又如選擇用什么樣的政治宣傳廣告可以打動選民；但要想回應歷史劇變時代的結構重組與長期趨勢反轉等巨型變化問題，這些工具性知識則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在美國也有少數政治學者有這種覺醒與反思，例如耶魯大學伊恩?夏皮羅（Ian Shapiro）在十幾年前就通過《脫離真實的人文科學》（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這本書指出，整個美國的社會科學戰后的走向越來越偏離現實，是孤芳自賞、象牙塔式的知識建構。他呼吁我們應該重新建立一個“實存主義”（或譯“實在主義”）的科學哲學基礎（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他非常反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解釋方式，即回到以個人作為基礎單元和解釋起點的社會科學解釋模式，尤其是理性選擇解釋模式，他認為這完全是誤入歧途。
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在庫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學革命結構的理論后，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理論逐一推翻了邏輯實證論對科學知識活動的一些綱領性理解：包括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子論本體論、經驗主義認識論、法則式解釋與否證主義等這些基本主張，它們都無法通過科學史的檢驗，因為這些主張與自然科學家實際接受的知識建構準則相抵觸。所以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指出邏輯實證論嚴重誤解了自然科學的本質。
經驗主義認識論主張科學研究的范疇應該完全局限在經驗世界，不探討經驗世界以外的事物，這其實并不符合自然科學的認識論立場。科學史研究非常清楚地顯示，自然科學家清楚地認識到經驗世界只是研究對象中非常小的范疇，除了經驗世界的真實，還有實現層次與實存層次的真實存在，后者才是他們探索的最終對象。
過去，在邏輯實證論的引導下，主流社會科學家都認為科學應該追求法則式解釋，依賴經驗性規律來提供因果解釋。比如要研究羅馬帝國為何衰落，就要先找出帝國衰落的普遍規律，讓它來解釋個案。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這種研究途徑荒謬得可笑。除非把帝國衰落的概念抽象化到沒有太多內涵的東西，否則不可能實現這種折騰。但是，這居然成了引領兩三個世代學者的指導性原則?？茖W實存論提醒我們，科學活動最終的目的是對實存世界的構成、這些結構的基本屬性和可能產生的作用作精確而徹底的理解，有效的解釋都是結構性解釋，也就是回溯到現象后面的結構前提或者它的產生機制，而不是用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經驗規律去解釋特定事件的發生。可觀察的行為規律只是社會科學知識探索的起點，而不是終點。這些表層知識不能回答為什么在有些條件之下經驗規律可能發生，什么情況下會出現變化或根本消失。
否證主義也是極為天真的，因為它的前提是事實命題與理論命題可以明確做區分，這樣，事實就可以作為獨立的支柱來驗證理論的真偽了，但后庫恩時代的科學哲學家都認識到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可能性。所以后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理論都提醒我們，所有的觀察（以及記錄觀察的敘述）都是受理論框架引導的，在對經驗現象的任何一種描述或測量背后都夾帶或蘊含著理論。
方法論個體主義引導學者往個體層次找到解釋源頭，經濟學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論都要有個體基礎。從后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尤其是批判實存論（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本末倒置，因為沒有與生俱來具有社會行動能力的個體，只有社會結構才能賦予個人這種可能性。每個人都由于隸屬于并參與了一層一層的結構關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種角色，才具備了社會行動的可能性?？茖W實存論提示我們真實會有不同層次的顯現，這就是“聚現”或“萌生”（emergence）的概念，它的意思是一群更小的構成單元，以一種特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就萌生了更大的個體，這個更大的個體（或結構）就涌現新的、更高層次的屬性，并產生因果作用力，而且這個層次涌現的屬性與因果作用無法歸因于組成這個個體的各個構成單元。這種本質普遍存在于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茖W實存論指引社會科學家要設法辨識及界定更高層次構造的存在以及其特有的屬性，研究社會的起點不是個人，而是個人所隸屬的不同層次的群體或結構關系。社會科學家在尋求解釋來源時應該優先考慮“宏觀回溯”（macro-regression），而不是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微觀回溯”（micro-regression）。經濟學家把微觀基礎當作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礎和所有經濟現象解釋的源頭，這是對社會世界的構成與運作機制的錯誤理解。
▍踏上新征程的必備座右銘
從事社會科學的知識活動，尤其是從事政治學研究，其知識成果都有深刻的實踐意涵，學者不能回避這個學術主體性的問題，也就是研究者的“初心”這個根本問題。你是為誰做學問？你要把學問跟誰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變這個世界或者引領這個時代？在踏上歷史新征程的起點上，我們要清晰地思考如何建立理論和實踐的有機聯系，如何回歸經世濟民的初衷。在中國文化的傳承里，這樣的關懷和思考是極其豐富的。宋明理學名家張載（張橫渠）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動人地表達了儒家對人文修為境界的最高向往，表現出學者對國家社會的關懷、擔當和使命感，可以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坐標。
其次，我們要認清社會科學的理論是歷史性的知識，也就是說它具有時間和空間特定性，也可以說有局限性。沒有所謂縱觀古今、放諸四海、像自然界那樣的無時空限制的規律和定理，這個認識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認識一方面給中國政治學一個特殊任務，我們應該把自己文化脈絡下的歷史經驗與思想傳承，進行深入與全面的整理和理論提煉，提取思想精華與深刻的歷史教訓，能做到這一點，中國政治學者對人類社會知識進步就可以作出獨特的貢獻。另一方面，這個認識作為一種精神武器，能讓我們有清晰的警覺，就是那些宣稱具有普世性的西方理論與思想，往往是反映它自己的世界觀，僅僅根據有限的歷史經驗建構出來的知識體系，盡管值得重視、研讀與掌握，但不要輕易相信那些學問代表了人類歷史經驗和社會科學知識的精華，它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
中國政治學者要建立理論自信，并要具備寬闊的歷史視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已經步入長期的衰退，西方知識精英壟斷意識形態領域話語權的時代也即將結束。中國發展模式的興起重啟了全球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競爭格局。中國發展經驗強調尊重國情差異，在實踐中探索最佳道路，每個國家都應該因地制宜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發展策略與社會模式；不同發展階段會面臨不同的挑戰與難題，需要與時俱進；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模式，也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西方的普選制與多黨制并非是落實“民主”理念的唯一選項，西方發達國家一旦失去以往得以養尊處優的經濟壟斷優勢，內部的社會矛盾就會加劇，更何況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以主權國家為單元的代議民主之間存在日益難以調和的沖突與矛盾，民主政治若不能以社會主義體制為載體，很容易淪為富裕階層主控的寡頭政治，既不能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也無法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發展權利與機會。
在可預見的未來，個別文明體系將持續探索最符合自己國情，并能夠同時滿足穩固合法性基礎、社會公平正義、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國家有效治理四個基本要求的可行政治模式。同時，人工智能、萬物聯網與大數據科技的突飛猛進，更預示全智能公共治理時代的來臨，傳統代議民主也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如果我們把政治體制看作是一個信息轉換過程，政府收集所有人的政策需求與偏好，然后轉換成公共政策、法律與預算分配，那西方民主體制是一套執行信息轉換功能的特殊設計，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也是。嚴格說來，當前的歐美代議民主已經成為非常落伍的信息收集轉換機制，典型的設計是每四年請每一位選民提供最多不到兩個比特的二進制數據，也就是投給甲黨、乙黨還是不投票，把這樣的簡單數據收集起來，憑這點信息就賦予執政者未來四年任命所有重要官員、制定所有法律、頒布命令與編列預算的權力。在信息科技爆發的時代，這種陳舊的機制像是石器時代遺留下來的，因為現代社會的信息技術完全可以讓執政者在任何時候都能全面掌握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對某個公共政策議題的需求或想法，然后根據這個精準信息來制定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而不是讓議會里的幾百個民意代表爭爭吵吵。他們的代表性可以被質疑，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他們背后是否有財團、是否有金主。
所以在智能社會時代，有百年歷史的西方代議民主與政黨政治模式將被迫轉型，需要重新探索如何讓政治體制更有效、更精準地引導社會達成最佳的公共選擇，如何讓公民有更及時、更可靠的途徑反映需求、表達意見與參與民主監督問責，如何讓利益攸關方的多方協商與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有機結合與及時反應實況。這也是中國政治學新征程的一項重大任務。
本文原載《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1期，原題為《百年變局與中國政治學的新征程》。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