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對華包圍戰略出現一個微妙變化：以炒作“新疆棉”事件為起點，中美價值沖突日趨激烈。盡管不少開明人士寄希望于拜登政府改變特朗普任內民粹主義的負面影響，但拜登政府在香港、臺灣、新疆等中國事務上掀起的風浪，顯露出對華意識形態合圍的強烈傾向；而拜登政府有意將中國等國排除在外的“全球民主峰會”，更加劇了兩國的價值裂痕。
本文著眼于宏大的歷史視野和理論分析，揭示出美國行為的深層根源。作者指出：拜登政府將“貿易”與“人權”緊密掛鉤的做法，意味著中美競爭已不單單涉及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更涉及到兩種人權理論、兩種政治理念、兩種全球秩序構想的競爭。作者分析，源出于啟蒙運動的人權理論其實有不同分支：第一代人權理論強調私人產權和自由市場，由此導向自由貿易和殖民主義的世界帝國；第二代人權理論則追求人與人之間、不同民族之間、不同國家之間的平等。20世紀后，美國以第一代人權理論為“體”，第二代人權理論為“用”，逐漸建立起一個在法律形式上各主權國家平等，但在經濟層面各國均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美國霸權的、隱蔽的新型世界帝國體系。
在這一體系下，美國通過人權話語的交替使用建構世界經貿體系。世界經貿體系從大英帝國時代到美帝國時代的過渡，實際上體現了資本主義利潤榨取邏輯的變化。與大英帝國主導的完全開放的自由貿易體系不同，美國通過跨國公司整合全球商業網絡，形成了更加“溫和”的經濟壟斷和技術壟斷。以至于，發展中國家因自由貿易體系不平等而產生的“公平貿易”的訴求，最后也淪為美國打擊競爭對手而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這個意義上，“公平貿易”實際上是美國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并采取“自由貿易”的代名詞。而美國在不同處境中可以隨意切換“自由貿易”或“公平貿易”作為其正當性理由。“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成為了美國建構世界帝國中兩股既敵對又配合的力量，而美國之所以能在其中自由切換，就在于它擁有超越國際法的“絕對主權”，可以將美國的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
正是從世界帝國體系的角度，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斗爭中兩條道路的選擇及其命運。這里的關鍵不在于中國是否要加入世界體系，而是以什么樣的身份和地位加入這個體系。與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失敗轉型不同，中國轉型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沒有以一種投降姿態徹底拋棄第二代人權理論以回歸世界體系，而是形成了以第二代人權理論為“體”、第一代人權理論為“用”的新模式。
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和2021年第6期，原題分別為《貿易與人權（上）——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貿易與人權（下）—— 世界帝國背景下的中美競爭》，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全文，供諸君思考。
貿易與人權（上）
——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
▍ 問題的提出：何以講好“人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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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朗普對中國全面發起貿易戰以來，不少開明人士僅僅將其看作特朗普在民粹主義支持下的瘋狂舉動，從而期待秉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民主黨上臺之后，拜登政府能夠恢復商業理性，著眼于中美兩國商業利益而緩和對華關系，通過談判解決中美兩國的經貿分歧。然而，在2021年3月舉世矚目的中美阿拉斯加對話上，雙方爭論的并非具體的經貿分歧，而是兩國關系的定位。拜登政府試圖向世界表明，美國以“人權帝國”形象回歸世界并繼續領導 世界，以矯正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給美國的世界帝國形象帶來的損害。為此，拜登政府在中美會談前一天以人權理由對中國香港施加進一步制裁。緊隨其后，西方以“種族滅絕”“強迫勞動”之類的人權理由在聯合國對中國展開圍攻，并對新疆的棉花出口進行制裁。
“貿易”與“人權”兩個問題緊密掛鉤，代表了美國民主黨未來對華戰略的根本轉變，即試圖按照“新冷戰”的思路搶占“人權”的道德制高點，從而在西歐和東亞致力于強化“民主同盟”的建構，動員整個世界帝國的力量向中國全面施加壓力。由此，中美今天的競爭決不能簡單理解為中美兩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壓制中國崛起而引發的沖突和競爭。 [1]
如果我們不能從人類歷史演化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帝國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那么就看不清美國兩黨對華政策搖擺中的不變要素，也就無法真正理解中美競爭不單純是兩國力量對比關系的變化，而是涉及兩種人權理論、兩種政治理念、兩種全球秩序構想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國際秩序觀：一種是美國基于經濟軍事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所形成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世界帝國秩序觀；另一種則是中國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在聯合國框架下通過對話來解決各種爭端，在全球化時代致力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一家”秩序觀。 [2]
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僅是兩國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的競爭，更重要的是圍繞觀念和價值展開的關于全球政治秩序建構的競爭，這無疑是一場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貿易”和“人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涉及經濟政治實力，后者涉及文化價值觀念。這意味著，中美兩國未來必然會在國際上圍繞“人權”問題展開話語權競爭。
在經濟、人權議題上，大多數美國人支持對話強硬立場 | 圖源：皮尤（Pew）民調
遺憾的是，中國似乎尚未充分意識到從“人權”這一普遍價值出發，講述原本精彩的“人權故事”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國在人權事業中做出了舉世矚目的巨大貢獻，我們卻始終未能講好中國的“人權故事”；另一方面，我們也未能揭穿美國版“人權故事”的偽善面紗。以至于在這場全球意識形態和話語權的爭奪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其關鍵在于，我們未能從全球視野理解貿易與人權之間的內在關聯，未能理解人權理論的不同版本及其內在聯系。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完全接受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的第一代人權理論敘事，忽略或遺忘了中國秉持的社會主義傳統在第二代人權理論敘事中做出的世界性貢獻。 因此，中國要與美國爭奪人權話語權，首先就要理解美國如何利用貿易與人權之間的互動來構建世界帝國，從根本上理解“美國行為的根源”。 [3] 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從全球視角出發獲得自信，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傳統的人權理論和人權敘事，從而在全球事務中高舉“人權”旗幟，打贏人權話語的輿論戰。
▍ “自由貿易的帝國”：第一代人權理論
眾所周知，今天我們所說的人權理論起源于啟蒙哲學，具體而言源于自然狀態學說、自然權利學說和社會契約學說，這些學說奠定了現代憲政、法治乃至民主的基本框架。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權利理論稱為“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強調是“自然人”在自然狀態中作為動物擁有的為所欲為的正當性；而“自然人”一旦加入社會契約成為“公民”，就只能享有公共權力制定的“法律之下的權利”，也就是“公民權利”（civil right）。在這個意義上，只有“自然權利”或“公民權利”，并不存在“人的權利”（human right）。因為“自然人”乃是動物，不是文明意義上的“人”；而自然人一旦成為人，就處在公共權力的約束之下，成為各個國家具體的“公民”。
按照啟蒙哲學的理論思路，自然狀態中的人在不同社會條件下會過渡到不同政治狀態，根據不同的法律體系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權利”。也就是說，人的自然權利是相同的，但在不同國家、民族享有的“公民權利”是不同的。初民社會、游牧民族、農業社會和商業社會的公民權利無疑是不同的，更不用說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傳統下的公民權利也會不同。因此，如果我們真正秉持啟蒙哲學傳統，“勇敢地運用理性”，就不會接受今天主流學界所流行的“中國古代沒有自由、人權、法治、憲政和民主”之類的各種“黑話”，也就不用著力去批判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這就意味著，我們今天面臨的政治爭論不能簡單地歸之于“東方”與“西方”之爭，而是源于啟蒙哲學所開創的不同傳統。而要解決這一爭論，就必須在啟蒙哲學的基礎上運用我們的理性，理解人類的歷史和未來。
就18世紀西方的啟蒙哲學而言，人權話語的建構是為了給歐洲歷史中涌現的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活狀態提供正當性辯護。 這就是地理大發現以來，從西歐興起的全球商業貿易所推動的市場交換、自由流動、私有財產、契約精神、城市生活等這樣一種不斷擴散、壯大的社會生活。這種社會經濟狀態和生活方式給歐洲的封建主義和宗教秩序、東方的帝國秩序以及新發現土地上的初民社會秩序帶來了巨大沖擊。西方啟蒙思想家們稱這種新型生活方式為“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更為概括性的“資本主義”。自此，在全球地理版圖上形成了西歐的“市民社會”和資本主義秩序、東歐的封建秩序和宗教秩序、東方的農業帝國秩序以及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初民秩序并存的格局；而商業貿易將曾經這些被分割在不同地理空間的不同文明秩序聯系起來，催生了最初的全球化圖景。此時，面對新發現空間中的初民社會，剛開始崛起的西方擁有巨大優勢，將前者變為殖民地；但面對強大富裕的東方帝國，歐洲處于明顯的劣勢，絞盡腦汁思考如何通過商業和炮艦擠入已存在了幾個世紀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借助炮艦和通過殖民非洲、美洲所獲得的白銀和廉價產品，西歐才勉強獲得加入“東方貿易圈”的“門票”。 [4] 然而，18世紀之后，歐洲發生的兩件大事深刻地改變了全球化的歷史圖景。
其一，英國通過長期的重商主義戰略率先完成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改變了全球格局，英國利用炮艦打開東方帝國的貿易大門，借助廉價的工業品打開東方帝國的廣闊市場，從而將這些地區變成自己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英國由此逐漸從歐洲霸主變成全球霸主，最終在19世紀打敗大陸競爭者拿破侖帝國之后，成為唯一的世界霸主。為了將整個世界納入英國主導的貿易體系，英國開始在全球推廣“自由貿易”的理論。英國在成為全球工業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同時，倫敦也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英鎊取代了白銀。這意味著全球經濟霸主從東方世界轉向西方，從中國轉向了英國，全球經濟和權勢格局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轉移。最終，英國建立起第一個擴至全球的世界帝國——“自由貿易的帝國”。也正是在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推動的世界帝國興起和全球權勢大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1840年之后的中國歷史。
其二，法國大革命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性貢獻。 18世紀，英法兩國曾長時期在全球層面相互競爭。英國人通過海洋貿易獲得了巨大的殖民地和財富，而法國長期被面向大陸的農業政策阻礙，未能向英國那樣走向全球商業擴張。在這個意義上，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由法國在全球遭受屈辱引發的一種過激精神反應。在這種精神的推動下，不僅產生了大革命的激情，而且產生了大革命之后的重要文件《人和公民權利宣言》。 這個文件將啟蒙哲學的抽象性概括發展到極致，率先提出了“人權” （human right） 概念。 這個概念不同于啟蒙思想家關于“自然權利”的理解，而是將自然狀態下人作為動物的權利上升為人的 權利 。 但更重要的是，“人權”給出了衡量“人”與“非人”的標準和尺度。具體而言，歐洲人將自己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上升為“人類”，從而潛在地將全球其他地理空間和文明秩序中的其他民族視為“非人”或“野蠻人”；相應地，歐洲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意味著“文明”，其他生活方式就意味著“野蠻”。既然是“野蠻”，那么不僅殖民主義是正當的，種族主義和大屠殺也變成了正當的。歐洲現代的“野蠻性”實際上源于歐洲人發明和壟斷了“人權”概念，進而壟斷了對“人”與“非人”的裁判權。
歐洲崛起使得大英帝國主導的“貿易”這種經濟社會生活與法國哲學主導的“人權”這種價值觀念表達，實現了完美的結合。在貿易推動的資本主義這種特定的社會形態、制度體系和生活方式中形成的“公民權利”，為“人權”充實了具體內容，核心是私有產權、市場交換權、自由貿易權，以及為了保障這些權利而形成的有限政府和憲政法治。這就是我們今天已經爛熟的輝格黨敘述中的人權理論邏輯。一旦將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公民權利”視為“人權”，甚至將之視為劃分“人”與“非人”、“文明”與“野蠻”的尺度，那么在歐洲人看來，非洲、美洲的初民社會就仍處于“野蠻”狀態，而中國、印度這些擁有漫長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政治體系但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東方社會，則依然處在“未開化”階段。對這些“野蠻人”和“未開化人”進行殖民征服以及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改造，將他們納入全球資本主義商業貿易的世界帝國體系中，無疑是對這些民族和地區的“拯救”——這被歐洲的人權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看作是白人自覺承擔的歷史天命，是“白人的重擔”（吉卜林語）。由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鼓吹人權的歐洲自由主義者可能同時是帝國主義者。 [5]
正是通過隱含的“人”與“非人”、“文明”與“野蠻”的劃分尺度，人權理論成為一種正當化的意識形態，推動全球商業貿易的世界帝國肆意擴展。正是在世界帝國建構的背景下，“貿易”和“人權”開始攜手合作，“貿易”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硬實力”，“人權”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軟實力”，共同推動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帝國的擴張。我們把這種與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相匹配的人權理論稱為“第一代人權理論”，其要義在于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私有財產權和自由市場交易權等，即后來貢斯當所說的“現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說的“消極自由”。
▍ 從“革命權”到“發展權”：第二代人權理論的興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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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為歐洲崛起提供的不僅是“人權”這個抽象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為“人權”概念賦予不同于商業貿易這種“消極自由權”的內容，那就是平等地、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權，以及擁有政治統治權的“人民主權”，即貢斯當所說的“古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說的“積極自由”。這種人權理論的奠基人無疑是盧梭。正是基于民主自由權和人民主權，人權理論發展出民主革命的權利、獨立建國的權利和獨立探索發展道路的權利。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是這種理論傳統的繼承人，他們不斷繼續發展盧梭提出的人民自由權和政治自主權。
歐洲思想中經常區分英美自由主義與歐陸自由主義，強調前者基于所謂的經驗主義，后者基于所謂的唯理主義，等等。這種哲學觀念的分野，也體現為兩種人權理論以及與之相應的兩種發展道路之間的差異：前者是基于英國全球商業貿易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第一代人權理論，后者則是基于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第二代人權理論。第一代人權理論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尤其強調個人在經濟領域不受政治權力干預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代價是制造、擴大甚至固化了社會不平等。作為對第一代人權理論的校正，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核心價值是追求平等，是在各領域追求人與人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乃至文明之間的平等。幾百年來，第一代人權理論已經成為輝格黨敘事中不變的教條；第二代人權理論卻能根據歷史環境的變化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因此始終處于發展變化之中。
第二代人權理論雖然不斷發展變化，但核心要義始終在于對第一代人權理論及其推動的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的顛覆和反叛。 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顛覆和反叛的方式不同。早期，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民主革命權、民族自決權和獨立建國權，推動了歐洲殖民帝國體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導致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陷入分崩離析，于是階級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就成為人權理論的重要內容。“二戰”之后，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面對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在全球的勝利，西方左翼提出后現代理論、后種族主義，轉而在文化私人生活領域追求平等，試圖顛覆世界帝國的文化基礎，發達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議題也由此轉向基于種族、性別的“身份政治”。
一旦我們從兩種人權理論推動的兩種發展道路的角度考察，就會非常清晰地看到：如果捍衛從大英帝國到美國的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傳統，就必然強調第一代人權的重要性；如果反對英美的世界帝國傳統，強調人人平等的共和主義或民族國家平等的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傳統，必然強調第二代人權理論的重要性。因為第一代人權理論與英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最大成就正在于為“二戰”后民族國家紛紛獨立提供了思想武器，使得世界帝國體系（殖民體系）日趨瓦解，并促進了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共同體體系（聯合國）的形成。《聯合國憲章》不僅強調主權絕對性、國家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等原則，更重要的是強調不同文明對權利概念的不同理解。兩種人權理論及其支撐的兩種全球秩序，始終處于不斷糾纏的斗爭之中。
因此，當我們理解人權理論時，重要的不是話語層面的論述，而是它們在非話語層面推動的歷史行動和政治實踐。同樣是“革命權利”，從一國內追求人人平等的共和體制，發展到全球秩序中追求民族平等、國家平等的聯合國體制，前者針對的是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交織在一起所建立的專制政體，后者針對的是基于全球自由貿易理論建立起的世界帝國體系。然而，如果意識到世界帝國體系的經濟基礎是科技、產業、貿易和金融的中心-邊緣式世界體系，[6]那么，處于邊緣地帶的殖民地國家或后發展國家，要擺脫對這種不平等經濟體系的“依附”，不僅須運用政治上的“革命權利”來脫離甚至推翻世界帝國體系，更重要的是還應掌握基于獨立政治主權的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發展權”，尤其要擺脫國際資本的剝削和壓迫，保護本國的產業和市場，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因此，“二戰”之后，無論是從美國到德國的保護幼稚產業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都有著非常巨大的吸引力。
在這種背景下，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核心概念就從“革命權”轉向“發展權”，即強調發展中國家擁有與發達國家一樣的發展本國經濟的權利。 不少人將第一代人權稱為“個體人權”，將第二代人權稱為“集體人權”。但無論是“革命權”還是“發展權”，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基石在于人民主權，主權意味著政治的“自主權”和“獨立權”，強調每個國家為了保持獨立性，均擁有摧毀世界帝國體系的“革命權”，強調每個國家均有運用獨立的智識判斷選擇經濟發展道路、制度模式和文明價值觀念的“發展權”。第一代人權理論必然產生“歷史終結”理論，即人類只有一條現代化道路，那就是通向世界帝國體系，而第二代人權理論必然強調“多元現代性”理論，強調發展道路和文明的多樣性，強調基于“美美與共”的“天下大同”。
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的批判，在聯合國框架下，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保護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競爭和辯論，這些辯論均圍繞兩種人權理論展開。這兩種力量的博弈在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公約中得到了體現：《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體現了第一代人權理論的主張，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體現了第二代人權理論的主張。發展中國家依據“發展權”等第二代人權理論，名正言順地選擇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尤其強調政府對于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在這種背景下，連信奉第一代人權理論的發達國家也不得不尊重“發展權”概念，并提出了“發展經濟學”的話語策略，只不過把私有產權、市場經濟、自由貿易作為藥方提供給發展中國家。
▍ “美國行為的根源”：兩種人權理論的體用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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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國時期聯邦派與反聯邦派的爭論開始，美國就始終處在“矛盾”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孤立主義與世界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等各種不同理論視角的概括。這種矛盾起源于北美在獨立建國過程中，同時繼承了歐洲的兩種人權理論傳統。
無論政治體制的設計，還是推動商業擴張，大英帝國始終是美國建國的模仿對象。聯邦派就是第一代人權理論的積極主張者。 對內，他們主張通過三權分立和有限政府的分權理論來約束政治權力；對外，他們始終堅持建構“強大的聯邦”來保障個 人自由，以為美國人和美國企業在全球開展自由的商業貿易開拓空間。他們還主張建立強大的海軍，聯邦擁有獨立統一的外交權、司法權乃至行政權，甚至學習英國的重商主義戰略，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這一切無疑都以大英帝國作為楷模。聯邦黨人的政治理想，就是模仿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帝國“老路”。主張走這條道路的人，無不用輝格黨敘事講述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 “二戰”后基于英美特殊關系的大西洋體系論述，以及冷戰中針對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論述，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輝格黨的自由主義敘事。后冷戰時期，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全面興起，對第二代人權理論展開系統批判，否定法國大革命和歐陸哲學傳統，進而否定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
然而，在美國建國時期，最強大的精神力量源于第二代人權理論。這種人權理論的美國繼承者主張，借助人民主權和共和主義傳統反抗殖民帝國體系的“舊世界”，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美國往往被視為“新世界”的代表，就是要徹底拋棄歐洲殖民主義的專制統治，以“人民主權”奠定國家發展的政治獨立性，拋棄歐洲在殖民體系下建立的世界帝國，進而通過獨立的、平等的國家之間的“聯盟”，建立起邦聯主義的世界體系。這實際上相當于走一條不同歐洲殖民帝國主義體系的“新路”。這種主張尤其體現在杰斐遜代表的反聯邦派的論述中。正是在這種傳統的基礎上，20世紀的威爾遜提出了“大國共同體”這種“國際聯盟”構想，這一構想最終發展為后來的聯合國體系。 從“一戰”到“二戰”，美國之所以是“世界燈塔”，就在于與歐洲殖民主義的世界帝國體系相比，美國進步力量主張的這種主權國家獨立平等的聯盟體系代表著人類進步的方向。
這兩種人權理論及其背后的世界政治理念看似相互“矛盾”，美國卻恰恰利用二者建構起一個全新的世界帝國。一方面，美國利用第二代人權的自由建國理論，推動美國向西部擴張，以“聯盟”的方式將西部并入“美利堅聯合國”的聯盟體系，使得美國在北美大陸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建構起一個全新的“大陸帝國”。正因此，當美國向西的邊疆開拓完成之后，特納才會憂心美國的共和主義理念會隨著邊疆擴張的結束而走向衰落。 [7] 另一方面，美國又利用第一代人權中的商業貿易理論，采取重商主義戰略，加快美國經濟商業貿易的崛起。尤其經過南北內戰后，美國形成了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政府產業保護政策下的“美國體系”也逐漸完備和強大。 [8] 美國終于擺脫了在英國建構的“棉花帝國”中的邊緣地位，成為工業強國，進而成為全球商業貿易的強國。整個19世紀，美國正是在充分利用這兩種人權理論的基礎上，在大陸和海洋兩個地理空間中，在吸納新州與商業工業發展兩個領域飛速擴張，最終實現了自身的崛起并開始登上世界舞臺。
20世紀登上世界歷史舞臺的美國，面對的是英國和俄國代表的歐洲“舊世界”中的殖民帝國傳統。面對這種形勢，兩種看似矛盾的人權理論又構成新一輪的精巧組合。一方面，美國充分利用第二代人權理論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推動處于殖民壓迫下的民族和國家開展民主革命，不斷瓦解歐洲殖民帝國體系。在這個歷史節點上，邁向世界舞臺的美國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一樣，也扮演著革命性和進步性的角色。如果我們不考慮國內政治，僅僅考慮對國際格局的理解，威爾遜和列寧都是法國大革命思想的繼承者，都在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基礎上推動民族自決、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雖然他們有不同的現實政治考慮，但在意識形態上都是歐洲殖民帝國體系的顛覆者，都主張主權國家在獨立平等的基礎上走向國際聯盟的道路。正是由于威爾遜的美國和列寧的俄國對第二代人權理論的捍衛和推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歐洲舊帝國道路在那個時代的全球政治觀念中喪失了正當性。兩次世界大戰后，歐洲殖民主義的帝國體系開始解體，一系列殖民或半殖民國家獲得獨立或解放。這些國家都按照共和國聯盟的世界主義理想，要么加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聯盟體系，要么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的聯盟體系。
另一方面，美國并不完全按照第二代人權理論要求這些新獨立國家必須是民主共和國，這些國家甚至可以是封建酋長國或獨裁專制國家；但這些國家要加入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就必須接納美國按照第一代人權理論建構的全球商業貿易體系。 換言之，美國對加入其聯盟的國家有一個隱蔽的條件：必須采取第一代人權理論強調的自由市場體制，尤其要對美國開放其商業貿易領域。這就是與“民族自決”理念相伴隨的是“門戶開放”政策。在這個意義上， 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被美國視為“敵人”，絕非因為它們在理念上宣稱要推翻資本主義世界，而是因為它們選擇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使得美國的資本、商業貿易的經濟力量無法滲入。可見，美國實際上始終依據第一代人權理論的資本主義理念來劃分政治上的“敵我”關系。
綜上所述，第一代人權理論及其推動的世界帝國始終是美國政治的根本；而第二代人權理論往往只是工具，通過“民族自決”以及后來的“顏色革命”來打擊外部的政治對手。 這些國家經過民族自決或政權更迭后，要獲得美國的政治認可，就必須采取市場經濟體制；至于在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上是建立自由民主政體，還是嫁接部落酋長制、獨裁專制和宗教政體等其他上層建筑形式，都無所謂；只要其市場對美國的資本和商業開放，接受美國推行的全球經濟規則，就可以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商業貿易體系中，變成美國支配下的準殖民地。比較之下，采取計劃經濟的國家因為完全不受美國經濟力量的干涉、滲透和支配，很容易被美國視為“敵人”。因此，美國在政治上判定敵我的邏輯之所以“矛盾”，真正根源乃是美國試圖通過交替使用兩種人權理論，建構一個新型的隱蔽的世界帝國。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回到世界帝國的內在邏輯來探尋美國行為的根源。
在這方面，阿明提供了一個具有洞見的觀察。他認為古代的財富積累主要依賴土地上的物產，為了掠奪其他土地上的財富，古典帝國往往通過軍事征服建立直接統治，通過貢賦和稅收完成利潤榨取和財富積累。為了掩蓋經濟上的榨取關系，并為軍事征服提供正當理由，古典帝國發展出一套具有壟斷性的復雜的文明和宗教學說。然而，資本主義時代的財富積累往往通過資本和貿易完成，軍事征服和直接統治的必要性大大降低，這就意味著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全不需要壟斷，但需要建立起一套類似的具有壟斷性的關于全球經濟的復雜學說。這套用概念、數學公式和圖表建立起來的復雜高深的經濟學知識，實際上同樣是為了掩蓋新型的帝國榨取。 [9] 事實上，從這種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向現代的世界帝國過渡的過程中，恰恰是商業貿易的全球化使得通過資本和商業貿易控制全球的世界帝國成為可能。 作為第一個世界帝國，大英帝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采取殖民主義這種“有形帝國” （formal empire） 模式， [10] 除此之外則盡可能采取“無形帝國” （informal empire） 模式，通過商業貿易這只“看不見的手”獲取利益。 [11] 由 此，帝國建構藝術的演化史，正是從直接征服的古典帝國形態發展到殖民主義“間接治理”這種中間形態，再發展到“無形帝國”形態的歷史。
進入20世紀后，由于威爾遜對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宣傳，更重要的是來自社會主義理念的競爭，再加上有大陸帝國和“門羅主義”的基礎，美國可以在遵循第二代人權理論推動民族國家獨立的前提下，走“無形帝國”這種新型世界帝國道路，即要求所有新獨立國家采取“門戶開放”政策，接受自由貿易的市場理念，從而將其納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帝國體系。[12]正是在這種新型世界帝國的建構過程中，兩種人權理論以及“民族自決”和“門戶開放”兩種政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其中，第一代人權理論推動的“門戶開放”為“體”，而第二代人權理論形成的“民族自決”為“用”。這種新型世界帝國建構，在“二戰”后美國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有很好的體現：在政治上，完全接受第二代人權理論，推動主權國家獨立平等地加入“聯合國”這個國際聯盟體系；但在經濟上，通過布林頓森林體系建構起美元霸權和對全球經濟的控制。“二戰”后，歐洲各國、日本等大量國家在法律形式上雖然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美國卻可以通過經濟、金融、科技、信息數據等方式將這些盟友變成“附庸國”或“準殖民地”。
可見，在美國建構的新型世界帝國中，這兩種相互矛盾的人權理論實現了完美的“體用”配合：一方面，美國始終高舉“人權”大旗，揮舞“人權”大棒干涉其他國家，主張“人權高于主權”，并采取“人道主義干涉”，摧毀其他國家的主權；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全球市場體系將在前述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市場和勞動力納入其世界帝國的分工體系。這種戰略在后冷戰時代表現得更為明顯和突出，因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意味著美國失去了外部制約的力量，可以肆無忌憚地加快世界帝國建構進程。兩種看似“矛盾”的人權理論，形成一種完美的“體用”結合，表面上宣揚第二代人權主張的共和主義和世界主義理想，骨子里則是第一代人權理論支撐的世界帝國建構，從而形成“外人權”而“內帝國”的內外表里結構，共同推動新型世界帝國的建構和全球擴張，這無疑構成了“美國行為的根源”。
注釋
[1] 關于世界帝國的初步討論，參見強世功：《超大型國家的內在邏輯：帝國與全球秩序》，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2期。更詳細的討論，參見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三聯書店（香港）2021年即出。
[2] 關于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與“深度全球化”所推動的“天下一家”的歷史發展趨勢之間的內在矛盾，參見強世功：《“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難題》，載《東方學刊》2021年第4期（即出）。
[3] 劉小楓老師從政治哲學角度考察了“美國行為的根源”，本文試圖作為其腳注，增加一些經濟社會史和帝國史的背景和內容。參見劉小楓：《美國行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學的觀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
[4]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5] 珍妮弗·皮茨：《轉向帝國：英法帝國自由主義的興起》，金毅、許鴻艷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尤來寅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頁。
[7] 特納：《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李明譯，載張世明、王濟東、牛昢昢主編：《空間、法律與學術話語》，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8] 關于亨利·克萊提出的“美國體系”（American system，也有譯者譯為“美國制度”），參見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馬學亮、鄧郎、黃陽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頁。
[9] 阿明：《古代世界諸體系與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載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巴里·K. 吉爾斯主編：《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郝名瑋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0] 大英帝國由于領土狹小，為了駕馭全球貿易的世界帝國，在地緣政治上必須依賴南非和印度這種采取“間接治理”的殖民地形態。
[11]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 6，No. 1，1953，pp. 1~15.
[12] 關于“門戶開放”在美國帝國擴張“大戰略”中的意義，參見克里斯托弗·萊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孫建中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貿易與人權（下）
—— 世界帝國背景下的中美競爭
▍ 關貿總協定：兩種人權理念之間的妥協
美國通過“民族自決”和“門戶開放”在第一代人權與第二代人權之間形成了體用結合的內在機制，利用兩次世界大戰的機會推動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世界帝國衣缽，并將其推進到“無形帝國”的新階段。“二戰”后形成的政治領域中的聯合國體系和經濟領域中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這兩種人權理論的產物。[1]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中，美國的首要目標是摧毀大英帝國的帝國特惠制造成的全球貿易分割，利用美國戰后主導全球經濟的有利時機，要求歐洲和亞洲必須采取貿易和投資自由的“門戶開放”政策，以便美國獲得整個世界的資源和市場，重建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實現保羅·肯尼迪所說的“美國治下的和平”。事實上，當大英帝國從自由貿易轉向帝國特惠制時，美國正自羅斯福新政開始從重商主義轉向自由貿易政策，這種政策變化恰恰反映了帝國實力此消彼長的變化。
大英帝國是在“心不在焉”的狀態下自然成長為世界帝國的，而美國從建國開始就系統研究大英帝國的成敗教訓，通過精心籌劃和設計來建構世界帝國。因此，不同于大英帝國自發形成的以產業和金融為中心推動自由貿易，并由此形成自由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經濟體系，美國在“二戰”后對于建構世界帝國有一整套系統的籌劃，經濟上的關鍵就在于如何汲取各國采取重商主義政策導致西方世界陷入“大蕭條”的教訓，重新建構自由貿易的世界貿易體系。
“二戰”后，資本主義世界掌握“貿易”（第一代人權）的話語權，社會主義陣營掌握“人權”（第二代人權）的話語權。美國原本希望按照第一代人權理念設計推動自由貿易的世界貿易組織，并簽署了著名的《哈瓦那憲章》。然而，秉持第二代人權理念的新獨立國家很難認同這種摧毀國家主權的做法，更何況在經歷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后，人們對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導致的災難有切膚之痛。即使在美國，由于新政自由主義的影響，人們也意識到自由經濟必須與充分就業和政府調控聯系起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安全”必須與新政自由主義強調的“社會安全”和“道義安全”聯系起來，甚至希望用新政自由主義的理念塑造戰后秩序。[2]在這種背景下，兩種人權理念之間相互妥協，形成了美國主導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這樣的多邊談判機制，不同經濟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都納入關稅和貿易問題的談判中。這種妥協將第一代人權理論強調的市場自由與第二代人權理論強調的政府調控有機地結合起來，被稱為體現了一種“嵌入式自由主義”（the embodied liberalism）。[3]
關貿總協定的制度設計給發展中國家關稅保護適度的空間，它比大英帝國時代的自由貿易的世界經濟更為合理。大英帝國推動的自由貿易以赤裸裸的殖民主義為背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完全被編織在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上。而當美國提出自由貿易的時候，正是共產主義運動推動下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時代，是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民族解放時代。在這個主權國家追求獨立平等的時代，美國提出的自由貿易必須給這些國家主權相當的調控權力。盡管美國努力將關貿總協定的討論限定在“貿易”的技術范疇中，希望避免受到社會主義運動推動的第二代人權（經濟社會發展權利）的影響，將“貿易”與“人權”隔絕開來，但二者之間的關聯始終是客觀存在的。這意味著大英帝國通過自由貿易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環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與大英帝國主導的完全開放的自由貿易體系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既為主權國家解決就業和社會問題提供了空間，同時防止這些國家采取重商主義政策危及全球經濟秩序，從而避免了大英帝國激進的自由貿易導致的保護主義強烈反彈。可以說，這是一個比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更為溫和、更為合理的經濟全球化秩序。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世界經濟體系從大英帝國時代向美帝國時代的過渡，實際上體現了資本主義利潤榨取邏輯的重要變化。大英帝國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制造業優勢獲得商業貿易優勢，進而獲得金融優勢。比較之下，“二戰”后美國資本積累的方式不僅借助黃金-美元以及后來石油-美元的金融霸權，更重要的是它曾經在英國霸權的壓力下積累起“公司資本主義”優勢——美國的跨國公司通過整合全球商業網絡，有效地將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內部化，以應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沖擊。新的公司管理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福特制和泰羅制的興起。公司管理效益的提高有效地加速了公司的擴張，最終形成了跨國公司這種新的經濟壟斷和技術壟斷方式。[4]
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就像曼徹斯特學派所構想的那樣，是由無數小店主構成的全球商業網絡；美國的自由貿易則是由為數不多的龐大跨國寡頭控制的。大英帝國與美利堅帝國的兩種利潤榨取模式的比較，完美地體現在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們的爭論中，即市場和企業這兩種模式哪一個更有效率，最終取決于哪一個更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跨國公司將自由貿易中的市場成本內部化，更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這些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中擁有壟斷地位，它們在很多主權國家（尤其第三世界國家）中擁有特權和權威，甚至可以左右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渴望遠遠沒有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強烈，因為任何主權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同樣有利于美國在該國設立的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賺取的利潤最終又會以美元的形式回流到美國。就像中國人在中美貿易戰中抱怨的那樣，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很多產品都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設廠制造的，中國人賺取的僅僅是一小部分勞動加工利潤。
▍ 世界帝國的兩副面孔：“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
盡管由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外部壓力和GATT談判中發展中國家的抵制，美國期望的自由貿易理想無法馬上實現，但美國還是充分利用其經濟優勢在GATT談判中不斷推動貿易自由化。為此，美國推出了“發展經濟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現代化理論”。這些理論宣稱對外貿易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強調落后國家只有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才能拉動經濟增長；因為對外貿易不僅可以通過擴大出口加速資本積累，更可以通過進口改善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協調發展，同時有利于引進先進技術、生產方式、經濟體制和文化觀念等。這些理論吸引著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GATT，并同意降低關稅，盡可能推行自由貿易。[5]
盡管如此，在這個“俱樂部”式的談判場所，第二代人權理論必然成為發展中國家對抗發達國家的思想武器。無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經濟體系論，還是阿明的依附與不發達論，這些左翼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都成為第三世界在各種國際場合批判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爭取本國發展權益的思想武器。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是因為經濟政治制度不成熟，發展中國家則將其歸結為西方主導的不合理的全球經濟秩序，甚至將這種戰后經濟秩序批評為“新殖民主義”。第二代人權話語與全球左翼運動相結合，在貿易領域推動了“全球正義運動”，“公平貿易”成為發展中國家的訴求。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爭取“公平貿易”，用“公平貿易”批判西方發達國家建構的世界帝國秩序，是因為它們加入這一秩序后并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承諾的經濟繁榮，反而越來越陷入被剝奪的地位，[6]布雷頓森林體系建構的發達國家（北方）與發展中國家（南方）之間的經濟鴻溝越來越深。
美國既然想通過GATT這個經濟“俱樂部”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其經濟體系，用冷戰手法孤立社會主義陣營，那就不得不承受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談判中批評和抵制美國提出的某些主張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要面對為打贏冷戰而推動的歐盟和日本經濟復興所帶來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挑戰，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賦予總統以“不合理”或“不公平”貿易為理由采取報復性措施的權力。1974年，美國進一步修改貿易法，提出了“公平而有害”的貿易和“不公平貿易”等概念，把符合公平貿易原則但不符合美國利益標準的商品稱為“有害的”。這標志著美國貿易政策發生了重大調整：在貿易的正當性話語策略上，從強調“自由貿易”轉向強調“公平貿易”；在制度建構上，越來越傾向于單邊主義，在GATT談判框架之外，利用美國經濟霸權，不斷修訂國內貿易法賦予政府越來越強的貿易報復和制裁手段，迫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國提出的各種所謂“公平貿易”要求。由此，美國國內貿易法與關貿總協定等國際法之間、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之間的有機互動逐漸形成。
“公平貿易”原本是發展中國家基于第二代人權理論對“自由貿易”導致的不平等的批判，現在卻反過來成為美國基于“自由貿易”原理對政府介入貿易（包括補貼、國有企業、勞動者權益、生態環境破壞等）的批判。在“公平貿易”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理解，而這種分歧與通常所說的“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有著密切關聯。如果說“自由貿易”有降低關稅壁壘這樣一個可見的客觀尺度，那么“公平貿易”則缺乏一個普遍認可的標準，因為強者與弱者對于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當強者和弱者展開競賽，強者強調應該在一個共同的起跑線上開始競爭，也就是完全基于市場自由的“公平競爭”，因此任何政府對貿易的輔助都是“不公平貿易”，這種“公平”實際上是程序正義理念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然而，對于弱者而言，這種放任自由的貿易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會導致發展中國家永遠處在世界體系的邊緣地位，形成因依附而不發達；因此，真正的“公平貿易”必須認可發展中國家運用政府力量推動經濟發展的“發展權”，從而實現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這樣的“公平貿易”無疑貫穿了實質正義的理念。
強者與弱者之間圍繞“公平貿易”展開的政治博弈和話語辯論的背后，實質上是兩代人權理論之間的分歧。在這場圍繞“人權”的漫長辯論中，尤其在圍繞市場貿易與國家發展、自由權與平等權的辯論中，美國并非總是贏家。20世紀60~70年代，受歐洲“五月風暴”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美國校園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文化革命”，社會主義推動的以平等為價值核心的第二代人權理論獲得了全球主導權。與社會主義國家展現出來的階層平等、男女平等、族群平等、國際平等景象相比，美國卻深陷經濟不平等擴大、種族隔離、女性被排斥、對外越戰的深淵。面對這種壓力，為了爭奪在人權問題上的全球話語權，美國以打破種族隔離為起點，推動了涉及男女平等、性別解放、被告人權利保護的“民權運動”。從此，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階級左派”轉向了后現代思潮影響下的“文化左派”，美國民主黨也隨之發生根本性轉向。[7]
可見，不同國家都在講“公平貿易”，但都根據自身利益賦予其不同的內涵。發展中國家往往用“公平貿易”強化對其內部經濟發展的保護，反對發達國家試圖推動的自由貿易政策，尤其是后來面對“華盛頓共識”推行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沖擊，“公平貿易”始終是全球左翼批判這一趨勢的理論工具。而美國強調“公平貿易”恰恰是要打擊競爭對手采取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目的是為了推行自由貿易。在這個意義上，“公平貿易”實際上是美國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并采取“自由貿易”的代名詞，是在第二代人權話語主導全球的歷史背景下，美國被迫選擇的一種為自由貿易政策辯護的新話語。
“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不過是美國在推動世界帝國的歷史進程中面對不同處境時的兩副不同面孔，都是美國貿易政策工具箱的有用工具。美國可以隨時根據自己的利益定義何謂“公平貿易”，并針對不同對象和不同情況選擇用“自由貿易”還是“公平貿易”作為其正當性理由。比如，里根時期的美國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度恢復了“自由貿易”的主張，然而在其第二個任期，巨大的外貿逆差讓里根迅速轉向“公平貿易”。正是里根在1985年的《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且公平的貿易”這個概念，并組成貿易反擊小組，奠定了后來美國處理貿易問題的話語策略和法律邏輯。在后冷戰時代，美國利用單極霸權加快了世界帝國建設的步伐：一方面，用新自由主義學說擴張美國的經濟勢力；另一方面，為確保美國對全球經濟的控制能力，克林頓政府甚至將“經濟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并公開宣稱把“公平貿易”作為擴大貿易的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總之，“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是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兩個并行不悖的軌道，目的都是為了打擊競爭對手，確保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控制：一方面用“自由貿易”吸引并控制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則用“公平貿易”應對歐盟、東亞發達國家乃至“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挑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帝國建構背景下，主張“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右翼和主張“公平貿易”的全球化左翼之間出現了合流趨勢。全球化右翼用“自由貿易”的主張要求其他國家取消各種非關稅壁壘（如補貼、傾銷等），以達到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目的；全球化左翼則要求全球貿易中必須加強對勞工、環境等的保護，以保護人權。然而，全球化左翼強調的勞工保護、環境保護無疑大幅度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的成本，最終會削弱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產品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力。2021年3月，西方就企圖通過“強迫勞動”“種族滅絕”這樣的人權話語，禁止中國新疆棉花進入全球貿易，實現通過“人權”議題贏得貿易戰的目的。全球化左翼和全球化右翼一樣，客觀上都在削弱主權國家的權力，只不過全球化右翼建立的是世界帝國，而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左翼在接受這種“世界帝國”的前提下，試圖通過“諸眾”的反抗，將“帝國”改造為“大同世界”。[8]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右翼和左翼在“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的爭論中往往能夠形成有益配合，就像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這兩副面孔那樣，前者主打貿易，后者凸顯人權，成為美國建構世界帝國中兩股既敵對又配合的力量。美國之所以能夠在“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之間自由切換，就在于它建構的世界帝國使其擁有超越國際法的“絕對主權”，可以將美國的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
▍ 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帝國：貿易與知識產權
從《1962年貿易擴展法》提出“不公平貿易”問題以來，隨著貿易摩擦的不斷增加，美國不斷修訂其貿易法，強化美國總統在GATT之外的單邊行動能力，形成了所謂的“一般301條款”，即美國貿易代表可以根據總統授權，對任何其他國家因違反“公平貿易”而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采取單邊的懲罰和報復措施。正是依據“一般301條款”，美國在20世紀70~80年代多次向日本發起貿易戰，以打擊日本制造業對美國的挑戰。1985年，美國通過著名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對美元升值，從金融這個根本層面解決了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自此日本經濟進入長期衰退。與此同時，美國還對日本發起“超級301調查”，1989年兩國簽訂《美日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不僅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更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對于日本這個主權國家而言，這兩份協議無疑都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美國的單邊懲罰性報復之所以奏效，不僅因為日本外向型經濟早已嵌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已經作為“附庸國”被整合在美國的世界帝國秩序中。[9]
面對新興國家在制造業和貿易領域的挑戰，美國一方面不斷以“公平貿易”為由加強各種“301調查”的單邊行動能力，另一方面竭力鞏固自身在GATT談判中的優勢地位，形成以國內法促進國際法的雙軌互動框架。這方面，將知識產權問題與貿易問題掛鉤，利用“公平貿易”話語將知識產權納入GATT談判，無疑是80年代以來美國強化世界帝國體系的新戰略。
從獨立建國開始，美國便意識到歐洲帝國霸權的秘密就在于科技推動的制造業崛起。為此，美國建國者竟然將知識產權保護條款寫入憲法，這在世界各國憲法中似乎獨此一家。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企業型國家”，借助貿易保護政策，美國政府始終強力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終于迎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科學家紛紛避難美國，美國很快登上全球科技巔峰。“二戰”結束前著名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進一步奠定了用科技力量贏得冷戰的基礎。70年代遭遇歐盟和日本的產業挑戰之后，美國意識到必須通過強化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維持美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優勢地位。1979年，卡特總統正式提出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發展戰略，制定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
然而，絕大多數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反對發達國家的科技壟斷。可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認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遵守主要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為此，美國試圖將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帶入GATT談判，使其成為發展中國家都認可的國際法。1988年，美國全面修訂了貿易法中的301條款，明確將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定義為“不公平貿易”，并授權美國總統成立專門的辦公室對有此類行為的國家發起調查，直至訴諸貿易制裁。這就是所謂的“特別301條款”。從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成為跨國公司知識產權保護的代言人，對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發起知識產權調查，日本、韓國、巴西、東南亞和中國都成為被調查和收割的對象，并展開一系列密集的知識產權談判。
為了進一步宣傳知識產權保護的正當性，“知識經濟”概念被媒體大肆宣揚，微軟總裁比爾·蓋茨的財富神話成為知識經濟的象征，知識產權因此成為一種“新型人權”。美國試圖利用新的知識產權規則將全球主要經濟體納入其知識產權的帝國體系。在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利用“特別301條款”作為威脅制裁的后盾，在最后階段將知識產權這一與貿易沒有關系、原來并不在談判規劃中的議題納入談判議程，并最終在1994年簽署著名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TRIPS協定違背了GATT的國家自主原則，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削弱了國家決定本國知識產權保護立法的自主性，規定所有國家都必須接受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準。
當時，很多發展中國家對美國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戰略并不清楚。當美國以開放農產品市場為誘餌誘使發展中國家接受TRIPS協定時，許多發展中國家以為自己雖然在工業領域受損，但至少可在農產品領域獲益。但它們不知道的是，美國的生物、制藥、基因等領域的寡頭已經壟斷了各種專利技術，以至于傳統農業中的種植、養殖都處在這些跨國寡頭的控制之下。TRIPS協定推動的全球知識產權保護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在工業資本家控制勞動力和剩余價值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以及銀行家控制資本、證券、債券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之后，資本主義進入新的階段，由蘋果這樣的信息寡頭、輝瑞這樣的醫藥寡頭以及孟山都這樣的生物寡頭控制抽象知識產權的“信息資本主義”時代已經來臨。這些控制了知識和信息的跨國公司向用戶“收租”，就像控制了土地的中世紀封建地主向佃農收租一樣。[10]
需要注意的是，在TRIPS談判的最后階段，冷戰已經結束了。曾經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了，社會主義理論及第二代人權話語也隨之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世界范圍內的保守主義革命，古典自由主義背景下的第一代人權理論開始全面復興，并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形成了復興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與左翼背景的新政自由主義劃清界限。新自由主義不僅復活了第一代人權理論，更重要的是用第一代人權理論改造了第二代人權理論，用經濟自由化的理念推進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價值的自由化，摧毀了人民主權、國家平等、社會主義等第二代人權理論原本的核心主張。
可見，冷戰的結束和“華盛頓共識”支撐的新自由主義，將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的自由化前所未有地結合在一起，為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提供了新的前景。美國終于可以踢開布雷頓森林體系包含的對國家主權和政府自主性的尊重，拋開第二代人權理論保護的國家主權，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原則和邏輯塑造更徹底的世界帝國。正是在后冷戰時代美國加速推動世界帝國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職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穩定全球金融的機構變成美國管理世界帝國的超主權機構。與此同時，曾經作為主權國家多邊協商談判機制的GATT也被拋入歷史，代之以全新的管理機構——世界貿易組織（WTO）。與GATT相比，世貿組織的最大區別在于擁有強有力的爭端解決機制，因此成為凌駕于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帝國的法律執行機構，成為“世界法治”的象征。由此，世貿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道，被譏諷為美國展開世界帝國建構的“邪惡的三位一體”（Unholy Trinity）。正是在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帝國籌劃中，“人權高于主權”乃至“人道主義干涉”成為美國摧毀其他國家的主權，并將它們納入其世界帝國版圖的利器。美國以“人權保護”名義發起“第三波民主化”，以“反恐戰爭”名義提出改造中東的“大中東民主計劃”；為了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推行民主化改造，美國甚至發動“顏色革命”這種新型戰爭形態，將其世界帝國變成所謂的“民主帝國”或“人權帝國”。[11]
▍ “中國道路”：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權理論的重構
近代以來，中國被迫納入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并開始從農業國轉向發展商業和工業的現代化道路，以至于從一開始，中國就是作為半殖民地被規定在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上，這也意味著近代中國不得不接受“依附與不發達”的命運。而要改變邊緣位置與依附命運，必須首先實現政治上的獨立，唯有如此才可以采用保護主義措施推動工業化，實現國家富強，邁向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區。因此，政治獨立、政治自主、全球反霸始終與世界體系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新獨立的國家如何才能推動本國的工業化？一條道路是土耳其和印度采取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條道路是蘇聯和中國采取的社會主義道路。前者試圖在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下，采取西方列強崛起時實行的重商主義戰略推動本國的工業化。然而，西方列強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以戰爭為前提條件，如果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和能力，重商主義戰略無法取得成功。此外，盡管土耳其和印度獲得了政治形式上的獨立，但依然無法擺脫對西方的依附，以至于最終無法擺脫對西方控制的世界體系的依賴。相反，社會主義道路從一開始就看透了本國資產階級對世界體系的依附性和買辦性，因此選擇依靠工人階級乃至農民階層獲得徹底的政治獨立，甚至敢于以戰爭的方式與維持世界體系的歐美列強對抗，敢于承受西方列強在經濟上切斷其與世界經濟體系之間關系的壓力和后果。冷戰期間在政治軍事層面對抗的兩大陣營，同時也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其中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對社會主義陣營采取了封鎖、限制、孤立和包圍的政策。
正是從世界帝國體系的角度，我們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斗爭中兩條道路的選擇及其命運，關鍵不在于中國是否要加入世界體系，而是以什么樣的身份和地位加入這個體系，而政治上的身份和地位又取決于經濟和軍事上的實力。在這個意義上，1949年之后的新中國進入危機與機會并存的歷史關鍵時刻。“危機”源于政治軍事上面臨來自世界帝國體系的打壓，唯有經歷類似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和援越抗美戰爭的考驗，才意味著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獲得了獨立的政治地位；“機會”則在于民族解放和國家新生讓中國有了走上獨立發展的工業化道路的底氣和能力，徹底擺脫了世界體系中被規定的依附品格和邊緣地位，為中國邁向世界體系的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采取的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就是一條不依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落后的農業國快速“躍進”到工業化的道路，這是不同于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重工主義”或“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的發展道路。此時的中國還是落后的農業國，無法借助全球商業貿易或殖民獲得足夠且廉價的原材料，卻要超越通過商業完成資源積累和知識積累的階段，直接發展現代工業，而且一開始就是發展國防重工業，難度可想而知。這種“重工主義”發展戰略，讓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同時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迅速改變了中國長期被殖民掠奪的地位，成為全球性大國，與蘇、美展開“三角博弈”。
然而，這種發展戰略將第二代人權理論發展到極致，必然會抑制第一代人權理論。從長期來看，這種狀況不可持續。在冷戰背景下，西方世界向社會主義國家輸出第一代人權理念，以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努力。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在取得工業化成功之后，必須認可第一代人權理論的成就，重新回到全球化所推動的世界體系中。在這種重新回歸過程中，蘇聯和東歐國家由于政治上的失敗徹底喪失了政治主權的獨立性，它們接受了世界帝國推出的“華盛頓共識”，工業能力被直接摧毀，整個國家被重新編織在世界帝國體系的邊緣或半邊緣位置上。改革開放后中國在重新加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卻始終保持了政治上的獨立性，從而維持了在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上的自主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始終包括兩個進程：一方面，盡快融入世界體系，充分吸收外部的知識、資金、制度和法律，以發展壯大自己，加快建立一種與世界接軌的市場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始終利用政治自主的優勢，制定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比如，中國政府始終保持對金融的管治，避免加入世界體系后被西方金融資本所操縱；中國政府堅持制定循序漸進的發展戰略，尤其在貿易領域，最初以“出口創匯”為目標，通過出口退稅等一系列政策推動初級產品出口，并用賺取的外匯引進高新技術；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近年來中國政府充分利用在“重工主義”階段積累的制造業優勢，加快產業升級，推動中國在全球科技產業鏈中不斷向上攀升，逐漸對美國的科技產業優勢及其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形成挑戰。這才是今天中美競爭的根源。
與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失敗轉型相比較，中國轉型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沒有像它們那樣以一種投降姿態徹底拋棄第二代人權理論。中國在重新接納第一代人權理論的同時，始終堅持第二代人權理論的理想信念，并將二者完美結合在一起。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義就是對第一代人權理論和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完美結合。改革開放剛好趕上美國在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全面復興第一代人權理論，第一代人權理論以及主張全面融入世界帝國體系的“與世界接軌”戰略，于是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然而，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在中美“關鍵十年”間的戰略轉型，[12]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必然轉向全面復興第二代人權及其所推動的社會主義，并在此基礎上重建人權理論。
正如上篇所揭示的，無論是美國自身的國家建構，還是美國對外推行的世界帝國戰略，都是對兩種人權理論的結合和運用。[13]那么，美國和中國對兩種人權理論的內在組裝和具體運用有什么不同？
簡單總結上篇及本篇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自從歐洲發展出現代人權理論之后，現代人圍繞人權概念形成了五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一是歷史上亞當·斯密式的英國模式，按照第一代人權理論形成自由放任模式，對內是商人階層主導的議會制，對外是自由貿易的世界帝國體系。二是與此相對立的蘇聯時代將盧梭的“公意”理論發展到極致的斯大林模式，按照第二代人權理論形成全面計劃控制模式，對內采取工人階級專政，對外構建社會主義盟友互惠的“帝國體系”。三是在兩種類型之間、讓兩種人權理論保持平衡的歐盟模式，對內采取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政策，對外采取平等的聯盟體系。四是美國模式，兩種人權理念處于不斷斗爭、相互推動、交替主導的狀態，最終在“二戰”后逐漸形成以第一代人權理論為“體”、第二代人權理論為“用”的世界帝國模式。[14]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兩種人權理論相互交織、交替主導的過程中，正在逐漸形成一種以第二代人權理論為“體”、第一代人權理論為“用”的新模式。在國內的經濟社會政策層面，中國無疑要秉持第二代人權理論推動的社會主義理念，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論重構和完善我們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制度，同時將自由財產、市場經濟、自由貿易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部分，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平等與自由、第二代人權理論與第一代人權理論的積極性。在全球秩序層面，中國基于第二代人權理論，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探索適合自身實際的現代化道路的權利，主張充分發揮聯合國體系的積極作用，推動各種平等聯盟體系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展開制度建設，以此適應“深度全球化”的必然發展趨勢。
可見，今天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圍繞不同人權理論及其實踐展開的競爭。近代以來西方發展出來的兩種人權理論始終處在緊張的斗爭之中，而中國實踐正在探尋讓兩種人權理論形成完美結合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源于對中國人權事業獲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更重要的是源于尋求“中道”的中國智慧。在中國文明的傳統中，人權并非主導性的概念，人權最終服從于天道秩序，唯有在天道秩序中，每一種人權理論所保護的權利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為自身劃定邊界。在中國，兩種人權理論完全可以在特定時勢下交替使用，因時勢而變化，克服西方原教旨主義內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讓市場與政府、資本與人民完美地結合起來，共同服務于建構中國秩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崛起必然要重構人權理論。在國際話語權斗爭以及推動全球治理過程中，中國應始終掌握人權話語的主動權，批判美國推動的世界帝國秩序帶來的人權災難。世界帝國體系下不受約束的資本勢力，在西方各國國內帶來了階級壓迫、種族壓迫等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國際層面，這種世界帝國秩序將過去幾百年形成的西方與非西方的中心-邊緣結構固定下來，美國攫取全球財富以自利，卻不承擔全球治理的責任，導致“逆全球化”趨勢如今在全球范圍內興風作浪，狹隘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在很多國家重新抬頭，國際社會沖突加劇。中國崛起恰恰是要在第二代人權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國際社會協商對話和區域整合，解決世界帝國衰敗帶來的治理難題，推動下一波全球化，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15]
注釋
[1] [13] [14] 參見強世功：《貿易與人權（上）——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
[2] 參見約翰·伊肯伯里：《自由主義的利維坦》，趙明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參見安德魯·朗：《世界貿易法律和新自由主義：重塑全球經濟秩序》，樊健、王縉凌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4] 相關討論參見杰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頁。
[6] 盧克·馬特爾：《社會學視角下的全球化》，宋妍譯，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頁。
[7] 參見理查德·羅蒂：《筑就我們的國家》，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
[8] 參見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Penguin Books，2005；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9]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30余年前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對日本發起“一般301調查”并迫使日本簽署《廣場協議》的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再次被任命為貿易代表，并對中國發起“301調查”。然而，萊特希澤這次面對的中國，不是美國的附庸國，而是真正獨立的主權國家。
[10] 關于TRIPS談判以及由此引發的知識產權問題的詳細論述，參見彼得·達沃豪斯、約翰·布雷思韋特：《信息封建主義》，劉雪濤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11] 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三聯書店（香港）2021年版，第二章。
[12] 強世功：《中美“關鍵十年”——“新羅馬帝國”與“新的偉大斗爭”》，載《東方學刊》總第9期。
[15] 參見強世功：《“天下一家”vs. 世界帝國：“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難題》，載《東方學刊》2021年第4期（即出）。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和2021年第6期，原題分別為《貿易與人權（上）——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貿易與人權（下）—— 世界帝國背景下的中美競爭》。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