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加納足球為例，從社會基礎角度分析足球發展的可能路徑。加納位于非洲西部，曾在1963年、1965年、1978年和1982年四奪非洲杯冠軍，三次打入世界杯，并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闖進八強。加納素來盛產天才球員，如有“非洲水牛”之稱的埃欣，并有大批球員在英超、西甲、德甲效力。
在作者看來，足球在加納的興盛，一方面源自足球自身魅力，另一方面，足球為族群競爭與反殖民活動提供了可能。在加納，足球已與其社會文化高度融合：其一，足球是其教育體系的競爭者；其二，足球是其社會文化的引領者；其三，足球為年輕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機會，并彌合政治與經濟震蕩對于年輕人的陣痛。在此背景下，以足球為志業、通過足球的社會競爭、發掘足球的生命意義，構成加納足球發展的三種面向。這也為中國足球拓展社會基礎提供了海外鏡鑒。
本文原題為《足球在加納：生存、榮耀與競爭》，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1期（2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足球在加納：歷史與現實
經歷了漫長的族群競爭，在17世紀后半葉，一個逐漸強大的阿肯人分支圍繞中部城市庫馬西建立了阿散蒂帝國。他們取代了落寞的登基拉（Denkyira）帝國，之后又打敗了南方的不同部落，直到整個海岸地區都納入了阿散蒂帝國南方省份的版圖，阿散蒂人成為“黃金海岸”的王者。然而，阿散蒂人的統治并不穩固。離統治中心較遠的沿海的芳蒂人開始控制一些海岸小國，同時建立起與海岸地區的歐洲人的貿易聯系，開始反抗阿散蒂人的絕對統治。當英國人最終控制黃金海岸之后，他們和芳蒂人聯合起來，一起對抗阿散蒂人向海岸的擴張，雙方不斷發生武力沖突。憑借武器優勢，英國人逐漸開始控制內陸地區，于1874年攻入庫馬西，火燒該城，迫使阿散蒂人向其賠款，并保證內陸的商路自由。阿散蒂帝國逐漸式微，最終于1901年成為黃金海岸的一部分，服從殖民地聯邦立法會通過的法律。從此，阿散蒂人與其他區域、不同族群的沖突和競爭就構成了加納歷史的主調之一，并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2019年11月，我前往加納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田野調查。原計劃是在一家位于加納中部小城、進行蓖麻種植和推廣的中國企業進行調研，卻收獲了一個意外驚喜——當我在阿克拉、庫馬西、塔奇曼、恩科蘭扎和塔馬里這些城市和鄉村的游歷時，我觀察并體會到了足球對于加納當地人的深厚意義。
加納的足球運動起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來自英國的殖民者把足球帶到了黃金海岸之后，足球就迅速從沿海傳遍加納全國，成為當地人最喜愛的運動。足球在加納（甚至在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期傳播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礙，一方面是因為足球運動的競技本質契合了男性彰顯男子氣概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足球為族群競爭和反對殖民主義提供了一種不同類型的合作和競爭形式。珍妮特·利弗（Janet Lever）在《足球狂熱》中以巴西足球為審視對象，提出在現代民族-國家，足球作為一種高度制度化的運動，能夠使復雜多元的社會獲得空前的凝聚力量。事實上，在1957年慶祝加納獨立的活動中，足球就被賦予了類似的作用，總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邀請英國足球明星斯坦利·馬修斯（Stanley Matthews）加入一支加納球隊踢了幾場比賽，以宣傳全國足球聯賽的創建，其目的之一就是在新獨立的共和國中培養一種民族認同感。這一時期，加納國內的主旋律依舊是“阿散蒂的動蕩”，阿散蒂人不愿意成為新成立國家的一部分，但他們最后也未能成功獨立。
獨立后的恩克魯瑪政府的首要目標是發展經濟，為了將620萬加納人帶出貧困的泥淖，恩克魯瑪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核心是推進整個國家的工業化，但加納自身的財力卻無法提供這個龐大的計劃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因此只能轉向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和企業。更重要的是，政府主導的發展計劃開始觸犯不同利益集團（如酋長和外國資本）的利益，這直接導致了1966年恩克魯瑪政府被軍事政變所推翻。此后數十年，加納國內政局持續動蕩，軍事政變不斷，政權更迭頻繁。這一過程同樣給加納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問題。羅林斯（J. K. Rawlings）軍政權上臺之后，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條件，開啟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結構調整計劃”。
此后三十年，加納的人均收入持續增長，同一時期，只有其他五個發展中國家達到了這一成就。但是對于普通加納人而言，人均收入的增長并不代表個人生活的改善。雖然以加納為代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GDP處于穩定的上漲之中，但這更多是得益于出口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和幾內亞灣油田的發現及開采，而快速上漲的人口也使加納國內的問題更加嚴重：在快速都市化的同時，加納國內工業的低速發展卻無法為年輕人制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發布的報告，48%的加納年輕人（15~24歲）都處于失業或非正式就業狀態，這一數據在最近幾年有增無減。在這種現實情況下，足球逐漸開始成為一種改變加納人生活方式的職業選擇。它在國家認同、族群榮耀等集體意義之外，產生了一種可以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都可能有所回報的個人內涵，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可以使加納年輕人逃離現有處境的新手段。
▍走出去：以足球為志業
奧烏蘇（Owusu）是我調查的中國農業公司的本地司機，他的年齡在50歲上下，有一個女兒和三個兒子。大兒子科多姆（Kodom）今年14歲，10歲時便加入當地的一家俱樂部開始進行足球訓練，訓練時間是每周一到周五，他會從上午六點踢到九點，再從下午四點踢到六點半。每逢周六，他所在的俱樂部通常會安排與其他俱樂部的比賽，有時候在恩科蘭扎小城內，有時候則會隨隊前往附近的城市，比如塔奇曼（Techiman）和金坦波（Kintampo）。另外兩個兒子是10歲的邁克爾和4歲的里奇，邁克爾也即將加入足球俱樂部，而在六年之后，里奇也會跟哥哥們一樣開始他的足球生涯。
作為公司的司機，奧烏蘇每月工資約為800塞地，這筆收入只能勉強維持家庭的日常開支。每月，他總會找公司負責人借兩三次錢，以應對不時之需。但在將兒子們培養成足球運動員這件事上，他的態度則十分堅決：“我知道這件事情是什么樣的流程，我年輕的時候就是很好的足球運動員，但是因為家里太窮，沒錢給教練，最后錯過了機會。我不會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科多姆踢中場，是非常有才華的組織者，昨天的比賽他就用一個助攻幫助球隊贏得了勝利。邁克爾現在也開始展現出足球天賦。他們肯定要往專業足球運動員的方向發展，這是最適合他們的一條路。”與奧烏蘇類似的人生故事，幾乎發生在我遇到的每一個加納男性身上。在他們的描述中，自己年少時“擁有驚人的足球天賦”，但總是因為各種緣故或意外而沒能兌現，所以他們現在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在加納，學校的正式教育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最合適，甚至是唯一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但在目前，加納人完成正規教育的成本在不斷上升，而得到的經濟回報卻在減少。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加納人不再相信正式教育會給他們帶來可靠的就業機會。足球逐漸開始成為正式教育的競爭對象和替代選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歐洲最好的足球俱樂部里踢球的運動員中，就不乏加納運動員的身影。而在國內外媒體加大對足球商業化的渲染以及對足球運動的美化之后，加納人對足球職業寄予的希望就一直在不斷增強。“結構調整計劃”的實施，使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媒體內容更加自由化，也帶來了這些國家電臺和衛星電視臺的激增，它們開始獲得解說和分析足球的權利。通過比賽轉播、賽后回顧、專家解讀等不同的節目形式，新式媒體技術促使非洲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觀。足球明星成功事跡的廣泛傳播，強烈吸引著加納年輕人的目光。在加納本地媒體的渲染中，成功的足球運動員被塑造成榜樣，同樣也是每個加納人想象中未來的自己。
只需稍微觀察一下加納首都阿克拉大街小巷上豎立著的各色廣告牌，就能發現其內容基本分為四類：政治活動、商業廣告和商業活動、宗教宣傳以及著名足球運動員。其中一塊廣告牌屬于加納國家隊隊長阿薩莫阿·吉安（Asamoah Gyan）：他放松地坐在草坪上，手臂撐地，微笑著向大家宣傳自己新開辦的體育中心。吉安出生于貧困家庭，作為如今加納最著名的球星，他在2003年開始足球生涯，之后前往歐洲聯賽，浪跡于意大利、法國、英格蘭的頂級聯賽。在2012年轉到阿聯酋繼續職業生涯時，他在西亞聯賽的出色發揮吸引了上海上港隊的目光。彼時，中國足球超級聯賽正處于泡沫鼎盛期，2010年恒大地產入主廣東隊后，以超高薪聘請巴西等國的外援。為了提升競爭力，中超球隊陸續加入尋找頂級外援的“軍備競賽”。2015年，上港隊用1200萬歐元轉會費將吉安帶入球隊，但他在上港隊的發揮并未達到預期，在兩年后又返回阿聯酋。雖然在中國聯賽未取得賽場上的成功，但是在經濟上，他獲得了比很多歐洲聯賽的大牌球星更高的收入——兩年共計2400萬歐元的工資。現階段處于半退役狀態的吉安，憑借踢球積累的收入，正在加納進行廣泛的投資，涉及足球培訓、網球、娛樂以及航空公司等多個行業。
對于普通的加納人來說，類似吉安的故事是足球能帶來成功和財富的最好證明。加納年輕人對足球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其他地方的生活比這里好”的信念通過各種媒體、商品和意識形態傳播不斷加強，“走出去”逐漸成為加納足球運動員的共識。特別是在將國內的經濟泥潭與出國后的收入相比較時，巨大的經濟差距帶來了強烈的吸引力。疲軟的國家經濟狀況往往起到推走球員的作用，而富有的國外聯賽能夠提供無與倫比的經濟回報，這是拉動球員往外走的最重要的動力。然而，媒體通常只關注和傳播成功的故事，從而助長了一種足球運動員容易成功的假象。事實上，與那些通過足球獲得成功的非洲球員相比，絕大多數試圖在國外尋找機會的加納足球運動員都失敗了。
一方面，欺詐在足球移民中盛行。2011年8月，《阿克拉每日導覽》報道，70名加納青年球員被騙到毛里求斯，經紀人聲稱可以幫助他們進入毛里求斯俱樂部踢球，同時他們也可將毛里求斯作為前往歐洲俱樂部的中轉站，每個人交了數千加納塞地作為差旅費和傭金。結果，他們剛落地毛里求斯就被經紀人甩掉了，有人還因非法滯留而入獄。北非的馬格里布地區作為前往歐洲的跳板，是很多加納甚至非洲球員“走出去”的第一步。數以千計的足球運動員在家庭的支持下，以不同方式前往摩洛哥，他們得到經紀人的保證，會幫助他們從摩洛哥進入歐洲俱樂部踢球。到達摩洛哥之后，他們卻立即被遺棄在街頭，自此陷入對家鄉生活困境的回憶和對未來歐洲生活的想象之間，既無法前進也無法返回，處于脆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態之中。另一方面，近年來西方國家的移民規則越來越嚴格，這也給加納青年前往歐洲踢球的夢想帶來了新的困難。加納和西非的青年形成了“西方正在加速關閉”的印象，他們逐漸認為，通過官方渠道獲得前往歐洲國家的簽證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東南亞、中東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始成為非洲運動員淘金的最新目的地。
不過，那些沒有成功走上職業化道路的加納男性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創辦自己的“colts”足球俱樂部（業余青年足球俱樂部）。馬克是恩科蘭扎小學的老師，平時在學校教數學和契維語（twi），與大多數加納男性一樣，他小時候也是足球運動員，但因為家庭經濟原因最終沒有成為職業選手，畢業后成了老師。因此他在學校教書的同時，也教孩子們的體育課，如足球和手球。他計劃建立一個業余足球俱樂部，在學校后面一塊已經燒焦呈黑色的土地上建成足球場，作為俱樂部的訓練場所，但是因為資金缺口，這一計劃暫時還處于停滯中。
加納的業余足球俱樂部一直都存在，過去通常由商人、政客或退役的足球明星創辦。21世紀初以來，普通加納人也開始深入參與其中。有兩個原因造成了這一現象。首先是加納足球聯賽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職業化，足球轉變為一種商業活動，商業贊助和球員買賣的現象越來越常見。其次是國際足聯在2001年頒布了國際轉會規定，嚴禁未滿18歲的足球運動員進行國際轉會；同時還規定，為鼓勵俱樂部開展青訓，從足球運動員的第二次轉會開始，這名球員12~23歲期間效力的俱樂部將從轉會費中獲得部分經濟補償。經濟補償的數額，少則幾百美元，如果涉及歐洲頂級俱樂部的轉會，則可多至百萬美元。這刺激了加納人創辦足球俱樂部，培養青年運動員的熱情。有學者在調查中利用2011年加納足球俱樂部的數據（注冊工作未完成），估計當年加納的12個地區將有700個俱樂部參加比賽，其中僅阿克拉地區就有240個俱樂部，注冊的青年球員數量估計在25000人左右。這些俱樂部的所有者大多數是像馬克一樣20至40歲的年輕男性，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建立球隊，將自己看作企業家，而球隊就是他們所擁有的企業。
▍族群與政治：足球的榮耀競爭
對加納人而言，足球的意義不僅僅與生存相關，足球比賽同時還是一種對榮耀的競爭，與當地的族群和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系。
足球加強了加納人的集體認同。當加納國家隊參與各類國際賽事（特別是世界杯和非洲杯）時，國內所有不同區域的球迷都成為其擁躉，在這些時刻，足球作為一種媒介，將不同族群和不同階層的人聯系在了一起，大大增強了加納人對“加納國民性”的身份認同。2010年，加納成功打入南非世界杯8強，追平了非洲球隊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績，足球帶來的國家榮耀感達到了最高點。但與此同時，足球在加納也有另一種深層隱喻：由分裂造成的沖突。這種沖突與歐洲球場內外的足球流氓（hooligans）不同，它不僅僅是情緒的極端發泄或者失控的暴力行為，而是根植于加納歷史深處的族群分離和地方政治對立的傳統。這種雙重性從足球在到達加納的第一天就已生根，并在隨后的歷史中不斷發酵，形成了現在的圖景。
足球在加納傳播的歷史過程，與如今足球運動員的流動路徑正好相反。足球運動首先出現在海岸角、阿克拉這樣的南部沿海城市，然后傳入位于中部的庫馬西，最后傳播到更北方的城市及鄉村。如今足球運動員的流動則從北方區域流入庫馬西和阿克拉，最終通過南方的公路網絡和阿克拉的國際機場流入國際市場。這種轉變也暗示了兩個城市的歷史和現在的地位變化。曾經的庫馬西是阿散蒂族建立的王國的首都，是“黃金海岸”的統治者和中心，接受周邊族群的朝貢。隨著時間的發展，占據海岸線地理優勢的阿克拉建成了港口和國際機場，與外界的接觸使其很快成為加納新的經濟中心。加納獨立后，阿克拉成為首都，取代了庫馬西的政治中心地位。庫馬西在與阿克拉的政治經濟競爭中逐漸落入下風，這種轉變造成了深深的失落感，縈繞在阿散蒂人的心中。來自阿散蒂區域的球迷堅定地支持他們的主隊，試圖在足球競爭中尋找一些往日的榮耀。
在長期的接觸、互動和摩擦之中，足球賽場成為“族群戰爭”的新戰場。球場內外，不斷有球迷因為“球隊-族群”沖突而喪失生命。這在阿克拉的橡樹之心（Hearts of Oak）和庫馬西的阿散蒂科托科（Asante Kotoko）兩支加納最成功的球隊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二者之間的競爭從第一次比賽開始，一直延續至今，在21世紀初達到了高潮。2001年5月9日，橡樹之心在比賽的最后時刻以兩個進球反超了比分，科托科的球迷開始表達強烈不滿，他們拆毀座椅扔進球場內，警察開始向人群射擊催淚彈。五萬名球迷一起沖出擁擠的阿克拉體育館，由此造成了非洲足球比賽歷史上的最大慘劇，至少126名球迷在騷亂中因為擁擠和窒息而喪生。這一悲劇在加深兩支球隊積怨的同時，也重創了當時火爆的加納足球市場，在隨后幾年的德比中，上座率大幅下降。來自庫馬西的一名留學生這樣解釋兩支球隊的比賽：“它們的比賽不只是足球比賽，而更像是一場戰爭。”
除了球場上的暴力沖突之外，兩支球隊之間的競爭也彌散至族群和政治領域。它們的名字各自具有明確的身份含義。科托科是阿散蒂族（Asante）的俱樂部，這個名字不僅可以喚起阿散蒂人的自豪感，而且能夠喚起阿散蒂民族主義的情感；而橡樹之心是加族（Ga）的俱樂部。科托科是執政的新愛國黨的俱樂部，橡樹之心是他們的反對黨——全國民主大會黨的俱樂部。加納前總統杰里·羅林斯（Jerry Rawlings）曾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橡樹之心是全國民主大會黨的俱樂部。在兩個俱樂部的比賽中，他曾穿著代表橡樹之心的彩虹色衣服到現場觀看比賽；在他當選總統時期，其政府也會采取一些對科托科俱樂部的壓迫和歧視行為。在阿散蒂人看來，這種行為不僅僅是在攻擊一個足球俱樂部，更是在試圖壓制不同政黨和族群的社會地位，因為阿散蒂的民族意義也被包裹在俱樂部的內涵之中。
與政治和族群的緊密聯系增加了加納足球的復雜性，來自不同族群、區域和政黨的球迷們在足球這一場域內共同競爭，試圖獲得一些超越生存以外的意義。足球所提供的身份認同給他們帶來了群體滿足和情感激勵，為他們的生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意義，這也是足球能給失落的加納人帶來持久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夢想與現實之間：足球的生命意義
從“奧烏蘇”們的表現和言語中可以觀察到，球員們意識到他們在球場上的表現和運動能力具有商業價值，這是他們將足球視為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樣，雖然困難重重，和馬克一樣試圖創立足球俱樂部的加納年輕人，也在努力抓住足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本地價值，以此改變自己的生活。這些位于全球南方的年輕人努力應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在意識到正規教育無法帶給他們一個可接受的未來之后，他們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采取各種創新策略來改善他們的生活前景，足球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內外部制度因素的共同限制下，足球所提供的卻只是另一個無法擺脫的困局，它無法為加納人提供解決生存的最終答案，只能為他們提供一個看似可以追求的成功“幻象”。更重要的是，這個困局不僅限于加納，也是撒哈拉以南其他非洲國家所共有的。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為什么在受制于內外部制度因素，不斷收到負面反饋的情況下，仍有越來越多類似于奧烏蘇和馬克這樣的普通人選擇將足球當作他們的謀生手段？除了足球給予了他們擺脫底層泥淖的希望之外，另一個可能原因就是足球本身帶來的快樂。傳出一個好球，完成一次過人，射入一個進球，對于參與者（球員和觀眾）來說都是一種心理和生理上的享受，這種情緒上的共鳴能不斷產生深層次的歸屬感，也許為他們提供了生命本身的意義。當我在不同的村莊調查時，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自上午八點開始，從四五歲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學生，不同年紀的孩子們輪流到操場踢球，偶爾還有老師在一旁指導他們如何發邊線球、組織進攻，如何安排防線。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學生不論年紀大小，臉上都洋溢著真誠的笑容，認真地對待每一次觸球機會，盡管他們只會用“功利化”“光榮化”的語言來表達熱愛。這是一場市場邏輯與個體原始沖動之間的角力，前者看似覆蓋、統攝了后者的表征方式，但并未泯滅和掌控后者的一切。
本文原題為《足球在加納：生存、榮耀與競爭》，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1期（2月刊）。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