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典 |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導讀】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名譽院長周小川在某論壇上公開澄清：數字人民幣的設計初衷不是取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和國際支付貨幣地位，也沒想取代現在第三方支付的角色，而且對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也不大。那么，該如何正確理解數字人民幣在國內外經濟變局中的角色和意義？
本文指出，“數字人民幣”并不是顛覆貨幣本身而創造的“新人民幣”，而是將人民幣改造為一種可記錄數據的價值流通工具，并集成相應的電子支付結算方式。其初衷是重塑大型技術公司數據壟斷造成的諸侯割據式的市場競爭格局，推動數字經濟由目前的私企構建、相互閉環的“條塊化”生態，向未來的政府與企業雙輪驅動、開源運行的新生態轉型，為實現數據資產在全社會的價值流通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
針對全球主權數字貨幣競爭格局，作者指出，搶占數字經濟的戰略制高點已成各國共識，但不宜高估數字人民幣的戰略屬性，夸大其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格局的影響。未來中國能否取得數字貨幣領域的領先地位和規則話語權，既取決于中國的技術方案是否領先，也受貨幣和金融政策公信力、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決策透明度等多重因素影響。因此，應審慎看待數字貨幣時代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與挑戰，將數字經濟與貨幣經濟緊密融合，使數字人民幣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融通內外數字價值鏈、推動經濟數字化順應“雙循環”戰略發展的新引擎。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數字人民幣：數字經濟的生態重構與全球競爭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1年經濟工作，首次明確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目前中國的經濟金融決策者高度關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風險，即部分大型科技公司通過運用“數據壟斷”優勢進行混業經營，同時采取不正當手段阻礙公平競爭，獲取超額收益，造成“贏者通吃”的局面。
大型科技公司的“數據壟斷”優勢是如何形成的呢？可以看到，具備新型“大而不能倒”特征的互聯網平臺都已在小額數字支付市場占據主導地位，通過自身構建以數字支付為核心的數字生態體系，將社會數據生產加工成為平臺私有的數據資源。在大型科技公司激發數據資源價值的商業活動過程中，一方面缺乏監管的混業經營為金融體系帶來一定隱患，另一方面大量新產生的社會數字財富游離于現有經濟金融的統計、測算體系之外，對新形勢下貨幣政策的制定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維護國家信用體系等問題帶來一定的挑戰。
透視新型“大而不能倒”風險的背后，如何化解“數據壟斷”引發的這一組矛盾？中國人民銀行正在研發和推廣試點的數字人民幣將在未來數字經濟生產關系再平衡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電子支付推動經濟數字化
2020年是主權數字貨幣崛起的一年，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央行積極加快主權數字貨幣的研發進程。經過七年的持續研究，2020年數字人民幣（DC/EP）也開始在深圳、蘇州等地區進行公開測試。數字人民幣的試點發行，讓全社會意識到數字貨幣已經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近。
在人類社會的貨幣演變史中，貨幣是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制度變遷而不斷發展變化的，不同形式的貨幣適應了不同階段的社會生產。在當前階段，伴隨著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及其對產業變遷的主導，貨幣作為經濟發展基本要素正經歷著數字化轉型。按照學界通說，數字貨幣是指基于密碼學和網絡點對點技術，由計算機編程產生，并在互聯網等虛擬環境發行和流通的電子貨幣，由一國貨幣當局（中央銀行）基于國家信用發行的數字貨幣，即主權數字貨幣，是法定貨幣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延伸，具有法償性。
人民幣作為中國的主權信用貨幣，它的數字化進程目前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以稱為“電子貨幣”，即通過電子化方式支付的貨幣，也就是在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和銀行電子支付體系中交易與流動的人民幣；第二個階段可以稱為“數字法幣”，即中國人民銀行推進研發與試點的數字人民幣（DC/EP）。
這兩者有什么區別呢？就個人用戶端的使用體驗而言，數字人民幣和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差別不大，但它們背后的機理卻迥然不同。數字人民幣是真材實料的貨幣，而移動支付是一種取、收錢的方式。二者的關系或可以比喻為“水”和取水的“工具”，性質完全不同。換言之，數字人民幣賬戶是一個原生銀行賬戶，里面的金額相當于現鈔，并且這個賬戶自帶央行搭建的一個電子支付渠道。而用戶在第三方支付APP里的賬號只是一個虛擬的、用于記賬的賬戶，其內的金額實際是第三方機構或用戶個人存在商業銀行里的人民幣，用戶在使用第三方支付時，要關聯銀行卡賬戶。
在“電子貨幣”階段，人民幣本身并沒有被改變，改變的是貨幣的支付方式。現有的貨幣銀行體系是產業經濟時代的產物，服務于企業部門。因此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貨幣銀行體系在經濟數字化進程中與大型科技公司相互嵌套推動支付的數字化，形成現有金融體系與數字空間經濟活動之間的價值環流。大型科技公司在這一體系中扮演了價值中介的角色：它們掌握著電子支付體系的行業話語，將線上產業需要的資金與銀行機構的電子貨幣對接，促進了支付和場景的融合，解決了數字時代的線上交易互信問題。
在這一階段，數字支付的蓬勃發展成為經濟數字化的第一個增長極。自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向企業發放支付牌照以來，第三方支付逐漸發展成為支付市場的重要生力軍。大型科技公司以數字支付為核心，以商業銀行的電子貨幣體系為支撐，推動網絡線上交易生態的形成，開啟了早期的經濟數字化進程。在數字科技革命中，新技術與既有產業實現無界限融合，生產、交易、消費等經濟活動的信息在網絡維度空間以數據的形式存儲下來，形成海量數據資源。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的“石油”。經過加工、分析并與具體商業場景結合的數據資源可轉化為有價值、可計量、可讀取、擁有市場價值的數字資產，并帶動數字財富的不斷增值。2019年，全球47個國家的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1.8萬億美元，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達到41.5%；全球數字經濟的平均增速達到5.4%；其中中國的數字經濟總產值達到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6.2%；數字經濟總量比2005年增長了12.7倍，年復合增長率高達20.6%，遠遠高于這一時期全球數字經濟增長速度的平均水平。
中國數字經濟能夠以如此高速持續增長，大型科技公司發展形成的數字生態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購物到社交，從打車到買菜，大型科技公司憑借掌握數字價值中介的渠道，將數字支付滲透至民眾精神、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活動中的一點一滴經數字支付，產生貨幣價值流動，最終由互聯網平臺處理而生成數據。在數字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更多以數字支付渠道為核心、具備高經濟價值的商業場景進入互聯網商業平臺，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其龐大的用戶基數以及相對成熟的大數據運營體系，形成了一個閉環的“DNA”生態，即數據分析（Data Analytics）、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和緊密結合的（經濟）活動（Interwove Activities）三個環流的聯動，打通了從數據生產到價值變現的完整數字產業鏈。
對個體用戶來說，他們只是在這些依托不同商業場景運營的平臺中建立賬號；但個體用戶的日常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數據經過大型科技公司的標準化、結構化處理，就成為公司所有的數據資源。這些數據資源承載了塑造著經濟社會形態商業運行的規律，持續生成新的數字資產，帶動社會經濟財富的數字化。同時，有別于傳統的金融衍生品，在數字化時代，大型科技公司通過向金融服務領域“逆向衍生”推出了多種形式的新業態，如螞蟻金服等金融科技公司，通過喚醒阿里平臺生態內電商、日常支付流水等“沉睡”數據，加以運用算法等數據分析手段，將更多中小企業、個人納入信貸體系進行風險評估和定價，增強了金融的普惠性，客觀上也對數字經濟發展起到了提速作用。
基于“DNA”生態的衍生與發展，類似大型科技公司在過去20年實現迅猛增長。騰訊與阿里目前已形成了兩個10萬億市值規模級別的生態圈，其他數字巨頭緊隨其后，各自加快擴大自身的數字生態規模。
在這一過程中，依托于“電子貨幣”的數字支付成為數字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帶來了對現有的貨幣政策體系的全新挑戰。特別是應對大型科技公司向金融服務領域的“逆向衍生”，金融監管等經濟社會活動的底層規則或將面臨重塑。如何應對這些新問題與新挑戰？由央行發行試點的“數字法幣”將成為未來數字時代宏觀經濟調控領域的關鍵抓手。
▍“數字財富”催生“數字法幣”
在大型科技公司各自構建的“DNA”生態內，每天都在發生巨量的私人支付活動，事實上這些經濟活動是在銀行賬戶體系之外展開的。對于金融監管部門而言，受資本市場估值多變以及多方面因素影響，并不能準確測算由“DNA”數字生態衍生出來的數據資產和數字商品具體規模有多少，它們的真實價值是多少，而這些數字財富已經成為全社會財富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傳統的貨幣發行機制如何應對社會數字財富規模的極速膨脹？
從貨幣的發展歷史看，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貨幣逐步順應去商品化、去價值化的趨勢，實現從實物貨幣向信用貨幣演變。早期實物貨幣借由自身稀缺性、便攜性和易儲藏性的特點實現了充當交易媒介和價值尺度的貨幣職能，提高了經濟活動效率。隨著冶煉技術的進步和國家政權的建立，貨幣完成了由實物貨幣向金屬貨幣的轉變，且出現了由足值金屬貨幣轉為不足值金屬貨幣的情況，法定貨幣的信用屬性得到了初步發展。但金屬貨幣的實際供應量受礦物開采、加工量等因素制約，很難與可交易社會財富規模的增長相適應，易造成嚴重的通縮，甚至引發不同國家之間的貨幣失衡與貿易戰爭。伴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與國家能力的增強，以主權國家信用為擔保的紙幣產生了。貨幣從社會財富中脫離出來，轉化為社會財富的價值對應物、表征物，成為純粹的價值單位或記賬符號，主權國家依據社會中可交易的總財富量發行法償紙幣。隨著信用貨幣體系的發展，貨幣與金屬徹底脫鉤，成為真正的信用貨幣。在信用貨幣體系與數次科技革命帶動生產力進步的雙重因素推動下，社會資產總量和以貨幣計價的社會總財富發生了飛躍式增長。
無論貨幣的表現形態如何變化，它都必須與一定的財富規模相對應，才能發揮其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的功能，服務社會財富的交易與經濟發展。但是，數據資產與傳統物理性資產、權益性資產最大的區別是，它本身具有無限復制性與非均質性，經過復制處理產生數據資產并無過多由體量增加帶來的價值。傳統形式貨幣由于本身不攜帶信息，很難追溯其交易商品，因此很難匹配與數據資產真正價值相對應的貨幣數量。如果虛擬空間中可復制、可共享的數據資產不受限制地兌換成傳統形式貨幣，傳統形式貨幣會簡單跟隨數據量的增長而膨脹，失去價值尺度職能。為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人民幣數字化進程開始邁向“數字法幣”階段。大型科技公司所打造的“DNA”生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數據資本生成的一套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變遷催生了新一輪貨幣形態演變的需要，即要完成主權信用貨幣本身的數字化，其目的之一是為了適應數字資產的崛起帶來的新型數字財富生成的計量需要。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網絡加密數字貨幣難以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價值流通工具。這類私人數字貨幣比照黃金的基本原理，設置恒定的總量，完全按照既定規則限量投放，其實是走上了一條“復古”的道路：一種天然通縮、披著數字技術外衣的類金屬屬性貨幣，無法成為體量、規模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數字財富通貨。數字時代的貨幣須順應信用貨幣的產生和發展規律。正如在上一輪全球金融資本擴張周期中，現代貨幣政策工具不斷多元化，支撐了全球主要經濟體衍生出天量級的金融資產規模，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
理解“數字法幣”的雙重屬性是認識數字人民幣的關鍵：一、“數字法幣”是主權貨幣，其本質是信用貨幣；二、“數字法幣”是數字化貨幣，是脫胎于實體紙幣存在的貨幣形式。這說明，央行正在研發和試點的數字人民幣并非是有別于紙幣形式人民幣的新貨幣，而是信用貨幣的數字化表現形式。“數字人民幣”在央行的正式名稱為“DC/EP”，其中，“DC”是“Digital Currency”，即“數字貨幣”的英文縮寫；“EP”則是“Electronic Payment”，即“電子支付”的英文縮寫——“數字人民幣”并不是顛覆了貨幣本身而創造的一種“新人民幣”，而是將人民幣改造成為一種可記錄數據的價值流通工具，并集成了與之相對應的電子支付結算方式。
數字人民幣的數字化特性，使其既可以成為衡量數據資產的價值工具，也可以為數據資產的交易充當交換媒介，實現貨幣與數據資產的直接對接，成為真正的“數字通貨”。進一步為解決數據要素的價格制定、權益配置與交易機制等一系列能夠加速數字經濟的發展的核心問題奠定基礎。
▍重塑數字經濟的“DNA”生態
數字人民幣當前的定位是替代現金，即M0。短時間內，數字人民幣并不能替代所有現金。目前流通中現金占貨幣總量的比重還不足4%，因此，數字人民幣從現階段貨幣體系中流動的總體規模占比將更加有限。但是，大型科技公司依然對數字人民幣的試點推廣憂心忡忡。甚至在螞蟻集團被暫緩上市前，其上市招股書中也出現了專門針對數字人民幣對其業務影響的表述。大型科技公司對數字人民幣防備有加的原因在于：盡管現階段數字人民幣的作用僅僅是替代現金進行流通，但是，隨著日后人民幣數字化的進程不斷加深，數字人民幣將有可能直接沖擊大型科技公司依托數字支付構建閉環生態的“賬戶價值”。
在“電子貨幣”階段，銀行支付與私人數字支付的二元化，將普通人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分化為銀行、數字兩個賬戶體系。數個已形成“DNA”超大規模閉環賬戶生態的科技公司通過把持已占有市場主導地位的數字支付端口，建立競爭壁壘，形成了“條塊化”數字經濟生態：消費者購買數字商品或進行線上消費只能依托與自己捆綁的平臺專用賬戶在各大平臺內部進行，平臺之間受到競爭壁壘的限制，數字巨頭們持續爭奪公民數字賬戶體系中更多的市場份額，導致數字支付對私場景的進一步割裂，阻礙了信息與數據的進一步互聯互通；大型科技公司引導持續擴大用戶流量，不斷開辟新的商業場景，逐步將用戶的數字社會活動鎖定在自己的“疆域”內，為自己提供新的數據，從而帶來更多的用戶活躍度，形成數字經濟生態演化過程中的“馬太效應”。
這一整套數字賬戶生態之所以能夠彼此形成閉環，并不斷擴大規模，關鍵在于大型科技公司把持了貨幣流動與數據活動的支付通道，并形成了對高價值數據控制權的壟斷。數據經由數字巨型平臺的“DNA”生態的衍生與發展，生成了數據資本——數據資本的主體只有擁有對數據資本的控制權，在此基礎上，獲取超額利益、利潤分配和開發利用能力時，數據資本才成為真正的資本。
對于大型科技公司著力打造的“DNA”生態，我們須一分為二地看待：一方面，“DNA”生態極大地促進了數字經濟生態的演進與多元化；另一方面，隨著近兩年互聯網用戶增長速度的放緩，互聯網平臺間的壟斷與“內卷”對數字經濟整體生態的負面沖擊逐漸顯現。當今數字經濟版圖中呈現出一幅“諸侯割據”式的市場競爭圖景。中國前30大APP，七成隸屬阿里和騰訊旗下。10億中國網民移動生活所產生的數據，被騰訊、阿里等頭部數字平臺所瓜分。隨著中國人民銀行推出數字人民幣并開始試點，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字人民幣為打破大型科技公司對數據資源的壟斷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現有大型科技公司推動形成的“條塊化”數字經濟生態格局或將面臨重塑。
假設數字人民幣成為數字空間經濟活動的主要通貨，因數字法幣可攜帶信息，那么央行將有可能主導數字人民幣所有的支付以及相應的用戶信息及交易數據，成為整個數據資源產業鏈的上游。數字人民幣采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雙層運營模式，由央行擔保并簽名發行代表具體金額的加密數字串，央行和商業銀行負責其發放與運行，并在銀行體系中配備認證中心、登記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這種模式依托現有體系，有望以較低成本實現數字空間中的貨幣價值標尺的“再統一”。數字貨幣可以有效終止數字支付對私場景的割裂，重新定義了支付、經濟活動和用戶數據的互動方式，相當于為每位公民提供了個人意義上適用于所有商業場景平臺的“超級賬戶”，為實現數據資產在全社會范圍的價值流通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
“數字法幣”基于自身的法償性，將開啟法定數字支付的新時代，推動經濟數字化發展實現動力機制的轉換。“電子貨幣”階段的數字化核心在于個人端，即家庭居民對私場景支付的數字化，而就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而言，其財務運行完全基于銀行賬戶體系。大型科技公司由于其自身的企業性質，難以以私人數字支付的力量來推動對公場景支付的數字化，這就需要國家信用背書的數字人民幣打通各經濟部門間的信息鏈，為形成覆蓋全產業的數據共享提供信息融通的基礎。基于數字人民幣的支付系統也能開啟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間的數字支付對公場景與數字經濟活動的價值流通，使數據要素的活力呈指數級釋放。數字化貨幣的推行將加速數字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由目前的私人企業構建、相互閉環的“條塊化”生態向未來的政府與企業雙輪驅動、開源運行的新生態轉型。
因此，數字人民幣的推行將重構，而非解構現有數字經濟的生態格局。中國具有磅礴的數字經濟發展勢頭、廣泛的電子支付基礎、開發進度領先的主權數字貨幣將為數字資產的市場化進程提供堅實支撐，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將有望提高產業鏈運營效率，連接數據平臺、金融企業、產業鏈上下游，優化資源配置水平、提高運行效率，降低運行成本，為形成一國范圍內的統一數據要素市場奠定基礎。這一市場包含了龐大的用戶基數、完整的經濟生態、海量反映產業機理的大數據以及大數據處理經驗，隨著“數字法幣”為數字經濟生態帶來新一輪“數據”紅利，在國家力量與市場平臺的雙輪驅動下，打造充分發揮整個經濟體超大規模數據市場及互聯網用戶數量優勢的主權“DNA”生態，培育國際經濟競爭的新優勢。
▍全球數字經濟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隨著數字人民幣的研發進入關鍵階段，全球主權數字貨幣的競速賽愈發白熱化。主權數字貨幣營造了各經濟體同步競爭的機會，截至2020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央行發布了主權數字貨幣計劃。各國央行緊鑼密鼓地進行主權數字貨幣研發，實質上是在數字空間中搶占未來國際經濟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數字空間博弈的主要場域將會是各國的數字生態體系。如今，一個國家在數據資源方面掌握信息的多寡、能力的強弱已成為衡量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標志。隨著數據要素資產化的加快，各國貨幣金融體系與當下數字經濟生態不相匹配的痛點逐漸凸顯，數據資產缺乏交換媒介，數據資本化進程受阻。因此，率先研發并成熟運用主權數字貨幣的大型經濟體，將獲得推動數據要素資本化與市場化的催化劑。
未來全球主權數字貨幣新格局演變將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過程。目前全球央行暫時形成由中歐等國為首的積極推行者、由美國為首的守成者和其他少部分國家組成的中間觀望者三大陣容。美國因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傳統國際貨幣體系中能夠取得非對稱的重大利益，長期對發行主權數字貨幣保持相對消極的態度。但近來，美聯儲的謹慎立場也在逐漸松動。2020年2月，美聯儲官網刊文第一次表示考慮到為了維護美元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在數字法幣的研發工作上保持國際領先水平。歐盟、俄羅斯等其他大型經濟體則積極推進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用以規避常規支付風險、應對現金交易需求降低的現狀，更是希望通過“數字歐元”“數字盧布”等順應國際潮流，提升本國貨幣的國際地位。
雖然各大經濟體關于主權數字貨幣的行動態勢不一，但目前國際數字貨幣聯盟已隱隱浮現。2020年10月9日，國際清算銀行發布由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英國央行和美國央行以及歐洲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共同研究并完成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基礎原則與核心特征》研究報告，其內容強調要保障現有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深化七大央行之間的合作，繼續發揮國際清算銀行在CBDC（央行數字貨幣）研發過程中的整合協調作用。此舉說明，西方國家已經開始考慮聯合為未來的國際數字貨幣格局樹立規范，期望通過合作布局把控數字貨幣時代的規則制定權。
主權數字貨幣的宏觀金融影響將取決于各國對數字貨幣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和方式。有學者指出，未來某一時間段有可能會形成央行推出的電子支付與結算系統長期與Libra提供的跨境支付共存，形成公私協同的局面。另一種可能是，基于數字法幣形成多個并存的“數字貨幣區”，從而支撐世界不同區域內數字經濟跨主權空間的互聯互通，創建新的連接和新的邊界影響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結構。
巨型數字平臺的國際影響力將成為各國主權數字貨幣推廣的重要渠道。數字平臺將貨幣與信息和網絡服務相關聯，通過內容變現的方式，將平臺中有吸引力的功能、高質量的內容、高效運營和龐大的用戶基數與數字貨幣進行捆綁，從而增強后者的競爭力。
在這方面，中國發展趨勢良好的互聯網企業與數字平臺正在為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流通提供重要推動力。以螞蟻金服和騰訊為代表的中國科技巨頭所打造的“閉環生態”早已突破主權疆界，地域上以中國境內以及周邊為主體。與此同時，隨著中國人出國消費等跨境經濟活動，銀聯、支付寶、微信等數字支付的場景已滲透至全球各國的不同角落，形成了一個在體量上讓大部分經濟體相形見絀、遍布全球的“隱秘”數字貨幣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以“清潔網絡”名義，先后對在移動應用出海方面取得較大國際市場份額的微信等APP所屬大型科技公司進行制裁。2021年1月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項新的行政命令，禁止與8家中國應用軟件進行交易，其中包括螞蟻集團的支付寶、騰訊的QQ和微信支付等，一系列舉措可以看作是在消解中國在海外推廣數字支付系統平臺的基礎。
主權數字貨幣可進一步激發數字生態系統跨越主權疆界的溢出效應。當前，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結算貨幣的權重與中國實際的經濟規模及對外貿易投資規模高度不相稱，主權數字貨幣及其催化的數字生態體系將進一步拓展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基于人民幣的主權貨幣信用，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輻射能力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框架，有利于推動形成以數字人民幣為主的跨境支付結算體系。未來，隨著數字經濟與數字貿易的發展，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望在數字人民幣的催化下取得一定進展。
同時我們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不能高估數字人民幣的戰略屬性，認為數字人民幣推出將對現有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格局產生顛覆性影響。即使中國率先推出數字貨幣，是否能夠奠定自己在數字貨幣領域的領先地位和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一方面取決于中國所運用的技術方案是否領先，另一方面也受貨幣和金融政策的公信力、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決策機制的透明度等多重因素影響，應以審慎的態度看待數字貨幣時代人民幣國際化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單靠發行主權數字貨幣很難改變已有的國際貨幣格局。保持現有數字人民幣的先發優勢，將數字經濟與貨幣經濟更為緊密融洽地結合在一起，使數字人民幣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融通內外數字價值鏈、推動經濟數字化順應“雙循環”戰略發展的新引擎，才是我們應該對數字人民幣寄予的厚望。
本文摘自《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2月刊)，原題為《數字人民幣：數字經濟的生態重構與全球競爭》，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