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新公布的中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引發全社會關注。這些目標釋放出哪些信號？中國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怎么樣的重大變化，會帶來怎樣的結構性影響？中國將如何應對？帶著這些疑問，《文化縱橫》特別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姚洋認為：

第一，盡管中美目前仍處在“新型冷戰”階段，但技術和經貿上的合作空間依然存在。國際環境的變化也沒有想象中的劇烈。中國不應被動地局囿于中美關系的僵持之中，而應趁勢發展更廣闊的國際關系，“一帶一路”非但不能停步，甚至要實體化，把它建成溝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橋梁。

第二，當前中國提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有應對國際環境惡化的考慮，但“雙循環”并非新概念，而是前十年甚至前二十年中國經濟模式的延續。向內調整經濟是正確方向，但也要提防走向“底線思維常態化”的極端，如果完全以“卡脖子”為標準而放棄國際合作，可能得不償失。

第三，明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將迎來新的景氣周期。進入“十四五”之后，實現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必定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此外，推動區域平衡發展、加強社會建設特別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城市化質量、堅持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也是重點。這些都將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新動力。

本文為近期《文化縱橫》雜志對姚洋教授的獨家專訪稿，經姚洋教授本人審閱后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 姚洋 |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 周天悅(整理) | 《文化縱橫》雜志社

對話姚洋：中國下一輪發展的新動力

《文化縱橫》:在今年4月我們對您的采訪中，您提出了“中美已經進入‘新型冷戰’”的判斷，在國內外都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半年過去，中美“新型冷戰”如今進入了怎樣的階段、呈現出了怎樣的特征呢？另外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在第三季度有些出人意料地迎來了快速回暖，但歐美的第二波疫情卻似乎愈演愈烈，這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之下，您如何判斷中國發展所要面對的國際環境？

姚洋：我仍然堅持我半年之前的判斷：中美“新型冷戰”已經開始，即使拜登上臺，“新型冷戰”的局面也不會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但我說的是“新型冷戰”，不是“冷戰”， “新型冷戰”與美蘇之間的冷戰有很大的不同：在美蘇冷戰期間，兩個國家沒有任何合作；但今天的中美兩國即使處在“新型冷戰”中，合作的余地也還有很多。

我認為“新型冷戰”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技術合作、經濟貿易。我有一個“非主流判斷”：美國并沒有形成統一、堅定的對抗中國的戰略方針。因為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技術合作、經濟貿易這四個方面，美國和中國切割、脫鉤的堅決程度是不一樣的。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這兩方面，美國大致認為中美兩國已無法達成共識。但是，在技術合作和經濟貿易這兩方面，美國內部并沒有形成統一意志。

(北京大學姚洋教授)

在技術合作上，中國與美國仍然有談判的余地。如果美國已經有了一個統一對華技術封鎖戰略，它的執行力一定是很強的。但現在我們發現，盡管在高端芯片的設計和制造上我們受美國技術封鎖的制約很大，但當前的情況與中美建交前的全面封鎖、武器禁運不同，美國現在并沒有把所有的門路統統堵死。華為之外的國產手機，比如小米、vivo、oppo等，其實都沒有受到美國制裁政策的影響。我們的一些芯片設計廠家也沒有受到影響，比如“寒武紀”并不在美國的實體清單上，仍然可以使用ARM等輔助設計軟件。這些都恰恰說明，美國目前沒有形成一個比較統一的對華技術封鎖戰略。目前，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制裁只對少數中國企業帶來了比較大的負面影響，比如在美國實體清單上的190多家企業、大學。但是，中國經濟的體量很大，這些受影響的企業、大學占中國經濟總量的比例比較小。短期來看，美國對華技術封鎖并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太大影響；當然，如果延續時間過長，確實將會對我國的產業升級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經濟貿易領域也是同樣的道理。經濟貿易有自己的邏輯，與地緣政治的邏輯不同，區別對待政治和經貿在歷史上非常常見。德國和英國曾經在地緣政治以及軍事上有過非常激烈的競爭，但兩國經貿上的合作卻并沒有因此終止。事實上，自2018年中美關系趨緊以來，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一直都沒有中斷，最近兩國之間的貿易額甚至還增長了。近兩年來，經貿爭端的確使中美貿易大幅度下降，去年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疫情使得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也都出現了下降。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去年因為經貿爭端，中國已經不再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是今年4月份開始，中國又重回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位置。從過去幾個月的數據來看，中美貿易甚至回到了歷史最高峰，8月份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比進口額高出近600億美元。所以，經貿領域的中美“脫鉤”實際上并沒有發生。

總得來說，所謂“國際環境的變化”，并沒有想象中來得劇烈。之前很多人擔心的“產業鏈斷裂”“去全球化”等，實際上并沒有發生。產業鏈布局上的戰略風險的確存在，但是目前來看對經濟的影響沒有預想中的激烈。現在提防中國、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的主要是美國，歐洲盡管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但實際上還沒有采取類似行動。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除了需要集中精力實現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更應該看到，世界不只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組成的，它還存著廣闊的縱深地帶。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在非常具有前瞻性和預判性地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一帶一路”之所以重要，還是因為之前我們都只是被動地應對其他大國提出的國際戰略，而這是中國第一次根據自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與全球發展的預期制定的國際戰略。從這方面來說，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非常廣闊的拓展空間。當然，我們在制定倡議后的施行階段，存在著推進得太猛、太急的問題。比如，我們在“一帶一路”中以低息貸款為主的援助模式，一方面被發達國家指責為“債務陷阱”，一方面受援國也會借此推卸債務。現在，我們剛好到了一個節點，可以開始研究、反思、總結之前階段的經驗。

我認為，“一帶一路”非但不能停步，甚至應該實體化、組織化。我建議仿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那樣為發達國家提供知識和建議的組織，將“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成一個為發展中國家或南南國家提供發展知識的知識庫。其實歐洲很多人是贊成中國這樣做的，那我們為什么不順應這個潮流，甚至就將“一帶一路”的總部放在歐洲呢？這樣我們面對的國際形勢不就更主動嗎？而且，我們要把它做成一個開放的組織，不能像OECD那樣僅僅是富裕的、發達的工業國的俱樂部，而是應該把它建設成溝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橋梁。有人可能會擔心這樣太張揚和大張旗鼓，可能會讓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更緊張。但是，就像我最近在很多演講中提到的：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也必須承認，中國發展到了今天，再堅持“韜光養晦”已經行不通、藏不住了。

《文化縱橫》: 為應對變化的國際環境，中央提出了“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在社會各界引發了很多討論。您是怎么理解“雙循環”的？它會對中國將來的經濟發展產生什么樣的結構性影響？

姚洋：現在“雙循環”在媒體上討論得特別熱烈，但實質意義上的“雙循環”其實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開始了。從那時起，我們一直踐行的就是“國際循環+國內循環”的經濟發展模式。從2001年到2008年，我國出口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長，7年時間增長了5倍，外匯儲備也激增。

受2008年金融危機及全球經濟下行的影響，此后中國經濟開始逐漸從外向型經濟朝著越來越關注內需的方向調整。在最近十余年時間里，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很大：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對GDP貢獻的比例都在持續下降；消費占GDP的比例在不斷上升，儲蓄率不斷下降。盡管新冠疫情暴發后，出口占中國經濟增長的比例又出現了反彈，但實際上在疫情之前，出口對于中國GDP增長的貢獻已經可以忽略不計了。所以，“雙循環”中講到的“以國內循環為主”，在中國其實也已經進行了十年。我們一定要看到經濟發展和調整的持續性、連貫性，不能把“雙循環”當成一個全新的東西去理解。

現在國家重點強調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怎么理解？應對外部環境惡化，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當然是對的，外向型經濟不可能一直搞下去。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國內的問題肯定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在強調國內循環的同時，我們也要警惕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分強調國際合作所面臨的風險也不可取，防范風險本來是一個底線思維，但是把底線思維運用到常規政策上則會得不償失。20世紀60年代的“三線建設”就是一個值得引以為鑒的案例，是底線思維常態化的產物。當時因為面臨著中蘇交惡以及美國在東南沿海的軍事威脅，腹背受敵，所以決定把工業放到中西部的三線地區。最后發現在這些偏遠地區發展了近20年，除了個別成功案例，大部分投入都浪費了，最后不得不遷出來。未來推動“雙循環”不能重蹈“三線建設”的覆轍。

當前，“防范風險”帶來的一種聲音是實現“產業閉環”。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當然非常必要，但如果從關鍵技術領域擴展到全產業鏈的產業閉環就得不償失了。在實踐過程中，即使在低端芯片領域，也沒必要像一些輿論所說的那樣一定要形成產業閉環，并且這也非常困難。一方面，像芯片這樣的現代工業非常復雜精細，每一道工序都自己來做很難實現。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體量巨大，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工業品的最大消費國，如果所有工業品都完全自己投資、生產，就會搶了別人的飯碗，一方面對國際經濟復蘇不利，另一方面對中國的國際環境也不利。

因此我認為，最關鍵的技術——如輔助設計軟件、光刻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產業鏈不一定要完全封閉在國內。經濟貿易也是“交朋友”的一種方式，“全工序包辦”有被別人誤讀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可能。例如，日本生產大量的晶圓硅片、光刻膠，一旦中國開始計劃完全形成自己的芯片產業閉環，勢必會損害中國和日本等其他國家的關系，進而刺激別的國家也開始搞經濟民族主義。長遠來看，這對我們是極其不利的。把技術外交化、戰略化是美國挑起的，但如果中國也把技術問題政治化，實際上就上了美國人的圈套。不能僅僅為了提防美國“卡脖子”，就把一些本來對我們國家還算友好的國家的貿易合作也切斷了。因此，完全以“卡脖子”作為技術突破的標準是不對的。

《文化縱橫》：2020年，中國經濟在經歷了第一季度的下降之后，第二季度就已經開始增長了，第三季度則已經實現了累計值的增長。從目前公布的主要的經濟指標看，中國的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確實走在了全球前列。在此基礎上，您如何預判2021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形勢？

此外，2021年同時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近日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重點就是研究制定“十四五規劃”；2025年又是“十四五規劃”和“中國制造2025”的收官之年，未來五年應該是中國經濟非常關鍵的五年。您怎么看待“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這五年里，中國努力的方向和重點應該在哪里？

姚洋：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回顧一下過去十年里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趨勢。前面已將講到，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向內”的調整；2016、2017年，中國經濟就已經適應了這些調整，進入了新的上行周期。但是到了2018、2019年，受到“去杠桿”的影響，中國經濟又經歷了一次比較嚴厲的調整。“去杠桿”在防控風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與此同時，由于我們的金融創新從整體上來說做得非常不夠，金融市場的活力被嚴重抑制了，經濟出現了增速下滑的趨勢，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經濟下滑比較明顯。緊接著就是疫情暴發，加劇了近幾年GDP增速一直下降的趨勢。但是到了今天，一方面很多調整都已經基本到位，另一方面監管部門現在也已經意識到之前的管制有偏嚴格的傾向，因此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比如，“去杠桿”過程中一些嚴格的資管新政的可以延期實施）。可以預計，這一段的下行周期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經濟發展有自己周期性的規律，在經歷了這些人為調整和外部沖擊之后，明年中國經濟更有可能接續到2016、2017年的上行周期上。2020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收縮4.4%，但中國經濟將增長1.9%，比6月預期值提升了近一倍。IMF認為中國經濟以高于預期的速度回歸正常，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望達到8.2%。我也認為，如果疫情不出現很大的反復，明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達到7%~8%應該沒有問題。

另一方面，我認為國際環境的變化也不會給新的增長周期帶來太大的消極影響。過去幾個月來，拉動中國經濟復蘇的主要是“投資”和“出口”兩架馬車，并且“出口”一直是非常強勁的。從6月份開始，中國的出口就實現了正增長，而且增長速度都很快，7月份超過10%，8月份也是6%，9月份是10%，已經實現了連續4個月的正增長；全年來說，中國的出口應該也將是正增長。

就中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趨勢而言，我認為“十四五規劃”會從如下幾個方面為新一輪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首先，“十四五”期間，實現關鍵技術領域的技術自主一定是重中之重。如前所述，長期來看，美國的技術封鎖必然會對中國的產業升級產生影響。如果美國的實體清單越拉越長，對高科技領域的影響其實很大，尤其是作為當代工業基礎的芯片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即使在芯片領域，美國要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也幾近不可能。就40nm以上的、比較“低端”的芯片而言，盡管在某些工序上我們仍然受制于人（比如晶圓材料的自給率還很低），但國內基本上可以自己生產制造，而這部分芯片其實占到了芯片總產量的80%。中國政府也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間，把芯片的自給率從25%提高到70%，這個目標現在來看也是可期的，因此在40nm以上制程芯片領域擺脫美國的控制還是可能的。

其次，除了突破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外，我認為中國經濟的平衡發展也會成為“十四五”期間的關鍵議題，中西部地區的新一輪城市化和城市集群發展，會成為新的發展動力。中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比如武漢、西安、咸陽、成都、重慶等，會在這一輪發展中成為重要突破點，在這一過程中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也會逐步縮小。從2006年開始，伴隨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和產業轉移政策，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就已經在縮小了。但2018、2019年的“去杠桿”，實際上對中西部省份的打擊最大，地區不平衡在這一階段又上升了。現在“去杠桿”的調整告一段落，我相信這些城市群的發展會在新一輪景氣周期中加速發展，區域發展不平衡會趨緩。

最后，開拓國內市場、釋放中國經濟的增長潛能，還有另外兩個基本軸：社會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社會建設是城市發展從粗放式往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目前我國名義城市化率是60%，但這包括了那些進了城卻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如果把這部分人去掉，中國的城市化率不足45%。但與此同時，農村勞動力卻只占全部勞動力的28%。因此如果按勞動力占比算，我國真正的城市化率應該達到72%以上才行。在這方面，中國下一步的目標是到2035年城市率達到75%~80%，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十四五”期間城市化率相應增速應該達到每年增長1.3%~1.4%。而過去40年里，我國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

而要提高城市化質量，就得逐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首先是處理好已經進城的這些人的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一個政府要花錢的事，各個地方政府的財政情況完全不一樣，如果太過快速地取消戶籍，可能會帶來新的問題。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可行的路徑，是逐步推動以居住證取代戶籍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有一定的彈性，可以根據不同地方政府的具體情況，以不同的速度在居住證上添加更多社會福利。深圳如今就在做這方面的嘗試，值得深入研究。未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還要適應中國人口老齡化形勢越來越嚴峻的現實。現在有經濟學家預測，到2028年，我國人口就會開始下降。還沒有完全完成現代化任務，就已經開始出現人口下降趨勢，這樣的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并不多見。那現在是不是就要開始考慮逐步提高退休年齡？比如從2021年開始每年提高九個月，這種漸進的方式要比問題出現了再一下子提高五年、十年更容易被社會所接受。

此外，“十四五”期間，政府會更加關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中國政府目前已經提出，中國將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即通過技術手段和植樹等自然手段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和減排的平衡。這是中國對全世界的承諾。所以未來在環境保護、清潔能源等方面，政府一定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去推動。

— 2020年10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中國挑戰

任希鵬

▍封面選題：美國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01 中美沖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封凱棟

02 尋找新的“敵人” ：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潘亞玲

03 從“帝國”到“國家”：美國國家能力轉型進行時

歐樹軍

04 里根政體的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魯

05 疫情后大國關系新格局

紀明葵

▍城市政治經濟學

06 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轉型發展

周偉林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7 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

牛 可

▍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

08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

戴 昕

09 區塊鏈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重構

李雯佳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 進行中的開創：華為實踐的工業史意義

宋 磊

▍社會結構變遷

11 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癥

熊易寒

12 當小農戶邁向大市場

譚同學

▍學術評論

13 文科為什么要交叉——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錢乘旦

▍后發國家發展道路

14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業化

程文君 鄭 宇

15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

段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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