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當《戰狼2》帶著強烈的話題性超越了電影這一藝術載體，成為廣泛的社會熱點，我們發現，無論是以“民粹”批判它還是以“愛國”肯定它，無論以“模仿好萊塢”漠視它的創新還是以“荷爾蒙爆棚”贊賞它的精彩，在當前文藝既有的框架與視角內，我們都很難解釋這樣一部作品為什么在今天能夠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為什么它能夠在市場運作中最終既能得到官方肯定，[1] 與此同時又能創紀錄地刷新中國電影票房？《戰狼2》帶來的問題其實并不是偶然的。這些年，當代文藝的熱點總是圍繞在網絡文學、IP、小鎮青年等等帶有綜合性的文藝現象或者文藝問題之上，這也說明，我們要理解當前文藝的復雜現象，必須超越文藝本體的視角，將文藝置于當代社會的變遷之中加以觀察。
市場與技術對文藝生產的重組
從現象層面上看，21世紀以來中國文藝的一個引爆點在于網絡文學對于傳統文學的沖擊。[2] 出現于20世紀末的網絡文學，從它最開始的自發狀態到在網絡公司的介入之下，快速進入到商業化的軌道之上，它以令人驚訝的速度與方式野蠻生長。而當“網絡文學”以“網絡”這一媒介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文學”命名的時候，過去以期刊、雜志、出版物為載體的“文學”，反而變得曖昧起來。如何區別以 “網絡”為自己清晰命名的文學？嚴肅文學、純文學??等等命名，似乎是帶著點無意識地以增加修飾語的方式將自己與“網絡文學”區隔開來。但是，相比于“網絡文學”盛氣凌人的進攻，以修飾語來保護自身，怎么都顯得是一種防守之勢。
看上去網絡文學的發生發展，是以網絡為載體的傳播媒介對印刷術這一傳統文學介質的侵蝕。但是，網絡文學并沒有完全停留在“文學”這樣一種藝術形式的范疇之內，隨著影視資本的介入，2010年前后，在IP開發的熱潮中，網絡文學迅速地在與新的媒介互動中，形成新的運作體系以及新的話語體系。我們看到，網絡文學介入到電影、電視、戲劇的生產中，不僅成為影視、戲劇作品的重要題材來源（所謂IP）；而且，在影視、戲劇當中，越來越多的編劇、導演等也是從網絡文學“寫手”轉型而來。
顯然，網絡并不只是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承載介質影響到當代文藝的。因而，中國的網絡文學雖然從屬于當前世界網絡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其實很難將網絡文學對于當代中國文藝的沖擊簡單地從“人的延伸”這一媒介理論的視角出發加以理解。它很難解釋的地方在于：當前網絡對于世界的影響幾乎是同步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網絡并沒有特殊性（甚至被認為是更為封閉的），但為什么是在中國，網絡文學的興起對原來的主流文學領域產生如此深刻的沖擊；它也很難解釋，為什么是在中國，這樣一種媒介對于當下中國的文化現象的影響要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因而，要理解網絡文學對于中國當代文藝發展產生的影響，不能僅僅看到網絡作為一種文藝媒介的存在方式改變了原有的文藝格局，[3] 還要看到網絡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它在當代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恰好與1990年代啟動的全面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重疊，由此對于21世紀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1990年代全面展開的市場化改革，是在整個國家層面重新塑造了全新的生產關系。隨著市場逐漸成為主導資源的配置方式，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以蘇聯的文藝生產方式為基本模式形成的一整套文藝生產、流通、消費與評價的體系，逐漸被新的以市場為核心的文藝體制擠到了邊緣，一個新的文藝生態在1990年代中后期逐漸形成。簡單說來，這個新的文藝生態，是圍繞一個新的、面向城市市民以文化消費為主導的市場建立起來的；它以資本為紐帶、以盈利為目的，在原來的體系之外，重新整合創作主體（既有原來體制內的也有體制外的），在市場空間中開掘新的文藝創作方式，新的文藝發布、銷售渠道，并逐漸形成新的文藝風格。到21世紀初，我們就會發現，在原來的作家協會（文聯系統）、期刊、出版社等文學出版體系、在電影廠-發行機構-影院以及院團-劇場的文化體制結構之外，文學開辟了“書商-二渠道”的商業模式、戲劇從小劇場這樣的渠道突破，影視生產也涌現出了大量的民營生產、銷售機構等等。
隨著新的市場主體在資本的推動下逐漸重構原來的文學與文化生態格局，在這其中，不同的文藝形式因為形式的差異以及對于資本的依賴程度的不同，表現出的形態也就略有不同。對于文學作品這種“輕資產”的文藝形式來說，它不像影視、戲劇這樣對于（影）劇院、技術（器材、設備）、集體性人才等“重資產”依賴程度比較高的藝術形式，因而，它在市場化轉型中適應程度非常快。而作為一種技術的網絡，以它強大的滲透力，與市場重塑生產方式的能力結合，更容易激發沉淀在社會各個層面創作主體的力量，以更少受限制的網絡空間為平臺，展開新的文體、新的題材、新的內容、新的銷售方式的各種嘗試。與此同時，21世紀初，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展開的商業模式，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資本大幅度地也更有意愿地向以網絡為載體的一切商業模式投入。這使得網絡文學在其成長期獲得巨量的資本投入，可能遠遠超越了影視、戲劇等其他藝術形式的增長速度。因而，網絡文學從1990年代末期異軍突起，在隨后的時代發展中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核心文化產品，為其他領域文化輸送生產力（IP以及創作者）也就并不奇怪。相比較起來，影視、戲劇由于對“重資產”依賴程度高，管理方式也較為嚴密，網絡技術對它們的影響也并不具有像文學那樣快速的效應，轉型比較緩慢。
不過，不同文藝形式發展的總趨向仍然是一致的。比如對于“重資產”依賴程度較高的戲劇，開始是從小劇場的領域以較低資本開始突破。2003年，“開心麻花”公司從電影“賀歲劇”獲得啟發，吸收由于擴招而難以再去院團體制尋找工作的廣大藝術院校畢業生，承租了需要轉型發展的北京海淀影劇院，以大學學生與中關村“IT”青年為基本受眾，以與“主流”戲劇完全不同的演劇風格，不斷擴展演出。它不僅在戲劇領域獨樹一幟，自2012年登錄央視春晚以來，將自身帶有城市特點的演劇風格帶入電視小品；2015年進軍電影領域，目前以每年出品一部電影的速度推出《夏洛特煩惱》、《驢得水》、《羞羞的鐵拳》三部電影。2017年國慶檔期推出的《羞羞的鐵拳》，上映29天票房突破21億。
顯然，官方推動的市場經濟變革以及作為一種技術的網絡不斷面對并創造新時代的消費群體，以新的生產方式激發新的創作資源。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原來的文藝生產體系內的文藝創作、文藝風格在新的文化市場中迅速邊緣化，一種全新的大眾文藝在中國特色的文藝格局中破土而出。
重組的社會結構與錯綜的社會心理
市場機制與網絡技術對于文藝生產的影響并不只表現它以新的生產方式推動了大眾文藝的逐漸主流化——它之所以能逐漸主流化，也是因為市場機制與網絡技術深刻地介入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重組了我們當下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重塑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情感。
市場經濟與網絡技術的一個共同特點都是一方面打破舊的不平等，一方面創造新的不平等。市場經濟一方面在摧毀原來以計劃經濟為基本經濟運行方式、以單位制為基本結構關系的社會格局（這個格局顯然有其內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既存在于城鄉之間，也存在于體制內外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在重塑一種新的不平等：它以資本、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切入到原來計劃經濟形成的體制之中，在這個過程中，誰與資本、土地、新技術（知識）、權力等資源結合的好，誰就在市場結構體系的上下關系中處于“上”。當然，市場經濟雖然快速、兇悍地蠶食著原來體制“內與外”的差別，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體制內外的差別只是在變化，差別仍然存在。因而，體制的內與外和市場的上與下交錯在一起，讓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復雜的局面。[4]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這種強有力的重塑社會結構的能力，與21世紀的網絡技術是同構的。我們看到，作為一種技術的網絡，通過全新的管道重新組接社會生產，一方面看似在拉平著原來的社會結構——無論是網絡寫手，還是淘寶店主，它同樣都給予這個社會在原來市場體制、官方體制之外的不同主體以平等的發展權；另一方面，它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又將所有與之不匹配的生產方式迅速邊緣化，并在加速這個社會的內在分化。
這個重新塑造中的社會結構在今天并沒有完全定型；而且這個社會結構在（體制）內與外、（階層）上與下的格局是犬牙交錯、互為參照的。在這個迅速變化的復雜社會結構中，從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群是在原有的“單位”體制之外，在市場上求生存。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是在這個市場的殘酷競爭與體制、市場的糾結中成長起來的。而正是這些龐大的在市場與體制的夾縫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青年，成為我們文化的主要受眾。因而，一方面文藝的創作者越來越集中在原有的創作體制之外，另一方面，消費者——接受群體——也聚集在體制之外。“大眾文藝”有些自然地隨著這兩種力量的壯大成長成為文化的“主流”。
21世紀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個快速變化而又紛繁復雜的變局。一方面，中國在21世紀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實力與民族自信在全方位上升；另一方面，在社會財富普遍增加的基礎上，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并沒有得以普遍改善。當一個社會的變化速度太快，而社會結構又處于極不穩定的階段，在這個快速變動而又紛繁復雜的社會中生活著的人們，他們的心理必然是相當復雜而又難以言說清楚的。每個個體的復雜心理，自然會通過文藝作品——大眾文藝的作品——傾瀉而出，呈現出一個社會的普遍心理。這種社會心理，也是因為折射的是快速變化的社會結構，我們的文藝批評與理論，很多時候都會在它面前喪失解釋的能力。
這樣一種狀態在當前的文藝創作中比比皆是。比如說2016年從網絡小說改編而來的電視劇《歡樂頌》。這部電視劇從一部并不那么紅的網絡小說改編而來，但卻在2016年引起全社會的關注。[5] 當然，在《歡樂頌》爆款般的高收視率背后也是各種批評。在主流官方媒體與學院批評中，《歡樂頌》赤裸裸呈現出的階級鴻溝以及毫無理由的階級調和成為批評的主要矛頭。確實，《歡樂頌》里的五位女主人公在“富二代、海歸-知識分子家庭背景在外企的打工女孩-市民家庭背景打工女孩”之間確實存在著清晰的鴻溝；而這部電視劇又很成功地用“姐妹情誼”來模糊掉階級身份的差異。但，在這種近乎現實主義的階級身份塑造與近乎浪漫主義的階級調和之間，我們不要忽視的是，它對于廣大在市場中生活的青年男女來說——尤其是青年女性，有著充分的現實意義以及復雜的情感認同。這種現實意義，首先就表現在《歡樂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部“外省”青年女性的生活指南。不要嘲笑淘寶上那些“XX同款”，那是非常多的年輕人在學習一種城市生活的方式——在《歡樂頌》里，這種生活方式的載體，不再是紐約巴黎也不再是東京漢城，而是上海這樣一個可感可觸的“真實”世界。其次，它以近乎“現實主義”方式描述的那些出生小城市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如樊勝美、邱盈盈在大城市的艱難生活，不憚于曝露在那些光鮮外表之下窘迫的境遇與無奈的情感——這窘迫與無奈屬于無數同她們一樣背井離鄉被中國社會的發展卷入其中的女孩子們的。她們是如此無奈，如此心酸，但還得在這里掙扎，因為這個城市還在給人夢想——這夢想如此現實，因為只有在這里還有著超越等級身份的上升通道。
這種最現實的情緒在大眾文藝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開心麻花”2017年國慶檔的電影作品《羞羞的鐵拳》。這是一部從戲劇改編而來的電影作品，這也是一種土生土長的中國電影，還帶著點脫胎于東北城市文化的粗獷。對于做電影藝術的研究者來說，《羞羞的鐵拳》在電影語言上是乏善可陳的。但就是那種樸素的不能再樸素的電影語言，在那些被認為有些“惡搞”的電影風格背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的是這個城市里年輕人的“喪”感。所謂“喪感”，無非就是一種從低往上看社會的視角，是一種誰能比我更低賤的“往下認同”。這種往下的認同感，體現在劇中主人公可以在任何場合沒有障礙地為金錢妥協的心理邏輯，也體現為創作者找到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他們成功地將那些在十字路口發小廣告的現實行為轉化為一種“當代武功”的表達方式。不同于以往武俠電影的高深莫測，這里所有的“武功”都是從最為實用的現實行為中轉化來的。而影片中那往下的認同之所以這么理直氣壯，是因為它在個人奮斗的套路之外，將個人不幸的原因清晰地指向體制不公——造成主人公“喪”的根源，是“體協”的在位領導。那劇場的爆笑聲，不正是因為電影有意無意地觸碰到社會情緒中對于“體制”的無名怨恨么？
重新認識21世紀中國的大眾文藝
不可否認，市場與技術兩把利器，在今天的中國成就的并非是經典藝術的黃金時代，而是大眾文化的輝煌。但不要小瞧了中國當代的大眾文化，它奠基于中國快速改變的面貌，奠基于中國13億受眾超大規模的消費群體，也奠基于古典中國的文化創造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文化基礎。現階段當然問題多多，但好像我們不能總簡單地以商業文化、消費文化將之一筆勾銷。
大眾文化總體來說是20世紀以來在文化大工業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20世紀中后期，在英美學界興起的以文化研究為代表的學派，在某種意義上就是20世紀英美知識界、思想界直面資本主義文化大生產狀況的大眾文化而創造出的新的理論與方法。1990年代以來，隨著我們市場經濟推進產生的新文化現象逐步擴展，學界也開始大量引介文化研究的理論。這使得文化研究理論在總體上一直影響著——甚至是塑造了我們今天對待大眾文化的基本判斷。
但整體上來說，英美文化研究是以歐美成熟工業化體系、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之下的文化生產、文化產品以及文化心理為研究對象的。首先，它并不太適合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入市場經濟的文化生產的特殊性；其次，英美大眾文化研究有一個相對清晰的參照系——精英文化。這個精英文化從歐洲貴族文化衍生而來，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后成功地被中產階級接受、支持并發揚。雖然在網絡為代表的新技術沖擊之下，他們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但總的來說，還是有著相對穩定的狀態。
21世紀的中國當代文藝，從社會生產語境中去看，它就是一種混合體系。1990年代全面市場化改革以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蘇聯為模式建立起來的一套文藝創作、生產、發行的制度體系仍然存在，市場經濟又催生出一套新的體系。這二者雖然有著各自不同的領域以及評價體系，但又并非水火不容。體制內的文藝生產會吸納體制外的資源，體制外的創作者也需要依附體制內的資源。
在這種混合中，最為清晰的是當下文藝生產中資本的混合——這里既有公有資本（含國有資產）也有國際資本以及民間資本。但在當前的社會結構中，即使是國家力圖通過公有資本實現自己的意圖，單獨依靠體制內的資源也難以做到。2017年“八一檔”的《建軍大業》是一部標準的“獻禮片”。但這部由電影局副局長親自推薦的“主旋律”電影，[6] 不也是“香港導演+小鮮肉+實力演員??”的一個復雜組合么？而且，在今天這樣一個混合體系中，同樣是在“八一檔”，這樣一部由電影局“主抓”的獻禮作品并沒有一炮打響，反而是吳京在體制外艱苦打造的《戰狼2》卻成為對于中國軍隊最好的獻禮。
顯然，不同資本背后的訴求是不一樣的；而資本的不同訴求，在我們獨特的市場結構以及社會結構中，其實現方式、途徑、有效與否以及為什么有效（或者無效），不正是我們今天理解文藝現象的路徑么？
此外，與大眾文化相對的精英文化在中國當下也是非常模糊的。
不同于歐美——尤其是歐洲——延續性較好的精英文化，當下的大眾文化的對立面也比較含混。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革命文化”為基本目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傳統以文人文化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一次背離。它力圖吸收蘇俄現代文化、消化中華古典文化，預期的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創造性轉化，希冀能夠創造出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化”。顯然這個文化形態的預期，是統合精英與大眾的雅俗共賞，而不只是延續傳統精英文化。革命文化在一定意義上當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無論在文學、音樂、繪畫、電影、戲劇等等方面，都有其代表性作品，迄今仍然被傳誦。但客觀地去看，由“革命文化”轉化而來的“主流文藝”的創作是非常脆弱的。
首先我們要看到，革命文化本質上是一種現代性的文化，但這種現代性在那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主要是以蘇聯的文藝體制、文藝理論、文藝創作為指導。在理論上，蘇聯所繼承的俄羅斯“現實主義”文藝思想，經由蘇聯官方的理論發展也成為我們的某種指導理論。這種官方理論雖然不斷地“中國化”，但總的來說，它在與蘇式文藝體制結合的過程中，對中國的文藝創作形成了帶有教條性的約束。其次，革命文化所經歷的前后約三十年的發展時期，對一種文化與文藝形態來說，時間仍然太短，積淀還是不夠充分的。但可能更為重要的，革命文化在某些意義上有太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階級斗爭”的政治話語逐漸淡出，隨著革命文化形態背后的意識形態逐漸被邊緣化，革命文化也就隨之沉淀在人們的記憶之中。雖然經常被喚醒，但并不是那么容易“重返”。
因而，某種意義上中國當代大眾文化是在意識形態的廢墟與主流文化坍塌的基礎上重新成長的。2000年以后在技術與體制變動中推動的文藝，是個面目特別模糊，價值觀非常雜亂的文藝形態。
要理解這么復雜的文藝形態，以精英文化的立場去批評——不管來自左翼來自自由主義，還是來自保守主義的批評，都是比較容易的。但既有的批評模式顯然無法清晰地介入到當前文化所呈現的內在脈絡之中。如果說我們迫切需要面對新的文化現象做出我們的理論建設，首先就要重新認識我們這個時代大眾文化構成的復雜內容。這樣一種在混合經濟形態中出現的作品，它混合著各種資本，混合著各種創作主體（勞動力），混合著各種現實情感、技術創新，也囫圇吞棗地吸收著古今中外一切有“賣點”的藝術表達樣式。因而，在這種大眾文藝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切大眾文藝的陳詞濫調與庸俗不堪，但是，在這其中，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如同《戰狼2》所體現的文化特質，它借助好萊塢的敘述模式，卻可以容得下中國人的世界觀；它成長于商業環境中，卻觸發了當下中國人內心最寬廣的家國情懷。我們還可以看到：如同電視劇《瑯琊榜》所體現的，在一個“架空”歷史環境的故事中，它居然帶來了大眾認可的中國傳統美感；如同《大圣歸來》這樣的電影，它可以以動漫的形式借助傳統資源，創造出強烈的中國審美；還有《鋼的琴》，它可以如此直面1990年代的東北下崗工人問題，切入那一歷史階段的傷痛；而《士兵突擊》這樣的電視劇，還可以給年輕人重建一條通向信念的通道。
這種混合的狀態，或許是由于我們經歷的是人類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過的經驗。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遭遇挫折又重新啟程，一個古老的文明在近兩百年西方文化的打壓之下在今天重獲生機。在這樣一個如過山車般動蕩的社會變化中，是大眾文藝在安置著劇烈變化時代的社會情感，撫慰著、宣泄著在快速變動中難以清理的情感訴求。而這個成長于中國三十多年快速變化的社會語境中的大眾文藝，這個奠基于13億消費群體的大眾文化，雖然是在主流文化坍塌的基礎上重生，但它還是與過去的文化之間有著血脈聯系。這個新的在市場經濟中成長起來的文藝形態，能否在混合著各種利益關系的文化市場中，在技術飛速進步的時代，[7] 重建一個能夠包容革命文化記憶、傳統文化美感以及現代藝術技藝的真正的主流文藝形態？這其實正是這個時代給予當前文藝理論建設的重大挑戰。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注釋：
[1] 《光明日報評〈戰狼2〉：叫好又叫座，這才是主旋律影片的模樣》，載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5188.
[2]截至2016年底，中國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到3.33億，中國網絡文學市場規模已達90億元，產業規模自2012年起保持超過20%的年增長率。截至2016年底，中國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到3.33億，占網民總量的43.3%；其中，手機網絡文學用戶規模3.04億，占手機網民的42.8%。參見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7-03/doc-ifyhrttz2200109.shtml.
[3] 網絡文學作為一種媒介變革對于傳統文學的影響，會如同繪畫、戲劇在20世紀初遭遇影像技術帶來的沖擊一樣，在反彈中，重塑自身的文藝形態。
[4] 更為復雜的是，體制不平等的差異是顯性的，市場造成的不平等卻有可能是隱性的。在這種復雜社會結構中，社會矛盾極容易指向體制。借用這種社會情緒，也成為一些大眾文藝作品處理矛盾的一種方式。
[5] 《歡樂頌》在東方衛視和浙江衛視的總體表現優異，是近三年收視突出的都市劇作品。《歡樂頌》的網絡表現更好。Vlinkage統計八大視頻網站電視劇點擊量可以看到，《歡樂頌》以113億排名2016年開播的電視劇第1名，也是今年（2016）開播電視劇中，首部網絡點擊過100億的作品，參見http://www.tvtv.hk/archives/3605.html。
[6] 《張宏森發文寄語〈建軍大業〉：為主旋律正名》,載http://ent.sina.com.cn/m/c/2017-07-22/doc-ifyihrmf3157648.shtml.
[7] 我們不能高估技術進步帶來的正面效應，但也不要低估它對文化潛在的強大摧毀能力——如果所有的文化產品將來都在大數據的控制之下進行生產，我們的文化會變得何等乏味！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在反腐敗、軍隊改革以及我國國際態勢的調整中實現了重要突破。這些重要舉措，將來一定會被歷史證明是對國家發展、黨的建設起了重大作用的。這些舉措，與改革開放的強大動力和光輝成就，共同構成了對立的統一，呈現出歷史與時代的特色。這二者的對立統一，也共同構成中華民族偉大事業的一個周期，推動社會進入了新的時代。
在這種“歷史段落”的銜接點，做一些反思工作顯得尤為迫切——從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視野出發，以歷史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方法，來增強我們自身對“未來”工作的自覺性。
從工業化發展的自身邏輯去理解我們的使命
毛主席曾經說過，中華民族應該對人類社會作出較大的貢獻。黨的十九大對我們當前基本的歷史定位是：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現在離“偉大復興這樣接近”。處于這樣的歷史階段，面對這樣的歷史使命，“較大貢獻”是什么，我們又應當怎么做。
國家、民族、個人，都會有各自的“使命”；這個使命是客觀的，是“時代”的性質所賦予的——時代“使”之有某種特定的“命運”，謂之“使命”。因而，要理解“歷史使命”，首先就要分析我們所處時代的性質。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我們大致可以有如下幾個分析角度：一是生產力的視角，二是從生產關系的視角，三是社會文化的視角。
從生產力的角度看，我們首先要判定中國還處在工業化這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階段中。現在，有不少文章用“后工業化時代”或者“信息化時代”來指稱當下這個時代，這些提法更多只是從一種狹義的時代定義出發，并不準確。“后工業化時代”具有一種“去工業化”的內在含義；“信息化時代”則沒能考慮到信息化其實需要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十九大報告中用“新型工業化”作判斷，是準確的。
從更大的時空背景與生產力宏觀發展的視角判斷，“工業化時代”這個概念并沒有失效。目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仍處在宏觀的“工業化時代”。工業化在當下以及可見的未來，依然沒有顯現出結束的征兆。
但是，工業化也的確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如果我們用“N.0”的模式來作區分，目前的新型工業化大致處于“工業4.0”時代。以1762年瓦特改進蒸汽機為工業化的開端，至今工業化已經演進了數百年，人類歷史大致經過了“工業1.0”、“工業2.0”、“工業3.0”的不同階段。“工業1.0”是通過蒸汽推動機械化，“工業2.0”是由電力推動大規模生產，“工業3.0”是由電子信息技術推動自動化，現在進入“工業4.0”——這是信息技術與工業制造的深度結合與全面融合的階段。這些帶有不同時代特點的階段表明，數百年的工業化發展歷程，確實表現出了一些我們可以進行歸納總結的、帶有規律性的跡象，隨著工業化演化歷程的深入，我們對其特性的認知、對其概念的定義也會日益準確。
其次，我們不僅要觀察生產力的發展進程，我們也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觀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匹配與對應關系。當然，我們現在要處理的生產關系，除了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等內容之外，在國際化、全球化的狀態下，“生產關系”的概念必須考慮到“生產管理”的結構框架中的一組重要要素——國家的制度平臺與人口規模，即人類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之上面對不同人口規律所建構的政治組織方式。
工業時代與農業時代有一個根本的區別：農業的生產效率、生產規模受自然條件的根本限制——每平方米地面接受的陽光能量密度決定了農業產量的理論上限；對于工業生產而言，在一定區域里，如果能源供應充足，其效率、規模幾乎可以無限提升。這導致了工業化對于規模效益，對于規模集中度的要求，遠遠高于農業時代。工業化的發展也必然帶來人口更為集中的城市化發展。所以，我們在考察與工業化生產力所匹配的生產關系時，應該考慮不同生產力要求對應的國家人口密度、人口規模、人口質量及其市場規模、市場等級；其中，人口質量、市場等級與社會制度，與國家基礎設施有關——沒有國家進行大規模、持續性的公共服務類投資和制度體系建設，人口質量、市場等級和社會制度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升級發展。從這一邏輯出發，如果我們在工業化進程中形成的三個階段與工業化“領頭國家”的人口規模之間建一個“模型”，就會看到一些特別具有啟發性的現象。
在函數關系里，“X軸”是自變量，Y軸是因變量。上頁圖的橫坐標X軸是時間軸，它是一個均勻的、線性的、客觀的刻度——時間是自變量，人類社會在時間上展開的歷史發展也是一種“自變量”。
上頁圖的縱坐標“y軸”標示著社會制度的變化過程，同時也標示著人口規模的變化軌跡。在這里，社會制度可以看成是生產關系平臺，而生產規模、市場規模與人口規模成直接正相關。人口規模并不完全是純粹的人口數量，它實際上是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的乘積，市場規模又是人口質量和人口數量的乘積。比如，有些國家的人口數量可能比較大，但是如果當地的文化水平很低、基礎設施很差，購買力很低，那么，它的生產空間也就不可能容納很大的生產規模與很先進的生產水平。
按照上頁“生產力匹配圖”，我們可以順著y軸自下而上展開描述。
在“工業1.0”時代，工業化集中體現為以蒸汽動力的擴大運用，它使得大規模、集中生產的勞動模式成為可能。生產力的發展，與英國、法國的人口規模相結合，迅速替代了威尼斯、熱那亞以及尼德蘭地區的城市經濟體。英國和法國的人口規模，在當時都是千萬左右，而后來兩國逐步成長為5000萬人口級別的中等國家。而且，英國與法國都建立了與工業生產相匹配的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和相對高效的政治制度。英國在工業革命前就經過多次戰爭與談判，于1689年確定了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法國則經由大革命，在1789年之后逐漸建立了現代政治制度和國家體系，這種“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是全新的；英法兩國也成了當時工業化發展的“領頭國家”。
在“工業2.0”時代，工業化的突出特征是內燃機、電力等新的、更高效的動力輸出設備替代蒸汽設備，使得工業吸納的勞動人口、工業分工體系、工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需要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和人口規模之上組織生產。在這樣一個階段，德國、日本等人口在8000萬到1億左右的后發工業化國家的優勢凸顯。在19 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與日本為了超越工業化的先發國家，不僅更積極地采取新工具、新設備、新技術，還選擇了更集中的政治和社會動員模式——即政治集中度更高的“法西斯資本主義”。此種制度模式，原理上是反自由競爭的壟斷性資本主義，而德日等國通過這樣的方式，在當時也確實取得了更快的工業發展速度，逐步實現了對老牌國家的“彎道超越”。然而，它們為突破限制而在國際關系的處理上采取了戰爭方式，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人類社會遭遇巨大災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這一工業化階段相對應的制度探索、政治社會結構的重組實踐，在人類社會制度的試驗上是經歷了較大失敗，人類為此種“試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工業3.0”則發展于二戰以后，這一階段，在二戰中獲得突破的電子技術、通訊技術、核能技術逐步得到推廣運用和深化發展。美國和蘇聯兩大戰勝國依靠新技術、新工具建立起國際性的政治和金融組織結構。如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建立了一系列的國際制度，如聯合國、世界銀行、IMF、WTO等，形成了實質上的金融壟斷，培育了大型跨國公司。而蘇聯也在經互會國家（“華約”組織）里實際上建立起了“行政性的壟斷”，協調工業生產和資源調配。在當時，蘇聯和美國的工業體系所覆蓋的人口規模都分別接近三個億。
通過上述梳理，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工業化與生產力的發展會不斷要求擴大自己的規模，它必然會超越一國的規模與界限，近乎“自發”地通過國際化走向全球化。在工業化的擴散過程中，工業體系的演化需要與相應的人類組織形態結合，與具備相應資源、人口規模、組織能力的國家實體結合，進而塑造出某一個階段的“領頭國家”，此種“領頭國家”的人口規模是日益擴大的。
工業化核心區域覆蓋的人口規模日益擴大，與這一趨勢相伴隨的是，工業化的擴散和工業化外圍區域的擴展，也會推動工業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工業國際化”需要一種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作為支撐，我們可以將之稱為“國際民主集中制度”。[1] 所謂“民主”，在于其必須調動不同國家的積極性來主動參與國際貿易、經濟循環和政治合作；所謂集中，在于其背后也依賴主導性的國家實體來維系此一網絡。這個“國際民主集中制度”，有其“自發”的一面，也有其“自覺”的一面：自發，指的是工業體系內的成長邏輯帶動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自覺則指的是“領頭國家”自覺引領這一工業化進程。從工業化的演化歷史中可以發現，此種“國際民主集中制度”不斷地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作為實現形態；當然，這一過程中也出現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局面。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工業化的演化與發展”與“人類的自覺行動和選擇”之間存在著高度復雜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工業化”一旦啟動，就開始顯現出自我演化和發展的內在邏輯；我們甚至可以用擬人化的想象，將“工業化生產力”比喻為一個有著自己獨特性格、獨立意志的巨龍——所謂的意志、性格，就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它按照自身的“意志”不斷發展，挑選“合格”的國家（人口，制度）完成自身每個臺階的上升；另一方面，人類的行動對工業化發展并非沒有影響，由個體組織而成的宏觀政治經濟實體可以參與和引領工業化歷程——當然這種參與和引領也必須與工業化的內在邏輯相匹配。如果人類缺乏相應的認識能力、方法以及實踐措施來引領工業化，那么，人類社會的 “試錯”就會經常發生，這會給人類帶來災難。
因此，“工業化生產力的發展”與“人類整體利益和生活的改善”之間，并不是一種必然的正相關聯系。人類必須主動探索建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治理結構和組織方式。回顧工業化演進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工業化并不是一開始就選擇在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啟動，而是從較小的國家，甚至是當時經濟上處于相對邊緣位置的國家開始的。而工業化對核心區域人口規模的需求，只會不斷上升，而不會下降：它不會一直停留在較小規模上。根據這個模型，我們可以判斷工業化的下一個高水平臺階，必然要求一個規模更大（比如上十億人口規模）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必須提供一個社會制度平臺，來容納相應水平、階段的生產力，為這種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流動性、集中度，提供發展的空間、動力。
21世紀中華民族的世界歷史使命也許正在于此——從工業化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性要求出發，中華民族“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或許正在于探索和建立一種與更高層次工業化相匹配的政治和社會治理實踐和制度，使得更高層次的工業化生產力為中華民族和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服務。
中華民族的“較大貢獻”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必須適應和滿足人類工業化、全球化的內在要求。這是我們今天總結改革開放、開創未來新局面的一個視角。以此視角觀察當代中國的發展邏輯，我們就可以理解“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
“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也是“前提條件”與“改革發展”的邏輯關系。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前三十年”是用較為激進的手段破壞了舊的、小規模的生產關系約束，為今天國際級的“資本市場”創造了自由度，也創造了流動性的空間；用“集中”的行政手段建設全國統一的（較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全民經商”以及大規模建設準備了物質條件；用“將教育資源相對平等分配給最廣大人群而不是集中教育資源培養精英人物”的教育制度大幅度地普及了現代數理化知識和普通話，為數億農民兼做工人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基礎，為中國國內短時期內集中展開的“工業1.0、2.0、3.0”準備了超過整個歐洲規模的工業勞動力；用“不人道、不平等”的“戶口制度”，避免了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產物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同時又滿足了可以支持工業化的城市人口密度要求——“等效城市化”（等效人口密度）；用“政府干預”的強制外貿外匯制度、低匯率、低工資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工業品低廉價格，從其他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工業化國家手中奪取了大量國際市場等。
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所能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基本建立在前三十年建立的組織基礎和制度條件之上，沒有前三十年積累的人口紅利、制度紅利，中國政府所能采取的經濟管理措施就不會超過一般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也不僅僅是發揮市場的作用，或者積極融入全球經濟結構，也包括黨和政府主動性地采取行動和措施調節生產關系和資本結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后，一方面是“工業1.0”、“工業2.0”層次的相對落后的技術和生產方式依然存在甚至得到發展，另一方面是存在一定數量的“工業3.0”層次的較新技術和生產方式的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駕馭著中國特色的“N種資本”生產關系，為“N種工業”生產力創造了制度平臺、發展空間、工作動力以及工業化初始階段的奇跡。
通過“兩個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我們的工業規模、GDP水平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重要經濟實體。如果我們中華民族準備將自己的“偉大復興”與“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聯系在一起，我們就必須準備面對“現代化-工業生產力”的下一個臺階（“4.0”）。面對工業化不斷升級的趨勢，我們需要面對雙重挑戰：一方面是我們能否引領新階段的工業化；另一方面是我們能否在新的工業化生產力的基礎上，探索更好的治理實踐，不僅僅是國內治理，也關涉全球治理。
如果13億人口的中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全球范圍內普及了工業化4.0的水平，“工業化巨龍”必然會繼續推進到“工業5.0”所要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引導工業進一步向前發展。在此基礎上，我們也要創造出相應的人文條件、制度空間——這就是我們所堅持的“沒有窮盡的改革開放”。 可以預見，“工業5.0”的智慧，一定是在東西方文化傳統結合的基礎上產生的科技智慧——它需要同時吸納東西方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方式，因為它在更高層次上體現了全球性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它需要25億到30億人口規模的“工業化協作區”作為載體，因為它需要更復雜的分工網絡、更廣大的市場、更堅實的購買力作為基礎。這也正是“一帶一路”戰略指向的未來工業化的宏偉前景。
更進一步，從“工業4.0”開始，工業生產力發展要求與其相匹配的社會制度平臺、治理體系規模就已經開始向一個新的水平發展了。工業化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要求人類創造出一種新的制度形態，其相比于過去的社會制度能容納更廣闊人口、實現更良好治理，也就是比過去的民主制度更高級的民主制，以及比過去的集中體系更高級的集中制度。要建立這樣的社會制度，需要我們牢記以往的經驗教訓，避免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災難。
面對工業化未來的趨勢，如果中國不主動參與引領這一工業升級歷程，不去承擔國際義務，工業化進程也不會因我們“謙虛謹慎、道德高尚”而停住腳步，而是會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其他主體。因此，對于中華民族而言，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挑戰。
中國社會獨特的“二元三層結構”
中華民族不僅要順應工業化生產力的升級發展，還要使工業化生產力的發展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促進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同時，它必然需要具備實踐探索能力和歷史趨勢把握能力的核心組織的領導，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所在。
與主要是在平衡利益分配領域發揮作用的西方選舉型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發展出了綜合性的政治經濟領導能力：不僅具有引領生產力發展的能力——系統規劃能力、產業布局能力、綜合協調能力，還具有調整和重組社會結構的能力。綜合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整體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逐步顯現出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發揮調節功能的重要能力，這一能力也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符合“工業化生產力”不斷升級的發展要求。從實際工作經驗出發，我們可以用“二元三層結構”來描述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在這里可以用上頁的圖加以說明：
所謂“二元”，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二元性：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都有各自的主體性，社會主義具有框架性，市場經濟具有平臺性。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手段，但不僅僅是配置資源的手段，它又有物質客觀性。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二元矛盾，資本和勞動、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之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在此種二元性之外，還存在一個三層結構：最上部是中國共產黨，中部是資本，下部是勞動。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資本上面還有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是勞動的精髓、精英。我們說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首先要看到它是一個“隊”、一個組織、一支隊伍實體。這是一個合“工作隊-戰斗隊－宣傳隊”于一體的隊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情中是一個相對獨立、相對完整的社會結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最具特色的要素，是協調資本與勞動矛盾、綜合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最主要因素。
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司空見慣，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解決辦法，比如以三權分立來維系資本內部的合作與平衡，以多黨制為勞工群體保留代表渠道，以選舉權來給予民眾參與利益再分配的博弈，以社保制度維系勞動力再生產的底線等，這些做法也可以使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但是面對生產力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分化，面對本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獲利能力的下降，這些解決方案的局限性就會暴露出來，比如當下西方國家普遍面臨的社會撕裂問題。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中國共產黨構成了獨立的穩定結構，它明顯區別于資產階級政黨，也區別于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中，也是通過資本把勞動組織起來，資本和勞動共同維系了市場的運轉；在資本和市場上面有上層建筑，有政府、意識形態、文化等。只有上層建筑基本上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才叫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就是處于這一結構之頂，駕馭協調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今天壓一壓這個，表揚一下那個；明天表揚一下這個，壓一壓那個，來回調整。
那么，資本在這個結構中有沒有剝削？這是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肯定，也必須承認，只要是“資本”，就會含有“剝削”。那么，我們現在該怎么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問題？
首先，現在的資本是有多種性質的資本，有公有資本、私有資本，也有半公有、半私有資本（集體資本）。資本的性質不一樣，每種資本產生的剝削機制也不相同，共產黨可以利用社會制度來加以調控。
其次，我們必須將資本的“剝削”問題放在時代規定性、主要任務規定性之后和之中去考慮。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業化起步階段，我們也面臨一個普遍性的難題：工業化需要資本原始積累，我們的“工業1.0”無法像英法那樣靠內部剝削、外部殖民來獲取資本積累。我們依靠的是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依靠勞動積累，依靠“紅旗渠精神”，依靠千百個“大慶”、“大寨”進行的資產、資金積累，依靠“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來較為公平地分擔工業化成本，大大降低了中國“原始積累”的殘酷性和階級矛盾。改革開放以后的工業化發展，抓住了“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的寶貴機遇，在世界范圍內爭取資本、技術和資源，使得工業體系得到了不斷發展。當前中國已經觸及“工業3.0”階段需要面對技術變革引領經濟發展的問題，觸及到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技術變革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尖銳化的難題，出現了勞動結構、社會結構的復雜變化。但總的來說，與當前工業化時代相匹配的生產關系仍然是資本-勞動關系。我們可以主導資本和勞動關系的調整與重塑，但必須認識到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資本-勞動關系在現階段必將長期存在。
面對工業化不斷升級這一歷史趨勢，中國共產黨是否有能力領導中國的資本？能否在執政的狀態下，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保持和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這就是中央提出的 “市場經濟的考驗”、“長期執政的考驗”。這確實是個最嚴重、最嚴肅的問題。
結語
工業化“1.0?2.0?3.0”的發展，所選擇的私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民主集中制的平臺上，試驗了所有的可能性，實驗了所有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智慧能夠提供的所有可能性；而現在能夠在工業化的速度與規模上分別超越這些不同階段的“冠軍國家”，唯有中國。
因而，在工業化內在發展的動力之上，我們看到，作為在歷史上曾遭受過空前磨難、空前考驗的執政大黨，中國共產黨當前正面臨著人類歷史上新的空前考驗——這個考驗，是對人類政黨制度、政黨性質、政黨結構的全面考驗。
（作者系中共吉林省委原副書記、清華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
注釋：
[1] 我認為，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為了形成社會整體組織，必須建立結構性的范疇。結構性范疇就是水平方向的民主運動和垂直方向的集中運動。每個社會階段的民主，必須和每個階段的集中相匹配。而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每個階段的民主和每個階段的集中都必須有相應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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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符號“＜”表示右邊的高于左邊的；符號“#”表示二者的對應、匹配＝
那種認為某一個階段的社會制度絕對沒有民主或者絕對不需要集中，這都是不科學的。比如西方文化一直認為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社會制度沒有民主，是黑暗的獨裁；或者認為，封建社會的民主狀態落后于奴隸制時期的民主；或者認為，資本社會的民主是最高級的民主，因而對資本社會的集中進行各種否定。這也是一種非辯證的思想，而且是反進化論，反社會發展史的思想。
]]>在改革開放即將邁進第四個十年之際，對其進行回顧和理解是十分必要的。改革開放千頭萬緒，我們很難做到面面俱到的回顧，只能擇其一面進行重點論述。在這里，筆者主要就改革開放與土地制度的深刻聯系進行一些梳理和討論，也就未來我們面臨的挑戰進行一些展望。
一、中國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對改革開放的推動作用
在農村地區推動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被視為是改革開放的一項起始性內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除了其象征性意義，事實上，土地制度的變化確實構成了認識改革的關鍵性線索之一：人們對土地的認識，不同的人與土地之間的關系，土地在工業化中扮演的角色，深刻地影響著改革開放的進程。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嚴格說來，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的土地制度變革。
1949年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土地制度變革是土地改革。土改廢除了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以勞動者為主體、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所有制。家庭土地所有制，依然是私有性質的。
土地的第二次重大變革，是從初級合作社發展到高級合作社，其核心是解決所有制問題。在初級合作社階段，土地仍然是私有的，勞動是共同的，分配是根據土地和勞動而作出的；到了高級合作社階段取消了土地分紅——這表明土地已經集體化了。土地性質的關鍵性變化，是在初級合作社向高級合作社轉變的過程中完成的。對于做出這樣變革的原因，人們從各種角度出發做出各種解釋：缺糧說、階級分化說、合作增長說、工業化土地積累說等等。不管怎么說，這都是一次靜悄悄的革命，雖不像打土豪分田地那般轟轟烈烈，但影響深遠。
高級合作社越來越大，就發展成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種“政社合一”的體制。“政”是指政府或國家設在農村最基層一級的政權機構，而“社”指農村最高一級的農民集體組織。1962年的《農業六十條》正式確立了“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制度。“三級”指“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指土地所有權為三級所共同所有，但經營使用權歸屬于最基層的生產小隊。
在這種土地制度下，土地的所有權具有強烈的模糊性。土地所有權是集體的，這里的“集體”，究竟是公社、生產大隊還是生產小隊？說不清。這導致農民普遍認為：土地是國家的。1982年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后，原人民公社內部的“政”改制為鄉政府或鎮政府，原公社內部的“生產大隊”轉制為“村民委員會”，原“生產小隊”轉制為“村民小組”；而土地由村委或村民小組分配給各農戶使用時，土地的所有權性質始終十分模糊。在80年代晚期到整個90年代，我們在全國很多地方進行農村調查時，都會問農民與地方干部同一個問題：“土地是誰的？”得到的答案相當一致：“土地是國家的。”
這種情況的變化出現在城市化擴展階段。隨著城市發展要征用城郊土地，出現了安置農民與分配土地出讓金等問題。80年代后期開始，這種分配逐步向農戶和村集體傾斜，農戶與村集體才逐漸開始意識到土地所有權問題。隨后進行的一系列確權、確地、確利的行為，并且開始發土地證，這時，“土地屬于集體”的觀念才逐漸確立起來。然而，這個“集體”又是什么，文件規定不是很明確。“集體”一般被理解為村集體；土地屬于村集體所有，由作為村集體成員的農戶承包，30年不變。
地少人多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直到現在都是一個重大的制約因素。既然地少人多，地租天然就會很高。然而，由于我們實行土地村集體所有制，以及在這種所有制下農民對于地權相對模糊的認識，極大地降低了征用農地的阻力。農民對于農業用地轉變為建設用地的抵抗相對比較少——國家要用地，拿去便好了。中老年農民的這些意識，既和我們前30年的集體教育相關，也與中國傳統社會地權的相對模糊相關——在農民眼中，土地本來就是國家的。
這種模糊性，為中國在工業化以及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征用農地帶來了極大便利。我們可以把中國和印度做一個比較。印度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印度議會于2013年通過的《土地征收法》規定：征收土地用于私營項目的，必須獲得 80%的土地所有者同意；用于公私合營項目的，必須獲得70%的土地所有者同意。莫迪當選以后，想招商引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發展。為此，他力圖推動《土地征收法修正案》。莫迪土地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因國家建設需要而征收農民土地時，可免于執行《土地征收法》的上述規定，直接按照相關規定予以補償安置。然而，選舉失敗的國大黨煽動農民群起攻之，他們反對的理由和我們國內有些派別的觀點是一樣的：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會讓他們無法生存。莫迪的土地改革最終失敗了。土地改革的失敗一定會影響到他所設想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工業化、城市化的計劃。一個國家如果要以發展為中心，就必須大量征用土地，問題在于如何征用和補償，而不是要不要征用。
二、工業化視角下土地-人口-市場的正向循環
1986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1）全國土地實行兩種所有制，一為國有制（城市土地屬于全民所有），二為集體所有（農村和城市近郊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農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屬于集體所有）。（2）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土地實行征用。國家建設所征用的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用地單位只有使用權。（3）被征用土地的補償共分三項：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償費與土地附屬物及青苗補償費。其中，土地補償費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3?6倍”，安置補償費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2?3倍”，土地附屬物及青苗補償費則“由各省市自行規定”。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補償的基數是按“前三年平均農產值”來確定的，這意味著原土地所有者與使用者不能參與該土地非農使用“增值”的分配，換句話說，土地轉入工商資本使用的巨大增值部分，只能為“國家所有”或“資本”所有。另一條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土地管理法規定的是土地補償的上限，而非確定補償的最低下限。按此法律規定：全部補償費不得超過“被征用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10倍”。該法第29條規定“若按前規定支付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償費，尚不能使農民保有原生活水平的，經省市自治區批準，可增加安置補償費，但兩項總和不得超過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20倍。”至于這筆補償費在“村集體、失地農戶與勞動力安置單位”三者之間的再分配，各地情況不一，難以概述。該法的立法意圖非常明顯：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所需要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廉價的土地。
農地征用補償制度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益處，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持續高速推進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低廉的征地成本，極大地降低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由各級政府主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鐵、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的建設，占了很多農民的地。征地當中有很多復雜的利益關系。這些公共設施建設，如果對失地農民補償過高，成本最終還是會分攤給每一個人。就如同城鄉結合部高昂的拆遷成本，最終還是要轉嫁給新入城買房的人。群體的利益是高度關聯的，調節不同群體的利益，需要有高度的智慧。
其次，低廉的征地成本，極大地降低了中國工業制造的成本。相關政策規定：工業批租的租期為50年，商業批租70年。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各地各級政府為追求GDP的增長率與擴大地方財政收入（土地出讓金一般列入地方財政收入），競相展開招商引資的競爭，使用的手段也大體相同：競相壓低土地批租價格。那些不具備優勢的市、縣、鄉鎮，還會常常取消土地租金。十幾年以前，我們在調研中就發現，如果上海松江工業用地8萬/畝，浙江、江蘇的就6萬/畝；上海6萬/畝，它們就4萬/畝，上海4萬/畝，它們就3萬/畝??目的就是爭取投資。像安徽省、江西省這些不具備優勢地區，如果企業投資數額很高，土地甚至在一段時期內可以免費使用，就是零地租。
中國作為一個土地稀缺的國家，幾乎能保持零地租，這是中國產品廉價的根本原因。按古典經濟學的說法，商品的價值主要由地租、工資與利息構成。如果中國制造的各類工業產品中幾乎不含地租（或者地租很低），這一定使中國產品具有極強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中國產品一旦進入國際市場，就會把同類產品的價格降低30%?50%。馬克思講英國產品把全世界都打敗的那句話說——廉價產品是摧毀一切萬里長城的重炮。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上其他同類資本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么倒閉，要么到中國來。這就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大規模向中國聚集——而且不得不聚集——的核心原因。
在這種發展方式的推動之下，到9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并廣泛介入了世界市場的交換，“中國制造”不僅占領了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也占領了發達國家的中低端市場。這些產品雖然利潤率不高，但總體需求量大，積少成多就能維系中國制造業的不斷發展。在這么短短十幾二十年內，中國數億勞動力也因此從農村地區和農業領域轉移出來，在加工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等等領域就業。通過發展加工制造業、建筑業，通過積極對接國際市場，中國不僅消化了剩余勞動力，甚至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還出現了“用工荒”問題。這是在農業經濟時代、在重工業為主時代不可能想象的，也是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有13億的人口規模，但人口規模大，對于發展來說有時是正面的要素有時是負面的要素。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英國人想象了一個圖景：中國有如此多的人，每個人買一件英國產品，英國工廠全部開工都供應不了。然而，中國當時有人口，卻沒有購買力。只有隨著中國工業化程度的加快，財富在從農業轉向工商業的過程中迅速增加，巨大的財富增量雖然造成了兩極分化，但財富增量部分也在國內勞動者中分配，才能產生普遍的購買力，創造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中國有這樣一個隨著改革開放出現的巨大的國內市場，中國的產業升級也才有很大的可能性。后發國家在工業化之后，如果沒有市場支撐自身的產業升級，一般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與此同時，面對已經非常擁擠，并且高度等級化（產業鏈等級）的國際市場，單純的開放并不會帶來巨大紅利，還有可能喪失自主性。中國恰恰是綜合利用自身的資源稟賦（勞動力眾多）和制度優勢（國家調控能力）的基礎上，才在國際市場中奪取和收獲了日益重要的位置。
對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來說，它不可能只滿足于“世界工廠”，不可能只停留在中低端制造業，產業升級是它的必然選擇。然而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要想取得產業突破，除了人口規模、國內市場等基本條件之外，還需要幾個條件。第一，要有國家的保駕護航；第二，要有高瞻遠矚的企業家。凡是高瞻遠矚的企業家，比如路風在《光變》中寫的京東方的王東生，都有家國情懷。他當然知道企業要盈利，但他也知道企業承擔著民族工業崛起的使命，民族工業崛起背后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使命，這樣的使命感，讓他們可以看準目標不動搖。即使他們失敗了，也是情有可原的，他們畢竟是為民族復興在進行艱難的探索；第三，要有學習能力。光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必須要有自主的研發團隊，在引進技術之后對技術進行吸收消化，經過多次失敗，取得突破，把競爭對手淘汰出去。比如京東方今天在柔性屏領域取得的突破，據路風在《光變》中的描述，京東方連續多年也都只能砸錢，先后砸了一千多億進去，形成七八條生產線，技術突破到了某個臨界點，就擠進了高端市場。
到目前來說，中國仍然是最有希望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有空前廣大的內部市場，這個市場隨著人均購買力的提高而不斷擴大，天然有吸收高端產品的能力，這為中國制造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預設了一個內部條件。當然，光有這樣的條件還不夠，轉型升級的確需要國家意志的保障以及企業家的自主精神。京東方搞探索時，所有媒體都冷嘲熱諷，是因為當時整個經濟學被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占領，只接受短期財務收益的邏輯，并把產業和民族相剝離。這也是GDP取代GNP成為評價標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GNP講國民，GDP講國內。現在有些人說，不要提什么內資外資，只要在國內，都是我們的資本。這是徹底把經濟行為去價值化、去民族化，只有經濟沒有政治，把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競爭給忘了，也把近代百年的慘痛經驗給忘了。
總的來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與我們的土地制度有著密切關系。因而，在“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要想復制我們的發展模式，筆者看還是很難，這些國家普遍不具備我們這樣的土地制度。筆者去過印度兩次，深刻體會到，印度人很清楚自己的基礎設施很差，應該向中國學習，但很難學。莫迪的土地改革失敗了，征地困難，基礎設施建設就很難開展。印度的廣大農民被束縛在農村，要解放他們，就需要工業化。然而，2008年以后，中國的大發展基本堵住了印度工業化的路，印度不可能生產出替代中國制造的工業產品。世界市場已經要飽和了，想把中國產品擠出世界市場談何容易。此外，印度的氣候炎熱，宗教問題突出；印度的勞動者的工資雖低，但勞動力使用的效率和強度都遠不及中國。這些都導致印度轉型很困難。
三、中國的土地制度為農民提供了基礎性的生活保障
土地制度是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重要視角；但是，中國這種土地制度下的征地成本的降低，并不是沒有負面效應的。
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大量低補償地征用農民的承包地，這對工業發展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失地農民也有得不到補償的現象，激發了社會矛盾。此外，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性太高。在這樣的模式下，一個地方如果工業園區招商引資成功，資本和人員的大規模聚集就會導致周邊地價上升，從而帶動商品住房和商業用房的建設，最終由進城人員來購買比較貴的住房。地方政府雖然從工業批租中虧了錢，卻能從商業批租中把錢賺回來。如果這個循環完成了，經濟發展就是健康的。如果招商引資失敗，大量房子造好了，就會成為鬼城。就中國（尤其是沿海地區）的發展歷程而言，這種發展模式是非常曲折的。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首先，土地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增強了農民對征地損失的消化能力。
隨著工業化不斷擴大內部市場，失地農民轉向城市工商業就業，經濟收入實現了極大改善。有些農民還抓住機會成為了企業家。因此，農民雖然有牢騷，但并沒有普遍出現群體性抗議事件。個別的抗議事件往往都是因為土地補償款分配不均——烏坎事件就是如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的轉型為什么相對較為平穩。
另外，地方政府在財政充足之后，對農民的補償力度也逐漸加大。事實上，地方政府有時并不按照法律確定的補償標準補償農民，而是根據自身財力，提高失地農民的補償標準。在江浙一帶與某些發達地區，土地征收過程中，有“房換房”、“耕地換保障”的實踐。地方政府在征收農民房屋，以等面積或是更高的比例形式給予農民新房，視面積不等，農民有可能獲得幾套房子作為補償。對征收耕地的，作為補償，政府將失地農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去。在上海，農民耕地被征收后，可視情況或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或者是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
因而我們可以說，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轉嫁給了農民；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成果，又通過很多途徑反哺了農民的損失，為農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其次，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也為農民的生活提供了最后一道防線。
現有的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法律，規定了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離”，集體所有，農戶承包，流轉之后適度規模經營。按規定，農民的土地有四種類型：林地，耕地，宅基地以及屬于村集體的非農建設用地。
在這其中，最被密切關注的是宅基地問題。2007年制定的《物權法》規定，農民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可以出租，但不能買賣、不能抵押。立法意圖是明顯的：這些房子的所有權屬于農民工，他們是很難完成城市化的一批人，萬一他們在城市失業，他不能失房又失地。
在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有一個頗具特色的現象：城市化將長久地滯后于工業化。“工業化”是指農民脫離農業進城打工，“城市化”則是指農民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和居住以及相應的社會保障。絕大部分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是不穩定的、高流動的，他們無力擁有高價的城市住房。城市的高價住房和無失業保障將他們擋在“城市化”外。因而，對于他們來說，住房只能建在家鄉的土地上，“失業保障”只能由他們承包的土地來承擔。在中國整個社會轉型期內，“農民工”這一奇怪稱謂所指代的全新社會階層可能會長久存在。這一龐大階層的“前鋒”會自動地“長入城市”，但絕大多數農民工將長期往返城鄉之間，并在一定年齡段退回到農村。這是一個“事實判斷”，任何“價值判斷”都必須考慮到這一難以令人樂觀起來的事實。
時至今日，農民工的教育、醫療、養老保障依然是以縣為單位，以村為基礎。農民工有一份耕地、一份宅基地；他們的孩子的教育、醫療、養老，也是在農村提供保障。一般來講，城市政府不承擔這些職能。當然，最近幾年，中央也強調，隨父母居住的農民工的孩子應該就近入學，企業應該給農民工交社保。但現在農民工是流動的，企業給他們交的社保是帶不走的，所以社保到目前為止的作用也很有限。
因而，我們為什么要搞“新農村建設”——現在的提法是“振興鄉村”計劃，為什么要堅持土地承包制，反對土地(包括宅地)私有化，一個重要而充分的理由在于，確保在城市“失業”的農民工返回農村時，有房、有地且有一個較好的生存環境。
四、土地制度在當前逐步顯現的問題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延長土地承包權，這表明，土地的三權分置目前基本定下來，土地私有制現在也不會推行。但當前的土地制度還是面臨幾個很嚴肅的現實問題。
（一）城市化、農業升級帶來的土地制度與現實訴求的脫節
首先，現有法律規定宅基地不能抵押，是擔心農民失房，成為流民。然而，現代農業的投入是不斷增加的，農民需要資金，因此需要貸款。不允許宅基地抵押，農民基本沒有抵押品用來貸款。這個矛盾怎么解決？經營者要投入大量資金，他們對資金的需求比小農戶緊迫得多。那么，用什么東西來抵押？是用農業建設投入來抵押，還是用土地本身來抵押？
其次，當前有些農民確實已經穩定地進入了城市，那么他的宅基地就是荒廢的。村里一般不批新的宅基地，既沒有新增宅基地，已廢棄的宅基地又不能買賣，既不合理，又浪費資源。因此，在全國范圍內，村內的宅基地買賣都是普遍發生的。對于這個現象，法律上是禁止的，但在實踐中又是默許的。那么，村內如果可以買賣宅基地，那么外村能不能買賣？
（二）三權分置的內在矛盾逐步凸顯
現有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從1998年開始，30年不變，現在又延長30年。土地的三權分置基本明確，但這三權之間的內在矛盾，卻日益嚴峻。
保護承包權是保護去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目前大部分的農民工還是有土地承包權的，他們的土地和土地的權益就是他們的保障。有經營權的是土地經營者，他們一般繼續在農村經營土地，向城市提供農業產品。從經營權一方來說，希望合同時間長一點，地租低一點；從享有承包權的角度講，希望合同時間短一點，地租高一點，隨時可以漲租。此外，經營權一般要連片經營，經營者需要和很多農戶談判，其中只要有一個農戶不愿意，整個的農田設施建設就會遭到破壞。一言以蔽之，承包權和經營權的矛盾很突出。如果過多保護承包權，那么對經營權權屬會帶來什么影響？
承包權與經營權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實際問題是地租流向城市、經營者在高地租基礎上經營的局面。這樣的局面，對農業發展本身是利還是弊？經營者的土地地租到底應該由誰來支付？地租應該由經營者支付嗎？還是說，因為農業是受保護的弱勢產業，所以地租應該由國家承擔？
在承包權與經營權的矛盾凸顯的背后，所有權與承包權的矛盾卻日益淡化——隨著承包權的權重不斷擴大，集體所有權的權重日益削弱。馬克思有句經典的話：什么叫土地所有權？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實現的充分形式。如果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實現形式，而地租又全部交給承包戶，承包權就內含著所有權。
十九大之后，表面上土地權利種類沒有變，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還是承包權；但實際上，三權里面的權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承包權延長以后，就使得原來農民的承包權的權重繼續增大；而隨著這種內涵著所有權的承包權的權重擴大，延長30年以后，筆者認為，農民的私有觀念會強化。這種私有觀念對于國家長遠發展，是一種什么樣的影響呢？
（三）市場經濟與土地制度之間的內在張力
這些現實需求與正在發生的變化，都構成了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強大沖動。集體所有權能不能按照法律的規定長期維持不變，是很值得研究的。
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經由承包而私有化，這種事例并不鮮見。例如，俄羅斯傳統的鄉村社會基本組織是米爾。廢奴以后，很多村莊的土地由村集體所有，村集體共同承擔對國家的稅負。當時俄國的民粹主義者想把這種集體土地所有制固定住。但是，這種制度無力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來支持工業化發展。由此，斯托雷平出臺改革政策，宣布農民可以退出村社也可以賣掉，土地就逐漸私有化了。
我們再來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敘述。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恩格斯批判杜林——蒲魯東和杜林都是被視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人物。只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的要義在于，私有制是不好的，但市場是好的，因為市場是公平交易的。他們主張用集體合作制替代私人所有制，并與市場結合；國家設立國家銀行，來解決各合作社的融資問題。馬克思批判的是：合作制與市場是不兼容的，市場本身會用各種辦法來違背法律的規定，為自己開辟道路。
市場具有強大的力量，它能對各種要素標明價格，有價格就會有買賣。市場不只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它還會選擇一種與它相適應的所有制形式。我們可能很難把所有制形式固定在我們原有的價值觀念上。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還是要堅持事實判斷，我們要看到，在這個過程中，某些意義上是市場在選擇所有制形式，這種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問題在于，土地私有制是否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大趨勢？即使法律有心保護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也只能且戰且退，以進攻姿態維持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估計更成問題。如果是這樣，該怎么應對？這是一個時代挑戰，是我們在今后必須認真對待的新問題。
總的方向筆者覺得還是清晰的。筆者把農業發展概括為土地流轉，規模連片經營；這些年還有一個明顯變化是農業特色產品種植開始逐步規模化經營了；另一個就是說目前對整個農業和農村從生態文明的角度賦予了新的含義。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變化。
結語：土地制度背后的效率與公平
總體而言，中國的土地制度的復雜性在于，其關涉的不僅僅是“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還關涉到工業化和城市化。土地既是農業生產的基礎，也是農民生存的保障；既是工業化積累、工業化基礎設施的來源，也是城市化的必要條件。前三十年，我們建立的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制度，為中國的工業化積累，為大規模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到了改革開放階段，這一制度紅利進一步得到釋放：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制度，大幅度降低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成本。改革開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國在土地制度與工業化、城市化之間建立的正向反饋：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保障了低地租，低地租降低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成本，也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積極向城市和工業領域流動，而工業生產力的提高，不僅支持了城市化的持續發展，吸納了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向農業和農村回饋了資源和資金。這一正反饋機制解釋了，為什么盡管中國的“三農”問題一度凸顯，但又逐步得到緩解，中國的農民盡管農業、從農地的非農使用中獲益不大，但卻能從就業機會的增多而獲得補償。也正是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發展大體上是相匹配的，中國的土地制度在保證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同時，大體上還能維持公平。
但是到了今天，中國已經發展到了新的階段，出現了新的趨勢和新的問題，需要探索新的平衡：首先，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到了新的階段，一方面是工業體系的轉型升級趨勢正在凸顯，信息化與制造業深度結合使得制造業對傳統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下降，而傳統產業和新生服務業能否有效吸納農村出身的勞動群體依然需要觀察；另一方面，城市化、土地制度帶來的土地財政問題刺激了高房價，帶來了城市定居的高成本問題日益凸顯，土地增值分配的不合理正在催生出老市民與新市民之間的不平等結構。其次，農業發展也到了新的階段，隨著中國深度融入世界市場，中國的農業發展也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考察。原本的家戶式的小農業承包模式，無法與國外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競爭，農產品價格出現內外倒掛，農業補貼負擔加劇。為了保證農業生產效率，對農業進行工業化改造勢在必行——集約化經營、高效農業、規模農業成為發展方向。而農地的集中又涉及保護農業經營者（新農民、農業公司）或是農村居住者（傳統意義上的農戶）的矛盾，或者說如何合理分配農民城市化的成本，這就涉及農地的集中及其法律制度問題。
這些新趨勢背后，就是我們需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定位土地制度與農業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的關系，努力實現新的條件下的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工業轉型（包括農業的工業化）升級與社會轉型成本和紅利的相對公平分配（共同富裕）之間的平衡命題，是中華民族復興所需要應對的現實挑戰。
（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院）
注釋：
＊本文系根據本刊對作者的采訪整理而成。
]]>許多人認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意義在于開啟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事實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是同步開始的。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政治體制改革先于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啟動，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政治條件。
1978年，一場改變中國歷史的深刻變革即將拉開序幕。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上，對解放思想，工作重心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進行了討論，為后面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準備。鄧小平在會議閉幕式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指出：要“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1] 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2]
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鄧小平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分析了現行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及其產生的原因，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鄧小平指出：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應當努力實現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面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3]“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4]80年代伊始，改變中國歷史、改變中國人民命運，實現中國工業化的改革開放正式起航了。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程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近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文化大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中起步，在國民經濟一片蕭條中起步，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道路。但幸運的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在中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之下，中國歷經艱難，規避風險，借助和利用各種條件，終于初步取得了工業化、現代化的成功。這個歷史、這個歷程堪稱世界歷史的傳奇，這條歷史道路是人類現代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值得長期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一）80年代初的四大改革
改革開放初期，舊體制遺留的問題十分突出。首先是干部隊伍不能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其次是舊的行政體制不利于調動群眾積極性，再次是多年實行的“大民主”也不利于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形成。要改革必須首先解決這些問題。
一是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實現現代化急需大批人才，領導干部終身制則不利于新一代干部的培養使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積極推動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建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實行干部離退休制度。與此同時，推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把擁護改革開放路線、年富力強的年輕干部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為貫徹中共新路線提供組織保證。
二是廢除人民公社體制。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充分肯定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已經成為中國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的巨大障礙。1980年4月，四川省廣漢縣向陽鎮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將它分解為鄉政府和鄉農工商總公司。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在全國農村恢復了鄉政府，即恢復了鄉鎮政權的建制，實現了政社分開。廢除人民公社制度，政社合一變為政經分離，為中國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提供了政治通道。
三是簡政放權。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照搬蘇聯經驗，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這一體制對于集中有限資源于重點建設、在較短時期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顯，最突出的是不利于調動地方、基層和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抑制了它們在資源配置和利益協調中的作用。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發揚經濟民主，特別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以調動國家、地方、企業、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5]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鄧小平又指出我國原有體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權力過分集中，再次強調了簡政放權的問題。[6] 1979年，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并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福建省和廣東省成為全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
簡政放權的意義在于，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對地方與基層、生產單位以及生產者的約束。一方面，放開市場，成為中國最終實行市場經濟的先導；另一方面，放松中央對地方政府的限制，也調動了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形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發展中十分獨特而又重要的現象——“府際競爭”，即各地各級政府為推動本地經濟發展而不遺余力地工作，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在市場之外的又一主要動力源。
四是廢除“四大自由”，恢復法制。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談到民主問題，他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7]如何實行民主呢？他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8]鄧小平把建立法制作為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前提與保證。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號稱“四大自由”，興起于1957年反右斗爭，一直被毛澤東視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得到應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發揮到了極致。1975年憲法首次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四大自由”確認下來，1978年憲法繼承了這一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民主政治建設開始于反思“文化大革命”并糾正其錯誤。“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之一是對法制的破壞。鄧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時搞‘大民主’，以為把群眾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一哄起來就打內戰。我們懂得歷史的經驗教訓。”[9] 恢復和發展法制是鄧小平對民主政治新探索的起點。從1980年到1982年，經過兩年多的認真研究，廣泛征求意見和反復修改，一部新的憲法——1982年憲法誕生了。這一部憲法標志著對“文化大革命”時期“左”傾錯誤路線和“大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法律否定，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民主法制建設和發展奠定了法制基礎。
（二）“十二大”到“十三大”的探索
在中共“十二大”上，中共中央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就中國政治體制的沿革和利弊、改革的宗旨、目標、內容、步驟和基本原則等，進行了反復研究和討論，最后形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
1987年12月，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并原則同意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其主要內容有：黨政分開、黨的制度建設（加強政治局作用、加強中央委員會作用、黨代會常任制等）、權力下放、機構改革（精簡和編制約束）、人事制度改革（進一步年輕化、分類管理、任期制、改革退休制度-社保）、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公開性和公共政策對話與辯論）、完善民主（公民基本權利）等等。
此外，在當代中國的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形成和建立起來的，它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在中國共產黨及其基層組織的領導下，城鄉居民共同管理自己事務的制度。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由城鄉居民民主選舉，實現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直接行使相關政治權利。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四自”原則進行活動。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是農村居民自治組織，二是城市居民自治組織。鄧小平多次講過：民主就是要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和基層的積極性。他在1987年接待外賓時指出：“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種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實際情況。”[10]“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11]
（三）“八九風波”后的調整
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極大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改變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實行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社會“自由化”的傾向也悄然興起。80年代初，“文化熱”興起，從接納西方文化到反思否定中國文化；政治反思、理論反思也時起時伏，以“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提出為標志，中共黨內的思想分歧也逐步浮現。國際上，以80年代中期蘇聯和東歐集團的改革為背景，反思、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國際思潮興起。在這些后來被鄧小平稱之為“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政治氛圍以及思想、組織準備的背景下，1989年的“政治風波”倏然興起。
面對政治動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團頂住了壓力，平息了街頭動亂，清除了黨內“自由派”。在平息“八九風波”后，對10年來的改革，尤其是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反省和調整是在所難免的。
一是加強黨的領導，實行黨政分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黨政分開”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鄧小平曾尖銳批評在政治實踐中“黨的領導”實際上演變成了“個人領導”。他曾說：“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12]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提出：“黨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業事業單位中黨的工作和行政、生產工作，必須適當分工。黨不是向群眾發號施令的權力組織，也不是行政組織和生產組織。”[13]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黨政要分開”的要求，并將其作為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要放在第一位”的“關鍵”。[14]
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初這段時間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傾向是著重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致力于實行黨政分開。其間具體舉措主要有：實行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分任制，地方各級黨委書記不再兼任政府主要領導人；將“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改成了“行政首長負責制”；確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基本原則；部分精簡了地方各級黨委的職能部門；廢止了過去長期實行的由地方各級黨委審批刑事案件的制度，由地方各級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真正能夠貫徹執行，撤銷了地方各級政府中的黨組；將長期以來一直由上級黨委和上級行政部門黨組織垂直領導的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原則上逐步轉歸所在地方黨委領導，實行屬地化管理。
“八九風波”后，延續近十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基本思路和方向上發生了很大改變。新變化主要表現在：在實踐中，不再將“權力過分集中”作為地方和基層改善黨的領導所應著重解決的問題，而是主張通過加強地方和基層黨組織的自身建設，來改善地方和基層的黨的領導。在公開的主流話語系統中，“黨政分開”基本上銷聲匿跡了，甚至連“黨政關系”的說法也很少提及。
在觀念論述上，逐漸形成了對“黨的領導”的新論述、新概念，不再將地方和基層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定義為“政治領導”，而是全面論述為“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同時，不再要求實行黨政分開以及黨政制約方式，以改善決策和執行效率，而是代之以強調地方和基層黨的領導機構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通過“兩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最終在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建設的話語體系中，80年代的“黨政分開”演變為90年代的政治通用語——“黨政分工”。
二是思想整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八九風波”后的政治調整也伴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整肅。80年代的非正統思想意識和不同政見被概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一系列論述，他認為自由化的本質就是“西化”，鄧小平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還指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既然這是個長期的任務，我們就不能搞運動，方法以教育、引導為主。”[15]
在1989年到1992年的兩三年間，在思想宣傳領域、理論界和教育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一項重要工作，80年代以來“文化熱”中涌現出來的各種思潮、理論（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評乃至批判，但其基本限于思想領域，未形成政治斗爭和組織整肅。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經濟體制改革和新一輪開放熱潮，再次改變了政治生態和思想氣氛，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政治整肅基本停頓下來。
三是分稅制改革集中了中央權力。改革開放之初，實行簡政放權，其中重要舉措是向地方下放財權，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簡稱“分灶吃飯”體制。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稅基礎上，將“分灶吃飯”的具體形式改為“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并在1988年進一步發展出“收入遞增包干”和“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等幾種不同的包干形式，簡稱“地方包干”。這使中國漸進改革中的企業包干加上財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時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飯”的結果，是從1985年至1993年，中央政府預算收入占全國預算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到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預算收入比例下降到不足20%。地方政府財力增強，但中央財政困難，形成了“打破了統收，卻實際并未打破統支”的尷尬局面。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1994年1月1日，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誕生了。稅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思想是：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理順分配關系，規范分配方式，保障財政收入。分稅制運行十多年后，中央財力不足等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中央財政占總財力的比重從1994年的不到20%增加到2007年的55.75%。分稅制大大加強了中央政府的財力，相應提高了國家政治事務中中央政府的話語權，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國家的中央-地方關系。分稅制改革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加強了市場經濟改革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國家的統一，提高了執政黨和中央政府的權威。在這個意義上，分稅制改革是20世紀最后10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
（四）新世紀中國模式形成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20個年頭，經過艱難的探索，中國的政治制度經過持續的探索和改革逐步定型，現代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逐步成型。
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16]這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復實踐探索，包括總結自己的經驗和借鑒國際上的經驗教訓，終于初步掌握了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規律，從根本上回答了在當代中國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問題”。[17]其中“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亦被稱為中國政治的“三統一”模式。
在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國政治發展和制度模式逐步得到外界的關注，在中國國內得到了中共歷次代表大會的反復確認，并在實際運行中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逐步發展為穩定運行的政治體系。
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邏輯
改革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紛紛推行政治改革，試圖擺脫蘇聯模式，尋求更快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長期占據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心和主導地位的蘇聯，在其新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帶領下也進入了改革時期。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東歐、蘇聯的改革全部失敗，東歐、蘇聯陷入了政治崩潰、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甚至國家解體的災難。而中國的改革卻獲得了歷史性的成功。什么樣的內在邏輯和正確經驗促進和保障了中國的成功？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改革的邏輯起點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西單“民主墻”以及一些民間刊物為核心，有一些民間自發的討論，從批判“文化大革命”入手，進一步把矛頭指向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在這種輿論逐漸升溫的時候，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舉辦了“理論務虛會”。
從整體上看，“理論務虛會”進一步在理論上撥亂反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但“理論務虛會”上也出現了兩種觀點，一方面，一些比較保守的人警告，當前的傾向是危險的，要否定黨和社會主義，擔心會出現失控。另一方面的意見是對“民主墻”大加贊賞，提出要對中國，乃至蘇聯的歷史與制度進行徹底反思。
3月30日，針對“理論務虛會”上的分歧和傾向性問題，鄧小平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著名講話。鄧小平指出：現在一方面，堅持“左”傾錯誤的人攻擊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方針政策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黨內和社會上產生了一種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鄧小平還指出，黨內一些人與社會上的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有關系，甚至直接間接地給予一定程度的支持。[18]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 。[19]
后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以及蘇聯改革失敗的教訓，充分證明了中國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保障中國改革成功，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最終實現現代化的最重要和最成功的策略。
改革開放，意味著中共否定了1949年以來，特別是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左”傾錯誤路線，重新開始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但如何進行改革開放，如何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新的探索，在當時是并不清楚的，方向已經確定，道路并未開通。
后來的發展歷程證明，在這種特殊而關鍵的歷史時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后來蘇共的“改革與新思維”的路線，即以否定蘇聯歷史錯誤，批評前任領導人的方式，樹立新的政治路線和新一代領導人的威信，以期打開未來前進的道路。當年蘇聯及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策略與做法，引發了蘇聯社會全面否定歷史和巨大的社會爭議，進一步導致了蘇共執政合法性的喪失和旨在推翻蘇共政權的社會動蕩，最終引發了蘇聯的解體。
另一種是中國的選擇和路徑，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蘊含的改革策略和路徑。在確認改革方向而未知改革道路的情況下，在已經出現否定歷史傾向的形勢下，如果將社會關注引向對歷史的評價與反思，必然引發更多的社會爭議，甚至是新的清算和政治動蕩。所以，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體選擇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基調，淡化歷史爭議，通過積極進取，爭取經濟社會發展，彌合歷史創痛和社會分歧。此外，在改革的具體內容無法預知的情況下，事先設定改革的范圍，設定政治底線，以規避政治風險，降低改革成本，防止改革開放演化為對現行制度和國家歷史的全面清算和否定。
總之，20世紀末中國帶有保守主義色彩的改革策略和路徑既提供了反思和改變歷史的動力，又避免了全面否定歷史而必然帶來的執政合法性喪失和政治動蕩，它避免了后來為蘇聯因改革而解體的事實所證明的錯誤方式。歷史證明，1979年初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定和包含了轟轟烈烈、浩浩蕩蕩的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邏輯。
（二）四大基本經驗：中國改革的邏輯展開
經過不斷的實踐探索，中國在過去40年逐步發現和采用了一種獨特的發展路徑，并成功地將中國引向了工業化、現代化。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可以概括為四項主要的經驗，它們也是1979年確定的改革策略與路徑所包含的制度變遷邏輯的歷史展開。
一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把保障人民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統一起來。中國改革在實踐中的具體內容首先表現在改變計劃經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給人民以自由與權利。保障人民權利的價值在于，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會行為規范，并進一步形成經濟活動預期，激勵民眾從事生產和創造性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這是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普遍經驗。中國的改革實踐也體現了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社會權利的保障，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基本權益得到了普遍保障，中國取得了舉世無雙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創造了人類工業化的奇跡，使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擺脫了貧困，向著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邁進。
中國改革在廣泛保障人民權利的同時，還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功能，這就是中國政治制度與體制具有集中資源的功能，包括調控市場經濟行為、制定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協調區域發展、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等。以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護權利和集中力量的雙重功能。
世界各國工業化的歷史過程中會產生兩種社會激勵機制：一種是分配性參與，通過選舉、政黨、政治，去改變分配規則、重新洗牌獲取社會利益；另一種是生產性激勵，促進人們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實現社會及個人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具有權利保障的功能，但同時開放競爭性選舉，擴大了社會分歧，造成政黨、利益集團相互排斥、攻訐的“否決政治”的困境。在富裕穩定的西方國家，這些弊端還能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和程度內，而對于那些處于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以及社會矛盾多發期的發展中國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表現得尤為突出，以競爭性選舉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許多發展中國家“一選就亂”，導致了頻繁的政治沖突，有的使社會陷入長期動蕩。實踐表明，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存在著重大的內在缺陷，尤其不適于廣大發展中國家。
二是在工業化階段，以協商民主作為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方向和重點。考慮到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面臨的主要任務以及國際環境，也考慮到西方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教訓，中共“十八大”將協商民主確定為現階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點。
中國現階段政治發展的一大特點正是以協商民主作為實施和發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中國的協商民主是覆蓋社會各個階層，運行于政黨、國家、社會、公民各個層面的民主治理體系。中國在工業化階段重點發展協商民主的主要價值在于：
其一，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擴大社會共識。競爭性的選舉民主形式由于具有強化社會分歧和“贏家通吃”效應，容易造成利益排斥。這也是當下西方民主引發質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協商民主的本質是尋求社會利益的交集和最大“公約數”，照顧各方利益，促進妥協和共同利益形成。
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質量。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多數決定的民主機制不是對立的，協商民主可以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在交流討論中取長補短，避免片面性，盡可能趨于一致，也有助于把“服從多數”和“尊重少數”統一起來。
其三，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競爭性選舉民主的前提是公開競爭與辯論，缺點是把分歧與矛盾公開化，使具體問題抽象化、原則化，形成價值對立和道德評判，提高了達成妥協與共識的成本。而協商民主是求同存異，一般情況下回避尖銳矛盾，不公開分歧，有利于達成妥協和共識，降低達成妥協的交易成本。
三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循序漸進地擴大和發展人民權利。西方世界的權利觀，或認為權利是先驗、與生俱來的，即所謂“天賦人權”；或認為權利是法律賦予的，法定權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自身政治發展的經驗證明，權利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社會過程，憲法和法律的確立僅僅是權利的起點，而非終點，憲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權利實現的歷史。
以美國為例，美國以奉行和倡導自由平等精神立國，但在美國憲法中卻保留了奴隸制。在美國建國八十多年之后，美國才通過憲法修正案在憲法層面否定了奴隸制。而美國憲法確認的公民平等原則全面轉化為各個聯邦主體即美國各州的法律，已經是20世紀60年代的事情，這意味著美國的憲法原則落實為法律耗費了上百年的時間。而當今世界上，許多照搬西方以及美國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遭遇了“民主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權利的擴大超過了政治制度和體制的承載能力，形成了權利超速現象。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以及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從未把權利神圣化、絕對化，從未以先驗的、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人民權利問題。權利是伴隨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和增長的，而非與生俱來或單純靠政治斗爭爭取來的。人民權利需要憲法和法律的確認和保護，但法定權利從文本到實現是一個實踐過程。權利是歷史的、社會的、現實的，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享有相應的權利。
鄧小平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所倡導的權利觀，其根本之道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通過不斷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來為人民權利的發展創造條件，逐步地發展和擴大人民的權利。這是中國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在人民權利意識不斷上升的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經驗之一。權利保障的進步首先體現在司法保障方面，其次是逐步完善利益協商、利益保障、訴求表達、矛盾處理等機制。
四是在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中，采取問題推動和試點推進的策略。政治體制改革是浩繁的社會工程。在比較理想的狀態下，應預先準備和計劃，然后付諸實行。但“頂層設計”需要在同一領域足夠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科學理論，而在社會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實踐對象的重復性低，又不能像自然科學和工程學那樣人為制造相似環境進行實驗，所需要的條件往往難以滿足。法國大革命后《人權法案》、美國獨立建國后創制的憲政體制、新中國一系列政治制度等，都是重要的“頂層設計”，但都產生于新舊制度更替的革命年代。而改革是在原有基礎上的變動與完善，必須面對既有制度、既定格局等因素，其被束縛于客觀的規定性之中。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根據自身實踐和長期探索形成了推進政治發展的三大策略：
一是“問題推動”。從現實問題出發，在實際問題的解決過程中選擇突破口，這實為明智之舉。解決了現實問題，證明某些做法的正確并取得了初步成功。積小勝為大勝，可以減少主觀認識局限和判斷失誤所帶來的風險。
二是“試點推進”。試點是用實踐檢驗政策和理論的方法，可以給人們糾正錯誤的機會，具有分散風險的作用。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最忌“一攬子”方案，一旦失誤，滿盤皆輸。經過試點就不會有大錯，即便出現設計錯誤，甚至改革的失敗，也可以把風險和損失控制在試點范圍內，從而避免更大的全局性、顛覆性錯誤。
三是“統籌兼顧”。政治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政治建設的局部成功未必具有很大的價值，有些政治建設與改革可以帶來某一方面的效益，但卻可能在其他領域引發新問題。因此，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重在評估其整體效應。通過不斷的局部實驗與試點，可以觀察和評估其整體效果，最終形成全局性的穩妥的解決方案，建成相對成熟、完善的政治制度。
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形成的“問題推動”、“試點推進”和“統籌兼顧”，這三大策略保證了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平穩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進程。對比西方歷史上以及發展中國家在現實中因工業化而遭受的災難性的社會沖突與動蕩，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堪稱奇跡。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注釋：
[1][3][4][5][6][7][8][12][19]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頁、第322頁、第336頁、第145頁、第320頁、第144頁、第146頁，第328?329頁、第164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9][10][11][14][15]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頁、第242頁、第252頁、第177頁、第211頁。
[13]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頁。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載《求是》2007年第10期。
[18] 參見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改革開放的底色源于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
改革開放是一場中國主動融入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以國家現代化為目標的文明運動。盡管這場文明運動是面向西方的，但其底色卻是中國的：改革的精神內核在于激發人的活力，這與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追根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以期真正理解改革開放的文明意義。
筆者在《中華文明的根柢：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一書中曾提出：中華文明是在應對環境挑戰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以農耕文明為主軸，以草原游牧文明與山林農牧文明為兩翼，以傳統商業、手工業予以維系，以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予以提升的復合型文明。
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農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農耕文明區域雖然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農耕地區的人口往往占全體人口的80%以上。正是在這一時空意義上，農耕文明構成了中華傳統文明的主軸。農耕文明的基本形態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和生活單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這是因為農民對主要生產資料土地和生產工具擁有較多的支配權與自主權，且自身擁有較多的人身自由，能夠有效地利用各類資源發展農業生產；此外，小農的土地、勞動力、資金、生產工具等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流動，這雖然會導致土地集中，使社會兩極分化，但卻有利于調動小農的生產積極性，即便農業生產一時遭受嚴重破壞，也能頑強地迅速恢復與再生。
總體而言，小農經濟構筑了中華農耕文明幾千年繁榮綿續的主要基礎，是中華文明傳統的經濟根基，與此相適應，傳統的政治大一統國家體制才得以產生并長久運行。這是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具有原生性、獨立性的文明體系，歷數千年而不中斷，并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從古至今，農耕文明的基本特性深嵌于中國政治社會倫理之中，作用于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構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我們今天依然按照農時節令來劃分季節變化，依然重視由農業生產中領悟到的人類生活與自然生態的共生關系，依然堅持在人際關系網絡中去理解個人價值的倫理觀念。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獲得成功，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調動了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體，而非局限于發動城市工人階級。鄧小平那一代共產黨人，也正是理解并抓住了這一點，從農村改革入手，注重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才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并由此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重新理解文明視野中的農民性及其歷史意涵
過去人們大都從負面角度來談中國的農耕文明，習慣于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小農經濟和中國農民。現在我們反過來看，中國革命的勝利、建設的展開、改革的成功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積淀，實際上都要歸功于廣大的中國農民。對于中國農民的特點以及我們自身的農民性，有必要在文明和歷史的整體視野中予以重新理解。
首先，中國農民有其獨特性，這集中體現在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上。自古以來，如何保證小農經濟穩定而有序地發展，如何合理配置土地、資本和勞動力，有效地調控它們的流動，一直是歷代制度構建的核心課題。這一課題延續到近現代，則轉化為如何通過調整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來激發農民活力，進而推動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建構的問題。
如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自身代表的階級基礎、革命斗爭的依靠力量等問題，曾經歷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由脫離實際到從實際出發的認識過程，結果最終打破了共產國際對于農民問題的偏見，決心放手發動農民群眾。毛澤東從一開始就非常注重發動農民的力量，熱心于組織農民運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總結失敗教訓，上井岡山開辟農村根據地，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點燃了后來二十多年革命斗爭的星星之火。在此基礎上，共產黨充分激發了農民的革命性力量，打造了一支農民軍隊，打贏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現代農民戰爭。
新中國成立以后，主要問題還是農民問題——這次面對的是怎樣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既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又克服小農私有制、家長制、自給自足的弱點，為國家工業化建設提供有力支撐。無論是發起農業互助合作運動，還是在全國推行人民公社化，都是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家長式小家庭制，促使農民從一家一戶的傳統生產方式和原有的自給自足狀態中走出來，實現農村的整體動員。但是，這種社會大同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探索，由于一度被拔得過高而脫離了當時的實際，使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在《毛澤東年譜》里可以看到，從一開始的全民所有制，退到公社一級的所有制，再到大隊一級的所有制，最后到生產隊一級的所有制，毛澤東自己其實一直在主動地往下退，他也在反思公社化是否脫離了農民的實際。
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階段，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要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要實現這個目標，不可能繞開數億農村人口，也不可能不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改革開放從農村入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是讓農民對自己的土地有支配權，能夠自主安排生產經營、支配勞動成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則是放松對農村的控制，為農民離開土地、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村能人“折騰”提供空間，通過承認鄉鎮企業、城鄉個體經濟、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廣大農民得到了“非農業”的就業空間，進入到了商業、工業領域。與此同時，黨和國家大力推進“開放”政策，在沿海地區引進外資建立了大量的加工制造業基地，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進程變得可持續。此外，由大量剩余勞動力帶來的低工資和由集體土地制度帶來的低地租優勢，使中國的工業產品開始走向全球。
改革開放解決了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無法突破的資源限制、市場限制，以及由這兩重限制帶來的工業升級和勞動力轉移的困境。不同于西方工業國家通過全球性的殖民擴張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路徑，中國無法依靠對外殖民掠奪來轉移矛盾、發展國內工業，只能在充分挖掘內部能動性的基礎上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也必然會導致我們在一定時期內犧牲國內各階層，比如農民、工人的眼前利益。從基礎設施的建設、企業的發展、公共事業的興辦，到近年來備受爭議的“土地財政”，實際上都建立在農民的土地之上，都建立在對農民利益的相對剝奪之上，但這種相對剝奪對于長遠發展來說又是必需的，需要以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來克服。從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農民與土地的復雜關聯，及中國農民與農業生產、工業化進程的深刻聯系來看，中國農民既不同于馬克思所描述的作為“中間等級”的西歐農民，也不同于斯托雷平改革時代處于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相互交織環境中的俄國農民，他們既非無產階級也非資產階級，他們的能動性可以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得到充分發掘和調動，他們在中國語境中是一種元要素意義上的存在。
其次，中國農耕文明始終以人為中心，這是在漫長的農業生產歷史中形成的核心理念。一方面，相對于以宗教或神為中心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的知識與價值譜系以社會中的人、倫理中的人為中心，將人文化成視為實現人的最高價值的根本途徑。人文化成，即尊德性、崇禮義、重教化、尚君子，以倫理為本位，而不是以上帝、真主或佛祖為本位，因此中華文明并不包含湯因比所說的“統一教會”和“統一宗教”對全社會的統治，而是一種以倫理為本位的泛道德主義文明。這體現了小農經濟對于家庭及社會長久保持和睦與穩定的強烈訴求，也體現了大一統國家有序與穩定運行的原則需要。
進一步說，我們的文明可以包容宗教，但卻始終立足于人的現實生活，講求的是歷史主義、實踐主義，這并不是說中國人沒有理論思維，而是說我們更加強調知識必須立足于實踐，我們的整個知識譜系都是為了傳承實踐。中國的廣大群眾、廣大農民群體，在長期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既需要考慮外部的自然環境，也需要強調人的自主勞動，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并不是絕對的宿命論與神義論，而是一種樸素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例如，中國上古時期的創世神話，燧人氏鉆木取火、神農氏嘗百草、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等，主題都是要解決人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這種實用主義態度，盡管也可能會轉化為功利主義和迷信，但是如果加以引導和升華，則又可以走出一種以“人本”為基礎的理想主義、普遍主義。
如春秋時期，從荀子的“人生不能無群”、“群居和一”等思想，到墨子的“兼愛”、“非攻”等思想，都強調人的群體性、社會性，強調作為群體的廣大的人。這都說明，中國文化自古以來都以人為中心，重視“人事”。古人倡導圣人之說，圣人也是人，歸根到底還要落到人身上。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實踐論》正實現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結合。中國人信奉的不是上帝的旨意或教條，不是靠神意、本本來指導我們的生活，而是始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注重在生活實踐中求得真知，這正是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實現結合之處。另一方面，中國農耕文明中的人，存在于家庭、家族、宗族等社會生產、交往和生活的基本單位中，實際上構成了一種以等級差序為特點的家國共同體。在等級差序結構中，每一個人、每一個層級都有相對確定的位置，但正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等名言俚語所述，其角色地位并非永遠固定不變，這是由中國古代高頻次的內外戰爭、權勢轉移造成的。而這種等級差序及其可變性、可流動性，不僅意味著社會結構上的流動，也意味著活動空間上的流動，從而使家國共同體得以保持活力并獲得頑強的生命力。這種對于內在流動性的體認，也是改革開放能夠動員廣大農民從土地往城市和工業領域轉移的重要原因。而所謂的“安土重遷”，只是在相對穩定或者說缺乏選擇的條件下的歷史性經驗，在存在改善生活空間的前提下，中國農民并不缺乏邁向新領域和新世界的熱情和欲望。
再者，中國農民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和靈活的創造性。以往人們總是以保守、封閉、自利來批評中國農民，只看到小農經濟的某些局限，而忽略了農民本身的相對獨立性。事實上，正是因為廣大農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在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過程中能動地發揮了創造性，我們才能發展出世所罕見的發達的農耕文化，從而塑造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演進路徑。比如中國歷史上各種發明創造，大多是廣大農民在日常生產過程中不斷積累、改進而創造的；我們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方式和改造自然環境的悠久傳統，都是廣大農民智慧的體現。在近代，中國農民被視為是保守、落后的力量，但這種保守性和落后性是整體社會結構決定的，并非農民群體的本質特征。相反，在生產條件和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之時，農民群體的積極性、能動性、創新性就會凸顯出來。
比如在改革開放年代，農民群體中涌現了一大批順應時勢、求新求變的先進人物，90年代的鄉鎮企業熱潮，正是很多農民企業家在原有的隊社企業、集體企業的基礎上積極面對市場進行生產調整而發展起來的，而2000年代以來的很多民營企業，其創始人和領軍人物也是農民群體中的杰出人物。到今天，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無數出身中國農村地區的商人、小企業主們早已走遍世界各地，無論是在競爭激烈的歐美市場，還是戰亂頻繁的非洲中東地區，都有這些出身農村的中國人的身影，比如走遍世界的溫州商人，很多都出身農村。他們早已直面全球化，在全球貿易體系中苦心經營、積累財富，又將資本投入到更大的事業中，組建民營企業，面向全球進行建設和投資。
這一切都說明，中國的農民絕非天生的“保守與落后”，只要外部環境釋放出機會與空間，中國農民的創造性，也會在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進程中得到進一步的釋放。
治理一個大國，發展一個大國，關鍵在于準確把握其內在文化的基本特性。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源于農耕文明，而其根本落腳于農民問題。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其所引領的話語、主張和行動，無不是為了調動中國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把億萬農民內含的巨大活力激發出來，轉化為革命、建設和改革持續不斷的強大動力，從而使中國始終走在正確的前進道路上。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方法，也是共產黨真正成功的核心所在。
現代中國兩次啟蒙的進步意義與歷史局限
現代中國歷史上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啟蒙運動，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是80年代的“新啟蒙”。兩次啟蒙都是在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產生的，二者有著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即都是知識分子主張批判傳統文化，并以思想先導者自居，試圖對廣大人民進行啟蒙，但都沒有對中國的文化特性特別是農民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啟蒙思想家們基于對戊戌變法失敗和辛亥革命流產的深刻思考，認為中國國民性的落后、愚昧和冷漠是少數先覺者救國斗爭成效甚少的根本原因，因此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改造國民性，建設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運動后期，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從歐美轉向俄國，接受并引進馬克思主義，使之成為一股有重要影響力的思想潮流。這是新文化啟蒙的一個重要收獲。
80年代的“新啟蒙”知識分子也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情懷，他們在思想史意義上續借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譜系，繼續引入現代西方文明，在理想主義的激情中探求中國的未來，致力于構建現代中國人的精神家園。但是，新啟蒙的不足之處在于，知識分子對普羅大眾缺乏真正“實事求是”的理解，總是靠理念、想象和外部榜樣來裁剪現實，想當然地去訓導甚或指責農民，而沒有對文化特性、文化心理和現實處境進行深入研究。他們雖然也意識到現代中國依然延續了千百年來的傳統生活方式，文化的基礎依然建立在農耕文明之上，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仍依賴于小農經濟而生活，但除了對此進行批判，卻缺乏協助農民改變自身境遇的能力，也缺乏認識農民內在能動性的熱情和能力。事實上，這些知識分子也大部分都是農民子弟，很多啟蒙知識分子在宣揚“啟蒙”思想的時候，很少有人能像當年魯迅那樣，帶著“同情式理解”的視角，關切當時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并以此思考中國社會的根本癥結和出路問題。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關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其實就是啟蒙論者從他們自己的邏輯出發，希望用“人文精神”來捍衛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情境中的社會批判立場。然而事實是，伴隨中國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和物質文明的日益豐富，現代社會的世俗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大眾文化的興起也是一個必然趨勢。對于這樣一些新的趨勢，以及可能產生的新問題，我們不應該感到惶恐，而要樂觀看待。事實上，回看近代世界歷史，歐洲在經歷工業革命的時候，問題比我們更為嚴重。比如讀《資本論》第一卷，可以知道當時英國工業革命后出現的問題異常繁雜，而那時整個歐洲資本主義事實上都面臨著從物質到精神的復雜變化，那個階段的問題要比我們現在更為嚴重。
90年代，筆者參與起草了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估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精神世界的變化？我們認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主流是好的，但在社會精神生活方面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因此要正確估量精神文明建設的形勢，不能喪失信心，同時也決不能忽視問題的存在。單純地談“精神失落”除了可以使知識分子發泄憤懣情緒之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有效地應對挑戰應該是“向前看”，將過去的文化和精神成果作為面向未來時可資借鑒的資源，而非不允許質疑、批判最終將之束之高閣。我們看待大眾文化的興起和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要看到其中孕育著新時代的活力，盡管有很多問題，但不能否定這種活力。這些活力來源于真實的社會生活，源于人民的生活實踐，構成了我們前進的動力，因此對于形勢的走向，我們還是要樂觀一些。
如何思考新時代的變化和挑戰
今天，全球正處于一個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信息經濟過渡的大變革時代。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其變化之大、之快、之劇烈，遠超人類原有的想象。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率接近60%，中國的城鄉結構、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一方面，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過農村，這是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城市化的推進，不僅意味著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來支撐城市生活；不僅意味著勞動分工結構的復雜化，也意味著利益訴求的復雜化。這些變化趨勢，要求我們走上更高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生產更多的消費品和公共服務；要求更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場，獲取更多的資源支撐自身發展；要求進一步改進治理方式和治理結構，處理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多元利益訴求，全面提高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中國農村和農民也呈現出新的形態。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減少，現在農村只需較少的勞動力就可以維持生產和生活，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趨勢也日益嚴重。同時，我們的農民一部分成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群體，一部分成為參與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階層化的人群，一部分成為借助土地流轉而進行較大規模農業經營的大戶，只有少部分還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業已延續幾千年的小農生產方式，勢必會發生深刻改變。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和農民群體的變化，意味著不僅我們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傳統理解和經驗需要進行深刻調整以適應變化，還意味著我們必須積極調整土地制度、農業產業政策、教育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來緩解和釋放農業轉型帶來的社會壓力，保證效率與公平的基本平衡。
更重要的是，新的文明形態正在挑戰中國傳統的文明形態。今天，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切身的感受到，我們進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由于信息社會各種資源（資本、信息、消費）的高度集聚和高速流動，我們的時間和空間概念都已發生顯著的變化。過去小農經濟是按照自然四季來計算時間，我們現在是爭分奪秒來計算，而在大數據之下，基于自然的時間概念更有可能完全被顛覆；過去的空間概念是比較確定的空間，而現在我們身處網絡時代，任何一個點都可以迅速地和世界發生關聯，人的活動空間大為擴展。時空結構和對時空結構的經驗體會，極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感受，對生產方式的組織，對知識與經驗的理解，對個人心理的把握。客觀實在的時間與空間都在變化，由此而來的社會心理、公共文化、交往方式也會深刻變化，這種影響是以文明為尺度的。對于這種趨勢及其可能帶來的變化和挑戰，不僅僅是“第四次工業革命”這一概念所能表達的。事實上，如同過去農耕文明遭遇工業文明的挑戰一樣，新的文明形態將對既有的文明形態產生巨大而深遠的沖擊力。
在這種背景下，有別于以往革命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建設時期的農業合作化、改革開放時期的家庭聯產承包，我們可能迎來第四次農村與城市關系的重大轉型，這一轉型的主題將是生態文明。面對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調動城市和農村兩方面的活力。而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還在農村，在廣闊的山林、草原地區。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再一次通過激發農民的活力來“振興鄉村”，保護我們的綠水青山，共建一個美麗的家園。
放眼未來，我們需要更開闊的視野，需要一種更具有穿透性的歷史觀，來思考應對新型挑戰的方式。中國很快就將實現全面小康，伴隨信息革命的浪潮，我們如何在世界諸文明中走到前面？如何推動人自身的發展、內在價值觀的發掘、社會性的再造、人與人關系的重塑？如何進一步激發人的活力，創造更完整的人，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這些問題上，中國人應該思考的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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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本文系根據本刊對作者的采訪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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