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鵬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
【導讀】假設新的大國戰爭爆發，基礎制造業被掏空的美國，還能像二戰中那樣進行有效的工業動員嗎？這是當代任何美國主政者都無法回避的一個憂心問題。過去十多年來，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近三任美國總統的政治立場和政策理念，多有搖擺，但他們都喊出了推動制造業回流、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口號，并推出相應舉措。然而，從美國對“中國制造”卡脖子來看，其制造業仍牢牢占據全球工業體系的頂端。那么，美國精英的“制造業焦慮”從何而來？
本文回顧美國工業史，發現美國制造業崛起背后有兩種“美國體系”。一是“制度的美國體系”，即19世紀美國的經濟保護主義思想及其政策實踐，如高關稅壁壘、對制造業補貼、國內基建和統一市場建設；二是“制造的美國體系”，即19世紀美國興起的以大規模生產體系為特征的制造方式。制造業是美國崛起為世界霸權的物質基礎。但成為霸權后的美國選擇了符合霸權利益的全球政治經濟安排，一方面不得不放棄“制度的美國體系”，另一方面促成“制造的美國體系”在全球加速擴散，反而侵蝕其自身制造業根基，以至于出現局部去工業化。而當去工業化惡果顯現時，美國又不斷對其盟友和新興工業國發動貿易戰，試圖重振本國制造業。2018年以來的對華貿易戰和科技戰，不過是這一行動的最新表現。
作者指出，美國制造業帝國的興衰，也折射今日世界一個核心問題：美國霸權體系所包含的不穩定性。美國不甘心為自己的霸權成本買單，甚至嘗試以某種19世紀的方式來重鑄制造業帝國，這意味著這個霸權所打造的世界體系已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及其風險，是被美國視為競爭對手的大國所不應回避和低估的。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1期120-130頁，原題為《美國體系：一個制造業帝國的興起與分化》，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美國體系：一個制造業帝國的興起與分化
制造業是美國崛起為世界體系霸權的產業基礎，也是美國迄今仍然能維持其霸權的物質基礎。18世紀的美國獨立，既是政治建國，又是工業立國，在美國的政治軀殼內，一個制造業帝國以“美國體系”（The American System）之名持續演化著。美國體系這一概念有兩個內涵，其一是指19世紀美國的經濟保護主義思想及其政策實踐，可稱為“制度的美國體系”；其二則指19世紀美國制造業中興起的以大規模生產體系（mass production system）為特征的制造方式，可稱為“制造的美國體系”。兩種美國體系既有區別，又互相影響，共同推動著美國在20世紀初實現對霸權國英國的經濟趕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仍保留工匠制造傳統的軸心國。但是，成為霸權后的美國選擇了符合霸權利益的全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促成美國體系在全球化進程中加速擴散，反而侵蝕了美國制造業帝國自身的根基，使這個體系相對完整的帝國出現了局部去工業化的分化。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態勢使美國難以維持其傳統的制造業帝國，但制造業的戰略性和19世紀美國工業文化的延續，使美國政府不斷試圖以傳統方式重振制造業，由此產生的矛盾，成為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緊張關系的重要根源。
▍ 漢密爾頓的幽靈：美國的工業文化傳統
2021年3月31日，美國總統拜登公布了一項規模高達2.25萬億美元的基礎建設計劃，側重于對基礎設施、制造業、清潔能源、護理產業及科技研發的投資，提議每年對基建投資在美國國內GDP占比達1%，并通過提高企業稅率等稅改舉措來支付。拜登政府的計劃對制造業的關注，既延續了民主黨的奧巴馬政權重振美國制造業的政策，又與共和黨的特朗普政權使美國制造業重新偉大的施政精神相一致。美國的制造業曾經在全球具有某種全方位的領先優勢，但20世紀60年代以后，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出現變化，制造業部門的雇用人數停止增長并開始下降。可以說，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與精英階層就存在著一種持續的“制造業焦慮”。這種焦慮有其真實性，源于曾經全面稱霸全球的美國制造業帝國的土崩瓦解，但是，考慮到美國制造業仍然牢牢占據著全球工業體系的頂端，這種焦慮又包含著一種情緒化的心態，植根于美國獨立之初所形成的工業文化傳統。
在美國獨立前，大英帝國對其北美殖民地采取了壓制本地制造業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但殖民地制造業在市場需求的誘導下仍然破土而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殖民地精英逐漸萌生出獨立意識，并將打破母國政策束縛的制造業自立也視為獨立的重要內涵。例如從1769年到1772年，富蘭克林明確地支持了若干殖民地的大型制造業計劃，這些計劃將與英國制造品如玻璃、釘子、瓷器等展開競爭。在美國獨立戰爭打響的前兩年，馬薩諸塞州議會宣稱：“每個國家都應該規劃自己的國內政策，以此來繁榮自身，在它們自己的疆域內，生產每一種生活和防務所需的商品。”這種醞釀中的重視制造業的工業文化，成為美國獨立的思想先導之一。而將制造業發展與政治獨立結合起來思考的思維方式，也成為未來美國工業文化的重要特點。
戰爭對美國制造業與工業文化的演化始終是一個持續性的影響因素。在獨立戰爭中，大陸軍缺衣少彈，使華盛頓、漢密爾頓等軍事領袖切身感受到制造業對于戰略物資供給的重要性。換言之，戰爭強化了部分美國精英頭腦中制造業自立重要性的觀念。不過，當漢密爾頓成為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后，其于1791年提交給國會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包含著不止戰略構思的經濟考量。漢密爾頓對于經濟發展存在著一種動態的現代觀念，積極支持工業、金融業等新興產業，這與當時以農業為根基的美國社會的整體文化氛圍格格不入。因此，《關于制造業的報告》首先就是一篇為制造業辯護的倡議書。漢密爾頓的政敵托馬斯·杰斐遜在1781年曾出版《弗吉尼亞筆記》，從道德角度論證農業優于制造業，提出美國不應發展制造業：“就制造業的全面運轉來說，還是讓我們的工場留在歐洲吧。”漢密爾頓與杰斐遜的政爭，實際上牽涉到美國的立國路線之爭，這一路線之爭以不同的形式持續貫穿于美國利益集團斗爭的歷史中。
《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在當時的論戰中并未占得上風，漢密爾頓的政治生命也因他在決斗中失敗而匆忙終結，但他的遺產卻在美國得以保留，并成為美國工業文化的根基。演化的契機仍然是戰爭。19世紀初，美國與其前宗主國英國的關系日益緊張，并最終導致又一場戰爭。這使得杰斐遜在漢密爾頓死后轉而相信美國應該發展制造業。1809年，杰斐遜在一封信中坦言：“最近我反復勸導要鼓勵制造一切其原料由我們自己生產的商品，數量以至少滿足我們自己消費為限。”杰斐遜成了漢密爾頓“政治遺囑”的執行人。這個“好戰的工業國”因為選擇了發展制造業，而邁出了通往世界霸權的第一步。從這一刻開始，逐鹿白宮失敗的漢密爾頓的幽靈，將一直飄蕩于白宮的上空。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其實是對同期歐洲重商主義體系的一種模仿，倡導對作為幼稚產業的美國制造業實施保護性的產業政策。漢密爾頓的建議包括實施保護關稅、禁止競爭性外國商品進口、禁止出口制造業原材料、對企業給予獎勵、免征制造業原料稅、鼓勵發明與機械化、制定嚴格的產品檢驗規章、促進地區間金錢周轉與促進商品運輸。這些建議是對歐洲重商主義集大成之總結，且不乏漢密爾頓原創性的構想。例如，漢密爾頓更加看重的是政府直接補貼企業的政策，而不是重商主義通常實施的高關稅政策。同時，對引進機器的強調緊貼了工業革命的新形勢。更為重要的是，漢密爾頓的方案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現代化計劃，包括運用質量檢測、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等多種手段，全方位地培育制造業體系。美國國會實際上接受了漢密爾頓幾乎所有提高制造業產品關稅的建議，而未觸及補貼和其他建議。于是，一方面，高關稅成為漢密爾頓留給美國的一種實際的政策傳統；另一方面，培育制造業成為一種深深植根于美國的觀念傳統。美國的工業文化在政策與觀念兩個方向上的演化，構成了美國制造業帝國興起的基本制度背景。
▍ 兩種新邊疆：兩個美國體系的形成與擴張
美國制造業的發展是全球工業化進程的一部分，但美國制造業以其技術和組織創新，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參與主導了工業革命的部分進程。表1為美國三次工業革命概況，盡管其歸納過于簡化，但仍然可以展示美國工業革命的一般歷程及其階段性特征。
知識就是權力，權力也扶持知識，這堪稱美國制造業帝國興起的歷史垂訓。從“知識就是權力”的工業文化命題來看，美國制造業一直依靠以知識搜尋與積累為基礎的創新來拓展新的邊疆。這是制造的美國體系的內在演化機制。但不可忽視的是，在漫長的19世紀，也就是美國經濟的趕超期，美國制造業同樣依賴地理上的邊疆擴張來維持成長，而這正是“制度的美國體系”所發揮的作用。
作為一個前殖民地，美國一直存在著人口對比自然資源相對富余的比較優勢，這種優勢在19世紀尤為明顯。為了解決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問題，19世紀初的美國一靠移民來補充人口，并向西部邊疆擴張，二靠勞動節約型機械發明的創新，來滿足工農業生產需求。機械化是美國制造業演化的主線之一。1851年，美國軍火制造商塞繆爾·柯爾特（Samuel Colt）對英國議會夸下海口：“沒有什么是不能用機器造出來的。”盡管英國才是工業革命的故鄉，美國的不少機械發明也是從英國引進的，但到了19世紀中葉，美國制造業的機械化程度已經令英國制造商刮目相看。以機械化為基礎，美國企業發展出了一種在生產上以可互換零件為基礎的標準化體系。這套體系具有鮮明的美國特色，是實現大規模生產的基礎，因此被英國人稱為“美國體系”。當剛剛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不久的英國人提出這樣一個概念時，美國制造業帝國稱雄全球的前景已隱然可見。
“制造的美國體系”發源于軍工行業，再次表明戰爭對于美國制造業演化的重要性。事實上，軍事需求一直是推動人類制造業發展的最主要動力之一。但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制造的美國體系就開始在民用工業中擴展，而民用工業和國民經濟有著更為緊密的關系，拉動了整個美國經濟的成長。應用了美國體系的代表性行業包括鐘表、縫紉機、家具、農機、自行車等，最終使美國體系成熟并使美國制造登峰造極的是汽車工業。亨利·福特將此前已經出現的制造的美國體系中的各種要素組合起來，并進行創新，從而使汽車成為一種能夠大規模生產的耐用消費品，在生產與消費兩個方面革新了世界經濟。這種革命性，不僅是美國制造業帝國的基礎，也是20世紀美國霸權的物質根基。一般認為，高效率的流水線被視為福特制的核心，但實際上，福特公司剛成立時，還不具備可互換性理念和相關的制造經驗，仍是由技術高超的工人來操作具有一般性用途的通用機床進行加工制造。后來，通過與機床銷售商的合作以及雇用機械師，福特公司重新布置了生產車間，還引入了專用機床或單一用途機床。專用機床將復雜技藝分解并用機械來模擬人的手藝，降低了工廠對高技能工人的依賴。此外，機床提高了零件的加工精度，而只有高精度的零件才具有可互換性。因此，作為制造的美國體系之代表的福特制是技術與組織全方面創新的產物。
大規模生產的確是美國制造業帝國征服市場的主要武器，但不可忽視的是，美國制造業在19世紀的崛起同樣依賴于“制造的科學化”。“制造的科學化”是19世紀德國化學工業趕超英國時，德國人對其產學結合的制造業創新模式的一種總結與指稱。這種創新模式在美國的電氣工業等制造業部門中同樣得到了大發展。實際上，“制造的科學化”最終演化成了大型工業企業的研發（R&D）機制。通用電氣與貝爾公司等美國大企業均建立了自己的企業實驗室，這些實驗室成為美國制造業重要的創新引擎。而且，大型工業企業實驗室的部分研究工作相當具有基礎性。例如，通用電氣實驗室成員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1932年曾獲諾貝爾化學獎，以表彰他對白熾燈燈絲表面物理過程所做的研究，他在職業生涯中共獲取了63項美國專利，其中不少對通用電氣大有用處。創新模式的多樣性，增強了美國制造業帝國的整體實力。不過，從美國特殊性來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規模生產才是美國制造業區別于其他工業國家制造業的獨特模式與競爭力，并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體系。
美國制造業依靠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新，內在地拓展著其新邊疆，并將技術與組織的新邊疆轉化為不斷擴展的市場新邊疆。另一方面，權力也外在地影響著19世紀美國制造業帝國的新邊疆。隨著時間的推移，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而容忍了漢密爾頓式高關稅的美國南方精英越來越難以接受高關稅，北方精英則發展出了美國體系理論，鼓吹工業的重要性。1824年，在為關稅政策辯護時，亨利·克萊（Henry Clay）提出了“美國體系”這一概念，將關稅與包括修建運河、道路在內的國內改善政策結合在一起，構筑一個綜合體系，其目的是為了降低美國對海外資源的依賴，鼓勵制造業與國內貿易攜手并進。這是美國人自己提出的美國體系，該體系被描繪為這樣一幅藍圖：“中西部各州的農產品，例如谷物及其加工品，有它們的主要市場，其剩余部分賣給東部各州，而它們的礦產品及部分制造品，也要運到東部和南部。南部用它們提供的棉花、糖、煙葉和大米，換取制造品。”如此一來，美國各州的生產者們將降低對于海外貿易的依賴，并肩工作于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這一藍圖需要獨立的制造業，而獨立的制造業需要政府的保護。克萊曾出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國務卿并數度成為總統候選人，他致力于將其理念轉化為政策。如歷史學家特納所言，在美國的西進運動中，“在克萊……的領導下，保護性關稅法案獲得通過，當時提出的口號是‘農場變工廠’”。受其影響，1824年關稅法案把應稅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率從1823年的約38%提高至1825年的42%左右，對棉織品和毛織品的進口關稅從25%提高到超過33%。這些舉措加劇了南北方精英的沖突，促成了共和黨的組建。最終，通過一場內戰，共和黨建立美國體系的障礙被掃清了。這一美國體系與制造業中的美國體系同名而異質，此即“制度的美國體系”的形成。
內戰結束后，美國關稅應稅項目的平均稅率從1864年的36%上升至1870年的47%，在此后40年的時間里基本保持在這個水平。而從1860年至1900年間，美國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率為40%～45%，從未超過52%，也從未跌破38%。總體來說，關稅在19世紀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中占到55%。高關稅壁壘使美國工業企業看到了一個穩定的國內市場，給了企業投資的信心，美國鋼鐵工業巨頭安德魯·卡內基回憶稱：“資本開始放心地進入制造業，因為人們相信國家會盡可能長地保護制造業。”制度的美國體系由此在地理上為美國制造業帝國拓展了新邊疆，并將財富聚集于邊疆線之內，使幼稚的美國制造業獲得成長所必需的積累。邊疆擴張在19世紀牽引著美國歷史，從經濟上說，邊疆提供了大量機會，早期移民的財產增長很顯著，農場勞動力逐步成為農場主，窮苦農民的財產往往也增加了。換言之，邊疆擴張為美國創造了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而制度的美國體系將這個國內市場最大限度地保留給了美國制造業企業。卡內基便認為，“在世界范圍的競爭中，美國擁有的一項巨大優勢是，這里的制造企業擁有最好的國內市場。他們可以依托這一市場獲得投資回報，同時將剩余產品極具競爭力地出口”。可以說，制度的美國體系涵養了制造的美國體系。
19世紀的美國更接近于一個大陸帝國，其制造業立足于國內市場實現了工業革命。表2展示了美國1810～1899年制造品的貿易和產出數據，很明顯，美國制造業在19世紀具有明顯的進口替代性。一方面，19世紀美國的制造品進口長期超過制造品出口，但另一方面，進口制造品占國內消費份額的比重卻持續萎縮，由此推測，美國制造業系以國內市場為主戰場，崛起為一個具有一定自給性的帝國。而當美國制造業的出口于19世紀結束時超過進口之后，這個帝國就開始大規模拓展其海外新邊疆了。1907年，贊美過高關稅體系的卡內基宣稱：“鋼鐵產品關稅在我國鋼鐵產業發展初期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做到取消所有鋼鐵產品關稅，而不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美國企業家呼吁美國政府取消進口關稅，為的是要求其他國家同樣拆除關稅壁壘。美國的制造業帝國，要跨越海洋遠征了。
▍ 霸權的悖論：“二戰”后美國制造業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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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產和技術相關的文化，比與心靈和信仰相關的文化，更容易在不同族群中擴散。這種擴散既包括技術先進者的產品對市場的征服，又包括技術落后者去學習先進者的生產方式。美國體系的擴散，主要指的是制造的美國體系。早在19世紀后期，西門子公司等歐洲的領先工業企業，就開始學習這一體系，引入美國機床，嘗試大規模生產。福特制形成后，美國體系的擴散就有了更多的內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美國體系徹底打垮了歐洲與日本制造業的舊模式。為第三帝國從事軍需生產的戴姆勒·奔馳等汽車企業，為了提高產能，不得不引進美國體系。德國的航空工業也一樣。不過，德國企業覺悟得太晚，其努力完全無法抵御美國制造業帝國源源不斷送往前線的武器裝備與軍用物資。倒是在第三帝國與日本帝國垮臺后，這兩個國家的工業企業有了更充分的時間與更好的條件學習美國體系，并進行適應國情與市場的改造。例如，大眾汽車公司就是納粹政權對標美國汽車工業創立的汽車制造企業，其創立源于戴姆勒·奔馳等傳統德國車企對美國式“國民車”概念毫無興趣，因此從一開始，大眾汽車公司就稱得上是美國體系在德國的引入。該公司70%的建筑物和90%以上的機器在盟軍的空襲中幸存了下來，這使它在戰后能夠迅速轉向美國式大規模生產，并成為美國汽車工業的勁敵。日本的豐田公司在“二戰”后以精益生產打敗了美國汽車工業，但無可否認的是，豐田式生產方式的基礎仍然是大規模生產，引入了以機床為制造技藝核心的美國體系。推動豐田公司制造汽車的豐田喜一郎就認為，“采用相當先進的設備，就能夠生產出絕不亞于外國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如果對購買這些機器猶豫不決，那么，最好是一開始就不要從事汽車事業”。美國體系在“二戰”后的擴散，為美國制造業培養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因此，美國在“二戰”后取得的霸權，對于美國制造業帝國來說是一個悖論。為了維系霸權，尤其為了與蘇聯冷戰，美國必須對其盟友讓利，在禁止先進技術流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同時，卻不吝對資本主義陣營內的盟友進行技術轉移，并開放其國內市場給盟友，自我摧毀了制度的美國體系，加速了制造的美國體系的擴散。如此一來，美國部分盟友的部分制造業得以崛起，反過來擠壓了美國相關產業的生存空間，使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制造業帝國走向瓦解。從1950年開始，美國制造業的產出和生產率增長均低于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甚至到20世紀70年代匯率和貿易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后，情形依然如此。表3為1950～1978年主要工業國制造業每小時產出的年均增長率。
直到1977年，美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仍占據最大份額，具有領先地位，但這種領先地位比起“二戰”剛結束時的優勢地位已大為削弱，且存在著持續衰退的趨勢。產業的變動能通過貿易反映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美國的貿易格局因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工業產能顯著下降而被扭曲，但隨著其他國家工業產能的恢復和擴張，美國的貿易格局隨之又出現變化。以消費品貿易為例，1925~1938年，美國每年都是消費品凈進口國，但1946年戰爭結束后，美國成了凈出口國，然而，隨著歐洲和日本工業產能的重建，美國消費品貿易的順差穩步縮減，到1959年，美國又成了消費品凈進口國，且其貿易逆差逐漸擴大。更為嚴峻并具有象征意義的是，作為美國體系代表的汽車工業競爭力衰退。從1968年開始，美國的汽車用品貿易出現逆差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這對于美國的工業和貿易就是一個結構性的變化。實際上，不只是汽車工業，美國鋼鐵工業的貿易結構也出現了相同的變化。1959年，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將國內生產停工了116天，當年美國的鋼鐵進口超過了出口，這在20世紀以來尚屬首次。此后，進口鋼鐵在美國國內消費中所占比重穩步提升。鋼鐵工業也是美國傳統的優勢產業，其貿易格局的變化亦具有標志性意味。重要但不易為人所見的是，長期作為美國制造業變革驅動力的機床工業也衰落了。實際上，憑借跨越知識疆域的創新能力，美國在“二戰”后發明了數控機床，從工業哲學的意義上掀起了機床工業的革命。但是，由于忽視投資以及輕視技術工人培養，加上低估了日本機床工業的學習能力而對其轉讓了先進技術，到20世紀80年代時，曾居于美國體系中心的機床工業江河日下。福特和卡內基們締造的美國制造業帝國，雄風不再，曾經涵養美國制造業的國內市場，一個產業接一個產業地陷落于國外競爭者之手。
上述圖景并不表明美國制造業帝國進入衰亡階段，這個帝國只是出現了分化。一方面，那些所謂的中低技術或傳統制造業，確實大范圍地被削弱乃至在美國本土近乎滅絕，但另一方面，依靠知識積累構筑起的高進入壁壘，使美國在軍工、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領域依舊保持著強勁的創新能力并長期領先。當然，出現分化的不僅僅是美國制造業帝國的不同部門或行業，還包括制造方式本身。在美國霸權打造的自由貿易體制中，美國制造業實現了全球化，但這種全球化不只是如過去那樣以產品征服世界市場，而是制造活動本身也打破地理疆界，在成本原則主導下被分割，大量環節遷離了美國。因此， 如果只關心具體產業背后的資本與知識積累，則制造業呈現衰相的美國依舊是世界體系的積累中心，也是全球制造業重要的創新中心。但是，制造業的虛擬化有其限度，制造活動的大量知識產生于現場經驗，產生于制造業各環節的密切溝通，而制造活動環節分割所帶來的知識分割，是不利于制造業創新所需要的知識積累的。這種不利，在制度的美國體系早已消亡的當下，持續阻礙著21世紀以來數屆美國政府重振制造業的成功實施。美國制造業帝國崛起于一個相對封閉的大陸體系，當美國霸權掙脫舊體系的束縛，以一種更加開放的海權體系來支撐自身后，美國制造業帝國就必須為霸權做出某種犧牲。這是霸權的悖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霸權的成本。然而，美國霸權絕不可能主動退縮回一個大陸帝國，因此，按照舊方式與舊體系重振美國制造業就甚難成功。
對于美國政府來說，國內制造業衰退帶來的失業、技術流失、戰略物資不能自給、地區經濟惡化等問題，絕非無足輕重。1971年，也就是美國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的那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政策委員會即威廉姆斯委員會，在7月發布的報告中呼吁要采取“新現實主義”，該報告描繪了美國人的新心態：“隨著紡織品、服裝、鞋制品、鋼鐵、電子產品和汽車對我國市場的滲透，要求美國實施進口限制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國人民越來越擔心美國多年來的關稅削減沒有充分實現其價值……人們對我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逆差感到沮喪……人們越來越擔心我國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在不夠重視我國經濟利益的同時又過度重視我國的外交政策關系，他們擔心這一政策仍受到‘馬歇爾計劃心態’的影響。”馬歇爾計劃是“二戰”結束后美國為了抵御蘇聯擴張而對歐洲進行經濟援助的一整套政策，也是美國霸權開放性的體現。很顯然，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人已經不具備“二戰”剛結束時的那種自信與開放心態了。 制度的美國體系，作為一種體系，被美國人自己摧毀了，但它在美國人的思想觀念中，從未徹底消失。相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先是對其盟友、后又對新興發展中大國不斷發動貿易戰，并試圖重振其作為立國之基的制造業。
于是，今日世界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美國霸權自身所包含的不穩定性。開放國內市場，放松包括技術在內的要素流動，維持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本是世界體系霸權所應行之事，但這種霸權的成本之一，就是其自身制造業體系被肢解，分化為保留在國內的軍工等部門，以及大量遷離出國的部門與環節。
可是，軍工生產難道不需要機床、鋼鐵等基礎制造業提供設備與材料嗎？基礎制造業被掏空后，假設新的大國戰爭爆發，美國還能夠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有效進行工業動員嗎？ 這些疑問是任何美國主政者都無法回避的。
由此，美國并不甘心為自己的霸權承擔應有的成本，甚至不斷嘗試以某種19世紀的方式來重鑄其制造業帝國，這就導致這個霸權所打造的世界體系存在著內在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及其產生的風險，是被美國視為競爭對手的大國所不應回避和低估的。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 》2022年第1期120-130頁，原題為《美國體系：一個制造業帝國的興起與分化》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