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遠基金會研究中心
【導讀】今天，奧運圣火徐徐熄滅，東京奧運會落下帷幕。從奧運會初期中國網民對08北京奧運的“回憶殺”，到奧運中后期中美獎牌榜爭奪的“白熱化”，疫情之下這屆奧運會的競技性與觀賞性依舊不減，彰顯了人類直面苦難的樂觀與堅韌。這其中，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變化引發高度關注：老一代運動員屢創佳績，新生代運動員嶄露頭角，非傳統優勢項目取得重要突破，競技體育對大眾體育的撬動作用初現。不少人認為，這反映出“兵敗里約”之后，中國體育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但是，全球體育市場、國際體育政治與大眾體育需求的三重變化，對體育發展目標與模式提出了新問題與新挑戰。隨著中國步入“后金牌時代”，體育與金牌的民族主義敘事漸隱，大眾體育對高質量體育發展的需求，成為體育發展的真正動力。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要對舉國體制與全球體育市場、國際體育政治以及大眾體育需求不適應、不匹配與不協調的部分進行結構性調整，充分發揮政府、社會與市場的三種積極性，打造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共同發展的高質量循環體系，真正實現“藏冠于民”的發展目標。這就不僅僅需要保持并擴大競技體育的發展優勢，更要提供更多更優質的體育公共產品，逐步打破行業壟斷、孵化培育健康的體育社會組織，實現從“奧運爭光”向體育國際主義的真正轉變。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由修遠基金會研究中心原創，原題為《“藏冠于民”：“后金牌時代”中國體育的發展方向》，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藏冠于民”：“后金牌時代”中國體育的發展方向
7月23日，東京奧運會在一片質疑聲中開幕。作為疫情發生以來的第一場奧運會，主辦國與各參與國的備戰體系、管理體系與組織體系面臨重大挑戰。但是，這場奧運會具有深刻的世界意義。一方面，奧運會在考驗人類面對重大災難時的制度與精神韌性；另一方面，奧運會是世界體系、主權國家與地區政治經濟演變的完美投射，它將趨勢性因素與偶然性因素高度統一在一起。
▍疫后首場奧運會：變與不變
在新冠疫情仍舊肆虐全球的當下，東京奧運會確實牽絆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素。但總體而言，不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被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逐步消解，本屆奧運會仍呈現出較高的競技性與觀賞性。
日本民眾對奧運的態度在發生積極變化。在奧運會開幕之前，近80%的日本民眾希望再度延遲甚至取消奧運會。但隨著賽程推進，日本民眾對奧運會的態度有所軟化。有論者言，在因日美《安保協議》而產生了嚴重分裂的社會背景下，奧運會將日本的人心凝聚了起來。更多的人希望通過奧運會重新樹立經歷大地震與新冠大流行之后的“新日本”形象。
運動員與社會力量對體育精神的不懈追求。2020年4月，一段英國游泳運動員亞當·佩蒂（Adam Peaty）在自家小型游泳池訓練的視頻在社交媒體流傳甚廣。當時，英國政府啟動全國封鎖不足一月。在社會力量的幫助下，佩蒂不僅購入了大量健身器材，同時還擁有了自己的小型游泳池訓練場以盡可能減少疫情對奧運備戰的影響。在東京奧運會上，佩蒂一舉獲得了男子100米蛙泳金牌，并帶領英國游泳隊摘取了男子4×100 米混合泳接力賽銀牌。
美國優勢運動成績的下滑。自2020年中以來，美國一直是新冠疫情的重災區，疫情同時波及運動員群體。7月29日，美國撐桿跳高名將山姆·肯德里克斯（SamKendricks）即以病毒陽性原因退出比賽。田徑、游泳項目的結構性斷裂是美國成績下滑的關鍵原因。以游泳項目為例，美國隊的統治力明顯下滑，僅獲得11塊金牌，而在上兩屆奧運會上，這一數字是“16”。美國成績的下滑絕非僅由疫情導致，其國內田徑、游泳項目資源吸附能力相對弱化所帶來的人才結構失衡是內因，而其他國家如意大利、牙買加、波蘭、中國、日本、澳大利亞、肯尼亞等國，在田徑、游泳訓練科學化與標準化以群雄并起的姿態沖擊項目優勢地位因素才是背后主因。
疫情之下，奧運會依然精彩，仍有眾多世界紀錄與賽會紀錄被不斷突破。比如，格魯吉亞舉重選手拉沙·塔哈拉澤（Lasha Talakhadze）創下6項新紀錄。美國亞裔體操運動員李蘇妮（Sunisa Lee）在父親癱瘓、親人感染新冠去世的背景下，從手工制作的平衡木起步，獲得了女子體操全能決賽冠軍。體育是人類共通的語言，疫情之下，體育語言所傳達的精神內質更為豐富。
▍中國成績折射體育改革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奧運軍團”的東京亮相，將疫后重生的中國形象積極呈現給世界，每一位運動員都是行走的中國故事。輿論認為，中國代表團的巨大突破充分展示了里約奧運之后體育強國建設的階段性成果。
（一）新生代運動員的崛起
中國奧運代表團運動員平均年齡25.4歲，95后運動員近60%。“愛吃辣條”的14歲小將全紅嬋奪取了女子10米臺跳水冠軍，“學霸”運動員楊倩穩摘本屆奧運會首金。新一代運動員不僅能夠適應視頻社會的公共表達方式，通過與粉絲的互動展現自信、開放、堅韌的新形象，同時能夠駕馭復雜條件下的國際交往。無疑，新生代運動員的崛起得益于更加開放與多元的奧運選拔機制。越來越多的奧運冠軍來自名校，逐步突破了“業余體校-體校-省隊-國家隊”單一選拔機制，也為更深入地體教融合與項目管理體制改革提供了實踐支撐。
（二）非傳統優勢運動項目的突破
中國代表團在鞏固舉重、跳水、體操等傳統優勢項目的同時，在田徑、游泳、賽艇等項目中有長足進步。蘇炳添以9秒83的成績晉級決賽，創造了新的亞洲田徑歷史。鞏立姣獲得了中國田徑東京奧運的“第一冠”，劉詩穎也獲得首枚奧運會標槍金牌，她們都創造了歷史。非傳統優勢運動項目的突破，在于我國順應全球體育市場的最新變化，以“引進來，走出去”作為核心戰略。一方面，引進國際頂級教練與科學訓練體系，采用最前沿的運動人體科學為運動員賦能；另一方面，推動運動員“以賽代練”，“以接力促單項”，不斷突破個人能力極限。體育科技、運動科學與團隊合作是打破體育運動“人種論”的制勝法寶。
（三）競技體育對大眾體育的撬動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奧運會為代表的的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處于“雙軌運行”的狀態。競技體育以“奧運爭光”為指示器，與大眾體育缺乏有效銜接，競技體育對大眾體育的引領作用不夠充分，中國體育發展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類似于經濟上“高外貿依存度、內循環不暢”的特征。東京奧運會是全面推開運動項目“協會化”改革的第一屆奧運會。盡管社會辦體育仍舊有眾多障礙，但競技體育對大眾體育的撬動作用已初步顯現。近年來，隨著中國馬拉松運動如火如荼，社會大眾從觀賽者轉變為參與者，專業的跑步訓練知識和技能正在得到普及；隨著健身熱潮的興起，類似呂小軍這樣的舉重運動員，也不僅僅只是“為國爭光”的冠軍，而是轉變為“跨圈”的“軍神”；隨著游泳、賽艇等項目的消費門檻不斷被中國民眾所觸及，張雨霏等新一代運動員也將充分激勵正在成長中的中國青少年。
總體而言，中國軍團的突破是包括奧運備戰改革、運動項目管理改革、后備人才改革、體教融合改革在內的“體育強國”戰略的階段性成果。但同時，體育強國建設依然面臨國際國內的重大結構性挑戰。
▍“后金牌時代”中國體育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與挑戰
盡管中國代表團在奧運賽場一路領先，但也要看到，中國已逐步進入“后金牌時代”，我們不再需要用金牌證明自己的實力。“后金牌時代”奧運獎牌的民族主義敘事逐漸淡化，奧運故事開始回歸到體育本身，大眾體育的旺盛需求正在轉化為體育發展的真正動力，體育發展模式需要應時而動，回應大眾對優質體育的發展需求。但是，新冠病毒將與人類長期共存，疫情之下的國際體育交往面臨眾多挑戰，它既需要通過體育交往展示人類不竭的生命動能，又需要應對全球體育市場與國際體育政治的發展困境。
（一）全球體育市場深刻演變
在疫情來臨之前，國際體育領域已展現出全球體育市場與國際體育政治的新動向。全球體育市場是在全球化進入深水區之后，基于體育產業及其生產與消費要素的全球流動而形成的具有資源吸附、消耗與轉化能力的多主體、寬領域、全球性統一市場。全球體育市場將進一步促進資源與組織的跨國流動，使得體育的國際競爭方式更加多元，使得競技體育所承載的國家形象、政治內涵與價值理念也發生相應轉變。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田徑與游泳成績的結構性斷裂正是全球體育市場沖擊的結果。其一，優秀運動員與教練員的跨境流動時有發生，田徑與游泳領域人才流失嚴重；其二，職業體育不斷轉向全球化運營，優勢項目的資源吸附效應被急劇放大，北美職業聯賽體系對田徑、游泳等領域的“虹吸”效應明顯；其三，田徑、游泳等項目的資源再生產能力與造血能力不足，加劇了優勢資源向其他項目的反向集中。
我國之所以能夠在全球體育市場競爭背景下，依舊保持奧運實力的增長，其關鍵動因在于奧運備戰計劃對體育市場的“跨領域”與“逆周期”性調節。但是，我國體育發展的社會化與市場化水平仍舊無法完全適應全球體育市場的未來趨勢。受疫情影響，這一趨勢本身還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我們必須形成政府、社會與市場協調的體育發展機制，以應對全球體育市場及其不確定性的挑戰。
（二）國際體育政治加速調整
在體育全球化與疫情所引發的“逆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體育在“泛政治化”與“去政治化”之間浮沉消隱。其一，國際體育政治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零和博弈和競爭邏輯，更強調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秩序，但是其也時常受極端民族主義的裹挾；其二，國際體育組織和大型國際體育商業組織將發揮更重要作用，并不斷左右新的利益格局；其三，國際體育政治的國家性和全球化同時存在，主權國家不僅需要參與體育競技和市場競爭，同時需要更加有效地參與國際體育事務，推動更具普遍性的國際秩序建設。因此，我國更需要保持對國際體育政治的敏感性，積極主動樹立開放、包容的國際形象，不斷增強在國際體育事務中的話語權。
（三）“后金牌時代”亟需體育發展模式更化
舉國體制是“奧運爭光”計劃的體系支撐。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大眾體育缺乏對奧運項目必要支撐的情況下，我國不得不集中力量對若干運動項目進行攻關或采取差異化競爭的策略，取得奧運獎牌的戰略突破。當時，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具備了支持奧運發展的經濟條件與組織條件。更重要的是，我國需要以良好的奧運成績對外塑造開放的國際形象，對內凝聚改革創新的民族精神。但是，伴隨我國綜合實力的增長與人均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原有的舉國體制無法回應不斷增長的的大眾體育內生需求。近10年來，我國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數不斷上升，到2019年已接近4.4億。體育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據測算，2020年體育消費已接近1.5萬億。大眾體育需要與競技體育形成互動。
“去舉國體制”并非是“后金牌時代”的最佳選擇。近年來，國內外對體育發展舉國體制的反思之聲不絕于耳。舉國體制所帶來的項目不均衡、目標不均衡、效率不均衡等問題確實突出，我國的人均金牌比與獎牌比距離體育強國依舊有很大差距。但是，舉國體制的改革并非是“去”或“不去”的問題，而是“新”與“舊”的問題。
其一，就國際競技體育發展現狀而言，英國、日本等傳統體育強國通過各具特色的奧運金牌計劃不斷刷新競技體育發展格局，使得我國競技體育比較優勢有縮小趨勢；
其二，就運動項目管理體制而言，德國、法國等國采取“政府+社會”模式，根據社會發展需求和項目發展趨勢，由政府扮演監管者角色，各運動項目進行差異化自治，形成民主共治、行業自律、監管有力的良性格局；
其三，就“后金牌時代”的發展目標與特征而言，“后金牌”絕非“去金牌”，在全球體育市場背景下，我們既需要順應體育全球化潮流，同時需要進行必要的“逆周期”調節，更重要的是以競技體育撬動大眾體育的發展；
其四，我國體育社會組織的數量與質量不足，體育發展仍然面臨“協會化”改革困境，綜合性體育服務能力不足，體育發展模式的更化需要在“新型舉國體制”的框架之下整體推進。
對照體育強國發展戰略，我國體育發展目標可以進一步化約為：
- 穩定并不斷擴大我國在奧運會等國際競技體育賽事中的優勢地位。
- 形成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的良性互動，以大眾體育擎托競技體育，以競技體育引領大眾體育。
▍“藏冠于民”：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的發展循環
“后金牌時代”需要構筑由大眾體育、職業體育與競技體育構成的發展金字塔，以社會化與市場化的力量撬動全民健身與體育產業的發展。建構“政府強”“社會大”“市場優”的體育發展新格局。“藏冠于民”應該成為下一步中國體育發展的重要目標，即以強大的社會基礎、優質的競賽體系、開放的選材機制擎托競技體育的全面發展，形成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之間的良性互動。
（一）保持并擴大競技體育發展優勢
現有的競技體育資源可能需要面臨重組，但是資源重新組合的目標不在于重建單位化的運動組織，而在于在運動員的培養、選拔、管理，運動項目的發展和管理方面，發揮好舉國體制和市場機制的各自優勢，促進兩種機制的有效結合。對于一些市場化潛力較為有限的傳統奧運項目繼續保持國家投入，并嘗試推動退役運動員轉型為具有專業性的體育健身行業教練機制，以國家認證保證其技能的大眾接受度；對于一些市場化潛力較大的項目，從運動員的選拔，運動項目的發展和管理，運動成績的認定和收益分配等方面，進一步探索市場性與國家性的融合機制。
（二）提供優質體育公共產品
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體育科研并提供社會體育與群眾體育的必要公共產品。一方面，需要加大投入，為公眾提供低成本、高質量的公共體育設施；另一方面，需要根據當代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在城市規劃、城市治理、社區規劃方面出臺指導性標準，加入體育公共設施建設指標；再者，國家要在教育領域進行政策和資源引導，促進體育教育的充分和健康發展，推進體教融合的實質性進展，拓寬競技體育后備人才選拔渠道。
（三）孵化扶持體育協會發展
現代體育在西歐的起源即是以社會為母體的。在長期演變過程中，德國形成了以社區為單位的體育組織發展模式，美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學校社團發展模式。無論何種模式，體育強國需要優質的體育社會組織作為支撐。在新型舉國體制之下，一方面推進體育協會社會化改革的實質性進展，使其更好地發揮體育運動的指導與扶持作用，助力全民健身戰略與健康中國建設；另一方面，實現社會化體育協會與民間自發體育社團以及俱樂部的職能接榫，實現社會化體育發展的邏輯一貫性，避免過度商業化，形成社會辦體育的良性循環。
在我國，社會化的體育協會還需扮演孵化與培育體育發展的社會基礎的重要角色，其一，推進協會治理現代化，形成高效的資源協調體系，推進體育民間社團的自治能力建設；其二，協調政府公共體育產品供給與市場主體參與體育社會化發展的行為，為體育社會化進程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其三，助推中國頂級賽事IP的打造與運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賽事體系。
在體育發展過程中，單項體育協會可以更多地為相關體育產業提供技術標準與認證，參與市場標準制定，并增強對體育市場信息分析研判與駕馭市場的能力。探索打破行業壟斷新機制，激發體育社會組織的發展活力。探索單項體育協會“容錯”機制，相對放開管理，不斷增強參與社會與市場競爭能力，不斷夯實體育發展的社會基礎，真正實現“藏冠于民”。
（四）從“奧運爭光”到體育國際主義
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危機。全球性危機的解決都需要全球協作，然而，觀念認知和局部利益的分裂卻也不斷為全球協作制造障礙，以美國為代表的勢力不斷挑動事端和輿論，力圖在國際格局中制造“圍堵中國”的意識形態觀念和秩序。可以預見，此種浪潮也會深刻影響到國際競技體育領域。今天，中國的崛起和強大已經被普遍認可，但是對中國疑慮和擔憂在國際社會也在加劇。體育是一種“無聲的政治”，正像奧運會不容許運動員和代表隊做出輸出獨特的政治表達，但奧運會背后體現的深層次政治卻無處不在——國家實力的展現、國際關系的調整、世界性價值觀的塑造和輸出，這些“深層次”政治的表達和實現，超過或區別于單一主權國家內部政治的運行邏輯，也是中國走向民族復興、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必須努力探索的實踐方向。
未來，我們需要更加重視展示中國開放、包容、自信的對外文化形象。更加關注如何講好中國體育故事，關注如何從宏大民族敘事中間，尋找到精準恰切的個體體育形象，向世界展現開放悅納的中國代表團與中國運動員形象。更加關注國際賽事的對外交流功能，重視基于個體運動員的對外文化交流，展現當代中國運動員開放、真誠、自信的國際形象，使得競賽敘事更多關注運動員本身的發展與體育對人的全面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加注重對國際體育規則以及國際體育組織的深度參與，形成基于體育交流、價值溝通以及文化融合為基礎的國際體育合作方式，構建基于全面發展、和平發展的體育國際主義，向全球體育市場進行更多體育公共產品輸出，并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國際體育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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