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亮 | 復旦大學
【導讀】過去十多年來，中國互聯網世界興起了一個獨特而龐大的“小粉紅”群體，并且引發巨大爭議。如果將其放在當代中國思潮演變的總體背景下看，“小粉紅”究竟意味著什么？其背后又隱含著怎樣的裂變？
本文認為，所謂“小粉紅”群體并非只是簡單的民族主義思維的產物，而恰恰是全球化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的產物，他們可能比表面上宣揚“普世價值”的對手更加普世。他們的行動方式、話語模式、情感結構都扎根于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社會，卻呈現出一種“去全球化（民族主義）的全球化”特征。他們的問題其實是當代全球青年共同的困境：青少年雖有較多日常消費、娛樂生活經驗，但缺少嚴酷生存與社會工作經驗，因此較難進入具體復雜的現實語境思考問題，而是習慣于根據言語符號來識別敵我，進而形成標簽化的情感和觀點。這并非民族主義式的狹隘，而是一種全球流行的現代癥候。
與以往愛國青年不同，“小粉紅”是年輕的城市新中產后備軍，有著廣泛的市民階層基礎。他們的國家認同來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復興，因此更多基于國家強盛與個人幸福經驗。因而帶來一個問題，這種情感是否會受到生活水平與經驗變化的影響？生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粉紅一代究竟會發展為崛起一代，還是淪為迷茫一代？作者指出，要理解和研究“小粉紅”乃至中國青年的新愛國主義，知識界必須擺脫置身事外的評判立場，拒絕“民粹”或者“脊梁”之類簡單的指認，同時要超越“青年”與“主流”的刻板劃分，真正去理解“小粉紅”背后被主流所忽視的青年精神心態，才能有效促進青年健康成長。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10月刊，原題為《小粉紅的系譜、生態與中國青年的未來》，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小粉紅的系譜、
生態與中國青年的未來
▍一、小粉紅的崛起
社會新群體及其承載的新思潮，首先是一種新的社會心態，于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政治形勢的無聲變化處悄悄生長。起初沒有名字，點滴綻放，進而成勢，有離經叛道之象，被人察覺后，往往先被賦予否定性命名，卻促使對象獲得自我意識。小粉紅及新愛國主義的崛起就經歷了這一過程。
今天中國輿論界的一大形勢，是網絡青年的新興思潮與知識界出現嚴重斷裂。學界傳統的分析范疇如左右之爭、啟蒙與保守之爭、精英與民粹之爭、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自由主義）之爭、權威主義與自由民主之爭、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等，都在漸漸失去認知效能。過去的對立雙方不斷呼喚超越左右，幻想一種“共同的底線”，現實卻是爭吵繼續。超越無法在舊的認知框架體系內實現，近年來反而在青年亞文化領域，接連出現了一系列源于現實緊張關系、超越左右框架的社會思潮，其中以工業黨、小粉紅、入關學為代表，而小粉紅可以說是基本盤最大的一支。
“小粉紅”，泛指出生于1990年以后，成長經歷深深嵌入現代市場經濟與城市生活的新一代愛國主義青年群體——但其命名卻來自對手。以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國際公共事件為契機，之前中國互聯網上由知識界主導的左右之爭，開始逐漸被普通網民的愛國主義與“普世價值”之爭替代，矛盾的主要雙方分別是“公知美分”和“自干五”（自帶干糧五毛黨）。小粉紅的前身，“晉江憂國少女團”和“鳳儀妹子”早在2010年微博公知大V風行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以網絡文學、娛樂網站的女性為主，時尚、愛國、反對崇西貶中的公知群體。她們原本只是“自干五”一個不甚起眼的分支，但在與她們的爭吵中，一些公知人物敏銳地感覺到新對手出現了，而這對手并非來自傳統的紅色老左陣營，于是嘲諷其為“小粉紅”。這個群體快速興旺，有了“小粉紅”命名之后更是爆發出一定自覺。以2013年為界，社交媒體上“普世價值派”公知大V開始衰落，“小粉紅”色彩大V崛起，逐漸改變了中國互聯網空間中原本由“公知”大V主導的輿論環境。2016年1月，以小粉紅為主體的帝吧出征Facebook，震撼了中外輿論場。
傳統知識界和媒體界對待小粉紅的主流態度是否定和懷疑，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批評其只有“中學文化水平”、“力比多過剩、精神亢奮”、來自匱乏的“底層”、是“忠誠”和“仇恨”思維的產物，甚至感慨“極左”回潮、“30年啟蒙失敗”。然而，小粉紅青年在網絡大眾輿論場迅速占據主流，2019年底嗶哩嗶哩網站（簡稱B站）的首屆跨年晚會成了小粉紅主流化的展示現場，當《種花組曲》響起，滿屏彈幕都是“今生無悔入華夏，來世還到種花家”。該網站青年的主流政治思潮呈現出鮮明的“粉紅”色彩，如2019年知名UP主方可成被網民指認有港獨傾向，遭到刷屏抵制，很快退出該網站；2020年知名科普賬號“回形針”在外網發布的視頻被網民發現有辱華元素，引發網民一再抵制并最終導致賬號關閉。
小粉紅是夾縫中崛起的中國的“復興一代”，其觀念構成復雜，表面看似包含民族主義、保守主義或者左翼思潮，共同具有反對美式“普世價值”的傾向，因而往往被看作自由主義或者20世紀80年代式“啟蒙”的對立面。然而自由主義是小粉紅的虛假對手，新思潮并非完全處在傳統的左與右鐘擺擺動的軌跡之上，而是含有新的發展元素。有論者已經證明，小粉紅正是全球化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的產物，他們可能比表面上宣揚“普世價值”的對手更加普世。他們的行動方式、話語模式、情感結構都扎根于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社會，卻呈現出一種“去全球化(民族主義)的全球化”特征。我們需要在更豐富多元的坐標系上來認識小粉紅，進而理解今天中國青年的思想走向。
▍二、青年新愛國主義的三波浪潮
小粉紅的“新愛國主義”與過去的愛國主義有顯著的區別。為了在更廣闊的視野中觀察小粉紅，以下對2008年以來青年新愛國主義的三波思潮做一個簡單的系譜梳理。
第一波浪潮以留學生愛國群體為先鋒。他們長時間在國外生活，對西方國家社會的認識從想象層面進入經驗層面，意識到“神話”與現實的巨大差距。這個群體最初在西西河一類留學生論壇上醞釀，在2008年涉及中國的各種國際政治風波中走上前臺，例如在歐洲保護中國奧運火炬傳遞選手，反對CNN等西方媒體歪曲報道中國等。他們相對精英，有高學歷和成熟的言論能力，以anti-cnn網站（后更名為“四月網”）和獨家網為主要輿論陣地。2010年社交媒體興起之后，微博上以AC（anti-cnn的縮寫）開頭的ID即為這個群體成員的延續，成為社交媒體時代新愛國主義青年力量的種子之一。這一波愛國青年不再在幻想中美化西方國家，而是向國內民眾傳遞真實的經驗。北大出國留學生“小水瓶”的一系列文章是典型。她的《國內醫療比美國差？咱倆換換？》一文不僅對比中美醫療條件，還點名指出當時的自由主義青年領袖韓寒缺少真實的西方生活經驗。總體來說，這一階段的思潮是在質疑與對抗中定義自己。
第二波浪潮源自2010年。彼時“阿拉伯·之春”與“推·特革命”興起，國內社交媒體上人心浮動，西方普世價值的“股票”看似漲到了頂峰。一些有國外生活、工作或者媒體經驗的精英，包括專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與第一階段的留學青年和國內愛國主義青年結合起來，引入傳媒和運營經驗，進行有組織的抵御。2011年6月，民間智庫春秋戰略發展研究院與《文匯報》合作，組織張維為與弗朗西斯·福山的世紀大辯論，宣布“歷史終結論”被終結。此后，春秋戰略發展研究院延伸出的觀察者網開始在網絡輿論中嶄露頭角，在為中國發展高鐵辯護、反對“華盛頓共識”、揭穿西方制度神話、肯定中國發展優勢、主張中國模式等一系列輿論工作中，不斷擴大影響并吸引大量精英作者參與，很快取代四月網成為新愛國主義傳媒的旗幟。
這一階段的言論進入肯定性階段，正面總結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具有鮮明的區別于西方道路的自我意識。此階段還有一個重要現象：一批過去屬于“沉默大多數”的理工科青年意見表達者在觀察者網等新媒體的幫助下進入主流輿論場，以一套重視實際操作的科工發展論述模式更新了過去左右對立的政論話語模式。這一群體被稱為“工業黨”。他們作為中國新中產中的“自為”群體，擴大了新愛國主義的基本盤和理論實力。
第三波浪潮就是小粉紅的涌現。小粉紅的主體不再是知識精英，而是年輕的城市新中產后備軍，有著廣泛的市民階層基礎，這使得新愛國主義基本盤進一步擴大。與前兩波愛國群體相比，小粉紅群體更加年輕，女性比例提高，日常生活色彩濃厚，且融入了諸多粉絲群體，例如來自晉江與鳳儀論壇的群體帶有時尚圈女性粉絲群體特征，來自帝吧、虎撲、B站的男性小粉紅則與體育、游戲等男性娛樂粉絲群體關系密切。
在思想和言論上，相比前兩波青年的“鍵政”自覺，小粉紅的言論較少理論和政論性，更多從生活直觀出發。他們較少歷史包袱，沒有上一代人對“文化大革命”與改革雙重沖擊的記憶。2008年以來中國事實上的復興跡象，使他們切身感受到中國發展比西方快，生活更方便，治安更完善，產業發展與疫情防控更有效率，因此產生樸素的國家自豪感。在行動方式上，他們在商業粉絲文化中訓練出的“應援”組織能力是前兩波愛國青年群體所不具備的，其多中心化的網上動員模式不同于留學生或者知識共同體的精英行動模式，但同時也與前兩波群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與互動。
值得注意的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三、四線城市青年加入小粉紅行列，彼此之間存在諸多經濟、文化上的差異，小粉紅越來越成為一個駁雜的群體。
▍三、作為文化矛盾體的小粉紅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一個交織著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乃至國際主義面向的混合矛盾體。小粉紅現象也是這一混合性的體現，鮮明的國族認同和愛國主義外表容易遮蔽其有趣的內在矛盾特征。
（一）國族身份政治與新中產文化自尊
彌散于互聯網的小粉紅愛國運動，體現出鮮明的消費社會新中產階層意識，它所動員的是包括學生、白領在內的中產階層及其后備軍。作為對照，以往的愛國運動往往囊括更廣泛的基本盤，例如反日游行，直到2012年都包括農民工等基層群眾，具有傳統反帝色彩的大眾街頭政治特征和雄性化特征。反觀小粉紅愛國行動，從2018年瑞典警察對中國游客粗暴執法、意大利時尚品牌D&G廣告涉及辱華引發愛國青年抗議，到2021年美籍華裔導演趙婷因發表過涉嫌反華言論而遭網民舉報，以及多名韓國明星涉嫌辱華而引發粉絲“在國家面前無偶像”運動，可以看出，這些事件集中在時尚消費與文化領域。究其情感根源，在于這些事件刺傷了具有全球時尚消費能力的中國年輕中產后備軍的自尊。
因此，小粉紅行動的合力雖然指向傳統的民族主義宏大敘事，但其彌散化的動員能力來自全球化時代的中產國民身份尊嚴訴求（而非刻意的民族主義意識），具有一種要求對方承認“我也是文明人士，與西方人平等”的身份政治意識。這種追求承認的激情，孕育出一種以民族主義為宿體的身份政治形態，卻是西方社會身份政治所沒有的特征。
（二）二次元的情感模式與認知模式
情感和趣味是社會最底層的意識形態構件，孕育的動能遠超理性觀念。當我們潛入小粉紅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水面之下觀察，可以看到小粉紅與其對手“普世”派共享了一些重要的當代意識形態與情感構件，包括“躲避崇高”、生活政治、后現代的諧謔趣味、政治正確、普遍性的心靈脆弱焦慮等等，但又包含異質性要素，最終形成了獨特的“情感識別認證機制”。
告別革命的一代人拒絕小粉紅，卻沒有看到小粉紅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們的夢想，只是他們認不出來。“愛國也要萌萌噠”，趣緣政治把國家和歷史趣味化、偶像化，例如《那年那兔那些事》把國家表現為一個個動物漫畫形象，事實上呼應了“躲避崇高”這個20世紀90年代的命題。區別在于，小粉紅回避了崇高的形式，卻為崇高的內容提供了新的形式出路。市場經濟日常生活本身會“去崇高”，但只要當代世界歷史的斗爭沒有終結，“崇高”就會不斷重返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中。
二次元文化本身就內含一種情感實踐結構，尤其“同人”作品以作者自己的敘事再造偶像故事，幫助粉絲圍繞偶像建立靈活的情感想象互動空間，從而構造出一個帶入性極強的“想象的共同體”。《那年那兔那些事》與“阿中哥哥”等都汲取了同人創作的模式和情感實踐方法，以“國家”為同人對象，投射感情，使得愛國主義與偉大斗爭也可以參與二次元情感空間的角逐。
坊間普遍注意到，小粉紅的愛國主義情感已經發展為一種政治正確，具有說一不二、不容商量的特點。比較突出的是“挖墳”行為，即通過社交媒體挖出一些人物過去涉及國家的不當言論，進行舉報、投訴。從當下的導演趙婷，到已故的音樂家傅聰，都因為過去的親西方言行而在社交媒體上遭到廣泛抨擊。抨擊者往往拒絕考慮過去的語境，拒絕理解個人與時代的變化，一概以當下中美對立為劃線標準。如何認識這種特質？
一方面，這種刻板化、絕對化的認知模式，源于青少年雖然擁有較多日常消費、娛樂生活經驗，但較缺少嚴酷生存與社會工作經驗，因此較難進入具體復雜的現實語境思考問題，而是習慣于根據言語符號來識別敵我，進而形成標簽化的情感和觀點。這并非民族主義式的狹隘，而是一種全球流行的現代癥候。近期出版的《嬌慣的心靈》一書，詳細闡釋了美國青年如何毀于濃厚的政治正確和過度保護的氛圍之中，越來越敏感，容易心靈受傷，進而激動進行“揭發”“舉報”。他們被一套關于“微侵犯”的說法灌輸，熱衷于審查日常生活中身邊人的一切微小言行是否符合政治正確、是否涉嫌騷擾侵犯。小粉紅共享了這種政治正確的形式，但是換掉了其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小粉紅及其“普世價值”對手都是言語化的人，即根據言語體現的觀念來識別敵我，而非根據現實經驗考量。這也提醒我們，小粉紅是否會共享美國青年的脆弱心靈？
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恰恰在政治領域，情感總是最直接的識別機制，能夠比理性更快地識別敵我。身份政治原本就是一種情感政治，取決于具體境遇中的情緒體驗。當國際斗爭關系不以人的意志轉移而存在，當“普世價值”主義者訴諸“理性”“啟蒙”一類言辭批判小粉紅，卻無法掩蓋自身的親西方情感立場，就不可能獲得對方的尊重。正如新冠疫情期間，香港醫學專家管軼談內地的防疫，說“這次我怕了”、“就連我這種也算身經百戰的人都要當逃兵”，他在醫學專業能力上也許過硬，但是相比逆向而行援助武漢的中國醫護隊，他明顯流露出自己的情感立場，因而遭到青年網民的抨擊。
（三）“散戶出征”：飯圈的組織模式
2019年8月的飯圈女孩出征事件戲劇性地體現出，小粉紅運動與日常飯圈運動的同構性，以及與之前愛國運動的極大不同。1999、2004、2005和2012年反美反日運動均發展為上街游行，內含對宏大政治主題與形式的渴望，小粉紅的“出征”則是單純的線上運動：分工合作、創作文案、打榜引流、刷屏控評、舉報投訴……且扎根于各種網絡趣緣共同體的日常組織活動中。
“出征”正是全球互聯網經濟生產出的一種普遍的社團組織形式。在美國特朗普時代的推特民粹政治中，以及2021年1月美國股市散戶通過Reddit聯合、暴打華爾街空頭的運動中，都能看到類似的組織方式。“散戶”首先是從傳統社會單位、機構里脫嵌出來的人，但是并不會持續原子狀況，而是依賴互聯網自發組織。
這種散戶聯合運動越來越超出網絡，影響實體經濟與組織運行。從2020年延續到2021年仍余波未了的肖戰事件，就是粉絲經濟社會化的典型。肖戰事件開始只是特定流量偶像飯圈的內部沖突，然而引發連鎖反應——粉絲舉報導致AO3網站被封，波及其他趣緣圈子的日常文娛生活，使得斗爭擴大，引發反肖戰的飯圈統一戰線。他們采取典型的消費主義抗爭手段——抵制對手的代言品牌，這又引發品牌商家下場博弈。由此飯圈、資本、政府都被卷入。這種多方卷入共振的現象一再發生，比如2021年2月B站上一部涉及色情的日本動漫《無職轉生》引發爭議，原本是飯圈粉絲爭論，卻因為反方UP主涉及國家歷史的不當言論，擴大為小粉紅征伐，后又引發豆瓣社區女權人士不滿，發動“出征”，試圖影響B站股價。這體現出青年文化生態的非均衡不穩定傾向，動輒由小事件引發多方沖突。而2021年7月，某國產鞋服品牌只因“宣布”向洪澇災區捐贈5000萬物資，就引發愛國網民涌入其直播間瘋狂購貨致謝，則是小粉紅情緒運動影響國潮經濟非均衡運行的典型案例。
▍四、小粉紅的生態位競爭對手
在理解了小粉紅的中國特色全球化特征之后，我們需要引入“生態位”的分析視野，考察其在社會矛盾中的真實位置。
（一）小粉紅的“同生態位”對手
那些表面上激烈拒斥小粉紅的傳統知識分子與小粉紅并不構成相同生態位上的直接競爭關系。他們的對立背后，存在著代際“物種隔離”，由于歷史經驗和話語系統的差異而互相并不理解。例如小粉紅在批判方方日記時，大量采用說唱、玩梗和數碼繪圖為武器，導致“方方們”根本看不懂甚至誤解，從而產生笑話。方方們對小粉紅的憤怒撻伐也總是找錯靶子，不構成真正的批判。
“港獨”“臺獨”青年群體，恰恰構成小粉紅在輿論場中的“同生態位”對手。2019年，曾經所向披靡的帝吧出征遭到“港獨”青年有組織的反擊。同樣是網絡空間原住民的“港獨”青年，采用類似的飯圈組織手段和二次元手段反擊，比如通過互聯網平臺聚集同伴，分工合作，包括采用黑客手段曝光帝吧出征成員隱私。在遭遇反擊后，帝吧一度宣布暫停出征活動。這讓我們看到不同陣營都在產生新的網絡物種，各自發展著全球化時代網絡散戶的組織能力。他們彼此立場、觀念沖突，卻擁有類似的時尚趣味、行動模式和話語武器。套用生物學的觀點，他們彼此處在相同的“生態位”上，構成競爭。
理解了小粉紅的“身份政治+國族意識”屬性，就會更加理解他們在輿論生態中與另一些身份政治運動，比如女權主義的糾葛。2020年2月，共青團中央微博賬號推出虛擬愛國偶像“紅旗漫”與“江山嬌”，引發爭議，其中女性角色的“江山嬌”吸引了一波女權主義火力，如“百問江山嬌”活動：“江山嬌你來月經嗎？”“江山嬌，領導要你剃頭了嗎？”“江山嬌，你父母是不是為了要男孩生的二胎？”甚至編織說唱歌曲揶揄江山嬌，傳播效果極強。青年女權主義者和小粉紅一樣，浸淫在全球化、媒介化市場經濟和身份政治話語中，懂得嫻熟運用新媒體渠道和新式話語手段進行傳播。在2021年2月發生的女權主義者出征B站事件、4月發生的成都二手煙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女權主義者與男性小粉紅、自干五群體對壘的身影。這說明小粉紅已經深深卷入吉登斯所謂的“生活政治”而非“傳統政治”對抗，未來的挑戰亦主要來自社會生活中的相近生態位。
（二）最大的對手來自自身
2020年，一種社會心態被廣泛觀察到：年輕人普遍在宏觀層面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卻在微觀層面對個人生活前景態度悲觀，恐懼就業、婚姻、生育。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心態是如何產生的？
以小粉紅為代表的新愛國主義情感，立足于全球化與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與“短二十世紀”的愛國主義有微妙的差別：后者基于苦難經驗與責任意識，表現為近現代中國雖然積貧積弱、屢遭欺凌，但愛國者依然“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前者更多基于國家強盛與個人幸福經驗。因而帶來一個問題，這種情感是否會受到生活水平與經驗變化的影響？
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導致經濟發展受阻，青年人就業空間收縮。同時，“90后”一代作為互聯網原住民，在工作、生活上深深依賴互聯網平臺，個人生活越來越“宅化”，對線下現實生活的理解能力和承壓能力有所下降，生于網絡，死于網絡。他們日益受到消費主義、加班文化和債務文化的多重裹挾。當平臺資本巨頭陷入內卷式競爭，進一步向社會民生方方面面滲透，由開拓新價值空間轉向大面積收割用戶時，年輕人對資本，尤其是平臺資本的印象就急轉直下。馬云的形象一落千丈，房產平臺貝殼的創始人左暉去世后，網上青年一片歡呼。同時，青年對國有企業和體制內工作的期望大增，對計劃經濟開始產生過于美好的幻想。在這一背景下，2020年以來，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受到的關注呈爆發式增長，在B站上出現數以萬計網友自發制作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和批判資本家的短視頻，比2019年的同類視頻增加了7倍。央視2019年的紀錄片《資本的力量》本意在于紀念改革開放，總結資本市場建設經驗，然而轉載到B站后，數千條跟評與彈幕清一色痛批資本。同時，《毛澤東選集》的銷量也在2020年暴增。
我們必須看到，作為浸淫于市場經濟中的粉紅一代，對資本的厭惡以及對“短視頻馬克思主義”的熱衷，仍然具有一種晚期資本主義癥候。較少生活經驗、待遇預期下降、趣緣群體的相對封閉性、政治正確的保護、感情用事，再加上抑郁癥文化的流行和利用焦慮獲得流量的自媒體渲染等，這些要素同全球資本內卷加劇一起，生產出一種“愛國反帝反資導向+容易受傷的二次元怨氣”的青年情感模式。這可能是小粉紅“精神分裂式心態”的來源之一。與其說這是左翼的回歸，不如說更類似于福山所說的當下西方青年在政治經濟惡化與身份政治泛濫疊加下所產生的“怨恨政治”。西方的怨恨政治在選舉政治下極易轉化為街頭政治和民粹政治，而當下中國青年中間擴散的怨氣則轉化為自暴自棄的心態和網絡輿論，例如B站青年提出的四大“反抗”：不買房、不結婚、不生育、不996。“我躺·平，資本家就不能再剝削我。”這種怨憤的本質，一方面是反對資本壓榨的合理訴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經被消費主義熏陶的心靈，因為得不到消費主義滿足而產生的挫敗感。其觀念并不指向階級敘事或者生產方式敘事，而是指向類似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敘事。
▍五、結語
有論者嘗試以“新個人主義”來描述當下網絡青年的精神狀態。在市場經濟時代，個人主義當然是一個現實性和實踐性的核心命題，但小粉紅所呈現的個人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混合體，明顯超越了抽象的個人主義。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里的“個人”是知識分子想象的人道主義的、精神純粹的個人。20世紀90年代全面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一騎絕塵，此時的個人一度是西方經濟學里的抽象“經濟人”，隨后又在金錢浪潮中化身為真實的草莽梟雄或者雇用個體，嚴重沖擊知識分子對個人的美好想象，從而有了1994年文學界的“人文精神討論”。1998年出版的《沉重的肉身》，可謂后革命時代以及社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倫理學的總結，專注于討論從人民倫理向個體自由倫理蛻變時的“痛并快樂”。然而和小粉紅一代對比，可以發現這實際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才會發生的特定個人倫理現象，在這個“沉重”當中，并不包含對貧富差距和個人生活品質的焦慮，因為那時的“個人”尚未全面遭遇房價、婚育成本、加班與待遇的苦惱，也不包含與世界各國國民直接碰撞帶來的體驗——這些體驗是今天“改革深水期”與全球化消費時代的年輕人才會遭遇的。
2008年以后，隨著中國崛起開始顯山露水，中國人直接置身于全球化媒介交流與競爭情緒當中。小粉紅現象就是這種位置碰撞的表現。相比同樣來自消費社會的中國臺灣地區“小確幸”一代，“小確幸”隸屬于一種安心歸順西方國際體系的社會心態，而融入中國復興大背景的大陸青年，卻處在與西方的認同戰爭之中。小粉紅這種既非知識分子理念化的，也非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政治與倫理表現，讓20世紀80年代譜系的知識分子們難以接納：他們困惑于改革開放與全球市場為何不僅沒有帶來他們所吁求的歷史終結之人，反而催生出了更廣泛的愛國主義群體。然而小粉紅現象以及圍繞其所發生的所有爭論，恰好生動地體現出各種主義和理念在現實中的洗牌與編碼，映射出我們這個時代后現代欲來還休、歷史欲終結而難結、末人式的幸福欲與繼續偉大斗爭精神持續糾葛的癥候。
小粉紅是一個過程，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寂靜的個人主義與“去政治化的政治”，重新接納了集體、國族、歷史主義、社會主義等維度。面向未來的問題是：生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粉紅一代究竟是會發展為崛起的一代還是淪為迷茫的一代？
對于知識界來說，首先至少需要擺脫置身事外的評判立場，拒絕“民粹”或者“脊梁”之類簡單的指認，同時要超越“青年”與“主流”的刻板劃分，認識到小粉紅不僅僅是一個青年亞文化現象，也是被知識界和教育界主流所壓抑的重要精神不得不藏身于青年之中的結果。
我們有了小粉紅的“原力”涌動，卻缺少解釋這個“原力”的理論。中國青年以及新愛國主義往何處去，取決于與各種思潮、實踐、社會主體的互動能否積極展開。而這也是知識界不可推卸的責任之一。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10月刊，原題為《小粉紅的系譜、生態與中國青年的未來》，注釋請參見原文。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