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與新型國際體系構建

《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第3期）新刊手記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在改變地緣政治格局的同時，也動搖了現行國際秩序。尤其當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施加了大量違背現行國際體系規則的制裁時，這一體系的暴力本質便暴露無遺。它強烈地提醒中國人，必須加大底線思維力度，認真思考構建與現行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相平行的新型國際體系這一重大戰略問題。

▍應為可能的危機預作準備

現行國際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控制的國際體系，其實質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當自由資本主義運轉順暢時，這一體系向著全球覆蓋，并顯現出規則性和中立性，能夠將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容納進來。而當自由資本主義運轉不暢，這一體系便會扭曲，逆全球化上升，霸主國家放棄領導責任，實力政治回歸，或拋棄國際規則，或另起爐灶重建規則。

此次烏克蘭危機，美國等西方國家違背國際規則，強行將俄羅斯踢出國際金融結算系統（SWIFT），沒收俄羅斯國家或個人資產，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其手段遠超貿易戰、技術封鎖、石油禁運等原有的民族國家間非暴力對抗手段，而是公然違背“欠債還錢”“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古老又現代的原則，充分暴露出現行國際體系非規則性、非中立性的一面，以及美國西方操控的國際體系的暴力政治的本質。

烏克蘭危機提示中國人，必須為類似的危機預作準備。其中的核心要義，在于重新審視當今國際秩序，準確把握其中的利與弊，放棄幻想，在參與并用好現有的國際體系的同時，盡快準備新型國際體系的構建。

以中國的體量，欲完成民族復興偉業，僅僅局限于“內循環”是不夠的。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必然要走出去，通過利用外部資源、技術和市場，形成廣泛的外循環。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對外開放，加入現有國際體系，搭建有利于中國現代化的國際關系網絡。然而，當現行國際體系發生扭曲變形，并可能傷害到中國的根本利益時，中國當然要有所行動。一方面，要通過堅定的斗爭，抗衡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現行國際體系的操控；另一方面，則應逐漸搭建以中國為主導的新型國際體系。

▍選擇第三世界國家是中國的歷史宿命

當今世界，中、俄、美、歐之外，是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和地區，是美國力量收縮之后的大量新中間地帶。向這些國家和地區尋找新的力量源泉，是中國建構新型國際體系的當然選擇。起自2013年，由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事實上已經構成了新型國際體系的實現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來，每當中國在超級大國壓迫之下欲尋找新的生存發展空間和新的力量來源時，第三世界國家便會自動成為不二選擇。從上世紀50~60年代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到70年代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從80年代改革開放時代對于“南南合作”的熱情推動，到世紀之交“金磚五國”機制的探索，乃至最近10年的“一帶一路”倡議。這70多年間，雖然經歷了50年代對蘇聯的“一邊倒”，經歷了世紀之交的“與國際接軌”（實質是與美國接軌），但只要中國感受到獨立自主地位面臨威脅時，便會自覺不自覺地轉向廣大的第三世界。

這恐怕就是中國的歷史宿命。當今日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一極，并面臨霸主美國的全面遏制之時，它的選擇并不會重復蘇聯和美國的結盟政治道路，以集團對抗助推世界走向危險的戰爭邊緣，而是始終保持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姿態，同時將更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團結起來，構建新型伙伴型關系，由此形成獨特的新型國際關系網絡和新型國際體系。

總結“一帶一路”迄今為止的實踐，面對烏克蘭危機之際的挑戰，這一新型國際體系應該具備如下特質：

第一，這一體系應該是戰略性的，而非商業性的。它不僅是中國的產能輸出與資本輸出需求，也不僅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尋找外部資源與外部市場的需求，而且是服從于中國的戰略發展與戰略生存的根本需求。在這樣的戰略目標下，目前中國許多企業和地區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只講商業利益、不講政治戰略利益的行為便是不可持續的。

第二，新型國際體系的構建必須有新的理念和愿景，必須有新型意識形態的指引，工具方法層面的“共商、共建、共享”是遠遠不夠的。今日美國，以“民主vs威權”為旗幟團結西方陣營，中國應鮮明地舉起“和平與發展”的旗幟，團結帶領廣大的發展中世界，并說服影響更多的歐洲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新的形勢下應得到新的解釋，中國的“共同富裕與共同發展”模式應該在構建新型國際體系時作為核心價值輸出到全世界。

第三，新型國際體系應以“發展國際”作為組織載體。相比于G7、北約等西方國家結盟機制，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不結盟機制下如何進行高效的組織動員，是擺在新型國際體系構建面前的一個關鍵課題。在這方面，僅有松散的論壇、項目等組織形式是遠遠不夠的，應推動形成類似“發展國際”的組織機制，推動更加強有力的組織行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發展國際知識與文化網絡、發展國際媒體與傳播網絡、發展國際工商企業合作網絡等組織機制。總之，要探索和形成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國際性的組織行動。

▍如何處理兩種國際體系的關系

構建新型國際體系，并不意味著拋棄現有的國際體系。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就是以融入現有國際體系為方向和目標的。由于中國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上后來者的身份，向西方世界學習，吸收其先進的知識和經驗，就成為不二選擇。一旦脫離這一體系，中國勢必會回到上世紀60~70年代“閉關鎖國”的道路，與現有世界的先進部分喪失聯系。

今天，中國已經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愈走愈遠，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放棄這一參與現行國際體系而來的根本利益，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對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破壞現行國際秩序的危險不做準備。應該認識到，發展建設新型國際體系是可以與積極參與建設現行國際體系并行不悖、互不沖突的。新的體系是增量，舊的體系是存量，它們一定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新體系的發展由量變達到質變的時刻，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就會自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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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記

烏克蘭危機與新型國際體系構建

《文化縱橫》編輯部

▍域外

擺脫“資源詛咒”？——海灣六國的工業化與經濟多元化

張若楓

白宮新一代對華戰略操盤手的思想素描

楊博文

▍封面選題：巨變來臨——俄烏沖突改變世界

俄烏沖突在2022 年爆發，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變著整個世界格局。沖突爆發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把國際規則作為武器對俄進行輪番制裁，深刻且全面地動搖“二戰”后幾十年來的國際治理體系，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俄烏沖突后的世界將向何處去？

跨越俄烏沖突陷阱：重新思考以規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

曹遠征

構建“新三環”：面對全面脫鉤可能的中國選擇

程亞文

作為帝國間沖突的俄烏戰爭

張昕

歐洲為什么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魏南枝

重振領導力：俄烏沖突中的英國戰略

孔元

▍專題：人類文明新形態

???

雙奧開幕式之變：新普遍主義的興起

強世功

正是在這短短十幾年中，中國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心態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從凸顯中國特色的特殊主義敘事，轉向更為包容世界的普遍主義敘事；從追求被西方承認的刻意努力，轉向平和心態的自我認同。這種變化最直觀地體現在兩次奧運會的開幕式上。

“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中國道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探索

王立勝、晏擴明

▍觀念

史觀重建：從“主旋律”到“新主流”

陶慶梅

2021年《覺醒年代》《山海情》等作品的出現，不但打破了“主旋律”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界限，在市場上創造出良好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它們通過開辟一種新的歷史敘事方式，呼應了這個時代被掩藏著的某種社會情緒，帶動了更多年輕觀眾的情感，造就了屬于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

重述改革開放史：《大江大河》的突破

周安安、吳靖

從“未來人”到“頑童”——日本動漫與社會秩序的張力

潘妮妮

從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作者與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日本動漫文化中未成年人位置的變遷：從改造世界的“未來人”，到被教養的未成年人，再到輕視成人世界并主動疏離的“頑童”。這反映了并不存在一個價值統一的日本動漫文化，正如戰后日本成人社會的思潮也并非始終如一。

▍社會結構變遷??

“波蘭尼時刻”在當代中國

酈菁

中國無法避免全球“波蘭尼時刻”重現帶來的社會壓力和不確定性；并且，由于自身龐大的經濟體量和重要的政治地位，中國必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社會組織專業化的中國實踐：慈弘基金會的探索

張婧

▍反思美國模式

重新審視“地緣政治學”——一個世界史的視角

方旭

韓國“單一民族”的神話與現實

鄭立菲

本文為《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第3期）新刊手記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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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循環：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

《文化縱橫》2020年12月刊封面選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遽然而至，使世界陷入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轉眼這一年已接近尾聲，盡管中國已經率先走出疫情，世界經濟的復蘇卻遠非樂觀。疫情引起的跨國產業鏈斷裂、跨國投資的大幅下降、地緣政治風險的急速加劇，以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背后隱藏的各類風險，都進一步擠壓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空間。如何快速調整經濟發展方向以應對全球經濟衰退，需要對中國經濟當前所處的環境及未來的發展空間進行深度理論探討。

張明在《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一文中指出，不平衡復蘇是疫后經濟的主要特征。在國際層面，不平衡復蘇可能使得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差距、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國內層面，不平衡復蘇則反映在消費復蘇滯后于投資，需求端復蘇滯后于生產端等現象上。經濟政策需要及時回應這樣的不均衡復蘇現狀。

疫情導致的國際局勢震蕩，以及不平衡復蘇給全球經濟帶來的隱患，使得加快“向內”調整經濟成為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必要之舉。張平和嚴鵬指出，制度改革和新型舉國體制可以為實現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轉開拓新的空間。張平在《創建“消費 – 創新”新循環》一文中指出，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模式已無法繼續維持，轉向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是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戰略選擇。

但要真正完成從出口導向工業化到“消費 – 創新”循環的轉型，必須建立起與轉型目標相匹配的制度激勵和宏觀資源配置體系。嚴鵬的《培育制造業生態體系：工業史視角下的“雙循環”》一文則從工業史的角度指出，全球化具有周期性特征，在本輪全球化擴張周期難以維持的當下，中國應該正視逆全球化威脅，重構經濟發展模式。在當前環境下，構建制造業生態體系對發展“國內大循環”意義重大：完善的工業體系一方面可以創造更多的產業內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應對發達國家可能發起的技術封鎖。新型舉國體制應該在產業生態的培育和關鍵技術的創新上發揮引領作用。

打通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外部需求下降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瓶頸，但已經深度卷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國同樣需要對國際環境進行積極管理。在 2016 年特朗普上臺以及 2018 年美國發起貿易戰之后，高柏在本刊發表文章分析了出現逆全球化趨勢的政治經濟機制，以及中國為了應對內外變化所需要采取的國內調整。在本期中，高柏的《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一文則提醒我們進行國際調整的必要性。高柏認為，冷戰結束后，中國極大地發揮了比較優勢，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僅從比較優勢角度理解國際貿易，容易忽視國際貿易秩序和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變化，以及其對各國國內政治及對外政策的影響。未來中國應該學習如何通過調整貿易利益的分配，實現減少國際沖突、增強合作的目標，進而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外部環境。

在后冷戰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動、全球經濟進入新的動蕩期的當下，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空前復雜的內外部環境，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學科的認知和解釋框架。中國經濟該如何逆風而上，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發展學問題，而成為一個橫跨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系等多學科、多領域的綜合性問題。回答這一復雜、全新而急迫的問題，需要中國社會科學界創建新視角、新理論、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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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

羅斯福道路能拯救英國嗎？

佘倩影　張佳俊

▍封面選題 “雙循環：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遽然而至，使世界陷入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轉眼這一年已接近尾聲，盡管中國已經率先走出疫情，世界經濟的復蘇卻遠非樂觀。疫情引起的跨國產業鏈斷裂、跨國投資的大幅下降、地緣政治風險的急速加劇，以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背后隱藏的各類風險，都進一步擠壓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空間。如何快速調整經濟發展方向以應對全球經濟衰退，需要對中國經濟當前所處的環境及未來的發展空間進行深度理論探討。

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 2035經濟新主題

張 平

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張 明

培育制造業生態體系：工業史視角下的“雙循環”

嚴 鵬

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

高 柏

▍全球治理

國際權力結構變遷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發展策略

張傳紅　李小云

在霸權國家尋求控制國際組織的同時，國際組織也在竭力通過制度建設和樹立專業知識權威，平衡和約束霸權國家對自身的控制。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王曉毅的文章回顧了公益組織與政府在基層扶貧實踐中的密切互動經驗，指出將政府、企業和公益組織分別看作三個相互區隔甚至對立的部門，在解釋中國經驗時具有局限性。陳鋒的文章則關注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表現，通過分析社會組織的資源供給邏輯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動員的路徑，揭示出新公共管理理論與社會工作理論在中國實踐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中國群眾工作經驗的重要性。

反思“第三部門”理論：扶貧中的政府與公益組織

王曉毅

懸浮的社會組織

陳　鋒

▍專題：重新認識西方

“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 特朗普現象背后的總統選舉制度

王 希

我希望提議，在觀察和解讀美國政治時，把美國——包括其政治在內——看成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實驗”（experiment），而不一定把它看成是一個已經有了定論或最終結果的必然……用這個視角看美國，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思維中的“偏執”風格，對美國政治的變化保持一種比較客觀、冷靜的態度，對其出現的不確定性和超出預期的變動擁有一種更健康的心理準備。

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張金嶺

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

葉開儒

▍新發展知識

被架空的援助領導者—— 日本戰后國際援助的興與衰

徐　加　徐秀麗

國際援助的領導權不僅體現在量上，更體現在對輿論、議題設置的影響力上。即使日本在援助金額上成為世界第一大援助國，但有關援助和發展的話語和知識還是在世界銀行、IMF、經合組織國家等傳統援助力量的支配之下。日本雖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的援助理念，但相應的知識體系構建和維持能力卻遠不及傳統援助國，因此可說是一個被“架空”了的援助大國。日本的這段援助歷史折射出來的多重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學術評論

如何建設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潘 維

政治學中國學派的“中國性”不在“方法”，不在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注重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悠久深厚，西方文明的歷史也深厚悠久。歷史上出色不等于今天出色，更不等于將來出色……今天的中華文明是個被西方文明包圍的孤島。我們的應然選項不是孤芳自賞，不是從根本上、從方法論上排斥西方學問。中外政治文明需要能“對話”。

▍世界觀

什么是中亞？—— 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復線歷史

袁 劍

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與“東升西降”

高 程

▍經典重溫

吳汝綸訪日與近代中國教育改革

楊一男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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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選題：新青年與新個人主義

我們發現，隨著中國社會經濟轉型與文化重建進入關鍵時期，一種值得重視的“新個人主義”正在勾勒新一代青年的心靈圖景。這種在解決了基本生存困境之下成長起來的個體，這種在市場嚴酷競爭環境之下成長起來的個體，這種被現代分工與網絡技術困頓在自我狹小領域的個體，正在生成一種嶄新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既充滿自信，洋溢著民族國家上升期的特有朝氣；又極度不安，蘊藏著一個社會內部深刻的焦慮。

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報告

“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研究”課題組

當代青年的新個人主義——從《哪吒之魔童降世》談起???

陶慶梅

互聯網生存的內在張力

朱 迪

鄉村建設與青年人的精神成長?

錢理群

新中產的孩子們——讀《嬌慣的美國心靈》

李 磊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東北新經濟如何破局?

張 強　高 柏

▍新發展知識

援助外交的世紀之變

王 釗　黃梅波

?從殖民主義到共同發展——大國海外鐵路建設的演變?

鐘 準

▍歷史觀

“三代”與中國文明政教傳統的形成

張志強

“三代”歷史，歷史上的“三代”，經由孔子之損益，經由“六經”之價值提煉和義理化，成為中國文明歷史的開端，為中國文明奠立了價值根基和根本定向，是中國文明既久且大的內在原理。中國歷史中的人們總是能夠“貴約六經之旨，隨時撰述以究大道”，通過不斷地創新和轉化而保持和延續著中國。三代的原理，使得歷代的圣賢總是有氣魄、有能力使發生在中國的歷史最終成為中國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至今仍然存續在以“三代”為開端的中國歷史中。

▍縣域研究

被抽空的縣級中學——縣域教育生態的困境與突破

林小英　楊蕊辰　范　杰

當教育改革越來越以優勢地區的優質學校為藍本倡導和引領“拔尖創新”式的精英教育時，我們更需要關注處于最底層的縣域教育狀況。中國的2000 多個縣容納了全國50% 以上的學生，它們就是中國教育的底色和普通教育賴以生存的基礎。

“土地扶貧”與縣域發展模式困境——評土地增減掛鉤扶貧政策

夏柱智

貧困縣僅是為發達地區提供土地指標而獲得土地收益，其角色完全是被動的，喪失了發展的主動性。貧困縣越來越不關注內生發展能力，轉而依賴外部幫扶，被套牢在“虛擬的”土地指標市場上。

▍社會結構變遷

重啟社會改革：改革關鍵期的三個群體

鄭永年　游海洪

保衛社會，重建社會秩序、開啟中國的社會改革是唯一的選擇。在中國的社會改革中，如何改變知識分子的現狀、匡正定位，形成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和話語；如何為年輕人創造機會，發動年輕人的力量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動力；如何讓中產階級獲得更強的安全感，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使得中國社會改革的基礎更加穩固，這些問題并非是這三大群體內部能夠自己解決的，而需要政府的重視和投入。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建設已經刻不容緩，中國如果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改革，也必然要通過改革來重建社會。

▍學術評論

地緣政治：大國戰略背后看不見的手

高 程

▍在民間

國際小商品貿易中的信用體系建設：義烏的實踐

溫美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