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 遲有悔 (訪談整理) | 文化縱橫
【導讀】據媒體報道，阿富汗塔利班高層于2021年8月24日會見了中國駐阿外交使團。近期，從國外到國內，一種中國應擔負援助阿富汗重任、深度介入阿事務的言論頻頻出現。鑒于阿局勢關系中國戰略安全，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但到底介入到何種程度？這就必須進行審慎研判。《文化縱橫》近日就此專訪了國內較早研究塔利班的學者之一、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研究員何明。
何明指出，受制于結構性困境，阿富汗鄉村與城市、部族與國家之間歷來存在深刻對立，其國家建構難以完成，而外來強權試圖嫁接一套現代制度，也歸于失敗。塔利班借助“伊斯蘭”整合碎片化的政治格局，實現再度掌權，但其本身也存在“兩重困境”：始終在追求獨立民族國家“世俗性”與追求世界帝國的“伊斯蘭普遍主義”之間搖擺，一旦世俗理想實現，便極易滑向追求世界帝國的不歸路。此外，阿富汗還存在嚴重依賴外部援助、身陷地緣政治角逐場等困境。這些都使阿富汗重建面臨巨大困難與挑戰。
何明認為，美國20年來對阿富汗的政治改造，對塔利班構成一定壓力，塔利班也有所調整改變，但其最終面貌和前景都有待觀察。至于中國如何參與阿富汗重建，何明提醒，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阿富汗困境”給任何一個參與阿富汗重建的大國都提出警醒：阿富汗的復雜局面和多變的形勢很容易給重建進程的參與者帶來麻煩，對于中國也不例外。所以，盡可能清醒地研判阿富汗局勢走向，審視美國在阿失敗教訓，總結以往中國人參與阿建設的實踐經驗，遠比所謂“中國主導阿富汗的戰后重建”的狂躁吶喊有效。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特稿，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阿富汗重建：舊困境與新前景
——《文化縱橫》專訪何明副研究員
《文化縱橫》：回顧近代以來阿富汗國家建構的歷史，外來強權的介入最終都歸于失敗，阿富汗因有“帝國墳場”之稱。這背后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是什么？
何明：首先我想談一下所謂“帝國墳場”這個說法。的確，進入近代以來，外來強權對阿富汗的干預鮮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干預阿富汗失敗和這些帝國的崩潰，二者之間缺乏必然的聯系。大英帝國在英阿戰爭失敗之后，帝國的鼎盛依然延續了很久；蘇聯解體崩潰的原因很多，阿富汗戰爭很難稱得上是決定性因素；美國的情況就在眼前。因此，“帝國墳場”是一個容易令人記憶深刻的詞，但并不是一個客觀描述阿富汗近代以來復雜紛爭的詞。恐怕用“阿富汗困境”來描述更為貼切。
阿富汗困境是兩重性的：無論是外部強權干預者，還是阿富汗自身，都因干預而陷入困境。后者因此深陷戰亂循環，難以完成現代國家構建的任務；前者則使自己的戰略目標遭到挫敗。當然，雙方的困境又是相互塑造的。
阿富汗的社會歷史非常復雜，有這樣兩個特點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是近代國家形成中的二元性特點。這個特點是美籍阿富汗裔歷史學家塔米姆·安薩利在其著作《無規則游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中總結的，即在阿富汗近代國家的形成中，始終存在著兩條歷史發展路徑：一條是以首都喀布爾為基地的精英階層所選擇的，試圖讓國家進入近現代化的發展軌道；另一條是以部落和鄉村組成的地方性網絡，他們只顧及部族和村落的利益，引導的是一條尋求自治、分散的道路。這兩條路徑有各自的發展邏輯和競爭方式，同時彼此之間又時常發生碰撞。
第二個特點，阿富汗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又有數量更為龐大的部族。這其實和第一個又是緊密聯系的，然而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雖然各民族更注重自己民族的利益而非整個國家的利益，但是阿富汗的各民族，比如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等，卻極少有建立以自己民族為基礎的獨立國家的意愿，也極少有脫離阿富汗與自己同民族的國家合并的意愿。但與此同時，由于民族、部族利益爭端不止，阿富汗的內戰也一直沒有間斷。然而一旦阿富汗遭到外部強權的介入，他們又都會轉而將外部強權力量列為共同的攻擊目標，以外部強權為奧援、引狼入室的國內政治力量也同樣成為共同的敵人。這個特點在英阿戰爭和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對于介入阿富汗事務的外部強權而言，上述兩個特點是陌生的，因此他們最終都以干預失敗而告終；而當外部強權的干預結束后，阿富汗往往又會回到最初的兩條歷史發展路徑并行、交織、對抗的局面。周而復始，困境就此產生。
那么，這種循環的困境有沒有變化呢？其實，塔利班的出現，以及美國以反恐戰爭和民主重建的方式干預阿富汗，都是嘗試打破這種循環困境的新變化。塔利班用伊斯蘭達到了統攝阿富汗國家的目標，從而整合了這個國家碎片化的政治格局；美國的反恐戰爭則不僅讓塔利班丟失了第一次執政地位，更為致命的打擊在于，它用“恐怖主義”標簽打掉了塔利班賴以生存的伊斯蘭之魂，民主重建則試圖嫁接西方民主制度和伊斯蘭傳統，以破解阿富汗困境。
至于為什么美國的民主重建失效，塔利班又重新崛起，是另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2021年8月25日，阿富汗塔利班駐卡塔爾首都多哈政治辦事處發言人穆罕默德·納伊姆在社交媒體上透露，阿塔代表團已于8月24日會見中國駐阿富汗的外交使團)
《文化縱橫》：如何客觀評價20年來美國在阿富汗的民主重建？塔利班如今再度成立“伊斯蘭酋長國”，是否意味著阿富汗將“一夜回到民主前”？
何明：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搞清楚美國在阿富汗進行的反恐戰爭和民主重建之間的關系。二者有聯系、有依存，但也有區別。
阿富汗民主重建的啟動，并不意味著阿富汗反恐戰爭的終結。因為民主重建開啟之時，拉登并沒有被抓獲或擊斃，阿富汗依然存在作為恐怖主義保護地的風險。所以，阿富汗反恐戰爭和民主重建其實是并行的，啟動后者也是希望鞏固前者的成果。
在反恐問題上，美國的解釋還說得過去，反恐戰爭的兩大目標都以某種形式達成：一是拉登被擊斃，對于抓捕拉登這一目標有所交代；二是美國與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塔利班做出了反恐承諾，那么阿富汗不再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庇護所這一目標也就達成了。當然，塔利班的承諾能否兌現，尚需時間來檢驗。至于民主重建，美國表示是加尼政府的失敗，這種說辭很牽強，加尼政權以如此迅速而狼狽的方式謝幕，不論怎么解釋，都不能說和民主重建的失效無關。
顯然，美國有意識地將反恐戰爭和民主重建兩件事切割開，為自己撤離阿富汗找了一個體面的理由。
今天回過頭來看，無論是反恐戰爭，還是民主重建，美國都有失誤。在阿富汗反恐戰爭和民主重建都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時候，美國又同時進行了伊拉克戰爭及其戰后民主重建，事實上放緩了阿富汗反恐戰爭的節奏，給了塔利班恢復元氣的時機。當奧巴馬總統試圖以“新阿巴戰略”迅速解決塔利班問題的時候，其實已經錯過了解決問題的黃金時機。
此外還應看到，試圖嫁接西方民主制度和伊斯蘭傳統以破解近代以來阿富汗國家形成困境，實際上也失敗了。如果它是成功的，阿富汗加尼政府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崩潰。
那么，近20年的民主重建果真一無是處嗎？這樣的結論同樣過于武斷。民主重建留給阿富汗的遺產，恰好可以從塔利班的變化中去找尋。
第一，阿富汗的現代政治架構已經留下了痕跡。不可否認，從選舉到議會，從憲法再到司法實踐，民主重建留給阿富汗的更多是形式。但這些形式并非無足輕重。塔利班剛剛獲得喀布爾和大多數阿富汗領土的控制權，我們還很難判斷他們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全部和實際控制阿富汗，也很難判斷出他們對阿富汗的重建方案。但是，從塔利班參加阿富汗國內和平會議以及他們與美國談判中的表現，從塔利班的官方聲明、發言人發言以及進入喀布爾后的言行來看，他們在改變，其中很多改變和民主重建留下的政治架構密切相關。塔利班當然不可能按照民主重建遺留的政治架構重建國家，但是他們也不會完全回到第一執政期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可見的各種信息顯示，他們很可能會在1990年代中期建立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和民主重建產生的“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之間去尋找平衡，盡管這種妥協是不自覺和不情愿的，盡管這個平衡點肯定更向原來那個“酋長國”更偏移一些。但是，這依然是進步，這個進步顯然與民主重建的遺產相關。
第二，社會經濟恢復以及阿富汗政治生態轉向良性發展不容忽視。在社會經濟恢復方面，當然無法否認一個事實，即民主重建時期阿富汗GDP增長完全是輸血式的，依賴于美國的重建資金匯入和國際社會援助。但民主重建帶來的社會經濟恢復，卻令塔利班意識到，自己的建國理想必須靠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恢復來支撐。我們可能需要注意兩點：1、塔利班這一次的崛起，背后的經費支持來源更加多元，雖然是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灰色來源占主流，但塔利班已經出現了重視其控制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傾向。2、在控制喀布爾后，塔利班發布的第一個具有“安民告示”性質的聲明中，明確有一條：“我們向商人、實業家和投資者傳達的信息是，正常開展業務，為國家服務。伊斯蘭酋長國將為企業提供一個安全和有利的環境，伊斯蘭酋長國將竭盡所能幫助你。”
政治生態的良性發展有很多跡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國民教育的普及和醫療水平的提高。從塔利班的表態來看，他們對這兩方面的重視遠遠超過第一執政期，尤其是對于現代教育的態度，有了很明顯的轉變。當然，這是不是權宜之計，還有待時間檢驗。但是，反過來思考，即便是權宜之計，說明什么？說明民主重建的這一遺產給了塔利班壓力，讓他們必須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第三，阿富汗民眾的政治參與途徑在拓寬，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熱情在增加。有兩個反面和消極的案例可能對這個結論構成否定。一個是，阿富汗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在降低，選舉的舞弊現象始終難以禁絕；另一個是，在塔利班向大城市推進的過程中，城市居民大量逃亡。前者似乎告訴我們，民眾對政治生活愈發失望，后者則可能說明，對塔利班的恐懼會讓阿富汗民眾逃避政治生活。這些是事實。但是硬幣的另一面卻告訴我們，這些重建遺產依舊寶貴。塔利班的很多改變，是對阿富汗民眾反對意見的反應。比如婦女受教育權利、對非政府組織的態度，比如塔利班控制區的司法系統甚至比原阿富汗政府要更高效，等等。這些積極性的改變，很難說不是源自民主重建遺產的壓力。
總體而言，民主重建已經被證明是失敗了，但是它的諸多遺產，能夠提醒此后的問鼎者，阿富汗順應歷史、順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已經發生了，完全逆轉幾乎是不可能的，妥協、平衡，對于自己的統治是最明智的。
《文化縱橫》：20年間，塔利班自己做出了哪些改變，終于再度崛起？
何明：我必須承認，作為國內較早研究塔利班的研究者之一，我在18年前所下的結論，即塔利班已經進入歷史，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誤判。那么，塔利班喪失政權后，用了將近20年重回巔峰的原因是什么？我認為有三個原因：
第一，美國反恐戰爭和阿富汗民主重建戰略的失誤。這個前面已經說過，就不再贅言。
第二，阿富汗民主重建的失效，乃至失敗。這不僅使阿富汗擺脫社會歷史性困境的夢想化作泡影，也讓老百姓對當年描繪的重建理想大失所望，進而使得民主重建的成果——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在塔利班的攻勢面前不堪一擊。
第三，塔利班的堅忍、堅持和變化促成了他們的再度崛起。
堅忍在于，盡管遭遇了嚴重的挫折，進入幾乎山窮水盡的地步，但塔利班始終沒有放棄。在這個過程中，前后兩任最高精神領袖喪生，一大批高級官員或身陷囹圄，或戰死沙場，塔利班卻并沒有潰散。這份堅忍的確不容易；
堅持在于，塔利班的兩面旗幟始終沒有改變。追求阿富汗國家的獨立、統一與和平，這面旗幟依舊抓住了阿富汗人心底最深層的渴望；建立“真正伊斯蘭國家”，則凝聚了所有阿富汗人共同的精神寄托。這兩面旗幟其實簡單而直接，但確實又最有效。
變化在于，塔利班變得更加會學習，也更加靈活。會學習體現在他們面對強大的美軍，在軍事技戰術上的不斷提高，還表現在他們學習使用各種媒體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借此重塑自己的形象。靈活則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堅持所謂“真正伊斯蘭原則”的同時，對民主重建后阿富汗形成的現代政治生態有所妥協；二是面對不同對手，有針對性的策略。比如對美國，始終將其歸為侵略者，只將其列為談判對象，對阿富汗政府,則斥為“偽政權”，回避與之談判，對阿富汗在野政治力量，則積極與之進行和平斡旋。事實證明，塔利班的策略奏效了。
《文化縱橫》：塔利班高舉反侵略、追求民族國家獨立的旗幟，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這一點似乎與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有明顯的不同。在您看來，塔利班的本質該如何界定？
何明：首先要說明的是，在我看來，塔利班的性質一直在變化，它不是一個天然的伊斯蘭極端組織，是在發展中逐漸滑入伊斯蘭極端組織的。之后又進行調整，試圖擺脫這種身份。
我個人認為，塔利班與其他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最大的差別在于，它身上具有兩重性的特征。
阿富汗存在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主要有兩支：一支是“基地”組織，另一支是伊斯蘭國（IS）分支機構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KP）。再加上塔利班，剛好代表了當今世界伊斯蘭極端主義力量對于國家問題的三種認識和選擇——
“基地”組織是伊斯蘭國家虛無主義者的代表。它從來沒有試圖建立一個國家政權，用一個并不成熟規范的名稱來界定就是，它奉行的是“伊斯蘭的國際主義”，即哪里有人威脅伊斯蘭，傷害穆斯林，它就要去哪里戰斗。“基地”組織的締造者拉登成長于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圣戰”；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阿富汗內戰中，“基地”組織之所以堅定地支持塔利班，就是因為它認為塔利班奉行“純粹”的伊斯蘭統治國家，塔利班的對手實際上都是“異教徒”。“基地”組織之所以把美國列為打擊目標，也是因為他們認為美國入侵了伊斯蘭世界。但是，“基地”組織從未謀求建國，它的成員也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他們并沒有為某一個特定“國家”而戰。“基地”組織更多的斗爭目標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
伊斯蘭國是直言不諱建立統一的伊斯蘭世界帝國的代表。伊斯蘭國的領導人自封為“哈里發”，意味著他要成為全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人。相對于“基地”組織對于美國的仇視和攻擊，伊斯蘭國更追求的是遜尼派對伊斯蘭世界的統一，伊斯蘭國最先發動襲擊的對象是伊拉克的什葉派穆斯林，這其中固然有制造混亂、乘機上位的需要，但也表明，他們選擇打擊的對象首先是什葉派穆斯林，其次才是其他“異教徒”。他們的理想是完成伊斯蘭世界的全面統一，從教派紛爭上消滅伊斯蘭世界的分裂因素。
塔利班傾向于建設一個伊斯蘭的民族國家，其斗爭目標首先是那些阿富汗國家獨立與主權完整的威脅者。但是塔利班卻始終在構建民族國家與追求伊斯蘭世界帝國之間左右搖擺，此之謂“塔利班的兩重性困境”。其中，始終追求建立獨立、安全的民族國家是其世俗性的一面，不斷滑向追求伊斯蘭世界帝國則是其伊斯蘭普遍主義的一面。前者是塔利班的外衣，后者是他的精神內核。二者首先相互依存：
沒有世俗國家政權的依托，塔利班的精神內核無所寄存；而正是靠著精神內核，在奪取世俗政權的過程中，塔利班才獲得了眾多隱性的精神和物質支持。在阿富汗，塔利班成為了伊斯蘭價值的代表，這是超越阿富汗所有政治力量用以統攝全體阿富汗人民的最有力武器。有了這個精神內核，塔利班才能在上個世紀90年代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政權，并且幾乎統一了阿富汗；正是這個精神內核，幫助塔利班扭轉了覆滅的命運，逐步蠶食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的控制區，形成了一個個的地方政權；也正是這個精神內核，吸引了類似“基地”組織這樣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對塔利班的支持，同時吸引了同樣對伊斯蘭世界帝國夢想抱有期待的海灣富豪們的金錢支持。
但也需要看到，塔利班的兩面性又存在著矛盾，其精神內核總是在塔利班世俗性理想實現時，迅速將它拉向追求伊斯蘭世界帝國的道路，不僅走到了建設民族國家的對立面，也使自己成為現行國際秩序與規則的挑戰者。從這個角度看，塔利班的精神內核必然要否定其世俗化的外衣。這種相互依存，又極度對立矛盾的兩面性，塔利班自己也未必有清醒的意識。
《文化縱橫》：塔利班已經宣布建國，接下來新一輪的政治重建將面臨哪些困難？
何明：以美國為主導的阿富汗民主重建，其實已經宣告失敗了。但阿富汗現在還沒有真正進入新的政治重建周期，因為形勢還沒有完全明朗。塔利班的確占據了全面的優勢，阿富汗前政府和地方實力派都被迅速擊潰。但是畢竟，阿富汗國家全面的統一還沒有完成，塔利班也沒有正式地成立新的替代政府。因此，現在談阿富汗新一輪的政治重建可能有些早。不過，對主要的困難可以大致做一個梳理。
第一個困難，也是當前最重要的，必須真正結束阿富汗的戰亂局面，使阿富汗真正進入和平。這是新一輪政治重建的根本前提。脫離了這一點，其他的都無從談起。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形勢還沒有到完全樂觀的時候。
第二個困難，阿富汗能否建立各方政治力量都接受的新政府。盡管一直在釋放和平與民族和解的信號，但是塔利班主導建立一個“真正伊斯蘭國家”的意愿其實沒有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塔利班以怎樣的政治組織形式安排其他政治力量，塔利班的“真正伊斯蘭國家”是一種什么樣的政權組織形式，能不能為大多數阿富汗人和阿富汗政治力量所接受，都有待時間來驗證。
第三個困難，外部援助能否持續。我們必須要意識到一點，當下的阿富汗，如果沒有國際援助，無論是重建，還是國家的正常運行，都將陷入難以克服的困境，甚至導致國家的崩潰與混亂。此前20年的阿富汗民主重建，美國無疑是援助的主要力量，在新一輪阿富汗政治重建中，援助來自哪里？援助和阿富汗新政府的運作如何結合？援助又怎樣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些問題，美國主導的民主重建已經留下了足夠多的經驗和教訓。有幾個點恐怕要注意：
（1）如何避免援助成為阿富汗戰亂史中最大的問題——代理人戰爭的宿主。也即，國際援助如何避免成為相關國家干涉阿富汗內政，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2）援助如何有效地發揮作用，而不是成為阿富汗未來政府腐敗的溫床。美國主導的民主重建在這個問題上的教訓是慘痛的。
（3）援助如何真正做到“授阿富汗以漁”，真正幫助阿富汗的社會經濟恢復。
第四個困難，如何避免地緣政治競爭左右阿富汗政治重建的正常軌道。從大英帝國和沙俄帝國在阿富汗的爭奪開始，這里就成為了地緣政治爭奪的焦點。美國主導的民主重建期間，這種地緣政治競爭有所下降，或者說變得不那么明顯。此次美國大概率退出阿富汗，而且在可預見的時間內，重返的可能性很低。但從歷史經驗來看，阿富汗可能還是逃脫不了成為地緣政治角逐場的命運，這種局面將對阿富汗的政治重建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如何避免這個老問題再度困擾阿富汗的政治重建，是一個難題。
《文化縱橫》：塔利班在鄉間的治理狀況是怎樣的？在基層治理的過程中，其組織形態、意識形態是否相應地有所調整？這些地方執政經驗對其治理城市將有何影響？
何明：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塔利班還是具備了一定的阿富汗鄉村治理經驗。早在2010年前后，就有西方學者稱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卡爾扎伊為“那個在喀布爾的人”，意思是，卡爾扎伊的權威僅限于喀布爾。這顯然是個有些夸張的說法。不過阿富汗政府的權威的確有兩個挑戰，一個來自于地方實力派，另一個則是塔利班。塔利班除了已經開始不斷蠶食阿富汗政府控制的領土并建立了自己的治理，還在很多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影子統治”。而隨著塔利班的不斷壯大，這種實際的治理越發擴大。
不過，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并不容易。因為我們從塔利班的官方網站上得到的信息有限，更多的是他們對這種不斷擴大的“治理”的自我稱頌。更有價值的參考來自于學者們的研究，這其中，有的學者給的結論很消極，比如巴基斯坦著名的塔利班問題專家拉什德，他認為塔利班的治理就是令控制地民眾心存恐懼而服從，另有一些西方研究機構對此做過比較深入的田野研究，非常詳細地描述了塔利班的這種治理。但是這種信息源，畢竟也是第二手的，只能做一個參考。
簡單而言，塔利班的鄉村基層治理主要的一些特點包括：
（1）很強烈的戰時性，基本上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
（2）最有效的是司法實踐，即便是在和阿富汗政府重合的二元統治區域，很多阿富汗民眾更愿意求助于塔利班基于伊斯蘭教法的“影子法庭體系”，原因在于這個體系比阿富汗政府的法院體系更為高效；
（3）塔利班建立了一定的稅收體系，但是非常原始和不規范，可以充作稅收的介質從勞作、糧食到貨幣都有覆蓋；
（4）塔利班往往會借助部族長老和鄉村長者進行治理；
（5）塔利班已經開始和一些非政府組織在諸如流行病防治等事務上進行合作。
從上述經驗來看，塔利班的治理還是有比較強烈的戰時色彩，這既是無奈之舉，也非常符合他們實際。塔利班要想最終建立他們的“真正伊斯蘭國家”顯然不能回避城市治理。目前還很難判斷他們這種戰時特點明顯的鄉村治理經驗對于后續的城市治理有什么特別的啟示。在我個人看來，塔利班未來的城市治理來源于兩個學習：
其一，他們要從第一執政期城市治理失敗的教訓中去學習。這點不容易，畢竟那是20年前的久遠教訓；
其二，他們要從原阿富汗政府的技術官員那里去學習。在“8月攻勢”前后的進攻中，塔利班特別在他們善待阿富汗政府軍及官員俘虜問題上造勢；在控制喀布爾后的“安民告示”中，又向原政府官員和技術人才“敞開”了共同工作的大門。但是，塔利班恐怕還不能僅停留在對這些人的“為我所用”上，更需要至少在技術層面上向他們學習城市治理。
不過，我想說的是，塔利班的治理問題，最終還是要和他們希望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緊密相連。再成熟的“治理技術”，在錯誤的國家建設方向下，都是沙中之塔。
《文化縱橫》：塔利班“進京趕考”，提出了許多新政舉措。在您看來，塔利班將實行怎樣的治國方略，實現前景如何？
何明：我個人認為，塔利班目前發布的很多聲明，包括具有“新政”特點的舉措，有很多“臨時性”和“應急性”，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類似劉邦入咸陽時的“約法三章”，更多的是“安民告示”的性質，很難作為其今后治國方略的絕對判斷標準。當然，這些“安民告示”本身的確體現了塔利班的成熟。
我個人感覺，判斷塔利班的治國方略，需要一個長時段的參考。不過這有些困難，因為塔利班對于自己取得政權后的“治國方略”，缺乏體系化的表述，它們非常散亂地分布在塔利班的官方聲明、領導人的講話和一些祝辭、發言人的講話以及訪談，還有一些西方記者獨家接觸塔利班高層得到的信息當中。不僅如此，這些信息有的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就是塔利班有意釋放的煙幕彈。因此，真要總結他們的“治國方略”，還需要等待塔利班更確定和更官方的表達。
如果做一個不成熟的梳理和總結，塔利班初步的治國方略會包括以下兩部分。
第一部分，一直堅持，沒有改變的三個要點：
（1）未來阿富汗政府由塔利班來主導，其領導人必由塔利班來產生；
（2）未來阿富汗要實行伊斯蘭教法統治，而不是西方式的法律體系；
（3）未來的阿富汗是一個伊斯蘭酋長國，而不是一個伊斯蘭共和國。
第二部分，有所調整和試圖改變的五個方面：
（1）酋長國將設立一個由伊斯蘭高級學者和部落長老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負責伊斯蘭教法的解釋。同時，他們與酋長國的首腦“埃米爾”形成制衡，埃米爾任命委員會的人選，委員會有權罷免埃米爾。專家委員會在塔利班第一執政期就存在，但是顯然不具備這種“制衡”色彩；
（2）塔利班一直批評民主重建時期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但自己并沒有公布未來國家憲法的思路。不過，塔利班編撰的《萊哈》（（Layha））有一些塔利班版本憲法的影子，塔利班真的執政后，會出臺一個什么樣的憲法，值得關注；
（3）對于第一執政期的很多僵化舉措，塔利班將會有所松動，涉及婦女權益，少數族群和宗教群體權利，媒體自由等等。但是妥協的尺度有多大，還難以判斷；
（4）相對于第一執政期，塔利班將更加注重阿富汗的經濟發展，會試圖形成阿富汗正常的國民經濟體系，告別“反叛者時期”不正常的經濟運行和維持體系；
（5）相對于第一執政期，塔利班會傾向于接近現行國際體系，遵守現行國際規則，以最大限度和最快速度獲得國際承認。
總體而言，塔利班的治國方略，首先要等其真正成為阿富汗的主人，還要等他真正開始管理和操控這個國家才能清晰起來，變化的空間還很大。
《文化縱橫》：塔利班將通過哪些方式力圖實現對地方實力派的協調與整合？在政治體制和行政架構上會如何表現出來？
何明：這個問題，坦率地講，我自己也沒有了解和考慮清楚，更多還是依照對塔利班第一崛起的研究經驗來判斷。
這次塔利班的“8月攻勢”中，地方實力派潰敗的速度比較快，這說明在20年重建期間，無論是卡爾扎伊，還是加尼對于地方實力派的整合，或者是擠壓，還是較大地削弱了他們的力量。但是，塔利班要徹底解決地方實力派問題，并不容易。
首先，塔利班高舉的旗幟之一就是完成國家的統一，是不會允許地方實力派的存在的。而塔利班建立“真正伊斯蘭國家”的目標與大多數地方實力派的意圖大相徑庭，因此塔利班最終就是要消滅地方實力派。從其第一次崛起的經驗來看，塔利班基本上采取的就是強硬的軍事進攻，輔以通過收買手段分化、瓦解地方實力派，不過后者往往造成隱患。突出的例子就是1997年在馬扎里沙里夫，杜斯塔姆的部下馬立克先投降塔利班，造成杜斯塔姆大敗出逃，但是不久又反叛，給了塔利班重大打擊。此次“8月攻勢”中，地方實力派的迅速潰敗除了“雪崩效應”，是不是塔利班也再次使用了收買手段，還不得而知。同樣的，地方實力派會不會再次反復，也很難預料。
因此，我個人的判斷是，地方實力派徹底放棄自己的利益訴求，同時認同并融入塔利班建設“真正伊斯蘭國家”的事業中，塔利班消滅他們的戰爭才會結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其實塔利班對地方實力派協調和整合的空間并不大。
最終，塔利班在政治體制和行政架構上，并不會為地方實力派預留空間。
第二，塔利班解決地方實力派的斗爭可能是一場比較艱苦的較量。地方實力派的問題可以追溯到蘇聯撤離阿富汗，納吉布拉政權倒臺后，曾經的反侵略“圣戰者”戰友們陷入了內戰。這也是塔利班崛起的背景。但有一個問題，這些“圣戰者”戰友們反目，除了自身的利益糾葛與爭奪之外，其實他們身后都有外部強權力量的支持，也代表著這些力量在阿富汗亂局中的利益訴求。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阿富汗重建面臨的困難和隱患之一的“代理人戰爭”局面。由于這個復雜因素，塔利要徹底解決地方實力派的問題，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化縱橫》：塔利班在借伊斯蘭信仰實現國內政治整合的同時，會放棄對伊斯蘭世界帝國的追求嗎？
何明：這個問題取決于塔利班能否克服自身的兩重性特點和困境，主要的影響因素包括如下幾點：
（1）最重要的一點，塔利班自己能不能抵御成為伊斯蘭復興事業領導者的誘惑。在其第一執政期后期，我們不難發現，塔利班的這種膨脹時不時地就出現。在二次崛起的歷程中，塔利班已經盡可能地在這個問題上低調，但還是有掩飾不住的時候。真正二次執掌阿富汗政權后，他們能夠徹底杜絕這個問題嗎？需要時間來檢驗。
（2）塔利班能否抵御國際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影響。這種影響有兩類，一類是以伊斯蘭國為代表，批判和咒罵塔利班與美國的協議，這種指責會對塔利班構成壓力；第二類是一些伊斯蘭極端組織將塔利班的勝利視為“伊斯蘭事業”的偉大勝利，并且效仿，這種影響容易令塔利班飄飄然。
（3）塔利班能否徹底割裂與基地組織的聯系？
（4）塔利班真正重掌阿富汗政權后，國際社會能否有一個正確、準確又富有建設性的回應。在第一執政期，塔利班滑入極端主義、倒向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原因有很多，很復雜，其自身可能要負最大的責任。但是國際社會對塔利班采取孤立化的態度，也加速了塔利班的消極變化。面對再度崛起的塔利班，孤立顯然不合時宜，與之對應的，如果對其可能的極端行為進行縱容，同樣不可取。如何選擇與決斷，其實并不容易。
（5）最后一點，就是塔利班會不會、能不能做出根本的改變。這也很復雜，不僅牽涉到塔利班自身的意愿，還取決于他們是否已經通過學習獲得了這個能力。
《文化縱橫》：阿富汗重建對中國的整體戰略安全有何重要影響？
何明：我個人認為，阿富汗重建對中國整體戰略安全主要集中在兩點：其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重建后的阿富汗不能成為中國西部邊疆穩定與發展的安全隱患。其二，就中國的整體戰略而言，阿富汗重建的結果對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非常重要。
從這兩點出發，阿富汗重建失敗、無序，再度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庇護所，對中國顯然是不利的！而重建后的阿富汗倒向美西方，成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橋頭堡，也是中國不能夠接受的！
《文化縱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希望中國在阿富汗事務上發揮重要作用；國內也有人宣揚“現在是進場的最好時機”“中國主導阿富汗的戰后重建”。在您看來，中國應在阿富汗重建問題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可通過哪些方式參與重建？
何明：對于這個問題，我尚未考慮得特別成熟，只能泛泛談一些感受。首先，雖然塔利班最近超乎尋常的勝利，已經讓阿富汗和平進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但是中國其實在阿富汗和平進程中發揮著比較合適的作用。美國和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后，塔利班在其官方網站上點名感謝了9個國家，稱他們為推動協議的達成提供了幫助，這9個國家是：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中國，伊朗，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和其他國家推動這項工作時，正是中美關系遭遇前所未有挑戰的時刻，中國的工作并沒有制造麻煩而是推動和平，是值得稱道的。
其次，中國當然不能置身于阿富汗重建之外。原因除了前面談到過的，阿富汗重建對中國整體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之外，我想還有一點就是，作為一個事實上成長性的大國，國際責任和義務是伴隨著成長而來的，也是難以回避的。
最后，中國參與阿富汗重建，需要量力而行，規避風險。我們不刻意地去渲染“陰謀論”，但從美國主導的阿富汗民主重建周期開始，就有希望中國更多地來分擔援助負擔的聲音出現。在未來新一輪阿富汗政治重建中，相信這種聲音會更多。對此，中國需要有一個充分的考量和判斷。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阿富汗困境”給任何一個參與阿富汗重建的大國都提出警醒：阿富汗的復雜局面和多變的形勢很容易給重建進程的參與者帶來麻煩，對于中國也不例外。
所以，我個人認為，目前中國更應該考慮的是，第一，盡可能清醒地研究、判斷阿富汗局勢發展的走向；第二，在促進阿富汗和平中發揮作用，而不是“主導結束阿富汗戰爭”；第三，認真學習。美國主導阿富汗重建的失敗，真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美國主導的重建必然不可能與中國理想中的“阿富汗重建版本”完全一致，但是美國在阿富汗重建問題上的失敗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去學習，對于一個成長性大國而言，這種學習比歡呼美國在阿富汗重建的失敗，更有意義。
再多說一句，中國不乏在阿富汗努力的人。在美國主導的阿富汗重建周期，在喀布爾的“中國城”項目已經為中國參與阿富汗重建樹立了品牌（這樣的案例可能還有很多，只是“中國城”項目有我的朋友，我更了解這種努力而已）；在美國主導重建失效，喀布爾面臨戰爭危險和混亂時，“中國城”的中國人依然在堅守，這種堅守當然體現了中國產業在阿富汗的勇氣，但又何嘗不是對于阿富汗和平的一種信心守望呢？我想，這些參與上一個周期阿富汗重建的中國先行者們的實踐體驗總結，遠比那些所謂“中國主導阿富汗的戰后重建”的狂躁吶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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