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永晶 | 汕頭大學法學院
【導讀】近日，有關“日本外務省資助中國網絡‘大V’為其做宣傳”的消息引發軒然大波，甚至激起對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精日”的爭論。在爭論之外，很多人追問：為什么日本政府要在中國為自己宣傳，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要理解當今日本及其政治邏輯，“右翼”是無法回避的議題。本文認為，對日本“右翼”的認識不透，阻礙了我們對右翼實質乃至日本政治現實的判斷。事實上，“右翼”并非鐵板一塊，但“右翼”構成了日本知識精英理解政治生活的一個基本框架，因而不宜簡單地把它放在“左右”思維之中來理解。在日本，如果說左翼是迎向未來的理想主義，那么右翼是某種面向過去的理想主義。由于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神話的源泉，天皇制民族主義便構成日本右翼思想的核心。歷史上，日本右翼曾是日本革新思想的來源，是日本民族國家建構和政治演化的一種獨特力量，也是涵蓋日本民間、思想界、政界的一種復合結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具有徹底的行動主義性格，這使其邁出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一步。戰敗后，多數右翼分子為摘掉法西斯主義的標簽，高舉“民主主義”牌，或轉移到經濟、社會事業當中。但在今天，日本右翼面臨思想空洞化的危機。面對這種沒有思想支撐的局面，日本社會的右傾化與日本右翼的行動能力，就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大潛在危險。對此，我們要對日本右翼乃至社會政治結構的整體復雜性保持清醒認識。
本文為《文化縱橫》與《大觀》合作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重新理解日本的性格及品格——論日本的右翼與右翼的日本
在理解近代以降的日本政治時，“右翼”是所有學者都無法無視的現實，因而迄今得到了多角度的理解；比如，在政治思想研究領域，“保守主義”就被用于指稱日本右翼的思想傾向與特點。那么到底什么是日本的“右翼”？如何理解日本右翼與日本保守主義的實際關系？在當下的言論空間中，由于日本“右翼”容易被視為理想秩序生成的阻礙乃至破壞性的力量，其特質容易遭到遮蔽，因此，本文通過將日本右翼還原到日本政治思想與政治實踐的現場，試圖提出一種關于日本右翼的新敘述的基礎視角；這種視角將帶領我們超越意識形態的解讀，進入日本政治生活的現場。
▍“保守主義”不能用以解釋日本的右翼
一般而言，作為政治思想與態度的保守主義涵蓋了從個體或團體所持有的特定的價值觀、情感以及政治主張。無論具體內容何指，當人們談論諸如“戰后保守主義”、“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右傾保守化”等問題時，人們通常會持有一個一般的圖像，那就是，保守主義是戰后日本、至少是1955年以后日本國家的基本性格，而這種性格在1990年代以后，有了進一步的強化與深化。這種理解固然不錯，然而卻未能勾勒出日本保守主義的固有性格特征。
事實上，日本政治史學者宮崎隆次（1948-）在討論日本戰后保守主義時，首先指出了三種類型的保守主義。第一種保守主義認為某種特定的原理或制度（比如市場原理）具有值得守護的價值，它與其他社會勢力無關，是一種積極的立場。第二種保守主義作為進步、革新乃至激進主義與激進運動等的相對概念，是指與它們相對的思想或運動，因而是一種消極的態度。第三種保守主義與思想內容無關，是指當現在的秩序遭到攻擊時產生的一種防御性的立場，它可能存在于大到國家秩序、小到政黨內秩序當中。
在他看來，第一種保守主義與保守的價值有關，因價值本身不同，保守主義的主體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在1955年日本形成的兩大政黨——自由民主黨與社會黨、亦即所謂的 “1955年體制”——體制當中，如果從堅持日本“和平憲法”的角度講，被視為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就是保守主義政黨，因為新結成的“自由民主黨”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修改憲法。然而，從政黨的自我認識以及一般看法來說，自由民主黨更被認為是保守主義的政黨。第三種保守主義的用法類似于“守舊派”，它可能存在于所有的政黨當中。因此，宮崎隆次從保守主義的第二種含義的角度，對日本戰后保守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進行了討論。
顯然，作為一般的概念，日本的保守主義必然包含上述三種類型的保守主義。然而問題在于，宮崎隆次僅僅是從“進步—反動”的相互對立的角度，試圖確定日本戰后保守主義的特殊性格。事實上，大多數論者都是從 “進步—反動”、“ 左翼—右翼”、“ 革新—保守”的角度分析日本戰后保守主義的。然而，我們必須注意上述區分的局限性——在明治日本建構的總體性天皇制民族主義當中，以“天皇”為核心價值的總體性思想狀況構成了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底色，因此諸如“進步—反動”等簡單的二分法僅僅具有表面的意義。就此而言，“保守主義”并不能用以解釋日本政治與社會現場中的右翼；日本的右翼必須同日本民族國家的整體性格一同加以思考。
▍作為右翼民族國家的日本
從明治日本的政治史來看，將日本保守主義中的右翼思想轉化為左翼與右翼的對立，這種做法一方面夸大了左翼的存在及其力量，另一方面又低估了保守主義以及右翼的存在，因為日本的左翼與右翼在力量上并不是對稱的。日本新生代思想史學者片山杜秀（1970-）在其著作《近代日本的右翼思想》的結尾處寫道：“本書是為揭示關于日本右翼的、或者說右翼的日本這個國家的全體像的一小步。”這句話的主旨是作者謙遜之意的表達，然而“一小步”前面的那個定語卻留下了讓人解釋的空間：日本右翼自然是人們一直關注的對象，然而“右翼的日本”卻并非如此。在筆者看來，“右翼的日本”意味著日本民族國家自身需要從“右翼”的角度加以理解。那么，這里所說的“右翼”具體意味著什么？
事實上，日本的“右翼”具有特定的含義。一般來說，右翼以及與此相對的左翼這個特定說法來源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議會。當時王黨派或吉倫特派總是坐在議員席的右側席位，而共和派或雅各賓派總是坐在左側的席位。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共和派以及其后的雅各賓派以適用于全人類的自由、平等與友愛為旗幟，認為全人類都可以享受這些理念。這顯然是與歷史和現在無關的一種理想。可以說，面向未來的理想主義是左翼的核心特征。與此相對，右翼無法同意站在未來的立場上對歷史與現在進行苛刻批評的左翼，認為左翼無異于空中樓閣。因此，右翼基本上對過去、對現狀的一部分持肯定態度，或者說，以過去為基礎，對現狀進行判斷。要注意的是，對于右翼而言，“過去”也具有兩種含義：作為現實的過去與作為理想化了的過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右翼是面向過去的理想主義。
依據上述描述，右翼也可以理解為保守主義或保守勢力。實際上，在日本的政治評論或分析當中，“右翼”、“保守主義”、“右翼保守勢力”等都是常見的說法，人們一般并不對這些詞語進行細致的區分，因為這些詞語所指稱的對象大致是明確的。當然，如果注意到上面提到的“過去”的雙重含義，保守與右翼也可以進行區分。在一篇討論日本右翼的文章《日本右翼再考》當中，同樣屬于日本新生代的政治思想史學者中島岳志（1975-）區分說：
“保守”是指，將現代理解為永遠的過渡期，以歷史感覺為依據，通過漸進的改革維持秩序與安定。為此，該思想從根本上放棄了實現理想社會的看法，在復數的價值沖突中保持某種平衡，以尋求社會共識。他們雖然重視民族主義，但并不認為它是原初的事物，而是將其作為成為特定政治共同體的成員的意愿（試圖成為公民的意愿）。
與此相對，“右翼”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它首先規定了理想的過去（特別是古代社會），通過向后回溯至那一過去而實現理想社會。另外，他們根本上否定基于人的理性的設計主義，相反認為通過委身于形而上學的力量（人的理智所無法達到的超越的導引），就可以實現理想的秩序。這是一種烏托邦的志向。而且，他們相信共同享有那種理想社會原理的人群的原初性格，重視那種群體成員在“超越者之下的平等”。
在上述區分當中，“日本右翼”可以理解為面向過去的理想主義，而過去因為某種超越的力量獲得了理想化；過去本身也就是神話。因此，基于這種對右翼、以及對保守主義的理解，將日本的保守主義理解為右翼思想的一部分就是水到渠成的結論了。事實上，日本天皇恰恰構成了某種對過去、對歷史的超越性理解，構成了日本民族神話的生成之源泉。在這個意義上，天皇制民族主義構成了日本右翼思想的核心；日本右翼并不能簡單化為“軍國主義”、“民族主義”以及“保守主義”。同樣，構成天皇制民族主義的各種元素——比如明治日本的儒學——同時構成了日本右翼思想的核心要素。
通過上面的簡要分析我們看到，對于日本的右翼，我們不能從外部角度進行理解，否則就要面臨雙重的非對稱性障礙。第一重障礙就是前面提到的日本內部左翼—右翼的非對稱性，第二重障礙是中國對左翼—右翼理解的非對稱性。后者亦不難理解：在革命后的現代中國，“左”被賦予了進步、積極進取的含義，因此“左翼”具有高度的道德色彩，而不簡單的是一種政治立場；同樣，“保守主義”在很長的時期，被賦予了負面的含義。在這個意義上，以左翼為核心的中國可以稱為“左翼的中國”，而左翼的中國很難理解右翼的日本；反之亦然。日本的右翼必須在“右翼的日本”這一具體社會歷史結構中加以理解。
▍作為批判思想與行動力量的右翼
正是在這種右翼主導的思想空間當中，明治改元后的日本實現了漸進式的改革，實現了日本社會的平穩轉型。同樣，在戰后的日本思想界當中，作為批判思想的右翼思想，它一方面與現實中的資本主義自身、另一方面與知識分子設想的馬克思主義之間保持著張力，在這個過程中，推動著日本民族國家的建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日本的右翼思想是日本革新思想的源泉。日本右翼思想經常迅速轉化為行動的力量，這就是所謂的“行動右翼”。在當代日本，人們一般談到右翼時，通常會聯想起“右翼街頭宣傳”、“右翼暴力事件”等，這些都具有負面的效果。然而，從歷史的角度看，毋寧說日本右翼在國家與社會的兩個層面上都擔負了建構民族國家的作用。
從歷史事實來看，近代日本的右翼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明治時期著名的“玄洋社”，該社最初是由箱田六輔、頭山滿、平岡浩太郎于1878年結成的“向陽社”改稱、發展而來，而后者正是當時代表全國的自由民權運動的政治結社。事實上，明治維新開始后的整部日本近代史當中，作為“民間”的右翼總是出現在日本的對外政策當中，這一點可以見于任何一部日本外交史。
另一方面，昭和前期的右翼思想，則以被譽為“革新右翼”思想家的北一輝（1883-1937）為代表。1919年，中國的“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在上海流浪的社會主義者北一輝看到指導五四運動的指導者中許多是自己的友人知己，受到巨大沖擊，撰寫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并在另外一位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1886-1957）的安排下回到日本。這就是昭和前期日本“國家改造運動”的開端。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將其比擬為日本版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一書，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這位著名的右翼思想家的核心主張可以總結為三點。（1）擁護天皇的軍事政變，亦即“天皇通過發動大權，三年間停止憲法，解散兩院，全國實行戒嚴。”（2）改造的內容是實行國家社會主義。（3）表明了強烈的對外擴張愿望，這里我們不妨引用若干言論：
“國家除了出于自己防衛之外，為了受到不義的強權而遭到壓制的其他國家或民族，亦有開戰的權利”；“國家或者國家發展的結果，對于非法獨占廣大的領土、無視人類共存之天道的國家有開戰的權利”；“迄今為止的國際戰國時代之后而來的可能的世界和平，必定是封建的和平，它由君臨于世界大大小小國家之上的最強國家的出現而得到維持”；“日本國民應該迅速依據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改造國家的政治經濟組織，以應對史無前例的國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右翼具有徹底的行動主義的性格。僅僅就歷史事件而言，1930年11月，日本首相濱口雄幸（1870-1931）遭到右翼勢力襲擊身負重傷，并因此而死去。翌年3月，陸軍幕僚將校試圖政變失敗，但緊接著9月就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全面侵略中國東北。1932年，日本右翼勢力以“清君側之奸”的名義結成恐怖組織“血盟團”，口號是“一人一殺”，展開恐怖活動；結果，該年5月，對中國持相對溫和態度的首相犬養毅（1855-1932）遭暗殺身亡。1936年2月，陸軍青年將校發動“二·二六兵變”，雖然遭到了鎮壓，被視為主謀的北一輝也遭到了極刑，然而日本卻在軍國主義的路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1937年7月7日開始的全面侵華戰爭的思想準備之一，可以說就有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思想。從這些簡單的事實中可以看到，日本右翼成為推動日本政治演化的一種獨特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右翼”乃是民間、學界（思想界）、政界的一種復合結構。
1945年8月15日天皇下詔“終戰”，日本必然戰敗命運的降臨多少有些突然。根據丸山真男在1951年進行的總結，面對這一結局，作為日本民族主義鼓吹手、民間民族主義發動機的日本右翼團體在行動上出現了三種變化：
第一種類型是因價值體系的全面崩潰而絕望自殺。比如，“攘夷會”成員8月22日于愛宕山山頂、翌日“明朗會”成員于宮城前廣場、“大東塾”（黑龍會的后繼者）成員于明治神宮集體自殺。
然而與這些極少數的自殺者相比，大多數右翼團體表現出了第二種行動方式，那就是摘掉法西斯主義的招牌，取而代之的是高舉起民主主義的牌子。比如，著名的右翼活動家笹川良一率領的“國粹大眾黨”改名為“日本勞動者同盟”；以中野正剛創建的“東方會”為基礎，右翼活動家相繼樹立起了“新日本建設同志會”、“民權同志會”；“兒玉機關”的主宰者兒玉譽志夫組織了“日本國民黨”；“愛國社”轉變為“新日本黨”等。
不過，這些“偽裝民主主義”團體很快遭到了占領軍的注意而被強行解散，這就產生了第三種的行動類型，那就是轉移到經濟、社會事業當中去。其中名聲極高的石原莞爾率領的“東亞聯盟”開始了“酵母肥料普及運動”，非常突出地反映了日本右翼團體的“農本主義傾向”。
顯然，第二與第三種類型的右翼團體的活動具有代表意義。對此，丸山真男雖然沒有展開分析，但注意到了他們正在等待更有利的“時勢”的到來。實際上，在丸山真男進行這一總結后的若干年，這些右翼團體與個人的“政界復歸”就已沛然成勢了，它構成了所謂“民主主義的逆流”的重要部分。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右翼勢力并非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鼓吹手，而且展現了其自身的一貫邏輯，那就是其理想主義性格與實際行動能力的混合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島岳志的下述分析表明了他的洞察：
“在戰前時期，右翼思想正是作為日本人的存在論而獲得人們的討論的；圍繞從右翼思想中推導出的行動規范及其實際內容，出現了各種各樣思想上的搏斗與論爭。”
中島岳志認為，在思考“日本”這一主題時，人們不應該無視日本“右翼”的存在。在他看來，盡管自德川幕府（1603-1867）末期時期開始到所謂“大東亞戰爭”結束的約100年內，“右翼思想”對日本的歷史進程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但在今天這種思想幾乎完全遭到了誤解。然而，僅僅因為右翼遭到了誤解，人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似乎已然遭到塵封的歷史重新挖掘出來嗎？答案并非這么簡單。在中島看來，日本近年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結果是，對于社會貧困階層而言出現了沒有希望的社會。結果，雖然在思想上右傾化趨勢嚴重，然而由于右翼思想陣營卻未能像其前輩一樣提出一種“激進的天皇論”，出現了所謂“右翼思想的空洞化”現象。中島岳志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現象，因而認為有必要從“作為思想的右翼”的角度重新檢討戰前的右翼思想。換言之，作為對新自由主義批判的思想來源，右翼思想與其說是獲得了期待，毋寧說是批判與激勵：與右翼思想家先輩們相比，當代日本的右翼思想過于孱弱。對此，我們前面提到的片山杜秀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絕對天皇的思想由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謳歌象征天皇制的新憲法所削弱，戰后的右翼應該變得更為自由，而不必把一切都束縛到天皇的身上，通過提出關于日本過去的各種形象對當下進行攻擊；右翼應該能獲得這種方法。然而實際上，由于左翼威脅天皇，對已遭受新憲法削弱天皇益發進行大肆攻擊，竟然到了要排除天皇的地步，右翼變得過于專注于暫且必須守護天皇的“國防哲學”，將精力花費在對現存天皇原封不動加以保持的那種戰時下的現在主義的反復之上，因而沒有試圖恢復或者創出打破現狀的右翼的思想性格，拖泥帶水地走到了現在。
▍日本右翼的未來
日本的右翼思想家就是日本的文化精英，這個論斷可以涵蓋從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大約一個世紀的時期。所謂的“日本左翼”可以說在戰后才顯露了頭角，因此要注意的是，這里與“右翼思想”相對的并不是“左翼思想”——前者是戰前日本知識分子的存在方式，二者是非對稱的。同樣，上面介紹的日本學者近年的右翼論當然不是為右翼思想或行動唱贊歌；毋寧說，他們真正進入到了作為日本語境的日本右翼問題——右翼思想與右翼主體的行動關聯的問題。換言之，在這些學者看來，右翼如果沒有相對深刻的思想的支持，那么社會的“右傾化”、更重要的是右翼的行動能力，對于日本社會而言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事情。因此，如果說這些學者對當代日本社會的診斷——新自由主義的流行與保守主義的復興——是我們所熟知的話，那么他們對“右翼思想”的重新定位則顯示出了當代的日本思想史學者對日本近代史的洞察。
要言之，近代日本的“右翼”思想與行動構成了幾乎全體日本知識分子的存在方式；這種規定了知識與主體性格的“右翼”，構成了我們觀察與理解日本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一種本質性的視角。要注意的是，在進行這種觀察與理解活動時，由于“右翼”構成了日本知識精英理解政治生活的整全性的框架，任何將其置于“左翼”——無論是日本的左翼還是中國的左翼——對立面的思考方式，都將遮蔽我們對日本社會的真正理解。
本文為《文化縱橫》與《大觀》內容合作產品，原題為《重新理解日本的性格及品格——論日本的右翼與右翼的日本》。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