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人類正面臨嚴峻挑戰。身處日益復雜的生存環境，人們的精神心境勢必受到影響，進而孕育出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力量。當人類仍因國界、種族、文化之別而相互隔離、對立甚至訴諸武力時，新冠疫情卻跨越一切藩籬而席卷全球，成為全人類都無法逃避的“陰云”。它悄然引發了世界格局的巨變，它在相當程度上撼動了舊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生存觀，它使人們深刻認識到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平等互信、尊重互通、友愛互惠的重要性，也恰恰反襯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前瞻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人類文化的重構問題，再次浮現：
什么是文化？文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什么樣的文化，能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友好、和諧地相處？
什么樣的文化，能幫助人類在這資源有限的地球上實現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人類的希望和地球的未來在哪里？
……
為此，擘雅書院以“文化轉型與全球化發展”為主題，公開征集學術論文，并根據論文質量錄選部分作者參加擬于2021年8月中旬在北京舉辦的擘雅研修班（第三期）。此次研修班是繼2019年“人類文明與整體思維”第一期研修班、2020年“文明多樣性與中國特色”第二期研修班之后的又一次主題研修活動。作為高水平學術交流平臺，擘雅研修班邀請學術名家主講，促進名家與學員面對面交流，為青年學者的視野拓展、思想深化、學術提升創造了難得機會。據不完全統計，第二期研修班學員已有三篇論文在核心期刊發表。
“擘雅”的含義，不僅僅是成為某一領域的巨擘，同時也要有“雅趣”，不固步自封或困于一隅。第三期研修班將進一步創新研修內容和形式，如將安排“搏擊 · 太極 · 瑜伽”系列體驗課程，增進學員對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體悟；也將酌情增設“故宮拓展研修”活動，為學員創造實地感知歷史、思考文化的機會。歡迎國內青年才俊投稿參與！
擘雅書院
中國宗教學會
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
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
中國傳媒大學擘雅品牌研究院（籌）
協辦方：
文化縱橫
（1）人類歷史上文化轉型與社會轉型的回顧與反思；
（2）新冠疫情反映的文化問題：觀察與反思；
（3） “后疫情”時代人類文化轉型的可能方向與路徑；
（4）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化、“逆全球化”發展；
（5）天、地、人、信仰、制度與文化（習慣）；
（6）個人、組織、地區（國家）與全球化；
（7） “地方性”文化傳統與人類文化整體發展；
（8）文明對話與文化比較探討；
（9）“人類紀”(Anthropocene）：生態環境、生命科學、人工智能……；
（10）其它與文化轉型及全球化相關的議題。
2021年6月30日
（2）此次研修班擬錄選學員40名。研修費及研修期間的食宿費由主辦方承擔，往返交通費由學員自理。
本文為友情合作推廣，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化縱橫”觀點立場，供讀者參考
? 饒毅?| 首都醫科大學
【導讀】近日，貴州省科技協會發布消息，某名酒集團總工程師入圍中國工程院增選院士名單，一時輿論嘩然。對此，官方媒體也發表評論，直言必須“慎之又慎”。早在10年前，在競爭激烈的院士評選中，饒毅教授便作《今日中國誰最該做院士》一文，吁請各界關注國內真正做出杰出貢獻而未獲承認的科學家，其中就包括在青蒿素和砒霜藥用研究中做出卓越成績的屠呦呦和張亭棟——二人完全有資格做院士，但其成就與當時所獲的認同完全不成比例。在另一篇文章中，饒毅提出“自律”的院士制度改革方案。他認為，院士制度的副作用逐漸顯現，若將“院士”改為“學部委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歸學術本質。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國際水準的中青年科學家在成為院士之后，往往不再專注科研本身，這對中國科學事業而言無異于“腰斬”。為了激勵科學發展，饒毅曾提出與院士競賽的方案，如今10年過去，這一競賽所帶來的效應以及中國科學發展的最新動態，仍有待社會各界觀察與思考。
本文摘編自饒毅科學網博客2011年8月22日文章《今日中國誰最該做院士》（后改為《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和2011年8月30日文章《和院士良性競賽 共同提高中國科學水平》，僅代表作者觀點，轉載請注明來源。
很多人來問，如何改善中國院士制度。以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不過，并非不能努力。
首先我們來談一談誰最有資格做院士。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發現，非常清晰地肯定中藥仍有益于人類，一個古老的傳統還含有很大的潛力改善健康。兩個藥物都來源于中藥，而且碰巧是兩位年齡接近的科學家于1970年代初期發現。在大型“523任務”研究抗瘧疾藥物過程中，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的屠呦呦是發現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在以個體科研小組模式自由探索性地研究中藥抗癌作用過程中，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張亭棟是砒霜中三氧化二砷對白血病治療作用的主要發現者。
▍屠呦呦和青蒿素
現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是起效最快的抗瘧藥，可以在一線使用，也是在對其他常用藥物如氯喹出現抗藥性情況下，可以改用的藥物。
對于青蒿素的發現，知道的人也不少，但有較大爭論。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為其代表人物。
“523”任務，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應越南的要求、也考慮中國南方的瘧疾問題，而開始的全國性抗瘧研究計劃。其組織起始為1967年5月23日，那是特殊年代開會都怕找不到安穩地方的時代。組織的主要協調辦公室一直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參與的單位遍布全國很多地方，北京、上海、云南、山東…，人員至少幾百人。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大規模合作項目，其中有很多人的集體起了作用。但是，是否有代表人物？誰是代表人物？
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1951年至1955年就讀于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生藥學專業，其后分配到中醫研究院工作。她僅有大學本科學位，于1969年被召集加入“523任務”。
“523”計劃分成幾個部分，分別制造已有西藥的仿造品、衍生物，從中藥中尋找抗瘧藥，制造驅蚊劑。在中藥里面，不同課題組試了很多中藥，包括藥效較強、但副作用較大的常山。不僅古代中藥書上，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民間都有使用青蒿的記錄。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屠呦呦課題組的余亞綱梳理過可能的抗瘧中藥，共808個，其中有烏頭、烏梅、鱉甲、青蒿等。
軍事醫學科學院用鼠瘧模型篩選了近百個藥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穩定。屠呦呦給課題組提供了篩選了多個中藥的清單（礦物藥：黃丹、雄黃、硫黃、皂礬、朱砂等；動物藥：鼠婦、地龍、蛇蛻、穿山甲、鳳凰衣等；植物藥：地骨皮、甘逐、黃花、菱花、鴉膽子、青蒿、馬鞭草等）。屠呦呦課題組也觀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劑無效、95%乙醇提取物效價僅30-40%。
1971年，屠呦呦本人的一個關鍵作用是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瘧作用達95-100%，這一方法的提出立即導致發現青蒿的高效性。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務的會議上報告這一結果，獲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為唯一的重點，會議總結時組織者建議“鷹爪要盡快測定出化學結構，并繼續進行合成的研究；仙鶴草再進一步肯定有效單體臨床效果的基礎上，搞清化學結構；青蒿、臭椿等重點藥物，在肯定臨床效果的同時，加快開展有效化學成分或單體的分離提取工作”。
屠呦呦課題組工作其后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試圖獲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鐘裕蓉成功地獲得青蒿素結晶，她們取得分子式。由屠呦呦課題組成員攜帶青蒿素，以其他課題組（如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所、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為主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青蒿素結構。在獲知屠呦呦小組1972年結果的情況下，山東寄生蟲病研究所與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藥物研究所都分別進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和云南省藥物研究所獨立獲得了抗瘧有效單體，并分別命名為“黃花蒿素”（山東）和 “黃蒿素”（云南）。1974年，黃花蒿素和黃蒿素都被認為都是北京的青蒿素。
雖然青蒿素歷史有很多爭論，無異議的是：
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乙醚提取對于發現青蒿的作用、和進一步研究青蒿都很關鍵；
2.具體分離純化獲得青蒿素的鐘裕蓉，也無疑是屠呦呦課題組的成員；
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組是在公開會議上得知屠呦呦小組發現青蒿作用以后進行的。
有關青蒿素的歷史回顧很多，本文僅限于明確一個問題：屠呦呦確實在青蒿素的發現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其他課題組和科學家，確實起了很重要作用，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礎，也有她課題組人員起很重要作用。肯定她的作用并不埋沒其他人的作用。應該有更詳細的歷史記載，讓人們知道“523任務“組織者和主要參與者的貢獻。
▍張亭棟和砒霜
砒霜的化學成分為亞砷酸（三氧化二砷）。用砒霜治病，中藥有傳統，西方也曾用過。
1971年3月，哈爾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藥師韓太云從民間中醫得知用砒霜、輕粉（氯化亞汞）和蟾蜍等治療淋巴結核和癌癥，韓太云將其改制水針劑，稱”713″或”癌靈”注射液，通過肌肉注射治癌，有些腫瘤病例見效，但毒性太大而導致被棄。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醫科的張亭棟繼續此工作。張亭棟1950年代畢業于哈爾濱醫科大學、六十年代曾經參加西醫學中醫訓練班。
1973年，張亭棟、張鵬飛、王守仁、韓太云在《黑龍江醫藥》發表論文，報道他們用“癌靈注射液”（以后也稱“癌靈1號）治療6例白血病病人。他們明確主要用砒霜的化學成分“亞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輕粉（氯化地汞）”，結果6例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人都有改善，對其中一例有急性變的患者也有效。他們提到還正在研究對急性白血病的作用。
1979年張亭棟和榮福祥在《黑龍江醫藥》發表《癌靈一號注射液與辯證論治治療急性粒細胞型白血病》。總結他們1973年至1978年治療急性粒細胞型白血病總共55例，其中1973年至1974年23例用癌靈一號，1975年至1976年用癌靈一號加少量化療治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靈一號加少量化療治12例。對于每一個病例，他們都具體分型，有明確的療效觀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轉，緩解率70%，12例完全緩解，對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們還用十倍于成人的劑量，給12只家兔注射癌靈一號，未見心、肝、脾、腎毒性作用。
可以說，到1979年，張亭棟和不同的同事合作發表的論文，清晰地奠定了我們今天的認識：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特別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cute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也既法國-美國-英國分型的M3型白血病）。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認為是白血病比較兇猛致死的一種。1973年，法國Bernard等推出的西藥化療大大提高了治愈率，其后改進的方案成為世界主流治療方法。1973年張亭棟等發現亞砷酸（三氧化二砷，As2O3）對白血病的治療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適應癥為M3型白血病（也就是APL）。
▍遲遲未至的認同
屠呦呦和張亭棟的研究成果，國際國內都認可，都得到了應用，直接產生治病救人的效果。但是，兩人由于不同的原因，都一度沒有獲得國內外充分的認可。
青蒿素的發現和應用，廣為人知。而屠呦呦的貢獻，卻一直有爭議。其原因，還待歷史學家細究。初步可以看到：與齊心協力的“兩彈一星”大計劃不同，青蒿素的研究幾乎從頭到尾經常出現矛盾，不同課題組之間矛盾，課題組內部不同人之間的矛盾。當時的研究人員，因為特殊時代的原因，一般年資都比較低，有了課題組也相互不服氣。論文寫作不及時、發表不規范，英文論文更滯后，留下爭議的余地。如果按現在自己先發表論文再與他人分享，爭論會少很多。不過，這樣雖然對科研人員好，對于病人就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發了論文，其他課題組才能用藥，當時有些病人就不可能用藥，其中有些生命可能就不存在了。
張亭棟雖然被《紐約時報》報道過，但當時未受到國內的充分肯定，在國際學術和醫學界也幾乎默默無聞，其原因不在矛盾。他的課題組，有人發生過矛盾，但在很后面。從1973年開始發表的論文中，張亭棟的關鍵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認可，可能與所在地區有關，也和他英文論文較少、缺乏國際視野和國際交流有關。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沒有充分意識到其工作重要性的可能性。
國內肯定張亭棟和屠呦呦等，不僅是對于他們遲到的感謝，也有利于中國和世界認識中藥是尚未充分開發的寶庫。直接馬上可以研究的是確定三氧化二砷的可能還有其他治療作用。嚴格地研究其他中藥成分的作用，可能還有更多發現。中國一些醫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藥、和很多企業馬馬虎虎地倉促上馬制造一些藥，如果有嚴格檢驗，可能適應癥會更明確，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適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幫助。
研究青蒿素和“523任務”歷史，有助于了解中國大科學計劃、大協作的優點和缺點。“兩彈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經驗并不同于兩彈一星。而彼時還有遍布全國的“氣管炎辦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課題，耗費的人力、物力可能不下“523”，但結局并不樂觀。汲取這些先例的經驗和教訓，對于目前的多個大項目，也許有裨益。
如果哪天屠呦呦和張亭棟獲得了中國的普遍認可、甚至世界的肯定（編者注：作者寫作本文時是2011年），我希望，中國大眾不能簡單地英雄崇拜，認為他們是完人。他們不是，也沒有人是。
他們的工作都有前人的基礎、以及合作者的貢獻。在青蒿素發現過程中，全國合作的任務，很多人參與了、并作出重要貢獻。屠呦呦課題組內部多個成員也有重要貢獻。不能因為肯定屠呦呦就否定課題組其他人員的貢獻、其他課題組的貢獻。
他們的藥物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我們應該推崇他們的工作、肯定他們的成就。科學，有著客觀的標準，也可以通過爭論將我們帶近真理。
▍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稱為“學部委員”
中國的院士制度，是因為加上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目前的水平，才帶來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權最大的是前蘇聯，而不是中國，但是前蘇聯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在中國的副作用，設立時很難預見。我自己在加州大學（80年代）或哈佛大學（90年代初），曾致信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建議將當時的“學部委員”改成“院士”，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無論是我，還是真正做出決定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可能還有國務院批準），稱呼改成院士都是因為認為需要更多尊重科學家。那時，即使兩彈一星的元勛們，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都與他們的貢獻不相稱。那時不能預計到現在的問題，包括對中國文化對頭銜重視的程度。
很多人以為院士的所謂副部級待遇，其實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經費的司局級（甚至處級）都點頭哈腰，從無副部級的感覺。頭銜的意義大于待遇。如果將“院士”重新改成“學部委員”，使學術榮譽回歸只能在學界內部有價值而不方便用于學界以外，過一段時間，可能副作用就要減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學部委員”在于科學院領導和主席團是否愿意，換個時髦的說法，這叫“自律”。
▍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做院士而榮休是個亟需解決的問題
無論對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擔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其實還不到中國真正“科學家”的水平），當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積極做科研，帶來明顯的問題：
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當選院士，就積極做其他事情；
2.這些人給學生樹立不良榜樣，有些學生也決心步其后塵、走入歧途，影響中國科學今后的發展方向；
3.這些人不積極做科學，并非沒有資源，而在資源比較多和權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不積極做科學，那么就給國家的科研投資帶來較大的浪費；
4.從普遍情況來說，中國目前科學水平還不是很高，一些（雖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在做到國際上比較好大學的副教授，就在當選院士后離開科研一線（“國際副教授水平做中國院士而榮休”），等于對中國科學釜底抽薪，使中國科學的高度被“封頂”或“腰斬”。
▍和院士競賽相互激勵
能否解決“國際副教授水平做中國院士而榮休”的問題？除“自律”以外，我們也可以試圖給予激勵。比如，我這幾天有個想法，是個“以身殉職”的競賽建議：
殉職的意思是說，這個競賽的失敗者，已經定義是我本人，而勝者是那些現在和將來在中國做科學比我好的人；在十年以后（202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國的院士超過饒毅在中國的科學工作；因為有些院士回國比我早，所以從現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較的年代可以從20年前1992年開始，到2022年為止，共30年，只以在中國進行、以中國為第一地址發表的論文；競賽的對象主要是生命科學做探索性科學研究的院士，年齡大的不算因為他們的時代和背景不同，而是和我年資相同或更年輕還有沖勁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學，1991年以后獲得博士學位，或1994年以后有獨立課題組；其他人有興趣也可以自愿加入；競賽的標準是在中國做的科學研究，是否針對重要和有意義的問題，其工作對本學科領域的貢獻在世界上、在人類知識推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們不用擔心誰評價。十年后（2022年），中國（和海外華人）能夠評價科學水平的人自然應該更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也行。大家說了，我就不說。當然，大家都不評價，我也可以說。
▍樂觀的“孩子氣”好于不良的“中國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讓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現在就知道有很好的，比我好的，不過不一定都在科學院院士行列。
和我競賽不是很難。因為，我將繼續32歲以后的習慣：晚上和周末習慣性不上班、還看專業以外書籍和寫雜文、實驗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和休假不用請假）。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愿參加競賽者）肯定容易超過我。
我這么做，也許不僅使得一些院士因為愛面子而積極做科研，可能還激勵科學院的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特別是微觀生物學小組，積極選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這樣十年以后來看，比饒毅好的人里面，全部（或多數）還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饒毅好的人多于院內。
這樣的競賽是否小孩子氣？也許。不過有理想的孩子氣遠遠好于中國不良習俗的所謂“成熟”：在國際上畏畏縮縮不能上臺面，在國內背后搞人水平高。
公開提出競賽，也許能起良性的激勵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國做好科學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國目前還不高的科學水平。
本文摘編自饒毅科學網博客2011年8月22日文章《今日中國誰最該做院士》（后改為《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以及2011年8月30日文章《和院士良性競賽 共同提高中國科學水平》。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注明來源。
? 戴侖 | 多維新聞
?［導讀］公益發展的中國道路是什么？指導中國公益發展的理論基礎應該如何構建？呼喚創造自己的理論及話語體系已成為今天中國各學科領域的普遍現象，有關公益理論的研究也不例外。然而相較于近年來國內類型豐富、充滿活力的公益實踐，中國公益理論的本土化工作才剛剛起步，積累嚴重不足。
面對公益理論與實踐同社會現實之間不協調的現狀，一場名為“中國本土公益道路與公益理論建設”的思想論壇于北京舉行。此次論壇試圖將主流學術思想界與公益實踐界聚合在一起，力圖解決眾多公益實踐者“中西之爭”還是“古今之辯”的身份困惑，并就如何探索適合中國國情與歷史文化的本土公益發展道路進行了討論。
本文原載“多維新聞”，經作者授權發布。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在中國綜合實力不斷崛起與文化軟實力持續虛弱的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國教育部前不久隆重推出新文科建設計劃，事實上在官方部署之外，如何建構一套區別于西方話語體系、能夠解釋中國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同樣已成為中國學術界思考的核心命題，有關于公益理論的研究也不例外。
無論是官方的部署還是學界的自發探索，構建屬于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已經成為某種共識。
長期以來，中國公益界在實踐層面轟轟烈烈展開之際，一直缺乏來自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思想指導。公益理論研究局限于操作層面的技術性問題，而對于公益實踐背后的價值觀、指導公益實踐的基礎理論等根本性問題付之闕如。這與公益界的問題意識尚未納入國內主流學界的視野有關，也與公益界自身的理論自覺不夠有關。
12月11日，一場名為“中國本土公益道路與公益理論建設”的思想論壇于北京舉行。此次論壇試圖將主流學術思想界與公益實踐界聚合在一起，達到將公益實踐問題上升為社會科學理論核心問題、同時將社會科學研究與公益實踐相互結合的目的。
中國現代公益可以追溯至改革開放初期的“希望工程”。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 中國公益開始受到西方現代公益(主要是美國公益)的深刻影響，來自國際組織的價值觀、發展模式、操作技術，相當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現代公益的格局和走勢。與此同時，中國本土公益也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不斷興起，傳統中國的慈善文化、社會主義的公益價值觀，以及市場化大潮下興起的以商業手段推動公益的現代新公益，都不斷嘗試著開辟中國特色現代公益的新模式與新道路。
正是因應于上述兩大問題意識，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在浙江敦和基金會的支持下，自2019年起，開設了“中國公益理論與實踐的本土化”課題，圍繞現代西方公益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本土公益的實踐及探索，展開了系列研究。而前文提到的論壇，則是這一課題的部分成果呈現，也是當代中國公益本土化命題的重要性日益緊迫使然。
在論壇上，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習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李小云在發言中著重突出了中國今天公益實踐中的“糾結”。他指出，多年來中國公益的集體記憶“緊緊貼著怎么遠離國家的權力”，并在意識中對于自身的創新引領、影響力和魅力不斷進行肯定式的強化，可真正落到實踐中，這一套理念與中國社會普遍的追求(累計財富)并不匹配，從而不被廣泛認可。
另一方面，對于正處于快速轉型的中國社會來講，中國傳統的慈善資源始終沒有很好的有效轉化成今天能夠實踐的現代公益資源。在中國，更加常見的是“有錢人把錢投到自己設置議程的過程里面”，動機往往是出于“福報”等“私心”， 而沒有達到“從私到公”的轉化，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公益的價值，“出來做慈善并不能等同于公益”。
從明朝末期開始，中國就開始經歷西學東漸的過程，但西方近代的學術與思想體系中的不少內容在中國也一直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圖為金陵機器制造局舊影。金陵機器制造局是晚清洋務運動中開辦較早、規模較大的工廠。
李小云指出，中國無論是從事公益的學者還是實踐者，大多是經受西方國家現代公益乃至后現代公益訓練出來的，應該肯定這批人的確對于中國公益與世界的接軌產生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同時也必須做深刻的自我批判，即這樣的公益理論與實踐同中國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等不同發展階段同時存在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非常不協調的現狀。
這導致了“中國公益實踐在總體上呈現出了脫嵌現象”，“外部導入的各種實踐 也不能夠有機的嵌入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實踐當中。”這其中的實質，李小云認為還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在中國的國家主義，在西方的市場主義、自由主 義、理性主義等各種各樣的思潮影響下，中國公益將如何邁向在新的歷史階段能夠走出自己的道路將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陶傳進則表示，自己“一點兒也不糾結”。他認為在社區公益的實踐中，從業者普遍認為公民社會理念與社工理念都是不可丟棄的，只不過在官方層面前者“不怎么提了”，后者則“大力推動”。這兩個理念都來自西方。
在陶傳進看來，現階段中國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所產生的困惑，根源在于“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但很多人錯誤的將其當作“中國與西方的矛盾”。現代公益從消除貧困、解除痛苦，到獲得溫暖、尊嚴、參與感，不管西方還是東方是一致的，而與傳統社會慈善的那種“想被人可憐可憐，同情同情”的理念，或者通過做善事來彰顯自身的權力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代公益將人從“傳統的跪拜狀態”變成站起來的、獨立思考的人，變成善于合 作的人，變成有尊重別人能力和尊重社會規范的人，這樣的理念“中國一定要批判性的吸收，而不要簡單的等同于‘東西對立’。”至于如何將現代公益理念落地，就涉及到一套關于做公益的專業能力問題。由于專業能力上的問題導致現代公益理念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難，顯然也不能歸咎于理念。
不過，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表示 “說慈善精神是古今問題，而不是中西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判斷要小心。”東西方既有文化差異，也有古今的差異，“這兩個差異怎么拿捏好是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
曹錦清指出，投身于社會公益活動的許多人，其實是在從事一種尋找意義的活 動，把更高的意義賦予給公民社會，而需要考慮的是，所謂社會公益組織能不能承擔起這些意義??“我的結論是承擔不了太多的意義，而且要求他們承擔起糾正社會失靈和糾正市場失靈(的責任)，這些組織是承擔不了的，自我陷入了糾結。”
外部導入的各種理論不能有機的嵌入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實踐當中，促使中國學界開始普遍尋找“自我”的過程。
作為當天論壇的評議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表示各位學者的發言中有兩個問題是共通的，一個是中國本土的公益事業定位和其內在機制，另一個是中國本土公益事業面對的困境。
孫歌同意曹錦清關于“中國的‘國家’在‘社會’里面，‘社會’大于‘國家’”的判斷，同時指出，中國的“社會”其實在兩千多年以來一直在經受著動蕩，經受著各種各樣的災難，包括現代以后進入20世紀之后的數次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辦法用知識分子的想象去要求這個社會有一種純潔的、精神的或者是高尚的訴求，但是我們看到在這樣一個‘拖泥帶水’的社會里一直存在著善堂、善會這樣的一些民眾自救的組織。”
如何從傳統的互助、同情這兩種慈善行為發展到現代公益所遵從的平等參與，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在中華民族或者說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歷史記憶里面， 互助和同情其實一直是公益事業的靈魂，怎么把這個靈魂轉變成平等參與，是現代社會中國本土公益事業的基本責任。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善堂善會這樣的互助結構里面，可以觀察到中國公益事業的強烈的道德性，這種道德性在傳統社會里具有高度的地域性，以宗族為單位、以地域為單位，規模很小。孫中山當年想通過辛亥革命把這種道德性擴大為國家層面的民族精神的建構，從今天回看，很難說是成功的，但是孫中山的思路里面包含了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向，“我覺得這個方向今天對我們仍是有啟示的。”
中國的公益事業究竟要往哪走，孫歌認為中國的本土公益事業正在“大社會”和 “強政府”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大社會’有各種各樣的渠道通向‘強政府’，有的時候是緊張的，有的時候是共謀的，有各種各樣的方式。而公益事業也是一個有效的渠道，而這個渠道當他具有國際化的自我意識的時候，我相信慈善就具有了道德性和政治性。”
曹錦清最后補充表示，呼喚創造自己的理論、自己的話語體系開始成為今天中國各學科領域的普遍現象，這種呼喚的背后是中國民族自信的增強。當然，新的價值的尋找還有一個遼遠的過程，中國正在摸索當中，這一代人所困惑的那些問題，到下一代人變得更加自信、“把‘東西方之爭’那個‘檻’翻過去以后”， 那些問題就不再是問題。“理論的困惑從來不是用理論的方式來解決了，而是被新的生活方式所淘汰。”
本文原載“多維新聞”，經作者授權發布。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編者按：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已經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從美國蔓延到全球，從美國蔓延到全球，從經濟危機導向社會政治危機。目前看去，危機仍然沒有終止的跡象，并可能導向新興經濟體國家和發展中世界。
對中國而言，金融危機的影響顯而易見。繼4萬億反危機財政措施出臺四年后，雖然中國一時避免了全球危機的劇烈振蕩，但經濟增長已經十幾個月處于下行狀態，投資拉動增長的潛能接近極限，外貿出口持續不暢，導致以出口為主要依托的中國制造業全面過剩，進而推動大量資本從實體經濟溢出轉向投機領域，地產乃至金融投資業泡沫不斷膨脹。
?中國已經納入全球體系，并與這個體系相互塑造、相互影響。世界經濟發生如此重大的問題，中國人必須認真思索，搞清楚這個世界體系究竟出了什么事？其內在機理究竟為何？而反觀中國思想界，對金融危機的理論思考遠遠不夠，多停留在短期反危機措施及經濟運行表象層面的觀察思考，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遠未展開。
?有鑒于此，《文化縱橫》雜志社組織了“金融危機五周年：回顧、反思與前瞻——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專題研討會。會議于2013年7月19日在北京達園賓館召開，來自經濟、金融、國際政治、社會學領域的2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圍繞著一下議題展開：?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金融危機與國際政治、④金融危機與社會思潮。
?學者們就本次金融危機的定性——是一次資本主義體系的周期性危機，還是一次標志著新的產業革命時代開端的轉型危機？金融危機對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沖擊和改變，金融危機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挑戰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的討論。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國內學界應該高度重視金融危機的研究，以深刻把握世界經濟政治的變動規律，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一、本次金融危機的性質：傳統周期性危機的重復還是新世界體系的破殼？
1. 世界經濟結構變遷論：美歐的產業空心化導致金融塌方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賈晉京研究員認為：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是一次資本主義的體系性危機。從產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維持和發展，都需要技術性的重大突破來作為支撐。新技術會創造新的供需結構，最終擴大市場規模。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關鍵在于：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難以為繼，而且，過去克服危機所需要的條件現在已經完全不具備。在過去，會有一系列的技術群來支撐一個經濟周期，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以后，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市場來展開下一個經濟周期。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之前，可以通對外軍事擴張來發現新的市場，而現在，既缺乏新的技術突破，也無法實現市場擴張，由此，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難以為繼。
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行規律在于：美國依靠美元霸權實現對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而美元霸權的持續，依靠美國能夠持續創造新的需求——美國必須要有新的產品能出售。不同國家之所以接受美元，是各國都需要美國的產品，各國必須用美元來購買這些產品。過去，美國依靠其強大的創新能力、制造能力可以為世界各國提供尖端技術裝備、技術標準、技術體系。但是，自從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后，美國已經無法創造出新的技術，無法制造新的需求和新的投資領域，美聯儲的政策只能把大量資本引導到房地產市場，最終導致市場泡沫。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影響在于：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中國，造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普遍產業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體系、金融體系缺乏實體產業支持。沒有產業支撐就會出現大量失業。在人口大量失業的條件下要保障經濟增長，要保障福利體系，就只能依靠大量印鈔。美元的基礎是美國國債，美國國債的基礎是稅收，發美元就要發國債，發國債就要增加稅收，而美國3.15億人口只有6100萬人口是有工作的，這使得稅收無法增加。印出來的美元沒有了稅收支持，大量堆積在銀行體系中，因為沒有實際的消費、沒有實際的經濟活動，只能在金融市場做投資，做投機，沒有變成實際的產品，關鍵在于缺乏實體產業的基礎性支撐。這樣，會造成高額的債務積累，而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國家經濟體系就支持不下去，就會出現金融危機。
2. 貨幣供應與資源供給不平衡論：貨幣供應和資源供給脫節引起結構重組
《環球財經》雜志副總編張捷認為，金融危機在美國的爆發與貨幣供應與資源供給的不平衡相關。根據薩繆爾森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資源供給曲線后彎”理論，資源到一定的拐點時會出現隨著價格增高供給量反而下降的情況。過去的世界貨幣與黃金掛鉤，貨幣總量有限，因此會限制資源價格過高的情況。現在的世界貨幣，是紙質虛擬貨幣（美元），總量可以無限增加下去，然而資源的總量不會無限增加下去，必然會出現資源供給的曲線后彎。而現在，西方總體需求是隨著價格的增長越來越小，供給是隨著價格的增長越來越大，所以造成這個系統難以形成均衡點，整個系統會崩盤。
美國政府有巨大的隱性負債。一個美國人一生在社保體系花費30多萬美元，美國人最早從25歲開始進入社保，65歲退休，如果按照5%的利率，10多萬美元繳費40年，得增值到30多萬美元是可以承受的，而現在把銀行利率變調到0.25%，這就意味著整個社保體系的增值、估值完全不可能實現。而美國的所有債券，在市場上提供資金的基本上都是養老機構。中國持有的3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只占美國債務總額的8%左右，而美國的養老機構占到60%多。現在，在缺乏相應的盈利能力的基礎上，背負如此巨大的債務，會進一步造成整個信用體系的崩潰。日本、美國、歐洲都有這樣的問題，信用體系崩潰導致以后政府的債務無法清償，而高利率難以持續意味著印鈔（貨幣供應）和資源（資源供給）關系已經脫節，所以現在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重組。
3. 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擴大論：中國加入世界市場加劇了資本主義體系的過度競爭
國防大學的盧周來教授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又一次體現，非但不會簡單過去，還會從金融領域擴散到社會領域并最終蔓延到政治領域。
盧周來教授認為，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傳統理論仍然具有解釋力：經濟增長的原因在于分工的深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交易的增加，但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一個國家立足于內部市場想維持長期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還會激發內部矛盾，導致民族國家內部分裂，因為有限的市場范圍會降低資本的利用空間。為了維護邊際利潤率不下降，資本只能更殘酷地剝削勞工，發展下去必然是兩極分化，勞資矛盾會日益突出。因此，要想維持長期經濟增長，國家必須不斷突破市場限度，擴大市場范圍。
分析1873年—1895的歐洲經濟危機，可以發現，隨著第一波的殖民效應結束，以及德國與美國的經濟崛起，使本就擁擠的世界市場更加擁擠，競爭使商品價格不斷走低，資本利潤不斷降低，進而引發歐洲經濟危機。危機后果的社會表現就是失業、工人罷工。歐洲走出危機靠三條路徑：首先是貿易保護主義，在商品貿易上，大蕭條結束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擴張周期，保護性關稅由19實際70年代晚期的德國和意大利首開其端，自此永遠成為國際經濟的一部分。其次，是對外殖民。1883-1914年間，英國的領土增加了400萬平方英里，法國的領土增加了350萬平方英里，德國取得了100多萬平方英里，比利時和意大利各取得了將近100萬平英里，日本從中國、俄國和朝鮮取得10多萬平方英里。占領殖民地的經濟動機漸漸與達成這個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動無法分開，通過殖民地、殖民化、地方化來擴張市場的范圍。最后，是內部民主化，提高勞工福利與待遇、擴大內需。
這次的金融危機中，中國面臨的外需不暢問題實際上表明，中國這個巨大體量的新興經濟體已經使得傳統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再一次迎來了市場飽和的危機。當下中國與19世紀末歐洲的比較，人均GDP與19世紀末歐洲的人均GDP處于一個量級，外貿進出口與當年的英國相似（當年是第一，現在中國也是第一），制造業的比例，在面臨市場范圍限制上，中國與當時整個歐洲相類似。但是在國別上，英國是霸主，中國反而與當時的美國相似，正在威脅美國的霸主地位。
4. 體制弊病論：華爾街金融集團轉嫁危機
也有人認為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有著明顯的體制原因。例如，人大重陽經濟研究院的趙亞贇研究員認為，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固然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經濟政治體制弊病造成的。由于美國的選舉體制，華爾街金融集團憑借無出其右的財力，操縱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幫助符合自己利益的人勝選，還趁機創造了一個華爾街-華盛頓旋轉門，直接派人出任政府高官，退職的高官也去華爾街各大銀行擔任管理層，將華爾街和美國國會和政府緊緊捆綁在一起。金融危機的爆發，很重要的原因是華爾街通過這些活動，成功地讓美國政府和國會放松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放松銀根，最終產生巨大的市場泡沫。等出現危機后，又逼迫政府巨資救助，還趁機通過做空來發國難財產。
具體表現在：首先，金融集團控制美國政府監管部門，如美國的財長和美聯儲的主席都是華爾街金融集團出身的人士擔任。其次，投資基金背后是商界、政界、媒體和學界的四大力量的聯合，利用信息不對稱來迷惑投資者，逃脫監管，攫取巨額利潤。再次，利用新技術來操縱世界金融市場。利用計算機設計復雜的衍生品和關聯交易，利用互聯網技術使得巨額資金可以通過互聯網瞬間就調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市場、任何一個機構去。通過Facebook、Twitter這些網絡社交工具可以散布信息、煽動投機情緒。最后，利用意識形態霸權來實現危機轉嫁。依靠學者制造的概念如“綠色經濟”、“頁巖氣革命”來影響市場投機取向，利用債務評級模式來輸送危機，如標準普爾等下調歐洲債務評級。因此，金融危機的擴大更多的是美國金融集團在向他國輸送危機，進行金融掠奪。
?二、主要經濟體（美日歐）反危機政策的得失評估
1. 美日歐三者應對危機采取不同策略，收獲不同后果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分析了美日歐三者應對危機的舉措及其效果：
美國財政政策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引進金融機構，包括給金融機構注資、幫助金融機構剝離不良資產；其二，大規模減稅，主要是針對居民的減稅，與中國4萬億的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三，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持一些新興行業。在貨幣政策方面，第一步是先降息，降息沒有空間之后開始推出量化寬松政策（QE），迄今為止美國進行了三輪半的QE。
歐洲的反應要顯著的滯后于美國，一開始也是降息，降息之后在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措施：第一是SMP，歐洲央行從市場上間接購買各種金融資產。第二是LTRO，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各個歐洲成員國的商業銀行提供貸款，讓這些銀行去購買本國的國債。第三種是AMT，類似于美國的QE，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具體實施。歐洲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危機國為了獲得外部的貸款，不得不紛紛實行財政緊縮政策，財政緊縮就中長期來看是比較好的政策，但在短期內會進一步弱化經濟增長，現在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就面臨相應問題。
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不是直接遭遇了危機，而是長期就沒有從危機中復蘇過來。日本一直在做間接性的財政刺激，但是間接性財政政策不但沒有使經濟脫離下落的泥潭，反而造成債務居高不下。去年安倍上臺之后，開始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希望在兩年之內把貨幣發行量翻一番，把通脹率從零左右提高到2%，最后是想推行結構性改革，例如今年日本參議院選舉之后日本政府推出消費稅減稅的政策，但是結構性改革涉及到移民、財富分配等政治性內容，困難重重，很難得以實現。
從效果來看：美日歐三國都在復蘇，但是美國表現最好。美國擺脫金融危機前景看好的原因有三：首先，美國的杠桿率自2010年開始就有明顯下降，而歐元區、日本和中國杠桿率都在上升過程中。而去杠桿化是經濟復蘇的一個必要條件；其次，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全面復蘇，無論是開工量、價值、投資量、成交量都有比較顯著的反彈；最后，美國國內出現了頁巖氣革命，五年之后美國可能會成為一個能源國家。這一趨勢不但對美國的宏觀經濟會有較大影響，對全球宏觀經濟，包括全球的地緣戰略格局都會有很大的沖擊。
2. 從美日歐三者應對危機的效果看應對危機所需注意的要點
張明主任指出，從美日歐三者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和力度導致的不同后果可以總結出三條基本經驗：
首先，爆發危機之后政策反映速度和政策執行力度的不同是這些經濟體目前復蘇程度不一的重要原因。美國應對危機的反應速度非常快，而且政策力度大，因此美國經濟復蘇較為迅速。
其次，這次危機深化了我們對杠桿率的認識水平：首先，過去只重視政府杠桿率和政府負債率，這次危機表明，私人部門負債率會伴隨著資產價格的上升，形成資產價格泡沫，而一旦資產價格破滅，危機爆發，政府就必須救市，由此私人部門的負債很容易轉化為公共部門的負債，就此而言，債務是可以轉化的，私人杠桿率可以轉化為公共杠桿率。其次，過去一般認為外債比較危險，內債沒有危險，這次危機展示了，即使外債處于安全范圍，但如果國內債務高也會引發經濟問題。例如，美國的外債較少，危機爆發之后美國政府救市，私人部門的外債變成政府外債，美國的國債有1/3是外國投資者持有，導致國內債務演變為國外的債務。所以，杠桿率要全面考慮，屬于內債還是外債不重要，控制總的債務負擔很重要，屬于私人還是公共部門的債務不重要，控制總的債務率很重要。
最后，危機之后是否能利用危機來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決定著各國能不能真正走出危機。從這一點來看，美國做的比較好，美國和歐洲相繼發生危機之后，美國的真實勞動力成本有比較顯著的下降，對比危機前后，美國平均用工成本大概下降了超過1萬美元，但是歐洲的勞動力成本基本上沒有下降。
3. 金融危機的后半程：美國經濟復蘇之日，就是一些國家倒下之時。
張明主任認為：美國的危機已經過去，歐洲還處在危機之中，日本很難克服危機，而新興市場國家可能遇到危機。這次危機的源頭在美國，但是美國的危機已經過去了。歐洲與美國相比不是一個統一的財政聯盟，現在國別的利益主宰了歐債危機的演進，所以歐債危機會曠日持久，短期不會結束。日本過去20年已經連續經歷了兩個衰退期了，安倍的政策雖然短期內有一定效果，但很難持續。從日本的國內來看，無論是放松移民限制，還是顯著的增加稅收都很困難，所以日本的經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總的來說，盡管本次危機的源頭在發達國家，但危機很有可能會終結在新興市場國家，比較危險的有三個國家：南非、巴西和印尼，因為它們都面臨雙逆差問題，其經濟增長較為乏力，而且外匯儲備規模較小。真正的危險期在2014年、2015年美聯儲加息時。此時，大量資本會從這些新興市場抽出轉回美國，從而導致這些國家陷入危機。五年之內會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爆發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類似的危機，由此而言，這次的金融危機會持續大概十年，前五年是在發達國家，后五年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目前來看印尼、巴西和南非最危險，中間風險的國家包括印度、菲律賓、泰國，比較安全的是新加坡、中國、馬來西亞這些經濟體。真正的危險期在一年半以后。
三、金融危機中的新變量：服務貿易全球化的興起
金融危機使得發達國家消費、中國生產、拉美非洲國家提供資源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世界經濟需要新的再平衡。
社科院經濟學所副所長張平認為：
首先，金融危機改變了舊有全球分工格局。過去是歐美為需求、消費國家，中國或者說東亞國家是制造業國家，拉美、非洲是資源提供國，現在，這種舊的分工格局已經趨于解體。具體表現為：從財富的增長來看，新興市場國家和現在的OECD國家基本上并駕齊驅，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GDP和消費比重并駕齊驅，發達國家消費、中國生產、拉美非洲國家提供資源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世界經濟需要新的再平衡。各國的經濟結構都需要進行自我調整，自我調整關鍵在于進行服務業和技術創新，進出口也需要平衡，但這次的再平衡過程可能曠日持久，因為有中國這個巨大體量的經濟體的影響，傳統的再平衡經驗（解決危機的辦法）已經解決不了今天的問題。
其次，金融危機的深化表明了舊有的世界金融結構滯后于世界產業格局的變化過程。現在，發達國家的金融仍然占據全球的統治地位，而新興市場的金融與它的產出實力并不匹配，這就形成了再調整過程中的摩擦，這也是中國和西方各國不斷發生經濟沖突的重要原因。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產出國，但金融地位卻等于零，國際清算表里看到的是人民幣在全世界的結算地位在下降，不是在提高。
金融危機改變了實體產業與服務業之間的傳統關系。過去，服務業需要以實體產業為基礎，現在則出現了新的趨勢：服務貿易的全球化。
張平副所長指出：過去，我們認為全球化是貨物貿易不斷擴展的過程，金融危機改變了這種趨勢，或者說，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了全球化的復雜面相。
金融危機五年來，“全球性反危機協調”并不成功，無法組織一場世界各國聯合應對危機的運動。相反，各種區域性保護不斷興起，比如說TPP，TIPP，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區域經濟貿易區，中國和歐洲、美國的談判等等。
金融危機改變了實體產業與服務業之間的傳統關系。過去，服務業需要以實體產業為基礎，現在則出現了新的趨勢：服務貿易的全球化。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后，互聯網的革命并未停止，而現在進入了全球互聯網的新架構期，這個架構期的核心是現在全球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它是以美國為主導的服務貿易的全球化。過去，人們認為服務業很難全球化，因為服務項目、人員受到地域限制，很難實現全球流動。現在，依托互聯網可以實現服務與人身的分離，服務貿易的范圍急速擴大。實體經濟在經濟格局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務貿易的比重從過去的20%提升到50%。服務貿易是一個綜合性的貿易體系，包括互聯網、媒體、醫療、金融體系、知識產權、軟件服務等等，例如以谷歌為代表的服務貿易機構在全球的擴展，這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總的來說，美國的“再工業化”并不是其政策核心，其核心是服務貿易的全球化。服務業需要的是全球規則的一致化，它帶來對各國知識產權體系、技術標準體系甚至是意識形態體系的一致化要求，如好萊塢電影的影響，這對中國是巨大的挑戰，因為它涉及到意識形態霸權。傳統中不問意識形態、悶聲發大財的貨物貿易時代的規則可能失去效用。
未來的經濟競爭，不僅僅是生產能力的競爭，也是概念創新能力甚至是意識形態的競爭。例如，歐盟一直想主導所謂全球的低碳經濟，它在“綠色生活”這個概念下面隱藏了大量的實質性主張——要更改汽車生產的標準，要決定建筑物的建設標準（控制樓熱當量），現在美國也開始爭奪綠色主導權，在這個背景下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的產業結構調整，包括互聯網、頁巖氣、天然氣，這套主張直指能源獨立。現在，大規模制造在歐美已經過時，相反可以根據客戶的個性化需求進行高成本的制造，這在根本上改變了工業化以來大規模的工業制造模式。
四．金融危機加劇了世界政治局勢的不確定性
- 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實力
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中國周邊與全球戰略研究室主任周方銀認為：
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實力。金融危機也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對自己的信心和外部世界對美國的信心。這會進一步影響世界局勢的發展。而各國對未來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的長期預測將影響各國的外交戰略，最終反過來影響中美兩國的戰略布局和實力對比。
由于中美的實力差距在不斷的縮小，美國可能有三個戰略選擇：
第一是加大對中國的壓力，以保持自身的國際地位和世界影響力。
第二是下定決心和中國實現戰略和解，美國做出一定的讓步，包括讓出亞洲地區。
第三是觀望政策，采取一些應對性的行動，但不采取決定性的行動。
中國的崛起是孤立的崛起，很難和別的國家聯合起來應對美國的壓力，未來五年中國的外交困難會加大，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的接近，我們要有承受壓力的心理準備。
在當前情況下中國需要適度收斂的外交態度。我們的領導人反復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它有現實的作用，實際上是表達一個愿望，穩定中美關系。但是新型大國關系不在于中國怎么想，而在于美國接不接受，實際上，美國是不會接受的。美國如果接受這個定義：第一給了中國維穩的空間，有利于中國的發展。第二給了中國一個地位、一個名分，就相當于給中國一個人大委員長，或者是政協主席的名義，給了這個名義中國就可以擴大影響、向周圍國家發號施令，這是美國不愿意給中國的東西。第三是給了中國一個隱性的承諾，如果在正式的文件里面承認這種定義，就意味著美國不會使用極端的手段來應對中國，而保持極端手段使用權的不確定性很重要，可以直接提高在談判桌上的要價能力。第四會導致中國對周圍國家的領導能力得到坐實。
總體來說，和美國之間應保持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關系，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刺激美國。而在應對周邊國家時，必須注意不能因為不理智的外交舉動把一些國家推到我們的對立面。
- 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正在走向崩潰，未來的世界局勢可能走向地區性的聯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王湘穗教授認為，根據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的觀點，從1500年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經歷過多次變遷，現在，已經到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走完自己的生命周期的時候。美國體系有很多次的更新，到今年已經80歲了，美國已經進入一個比較長的金融的秋天，但是金融秋天不是冬天，離冬天還很長。
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變量在影響全球經濟，也在影響危機的未來發展。現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從關貿總協定到TPP，出現了一種保護主義回潮的傾向，總的趨勢不是全球化的深化，而是全球化的收縮，現在是收縮到區域，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可能會解體、解構，最后重回國別經濟、國別貿易。美元為主導的貨幣體系也在瓦解，重回國家貨幣，甚至是實物貨幣的情況也并非不可能出現。
而到金融危機下半場的時候，有可能在新的產業革命的基礎上（比如以互聯網為支撐的服務貿易體系更新），使得世界經濟進入下一個周期。
現在，中國要做的，第一發展實業，或者是維持實業，制造業是否有較大利潤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必須維持能養活13億人的實業。第二是公平優先，危機必然呼吁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必須推行以公正優先為主導的社會政策，減少貧富差距，避免社會分裂。第三是要積極推進變革、改革。對于目前正在發生的新技術革命或服務貿易革命，中國不能落后，而是要跟上步伐。第四是要加強文化建設，不能喪失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任由別人忽悠，失去方向感。
五．金融危機引發了社會革命與民主危機
- 金融危機之后，政黨政治走向衰敗，新媒體引發了革命模式向法國大革命式的民眾自發運動的回歸，強烈沖擊著既有的政治治理模式。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吳強老師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種騷亂形態的革命，在190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的世界革命的發展是以政黨為組織形態來發動革命。這次的“阿拉伯之春”，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在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和南歐、西歐的金融危機是直接關系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的組織者受到了埃及革命的啟發，鼓動了反對金融寡頭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然后把這種運動形式輸出到全世界。目前的革命形態不再是依賴一個政黨來組織革命，而是依賴新媒體來發動革命。
如果說18世紀末、19世紀初，革命以法國大革命式的騷亂為表現形態，20世紀以政黨的有組織武裝政變為形態，這次金融危機則是以新社會運動為形態。可以發現，從無組織的騷亂到有組織的政黨革命，再到新社會運動的革命，革命的形式、形態、組織、傳播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新媒體條件下存在快速共識形成的機制，快速共識形成機制是一種以Twitter、微博為代表的一種即時性交流和網絡化的聚合效應。其核心是一個稀疏的隱秘性的網絡。稀疏隱秘性的網絡是指有極少的面對面的交流和大規模的網上傳播的結合。它意味著可以把異質化的觀點在很短時間內進行均質化，并進行大規模的傳播，這是政治上的一個極化現象。極化現象和共識的形成是同步進行的，不是產生一個中庸的共識，而是產生一個極化的共識。稀疏隱秘性的網絡傳播的介質在新媒體上是靠著少數的活躍用戶，恰恰是不為人知的少數的活躍用戶，他們在連接很多的網絡，包括一些大V的網絡，然后把他們的觀點影響傳播到不同的網絡，在社會網絡分析上稱之為小世界的網絡。恰恰是因為新媒體網絡具有小世界網絡的效應，所以才可以讓一些隱匿型的、隱蔽的一種網絡發揮作用。在埃及革命當中可以發現，這種隱秘性的網絡的作用：少數群主之間私下交流，他們又有自己不同的線上人員網絡，他們之間互動，再借由各自的信息網絡擴展出去，就能夠影響許多大規模的公眾行動。有人做過實驗，大約有100個小型網絡，每個網絡的規模大概是10-100人之間，這樣一種小規模的網絡發出信息，再通過相互轉發和傳播，最終可以引發大規模的雪崩效應，也就是革命。這種革命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義上的階級革命，而是大規模的街頭聚集、街頭行動。在金融危機背景之下，在新媒體背景之下大規模的街頭聚集就具有革命的效應，比如說讓穆巴拉克政府下臺，盡管政權本質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這種顛覆性效果卻是非常巨大的。
新的革命是一種無領導人的運動，不需要運動的領袖，是一種無面的戰術、無領導的運動形態。它的傳播從機制上來說，跟傳染病、病毒的傳播是相似的。傳播的最大化發生在地方互動充分一致，也就是我們說共識化的地方，共識化充分一致，且網絡幽靈的增長處于低增長的時候信息靠朋友的網絡進行傳播就能夠得到最大化。埃及革命、突尼斯革命都是這樣，比如中國過去并不成功的一些嘗試的行動也能夠證實這一點，最低數量的面對面的交流和最大效果的擴散，這兩者是相互依賴的，而這種網絡形態從維穩的角度來講它是不可偵測的。
另外一方面，這樣一種新媒體政治能夠改變社會運動，最后實際上是改變了騷亂和新社會運動與革命的區隔。革命可能以騷亂的形式發生，也可能是以新社會運動的形式發生，革命、騷亂和新社會運動，現在它們的界限第一次被抹平了，沒有區別，不再需要傳統的革命型政黨，革命主要以新社會運動的方式存在，甚至大規模的騷亂就可能變成革命，這就仿佛回到了1789年。
美國既是金融危機的中心同樣也是新媒體運動的中心：首先，美國的國內心懷不滿的中產階層能夠吸收埃及的經驗、吸收希臘、西班牙的經驗，組織抗議運動，最后演變成擴散到全球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其次，美國的政黨在利用新媒體形態實現自我改變。民主黨自08年以來的兩次選舉一次比一次主動吸收了新媒體對政治的影響，把原來的政黨改造成一個新媒體政治下的政黨。在2012年的選舉當中民主黨的競選策略大量的運用新媒體。另外一方面，民主黨在競選的背景下建立了一個新媒體的社交網絡。整個競選班子基于社交網絡在進行組織，并且通過社交網絡，找到了大量的選舉志愿服務者，也收獲了更多的年輕選民。
新媒體情況下，如果政黨不進行積極的轉變會面對大量的非選舉行動的挑戰，在俄羅斯的事例已經表明，威權政治的背景下都能發生來自新媒體的挑戰，很多其他的國家也出現這類似情況。
在新媒體和在金融危機雙重背景下，通過網絡的互動使得小規模的動員形成一種雪崩的效益，帶來了目前我們常常看到的各種騷亂和運動。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出現了政治的巨幅漲落——政權更迭十分迅猛，令人防不勝防。這是金融危機的海嘯。未來可以看到金融危機持續期內失敗的國家會繼續增加。對民主國家而言，政黨也在面臨挑戰，這迫使政黨政治發生社會化轉變，而且面臨全球社會運動的壓力和挑戰。
- 金融危機之后，各種民主模式都面臨挑戰，民主制面臨普遍危機。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指出，現在整個世界處于大蛻變的時期，原來既有的各種政治話語都遭遇到困境、遭遇到瓶頸。過去幾十年中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民主話語，第一種是自由民主，第二種是歐洲的社會民主，第三種是伊斯蘭民主，最后一個就是現在中國所講的社會主義民主。9·11以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自由民主、社會民主、伊斯蘭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都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首先講自由民主面臨的挑戰。
美國的政體其實從9·11以來逐步演變為反恐政體。美國國家的監控能力大大增強。最近的斯諾登事件說明美國的政治監控體系無處不在。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超越了法制框架內所允許的范圍。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國的政黨發生很大的變化，把群眾運動吸納進去，超越了原來自由主義民主的代表制，直接面對群眾。另一方面，由于極端主義更加盛行，導致國家為了面對極端主義的東西，不得不加強社會戰爭。社會戰爭與之前戰爭的不同之處在于：以前在戰爭中敵和友相對區分的比較清楚，即便在游擊戰里面，在空間上也沒像今天網絡上變得難以控制。由于經濟基礎和國際環境變化太大，整個世界秩序發生很大的改變，美國的去工業化影響到稅基，稅基削弱導致了財政能力下降，如果再工業化又籌不到充足資金去拉動投資。這就成為惡性循環。在世界大局勢變化的情況下美國政界開始出現希望一個黨既掌握立法，又掌握行政權的主張，這樣應對危機就可以雷厲風行，這是一種集權化的趨勢。同時，現在的美國，所有的政策討論很難引起公眾的共鳴，因為蛋糕做不大，如果蛋糕做不大，下層提出要獲得財政支持和獲取更大的權力時，上層的精英就絕不會妥協，因此社會存在分裂危險。
接下來是歐洲。如果按照林肯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民治這方面歐盟是有所表現的，因為選舉了代表；歐盟是為大多數成員謀福利的，民享也可以體現出來；但是，歐盟始終面臨著一個質疑，就是不存在所謂歐洲的人民，因為歐洲人民這個政治實體還沒有建構出來。因為歐洲人民沒有建構起來，所以歐洲憲法是成問題的。歐洲的社會民主是在自由民主基礎上搞的，主要是依托國家強大的分配能力，現在問題是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社會民主也面臨做不大蛋糕的問題，做不大蛋糕意味著下面的稅收就少了，社會民主的基礎也就受到了嚴重削弱。
第三是伊斯蘭民主，伊斯蘭民主到現在為止，民主程序和伊斯蘭教義結合的最好的就是伊朗，但是伊朗在國際上得不到普遍承認，處于西方圍剿當中。之外我們看到土耳其現在在搖擺當中，軍隊力量和伊斯蘭的力量到底怎么平衡，現在看來還不是很明朗。在埃及，它的宗教勢力和世俗勢力代表軍隊之間的對抗已經爆發。因此，伊斯蘭民主從本身來講，首先是受制于宗教因素難以普遍化，其次，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構成了對它的削弱和挑戰。
最后，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現在講社會主義民主在很大程度是一個修辭性的表述，而在歷史上講社會主義民主是有實質內容的，毛澤東時代是講超越代表制的，要超越現在的自由主義里面的代表制，直接讓干部面對群眾，開門整黨、走群眾路線。在意識形態方面，6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是把民主的旗號扛在自己肩上的，資本主義是自由，社會主義是民主。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現在社會主義民主的話語確實變成一套儀式性的東西，尤其是這十年以來在中國形成了維穩政體。歐美遇到的危機使得中國暫時有了喘息機會，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政治沒有問題，“中國道路”這些提法太過淺薄。
- 金融危機表明了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中國應該正視困難，但也應該保有基本的自信。
華東理工大學的曹錦清教授認為，今后二三十年對中國非常關鍵，關鍵是要保持穩定和發展，所謂穩定和發展，是指比較充分的就業和比較穩定的政體。這些年走遍全國各地，發現農村的普通老百姓對中國的滿意度在各個階層中是最高的，但是他們的聲音在媒體里面完全聽不到，而對目前的狀況最不滿意的是處境比較好的群體，比如知識分子、有產階級、甚至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聲音非常整齊，利用各種事件攻擊政權，這種做法的破壞性極大，也不排除能引發顛覆性動亂，但是，他們沒有政治能力、沒有執政技藝，無法維持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
如果站在中國文明復興的角度，考慮問題就不能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話語體系為指導，而是要以中國為中心，并建立以中國為方法同時來考察整個西方近代的敘事。這些年，中國的高校出了問題，研究的方法和內容沒有現實感也沒有歷史感。尤其是經濟學、法學這些重要學科，培養的都是體制內的反體制者，只有口號，沒有深入思考，不斷掀起意識形態混亂，無法真正的直面問題。
?六．金融危機：中國的機遇和挑戰
1. 機遇大于挑戰論
（1）金融危機五年來，世界產業重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更加明顯。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賈晉京研究員指出，以海關編碼作為調查依據，2011年全世界工業品占據第一名產品的種類中國有1431種，第二名德國有777種，第三名美國有589種。只有中國是上升的，其他國家全是下降的。這些國家的工業產品的產量基本上被中國搶走了。全世界的制造業不但轉向中國，中國也存在從沿海在向內地轉移的過程。一些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和企業的關門是因為產業中心在向內地轉移。如2012年的出口，重慶出口同比增長是94.5%，安徽是56.6%，這都表明產業的重心往中西部轉移。世界產業重心已經表現出在往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轉移的趨勢。這是世界格局的一個轉變大勢。
西方“再工業化”是畫餅充饑，工業轉移過程有復雜的結構，現在工業轉移到中國的很重要的原因，一開始確實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但勞動力成本低并非充分必要條件，更關鍵的原因在于：中國有非常好的勞動力基礎教育——中小學數理化教育，還有中國的勞動組織性很強，產業配套性很容易跟上，這就導致中國具有獨特的工業活性。為什么西方不可能再工業化？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再工業化”的三個基礎技術條件是：3D打印；頁巖氣；工業自動化。但是這三個基礎是完全不成立的。首先，3D打印無法大規模推廣。3D打印跟打印機原理差不多，依靠雙激光接頭把熱材料堆迭成型，但只能堆疊單一種類的材料，如果是一個復合材料，比如說電線，電線里面是銅，外面是絕緣材料，就無法同時制造，所以3D打印在做設計環節的時候作為一個復雜結構的建模是可以的，但是它很脆弱，并且效率很低，無法成為再工業化的基礎技術。其次，頁巖氣革命只是一個巨大的泡沫。頁巖氣在過去是非常貧的氣田，是要把頁巖打碎把里面的天然氣抽出來。天然氣的價格是每百萬英熱單位3.68美元，但頁巖氣的成本是每百萬英熱單位7美元，這是嚴重虧損的。而且頁巖氣開發積壓了大量的前期投資收不回來，需要大量的投資來平衡前期的虧損，需要開辟新的頁巖氣市場，因此美國拼命鼓動宣傳，希望中國參與到頁巖氣開發中來，因為需要擴大這個市場，否則這個泡沫是維持不下去的。頁巖氣單井產量跟普通的常規天然氣井是不一樣的，常規天然氣井開始開發以后產量會上升，上升到一個穩定狀態過一段時間就下降，但是頁巖氣的單井產量一開始是最高，然后迅速下降，因此不具持續性。最后，工業自動化的成本極其高昂，不具比較優勢。自動化是人對機器的操作，需要大量的工程師作為支撐。大規模的工業自動化需要大量的投資，而這個成本非常高，涉及到每轉換一種生產過程，會增加整個社會的負債，美國支撐不了這么多負債，或者不增加負債，但是售出的產品一開始就必然比較貴，喪失了價格競爭力。
因此，金融危機五年來的世界經濟局勢，表明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缺乏持續增長的基礎。對中國而言，金融危機更多體現的是中國在世界產業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國家仍然可以通過不公平的國際金融格局和產業標準體系來擠占中國的利潤。因此，中國未來需要在人民幣國際化和品牌建設方面加強布局和努力。
（2）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更加迅猛。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鄢一龍博士指出，金融危機五年來，美國的相對衰弱和中國的相對崛起的速度遠超想象。
把2012年的經濟按照2007年不變價格進行計算，中國2012年的GDP總量相當于2007年的1.55倍，歐盟是1.15倍，美國是1.029倍，日本是收縮到0.988倍。
用匯率算，美國2007年的GDP是中國的4.0倍，到2012年已經縮小到1.9倍。從購買力平價看，從1.9倍縮小到1.27倍，預計大概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會超過美國，2030年大概會達到美國的2.0-2.3倍。在2040年中國的GDP總量可能會占到世界的40%，相當于印度、美國、日本的總和。金融危機恰恰是一個拐點，它加速了中國崛起的過程。
從出口額來看，歐盟這五年間萎縮了5.07%，美國萎縮了0.79%，日本萎縮了0.13%，中國則每年上升了3.28%，所以中國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從世界500強的情況看，2008年美國有153家，中國大陸只有34家，而前幾天發布的數據表明，美國現在有132家，中國大陸和香港加起來有89家，已經相當接近，這個數據體現了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從進口來看，歐盟也萎縮了0.35%，美國萎縮了1.04%，中國增長了3.7%，預計中國很快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國。
從綜合國力來看，中國追趕美國速度驚人的快，2010年美國的綜合國力是中國的1.22倍，預計現在的中國綜合國力在硬實力方面已經和美國旗鼓相當。所以從金融危機發生后的這些數據可以看到，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國加速崛起，美國加速衰落。
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實際上，08年反危機的4萬億投資帶動了50萬億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乘數效益是1：10。現在對國家“十二五”規劃的中期評估里，可以發現，“十二五規劃”總體完成非常良好，完成不好的部分是資源環境的目標，包括單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標沒有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沒有實現，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目標沒有實現，還有服務業比重的目標。但是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加速了中國的經濟轉型，首先從決策角度來看，當時中國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中央政府就派人到美國進行調研，當時就做出了一個判斷：金融危機表面是對我們經濟增長的沖擊，實際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正因為有這樣的判斷，國家“十二五”規劃就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這個轉變對于中國經濟向好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這幾年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好轉的跡象，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現在已經開始全面縮小：2004年以來人均GDP的地區省際的差距已經縮小到0.46，這個數據已經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90年初還是0.9多。城鄉收入差距從2010年就開始縮小，從3.23倍縮小到3.10倍。而恰恰是在2008年的時候，基尼系數達到最高點，是0.49，最近幾年都是下降了，已經下降到0.474，雖然還是很高，但是已經出現了好轉的跡象。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提出了擴大內需，特別是提高消費需求的目標，現在已經出現了好轉的現象，消費從2010年34.9%提高到現在的35.9%，而且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首次超過了投資，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在發生變化，可能會比較慢，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從長期來看已經發生了轉變，從全國來看整個空氣質量和水環境是區域改善，還有生態惡化的趨勢得到遏制。
假如中國能夠實現經濟轉型升級，中國完全有可能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改革開放之初，趙紫陽在探索中國發展之路時面對一個問題：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比重很高，人民實惠得的很少，所以必須追求一個經濟效益比較好、人們得到實惠比較多的發展方式。那一次戰略轉型使得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比較良性的變化，就是農民的收入迅速增長，這是一次比較大的升級。第二次升級是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新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兩個轉變又使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次比較好的發展。大體上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大概十幾二十年要經歷一次升級，到現在需要一個新的升級。
把中國的經濟納入到正常軌道就意味著打造經濟轉型升級版的成功。現在所需要做的，首先，是中央已經提出要走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第二是要培育新的若干經濟區域，不是僅靠沿海三大支柱，而在中西部培育更大的經濟區。第三是要把服務業作為一個新的增長點。第四是進一步打造改革升級版。第五是打造開放的升級版。通過幾大支柱把中國的經濟推到一個新的層面。
2. 挑戰大于機遇論
（1）金融危機激化了中國經濟的舊有矛盾，使得傳統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社科院經濟學所副所長張平認為，中國在推行反危機措施以后，金融不確定性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摩擦越來越大。2008年中國的反危機政策導致了金融機構和所有的投資主體一致進行了長期的投資，大量把錢埋在地上，投在高鐵、基建和房地產等項目中，今年的錢荒已經證明，要是外資流入、外匯占款一下降，人民銀行如果救助不及時的話金融危機就會出現。中國現在的反危機導致了金融領域累積了大量的不確定性。
中國維持了30年高增長的地方分權競爭的發展模式，現在遇到了嚴重挑戰。中央要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能過剩的產業，但是地方卻在變相鼓勵相關行業。比如說鋼鐵過剩，河北最近又增加了一千萬噸的高爐，新疆又上了中國最過剩的電解鋁廠，地方政府在發展時有一句名言叫“走別人走的路，讓別人去死”，所以這種結構很難調整。中國的產業轉移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一帆風順，大約有80%所謂向中西部轉移的資本其實是投在圈地和建廠房上，設備投資非常少。這些產業調整的不確定性是大量由政府造成，如果政府能夠比較有戰略眼光進行再調整，消除不確定性以后，中國的發展和國際產業轉型的大趨勢就是相匹配的，中國也會有非常好的未來。因此，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消除不確定性和轉變原來地方競爭式的增長方式，形成新的競爭性的架構，并與國際逐步接軌，變成一個有序競爭、相互協調的一種體制。
（2）金融危機將在新興經濟體擴大化，真正的危險期在2015年前后。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認為，中國目前總的杠桿率還是可控，就是總的負債率占GDP比重是200%，這在世界各國排名屬于中游。但是中國企業部門負債太高，中國的企業負債率占GDP的比重100-150%，我們知道企業的高債務相對應的是產能過剩。當外需非常強勁的時候這也不是問題，可以通過出口消化。當外需持續疲軟的時候危機就會爆發，所以未來幾年內中國企業部門會有一個非常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金融風險會不斷的涌現出來，譬如說銀行貸款的真實不良率會有顯著上升，老百姓對國內金融系統的信心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降，經濟的增速可能會下降，中國未來幾年的風險會涌現。
如果沒有大量的政策變動，爆發大規模危機可能性是比較小的。現在危險的是央行的激進政策，據說央行近期要推出一個時間表，要加快資本賬戶開放，這個時間表有兩個關鍵時點：一個是2015年要實現資本賬戶的基本開放，到2020年要實現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這個時間表非常危險，2015年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間點。在這個時間點，首先是國內去杠桿化導致金融危機風險上升，居民對本國金融體系的信心下降。其次是美國開始加息，外部對資金的流動的需求性在增強，如果在2015年放開資本賬戶，特別是放開居民對外投資。現在中國的M2與GDP的比例是190%；中國現在居民儲蓄規模是50萬億，和GDP一樣，假定資本賬戶一放開，國內的資金會釋放到國外，這是一個很不利的影響，可能會出現中國的3萬億的外匯儲備縮水2/3的情況，并導致更多的資本外流。
（3）本次金融危機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中國無法像英美那樣去支配一個世界體系。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認為，現在，已經沒有一個國家能在21世紀像過去美國、英國那樣去統治世界，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今天主導發達國家的是第三產業，這三個產業的劃分，也就是它在升級，第一產業是種養有形產品，第二產業是制造有形產品，第三產業是不一樣的，是制造無形產品的產業，或者是知識經濟時代，后工業時代出現根本不同的形態叫做第三產業時代的政治，左右意識形態開始崩潰，所有制開始松動崩潰，政黨政治與傳統的某一種階級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也衰落了。但是毫無疑問今天的世界意味著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互聯網服務，比過去在制造業時代要多得多的相互依存。
在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里。敵友關系難以劃分，因此，不可能有大戰略，今天的對外政策的特點就是跟著事件走，突發一個事件對外政策突然往這邊走，就跟著事件轉。
今天，中國所要擔憂的，是要警惕在世界形勢出現新的變化時，服務業革命興起時再次被別人甩在后面的危險，我們不能忽略這些新的特點，必須趕上時代潮流。
附 ：與會學者名單?（按姓氏拼音排名）
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賈晉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盧周來???????????????????????????????????????國防大學經濟學教授
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任啟明?????????????????????????????????北京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博士
吳??強?????????????????????????????????????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張??明???????????????????????????社科院世經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
張??捷???????????????????????????????????????《環球財經》副總編
張??平?????????????????????????????????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所副所長
趙亞赟???????????????????????????????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
周方銀?????????????社科院亞太研究院中國周邊與全球戰略研究室主任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鄢一龍???????????????????????????????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
]]>會議地點：華彬費爾蒙酒店
會議主題：城市文化：城鎮化的靈魂
《文化縱橫》雜志社、《城市發展研究》雜志社 主辦???
楊平：今天這個會議是城鎮化進程中的城市文化問題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是由我們文化縱橫雜志社和城市發展研究雜志社共同舉辦的。我叫楊平，是文化縱橫的社長兼總編。歡迎各位參加我們今天以城市文化為主題的研討會。首先歡迎史善新副理事長致辭。
史善新：各位上午好，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產物，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需要探討。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作為以城市為研究對象、多學科交叉為特色的學術團體，其宗旨是為適應我國城鎮化和城市建設發展的需要，組織并推動對未來城市發展規律和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和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綜合性研究，繁榮和發展城市科學理論，促進城市科學的普及推廣，促進城市科學研究科技人才的成長提高，促進城市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第五次代表大會確立了社科行業綜合參與、上下聯動、中外交流、知行合一的工作方針，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就要把探索規律與解決問題緊密結合起來，致力于組織城市科學工作者，研究、探索、認識、揭示城市發展規律，從而遵循規律，把握規律，努力實現主觀能動與客觀規律的統一，著力解決城市中的發展難題，借鑒國際經驗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城市文化問題，也是我們城市發展中的熱點問題之一。所以今天，《文化縱橫》雜志社與我們《城市發展研究》雜志社共同舉辦城鎮文化研討會，應該說是非常及時的。這么多的專家學者來共同討論，我相信今天這個會一定會有聲有色，預祝會議圓滿成功。
楊平：我代表我們雜志社做一個致辭。我們文化縱橫雜志是在快速增長的經濟的時代，致力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價值的建設。目前，城鎮化作為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的動力，非常引人注目。但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的核心內容是什么？我認為目前并沒有形成比較深入的探討。回過頭來看一下我們當代城鎮化的進程，明顯感覺有一些問題，像去歷史、去文化，傳統遭到破壞，社區生活消失，有經濟產業無生活，空氣污染，交通擁擠。傳統的共同體逐漸瓦解，新興的共同體難以支撐，與此同時社會信任難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的支撐，社會缺乏共同的倫理。實際上我們的城市文化的缺失是價值缺失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所以關注城鎮化，更要關注城市文化與城市社會的變遷和進步。什么是城市文化，說到底就是城市的價值，他體現的應該是一個城市的價值和精神。這樣經濟才能長期發展，社會才能夠相安無事。就目前看，城市的發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規劃能力非常重要，商業的創新能力產業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須有社會力量的加入，沒有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的城市不是一個完成的構造，文化就缺乏創造力，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僅由行政命令規定。這種城市的精神也不能僅由商業表達，它必須有廣泛的社會的參與。回過頭來看，僅僅30年，中國迅速由一個農業社會演進為一個工業社會，但是一個成熟的工業社會的形態和文化形態并未確立，中國人正在尋找工業化時代適合自身生存的文化形態和價值形態，這種矛盾深刻地反應了我們所居住的城市的問題。與此同時，新文化革命悄然起來，信息化和全球化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工業文明要求與之適應的城市文化更是中國人不熟悉的。這是我們今天邀請大家來研討的目的，希望為城鎮化事業盡一份力。
任致遠：我對城市問題寫了三本書，第一本從歷史的觀點看，第二本解釋城市與城市科學，第三本感悟城市與城市文化。我就以這個說說關于城市的很多意義和應用，講這個我想從四個方面說一下。
第一個是城市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的文化，我們就生活在文化中間，社會上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政府法規、生活方式、思想追求、審美傾向等都是文化的范疇。不能否認文化，只是說文化出現了高潮和低潮，說明了文化的發展是跌宕起伏的過程。城市文化是什么？人類創造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文化，城市是文化的產物，文化又是城市發展的靈魂和營養，對于城市文化來講，一般有兩個方面的定義。一個是廣義，那就是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各個方面內容很多形形色色包羅萬象，跟城市文化有關的都可以叫做城市文化。但我的定義狹義一點——以城市為載體和表現形式，展示人與人為理想追求以及各種社會實踐活動的文化類型。它具有空間文化的特征，人們能夠感覺的到、影響比較深的文化形式，以具像體現抽象、以空間事實展示的文化方式。因為城市是人類生存空間環境的最高表現形式和思想的最終反映，城市文化的意義十分重大。城市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中心，城市文化具有社會文化的代表意義，振興中國文化首先應該振興城市文化，振興文化首先要振興城市。我對城市文化的具體理解有這么幾個方面：第一個，它是城市發展的傳承定義，文化是自然和歷史文化的遺產，表達了不可復制的客觀性，是一種無聲的語言表達；如果城市喪失了記憶，抹殺了自己的存在價值，也就沒有了文化；第二，它是城市發展的思想智慧，因為文化是一種智慧，是思想文化和文化思想的成果，是城市發展的成果；第三，它是城市發展的精神支柱，因為文化是一種力量，是城市發展的精神力量；第四，它是城市發展的個性戰線，因為文化是一種城市的表情和性格，表達自己的城市優勢特色，是吸引力、是凝聚力、是競爭力。
第二，城市文化的本質。我認為兩個字：追求，對理想的追求。有了追求，才有創造，才有契機，才有城市的不斷擴大。2010年上海世博會道出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追求。追求不是一種模式，一個形態，一個價值取向和審美觀點，而應該是因地制宜，因國而異。美好是共同追求，但是美好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城市發展方面應該發育出多樣化的城市文化。
第三，城市文化的意義。對城市而言，城市文化是城市發展的靈魂；對文化而言，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和文化成就；城市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中最積極輝煌、最具有創造力的文化的高級表達或說最高形式，它是社會文化的突出代表，具有至關重要的文化地位。未來的城市發展競爭可能不是經濟社會的競爭，更重要是文化的競爭和城市生態環境方面的競爭。
第四，城市文化的運用與展望。我們的城市文化的運用是坎坷的，但又貫穿著一條紅線，那就是中國城市的特色。中國城市文化的特征第一是天人合一，第二是怡情山水，第三是歷史文物的保護,第四是與時俱進，我們的城市文化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想這樣，概括來說，中國城市文化的發展，幾千年曾經的輝煌，近百年城市文化的發展，面臨了挑戰。我們現在再創輝煌，到2049年，建國百年之后，城市文化一定會大繁榮，徹底扭轉百城一面的局面。為了實現我國城市文化繁榮的中國夢，第一個城市文化的呼喚，就是城市要發展特色不能丟。我們要復興城市文化，不是復古也不是復活，而是體現中國特色。
第五，城市文化的保護，要保護城市文化的自然遺產和歷史遺產，要保護城市的個性特色。在保護的基礎上實現傳承，主要是維護利用和弘揚再加上創新，要創傳承之新，創時代之新，創時代文化之新，既要保護要利用也要弘揚。積極總結經驗，認真對待問題，科學發展建設，明天肯定是一派文化繁榮，謝謝大家。
楊平：任致遠會長從城市文化的本體論層面談了城市文化的本質意義，下面請中國建設報總編輯馮利芳發言。
馮利芳：今天是任震英的百年壽辰，為了紀念他我跟任致遠會長都寫了文章。他是一個傳奇人物，從解放的時候受彭大將軍的要求修大橋，從文革兩次被開除黨籍，到周總理關懷從牛棚出來。然后從參加第一個城市規劃，到參與全國30多個城市的咨詢審定，以前很多關鍵問題都是在他的堅持下做出來的。比如深圳機場，當年有人就是說太遠要放近一點，要放深圳大學那邊，國務院的領導同意了，就是他們幾個老專家堅持。他從關注城市到關注窯洞，受到農民的支持。他的一生可歌可泣，他的學術規劃和學術思想是最大財富，載入了中國城市文化史。1980年1月，他在國際馬尼拉會議上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發言，他在會上第一次了提出中國城市化問題。他的核心思想是，城市要發展核心不能丟，具體的這一些傳統中華民族文化特色，5000年文明史怎么把城市搞的有特色。他說，我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可以學學國外的優勢，但是不能盲目。
關于城市特色，這30年有發展、有經驗更有問題教訓。一、法律法規不斷完善，文物保護法修訂了，文化遺產的保護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很多地方沒有實踐，古城保護也沒有發展。一些有價值的建筑，因為還沒有帶上文物的帽子，遭遇破壞。保護舊城，另建新城，這是80年代初從蘇州開始的，為保護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新城建設現在風起云涌，千城一面。打的文化旗號搞的旅游開發項目令人擔憂，這些都跟城市文化有關，都跟我們文化自信不足有關。許多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在經濟發展起步時，急于改善生活條件往往不利于城市文化的發展。歷史文化遺產對于增強城市競爭力、發展旅游都有很大的作用。歷史文化遺產是一種不可再生的高級資源。二戰時，歐洲的城市被破壞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恢復原來風貌的道路，想不到70年后這變成了寶貴的遺產。
麗江古城保護也是，準備申請了文化遺產后遇到地震了，按原來的恢復，最后利用地震的因素，把一些違章建筑都拆了。但是現在麗江碰到問題了，過度開發，水的問題也很嚴重。
楊平：感謝馮利芳老師，做了非常豐富的準備。下面請李文堂做評論。
李文堂：任會長從哲人的高度對城市文化進行提煉和總結，充滿了歷史感。馮老師從一些比較具體的案例闡釋城市文化的核心和特色。這一點從我們為什么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這個角度來說。馮老師提到文化是城市的產物，城市文化應在今天的中國城市建設占有重要地位。文化不僅僅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符號化的表達。過去，我們的文化建設停留在符號化的表達層面上，過去，我們黨把城市簡單地看成物質生產的場所，這是我們文化認識不足的地方。我們知道，文化實際上受氣候和地理環境的影響，這些東西是構成文化獨特性的基礎。城市作為一種場所，它不僅有空間性又有時間性，這個時間性是人的時間，人生活在歷史性的存在當中。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這個場所是有人的活動的價值的。因為這個空間是一個意義空間。它的價值能上升到楊總講的人的存在方式。歷史性是有階段性的，所以地方性和獨特性會在以機器文明為代表的理性主義的整個城市化過程當中，產生出一種抽象的理性化。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過去沒有認識到，整個現代化問題的存在，是城市文化建設過去沒有納入歷史文化遺產這個角度，是因為我們對現代化的理解有問題。實際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有問題，馬克思主義對校正啟蒙的理性主義，以及和我們今天說的現實主義的城鎮化是有警覺的。現代的城市化是一種資產增長機器來定義，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
黨在接管這個城市后，把城市看成是一個生產場所，這樣一個理念實際上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存在著很多偏差。對西方現代性已經有很多討論，讓城市回歸到一個古典的城市，作為一個共同體，作為一個人類的共同生活的家園。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沒有及時覺醒，而是順著這種快速的發展，所以導致我們現在對城市文化認識不足。城市領導人要建設城市文化，首先要對現代城市文明有一個新的理解。廣州探討新型城市化道路時候，也是探討過這個。兩位專家提到亞里士多德說城市讓生活更加美好這樣一個命題，但是我們知道，古希臘城市的美好不僅是一種物質的生活方式。我們現在城市的貧富的兩極化發展，包括城市民工身份的認同，這些都是有問題的。這都是主宰城市文化認識的偏差。
楊平：我們展開第二個單元，討論城市文化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下面由北京大學張靜教授發言。
張靜：非常感謝，也非常高興在這跟大家討論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文化縱橫》提出來關于城市建設的文化主題是非常契合當代的，因為這個問題在過去很少討論。過去主要是從經濟方面設計城市化，而對城市化在經濟之外的問題很少討論。我講的主要內容是城市的變遷，對于中國當今而言，有哪些重要的變化，這些重要變化有哪些含義。
在過去30年當中，中國有5億人遷入了城市，這個數字相當于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人口的總和。目前有2.2億農民工，當中有1.3億都明確表示，他們希望今后留在城市。到2030年，預計至少還有3億以上將放棄農耕進入城市生活，到那個時候，中國的城市人口會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這么短時間內，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的現象，應該說只會出現在中國。所以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第二次開始考慮城市管理、也就是第二次進城的問題。不僅是因為目前他的階級基礎在過去30年發生了變化，還因為社會的管理和秩序等等方面的問題。如果你回去看歷史，你就會發現大部分群體性事件和沖突性的事件，包括階級的沖突一直在農村發生。而現在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大多都是在城鎮發生的。
最近的歷史學家認為，法國革命的起因跟宏觀環境因素有關系，但是最為直接的原因是巴黎的城市管理危機的問題。市政管理、城市內部的居民跟城市外部居民利益沖突，而巴黎市政府沒有很好的回應這個問題，導致問題的擴大。所以，從各個方面說城市問題應該成為我們關心的最為重要的一個現象，這個現象不僅是歷史也是涉及到未來。對于城市移民現象，過去中國學者主要是從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如果這樣看，城市建設只要大拆大建就可以了。可以增長GDP，增加業績。
外國的中國社會變遷研究者，很早就開始注意到中國的城鎮化移民現象。這種注意起始在80年代，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的注意力包括中國國內的小城市的移民，還包括中國向國外的移民，大家都還記得90年代初的時候，那時候社會科學的基金國家支持比較少，社會學主要依靠外來的研究的項目，其中80%是關于農民工的主題和社會變遷的主題。那么在今天這一點我們看的很清楚，現在可以理解，這個主題很重要，它關系到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而且它完全可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態。所以我覺得《文化縱橫》提出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城市和多年前很不一樣，解放前，中國的城市主要是作為一個消費城市來建立的，周邊的士紳，農民，地主他們在土地獲得收益以后拿到城市消費，所以城市主要是一些茶館，妓院，說書堂，主要是到那消費的。1949年以后我們的城市是重新建立起來了，這個建設是從生產的角度建立的。很明顯今天的城市，跟1949年以后以及解放前的城市自然興起的過程很不相同。比如說，1949年以后我們的城市有人口限定，服務業不發達，主要是作為生產和行政單位。
但是今天，以地區劃分職業和社會身份的狀況正在發生改變，在單位和城市內部的人群之中的差別也開始出現了。城市里面聚集了大量農民工，差別很大的人群，不同階層和職業階層的人混居，沖突增加。比如在上海，經常因為停車糾紛互相殺人。昨天我參加一個活動，發現在一個城市里面干枯的湖，有很多人在里面建了養雞場，開發了自留地開始種地，像這些大家覺得與城市化很不符合的東西也出現了。昨天看一個婦女用自己的單反機占座位，然后一個農民兄弟想坐，她說，你搬磚一年都買不起這個單反。
這樣一些現象的意義有四個方面，第一是，城市的公共管理機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完全不同，1949年以來，我們的城市是政府自上而下，通過生產和建立行政單位這樣的過程建立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企業都不純粹是企業，同時還具有政治意義，他是行政功能的單位，必須服從政府給他指派的生產之外的任務。比如說單位里面有宣傳部，理論上說，除了生產方面的原因之外，他是不需要設置宣傳部的，這就是單位所形成的結構。這種結構特點導致政府對社會的管理不是直接而是間接的，要通過單位來管理廣大民眾，然后政府管理單位。政府面對的不是公眾，他發出政策法令的時候也不針對每一個具體的市民。所以單位在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準政府的體制。這樣的情況使得城市形成一種習慣，就是說政府向單位發出文件，然后再由單位管理他自己里面的人。這樣的情況在今天已經無法發揮作用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
在1949年建立的間接性管理的方式，實際上，對政府而言并沒有實質上的直接的公共管理。他管理的是單位，而不是人員。
第二個重要的變化，我認為是社會分化的模式在發生重要的變化，計劃經濟時期創造出來的一些社會分類，比如說城鄉，單位之間的差異還存在，同時又快速發展出來一些新的社會分類：比如說體制內，體制外，國有和民營，這些差別和傳統體制有關，同時也和變遷有關。這個不平等沒有辦法由一些個人偏好得到解釋，所以城市的沖突不斷跟這個東西有關系。這種分類的變化也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比如說過去城市上升的渠道是參軍和高等教育。但是現在高等教育作為社會分流的作用越來越弱，他的產品也就是大學生，原來具有身份上升的預期，但是進入社會后，根本進入不到他預期的社會結構中。這些結構性不平衡的問題，導致了在城市周邊的大量的大學生聚集，同時聚集了大量社會不滿，而這些社會不滿是在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之中。
第三點意味著社會組織模式在發生變化。出現很多年輕的信教者，他們大多是從別的地方來到大城市的，這些人從其他地方，經過教育或者求職進入到大城市，他脫離了原來所依靠的，比如說他的家人，他的老鄉團體，進入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原來的傳統組織對這些人的約束就消失了，通過這些組織鞏固的社會信用和社會關系在大城市也不存在，這個時候利用關系獲得信息，資源，幫助，資金支持的作用就下降了。所以他缺失安全感和歸屬感，因此他們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要被新的社會組織接納。這時候他們一個比較方便的途徑就是進入到教會，這是教會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最近我們有關教會的研究都發現了這個問題。社會學一直在討論，一些無組織的個體的自殺率比較高，這個跟我們剛才說的也是一樣的。
第四點關于文化。文化是一種通過人的活動才能夠存在和維系的東西，它的核心其實是生活方式，和通過這個生活方式所體現的一個價值觀。但是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和標準，來看文化的話，現在中國的城市鄉村，他的文化差別越來越大，城市越來越多受到商業化的影響。比如說有不少外國朋友來到中國，原來想看看中國的文化，但是來了之后很失望，因為看到的高樓大廈跟他的國家差不多，沒有看到很獨特的中國文化。我就跟他們說，中國的文化是在人民當中，你要跟他們去生活才能看到中國文化。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標準，就會發現這樣的特點在中國，一個是城鄉的文化有巨大的變化，一些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鄉村保持著，但是在城市已經消失了。小悅悅事件發生在城市，但是在鄉村一個老太太發生了相同的事情，全村的人會幫她，因為人如果像小悅悅事件中的城里人那樣，人在這就沒法生存，這就說明這個地方有東西約束著他。那城市的文化和鄉村已經有巨大的差異，城市比較多的受到商業文化的影響。現在城市和鄉村的文化已經脫節，哪些是我們核心主流的文化？有沒有大家共同認同的受人尊敬的道德標準和歷史？我們世世代代一直傳承的文化現在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去廣州黃埔軍校，房子蓋起來了，卻沒有恢復里面的歷史，沒有辦法告訴你說，這里發生了什么，那里發生了什么。國共兩黨很多的重要的歷史都在里面。我們如不能夠恢復歷史，就看不到文化，因為你只看到造出來的房子，我們是為了看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價值。但是現在比如說，我們到云南麗江，里面所有的人都在做生意，看不到這個里面有什么文化。文化要保留在人的活動當中，那么人的活動怎樣構建一種價值，只能靠他自己的自我組織的活動，才能有生命力。但是1949年以來，我們的城市建設，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所有的組織化活動都不是他們自己自主的選擇的結果和自己需要的結果，都是由單位組織的。一個是他們沒有選擇性，缺少生命力。導致了民眾對政府過度的依賴，使得他們自身的自治能力喪失。震區為什么不能夠自救，導致72小時不能充分利用呢？原因是他們喪失了這種自我組織能力，因為過去都是政府來組織。
文化能夠表達出一種價值，互助互惠的這些重要價值的。剛才我提到的這些變化，我有這么幾個結論，第一個結論說，舊有的城市管理是間接的，政府不是直接面對公眾的，到現在也是這樣，我們通過單位來做我們的管理，但現在已經很難做到。單位作為一個準政府，作為比較弱。第二是城市的分化問題，過去舊依靠政府協調單位和單位之間的分配，而現在對協調利益分配也不起作用，原因首先是單位的職能不再，其次，每個單位里面的人，以前大致具有一致性。但是現在我們城市的條件已經不是這樣了，以前的組織化模式純粹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面臨城市化建設的挑戰是空前的，而且我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學，因為我們城市面臨的基本的狀況和任務條件都產生重要的變化。所以我們的問題不光是為了改變生活，而是揭示歷史和未來，我們需要一些具有戰略性的通盤的考慮，建設我們的城市。
楊平：感謝張靜教授，下面請貝淡寧教授發言。
貝淡寧：大家好，首先要感謝《文化縱橫》雜志與《城市發展研究》雜志給我機會跟大家討論城市身份認同這個問題。我1999年寫了一本關于城市精神的書，比較了東方與西方文化。有很多人提出來，美國那么大，中國那么大，各自內部也有不同的文化，有沒有共同價值觀，能不能拿來作比。我們發現這個話題很有趣。
另一方面，我的身份認同是什么，因為20世紀大部分的人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跟國家有關系的，我是美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加拿大人，一般來說不會說我是北京人。可是21世紀的時候很多人以為我們會超越這個國家的身份，馬克思自己說的，共產主義不需要國家，我們就是世界公民。我們是超越國家身份的。他們也覺得人權比國家身份更重要，所以他們強調世界主義。可是有沒有發現，20世紀我們完全超越國家身份嗎？當然還沒有。一方面我們可以找一些國家的身份，可是我們更需要一種歸屬感，這個歸屬感跟世界沒有直接的關系。
20世紀不要在上面看，可以在下面看，就會發現城市是一種很重要的身份。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城市，城市的歸屬感很重要，世界上最有力的口號是什么的，就是我愛紐約，很多城市用這樣的口號：我愛北京，我愛上海。當然一方面為了賺錢，廣告，另一方面也是情感。你去紐約會發現，這些紐約人真的愛自己的城市。上海也有點向紐約學習。我在蒙特利爾出生長大，我們那邊很多人覺得，城市的身份比國家身份更重要。
我愛我的城市，跟城市的精神，跟城市的價值觀有沒有關系，我覺得有關系，因為我愛城市就是因為那個城市有獨特的東西。越有自己精神的城市越有歸屬感，所以這方面很重要，當然那個歸屬感跟文化歷史有關系。
今天時間有限，我主要談談為什么獨特的精神是一件好事情呢？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東西，當然是比較獨特東西，比如說有的城市強調環保方面，有的強調宗教，有的強調一些語言。價值觀主要是大家要討論的問題是什么，比如說北京人都喜歡討論一些政治的問題，這些跟上海不一樣的，我的老家蒙特利爾關注的是語言的問題，英語和法語這樣的問題。在我的書中，我研究怎么確定這些城市的精神，我們用不同的方法論包括一些社會學的方法論來調查這些城市的價值觀，發現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價值觀。可是到現在為止，大部分的社會科學家比較的是國家的價值觀，很少研究城市的價值觀。
我們也有一些主觀的方法論，我們會跟不同的人，不同性別的人，討論一些問題：你們覺得你們的城市到底有什么獨特的東西？然后發現里面有一些共同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歷史，那個城市有什么獨特歷史？我想討論的問題主要是為什么非要具有獨特精神。我覺得有四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多樣性，如果每個城市一模一樣我們會很失望。問題是如何對抗全球化、同質化這樣的傾向，一般來說以國家來反抗不太可能，而用城市反抗比較合適。第二個原因是為什么呢，城市精神和歸屬感的關系，歸屬感和社會責任的關系。剛才張老師講的小悅悅的故事，這個故事因為那個城市缺乏社會責任，因為他們缺乏這個城市的歸屬感，為什么缺乏歸屬感，因為那個城市不是獨特的。第三個理由是我們很擔心太過分的愛國主義或者太過分的民族主義。當然我們不反對愛國主義，如果是你只有唯一的政治身份則很危險。比如說在朝鮮，他們覺得國家是我唯一的身份，完全非理性的東西。可是中國有不同的身份包括城市的，如果我愛紐約我也愛美國，我不會盲目的支持美國的一些領導，比如說很多紐約人他們反對侵略伊拉克的政策，如果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可以避免很多的問題。而且有一些政治的目標，國家很難做，比如說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美國和中國不同的利益集團可以解決全球最大的問題很難想象，可是有一些城市他們專門重視環保的問題，攜手解決起來比較方便。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管是社會主義或者是儒家學者，我們覺得政府最重要的目標是解決貧困的問題，這方面我完全支持。可是城市對這方面也有一些好處。比如說曲阜是儒家文化中心，我15年前去過，那時候特別落后，現在還不錯，為什么發展比較快，因為他們專門強調自己的儒家文化的精神，然后很多游客會去曲阜。我再講一個曲阜的例子，不知道你們之不知道前年很多儒家學者反對在曲阜建大教堂，中國文化的中心是儒家的文化，他們不會反對在別的城市比如說青島建這樣的大教堂，問題在曲阜不應該建立比孔廟更高的大教堂，這個是曲阜的中心，與國家的文化沒關系。基督教的中心，比如說在梵蒂岡，有人想建立比大教堂高的孔廟，他們也會反對。每個城市可以保留自己的獨特東西，這方面我覺得英國做的比較好。他們有一些立法，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我覺得是一個好東西，我們可以重視這方面。我就講一下我的老家蒙特利爾，我的母語是法語，很多人他們擔心沒有辦法保留法語，因為都說英語的話慢慢的沒人會說法語。所以你想進入蒙特利爾你的小孩一定要說法語，很多人覺得不好，我們可以選自己的語言。就是因為蒙特利爾有這樣的自主權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語言，可以限制一些權力。比如說你到蒙特利爾你的小孩一定要學法語，用這樣的方法保護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我覺得不應該反對。基本上就是這些。
楊平：謝謝貝淡寧老師，下面請任鋒先生發言。
任鋒：謝謝給我這樣一個機會，我本身是做政治文化、政治理論研究的，但是我參加關于城市文化的論壇已經第二次了，一次是去年在我老家山西，所以說我覺得現代城市文化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挑動各方的神經。
我簡單說一點自己的看法，張靜教授的發言，我是非常認同的、非常贊同的。就是說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的文明，包括城市文化發展的視野，可能需要拉開一些，拉開什么意思呢？即時間上要拉的更廣闊一些。我們要思考中國的歷史傳統能不能為我們今天重新思考科技文化提供一些經驗呢？我看行，我正好研究宋代，然后我注意到像其實我們城市化進程從公元1000年開始已經是相當顯著了，當初北宋都城開封人口50萬，世界范圍內絕對的大城市，開放性已經相當強。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外來人口的流動性，游民在當時數十萬，怎么處理這些問題，我們的前人有豐富的經驗。比如說社團，你會在宋代也好，明代也好，都有各種各樣的社團。今天你想想我們的社團，真的沒有對傳統有多少發展。其實文化說到底就是一個合作機制，就是一個社會秩序的一個管理機制，就是說什么樣的機制在支撐著這樣1000多年的中國文明。透過城市化的發展，我們要拉開眼界，這是我想講的一點。
第二點張老師剛才講到老外到中國怎么樣感知中國文化，前幾天我去長城，中國人很少，都是各國游客。下面還有很多的小販，而且都很國際化（英文）賣什么的文化衫，還有什么東西呢，賣煙酒，我看到這個酒特別有意思，綠色的牛二、青島啤酒，市價不超過30塊錢，賣給老外195。這些交易的市場規則，現在發展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其實不容樂觀。
還有一點，其實經常搞理論的說，現在城市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尤其是大規模的開放社會里面，怎么使陌生人熟悉化？這是一個挑戰，其實傳統里面有那些東西應對這方面的挑戰，就是大規模的開放城市依靠什么建立他們之間的信任合作。大家知道中國傳統有鄉約，我們現在社學社約，通過大家從小也好，從老也好，大學生也好，坐在一起，互相交流交流回顧經典。比如說節日，五一、中秋、清明，這個過節有什么獨特的精神？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還保留著多少傳統的風俗呢？
貝教授說除了愛國主義還可以有愛城主義，這個緯度比較好，但是把他結合到中國傳統當中看也可以。我們要挖掘傳統豐富的資源，重新建設我們的價值觀。貝教授講歸屬感，的的確確一個地方的人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權力的義務維系，還需要一些超理性的感情，來發展他。
楊平：謝謝，下面進入到討論的階段。
金元浦：我們看到了整體，不光是張靜老還有貝教授都談到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政府自上而下是無限責任政府，到今天，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實行過一次單位所有制的破除，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呢，單位所有制的破除只是以農民工進城，出現的流動人口迫使我們單位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我們現在呢，我感覺我們公民社會即將沒了，本來還想建設一個自組織的社會，現在光剩了老頭老太太鍛煉群體還有自組織形式。現在這個自組織形式也已經被納入到了我們的街道辦事處，所以我們要考慮的是一個社會政府的責任無限重大。所以遇到問題時候，我這次四川地震大家是我冷我餓，但是很多人說這是天災怎么能這樣表達自己的憤怒。這樣一個問題也產生了這樣，因為政府是萬能，政府的承諾是萬能，政府的責任是無邊的，但是政府肯定做不了這么多的事，在那里的人有沒有自組織起來做一些事。現在全都是政府的事。
自組織的這些組織，因為我們紅十字會也變成的國家機關的組織部門，所以我們寧愿把錢捐給一基金。所以我們沒有自組織，遇到什么問題伸手就行了。是不是這樣的呢，現在就是這樣，因為你是無限責任政府，因為你是無限權力政府，因此呢我們國家存在著非常重要的認真的恢復和建設我們公共社會市民社會，我們要社會自組織的組織要充分發揮他的作用。所以我想市民社會的建設這么多年來，受到了某些不明文的抑制。
第二個問題呢，我想簡單說一下，剛才貝教授談到了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對我們往往是自上而下進行的，不是歷史形成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我們中國的城市進程，絕大部分城市它的城市精神是一樣的，他肯定都少不了創新，少不了相關的一些精神，結果呢城市精神變成一種套路。北京四個精神，北京最有意義的東西，我覺得崇文這一條沒有，但是崇文北京最基本的特點沒有，崇文加不進去，這個城市幾百年六朝古都的整體發展，沒有特別充分的展現出來。
白龍：感謝《文化縱橫》楊總提供一個學習的機會。我今天來主要是學習的，剛才聽了張靜老師、貝老師和任鋒的發言有一些感覺。任鋒說我們稍稍的把眼光放得深一點遠一點，可能對我們借鑒更多。不否認歷史上的經驗，當然會對我們有一些借鑒，但是借鑒的作用多大還是值得商榷的。剛才貝教授談到愛城主義還有很多地方的經驗的時候，有著很難能可貴的國際化視角。我有一個很直觀的感受，不管是我們今天在北京的建筑，紐約的建筑，或者是東京的建筑，看到的是很類似的很差不多的，包括一些很相似的專賣店，其實在城鎮化之后這些東西都差不多了，我們現在談更像是在談這個城市的胎記。這個胎記是需要你剝掉外在的那些西裝和裝飾之后看到的東西。
現在談中國城市的文化，大家談更多的需要和一些身份標簽的東西結合在一塊。在這樣的二元結構之下，中國的城市文化在不同的階段也是不太一樣的。我覺得至少是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各個城市在整體的中國的工業布局中承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東北是一個重工業基地，鄭州是一個交通樞紐，這些城市由于在社會主義工農業發展的時候他承擔的功能不一樣。所以各個城市，會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可能就是說基于傳統的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帝國，他在地域上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性格特征，比如說東北人比較豪放、江南性格比較細膩，他更多一種農業文化色彩之上的。第三個就是說，每個城市有自己的歷史記憶和城市記憶。比如說改革開放之后，大家區分一個城市，他的性格更多是用內地沿海，開放，保守這樣的詞形容一個城市一個地域的文化性格，那么在全球化之后，90年代之后，加入WTO之后，大家形容一個城市，更愿意用一線二線三線，三線的劃分近十年以來事，我們以前的三線和現在的三線兩個概念，以前是三線建設，現在談是他具有的作用。90年代的時候大家用美國小鎮、法國小鎮來命名自己的房產項目甚至旅游項目，現在這種現象更多了，這種文化現象背后是有一個全球化的趨勢作為他的背景。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有改革開放之初的，90年代80年代，種種原因疊加在一起，他不但要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同時還得面對原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包括內地沿海種種的一些基于人口流動上的因素，我們如何剝開這些復雜的糾纏之后把這些問題凸現出來，可能是我們更多的要面對問題，我很想聽張靜老師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楊平：上午的會，我是認為才算是開了頭，基本上涉及到了觀察城市文化和相關進程歷史的視角。我認為，我們開始討論城市文化的時候，更多是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歷史階段，尤其是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的因素進入以后，來認識城市化的。今天上午的會最重要的啟發就是我們認識當代城鎮化的進程，還要把視角放的更遠一些，放到1949年以來，放到中國共產黨進城之后出現的問題。當代城市文化和城鎮化中間面臨的挑戰，更多是現代性的挑戰。這個是我們今天上午我認為非常非常重要的收獲。同時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張靜教授包括被貝淡明教授，談了城市精神，談了今天的城市社會結構的變遷，這種社會結構的變遷對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帶來了與我們1949年以來到1980年之前整個社會完全不同的挑戰，這個我認為涉及到非常重要問題。下午希望我們城市文化這樣的話題從這些方面深入下去。比如說我們城市管理中間涉及到的體制問題。體制問題在今天城鎮化進程中間非常突出的，他的行政化格局的設計，對城鎮化自身的發展，乃至城市社會中間的關系是有非常大的影響的。進而我們希望能夠探討，生態文明和城鎮化的關系，當然這里面很多老師下午也準備了關于古跡保護、舊城保護，然后文化產業發展，與城市文化建設的有關議題，下午會準時展開，希望這個會能夠有更多的收獲。上午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下午會場
任致遠：咱們早點開始，上午跟城市文化的認同，社會體驗，各個方向發表了看法，看下午的名單里面，是由這些老師來發表看法：李迅、李鳳禹、韓林飛、闕衛民、金元浦、丁超、夏勁松、劉學德這些安排上要講講。實際上下午城市文化的話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拓展，下邊我們說第一個議題關于城市文化建設的，主講人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也是我們雜志的主編李迅給大家講。
李迅：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今天能參加我們這個沙龍，題目跟楊主編商量，“城鎮化進程當中的城市文化現象”。我稍微補充一下城鎮化的情況，城鎮化是一個歷史潮流，城鎮化跟城市化是同義的概念。從歷史看經過了四波浪潮，第一波是19世紀初，第二波是19世紀后半葉，第三波二戰之后為拉美東亞為代表，現在是第四波以印度和中國為代表。我覺得有兩點給我們啟示，一個我們的資源環境，另外一個物質主義，我們認為用兩件武器可以戰勝一切，一個就是科學技術，一個是用金融資本。關于生態文明提出的時候，很重要用了生態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強調生物多樣性，就是一個物種的發展不能侵害別的物種。第二個強調所謂的發展都是可以實現循環再生的。所以我想，建設生態文明構筑美麗中國實現城市的有序發展，這個是中國在建筑自己中國夢當中必須提出來的一件大事。
工業革命之后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除了蒸汽機，電燈之外另外愛是汽車，汽車對世界影響巨大，一點不能否認汽車文化的到來，中國人很難想象十年前會有今天這樣的影響，我們進入一個汽車時代，過去中國是一個自行車的大國，曾經北京人驕傲的自行車，但是現在自行車已經進入到一個很尷尬的境地，這是當年的現象。當年的我們騎自行車上學，現在北京人早上上學用車接送。潘石屹騎自行車被攔住，最后他就發了一個微博。我們怎么對待汽車文化時代的自行車？自行車實際上是一個綠色的同時是一個很健康的運動，這個是在我們城鎮化進程當中，我們怎么看待自行車文化和汽車文化？今天大家說了，不限行所以堵車，第二個，攀高比新？我們認為高樓大廈是我們生活，全球十大摩天大樓中國已經占了七座，最近遠大集團提出一個要建世界第一高樓，稱之為叫天宮城市。還有在全國的城鎮化進程當中的千城一面，我們失去了過去的一些城市的記憶，北京的老胡同，川西的民居。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入住率還挺高的，整個就是房子，獲得了世界吉尼斯最佳項目獎，我們有很多山寨白宮，還有山寨的天安門。我們是不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定以高以大象征，反過來我想北京，天安門其實不高，所以從北京可以看出來，這是北京的故宮，天安門不是高的，恰恰是矮的。
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民變成市民，但是都往城市里面走的過程當中出現了鄉村的衰落。我們再看看德國城鄉的融合的景象，中國傳統非常注重城鄉環境的治理。歷史上工業文明以后提出田園城市的，他提出了一個田園城市的理想是，他提出城市應當跟城市相結合，所以我們想總書記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美麗的中國一定是有美麗的鄉村，美麗的城市和美麗的人民組成。
第四個文化現象，人定勝天還是天人合一？我們現代大家知道，城市的地位是非常重要，創造了80%的GDP，城市是我們財富創造的中心，城市也是環境污染的制造中心，當年我們認為工業文明以后我們覺得我們是人定勝天，但是現在我們發現有問題了，亞里士多德說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安全生活，人們離開城市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是這兩天發現城市不安全，人口密度越大，城市的自然災害防空任務越艱巨。說明是一個什么問題，很多事情都是具有兩面性的，包括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和城鎮化一樣兩面性。所以我們追求什么樣的境界？我想一定要用生態的概念營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城市。
人不在自然之外，人更不在自然之上，人在自然之中。所以我想呢，我們在進行思考，一個我想就是在城鎮化的進程當中，我們人跟自然究竟是什么關系值得我們深思，還有一個在這個城鎮化的進程當中我們的傳統的文化、我們現代的文化，究竟應該怎么塑造，值得我們去深思，所以黨中央為什么提出生態文明。
任致遠：下面是不是請我們李鳳禹總經理來講城市文化的場所塑造。
李鳳禹：謝謝，上午各位領導對城市文化在未來城市化發展中的使命責任，包括從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角度怎么看，做了精彩的分析，剛才李迅會長對城市文化的反思也非常深刻。我其實跟大家有點不太一樣，我是做具體的規劃項目，做具體的項目工作，今天我做的報告供大家批評指正。我的題目是，目前我們要營造城市文化氛圍，在新型的城鎮化過程中，要從文化的拼貼變成場所的塑造。我有五點收獲，用三個項目講，第一個收獲，塑造一個建筑是很容易的但是塑造一個場所非常難，場所是精神空間，二是所有人要認可它是多元文化的智慧結晶，所以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經得起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社會階層的人認同，非常非常困難。中國快速出現了大批的城市，但是實際上，我們更多的城市是沒有場所的，是居住類的工業產品。另外，我們的文化，都在大拆大建之中喪失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我們城市的空間和場所，變成單一意義，其發展模式非常僵硬，缺乏文化的注入，缺乏對城市個性和特色的認知，城市化需要多元的智慧，任何單一的設計是很難取得成功的。
中國過去的城鎮化過程一定要重新進行反思。我們希望把城市和自然重新打通，把城市跟外圍的森林融合起來，重新建立聯系，形成一個生態的系統，未來的文化產業發展，要跟未來的旅游度假行為結合在一起。我們希望能夠體驗到真正的文化，通過對文化的塑造降低對自然的壓力。未來的城市要限制機動車的進入，降低道路的寬度，增加最大的聯系，來創造一個有特色的城市，如何在改造的過程中，讓建筑和文化得到重生，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這種對當地文化的聆聽思考，恰如其分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化的創造上，要更多體驗當地的文化狀態，然后找到一種合適的載體。中國雖不缺錢，但是城市非常復雜，這種復雜性是我們在城市塑造中必須要意識到的。
任致遠：下面請韓林飛老師做點評。
韓林飛：非常感謝邀請我來參加這個會，老師的發言我不敢說評論，我想談談個人看法，把我們中國面臨的文化難題和我們發展當中出現的問題、面臨的一些挑戰進行一些闡述，我個人認為，這是我們在城市化過程當中，必須自我反省的事情，我非常佩服李老師自我反省的精神。針對李老師說的城市四問，包括交通、建筑、千城一面、重點保護這四個問題。因為我們中國地域遼闊，氣侯和地理的條件，各個地區不一樣，所以如果我們按照統一的模式建設我們城市，這是有問題的。另外，我們文化有很深的地域積淀。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希望把這些地域條件變成我們發展的動力，而不是隨便的拋棄。現在很多城市化發展當中，就發現很多地方將傳統的文化延續看做阻力，希望把他們全部變成高樓大廈，所謂的千城一面，就是我們現在城鎮化的標志，這一點是非常錯誤的。
我個人另外一個很深的體會，德國這些歐洲城市化的發展，有二三百年的歷史，我們現在城市化的發展還不到100年，這樣的歷史發展速度，可能有很多問題沒有想清楚。我們現在很多優秀的歷史文化的東西，在現代化過程面臨矛盾，其實也是大眾主體的審美意識喪失的問題。這樣一個功利思想造成我們文化缺失的現象，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文化自信的缺失，在現代發展過程當中，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自信的缺失導致了我們的崇洋媚外。
認為建筑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就是現代化，過于追求物質的生活，導致了我們主流文化的喪失。目前我們的城市建設喪失了自己的特色，把3000年中國農耕文明的特色全喪失掉，只能被動地面對西方，這是今天必須做出深刻反思的地方。謝謝。
任致遠：現在邀請闕維民，北京大學世界遺產中心副主任。
闕維民：我想講我們的城鎮遺產保護問題。城鎮遺產保護是城市文化延續的基礎。我講城鎮遺產的空間，是城市文化形成發展演變的場所，我們在討論城市的時候，不要忘了城市單體建筑的問題。我相強調中國的建筑一點不遜于西方，除了木結構建筑，中國的石構建筑也是非常精采的。城鎮遺產是城市的載體，否則，城市文化就是虛無縹渺的，只能存在于書本。城鎮遺產保護是城市文化的延續基礎，感受城市文化價值要有物質體現。一定要從歷史的過去來探討。如果沒有人的活動，怎么去感受城市的文化？
任致遠：遺產的保護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是靜止的也不是落后的，其實遺產的保護很重要，我覺得遺產保護也是一種發展，這個也是我們應該進一步認識的，下面請金元浦主任講創意城市。
金元浦：我今天講的題目，是說城市是一件美麗的藝術品。以前我們要解決城市的基本建設問題，現在這些問題都在逐步的解決之中，未來如何把一個城市當做一個藝術品，要像藝術品一樣地打造城市，現在的城市化面臨著一個城市美學的或者叫審美的城市化這樣一個歷史性課題，而不能只考慮功能性的問題，進入更高的一個發展階段。如果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中國城市人口將增長到9.255億，增長數量比美國全部人口都要多，這是一個我們值得非常關注的問題。
未來發展中，中國城市如何解決千城一面的問題，我覺得首先是觀念上要解決，城市是一件富有魅力的藝術品，每一個城市都可以成為一件藝術品。中國的城市化和美國的科技化是對21世紀全世界產生最大影響的兩大事件，為什么提出來城市是一件藝術品呢，我們要看到它的重要性在于，今天是2000年來中國城市建筑、城市規劃、城市基本格局的一個轉折性時代。我們要為子孫后代，要為歷史和未來負責，看看我們今天的城市建設，存在各種各樣完全沒有規劃的，或者是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誰為歷史負責了，誰為我們的未來負責？
城市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過，大量的人口集聚，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重癥城市病，關鍵是，理念上要將城市當做一件藝術品看待。歷史和傳統在這里積淀，所有的建筑都被認為是凝固的史書，所有的建筑都是凝固的音樂，我們今天要把城市看成美的象征，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設計城市與經營城市。因為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是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人自身是一件藝術品，人自身是所有藝術中最高的。文化的起居是我們人類本質的存在，區別于我們與動物。臺灣把城市建設做為一種生活美學，人詩意的寄居在大地上。因此，必須以美學的城市化代替工業的城市化。藝術城市的概念值得探討。我們的城市化建設都是兩年三年大變化，現在是不是要考慮城市的個性特色，考慮城市居民的情感歸宿，考慮城市的歷史，如果避免千城一面，這些都可以進行深入的探討。
任致遠：內容很豐富，對我國的城市和城市文化進行了一些觀察，品評和希冀。下面請王旭教授進行一下評議。
王旭：首先感謝《文化縱橫》雜志社給我提供這個機會來學習，今天很多老師談到了城市文化的發展和傳承這個問題，也談到了現代化包括城鎮化問題，我想，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到我們歷史的視角，可能對我們有更多的啟發。現在關于城市發展的問題，為什么理論上大家說的都很好，但是一涉及到具體現實，就完全變樣了？因此，我們也要考慮政治、經濟特別是資本運作的問題。要考慮現代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以及世界體系國際競爭這樣的格局。近代中國在1840年面對西方沖擊的時候，他在西方的沖擊下是一敗涂地的，沒有辦法進行內在的有效整合，傳統局面完全被打破了。所以，整個近代中國，很大的一個課題就是在不斷消解自己的文化傳統，習得西方的現代化，應對西方的沖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建構的這個現代社會，我們所建構的現代文化，包括今天處理城市發展，運用的一套現代文化體制都是一種嫁接的文化體制，不像西方自身，西方歷史文化遺產和它的傳統保護是延續性的，它是傳統至上，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嫁接的產物，他是把自己的傳統作為一個簡單化和妖魔化的對象。
所以，我們今天的城市化過程中，要重新尋找我們傳統文化的意義，需要我們重新對整個中國文化，中國現代化道路，乃至于中華文明以及它的發展創新這樣更高層次的一個重新發現、重新尋找，尋找新的意義，讓傳統適應我們今天的歷史發展。帶有中國風格的建筑形式，必須嘗試這種探索，不能只是缺乏實質性意義和價值的表面模仿。如何再去尋找一種中國傳統文化，一種新的意義，能讓它進一步傳承發展下去，我們今天，應該更為深切地意識到這樣一個命題和責任，我們的社會已經不同于過去前幾十年的狀態，我們更應該探求新的模式，所以怎么探索，現在沒有一個完全的定義，但至少還是要回到城市文化的人文二字，回歸人性，回歸人的生存本身。
任致遠：下午第二個議題到這里結束。
楊平：我建議可以做些討論，我先說幾句，我聽了今天下午的發言非常受啟發，一個是從企業的角度看，對于一個小城鎮的設計，既要充滿美學想象，也要通過資本化的設計過程完成。今天比較遺憾的就是，沒有人談他們怎么設計城市的文化，金元浦老師是講了詩意城市，他帶著藝術的想象，從臺灣的生活美學運動，講到歷史傳統的層面，也沒有具體涉及這一問題。
我去澳門，看到賭場資本對城市的塑造，以金錢和欲望設計城市的場所，而在臺灣臺南市，一條爛尾街的重塑則由一些現代行為主義藝術家進行。我非常困惑，這樣兩種力量，兩種對城市的塑造，其關系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是我想提的一個問題。謝謝。
劉學德：我想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文化和文化的工具，或者叫載體，兩者是不是應該有個適度的區分。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歷史的借鑒作用。比如你去看首都博物館，它有一個歷史的長廊，一面墻是講北京的歷史，另外一面墻則是講當時世界上發生了什么。這樣就有了一個世界歷史的眼光。是放在世界范圍內去思考。
第三個問題就是剛才有人講到的政府的無限責任，或者叫無限權力。實際上現在的情況是，沒有人對城市或者說對城市的未來負責。
楊平：我給貝淡寧老師提個問題，這也是黨校李文堂教授的問題。你說愛國精神、愛城精神，愛城精神似乎在文化的意義上更重要一些。但問題是，歐洲的城市在其歷史傳統上是一種自治城市，有城邦國家的歷史，有自治城市的歷史。而中國的城市一直都是服從于軍事政治乃至經濟的安排。兩種傳統是不一樣的，所以在中國的傳統中，關于愛城似乎沒有歷史的文脈。你是否注意到東西方的這些基本差異。
金元浦：第一個問題關于文化的概念。在整個的西方語言中間，關于文化的直接解釋260多種。可見文化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在文化中間還要解決文化與文明的關系問題。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文化是人的生存的方式，或者叫存在的方式。比如說文化研究的巨擘英國人威廉斯就說文化是一種生存的觀念。這個觀念可以非常抽象，人更高層面上對世界的認識，以及他精神領域里對世界意義的發掘，都可以歸于文化。這其實也是人之區別于動物的本質特征。生存的意義和后來文化的意義，是在人類活動的歷史中形成的，是人類賦加上去的。
第二個問題涉及歷史和現實的關系問題。在歷史和現實的問題上，我們現在有一種論調，認為過去的那就是最高的，最好的，這也不是合乎理性。實際上人類在不斷發展。中國古代的各朝各代也都在發展，不斷變化，絕對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個時期。所以歷史是人的創造，歷史上所有的遺跡也是人的創造。人肯定要按照現在的需求，不斷地向前發展。包括遺產的問題，也要從兩個角度考慮。第一，很多遺產是人類不可能再生再復制的東西，是過去文化和人民的遺存，但是，它又不只是博物館意義上的文化遺存。我們不能忽略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創造，必須往前走，不斷創造新的歷史，創造新的文化形勢。這些年一直在推創意產業，就是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有了新的需求。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某種角度來講，只能證明我們的過去。今天要適應，必須有更多新的創造。我們通過創意這種方式來表達的是，我們要把過去歷史中的要素和今天我們根據時代需要和前瞻創造出來的新的文化的需求，融合匯通之后的創造。
劉學德：是不是可以說就是，五年在50年當中不算什么，50年在500年當中也不算什么，是這個概念嗎？
金元浦：當然不是。5000年、5萬年已經超出我們現在考慮人類創造的文明的歷史階段。我們可能要考慮2000年。比方說兵馬俑作為歷史的遺跡保留下來。
貝淡寧：感謝這個問題。我就講關于歐洲的一些城市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有一個詞（地方主義），這個詞很貶義，他們覺得是很狹隘的東西。為什么有這樣的概念？我覺得跟他們的歷史和歷史意識有關系。意大利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獨立的分裂的，意大利國家只有150年的歷史。這當然跟中國的歷史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講的是比較新的現象，不管是中國還是歐洲，有幾百萬人口的城市都是是比較新的現象。21世紀，大家還是需要一種歸屬感。原來我們覺得這樣的歸屬感農村才有，大城市不需要。現在我們發現，大的城市，一方面是比較開放、比較寬容的，另一方面，如果它有比較獨特的歷史、文化和精神，也可以有一種歸屬感。問題是怎樣把這兩個優點，也就是開放和歸屬感結合起來。
我們不反對愛國主義。我們只是覺得太過分的愛國主義才成為一個問題。所以問題是怎么避免太過分的愛國主義。而如果我們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就是愛國主義和愛城主義，也許可以避免太過分的愛國主義。雖然歐洲的城市和中國城市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可是問題就是怎么把現代化的開放的和獨特的歸屬感結合起來，我覺得還是同一個問題。
劉學德：新加坡是作為一個城市在運行，還是作為一個國家運行？
貝淡寧：新加坡是個例外。它是個城市國家。
張靜：我想補充兩點。確實，歸屬感和認同是非常根本性的問題。最近看到古德諾的回憶錄。他當初到中國來，先做了一些功課。他看到一些材料，就是八國聯軍到天津港口以后，擔心招不到當地人幫忙運送輜重，因為中國人知道他是去攻打京城，怎么可能來幫忙，后來情況是愿意幫忙的中國人非常多。古德諾問道，為什么這些人沒有民族主義的障礙阻止自己這么做，這些中國人對皇帝是認同的嗎？他分明知道他是一個中國人，但是似乎皇帝受到攻擊和自己毫無關系。所以我想說的是，認同的建立其實是和體制有關。這個體制就是人民和這個體制的關系。只有當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關聯時，才能建立起來這種認同。我覺得這一點特別重要。
第二點，剛才說到好多建筑設計里面，比如體現美感，包括自然的因素，但是還缺少一個東西，就是建筑設計怎么為人民的思想交流、分享價值來創造條件？現在的城市建設是把他們分割開，不考慮人民的是怎么樣的存在。在城市設計中，我們也必須考慮人在怎么樣的條件生活，怎么樣建立交往和互動關系。
闕衛民：我想對金元浦老師提幾個問題。金老師年齡比我大，您剛才講到的文化創意，我知道您做過很多個文化創意，你講到現在的進程會決定今后300年到500年年中國的格局。問題是你怎么知道300年后的事情？在座的恐怕沒有人活到那個年代。
任致遠：下面請丁超教授來講。
丁超：我想講的是歷史地理學能在城市中有什么作用。實際上這可以上升到一個很高的問題，就是歷史有什么作用。如果說我們現在面臨著城市問題跟歷史無關，跟歷史地理學無關，那么這個問題是誰形成的呢？這恐怕就要算在所謂的工業化，所謂建筑上了。我相信那些比較熱門的城市學科，即便不是元兇也是幫兇。
這里展示山東萊州的例子來說明問題。城市地理學關注什么？它關注這個城市是怎樣來的。對一個城市來說，如果不了解它的歷史，動輒談它的文化，實際上那個文化是淺的文化。所以，在城市研究中，歷史地理學完全可以和其他的城市科學一道，探討一個城市的來龍去脈和未來的發展。
（幻燈片）所有的遺跡都跟一條河有關系。通過考古遺跡，我們知道了一個聚落是如何發展成一個更高級的聚落，進而又成為一個城市。對萊州來說，這中間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區位優勢、交通優勢。萊州城是一個東西南北貫通的一個樞紐。通過這個圖可以看出來，今天的萊州就是那片灰色區域，在歷史上它就是交通的匯聚點。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定位。這樣等于你梳理清楚了整個城市發展脈絡，也會會發現整個城市在整個區域中的地位。從這些歷史演變看，萊州最好的遠景實際上就是形成區劃圈。
李迅：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今天能參加我們這個論壇。我原定的題目是城市文化與生態文明。這里稍微補充一下城鎮化的情況。城鎮化是一個歷史潮流，是一個現代化的規律。從歷史看，城鎮化經過了四波浪潮。第一波是19世紀初，第二波是19世紀后半葉，第三波是二戰之后以為亞非拉為代表，現在是第四波，以印度和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為代表。這個歷史過程中間，我覺得有兩點啟示。一個是我們的資源環境，另外一個是物質主義。我們一度認為用兩件武器可以戰勝一切，一個就是科學技術，一個是用金融資本。資本具有這種逐利性質。
十八大把生態文明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回顧一下人類文明，原始文明大概有兩萬到五萬年的歷史，當時人們是懼怕自然的。農業文明有五千年的歷史，人們是利用自然。工業文明200多年歷史，開始時人們挑戰自然，但是現在我們發現，自然在報復我們人類，我們本來是想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但是現在感覺我們錯了。所以，接下來是不是要進入新的文明境界，就是人跟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這也是中國有可能對世界的貢獻。
生態文明的背后，是一系列生態學的基本原理。一個是強調生物多樣性，就是一個物種的發展不能侵害別的物種。第二個是強調所謂的發展都是可以實現循環再生的，所有的物質形態都可以再生。這是在反思工業文明時代我們所走過的線性的發展模式。
比如，在工業文明模式下，人們大量使用小汽車，使用化學燃料，追求奢侈浪費，生產的產品變成商品，用完之后變成垃圾。有各種垃圾，工業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而在生態文明循環的概念下，所有的系統物品都可以再生使用。關于生態文明，這里就簡單的說一下，不做展開了。
接下來是我提出城鎮發展中的四個問題，也可以說是四種尖銳的模式對比。（幻燈片）
第一問我們是汽車文化還是單車文化？工業革命之后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除了蒸汽機、電燈之外，就是汽車。中國人很難想象十年前會進入汽車時代。過去中國是一個自行車大國。北京人曾經引為驕傲的自行車現在已經進入一個很尷尬的境地。我們怎么對待汽車文化時代的自行車？自行車實際上是一個綠色的，同時又是一個很健康的運動。
第二個，攀高比新還是節制有度。我們錯誤地認為高樓大廈就是現代化的生活。全球十大摩天大樓中國占了七座，最近遠大集團提出要建世界第一高樓，叫天宮城市。在全國的城鎮化進程當中，更出現了千城一面。中國四大著名城市中，現在我們僅從圖片上，根本搞不清楚哪個是哪個。在城鎮化過程中，城市特色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也成為巨大的問題。城市的記憶也消失了。
第三個問題，城鄉分割還是城鄉融合。現代化過程當中，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民變成市民，但是都大量人口涌進城市，鄉村衰落了。中國傳統非常注重城鄉環境的治理。歐洲歷史上，工業文明以后也有人提出田園城市的概念。在這個理想里，城市應當跟田園和鄉村相結合。現在提出建立美麗中國，我想一定是要有美麗的鄉村，美麗的城市和美麗的人民所組成。
第四個，是人定勝天還是天人合一。城市是財富創造的中心，80%的GDP是在城市產生的。但城市也是環境污染的制造中心。進入工業文明，我們一度相信人定勝天，但是現在我們發現有問題了。這說明很多事情都是具有兩面性的，城鎮化一樣具有兩面性。
（幻燈片舉例）……我們需要思考，在城鎮化的進程當中。人跟自然究竟是什么關系。還有，在這個城鎮化的進程當中，究竟應該怎么樣塑造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亨廷頓曾經說過，當代世界很多沖突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沖突，而是源于文化差異。
我們應該終結過去的以英美為模式的發展工業文明的道路，創立一個基于生態和綠色的新文明形態。
任致遠：下面請我們李鳳禹總經理發言，題目是城市文化的場所塑造。
李鳳禹：城市的基本功能是產業積聚，也帶來了人口流動，成為磁力中心。這么多人涌入北京，因為北京工作的機會多，比在家鄉的工資高。我們的調研中也發現，很多情況下人們可以犧牲作為一個城市公民的基本尊嚴，來獲得這樣一個經濟效應。例如，在一套居室里可以住進15個人，甚至連廚房和衛生間都住進人。人們為了在北京有一席之地，可以放棄基本的市民尊嚴。人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畸形的流動？根本原因還是過多的資源集中在少數大城市。戶口就是一種調節資源分配的方式。它的背后是不平等。
政府應該把工作放在如何促進人的自由發展上。反映在資源配置上，就是應該強調發達地區、大城市的輻射作用；把一些基本的資源，如教育、產業機會和環境等，適度的分散出去。讓人們可以留在當地，為自己的家鄉，為自己的地域做貢獻。這樣在地域間才能有一個基本的[平衡。否則，像現在這樣，大城市只會越來越膨脹。巨型城市膨脹帶來的不僅僅是交通問題，從歷史上來看，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傳染病。因為人口聚集到一定的密度，達到某個臨界值，傳染病的觸發和傳播就是不可避免的，再先進的醫學技術也是控制不住的。
下一步，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小城鎮的發展。小城鎮的發展如果還繼續走國有土地征用的方式，還是由開發商為主導來做城市建設，會非常危險。因為小城市比大城市的社會生態更脆弱，當地人失掉了土地，也就是中國未來社會穩定的基礎被破壞了，后果會非常嚴重。我覺得應該反思現在的城市開發模式。下一步的城鎮化應該出臺一些新的方法，
李迅：今天的論壇聚焦城市文化問題，做了一次非常好的頭腦風暴。
這里談幾點印象。第一個，就是研討會是跨領域的，跨界，大家從多個維度展開討論，又互有交差點。大家語言體系、說話的價值坐標不太一樣，但是又有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突出的印象，是大家討論的問題非常有意思，給我很大的學習和啟迪。比如說，大家都認為城市文化是一種追求，城市文化是城市化的靈魂，城市文化與其他的相關要素是什么關系，文化與科技、文化與消費，乃至與社會和經濟的關系等等。很多問題沒有完全解答清楚，但是給我啟發。這個啟發就是我們要有文化自信。中國的現代化和歐美的現代化是有差異的，我們要尋找自己的道路。
第三個印象，我想我們確實要關注產品。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城市時代。200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過半，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也已經過半，再過20年就要達到10億人口。城鎮化也是一件挺糾結的事情，本來是一個客觀規律，但是現在出現了很多問題。城市化是一把雙刃劍，具有兩面性。在這個城市化進程當中，我們要解決很多新的問題。也可以說，發展之后的問題有時候比發展之前還要難以解決。我們有安全問題，交通問題，農民工問題，北漂蟻族的問題，城中村的問題，拆遷的問題，等等，很多問題。另外就是特別需要關注的城市文化。城市將成為文化的主要載體。我覺得它將是人類文明發展當中的首要標志。中國和世界各民族一樣創作了自己燦爛的文化，在歷史的發展積淀當中，文化跟幾個東西結合在一起。比如說跟科學技術。文化又跟產業、金融結合起來，特別是有了商品經濟以來，文化又跟建筑、跟空間進行了有機結合。所以我想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文化是城市經濟的溫泉，文化又可以是生產消費的商品。文化同樣也是社會政治的景觀，它是多樣性的。我相信，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會伴隨著文化的繁榮興盛。我覺得更多關注一個宜居文化，生態文化，地域文化。
《城市發展研究》雜志和《文化縱橫》雜志今天攜手一起做了一次有關城市文化的論壇。大家見仁見智，頭腦風暴。各位的真知灼見給我們啟迪和思考。謝謝大家。
楊平：最后談點感想。首先感謝各位今天來參加這個會，也感謝李迅秘書長。老實說，今天這個會是我十幾年開會最沒有把握的一次。因為這個領域問題跨度太大，涉及的面太廣，但是開到后來，焦點開始清晰起來了。至少我感覺最初我們提出的問題開始往地上落。
今天開會的一個體會就是，首先要認識一個城市文化形態背后的各種力量和關系，尤其是其中的主導性社會力量。文化形態其實是受制于各個不同歷史階段里社會關系的組合，其中的主導力量決定著文化形態。之前是行政力量占主導，到了今天，商業開始進入，跟權力合作，然后一起塑造了城市文化。這兩股力量目前非常大。我期待著，社會力量也能夠發揮作用。因為很明顯，如果沒有社會力量的介入，僅僅是行政力量和資本力量，一定是不平衡的。
我自己的感覺是，接下來五年左右，還得得靠行政力量來主導。社會力量的介入還沒有形成體系。不過這力量也已經開始快速的露頭。比如在這次四川雅安的地震中間，社會力量開始起來，盡管很亂顯得沒有章法和秩序，但是重要的是，社會力量的介入已經開始。我不認為其他國家的人，包括那些現代化走在前面的民族會比中國人更聰明。我認為區別只在于，在城鎮化的進程當中，是否有更多的意見介入，相對能夠有更多的參與方，從而使得它的文化形態的形成相對健康一些。所以，對于中國城鎮化的未來，恐怕要期待社會力量的崛起和更廣泛的參與，才有可能達成某種平衡與和諧。
第二個體會時，今天很多專家學者痛心疾首于我們大量的城市規劃不能落實，城鎮化進程被各種無序的力量顛覆。他們期待下一步的城鎮化過程中，一些重要的領導能改變觀念，形成城鎮化的良好形態。我覺得這是白日做夢。更經常看到的是，房地產商借著城鎮化勢頭下去征田，再學習一點文化的觀念，回頭進行更高層次的資源整合。但根本上說，沒有均衡的社會力量的介入，你改變不了太多的格局。
第三點體會就是城市文化形態變遷與制度形態存在著很大的關聯。
感謝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們的會議，希望今后多參加我們的活動。《文化縱橫》會繼續搭建平臺，跟《城市發展研究》雜志合作，進一步就這個話題進行合作。謝謝大家。
任致遠：會議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以上發言未經作者最終審閱）
]]>地點：當代中國研究所3樓會議室（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主持人：《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雜志社主編高超群
出席：（共21人）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尹保云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政治室副主任周方冶
物多樣性基金會副理事長吳稼祥
清華大學哲學系外籍教授貝淡寧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經濟系主任宋磊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文化研究室主任許利平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彭宗超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臺灣研究所副教授鄭振清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研究員蔣曄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祝東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全喜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副教授吳冰冰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
社科院文獻信息副主任張樹華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禇松燕
德隆鋼鐵集團董事長丁立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馬寶成
列席：東方早報（駐北京）、環球時報、南方都市報、新華每日電訊、新浪網、選舉與治理網、南風窗、《文化縱橫》雜志社人員。
會議分為4個部分，每個部分首先由課題組負責人匯報了調研成果和感悟，然后由會議的其他嘉賓做評論和主題演講。與會學者一致高度評價了此次調研的價值，同時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對研究成果的建議。下面是會議的具體內容。
楊平首先向大家致開幕詞并介紹參會嘉賓。其次簡單介紹了“東亞五國一區”課題調研背景，認為當前的政治經濟研究被兩種話語所籠罩著，一種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語言所形構的關于民主、政治的話語體系，另一種大量地從西方傳過來的各種各樣的所謂的政治的觀念，彌漫著今天的思想界和社會各界。這兩種話語體系與中國當前現實差別明顯。認為從政治發展、民主的意識形態的話語回到時政層面和經驗層面，把與中國發展階段相似、文化背景相同的東亞，包括東南亞、東北亞地區、國家的政治發展、政治轉移作為觀察對象，也許會有更大的收獲與啟發。并高度評價了此次調研的成果和價值。
房寧對課題的基本情況和調研的成果做了概括性的闡述。通過對東亞“五國一區”的調研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有著明顯的規律性，這些國家在建國初期，仿效西方的政治民主體制，是一個政治民主的時代。大約是15年左右，然后紛紛轉向威權體制時期。在威權體制下，人民的經濟、社會權利有所保障和擴大，政治權利集中，經濟發展迅速，都是在這個階段初步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基本的社會啟動的機制和激勵的機制是對人民經濟、社會權利和經濟社會自由的保障，這是課題組通過對東亞研究的一個新的看法。在威權體制之后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轉向了多元體制，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尼“高喊‘默迪卡’的時代”。多元體制的表面現象就是開放了選舉，某種程度上也非常像自由體制。房寧認為一個政治體系的結構，應該從只有從憲政體制、權力結構和利益結構的三個層面上才能認識一個政治體系。單純從憲政體制來看，自由體系和多元體系并沒有一個明顯的變化，但實質上利益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能夠使得體制轉變發生并穩定。調查還發現，這些國家在進入多元體制之后，由于政治成本提高、積累下降和缺乏發展戰略等原因導致了經濟發展的變緩。
課題組在東亞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還不是階段性特征的認識，而是結構轉換和轉換的動因條件之間關系的認識，這或許對中國更有意義。首先從自由體制向威權體制的轉變的原因和條件最重要的是被稱之為“分配性激勵”，這是政治發展中的制度救濟現象。工業化對引起的社會變動對權利利益的開放會形成一種激勵，在這種激勵下人們通過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兩種方式來獲取利益，在自由體制下，人們往往通過爭取政治權力獲得社會流動和身份的改變，這就是為什么在自由體制下這個國家陷入混亂的原因。而威權體制實際上就是封閉了通過政治權力獲取流動和地位改變的機會，從而形成了生產性的激勵，單純的生產性的激勵。這是威權主義的奧妙。而威權體制向多元體制轉變的動因主要表現在利益結構的變化、社會心理的變化和精英集團的分裂。威權體制向多元體制轉變的條件主要表現在新的社會結構的形成、精英集團的整合和主流社會意識的形成。
祝東力、高全喜和汪暉三位評議人分別做了評議。祝東力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評議。從方法論上來講，東亞課題研究擺脫了左翼教條和二三十年的洋教條，回到了經驗和政治實踐本身，也是中國政治社會學研究所應該采取的方法。從工業化和民主化的關系來，二者是不同的需求趨向，并不是相互決定和影響的，東亞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最后祝東力認為東亞課題研究有一個沒有展開和重視的問題是東亞五國一區政治變遷的美國因素，而東亞五國一區的政治發展和變遷過程中都有美國深刻的影響甚至控制。高全喜認為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研究的成果是全新的視角和非常客觀的，尤其是對三個階段以及內在的變化、動因、機制，結構性的展示，給人印象深刻。但在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發展演變過程中，美國因素或者再深入一點，還有蘇聯因素，報告中沒有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實際上它所起的作用和隱含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理論的層面上，避免教條化的解釋是必要的，但應該能夠進一步的深入，上升到一個非教條的，基于經驗主義、客觀分析之上的一種理論或者是原理論。汪暉認為首先從方法論上來講，報告采用歷史結構的分析方法，歷史感特別強，不管是對于理解區域還是中國都是非常重要。其次認為在房寧發言中提出的區域政治經濟發展有一個工業、產業政策起主導作用的觀點，使得我們擺脫了過去在民主和專制而言框架中討論社會發展的束縛。課題研究放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的大背景下來分析工業和產業政策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比較注重政治構造對于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意義，另一方面分析了產業政策、社會福利和教育體制促成東亞地區較為平等的社會狀況，使階級斗爭的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為后來的轉型，從階級轉型到市民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最后提出了建議，一個是精英集團和中產階級的關系影響那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和兩者的關系問題可以更深入。另一個是東亞地區轉入多元體制，但又面臨著不穩定的危機，比如泰國，其不穩定的社會基礎性要素是什么，希望能在后面的研究中看到。
周方冶關于泰國政治的主題發言。首先認為泰國政治由于民族和宗教以及外部影響因素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泰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通過維新革命成功的從封建體制轉向了君主專制的體制，王權成為了唯一的主宰，貴族和官僚主義瓦解了，同時產生了軍人和文官兩個新的利益集團。20世紀20到30年代，經歷了1932年民主革命，從君主專制瓦解進入君主立憲體制，軍人集團成為最上層的集團，自由民主人士和文官集團結合成為另一派政治力量。這一時期華商從依附于王權轉到依附于軍權。到了冷戰時期，由于美國的介入，對軍方的支持，使得軍人集團獲得了更大的控制權，泰國最高決定權是軍人集團。在90年代的泰國看似穩定，實際上很動蕩。農民依然存在，地方豪強和政客集團成為了掌握選票的商人。王室和軍人開始逐步的被邊緣化，但是保持了獨立的地位，但是和中央沒有直接的關系。官僚集團從原來的非政治化現在開始逐漸的政治化。是一個碎片化的平行政治制度。他信所建立的體系是一個成型的體系，代表新資本集團，跟曼谷政商集團有差異性或者是有利益矛盾的。周方冶最后把泰國政治發展的特征歸納為：第一，政治是有序和無序之間不斷搏斗，第二，政治發展遵循從一元到多元的基本路徑。第三，威權式的“強政府”有助于社會經濟發展，但無論發展與否，都難以長期保持政治的穩定，面臨兩難困境。
尹保云主要分析了東亞國家政治發展的動因問題。認為推動東亞政治發展的內部動因主要包括：一是經濟發展不斷提出政治體制變革的要求；二是經濟增長推動教育的發展和人民素質的提高，這些都有利于民主的發展；三是經濟增長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四是利益集團的分化。但是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認為發展中國家、落后國家的動因不足，本身的動力不可能推動國家向民主轉變，內部的動力也不可能推動國家轉向市場經濟。有能力的集權體制完全可以控制和扼殺內部動因的推動力，蘇聯模式的體制和蘇聯目前的體制就是最好的證明，卡塔爾和北朝鮮的比較也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民主還需要外部的動力，民主的外部動力體現在：一是美國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外部力量直接介入；第二是制造圍堵局面，最后導致突然發現大災變，像蘇聯突然崛起。第三，直接命令、勸導、誘導，包括用經濟手段，用經濟制裁、援助直接干預。第四，文化入侵，不斷培植本土民主力量，包括大批的培養留學生。尹保云接著提出了令我們耳目一新的觀點，他通過實際的調查研究，通過對東亞不同國家的對比分析發現，東亞國家的落后排序，先后排序與他們受到的外力作用早晚和大小有關系。并且對東亞典型的韓國、日本、印尼、臺灣和印度進行了分析論證。
吳稼祥首先肯定研究和會議的意義和價值。這項研究面向世界，有一種傾向是文本到樣本，值得贊許和肯定。從樣本來說，雖然說在樣本大小和體制上，研究對象和中國都不同，但是從這些樣本里超越現象的歸納發現帶有本質性的認識，對于中國都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吳稼祥強調對沖的概念，認為非常有意義，在自由增加的同時，我們也可能感覺到權威的加強。最后在三階段的歸納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用“器官移植”階段、存活變異階段和適應同化階段來概括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三個發展階段更為準確和可操作性。
許利平對印尼的威權體制和多元體制的價值進行了比較分析。從經濟發展層面來說，威權體制時期的GDP發展速度明顯快于多元體制時期；從社會保障和教育等權利來說，多元體制時期的政府保護力度不如威權時期，很多普通人懷念蘇哈托時期的政府；從政治參與層面來講，多元體制下的參與度相對于威權時期要廣泛；從政治成本來講，多元體制下的選舉成本明顯要高于威權體制時期。許利平認為影響印尼政治轉型的因素一是華人因素，但華人經濟上的優勢和政治上的邊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經濟上的優勢是相對的，主要是對私營企業的掌控。二是軍人因素，其中在威權時期為了穩定的考慮而扶持軍人，在多元時期強調軍人專業化和單一化，除去原來的政治和社會的功能。三是美國因素或國際因素，美國對印尼精英同化和培養的手段非常高明，但也不能過于夸大這種影響。
貝淡寧就民主和賢能政治進行了探討，主要是從價值觀的評判角度來看待權威政治和多元政治的優缺點。在與南美和非洲的威權體制比較中，貝淡寧認為東亞威權體制的優點是能夠選擇有能力和道德的賢人來擔任領導干部。東亞威權體制的另一優點是越發展越平等，代表性的是韓國、日本和臺灣。同時也認為目前的多元體制也存在陷入個人主義危險、放棄更多社會責任的缺點。既然這樣就應該考慮下一個政治體制是什么？西方認為民主體制是最好的體制，但是從目前來看，民主制度也存在著缺點，它不能代表非選民的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貝淡寧認為可以用“賢能政治”來彌補民主制度的不足，用現代化的科舉制度和儒家觀念來彌補當前的不足。
宋磊從“從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錦標賽來探討東亞的民主問題。宋磊認為政治學家主要是從宏觀選舉體制和制衡來討論民主，經濟學家更多是關注產業民主或者說經濟民主。他強調在現階段的中國，我國是一個生產大國，產業民主對于我們或許更為重要。在談到問題方面，宋磊認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五國一區的共同變量和時間切割點沒有太清晰的線索。在演講的過程中，提了七個方面關于產業民主觀點：第一，生產主義是東亞經濟發展的公約數、基礎和動力；第二，生產主義包括生產的量的擴張和質的擴張；第三，宏觀的政治體制影響生產的量的擴張；第四，企業層面的產業民主影響生產的質的擴張；第五，生產的質的擴張和生產的量的擴張相互影響；第六，因此，宏觀的政治體制（民主）通過企業層面的產業民主對生產主義和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第七，產業民主為政治改革提供基礎。最后認為在中國的語境下講經濟民主還是產業民主含義是不一樣的，經濟民主里沒有人道主義的成份在里面，但講產業民主，有很強的人道主義的關懷在里面。
上午自由討論環節，張樹華高度評價了課題組的研究，認為從此次研究有三個方面的突破，一是從概念上升到實踐層面；二是從一國到多國，而且上升到規律和價值層面的討論，這也是一個突破；三是從簡單地談民主擴展到政治發展、政治變遷更寬的視野。同時也指出問題：微觀的東西和中層的東西少一些、缺乏政治學學理意義的結論、用“自由”來概括第一階段是否準確等。張樹華還提議通過研究來總結我們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優勢更有現實意義。禇松燕認為在過去和目前的研究中，受西方國家的影響太大，而對周邊泰國、印度等國家的經驗關注不夠。這個研究從忘掉中國來考察東亞的經濟發展很有意義，從周邊國家的經驗出發，這樣對中國的現實能有更多的關照。同時從宏觀到微觀、中觀的角度去考慮中國的發展路徑，這樣考慮會更有價值。金安平認為此次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從研究方法和語言上都有特別突出的特點。在和問卷調查方法的比較上，認為問卷調查雖然很先進，但是缺少一種關照，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應該有這樣一種關照人的內心、關照人的經驗，關照當事人的心路歷程的東西。最后個人總結了課題組調研報告的經驗，有四句話“找對人，認對門，扣住題，抓住食”。房寧做了補充和回應，認為這個研究是很初步的，第一，很多問題發現了還沒有展開，當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二，為未來研究做了一些積累，所以方法論很重要。
鄭振清以“民主化的動力與治理變革的路徑——臺灣經驗”為主題做了演講。從兩個角度來展開分析，一個是民主的政策取向，也就是從治理績效來評估民主；另一個角度是回歸到臺灣現代政治史發展的基本路徑來談動力的問題。這次關于臺灣的研究可以歸入轉型研究的范疇，即關于走向政治民主與經濟繁榮的條件與途徑的研究。對于臺灣民主化的評估有兩個維度：本土和治理。臺灣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大中國的發展困境和本土的合法性的困境，在解決本土化危機的過程中，強調自由人權，解除“戒嚴體制”，廢除“動勘條款”，恢復言論與新聞自由。這個問題和萬年國會同時成為兩大政治焦點。在臺灣政治本土化發展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本土化和臺灣政治運作的民主化，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我們能夠透視臺灣政治轉型全景，一是本土化與民主化一體兩面，共生發展。二是“經過幾次修憲之后現在的民國不再是以往的民國而是擁有嶄新內涵的新的共和”。從治理績效來評估民主化方面：臺灣民主化之后對治理能力評估，公共政策，黨派利益和選舉考量扭曲多種公共政策。
彭宗超以“中國和合式民主的構建”為題做了演講。“和合式民主”是演講者的一個研究課題的成果在這里分享。合和式民主基本含義是以現有的機制發展為基礎，強調充分發掘中國的和合思想、民本思想和傳統思想來支援我們的政治體制和價值。合和式民主不只在社會主義民主和西方自由民主兩者之間尋求調和，而是把基本的思想可以用在相互矛盾的制度設計中去，是一種合作式的博弈。在吸收傳統“民本”和“和合”思想以及現代合作博弈思想的基礎上，把這些思想融進來，我們要在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人大制度、公共治理制度中進行貫徹。并通過雅安的黨內民主和云南紅河州的鄉鎮長直選做了具體分析，認為制度化和思想層面的指導對我們今天的民主意義重大。
王新生首先肯定了課題組此次的研究成果，接著他對東亞政治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行了分析，把東亞戰后的政治發展做了梳理，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第一是權威主義，這個階段的目標是通過經濟的發展來是維持一個獨立國家的安全和穩定；第二是發展主義，政治階段體制是以經濟發展極大化為目標的一種體制，經濟發展是目的，而且獨裁強權是一種手段；第三是精英主義，主要以日本為代表有典型的三個特征：精英是多元的、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普通民眾的政治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比較低；第四是市民主義，這個政治階段在我們東亞還沒有出現。其主要特征是市民通過自己的團體和政府之間發生關系，推動政府在政策和制定和實施，職業的多元化帶來的利益多元化，帶來政治勢力的多元化。
在下午最后的討論環節，強世功提出了幾個問題，第一個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全球背景和西方因素，東亞民主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價值觀念的主導下發生的，今天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如何？二是對民主的差異性我們還沒有清楚的認識，我們要透過民主之后看看真正的政治運作究竟是怎么樣的？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說民主是一個Of??the??people、for??the??people、by??the??people。這三個是一樣重要還是哪一個是最重要的？房寧回應認為東亞五國一區的發展，在任何階段上都沒有by??the??people的問題，有for??the??people的問題，有of??the??people。尹保云補充認為現在的民主是新式民主，就是以美英為代表的國家的抽象形式。包括for??the??people、of??the??people。而不是by??the??people。鄭振清對很多國家有民主而沒有治理進行了解釋，認為誤把開放式的選舉當作民主的全部內容，而忽略了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張樹華則建議課題組突出這幾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目標，同時研究和中國有共同制度基礎、共同國家任務、政治經歷的俄羅斯政治經驗和教訓。吳冰冰主要是從伊斯蘭教國家尤其是伊朗國家的宗教和政治發展、政治民主之間的聯系做了分析，認為伊斯蘭國家在考慮民主的時候首先著眼于自己的宗教文化而不是西方的模式。其次伊斯蘭國家對合法性的認識也不同，他們最為強烈的宗教因素，再次民主在伊斯蘭國家里更多的是一種手段，通過選舉上臺肯定是伊斯蘭團體。最后伊斯蘭社會更強調跨國家的伊斯蘭社會，次于國家的機制是家族和部落，國家在這個架構里有時候被架空了。所以西方對伊斯蘭國家的影響不是最重要的和單向度，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受到一些啟示。蔣曄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這個報告應該有一個內參式的報告，上報更高的領導，產生積極的影響。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挖掘更多有價值的東西，認為世界未來的發展模式不是單一的模式，而是三種甚至更多發展模式并存，中國要有這個信心。歐樹軍提出了幾個疑問，分別針對尹保云和宋磊老師的問題：一個是按照西方的高級文明的抽象形式走，抽象形式到底是什么？另一個是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問題，從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來講，有混淆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問題。
最后課題組負責人房寧進行了總結：從總體來說這個研究是初步的，此次研究就是想看這些國家的路是怎么走過的，來龍去脈、如其所示地做一個攤開了的經驗描述。背后的規律沒有準備去挖掘，想給國內理論界提供一個情況的匯編，讓大家在這個當中看看是否可以做一些解讀。提議排斥主觀，把這個研究作為一個客觀的對象加以分析和評判，從中得出我們的分析和找到線索，繼續沿著這個問題前進。最后房老師感謝孫冶方基金會的支持和遠見卓識，感謝課題組的年輕學者所做出的研究貢獻。
]]>學術研討會
主辦方 ?：《文化縱橫》雜志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
時??間? ：2010年12月5日
地??點? ：當代中國研究所
會議背景
民主政治作為一個意識形態話題，在中國社會歷久彌新，但作為一個實踐性話題，則缺乏嚴謹扎實的研究。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擺在學界及社會各界面前的重大任務。同處于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紛紛開始了民主轉型。由于與我們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歷史背景、國際環境、社會條件、文化氛圍，它們的民主實踐就成為了中國最好的觀察對象。
2008年末，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與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共同展開了“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發展”的課題研究。在長達1年半的時間內，“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發展”課題組在東亞五國以及臺灣地區，共訪談了300多位政要、企業家學者和記者。此次研討會，課題組以這些新鮮的調研經驗與各位嘉賓共同了探討東亞民主轉型的一些話題。
活動現場?
民主的發生與穩固——東亞國家民主轉型比較研究????
第一單元：東亞政治發展的基本規律
主持：
楊? 平? 《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
主題：
《東亞政治發展的基本規律與理論思考》
?房? 寧??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研究員
評議：
祝東力?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汪? ?暉?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第二單元：東亞政治發展的動力與條件
主持：
楊? 平? 《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
主題：
《泰國政治轉型的動力與路徑》
?周方冶??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政治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東亞民主發展的內外部動力》
?尹保云??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對東亞政治發展三個階段新的歸納》
?吳稼祥??? 生物多樣性基金會副理事長
第三單元：威權體制與多元體制的價值與比較
主持：
高超群? 《文化縱橫》雜志社執行主編
主題：
《印尼威權體制與多元體制的價值比較》
?許利平??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社會文化室主任、副研究員
《民主與賢能政治》
?貝淡寧??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生產主義、產業民主與東亞的發展》
?宋? 磊??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第四單元：東亞政治發展的未來以及對中國的啟示
主持：
高超群? 《文化縱橫》雜志社執行主編
主題：
《東亞政治發展與治理能力的關系——比較與思考》
?鄭振清??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臺灣研究所講師
《中國和合式民主的構建》
?彭宗超??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從四個階段來看東亞戰后政治發展》
?王新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文化研究室主任許利平、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彭宗超、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研究員蔣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祝東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副教授吳冰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社科院文獻信息副主任張樹華、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禇松燕、德隆鋼鐵集團董事長丁立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馬寶成等30余位嘉賓出席了此次研討會。
]]>為期一天的論壇圍繞“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角下的意識形態創新、執政思路演進、市場經濟實踐和社會文化建設等重要問題開展。吉林省政協常務副主席林炎志、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潘世偉等人出席并發言；中國社科院馬研院院長程恩富、榮譽學部委員徐崇溫、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武力等京滬兩地的著名學者發表主旨演講。來自社科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重要科研院所等50多名資深學者參與了討論。
論壇開幕式上，《文化縱橫》社長楊平在致辭中表示，“中國模式”問題的研究，其根本宗旨在于為人類的未來探索新的可能性。在一個資源環境日益枯竭、現有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道路并不能惠及全體人類的不可持續發展的世界中，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研究應該指向新的方向，它應該能夠從中國的問題和經驗出發，為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和新模式開辟出新的道路。
社科院馬研院院長程恩富從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個方面對中國模式的內涵和特征進行了系統闡述；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從“理想社會”和“美好社會”的界定著手，探討了中國現時的發展階段及可達成的近期和終極目標；上海社會科學院童世駿教授論證了以“內在超越”為特征的中國文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合適的文化基礎；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以改革三十年來的成功實踐，對中國當代政治傳統和政治共識的形成進行了闡釋，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鄧小平、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傳統的深度關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徐崇溫指出，在理論上推進中國模式的話語體系，有助于取得和發展話語權，向中國自身也向世界說明應該怎樣觀察和理解模式問題；復旦大學思想哲學學院副教授丁耘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模式論破題，以文明史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立論，強調以中國解釋中國，以中國的理論解釋中國的現象，以中國的戰略解決中國的問題，以中國的自覺指引中國的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干春松教授從對五四啟蒙運動的反思入手，論述了革命時期新啟蒙運動的軌跡和中國共產黨文化戰略的延安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武力教授從執政黨的角度出發，以1949年建國和1978年改革開放為轉折點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兩次偉大轉變及其對執政黨和國家發展的影響；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劉海波副研究員立足于社會主義與市場化如何兼容的問題意識，從田制、幣制及社會制度的角度探討了我國的經濟制度與政策；北京大學潘維教授對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刻聯系作了系統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包括組織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三種體制在內的當代中華體制。其他眾多學者就“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角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論壇上，吉林省政協常務副主席林炎志、北京大學哲學系吳飛等對主題研究進行了深度點評，進一步激發了與會學者就相關問題進行熱烈討論和思想激辯。
本刊認為，自“中國模式”的概念出現以來，以“中國模式”為框架解釋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學術努力漸成顯學，這種努力意在探索導致中國30年成功發展的中國因素。但是，到目前為止，論者多從工業化發展的階段理論，國際產業轉移與國際分工理論、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等經濟理論方面論述中國模式，而關于中國30年改革開放實踐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則明顯不足。因此，組織此次學術論壇希望倡導“以中國論中國而非以西方論中國，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論述中國模式，以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作為中國模式論述的主線”，在中華文明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基礎之上來總結提煉中國模式的內涵與特征。
]]>——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論壇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各種紀念活動漸入熱潮。一場名為“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論壇于4月10日在京召開。該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別指導，受求是理論網特別支持，由《文化縱橫》雜志社與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
為期一天的論壇圍繞?“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角下的意識形態創新、執政思路演進、市場經濟實踐和社會文化建設等重要問題展開。吉林省政協常務副主席林炎志、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潘世偉等人出席并發言；中國社科院馬研院院長程恩富、榮譽學部委員徐崇溫、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武力、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海波，上海社科院黨委副書記童世駿，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紹光，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法學院教授強世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副院長干春松，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丁耘，《新法家》網站總編輯翟玉忠等京滬兩地的著名學者發表主旨演講。來自社科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防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河北大學等重要科研院所等50多名資深學者參與了討論。
論壇由《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社科院馬研院研究部主任趙智奎和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亦先后主持。
論壇背景：一個理論課題引發的持續討論
2009年6月，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與《文化縱橫》雜志社設立了“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項目；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國模式研究小組”承接課題，進行了為期一年半的研究，形成了富有啟發意義的研究成果。2010年10月，《文化縱橫》雜志10月號重點推出研究主報告《論中國模式：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道路》；2011年1月、3月，《文化縱橫》1月號、2月號特辟專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模式”，發表了“中國模式研究小組”成員的一系列文章。
研究項目的設立和研究成果的不斷發布，引起了理論界和學術界的較大關注和爭論。上海市委宣傳部主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專報》2010年第19期刊載了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求是理論網等給予了轉載。2010年12月4日，“中華文明、中國模式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座談會在復旦大學舉行，來自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社會科學院和滬市部分高校的20多位專家學者對研究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相關人員認為，此課題研究在“中國模式”的各種討論中，展現出了獨特的理論勇氣、創新的理論智慧和真誠的問題意識。
為了回應理論界對此問題的關注，進一步激發爭鳴，《文化縱橫》雜志社與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舉辦了此次大型高端學術論壇，邀請學界眾多一流學者就“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角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論壇內容：解讀中國模式的秘密、探索新型文明的可能
?論壇開幕式上，《文化縱橫》社長楊平在致辭中表示，“中國模式”問題的研究，其根本宗旨在于為人類的未來探索新的可能性。在一個資源環境日益枯竭、現有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道路并不能惠及全體人類的不可持續的世界中，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研究應該指向新的方向，它應該能夠從中國的問題和經驗出發，為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和新模式開辟出新的道路。
論壇進行過程中，學者作了主題發言。社科院馬研院長程恩富從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個方面對中國模式的內涵和特征進行了系統闡述；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從“理想社會”和“美好社會”的界定著手，探討了中國現時的發展階段及可達成的近期和終極目標；上海社會科學院童世駿教授論證了以“內在超越”為特征的中國文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合適的文化基礎；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以改革三十年來的成功實踐，對中國當代政治傳統和政治共識的形成進行了闡釋，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鄧小平、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傳統的深度關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徐崇溫指出，在理論上推進中國模式的話語體系，有助于取得和發展話語權，向中國自身也向世界說明應該怎樣觀察和理解模式問題；復旦大學思想哲學學院副教授丁耘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模式論破題，以文明史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立論，強調以中國解釋中國，以中國的理論解釋中國的現象，以中國的戰略解決中國的問題，以中國的自覺指引中國的道路；《新法家》網站總編輯翟玉忠則立足于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軌跡，分析了馬克思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及其中產生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干春松教授從對五四啟蒙運動的反思入手，論述了革命時期新啟蒙運動的軌跡和中國共產黨文化戰略的延安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武力教授從執政黨的角度出發，以1949年建國和1978年改革開放為轉折點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兩次偉大轉變及其對執政黨和國家發展的影響；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劉海波副研究員立足于社會主義與市場化如何兼容的問題意識，從田制、幣制及社會制度的角度探討了我國的經濟制度與政策；北京大學潘維教授對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刻聯系作了系統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包括組織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三種體制在內的當代中華體制。
論壇上，吉林省政協常務副主席林炎志、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吳飛、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吳新文、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貝淡寧、中國現代國際關系學院研究員江勇對主題演講進行了深度點評，進一步激發與會學者就相關問題進行熱烈討論和思想激辯。
論壇亮點：從意識形態創新角度切入中國模式內核
據主辦方介紹，自“中國模式”的概念出現以來，以“中國模式”為框架解釋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學術努力漸成顯學，這種努力意在探索導致中國30年成功發展的中國因素。但是，到目前為止，論者多從工業化發展的階段理論、國際產業轉移與國際分工理論、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等經濟理論方面論述中國模式，而關于中國30年改革開放成功實踐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則明顯不足；從執政黨意識形態角度切入“中國模式”問題內核的，更屬鳳毛麟角。
因此，無論是“中國模式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專題研究還是此次學術論壇的召開，主辦方都希望倡導“以中國論中國而非以西方論中國，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論述中國模式，以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作為中國模式論述的主線”，在中華文明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基礎之上來總結提煉中國模式的內涵與特征。
可以認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不斷擴展，“中國模式”將持續成為理論界的熱點概念。雖然這一概念的的具體含義遠未廓清，但是它確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百年發展道路的一種獨特界定，是西方發達國家不得不予以正面回應的一種競爭參照，是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的一種可能提示。這一概念所產生的歧見、激辯和現實的影響，不應當被視作可有可無或刻意為之；相反，它們的出現，為中國更加準確地量度自身的來路、更加準確地把握當下發展、更加正確地預測未來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資源。
]]>來自中國和歐洲各地區的思想大師、外交使者、專家學者，以及媒體代表約50人共聚澳門，一同圍繞“澳門與中西對話”、“歐洲危機與中國轉型”、“歐洲和平與東亞和平”三大主題展開對話。鳳凰衛視震海聽風錄欄目、騰訊網為此次活動提供媒體支持，人民網強國論壇對部分參會嘉賓進行了專訪并搭建專題頁面，并在騰訊微博、新浪微博將現場的對話內容實時發布，同網友展開互動。
1月21日上午九時，本次對話活動通過播放歐洲理事會范龍佩主席的錄像致辭正式拉開帷幕，并由代表歐盟駐世貿組織前大使保羅?張萬亭的巴黎政治學院德拉諾瓦教授、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副理事長陳越光先生，以及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鐘怡女士分別致開幕辭。范龍佩主席表示這次對話有助于中國和歐洲之間的相互了解，并預祝對話成功舉行。德拉諾瓦教授相信會議有助促進中西意見交流。陳越光副理事長則肯定會議的舉辦為與會者提供退而遠瞻的中歐發展新視角，而中歐關系唇齒相依，如何加強兩者的緊密合作成為新時代的重要議題。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鐘怡委員致辭時表示，在中歐關系日漸緊密的今天，澳門作為雙方對話交流的平臺角色日益突顯，而澳門本身也通過與歐盟在法律、翻譯、經貿、文化藝術和學術研究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促進中歐雙方通過澳門進一步了解彼此；她并希望通過此次高端對話，能讓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推向更高和更新的層次，同時能使中歐社會論壇的宗旨──“推動公民參與，共同思考未來”的重要理念得以貫徹，為澳門提供積極的參考作用，以促進澳門的公民社會建設更進一步地發展。?
圖：歐洲理事會范龍佩主席通過錄像為會議致開幕詞
其他出席是次對話的中外嘉賓和本地代表陣容強大，包括歐盟駐世貿組織前大使、中歐社會論壇創始委員保羅?張萬亭教授，中歐社會論壇執行主席陳彥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歐對話中心主任于碩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宋新寧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秦暉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楊富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日本駐希臘大使北村隆則教授，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曼努埃爾?波爾圖教授，國際軍事網絡協調德羅桑伯格上校，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倫理中心主任楊煦生教授，澳門歐洲研究學會主席麥健智先生，澳門亞太拉美交流促進會理事長魏美昌先生等。而這次對話亦特別邀請了多家海內外著名媒體的代表，例如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騰訊網燕山大講堂主持人楊子云、《經濟觀察報》研究院院長新望先生、天大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楊恒均博士等蒞澳與會開展對話，眾多嘉賓通過分享和借鑒各國社會的發展經驗，探索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共同應對新時代的挑戰。
主題一：澳門與中西對話
開幕式結束后隨即開展對話。首場以“澳門與中西對話”為題，探討澳門作為近代西方世界通向中國的第一扇大門在中西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中西之間的新一輪對話與合作正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展開序幕，如何進一步發揮澳門的優勢，使澳門成為中國內地與歐洲大陸之間另一個深層次的對話溝通平臺成為與會嘉賓的對話焦點。
楊富雷教授稱，實際上傳教士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本意并不是來對話的，但是因為他們來到中國，對話恰恰就這么發生了。楊煦生教授認為那時中西方把對話作為精神上的對象，真正企圖進入對方的價值世界，對話才真正開始。今天我們來到澳門，實際上是一種對話精神的重溫。在談及澳門的變遷時，于碩博士說，澳門相當一段時間作為進出中國的唯一門戶，也是歐洲人進入中國的落腳之地，等待每個月兩次與珠江上的人進行交易，它從歷史的意義上說已經說明其重要性。澳門體現了近代大的歐洲變遷，新大陸的開發、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民族國家的建立都在澳門有體現。她希望澳門可以成為走出第三次經濟人相逢的階段，走向第四次相逢：生態人相逢。
- 中歐關系需創新思維面對
歐洲正面臨著歐債危機，中西之間的對話顯得更加重要。澳門歐洲研究學會主席麥健智先生表示，中國人認為歐洲越來越不重要了，中國人會認為歐洲基礎不穩固等，這些都是誤解。中國和歐洲要建立戰略伙伴的話，必須增進相互了解，所以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中歐之間要有創新的思維來面對中歐之間的關系。
- 媒體互動：澳門人需要建立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建構
騰訊網燕山大講堂主持人楊子云女士主持了之后的媒體互動，共同探討“澳門學”以及澳門的發展方向。于碩博士認為，澳門有特殊的中西交流史，其他地方沒有；澳門人需要建立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建構，去掉賭城的符號；澳門相對來說比較開放，在澳門可以做真學問。
談及澳門，不得忽視的就是博彩業。博彩業為澳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的同時，亦為澳門帶來了問題。澳門亞太拉美交流促進會理事長魏美昌博士認為，目前難以解決的問題是，賭城的形象非常負面，不是文化之城。非洲民眾不知道澳門，以為是香港的一部分。澳門跟非洲和拉丁美洲還沒有建立比較好的貿易渠道，了解那邊環境的人少，精通雙邊情況的人更少。澳門不引進，把門關死死的。這要問政府，他們是怎么考慮的。現在信息傳播非常快，應該用新媒體傳播澳門。澳門主導企業家賺錢，還要引導他們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還有學術機構沒有把門打開，宣傳力度不夠。
主題二：歐洲危機與中國轉型
第二場對話則以“歐洲危機與中國轉型”為討論主題，與會者分別回顧近年歐債危機迫使歐洲大陸再次思考與尋找經濟、政治、社會等內部存在的破壞性因素，與同樣處于社會轉型格局的中國現況互為參照，并為中國今后的社會發展建言獻策，尋找實現社會轉型的突破路徑。
對于歐債問題，宋新寧教授認為，歐洲的主權債務問題是個別國家的問題，他不認為歐元或歐洲存在多大的危機，但是存在很多問題。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有它的問題，但不能下定論說歐洲現在的福利制度就走不下去了。歐債問題是一場被夸大了的危機，各利益相關者都有夸大它的需要。歐洲的主權債務問題更大程度上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歐洲面臨債務危機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轉型問題。秦暉教授認為，關于稅收與福利，中國的問題和西方的問題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西方的問題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中國的問題是：馬山珍海味都吃，但就是不跑。中國的下一步改革不僅有利于中國人，也有利于世界，否則不僅中國有問題，全世界都有問題。不能否定存在這樣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國經濟中的一些特點能在全球化中勝出，但是這種特點的勝出不是中國的勝出。現在中國的福利分配起到的是擴大不平等的作用，而不是縮小不平等。現在擴大不平等的功能有弱化，但依然沒有改變。
在澳門大學做訪問學者的Thomas Christiansen先生稱，“過去幾十年我們以為我們內部非常團結，但是危機流露出我們并沒有實現社會的一體化，歐洲各國之間還存在較大的隔閡。歐債危機跟中國有什么關系？我發現確實歐洲和中國面對的挑戰是有關聯的，對政府是個挑戰，對民主是個挑戰。歐洲和中國都會強調經濟增長和福利制度，到底應該強調歐洲模式還是中國模式呢？我們都面臨著這種壓力。”
- 媒體互動：很多事情我們努力便可能有
《經濟觀察報》研究院院長新望先生主持了媒體互動環節，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曼努埃爾?波爾圖教授和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宋衛清教授，與參與該主題對話的嘉賓同媒體展開了互動。
臺下有媒體代表對中國的轉型與未來提出思考。秦暉教授回應：“我覺得歷史的不確定性很重要，很多事情我們努力便可能有。國家的演變是很難預言的，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的時候也許就可能了。在中國，我們只能講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努力，很難講這樣的努力是否可能成功。”
主題對話三：歐洲和平和東亞和平
22日上午舉行的第三場對話以“歐洲和平和東亞和平”為題展開。與會者認為和平是一個亙古不變的時代主題和追求，如何促進真正的和平有賴各國加強合作和溝通，而歐洲推動和平發展的經驗將為實現東亞的永續和平提供重要的參考作用。
保羅?張萬亭大使認為和平是最重要的，他指出“之前如果歐洲各國之間要打戰比較容易，因為國與國之間有疆界，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疆界變得模糊了。重要的不僅是政府之間要去促進和平，公民之間也要每一天去鞏固。當然僅僅是在經濟方面的合作不能夠避免戰爭，和平是要在每天的生活去不斷地去鞏固的。歐洲有五億人口，所以我們要盡力去做一切的事情，要有同等的機會去發展。”
來自國際軍事網絡協調的曼弗雷?維爾納?德羅桑伯格上校認為，人們能夠和諧共處其實不是和平，即便各國沒有宣布戰爭，但是一直存在潛在的戰爭威脅，所以我們必須締造這樣的氛圍，沒有爆發戰爭并不能確保永久和平，和平是需要創造的。
隨后，中歐社會論壇執行主席、中歐社會論壇創始委員陳彥博士，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王建偉教授與上述嘉賓一起參與了《新京報》文化部主任蕭三郎先生主持的媒體互動。
會議最后，鐘怡女士、保羅?張萬亭先生、陳彥博士分別代表澳門基金會和中歐社會論壇致辭宣布會議圓滿結束。主辦方感謝嘉賓的參會與精彩對話，并希望能夠保持對話的精神，跨越重洋，攜手應對人類社會大變遷中面臨的共同挑戰。
與會者對這次對話的意義和成效高度肯定，這次對話在十分熱烈的討論氣氛下圓滿結束。而部分嘉賓于23日移師香港，在香港理工大學繼續參與“歐洲人文主義 協助精神反思”研討會，對相關議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