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潘岳指出，張謇是民營經濟的拓荒者，為經濟理性注入熾熱的家國情懷。他的志向是救國，而他所救之國不是一家一姓，而是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中華文明共同體。

潘岳認為，新時代中國民營企業家當以張謇為范，身在商海，心系天下，在義與利、公與私、國與家之間，常懷赤子之心，把個人夢融入中國夢，把企業發展融入國家建設，把社會責任轉化為長久之功，為中國企業家精神注入時代內涵，為世界商業文明貢獻獨特的中國價值。

復旦大學教授姜義華、清華大學教授魏杰等學者，以及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等民營企業家，從不同角度回顧了張謇的歷史功績，并圍繞“中華商道與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張謇的社會改革實踐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建設”等議題展開討論。

作 者：潘岳

來 源：新華每日電訊

很多人想給張謇一個定義，卻沒有一個定義能完全概括。

張謇第一個標簽，是實業救國的民族工業家，這是毛主席提過的。

但若說張謇的首要角色是工業家，則遠遠不夠，他的政治色彩更為濃重。在中國近代史幾大政治轉折處，他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僅以“走向共和”前的幾件事為例。是他將梁啟超引薦給翁同龢，開啟了維新運動序曲；是他促成劉坤一、張之洞提出了東南互保，成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發起了預備立憲公會,成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詔書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議和，成為“民國的助產士”。

在張謇與清末民初一百個風云人物的交往中，有清帝光緒與攝政王載灃，以及善耆和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龢、張之洞、沈葆楨；有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有北洋政權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以及唐紹儀與熊希齡；有奉直皖系幾大首領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徐樹錚；有革命先驅黃興、陳其美、蔡鍔、章太炎；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譚延闿；還有各界翹楚蔡元培、黃炎培、羅振玉、王國維、竺可楨、丁文江、梅蘭芳、吳昌碩……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人物的年齡跨度約半個世紀,立場上涇渭分明、有的甚至互為仇讎，但都對他基本認同,且都與他在不同時段共同謀辦了歷史大事，這種能量與維度，在當時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見。

張謇第二個標簽是“立憲之父”。清末新政時,他是預備立憲公會的會長、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的實際領袖。他第一次將西方議會政治引入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政體；他領導發起的國會請愿運動,客觀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來；他更是民國初年的議會政黨領袖，一系列新觀念引領政治潮流。

但張謇的政治道路比“立憲”要復雜。他曾是帝黨的骨干,卻第一批投向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詔書，被保皇黨斥為“張、湯之罪”；他作為立憲派的領袖，卻支持了袁世凱；在袁稱帝后,又轉而支持蔡鍔的護國運動……他一生多變的政治立場，和梁啟超不斷變化的主義一樣，成了研究者需要不停解釋的一個問題。

01

萬變不離其宗。張謇萬變中所堅守的“宗”，是大一統與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大一統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維持大一統的強力政府；二是保證中央權力不淪為私屬的憲法,即共和憲政。兩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年12月22日)發布的《共和統一會意見書》，是這一理想的集中表達：“夫欲維持中國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維持領土為第一要義”“夫吾人之所謂為共和主義者，非誰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義，乃合全國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衛，而為一大共和國。要以言之，即統漢、滿、回、蒙、藏之五種人，而納之一共和政體之下者也”“設共和政治進行時代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者。”

他始終貫穿著這一原則。

他的共和,是大一統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通電獨立，他明確主張，此“獨立”是指各省相對于清廷政權而獨立，但絕不是指背棄大中華共同體而各自獨立。“夫獨立云者，離北京政府而獨立，非各自獨立之謂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統制度下的自治。東南互保，只是暫時不聽從清廷亂命，中央穩定后，還是要回歸的。

他的立憲和議會，也是大一統下的立憲和議會。當議會變成亂源，他便命令兒子拒絕參加。“……在滬及舟中,又知議會種種幻象，污濁昏擾甚矣。開會期近，兒其堅辭，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內憂外患最為嚴峻的關鍵時刻，張謇為首的立憲派為維護大一統做出了特殊貢獻。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黨“驅除韃虜”的排滿狂潮引發了滿蒙王公的恐懼。日本趁機插手滿洲，俄國策動外蒙獨立，內蒙古、西藏、新疆也日趨不穩，大中華分裂迫在眉睫。張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案：“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為今之計，唯有蒙漢合力，推誠布公，結合共和政治。強鄰覬覦，可以永絕。漢、蒙、滿、回、藏五族，皆有選舉大總統之權，也都有被選為大總統之資格。”

此時，革命黨武昌起義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著建立不包括滿蒙藏疆的十八省漢族國家。而張謇等立憲派主導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則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著包括滿蒙藏疆在內的二十二省。為“五族共和”上下奔走的江蘇督軍程德全與浙江督軍湯壽潛等人，都是張謇的立憲派骨干。張謇與革命黨黃興、陳其美、宋教仁、伍廷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達成一致。最終，立憲派與革命黨內部力量共同促使孫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

而在清廷這邊，張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凱維系多民族大一統，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遜位詔書》中明確提出“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如今史學界對梁啟超、楊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礎上創造的“中華民族”概念已有定論。但深究史料當可發現，從革命黨到袁世凱到清廷，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一手托南北”，對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實際轉變發揮了更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念及“張謇們”當時的良苦用心與慘淡經營。

02

張謇與袁世凱有五年緊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繞道彰德與斥退在家的袁世凱共商大計勸其出山；1912年幫袁世凱協調南北運作臨時大總統；1913年為袁世凱將梁啟超請回國共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1915年底在袁世凱稱帝之前辭職回家。

對袁世凱的歷史評價另當別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張謇對袁世凱絕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時即認識袁世凱，深知其權術心性，并因此斷交二十年。與許多士大夫一樣，張謇當時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個能盡快維護大一統的中央權威，哪怕這個權威是脆弱的。如同他在《共和統一會意見書》中所寫，“設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寫的《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所說,民主發端于法國和美國,因民主政治在“滅害平爭”方面優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篤行民主十四年。但后來發現，單純的民主制度雖然將一二人之專分散為千萬人之專，但爭戰還是一樣的。因為國家權力像鹿散于野而無主,反而激發了更多的惡斗。要熄爭止戰，只有建立唯一且強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復統一和秩序。“一國之權猶鹿也，失而散于野則無主，眾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爭以劇。一人捷足而得之，則鹿有主，眾無所逐，而爭以定。”

他與革命黨不同。究其出身來源，張謇的狀元并非由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從軍務起家，輾轉游幕，辦理實務。他一生對“實務”有著非同常人的執著，對政治人物的判斷也將“治平能力”列為首位。

1912年1月3日，孫中山回國之后的第12天，張謇就急迫與孫中山見面長談。談話內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權的軍隊和財政等實際問題。而孫中山對此類問題則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盡管張謇之后對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稱頌不已，但他當時卻評價孫“不知崖畔”。他認為孫中山不太懂中國實際，“于中國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習俗、政教因革損益之遞變，因旅外多年，不盡了澈”。和孫中山相比，袁世凱的北洋勢力,也許能以最小的動亂成本維持大一統。況且，袁世凱在天津的新政,亦證明了其治國能力。

張謇選擇了袁世凱。以東南士紳領袖身份為袁接任臨時大總統而在南北和談代表之間進行幕后斡旋。與孫中山談話7天之后(1月10日)，他將南北斡旋成功的結果通報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公一切通過”。在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他立即辭去了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投入北京政權。

投入北京政權不到一個月，張謇創建了民國建立以后第一個采用黨的名稱的政治團體——“統一黨”，其綱領是“團結全國領土,厘正行政區域”“完成責任內閣”。身為立憲派領袖，親自組織的第一個政黨，不叫立憲黨，而叫做“統一黨”。

當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國民黨“武力討袁”時，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張法律解決，譴責國民黨好戰派“不憑法律，不憑議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觀點影響了革命黨人汪精衛與黃興，使黃興秉持“法律解決”徘徊了較長時間之后才最終反袁。

當袁世凱取消國會后，同為“名人內閣”的熊希齡與梁啟超憤而辭職。作為國會的創制者，在沒有國會的一年多里，他卻留了下來，冀望著袁不要邁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徹底失望了。張謇為了大一統能容忍“終身大總統”，卻不能容忍復辟帝制。因為，他的底線不只有統一，還有共和。

誰搞分裂，張謇反對誰；誰反共和，張謇亦反對誰。他的一切變與不變，都圍繞著“統一”與“共和”這個雙向合一的主題。

當袁世凱維護大一統，張謇選擇支持袁；當袁世凱走向帝制反對共和，張謇選擇與袁分道揚鑣，袁再度請求他幫助“轉圜南北”，他斷然拒絕。但護國戰爭亦不是張謇心中所望，他沒有參與梁啟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動。他認為，打倒一個大強人，會放縱出無數小軍閥，造成更大的分裂。他當時做的是勸馮國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維持共和國體，繼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換取全國“統一”與“秩序”。

也是在《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他寫道，雖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為公心，一定會失去。人皆有私欲，確保權力為公不為私屬，只能依靠憲法。而民國憲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獨有眾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諸人，則得亦必終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憲法。”

可惜，在張謇的時代，擁有統一能力的人，沒有共和之靈魂；擁有共和靈魂的人，又沒有統一之能力。這是他依違不定、彷徨其間、無力回天的時代悲劇。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歷史人物來實現。

03

1916年之后，張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轉向了扎實的地方建設。

張謇建設了中國第一個擁有城市規劃的近代城市，第一個實行小學義務教育的縣級單位，創辦了第一所師范學校，第一所盲啞學校，第一個紡織學校、水利學校、水產學校、航海學校、戲劇學校。第一個公共博物館，第一個氣象站，第一個測候所。他建設醫院、養老院、劇院，扶植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社團“中國科學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森林法》……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他的政綱。他搞了大半生政治，無非是想在全中國土地上作這樣宏大的開發。既然時非所與，那只能建一個小小的烏托邦作示范了。

這些眼花繚亂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這是他的第三個標簽。無論在他權力鼎盛事務繁忙時，還是在他退出政壇能量微薄時，都不遺余力辦教育。但他辦教育的方法，又與別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嚴修創辦了南開，辦的都是大學。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應從娃娃抓起，應覆蓋全社會而不留任何盲點，應從幼兒園、小學、中學、職業教育開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儉，卻傾其所有，連續十幾年，一口氣辦了近四百所各種門類的基礎學校，完成了一個完整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時，要求“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請觀小者；教科書不請觀新者，請觀舊者；學風不請詢都城者，請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張謇。他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里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里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可張謇卻認為，老師可以從師范里來。小學為先，師范為本，辦基礎職業教育，才是數十年后徹底提升國民素質的根本之法。他和黃炎培一起創辦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甚至還去改造妓女和囚犯,還去教盲啞人。這些觀點即便在今天，對國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還是平民化的問題，對扶貧攻堅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討價值。

他的朋友們辦的那些大學里，出來了一批批中國現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們也自然成了一脈脈學派領袖，名滿海內外，桃李遍天下。而張謇學校里出來的，是一批批優秀基層教師，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農民，一批批醫生與農技師，一批批學會基本技能的殘疾人和被改造過的囚犯妓女。這些人沒有能力來光大他的名聲，支撐他的學派，而是化成了中國現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種子，化成中國國民素質脫胎換骨過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沒有一個近代名人說自己是張謇的學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當在多年后驗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經濟中心，但一百多年來，卻始終保持著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續孕育出幾代新中國的各界骨干。張謇創辦和支持過的那些學校，他生前絕沒料到,多年后都發展成為海內聞名的大學。他1902年創辦的通州民立師范學校附設農科，變成了揚州大學；他1905年支持創辦的復旦公學，變成了復旦大學；他1915年參與創辦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變成了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他1917年支持復校的同濟醫工學堂，變成了同濟大學。他曾經資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學，變成了上海交通大學；他參與發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學校，變成了暨南大學。還有一批他創辦的更為專業化的技術學校，也變成了各行業的最高學府。如他1910年創辦的中國陶業學堂，變成了景德鎮陶瓷大學；他1911年創辦的吳淞商船學校，變成了上海海事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他1912年創辦的南通紡織專門學校，變成了東華大學；他1912年創辦的吳淞水產學校，變成了上海海洋大學；他1915年創辦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變成了河海大學。

再回到人們最熟悉的那個老標簽“民族工業家”。和其他搞航運、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輕工業，兼以開墾鹽荒治理淮河。一度想發展航運，但并沒有成功。大生紗廠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債權人接管了。然而，是張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們，被現代企業家們追溯為精神領袖。因為他主動挑到肩上的社會責任，遠遠超出了“實業家”和“商人”的身份。他從來不是想建立一個商業帝國，而是想建設一個理想社會。他所提倡并身體力行的是，企業家不僅要做大，更要做實；不僅要愛國，還要愛社會；不僅要辦慈善辦公益，還要育平民擔責任。這是士大夫的根本價值觀所決定。而企業家精神加傳統士大夫精神正是中華近代商道的內核。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講了。

04

張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為發燒。發燒了他還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師們一起去視察江堤。結果越燒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臨終時沒有言語，沒有計劃，沒有留下遺囑。

他的最后幾首詩，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這一天是農歷六月十八，本來應該有較圓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許久，卻沒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獨繁星。”沒有皓月一輪，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國，幾十個割據的軍閥，百十個爭斗的政黨，實質的統一仍遙遙無期。此時，北伐軍剛剛誓師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煙塵。”新的歷史因緣，將在這煙塵中誕生。

關于對張謇的歷史評價，胡適的“序言”流傳最廣。胡適比張謇小三十余歲，從沒見過張謇，但卻是張謇參與籌辦的“中國公學”所培養出來的。是他撒播的諸多因緣中的又一個。胡適寫道：“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張謇的政治道路，是失敗的、中斷的。但他頑強地創造了無數條覆蓋于荊棘下的小路，經過百年大潮洗刷之后，這些小路顯露出來，密密麻麻連成了一條新的路網，到今天還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時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來，不過憑借著一顆純正的初心。家國天下的初心，無論如何變遷，始終不會錯。

因此，張謇是誰？胡適的序，不是結束，只是開始。對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一樣沒有結束，只是開始。

“張謇精神的時代意義2018年度論壇”在江蘇南通舉行（攝影：曲勝良）

中國網南通11月10日訊（記者 張寧銳 和海佳）由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主辦、《文化縱橫》雜志社承辦的“張謇精神的時代意義2018年度論壇”在張謇的故鄉——江蘇南通舉行。論壇上，二十余位知名專家學者和民營企業家從經濟、政治、社會等角度探討張謇在中國近代轉型時期所做的歷史性貢獻，共同研究傳播中華商道和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攝影：曲勝良）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潘岳在開幕式上講話指出，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就非公有制經濟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論斷、特別是不久前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是我們做好非公有制經濟統戰工作的行動指南，也是研究傳播新時代企業家精神的理論依據。一是強化了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針對國際國內經濟新情況新變化和民營經濟新關注，清晰有力地傳遞出中央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決心，凸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連貫性與一致性。二是突出了創新實干的企業家精神，民營企業家要投身實體經濟，打造民族品牌，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三是明確了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給官員與企業家立規，要求民營企業家講正氣、走正道，聚精會神辦企業，遵紀守法搞經營，在合法合規中提高企業競爭能力。四是凸顯了企業家的社會擔當，要致富思源，義利兼顧，積極投身脫貧攻堅，自覺推動綠色發展，為中華民族復興做出積極努力。

潘岳說，張謇是民營經濟的拓荒者，為經濟理性注入最熾熱的家國情懷；是中國工業化的先驅者，將工業發展與綜合性社會建設緊密交織；他在南通一隅造就“中國近代第一城”，時時事事為現代中國探路；他創造財富奉獻社會，一生勤儉所遺無多；他以實業家形象定格，卻在學界政界商界穿梭，不斷踐行“天下為公”的士人理念。張謇一生的志向就是救國，但他所救之國不是一家一姓，而是以國家形態一直發展至今的中華文明共同體。

潘岳認為，張謇一生充分體現了家國擔當、實業興邦的中華商道要義，推動塑造了中國本土現代企業家特有的精神氣質。新時代中國民營企業家當以張謇為范，身在商海，心系天下，在義與利、公與私、家與國之間，常懷赤子之心，把個人夢融入中國夢，把企業發展融入國家建設，把社會責任轉化為長久之功，為中國企業家精神注入新的時代內涵，為世界商業文明貢獻獨特的中國價值。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李兆前（攝影：曲勝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李兆前認為，要全面分析張謇那一代社會精英在推進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更深入地研究他們基于中華儒家文化、匯融西方商業倫理而創生的中華商道與企業家精神，這對當今商業道德文化和企業家精神的重建有著重要的文化傳承和歷史借鑒意義。

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朱曉進（攝影：曲勝良）

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朱曉進講話認為，張謇的愛國精神、與時俱進和對外開放的精神、勇于創新中華商道和中華文教傳統的精神，是江蘇人民的財富，也是全中國人民的財富。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南存輝（攝影：曲勝良）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攝影：曲勝良）

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紅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周海江（攝影：曲勝良）

魏杰等專家學者，南存輝、周海江等企業家發表了主題演講，從不同角度回顧了張謇的歷史功績，認為他生動詮釋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個體化精神與整體化精神、世界化精神與本土化精神相礪相長的特征。表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像張謇那樣，更多地從中國歷史和現實國情出發，以“世界的眼光”，針對中國的問題，走出一條因地制宜、土洋結合、能服中國水土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道路。與會嘉賓還圍繞“中華商道與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張謇的社會改革實踐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建設”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江蘇南通市代市長徐惠民希望與會嘉賓多到南通來，在新時代背景下，共同傳承和弘揚張謇精神。中央社院表示將與南通市合作把張謇時代精神這一主題論壇持續辦下去，共同打造非公有制經濟思想文化新地標。

2013年，好萊塢影星安吉麗娜·朱莉在接受基因檢測后，切除了乳腺。這一奪人眼球的新聞讓不少人第一次知道了“基因檢測”。現在，民眾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愈發關注，與此同時，基因檢測的價格越來越親民。越來越流行的基因檢測到底是什么？父母的基因缺陷真的會遺傳給孩子？

用正確的生命科學知識武裝自己，才能在謠言滿天的世界里認清事實本來的樣子。

關于創造生命與科技的論題，在中信出版集團與百信銀行聯合主辦的2018信睿論壇上，華大CEO、《生命密碼》作者尹燁先生，從基因技術方面做了別開生面的精彩分享。

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我們今天遇到大量的問題，其實大家聽著基因似乎都聽過，用著基因大家似乎都沒用過。我在和世界各地科學家交談中發現，今天的基因已經不再是一個技術問題，更多是教育問題，哪些基因是靠譜的？大家今天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正確的渠道？

我想跟大家講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比如說大家可能都知道元素周期表，自然界中存在的元素，宇宙中不算人工合成元素大約是88-94個，我們加入人工合成的差不多有有125個元素，這里只有兩個元素是中國發起的，一個是鋅，一個是砷。我如果說生命周期表，大家說什么叫生命周期表？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座的各位都是由基因決定的，每一個人的全部的基因，物種的基因，當然他們背后也會有這種相關的聯系。

這本書的附錄一叫生命周期表，我列舉了從1977年人類第一個測序完成的物種到現在所有完成的高等物種的揭秘，實際上是一本工具書。如果說21世紀是生物科學的世紀，我們必將去決勝出這個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產業，我相信要從我們的孩子做起，從科普做起，從教育做起。我們是要讓我們的未來在很小的時候就對生命科學產生興趣，就相當于今天你直接對中國的成年人抓足球，這是不可能的。是因為其實我們輸在了最基層的足球教育上，大家不快樂去玩。

而生命科學如果我有機會，我愿意跟就像河森堡老師等大家可能耳熟能詳的，應該說做科普非常有天賦，有粉絲群受眾群的人，一起真正用漢語寫出來的，中國人自己理解的生命科學科普

我管它叫你的第一叫科普的書，很多人說“生命密碼?你怎么寫了一本算命的書?”我說你好像看錯了，那本書跟我沒關系。但其實基因能不能算命？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的確有好多的事情可能是基因的決定。

為什么西藏人特別能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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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師是個湖南人，爬山的過程中他很不爽，因為他發現他的行李都是被人背的，他就管走路，基因一定不一樣，于是提了個要求，把離心機給我送上來，抽血看看大家的基因是不是不一樣

后來我們做了50個藏民，50個漢人，又比較了50個北歐人種和丹麥人種，我們找到了一個基因叫EPAS1，這個基因是陽性的能爬山，這個基因不是陽性的就得吸氧。后來我們發現無獨有偶，不光是人，牦牛、藏羚羊，類似的恒溫動物都有這個特質，所以西藏人爬山就是基因決定的，在藏民當中是87%，漢民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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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熊貓要吃竹子？

其實在很久以前熊貓也不吃竹子，人家原本是肉食動物。那熊貓為什么不吃肉改吃竹子了呢？

熊貓的學名叫貓熊，是食肉木的，黑熊、棕熊、北極熊、馬蘭熊全吃肉，但是它不吃肉，后來發現不是不吃肉，給了肉就吃，為什么不主動吃肉？它產生了一種機制，它覺得吃肉有問題。

800多萬年前，那段時間發生了冰川，所有動物開始從這往南跑，所有動物過來了，熊貓發現打不過北方的獅子老虎，所以就吃草，吃草之后發現吃草動物也來了，食草動物我也干不過，所以就吃竹子，一步一步就變成了它對吃肉不感興趣了。

但是今天熊貓餓極了也真的吃肉，千萬不要小看熊貓，真到野外你打不過它，，熊貓真餓極了，能把竹鼠震暈給它吃了。

后來人類發現熊貓的基因組和狗的基因非常接近，原本是肉食動物。所以熊貓為啥愛吃竹子什么決定的？基因決定的。

喝酒為什么會臉紅？

喝酒為什么會臉紅？這是一個我被問的最多的問題，酒量到底能不能練出來？酒量真的練不出來，這是基因決定的。

這個基因叫做ARDH，是一種乙醇的脫氫酶。喝酒后臉紅是因為酒精進入人體后會被轉化成乙醛這種物質，乙醛具有讓毛細血管擴張的功能，從而導致臉紅現象的產生。喝酒容易臉紅的人體內一般有高效的乙醇脫氫酶，能迅速地將乙醇轉化成乙醛。但是，因為他們體內缺少乙醛脫氫酶，所以迅速累積的乙醛遲遲不能被代謝體外，所以容易造成長時間臉紅。

大家現在想想我們一圈人喝酒，臉紅了的那個他已經把酒精分解了，已經變成乙醛了，這個時候其實它是能喝點酒的。當然你酒量特別好，兩個基因都沒問題，看起來就光出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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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判斷男人是否容易出軌？

大家可以伸一下自己的手，盯著旁邊那個男人的手可以看一看。

一篇嚴肅的科學論文告訴大家，跟無名指的長度有關系，無名指的長度越長，睪丸相對于同體積的人更大，大了就意味著有更多的精子，所以意味著他有更強烈的欲望。所以這一部人雖然尋花問柳的概率大，但是得前列腺癌的概率就比較低，因為老用。有很多老和尚其實得有前列腺。

大猩猩一般是一夫寡妻的，黑猩猩是多夫多妻的。雖然大猩猩體格很大，但是如果算相對比的話，黑猩猩的睪丸更大，因為它要應付這種多夫多妻制。

一只雄海象一旦贏了其他雄海象之后，他會什么也不干了，就享受著各個妃子給它傳宗接代。還有海狗為什么很強，都是類似的，只要我在這個種群當中獲得了最高的權利，實際上我的目的是要把基因可以最大范圍傳到每一個后代的體積當中去，這個過程當中物種基本遵循了優勝劣汰，人類通過一夫一妻解決了這個問題。

一夫一妻解決了男人的興趣還是女人的興趣？其實解決了男人的興趣，因為在以前窮的男人是沒有機會給后代的，都是一夫多妻，所以人類真的是蠻特殊的物種，通過一種制度直接對抗掉自私的基因，這其實是人類的物種為什么在今天這么顯著，背后還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礎。

基因能夠解決全部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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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可能！

比如說猴子。最近大家有人去峨嵋山喂過猴嗎？這是目前峨嵋山的猴，中國男子糖尿病現在50歲以上的得病率是52%。而且峨嵋山現在體檢有80%幾的猴子血糖開始高，到峨嵋山上千萬別帶碳酸飲料，要是帶了它和你搶你就給它。猴子以前獲得糖分太難了，自然界當中真正能獲得糖份只有果實當中的果糖，真正能夠純粹的糖以前是蜂蜜，猴子敢去弄蜂蜜嗎？

所以當它第一次得到了糖，有血糖，就意味著餓不死，經過人類的快速發展，今天全世界都不缺糖，我們就變成了多糖的世界，開始重新對付糖尿病的問題，人類是不是挺能折騰的。真得了糖尿病怎么辦？大家說本來我想吃夜宵，不是我想吃，而是我肚子里的細菌告訴我想吃，我不吃，但其實如果連這個事都能做得到，我相信沒什么狠事你干不出來，這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還有一個東西情我們躲不開——手機。一場50分鐘的會議，很多人都在刷微信，發朋友圈，進行交互活動，我不是說這個事不對，只是大家今天頸椎不疼嗎？這是一種新的傳染病！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

這種傳染病的傳染源就是微信、微博、facebook、推特，可是傳染病就得有疫苗，但是這種傳染病沒有！有人說停電不就好了，但是我們深圳有一條街叫華強北，他們做了一個東西叫充電寶，通過互聯網經濟變成共享充電寶。

而且我還發現當手機開始斷電的時候大家集體開始焦慮了，我們上學的時候沒有手機，今天出去不帶手機你覺得你丟了對嗎？是你丟了還是你手機丟了？我們以前是看鑰匙帶沒帶，錢包帶沒帶，今天看手機有沒有電。你說我不用微信，你真敢不用微信嗎？你老板找你呢？你老板牛逼，你老板還有你老板。就算是川普他是不是也怕普京給他打電話？所以從某種角度上講人類已經被完完整整綁架到IT基礎上去了。

人類會不會永遠不再得癌癥？

大家都知道癌癥是因為基因突變導致的，就變成癌癥了。所以癌癥的本質是疾病，細胞越多癌變越多，物種越大細胞越多，得癌的幾率就更大。鯨魚也幾乎不得癌癥，大象可以活到80-100歲，鯨魚可以活到更長，有些鯨魚在肚子里就要長很長時間，所以癌癥確實可以不存在。

今天聽周圍的人都得癌癥，可是我們很少聽到你家又有人長到70歲了。人的壽命在30歲以下徘徊了很久，1885年疫苗開始快速發展，還有青霉素，這兩個東西的普及使我們快速壽命達到了50歲以上，后來解決了三高問題。

現在癌癥正在被解決，癌癥確實伴隨著人類壽命的進步，而真的解決一個舊的問題就會產生新的問題。我們在1979年送別了天花，在1980年重新又給我們帶來一個新的疾病叫艾滋病，比天花還麻煩，因為天花得了最多就是死了，艾滋病得了以后大家可以伴隨很多年。梅毒第一次帶到歐洲的時候，其實是讓貴族之間奢靡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控制。所以才有一大堆砒霜治療這些事情。

但是從好的方向理解，這也是哲學問題，當你有一個鑰匙就會有一把鎖，重新有一把所鎖就又會有一把新的鑰匙。

生命科學當中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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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個做多器官移植的捐給四個人，四個人都得癌癥，捐獻者沒有癌癥。大家都在猜為什么。后來大家終于提出一個假說，因為我們知道癌癥是不能傳染的，但生命科學當中唯一不例外的是例外。

講一個類似的故事：大家塔斯馬尼亞島有一種動物叫做袋獾，這個袋獾互相咬。島的袋灌都得癌了。為什么呢？因為塔斯馬尼亞島袋獾的祖先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他的免疫系統幾乎是一樣的，有一只控制不了癌癥，在其它物種都會很方便的進行擴張。

這些做器官移植的人必須之前做抗排異反應，我要壓制那個免疫。這個時候我們任何器官就變成腫瘤了，因為沒有免疫。就可以回答剛才那個問題了，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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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選擇在家虛度光陰或者在外忍受人山人海的折磨，不如珍惜這份時光，來沐浴一次知識的洗禮。本期知室·共生課堂邀請到了五位主講嘉賓，展現出心理學、中國傳統文化、化學生物學以及商業和管理學幾大學科的交融共生。

北大深研院院長、中科院院士吳云東老師在開幕致辭中對大家的到來表示歡迎，并期待共生共創美好未來。

現場800多位來賓與在線觀看直播的觀眾們如同再一次回歸校園課堂，感受真知識帶來的那份魅力與感動。

中山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李樺老師在《做情緒的主人》主題演講中揭示了情緒對心理和身體的影響，假如你正在發胖，可能正是情緒管理不到位引起的“壓力胖”，如何讓情緒巨大的能量發揮積極作用十分關鍵。

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化學者鄭培凱老師在題為《中國現代化帶來的轉型與反思》的演講中，帶領大家穿越歷史的隧道，感受連綿江水般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激烈碰撞。

北大深研院化學生物學與生物技術學院院長楊震老師曾勵志“要做出中國第一原創的新藥，這是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在他《跟癌癥賽跑》主題演講當中，簡練扼要地闡述了抗癌歷程，也為人類未來健康展現了希望。

數字時代，技術被推上神壇，創新成為一切發展的原動力。演變與重構時時發生，僵化陳舊的商業模式已被淘汰，只有持續更新，一往無前，才能打開商業發展的新想象。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副院長魏煒老師在《共生時代的商業模式創新》主題演講中，表達了他對未來商業模式的探索與思考。

最后，北京大學王寬誠講席教授、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老師主講了《共生——未來組織的發展路徑》。2018年5月，陳春花老師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管理整體論及七個原理》文章引起學界和企業界的雙重轟動，海爾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先生贊其為“絕佳的理論，具有絕對的實踐指導意義，是中國管理學者和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卓越貢獻”。在艱難的數字化生存時代，她再次為企業管理實踐者獻上新的組織管理邏輯。

陳春花教授在深入中國本土企業進行了長達30年的跟蹤研究之后，提出繼金字塔形組織向學習型組織轉變之后，未來的組織模式將會朝著“共生型組織”進化。她的新書《共生：未來企業組織進化路徑》詳細闡述了何為共生型組織，并且通過解析共生型組織的四重境界，回答了如何構建共生型組織。本書旨在幫助讀者以全新的視角面對當下的挑戰，并學會以新的組織管理邏輯來激活組織和個體。

據了解，本期“共生課堂”還吸引了學商兩屆近20家機構的支持，形成共生機構，推動知識的傳播。其中學界代表有東西部高校課程共享聯盟、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等，商界代表有智慧樹、中歐商業評論、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中國人力資源協會、諾亞財富等。真正實現了打開邊界，共生共創。

800多位到場來賓有來自東軟集團、華為、騰訊、中廣核、中國平安、聯想中國等數百家知名企業的領導者和高管，以及來自北大校內外多位教育學者一同見證了“共生課堂”帶來的精彩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