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麗玉(Veerle Nouwens)

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

? 慧諾(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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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中國神州十三號航天員經歷6個月太空“出差”，將于近期返回地球。近年來中國在太空領域的快速發展，已引起美歐高度注意。近期，歷史悠久、英國領先的國防和安全智庫——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出爐一份重磅研報《在全球公域應對中國的跨大西洋方案——美歐海洋和太空政策的趨同與分歧》，就把中國作為唯一對手，敦促美歐擱置爭議、精誠合作，在水上和空中遏制中國，以鞏固美歐領先地位和自身利益。

這一研報，其實是太空競爭愈演愈烈的一個縮影。近年來，從成立太空軍，到提出新版登月計劃，再到最新財政預算為NASA撥260億美元、計劃2040年送人上火星，美國在太空領域屢出“大手筆”；歐洲也在調整太空戰略，一方面自主制定《歐洲空間計劃》，另一方面也逐漸轉變與中國合作的態度。以至于外媒直呼，全球“太空競賽”又回來了。

本研報詳細分析中、美、歐在太空領域的行動框架。目前，《外空條約》是太空治理的主要國際法依據，但這一條約，已難以應對頻譜及軌道占用、太空垃圾、軍民兩用武器等新問題。盡管中、美、歐盟、英國都曾提出新方案，但因各自掣肘而尚未達成一致。

報告認為，在太空領域建立跨大西洋聯盟，十分必要且可行。美歐都認可太空領域存在所謂“中國威脅”，那就必須克服內部分化和競爭，聯合起來應對中國。目前，北約內部已將太空認定為新的軍事行動領域，將涉及太空的進攻納入共同防御條約。作者強調，太空先行者將占據巨大優勢，中國已認清這一現實，大西洋兩岸是時候采取行動了。

本文節選自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2022年3月研究報告的太空政策部分，由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譯首發。文章基于美歐立場，不乏負面觀點，僅供廣大讀者參考。

在全球公域應對中國的跨大西洋方案

美歐太空政策趨同與分歧

▍引言

隨著中西緊張局勢加劇，潛在領域的政策合作與競爭，受到各國政府、議會、媒體、智庫和公民的密切關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全球公域 （global commons） 的治理：在全球海洋和外太空領域，當前國際通行的治理框架，目的在于確保任何國家都無法對全球公域內的資源提出主權要求 。

西方認為，這一國際規則體系，是各國得以“開放和不受阻礙地”進入全球公域的基礎，但卻受到中國挑戰。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全球公域的影響逐步加強，這在海洋和太空領域很明顯。中國基于其國力推動商業和軍事利益，雖然中國并非唯一這樣做的玩家，但“其戰略目標可能與現行國際法相悖”。

此外，在海洋和外太空領域，還存在大量國際法的“灰色地帶”。在這里，參與者和資產很難被明確識別——不能明確國家邊界，也不能輕易地判斷其功能是屬于民用，還是屬于軍用。西方認為，中國越來越多地使用“灰色地帶”戰術。目前，西方爭論的焦點在于，中國是不是正利用其不斷增長的實力，來把持、改革或取代現行的全球公域治理的國際法和制度規范。

對于全球公域里日益增長的中國角色，美國始終深感憂慮，現在歐洲也逐漸擔心起來。雖然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更大，但歐盟對中國的定位更加多面：從談判伙伴到經濟對手。英國則將中國稱為“系統性”競爭對手。其他歐盟成員國和歐洲非歐盟國也更加公開地批評中國的行動。就此而言，跨大西洋國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趨同。北約（NATO）的一些聲明強調，中國正在成為北約必須應對的挑戰。不過，關于海洋和外太空治理的跨大西洋合作遠比想象的更為復雜。

這份“白廳報告”（Whitehall Report）是“跨大西洋中國對話項目”的組成部分，旨在探討歐美在全球公域的合作機會與挑戰、中國在相關領域的影響力，以及歐美的應對之策。首先，本報告定義了“全球公域”，并探究了現行的規則體系。其次，分析了中、美、歐在全球公域中的互動框架，并證實歐美對中國的憂慮正逐漸上升。此外，由于歐洲內部復雜的決策機制，本報告還專門討論了歐盟內不同機構、相關組織、歐盟成員國，以及非歐盟的歐洲國家在該議題上的不同立場和戰略。最后，就“全球公域”治理的跨大西洋合作提出總結和建議。

(本報告封面)

▍ “全球公域”與外太空治理的現行規則

聯合國將全球公域定義為“不屬于任何一個特定國家管轄、所有國家都可以使用的資源領域”。根據現行國際法，有四個全球公域：公海、大氣層、外太空，以及南極洲。然而，“全球公域”的概念是可以改變的。它取決于全球對特定資源或領域的態度、技術變化、稀缺性和公平獲取。例如，一些專家會用“網絡空間”取代南極洲作為第四個全球公域。

全球公域的管理涉及復雜的過程，需要平衡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和責任。現實中，非國家主體也能進入和使用這些資源領域，例如國際組織、公司和個人。因此，對于這些空間的治理，需要真正能使“所有人”都遵守的共同規則和規范。相關規范需要平衡不同行為主體的利益和立場，可大致歸納出三條基本原則：第一，應該優先保障出于商業或軍事原因對這些領域的“準入”。第二，應該避免保護公域的“條件”被過度使用。第三，應該在開發和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以維護公域中潛在全球資源的可持續性利用。

現在已有一些全球性的條約和公約，來管理全球公域。不過，盡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 和《外空條約》 （Outer Space Treaty，OST） 等國際法律框架已被廣泛采用，但對其解釋的分歧，仍然存在。 此外，新技術的出現，降低了各國掌握進攻性能力的門檻，以至于民用和軍用的區別變得模糊，各國在外太空獲取和利用新資源的能力隨之提高。這種情況下，某些國際規范和規則也許不再適用。

一直以來，海洋領域比外層空間的治理和規范建立得更好。大氣空間 （或者說各國領空） 的終點和外層空間的起點的定義是有爭議的，并且沒有編入《外空條約》等國際協定。 當前，國際航空聯合會 （Fédération Aéronautique Internationale，FAI） 和其他機構一般使用“卡門線” （高于海平面100千米） 來確定和記錄何時實現了航天飛行。然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國軍方認為，外層空間始于海拔80.5千米左右 （或卡門線下19千米） 處。隨著航空航天活動的增加，不同的認定標準，可能會造成復雜的困境，因為航天器的發射和著陸，以及它們的往返軌道，都可能途經潛在的“外國領空”。 雖然國際法中尚未對“外層空間”提出 明確定義，但各國參考的核心治理框架，依然是《外空條約》。

《外空條約》規定，各國不能對外層空間的任何部分提出主權要求，而且不能通過在地球軌道或外層空間部署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s），來實現該公域的軍事化。但是，隨著 民用和軍用技術應用的增加，外層空間的安全化、武器化和軍事化的界限變得模糊。該 《條約》的效用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而各國現在可以利用難以歸咎于某個行為者的軍民兩用裝置，來擾亂和削弱其他國家的能力。 例如，機器人衛星可以通過交會或接近，進而操縱其他衛星； 各類地基武器也被研發出來，能夠使在軌衛星“失明”。 這些新趨勢給在太空作業的國家帶來了戰略挑戰。當前的討論已不局限在“空間核武器”等具體問題， 而是圍繞太空進攻和防御能力的構成體系來展開。

該《條約》并沒有預見到衛星所有者的增長、衛星和通信頻率的管理、空間碎片的積累、“空間網絡戰”以及這些變化對外層空間活動構成的威脅。《條約》也沒有預見到各主體為了國家和商業利益進行太空探索的驚人程度，因此也沒有界定具體的空間資源探索和利用規則。對空間的不平等使用，對國家結果有直接影響，因為獲得新資源的國家將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

此外，以衛星發射為代表的外太空商業活動的增加，導致特定國家的私營部門及其幕后支持者，在規范和標準制定上發揮了主導作用。管理日益增長的外太空活動，屬于國際電信聯盟（ITU）空間服務部的任務，該部門負責協調空間系統和地球基站，并記錄工作程序。然而，針對日益增長的空間碎片問題，尚未出現一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協議——現有《外空條約》缺乏空間碎片減緩規則，而沒有直接立法的國家，只能試著解釋現有規定。因此，運營商往往采取“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方法，繞過本國法律，以換取其他國家較松的監管制度。

與外空治理有關的其他框架，還包括1984年《關于各國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活動的協定》（Agreement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on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簡稱“月球協定”）。月球協定將月球描述為“人類共同遺產”，并呼吁建立一個國際制度來管理月球資源的開發。目前，《外空條約》已經被110個國家批準，包括中國、美國和英國，但月球協定只有18個國家接受。中國和美國都沒有簽署或批準《月球協定》，人們由此懷疑該協定在國際治理中到底有何作用。例如，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情況一樣，美國也擔心《月球協定》會限制其主權和行動自由。

▍中美歐的太空治理互動

在制定外太空規范時，美國、中國、英國和歐盟都曾試圖提出自己的國際治理框架。這些倡議，有的獨立于聯合國機構，有的也通過聯合國機構提出，取得了不同成果。2008年和2014年，中國曾和俄羅斯一起就太空治理問題，在聯合國框架內提交相關議案，但都沒有通過。此外，外界對于中國愿不愿意在外太空限制其自身行為，一直有爭論。例如，美國拒絕中國提案的一個原因是，該方案“缺乏核查機制”，不能管理中國和俄羅斯一直在開發的地基反衛星武器，也沒有限制兩國可用于進攻的反衛星武器的數量。西方認為，缺乏相關限制，可能會掩蓋那些軍民兩用的裝置或能力，同時也沒有解決方案來處理因這些武器而產生的空間碎片。

歐盟曾試圖在聯合國推動《外空國際行為守則》（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Outer Space），但也沒有成功。該守則并不是通過聯合國渠道制定的，因此也缺乏聯合國成員的支持。美國曾在不同階段對該方案表示反對，因為這可能嚴重限制美國在外太空的軍事和情報活動。

相反，2021年，英國成功地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該決議旨在分享“如何以包容的方式進一步發展負責任的太空行為規范”的想法，并希望基于這些想法推動正式討論，最終達成近似法律約束性的文書。雖然這項決議得到美國支持，但中國投了反對票，印度投了棄權票，因為它未能提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解決方案。

2021年，美國在聯合國框架外起草《阿爾忒彌斯協定》（Artemis Accords），提出“安全、和平和繁榮的未來太空原則”。它尋求“促進多邊努力，進一步發展適用于空間資源開采和利用的國際慣例和規則”。迄今為止，共有15國簽署該協議，包括4個歐洲國家。該協議的目的，是維護《外空條約》中的現有規范和規則，并強化聯合國相關治理結構中的部分內容，如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UN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UNCOPUOS）提出的《空間碎片減緩準則》（Space Debris Mitigation Guidelines）。

有分析家指出，《阿爾忒彌斯協定》試圖通過“為希望與美國合作的公共和私人伙伴確立高標準起點”，來構建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外空善治的法律制度和系統”，進而贏得領導地位。事實上，通過將該協定置于《外空條約》的泛化話語和規則體系中，美國“試圖將這一協定轉化為習慣的國際法，不僅約束締約方，而且約束非締約方在外太空的行為”，從而落實并發展《外空條約》和其中廣泛的原則。

相比約束海洋公域，實現跨大西洋的外太空行為規范合作協議，更加困難。這可能是因為，在此前《外空條約》下，那些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規范議程，已經過時。

新的現實是：各國從外太空探索和利用中，能獲得豐厚的技術、財政和戰略回報。

雖然在理論上，歐洲和美國利益相對一致，但在實踐中，雙方存在著重大分歧。這些分歧包括：歐洲關切戰略自主權，柏林有意強化歐洲航天局 （European Space Agency，ESA） ，以及，歐洲反對美國《阿爾忒彌斯協定》允許國家占有太空自然資源開發，或在其行動區域周圍指定“安全區”。

無論如何，歐美都必須在外太空的管理上找到一致意見，因為大西洋兩岸都忌憚中國的外太空活動及其不斷增長的外太空能力。雖然美國比歐盟更早地表達了這些關切，但后者也在嘗試展現更多話語權。

總的來說，歐盟對所謂的“中國修正主義”表達了越來越多的擔憂。2019年，歐盟的戰略報告指出，雖然中國“要求改革全球治理，讓新興經濟體有更多的參與和決策權”的主張應該被承認，但“中國不大愿意接受隨著其作用增加而產生的責任，以及新的問責制度”。該報告還指出，以犧牲其他國家為代價，有選擇地維護規范，只會削弱整個體系。目前歐洲的普遍看法是，“中國是一股修正主義的力量，但還不是積極的秩序破壞者”，這也意味著雙方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大門，依然敞開。事實上，在某些問題上，中歐雙方的立場，似乎比美歐之間更加一致。

▍ “戰略自主”還是“繼續騎墻”？歐洲太空戰略將如何抉擇

2016年，歐洲發布了最新的太空戰略，其中列舉了參與外太空的各種歐洲行為主體，包括ESA等機構、歐盟委員會和個別歐洲國家。作為歐盟分裂的一個典型例子，ESA是多邊性質的，但不受歐盟管理，并且只參與有限的歐盟項目。因此，歐盟成員國基本上都只根據自身國家利益，選擇性地參與不同的太空計劃。從2021年起，前身為歐洲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局（GNSS）的歐盟盟航天計劃局 （EUSPA） ，被賦予更廣泛的任務。 該機構將監督歐盟的太空活動和國際合作，而歐空局則會繼續專注于技術問題。與此同時，這也讓人們擔憂，這兩個機構之間可能出現重復工作。

此前，歐洲的太空政策往往側重于尋求和其他國家合作，以及通過共享太空，來緩解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但是，2016年戰略更加強調加大歐洲的創新和研發、簡化投資機會，以及形成一個有吸引力的監管和商業生態系統，從而提升歐洲的內部競爭力。該戰略還強調，在太空領域，民用、商業和國防利益本質上是互相交織的，這些利益的運營，都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以避免受到無線電頻譜準入、空間碎片、網絡攻擊和太空天氣等威脅的影響。

為了確保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太空的自主權，該戰略認為，整個歐洲需要進行大范圍協作——不僅要促進歐盟、相關機構和成員國之間的協調，還要推動民用、商業和國防者的配合。2021年，通過啟動全面的“歐洲空間計劃”（European Space Programme），歐洲已經采取一系列的具體行動。此外，2021年的《歐盟戰略展望報告》 （EU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更進一步，不僅肯定了全面計劃的必要性，而且點名中國在太空領域競爭取得的比較優勢，例如先進的太空計劃和能力、空間發射場等方面。

歐盟認為，當前戰略形勢對歐洲和跨大西洋安全構成挑戰，與中國在外太空研究方面的合作，可能是“有代價的”。有報告指出，中國快速推進北斗衛星系統，并計劃使用與歐洲的伽利略系統相同的信號頻率，這可能限制歐洲政府和軍隊對該頻段的使用。這也印證了美國對歐盟“不要向中國提供敏感技術”的警告。此外，中國在2017年首次公開宣布反衛星試驗，導致歐盟和中國在太空合作方面的信任漸漸破裂。目前，在與中國開展宇航員培訓等合作的問題上，歐盟的立場已逐漸與美國趨向一致。

中歐太空合作，是在歐洲對華科技領域的接觸戰略下發生的，但中國太空領域的觸角并不局限在歐洲。《中國的航天》白皮書指出，2011年至2016年，中國與29個國家簽署了43項空間合作協議或諒解備忘錄，并與歐空局、法國、意大利、英國、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美國開展了雙邊合作。事到如今，伴隨“中國威脅論”的地緣政治話語轉變，跨大西洋共同體也自然有理由，把與中國的太空合作排除在優先事項之外。

然而，在2021年4月最新的歐洲太空計劃公布前，法國還是宣布，它將繼續致力于在太空探索領域與中國合作。最近的消息表明，ESA和法國依然與中俄在一些太空合作領域進行交流和探索，例如，到2036年建立月球基地，以提供在外太空探索和開發的戰略優勢和經濟優勢。但是，其他歐洲國家和歐盟會不會真的允許這種情況發生，還有待觀察。

當然，歐盟已明確表示，它需要自己提出一個協調和全面的歐洲空間計劃，以促進其內部創新發展，并以“太空中的聯合歐洲”（United Europe in Space），作為太空競爭的主要參與者。美國對歐洲這種轉變早有預判，并曾在2003年反對歐洲建立獨立的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認為這是其全球定位系統（GPS）的潛在對手。ESA的負責人最近還指出，埃隆·馬斯克等人正在新的太空經濟中排擠歐洲公司，從而主導衛星系統領域的標準制定。在太空領域，歐洲公司和ESA，與中美兩國的確存在明顯競爭關系。與主要競爭對手開展合作其實無可厚非，但歐洲如何平衡現有的多主體格局，的確面臨復雜的挑戰。

事實上，美國對外太空的全球公域治理，以及相關資源的探索、開發和利用，始終存在復雜的立場和觀點。美國雖然一向接受使用“全球公域”這一概念來描述外太空，但奧巴馬政府還是在2015年頒布《空間資源探索和利用法》（Space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Act）來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外，該法案還試圖捍衛美國私營企業在外太空資源開采方面的投資和產權。而特朗普政府曾直接表示，美國不認為外太空是全球公域。特朗普創建了美國太空部隊，以緩解美國在該領域可能面臨的挑戰。《阿耳特彌斯協議》也是美國太空戰略的另一重要成分，用以在外太空建立屬于美國自己的規范性框架。如前所述，雖然有傳言說法國有意加入該協議，但整個歐洲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對該協議的支持微乎其微。

這并不意味著，在外太空及其治理上，完全無法實現跨大西洋合作。事實上，很多項目正取得實質性進展。例如，在聯合國框架下，歐洲國家和美國支持了英國領導的關于“推進外空行為規范”的決議。NASA和ESA之間，歐美太空領域的政商之間，始終保持穩定合作。此外，在2019年，北約通過了一項新的太空政策，宣布空間也是其軍事行動的領域，并于2020年在德國的盟軍空軍司令部建立北約空間中心。2021年，北約更是進一步承認，對盟國空間的攻擊、來自空間的攻擊或在空間內的攻擊，都可能觸發其共同安保條約。

規范性分歧和經濟競爭的存在，不容忽視，這也使得跨大西洋合作的情況總是非常復雜。但總體而言，美歐還是能夠在太空領域“一致對外”，未來雙方將共同探索，如何有效地應對中國挑戰。

▍ 結論

全球公域的規范和治理環境非常龐雜，僅外太空領域就包含了一系列廣泛的問題。由于太空行為的規范開始涉及越來越多的經濟利益，如太空采礦，情況變得更加復雜。在中西方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跨大西洋共同體尋求太空治理領域的戰略趨同，并非“空穴來風”。畢竟，歐洲國家、歐盟和美國都在談論著一個基于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

然而，在全球公域治理的結構性和規范性方面，歐洲和美國的參與和結盟方式有很大不同。雖然兩方都公開表達了對中國在公海和外層空間的行動和野心的擔憂，但對于中國“改寫全球規則”的程度，看法不一。此外，一些現實的障礙，也阻擋著美歐真正實現“一致對外”：四分五裂的歐盟體制，不足以管理其成員國，例如，ESA影響力的局限性、ESA與EUSPA的潛在職能重復等；在歐洲成員國的對華戰略中，各國的國家利益依然是首要的，而不同國家對“中國威脅”存在不同看法；各成員國，以及歐盟層面都在探索對華合作的巨大商業利益；美歐在外太空存在規范性差異，以及實質性的經濟競爭。

歐洲和美國接受了相同的太空治理制度框架，但在具體行為規范上，有著巨大分歧。在聯合國框架下，美國曾組織歐盟單方面制定外太空行為規范，使之成為決議，又在近期決定建立獨立于聯合國的《阿爾忒彌斯協定》，但只招募到4個歐洲國家參加。這些都突出表明，無論是誰，目前想要制定一個共同規范來治理外太空，仍然是遙不可及的目標。此外，歐洲與中國的經濟關系非常復雜，歐洲認為美國是一個經濟競爭對手，美國認為空間不是一個全球公域，這些立場差異也進一步削弱了迅速建立起有效的跨大西洋聯盟的任何機會。

但是，各類跡象也昭示著合作希望。如今，對于對抗中國、“灰色地帶”威脅和外太空作為軍事行動領域等問題，北約內部的討論已形成實質性的進展和成果。同樣，跨大西洋伙伴還可以通過其他新型或小型的集團，開展定向合作，例如在印度-太平洋框架下探討共同的戰略利益。在太空等新型戰略領域，先行者注定會擁有巨大優勢，因為他們能夠制定規范和標準。顯然，中國已認清這一現實。現在是大西洋兩岸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本文為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報告，原題為《在全球公域應對中國的跨大西洋方案——美歐海洋和太空政策趨同與分歧》，由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譯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 篇幅有限，譯文只摘錄了太空治理的相關內容。歡迎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 阿信?(筆名) ｜資深投資人

【導讀】 如何理解中國的治理邏輯？為什么中國沒有像西方預言的那樣崩潰，反倒取得巨大成功？為什么統一對中國如宗教般重要？ 為什么在中國治理結構下，能夠實現和平與發展，并朝著共同富裕邁進？為什么中國的復興是歷史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

本文 從治理邏輯與治理結構出發，討論和回答了上述問題。 作者指出，過去2000年來中國所有的制度設計和治理邏輯，都圍繞國家統一、天下太平這個目的而展開，直至今天。 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從周公到孔子，經過數千年來億萬人民的實踐和腥風血雨的打磨，早已成為中國治理邏輯的潛意識。表現 在傳統制度上，就是天子與流官共天下：前者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統一、發展和共同富裕，后者 則從垂直和水平方向實現了公平和廣泛的代表性 。 今天，中國的基本治理框架仍遵循這一軌道，但新中國對治理邏輯的升級是全方位的。其中突出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具有高度組織性，充滿活力，能夠代表人民長遠利益的政治組織。

作者認為，從歷次盛世的規律來看，我們這個盛世才剛剛開始，只要實現統一，不內亂，盛世就能長期保持下去。因為天子流官體制本身具有自我糾錯能力，“改革開放”更為克服大一統體制的僵化注入了新動能。他認為，改革開放應該理解為“用開放的心態去適應”。改革的核心是批判教條主義，制度一定要不斷適應變化的世界，只要是有效的制度就學習，不封閉自大，才能引領世界的變化。在此意義上，改革開放就是制度本身。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歷史觀察”專欄特稿，原題為《中國的治理邏輯》。感謝作者授權原創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的治理邏輯

▍地獄和天堂之間是一個有效的政府

講一個小國的故事，非洲的盧旺達。

我在上海辦公室要安裝一臺新電腦，來服務的IT工程師是一個非洲黑人。小伙子中文講得很溜，技術熟練。一問，老家盧旺達。除了感嘆上海的國際化以外，我也對盧旺達發生了興趣。

盧旺達是中非小國，沒礦，沒油，連出海口都沒有，完全沒有存在感，是一個絕大多數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在1994年一夜成名，在一百天里一百萬人被屠殺，占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一。每天一萬人被殺，而且大多是以砍刀砍頭的方式進行的。人們揮起屠刀殺死他們的鄰居、同學、同事，甚至家人。腥風血雨，人間地獄。

快進到2019年，盧旺達GDP增長9.4%，世界第一。而且從2000年到2019年20年間，平均GDP年增長率超過6%。貧困率降低一半，人均預期壽命從25歲提高到64歲。營商環境評分全球排名第38名，超過荷蘭。首都基加利是非洲最安全的城市。基礎設施在非洲首屈一指。普及了義務教育，全民醫保。婦女地位大大提升，婦女在議會中占比超過60%，世界第一。雖然依舊貧窮，但充滿希望，盧旺達在非洲是天堂一樣的存在。

二十年從地獄到天堂，到底發生了什么？

謎底大概來自一個人——現在的領袖卡加梅。六年間，他領導的團隊從難民營打回盧旺達，奪取政權。在中部非洲打了個地區大戰，戰無不勝，為盧旺達贏得了一個獨立和平的外部環境。卡加梅從2000年開始正式擔任總統。政治上消除民族差別，建立強力、廉潔、高效、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經濟上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建設基礎設施，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

故事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耳熟？事實上盧旺達和中國關系非常好，基礎設施基本是中國幫助建設的，連閱兵儀仗隊都是中國幫助訓練，喊中文口令。 現在可以理解為什么一個盧旺達小伙子可以講著流利的中文，為我在上海裝電腦了。

過去20年，我跑了世界上60多個國家，看風土人情，聽他們的故事，思考中國的事情。回首看來，各國命運起起伏伏。從天堂到地獄，從地獄到天堂。

我總在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是什么？絕對不是石油，不是礦產，不是關鍵的港口和運河。這些年來我越來越堅信，地獄和天堂之別，就在于是否有一個有效的政府。

卡加梅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把盧旺達變成非洲的榜樣，李光耀可以把彈丸之地新加坡變成世界的榜樣，而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通過100年奮斗，40年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把一個本來在亞洲都出不了線的中國，帶進了決賽，可以和美國爭奪世界冠軍。反觀無效的政府讓阿根廷抱著金飯碗討飯吃，讓流淌著石油的尼日利亞沒油可加，無政府的索馬里繼續在絕望中掙扎。

可見，能否建設有效的政府，是走向和平發展的幸福之路還是墮入危險、絕望的地獄之門的關鍵，值得仔細探討。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政府，如何評價一個政府是否有效？

我的職業是管理企業，評判一個企業管理的好壞只有一個標準，看業績。而評判一個管理人員的表現，看KPI。但一個國家政府的好壞怎么評價呢？

拋開復雜的政治理論，我認為衡量一個有效政府應該有三個主要指標：和平穩定，經濟發展，共同富裕。這三個指標互相依賴，互為條件。穩定為發展創造條件，發展為共同富裕創造條件，共同富裕才能長治久安。不論理論家、政治家講什么神圣的理論，普通人需要的是柴米油鹽，是成家生子，是生老病死。不能讓絕大多數人民普遍富裕、生活越來越好的政府就不是有效的政府。

在最近一次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韓國被正式列入發達國家行列。這是自1964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成立以來，首次有國家從發展中國家“晉升”為發達國家。六十年只有一個畢業生，只能說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復制西方發展模式的企圖并未成功。

拋開所有口號，拋開意識形態的借口，用實事求是的方法給有效性打分，結果一目了然。

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呢？各派有各派的說法：人的問題，政策問題，文化問題，等等。里面有沒有治理邏輯的問題呢？

▍ 天子治下的和平

美國認為自己享受特殊地位的原因是它提供了全球的公共產品——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國作為世界警察，在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維持了世界近40年大體上的和平。所以美國可以不參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要求別人遵守；美國可以發美元向大家收鑄幣稅，因為養警察要收稅……

Pax這個說法最早來源于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專指從公元前27年屋大維建立羅馬帝國到奧留良皇帝在位的200多年，那是地中海世界基本沒有戰爭的黃金時代。從那以后，歐洲人的夢想就是回到羅馬，重享百年和平。所以中世紀有神圣羅馬帝國，德國皇帝也自命為凱撒，俄國沙皇的“沙”也是凱撒，大英帝國也要做羅馬，美國就是羅馬的翻版：回到羅馬是歐美的政治理想。

但是羅馬以后再無羅馬。歐洲在羅馬帝國以后再也沒有享受過百年和平。 整個大陸分裂成了無數小國，戰爭不斷。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時期是春秋戰國500多年，戰爭連綿不斷。特別是戰國時代，動輒斬首以萬計。長平之戰，趙國被殺40萬戰士，一代青壯年基本全部被殺。在殺戮的血海里，古人深刻地意識到和平才是全體人民最大的利益。因為沒有和平就沒有生存。

要實現和平就必須統一。

沒有統一就沒有和平，沒有和平就沒有生存。覆巢之下，沒有完卵。

和歐洲不同，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到1911年約2200多年間，我們合多分少，實現了1600多年的統一和平，占比超過80%！我們不但有第一個羅馬——漢朝，還有隋唐、宋元、明清，而且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統一，這是天下太平，包括了古人能力所及的世界，周邊的民族，都基本實現了和平。

在羅馬之外的世界還存在一個在比羅馬面積更大，人口更多的天下太平：天子治下的和平 （Pax Sinica）。

2017年夏天我周游歐洲，一口氣去了15個國家。這些所謂“國家”，大的如英國，只相當于廣東省，小的如馬其頓，是一個小縣。瑞典800萬人口，相當于徐州。如果以此類推，中國可以有20個左右英國一樣的大國，可以再分成約150個瑞典一樣的中等國家，1000個以上類似馬其頓的小國。

所以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治理邏輯。很難理解為什么統一對中國那么重要，因為人類歷史上除了華夏，從來沒有一個民族把億萬人民同化，認為你我他屬于一個國家，我們都是兄弟姐妹。這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過去2000年來中國所有的制度設計、治理邏輯都是圍繞國家統一、天下太平這個目的在展開，直到今天。

所以要拋開西方的政治概念和理論來理解中國的治理邏輯。近代的生搬硬套造成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誤解，造成了中國人自己的迷惑。

那么我們的先人是如何做到天子治下的和平的呢？

▍ 統一從思想開始

美國號稱“Melting Pot”，民族熔爐。所有人到美國都最終變成了美國人。其實中國才是歷史上最大的民族熔爐。所有進入中國的民族，都最終成為了中國人。從最早的東夷北狄南越，到匈奴鮮卑羯氐羌，再到突厥契丹和女真，都在這個大熔爐里混合成為一體。

美國是個現代移民國家，可以依靠科技手段來洗腦，實現國家認同。中國古人在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的年代，是怎么做到讓億萬人民形成文化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呢？

（一）書同文

美國CIA評外語難度，漢語一直是最難學的外語之一。漢字是所有主要語言中唯一一個非字母文字，連古埃及象形文字，那些好看的圖畫，也是字母。學習漢語，沒有捷徑，必須記住幾千個字才能讀書，所以我們小學語文的主要時間都在練習默寫。圣經上說上帝為了懲罰亞當夏娃，讓他們的子孫在地上說不同的語言，不能溝通，所以他們就自相殘殺。

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運氣使然，我們的祖先為一個大陸的人民創造了一個可以互相理解和溝通的工具，破了這個咒語。雖然語言不同，但大家認同樣的字，讀一樣的書，就有了同樣的思想。一紙政令可以天下通讀。因為有統一的文字，各地的語言就變成了“方言(Dialect) ”，而不是獨立的“語言（language）”。如果是字母文字，各地的人就會用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開始讀不同的書。人們不能交流，沒有認同，自然會四分五裂，如歐洲。

所以過去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能力是會寫文章，考試最重要的內容是制式寫作——八股文，因為重要工作的主要溝通工具是文字而不是口語。就像我早年到日本，日語不會，碰上不講英文的日本人，急了可以筆談。一個統一的、不能本地化的文字，成為文化認同的核心工具——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要急于發明造紙和印刷術了。

過去150年有很多人想把漢字拼音化，而且也發明了拼音，但是一直搞不成。因為文字拼音化就是國家分裂的開端。所以漢字可以簡化，不能拉丁化。

共同的文字又促進了共同語言的形成和保持。從周朝的雅言，到洛陽官話，到今天的普通話，讀書人都能掌握和書面語言一致的官話。讀書人又慢慢帶動民間。

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傳統為統一民族的形成和天下的統一奠定了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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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為本

2011年我第一次到埃及，和朋友的孩子聊天，她問我一個問題: What’s your religion? 你的宗教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拿出身份證給我看，其中有一欄是宗教，人人必有宗教，就像要填性別一樣。我說我沒宗教，驚得孩子目瞪口呆。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宗教是一件很私人，甚至很遙遠的事。雖然偶爾也會拜神佛求保佑，但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從來沒有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從來沒有成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國人把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當成理所當然，但在歐洲歷史上，政教分離是件了不得的事。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儒家沒有上帝，佛祖也是個凡人。中國人怎么解決終極問題？你從哪來，到哪去？如何面對死亡呢？

其實中國在商朝時非常信鬼神，殺活人祭祀。后來出了個周公，他利用周滅商的機會，拋棄了鬼神崇拜，建立了世俗的人文主義信仰。這種信仰簡單說就是，人活著是為了人而不是為了神。

所以“人命關天”，所以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這里的“人”不僅僅是個人，而是一個家族，一個民族乃至全人類。 邏輯非常簡單，我們都從祖先那來，到子孫那去；人死后回到了祖先那去，香火由子孫傳承。人作為個體會死去，但是作為一個整體會永生。

所以傳統的中國文化中，葬入祖墳，進入宗廟，有兒子年年祭祀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所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一個傳統的中國人，沒有兒子就在宗教意義上永遠死了。所以中國人最惡毒的詛咒是讓人家斷子絕孫。所以計劃生育如此之難，生男生女不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宗教性質的問題。

所以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因為人生的目的是家族，是種族，是人類的血脈傳承，而不是為了自己享受； 所以孔子說殺身成仁，孟子說舍生取義。 犧牲自己，為了大家 ； 所以疫情來了，該封城封城，該隔離隔離，該掃碼掃碼。 因為整體生存大于個人自由； 所以中國人最愛記歷史，從公元前800年開始，2800年來每一年都有文字記載。 因為歷史傳承就是信仰的傳承。

這個邏輯如此簡單易懂，同時和國家治理、日常生活結合得如此緊密，成為抵御外來宗教的強大力量。

中國人對政府的期望很簡單——和平安定，經濟發展，共同富裕。能夠讓子孫繁衍，讓人類永生。

（三）天下為公

1982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00年實現“小康”的目標。當時大家對什么是“小康”一頭霧水。我那時剛上初中，我們一個語文老師賣弄學問，給我們抄了一段當時很難看到的話。多年后想起來，再翻出來看，有一種石破驚天的感覺——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禮記·大同篇》）

原來“小康”是2000多年前《禮記》中記載的教導。再聯想到孫中山先生寫的“天下為公”，聯想到“世界大同”，聯想到為人民服務，聯想到扶貧，聯想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聯想到共產主義理想，會發現這就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 這個政治理想是維持這個制度的精神力量，因為只有堅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能領導人民。

這個政治理想不是高貴地為了實現神的天國，而是謙卑地為了人民能過上好日子；不是為了某個階層的私利，而是為了實現所有人的平等和長遠利益；這個理想是對最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個理想體現了自然法則下的秩序；這個理想如此樸素，又如此親切。

這就是中國制度的道統。相當于憲法的序言，或美國的獨立宣言。這個道統從周公到孔子，再通過2500年，經過億萬人民的實踐、腥風血雨的打磨，已經成為了中國治理邏輯的潛意識。 不論是誰當政，向著這個方向前進，就國泰民安，最終走向勝利；偏離了這個方向就會被歷史拋棄。

▍ 天子與流官共天下

在傳統中國的治理體系中，有三種力量互相制約：天子、流官和百姓。

在中華文明里，天子一直是正面的、文明的象征。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矯枉過正，把天子等同于皇帝，等同于昏君，再等同于專制和落后。實際上，天子一方面是皇帝本人，另一方面是一個機構化的存在，代表了法統，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

天子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統一、發展和共同富裕。 開國天子的產生是通過最激烈的競爭——戰爭的方式產生的，勝利者是最有才能，獲得最多支持和運氣最好的團隊。執政的初始合法性來自能夠重新統一，實現天下太平，持續的合法性則來自發展經濟，人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天子和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如果百姓不滿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子就失去了合法性，就會被推翻。

官僚往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總有貪官欺壓百姓，總有天子懲治貪官。古往今來，中國可能是全世界懲治官員最多的國家。

天子、官僚和百姓三者形成了一個動態的平衡。所以孟子說：“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宋江反貪官不反朝廷。

但是只有天子也不行。漢高祖感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實更大的問題是安得文士兮治國家。怎么才能長期有效治理如此之大的國家， 促進融合而不是分裂呢？

羅馬以后，歐洲是教皇下面的封建貴族制。一層一層世襲貴族，有點現在承包制的味道。好處是管理半徑小，成本低。壞處是沒有真正的統一，一言不合就開打，征戰不休。

從秦朝開始，中國獨創了一個制度——流官制度，解決了這個問題。 流官制度顧名思義，是官員要流動起來。 各地的官員由中央統一選拔、任命和考核，并且不斷輪崗。基本上一個地方的主要官員都不是本地人。 通過流官制度，可以消除地方勢力，使精英階層互相交流融合，形成統一的核心團體和力量。

以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為例，生于海南，先后在浙江、江西、云南、北京、南京等地任職，最后死在南京。那可是每一步都要靠雙腿行走的年代！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方法，在歐洲很難想象，一個意大利西西里人，可以在德國、法國、瑞典、倫敦做官，最后死在維也納？

流官制度聽起來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第一個實驗這種制度的是秦朝，秦始皇派秦吏到新建的郡縣做官。這些外鄉人很快被殺，被趕走，秦也隨之滅亡。

要想流官制度長期有效，就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 、能夠選拔和培養足夠多的人才；二 、這些人能夠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通用的溝通和管理技能；三 、能夠代表所有地區，實現地區間的平衡；四 、能夠以公平的方式選拔精英，讓社會各階層認可。

秦朝的經驗表明，靠一個地區的干部管理全國并不可行，所以漢朝進行了第一次大的改革，實行推舉制，后來改成察舉制。各地郡守推薦孝廉、秀才等，中央考核，在太學學習培養，然后任命官吏。這個制度滿足了前三個條件，奠定了大一統的基礎，讓漢帝國統一了400多年。

但是這個制度最大的問題是推薦標準不統一，推薦變成了利益交換，形成了新的貴族制度——門閥士族。這些家族在地方上控制一方，在中央彼此交換利益——有點像現在的菲律賓——所以才有了袁紹家四世三公的局面。

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終于堵上了最后一個漏洞。科舉打破了人類歷史上最普遍存在的血統制，讓所有人，基本上（當然有例外）不分民族、種族、階級、財富都可以按照公開透明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進入政府，成為社會精英，向上參與治理國家，向下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會地位。 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這個制度如此有效，獲得人民如此擁戴，以至于在中國過去1000多年變成了宗教一樣的存在，對考試公平的追求到了極致。為了保證公平，甚至犧牲了內容。后人對八股文口誅筆伐，但是想當初八股文是最公平的。

首先，這是標準化考試，標準統一。而且只考四書五經，使學習成本最小化。窮人家只要能買得起幾本書，一共就幾萬字的材料，努力就有機會。如果像現在的素質教育，鋼琴、冰球加慈善，科舉就又回到了漢代的察舉——所以批判衡水中學要小心。所以過分的補習班和貴族學校最終都要受到打壓，因為差別教育讓階層固化，動搖國本。

在中國，能和美國大選媲美的全國性動員是高考。那三天全國干部、警察加班，父母請假，白天汽車不能鳴笛，微信朋友圈刷屏。考試才是中國的選舉。

標準化考試只是實現公平的第一步。為了保證地區代表性，中國進士名額按省份，大體按人口分配。從發達地區到落后地區參加考試是嚴重的犯規行為。聽起來是不是耳熟？以人口比例分配名額，以統一考試為選拔標準的制度，選出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精英領導國家。

考中只是進入體制的開始，與之配套的是嚴格的培養考核制度。從宋開始，中國政府一直都有完整的基于KPI的考核培養制度。官員基本上要從縣官開始，不斷磨練，定期考核。而且從發達地區到不發達地區，從地方到中央，從司法到行政，不斷輪崗。能當上宰相的都是百煉成鋼的政治家。

在這個基礎上，基層考試選拔的秀才和退休的官員形成了鄉紳階層，代表本土利益，和流官制度互相制約，也互相補充，形成了穩定的結構。有點像今天以政協為核心的統一戰線制度，把體制外的精英也團結起來。

這個制度如此合理，由哲學之王做天子，不分階級出身，以公平的考試選拔人才，簡直和柏拉圖的理想國暗合，成為17世紀歐洲反對貴族和教會統治的榜樣。按照伏爾泰的說法，中國是那個時代的燈塔國。套用現代西方的術語，這個制度是另外一種模式的民主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從垂直和水平方向實現了公平和廣泛的代表性。

▍ 像麥肯錫一樣治理中國？

做投資時間長了，每天研究公司治理結構，發現治理結構好的公司業務不一定好，但治理結構出問題的公司業務一定不好。如果把國家比作公司呢？

一個極端是美國。美國政府就像美國的公司一樣，可以算是沒有大股東的上市公司。選民就是股民，股東大會選出董事會就是國會，請個CEO，就是總統。大家都是專業人士，透明、法治、按規矩辦事，看起來很好。但是這個制度的問題是股東缺位，內部人控制，管理層自肥。

另一個極端是沙特，純家族企業。一個股東，國名都是他們家的姓，基本是家族成員管理國家。家族企業的好處是，自己的產業會比較在意，決策比較快，但碰到差的繼承人就會垮掉。

基本上所有國家都能由此類比。有人問新加坡算什么？答：上市的家族企業。雖然是家族企業，但因為上市，更透明，有規則，而且能夠吸引比較好的人才參與管理，再加上規模小，非常有效。

那問題來了，中國屬于哪種？肯定不是美國意義上的上市公司，也一定不是家族企業。我們平時看公司看多了，其實有另一種治理結構非常普遍，那就是合伙人制度。所有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大多數顧問公司都是合伙人制度。最典型的就是我服務過的麥肯錫咨詢公司。

麥肯錫是1926年由麥肯錫先生在美國創立，迄今已95年歷史，是世界頂級的管理咨詢公司。全球員工有30000多人，每年收入超過100億美元。麥肯錫已經成為卓越管理的代表，這樣一個組織，居然沒有公司意義上的股東，和麥肯錫先生除了名字以外沒有任何關系。麥肯錫治理結構的特點是：

初心不變，客戶第一(Client First)。 以為客戶解決重大戰略問題為宗旨。靠理念而不僅僅是錢來激勵員工。

組織統一(One Firm Policy）。 麥肯錫的工作方法、交流語境、科技手段等全球統一。把一個人從莫斯科派到北京，接上電腦就可以加入團隊，開始工作，基本沒有違和感。

內部培養。 主力的咨詢顧問是大學或MBA畢業，直接加入，不斷淘汰，培養。最后成為合伙人。基本不在外面招聘經理以上的人員。

任人唯賢。 嚴格的按能力（meritocracy）的全方位考核，按照結果晉升或淘汰。

注重培訓。 除了日常繁多的培訓外，每個重要級別的提升，都有專門的脫產培訓。

注重調研。 重要決定要反復調研。記得2002年非典，公司要節約成本，在選擇長途電話加密碼（可以降話費），還是減少晚餐補貼上，還進行了專題調研，發明了痛苦指數。結果是，長途電話加密碼，對每天要打很多電話的同事來說痛苦指數非常高。而每天50美元的晚餐補貼，完全是按照美國標準，在中國可以請一家人吃飯了，所以改成15美元，基本無感。

集體領導，協商決策。 重要人事任命和決策在合伙人之間充分醞釀，形成共識后決定。因為沒有股東，合伙人大都利益一致，內部可以吵，但對外很團結。所以決定的過程看似有點亂，不透明，實際上總能醞釀出對公司最好的策略。即使有錯誤，也能及時糾正。

這樣一個靠人和的組織，歷經近百年，人換了很多代，依然不斷壯大，生機盎然。

另外一個非常成功的合伙人組織是羅馬教廷。1700多年來，教廷經過無數風雨，但作為一個組織能夠不斷變化，適應環境，到今天依然生機勃勃。仔細看教廷的組織結構，也是典型的合伙人制度。保持信仰的初心，建立統一的組織，團隊自己培養，任人以能，雖然不透明，但總是能夠通過內部醞釀形成合理決策。內部不管聲音多么不同，對外總是很團結。

看起來是不是眼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型態，和麥肯錫有很多類似之處，非常像一個合伙人制度：

不忘初心，注重思想工作，以理念激勵；

組織統一，可以把干部從內蒙調到廣東，毫無違和感；

內部培養，核心的干部全部是工作就入黨，經歷沒有斷層；

嚴格的組織培養、考核、提拔制度；

提拔之前上黨校；

沒有調察就沒有發言權；

集體領導，重大決策靠醞釀，協商，達成一致；

內部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但對外團結 — —總有人將此視作所謂黨內斗爭，黨要分裂。殊不知，這是合伙人制度的特點和優勢。

閱讀現在西方主流的媒體，世界變成了黑白的，不是民主就是專制。其實西方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也是某種合伙人制度。 在羅馬是元老院；在美國是精英合伙制，就是川普提到的華盛頓內部人（Washington Insiders）；在日本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前貴族的后代；在韓國是政法培訓班畢業生；在英國是貴族里的牛劍畢業生；而在法國，歷屆總統都出自戴高樂創建的法國行政學院……

中國共產黨吸收列寧主義，建立了有高度組織性，充滿活力，能夠代表全體人民長遠利益的組織，面對3000年不遇的變局，把中國帶出了亂世，重新回到和平發展和共同富裕的軌道上。

▍盛世還能走多遠

2016年，一個朋友公司搞年會，請我做嘉賓。他們的規矩是所有嘉賓只能講業余愛好，不能講和自己專業有關的話題。所以，我就不能講投資，于是選了個我業余愛好的歷史話題：“盛世還能走多遠”。

歷史上的盛世就是國家統一安定，人人有工作，有飯吃，弱勢群體得到照顧。以此為標準，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時就已經是盛世了。

那這個盛世還能持續多久呢？有人天天喊“中國崩潰論”，我們這一代未來會在盛世里享受生活，還是將在亂世中掙扎？

我喜歡年代數字，愛看中國歷史年表，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從秦開始，中國王朝的演變規律，基本上是先有一個短王朝或動亂，然后再統一成為一個長王朝，開始進入盛世。長王朝持續大約250-300年。而且長王朝也有規律，一般是開國皇帝非常強勢，但在位20年左右，晚年會有一個動亂期。第二個皇帝比較弱，如果挺過來，大概有100年的和平盛世。

秦是短王朝，只有14年。漢是長王朝，西漢東漢和平時期加起來超過350年。劉邦死后，惠帝時呂后專權。從文帝開始，文景之治，再加上漢武帝，一共93年，祖孫三人創造了大漢的頂峰。中間王莽篡位，但很快就光武中興。

漢末動亂了36年后曹丕稱帝，進入三國時期，又過了60年到西晉統一。但這個時候，歷史出了軌。西晉第二個皇帝晉惠帝是個弱智，沒熬過去，造成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一下動亂了300多年。

隋朝統一37年，是個短王朝，然后是大唐，統一了289年。唐太宗算是第一個真正統一的皇帝，他死后高宗弱，武則天當政，亂了一段時間。直到唐玄宗政變上臺，一口氣統治了50多年，有了開元盛世。然后是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但基本上維持了100多年的和平。

唐之后是五代十國，大概50年。然后是兩宋，319年。因為沒有完成天下統一，所以釀成了靖康之變。但總體上維持了北宋+遼、南宋+金兩個100多年的和平時期。

元朝是個短王朝，和平維持了不到90年。然后是大明朝，又是一口氣統一了276年。朱元璋死后，第二任皇帝鎮不住，造成靖難之役，到永樂大帝才大放光彩，修北京城，修永樂大典，派鄭和下西洋。后面有土木堡之變，有張居正改革，但基本上是和平盛世。

明末農民起義，滿清成立，到清統一，大約動亂了30年。多爾袞實際上是清入關后的第一個掌權者，第二個是順治皇帝，早亡。康熙四歲登基，鰲拜、三藩亂了一通，但統一不可阻擋，一口氣和平了近150年，直到太平天國。之后同治中興，又存在了50多年，一共267年。

民國從1911年到1949年是38年。人民共和國在毛主席晚年經歷了10年動亂，但鄧小平撥亂反正。從1979年到2019年，40年間蒸蒸日上，盛世重現。

2019年新中國建國70年。

西漢70年是漢武帝元光2年，他在位才8年，對匈奴的大反擊剛剛開始。霍去病8歲，要10年后才顯風采。

唐70年是唐睿宗垂拱4年， 2年以后武則天才稱帝，25年以后才開始開元盛世；67年以后才是安史之亂；李白13年以后才出生；杜甫24年以后才出生。

北宋70年是1030?年，宋仁宗即位8年，仁宗盛世還有31年。據靖康之變還有93年。蘇軾 7年以后才出生。

大明70年是1438年，明英宗正統4年， 朱棣大帝剛剛過世14年。王陽明34年后才出生，距離張居正出生還有87年。

大清70年是1714年，康熙48年。乾隆皇帝才3歲，距離鴉片戰爭還有126年。

如果這個規律成立，我們這個盛世才剛剛開始，想想“李白”和“蘇軾”還沒出生，“乾隆皇帝”還在吃奶。

那么為什么會有這個規律呢？我們平時學歷史，一般總結王朝滅亡的原因是王朝末年皇帝昏庸，大臣腐敗，官逼民反，所以垮臺。真的嗎？

大明朝張居正改革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張居正開始掌權是1572年，那時大明朝已經過了202年。按理說，應該是皇帝基本不靠譜，該腐敗的也都腐敗了。但只用了10年，到1582年他死時，內部府庫充盈，對外任用戚繼光，北方安定，國家重新上了軌道。憑著這個積蓄，萬歷皇帝在朝鮮打跑了日本，平定了寧夏和云貴的叛亂，號稱萬歷三大征。而且除了統一稅制的一條鞭法，張居正沒有創新什么制度，只是提拔能干的人，把原有的制度認真執行，認真考核，國家就煥然一新。

天子流官體制非常有自我糾錯能力。因為宰相來源于民間，體制有新鮮血液。因為在宰相心底，有“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圣續絕學，為天下開太平” 的政治理想。因為兩千年的實踐，有非常完備的治理工具箱，只要翻翻史書，解決問題的方法都在，只要用心去做就好了。

而且中國歷史上實現統一，只要不內亂，就不會亡國。兩晉是八王之亂給了胡人入侵的機會。兩宋沒有完成國家統一，給了蒙古人機會。大明亡于李自成。因為只要中國實現了統一，就像草原上的大象，雖然性格溫和，但太大了，除了自己，沒有天敵。

那么是什么力量讓和平解體，王朝覆滅哪？ 答案是氣候。

竺可楨先生從古籍中找到蛛絲馬跡，寫了一篇論文《中國5000年來氣候變遷初步研究》。從中可以知道，中國歷史上幾次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和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關系，而不是吏治失敗引起的。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東漢末年、三國、西晉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末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

穿越到崇禎年間，和平200多年，人口達到了1.2億，基本是土地承載的極限。氣候變冷，糧食產量下降而且持續40~50年，這完全超過了政府的救災能力。百萬級的饑餓流民造反，戰爭造成田地荒廢，饑荒不斷擴大。更多的流民，更大的戰爭，更大的饑荒。最后大家都卷進來，社會崩潰，神仙也沒辦法。這是內亂。更糟的是，北方變冷，游牧民族遭受白災，只有加大南下搶劫以圖生存，這是外患。因為沒有糧食，人們挖田鼠，造成鼠疫流行，十室九空，這是瘟疫。一個末世的完美風暴。

所以全球變暖不是好事，但如果全球變冷就是災難了。

另外的佐證是，中國的亂世和歐洲基本吻合。中國的漢對應羅馬帝國的盛世，羅馬帝國滅亡后的300年動亂，正好是中國兩晉南北朝的大動亂時期。1600年后的70年，歐洲叫凱瑟琳冰期，大家逃往新大陸。1604年，弗吉尼亞殖民地建立，五月花號1620年到波士頓，也許不是完全的巧合。1850年前后是另外一個寒冷期，中國是太平天國，歐洲是著名的愛爾蘭土豆大饑荒。

要解決治亂循環，最重要的是要靠科技解決糧食問題。

▍最好的制度是改革開放的制度

蘇聯解體前，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說”，認為人類可以有一個永恒不變的好制度。

冷戰四十年，大家都認為自己有正確的制度。改革開放剛開始時，也是姓資姓社爭論不休。

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英文翻譯成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我們開始也這么認為。不言的假設是改革有個終極目標，我們改到那個目標就勝利了。而且在很多人心目中，那個目標就是美國。直到川普把大家叫醒之前，我們還在下意識里認為，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最近又在仔細讀《小平文選》，不斷有收獲。我認為改革開放應該翻譯成 Adaptation with an open-mind——用開放的心態去適應。 改革的核心是批判教條主義，世界在變，制度一定要不斷適應變化的世界，引領世界的變化。除了初心不變，其他沒有神圣不可改變的制度。 開放不是搞外貿，而是用開放的心態去學習。只要是有效的 制度就學習，不封 閉自大。所以社會主義可以又是市場經濟，所以大一統的國家可以有一國兩制。 改革是進行時，改革開放不是要改成某種制度，改革開放就是制度本身。因為世界在變化，今天再好的制度，不改革也會變成很壞的制度。

我們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力量。記得90年代初，如果你看世界主要的報紙，都有新聞說中國的國有銀行技術上破產了，不良資產超過40%，沒有風控系統。但是從1993年底開始銀行改革，到用外匯儲備注入資本金，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剝離，到引進戰略投資人，到2010年農行最后上市。整個過程，國家一共投入了4萬億人民幣，2010年四大銀行國有股份市值大于4萬億。不但收回了全部投入，而且打造了世界最大的健康的銀行體系。過去40年這樣的事情每一個領域都在發生。從增值稅到股票市場，從科創板到移動支付。中國政府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愿意改變的政府。

看到問題，研究答案，小規模試點，積累經驗，不斷改進，然后推廣。看到好的方法，不論出身，拿來主義。所以才有中國官員連續多年成批到新加坡學習，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一部無比龐大的機器，一個無比龐大的組織，以驚人的速度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變化。世界上總是有問題，我們總是用改革開放來解決問題。

西方來的朋友在上海的高樓大廈中看到黨旗飄揚，總是搞不清楚，中國到底是什么制度？因為在美國的語境中，充滿了姓資姓社的教條主義。按照教條主義，社會主義應該是死去的蘇聯和還在掙扎的古巴、朝鮮。

所以改革開放的精神是在大一統條件下克服僵化的希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改革開放就是制度本身。

▍中國的治理邏輯

今天我們說“百年大變局”，實際上，鴉片戰爭后的說法是3000年未遇之大變局。因為那是中國第一次碰到了一個比自己有指數級優勢的文明。不僅有軍事力量，而且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堅定的宗教信仰。就像我們碰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務一樣，過去150年中國人經歷了三個階段：

排斥——拒洋人于國門之外；

妥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

崇拜——全盤西化，從改良主義到共產主義百花齊放。

從紅軍長征開始，西方的思想開始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一直到打贏內戰，到改革開放，越來越清晰，治理中國的方法不是從西方的書里來的，而是要從中國的實踐中來。 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方向一致。中國共產黨利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列寧主義的組織技術，探索了一條適應3000年不遇之變局的方法。 歷史證明歐洲工業革命帶來的領先，還是存在于技術層面而不是哲學層面。

從歷史傳承的角度，中國的治理邏輯可以概括為：

·?人本主義為信仰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政治理想

·?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天子制度

·?以公平考試選拔人才來實現公平和廣泛的代表性

·?流官制度保證組織的統一

·?類似統一戰線的鄉紳制度，團結體制外的力量

今天的中國在基本的治理框架上仍然遵循傳統的軌道，因為這是實現天下太平的唯一方法。但新中國對治理邏輯的升級是全方位的，而且在不斷迭代中。 從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來代表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到引進市場經濟的理念和工具，到用改革開放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探索不停。

“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上下而求索”。我們要有信心，只要不改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堅持改革開放的方法，中國就會不斷創新，為人類文明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我喜歡在山里跑步，越野跑讓我成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雖然有酷熱、嚴寒、風雪、疲憊、傷痛，但是只要有前進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就一定會爬上前面的高山，就會離溫暖的營地越來越近。

因為在荒野里只能繼續前行，悲觀不是選項。

▍ 后記

因為工作的關系，我總是要和世界各國的客戶和投資人打交道。酒過三巡，總是要面對一個問題，我管它叫“中國悖論（China Paradox）”?——為什么中國能在一個按理說隨時應該崩潰的體制下，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功？按照西方的政治經濟邏輯推理出來的中國，應該像蘇聯或古巴或北朝鮮，和現實的中國有天差地別的距離。

每次我都試圖用他們聽得懂的方式解釋，為什么中國的復興是歷史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為什么在中國的治理結構下，能夠實現和平、發展和共同富裕？為什么統一對中國如宗教般重要？為什么中國總能以腦洞大開的方式解決幾乎不可解的問題？為什么每年1.3億中國人出國，除極少數人（犯罪分子為主）外，基本都回來了，沒有人留在“自由世界”？

我發現大多數情況下，大家說著同樣的詞，但講著非常不同的意思。用西方的語境解釋中國的問題，讓世界誤解，讓中國人自己迷茫。 中國像一個成績優秀的學生，怎么表現都被周圍的人罵，因不被理解而越來越有挫敗感。

這些問題逼著我學習、思考。這組短文就是這些思考的總結。

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而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來之，則安之。”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做好自己，朋友自來。畢竟成功的邏輯都是成功后總結出來的。

只要中國和平安定，繼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的邏輯就會被世界理解、接受和學習。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歷史觀察”專欄特稿，原題為《中國的治理邏輯》。 感謝作者授權原創首發，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中信銀行全方位參與“南向通”啟動

助力兩地金融市場高質量互聯互通

9月24日，北京、上海、香港三地連線舉行債券通“南向通”啟動儀式，中國人民銀行潘功勝副行長出席并致辭，正式宣布“南向通”開通，標志著內地與香港市場雙向互聯互通又一重大舉措落地。

中信銀行是本次“南向通”的托管清算銀行之一，同時以境內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身份入圍首批機構投資者，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也成為香港金融管理局指定的13家香港地區“南向通”做市商之一，中信銀行行長方合英受邀在北京主會場參加“南向通”啟動儀式。在參加啟動儀式的各界人士見證下，中信銀行順利達成債券交易，通過新的互聯互通機制，積極投資香港債券市場，并為參與“南向通”的境內投資者提供便利化的債券托管結算服務。

中信銀行積極發揮本外幣債券投資管理的領先優勢，通過“南向通”實現了“多幣種、全渠道”投資交易，成功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平臺與中信銀行（國際）及多家境外做市商達成了人民幣、港幣、美元、歐元各類香港市場債券交易，同時也積極實踐了兩地債券基礎設施和托管清算銀行兩種模式，充分體現了中信銀行開展高水平創新業務的決心，標志著其金融市場業務向國際市場又邁出堅實的一步。

方合英表示，中信銀行一直以來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切實履行國有企業使命擔當。此次以“南向通”啟動為契機，中信銀行將繼續發揮在港子公司優勢，通過跨境投融資等業務支持香港市場的長遠發展。當前，中國金融市場正在進入“大資管、大財富”的新時代，中信銀行將緊抓“南向通”“理財通”等互聯互通政策機遇，充分發揮中信集團“金融+實業”的獨特優勢，積極創新實踐，為客戶提供更多元化的財富管理服務。

本文為友情合作推廣，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化縱橫”觀點立場，供讀者參考。

邁穩“十四五”開局第一步

中信銀行呈現七大可喜變化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國在迎接新時代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德爾塔病毒肆虐、地緣政治局勢變動、經濟沖擊等外部挑戰。在國家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轉型時期，金融機構的發展任務更為艱巨：一方面，如何配合維護市場秩序穩定，為金融市場發展注入新的動能，成為新時期金融工作的著力點；另一方面，作為實體經濟的潤滑劑，如何助力房地產經濟平穩降溫、推動“雙碳”政策順利實施、配合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重點領域的監管推進，使國民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是金融機構的本職擔當。

中信銀行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部形勢，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和監管要求，以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為主線，全力推動業務轉型增效，各項業務總體穩中有進，呈現良好的發展局面。

2021年8月25日，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信銀行”)披露2021年半年度報告，上半年實現營業凈收入1,055.9億元，凈利潤290.3億元，同比增長13.7%，增速達到近年來較好水平。

▍一、“三駕齊驅”優勢更加突出

改革開放初期為助力實業發展而誕生的中信銀行，“對公”業務優勢穩固。在數十年的發展中，中信銀行積極應對市場變化進行業務改革，逐漸從對公“一枝獨秀”到對公“一體”、 同業、零售“兩翼”（又稱“一體兩翼”）再到如今對公、同業、零售“三駕齊驅”的發展格局。

中信銀行業務始終堅持“穩中求進”的發展基調，強力推進對公業務轉型和可持續發展。中信銀行按照“量價平衡”原則強化資產負債管理，圍繞“增規模、控成本、優結構”的目標，上半年中信銀行的對公存款“量和價”位居股份制銀行前列，保持了總量穩步增長、成本合理管控的平衡發展態勢。

在機構、戰略客戶等頭部客群方面，高質量的有效客戶占客戶總數的比重居可比同業首位。中信銀行按照“嚴進深耕”的整體原則，全面挖掘戰略客戶價值；深度經營重點機構客戶，持續提升政府金融品牌形象。

中信銀行零售業務價值持續提升，營收占比39%，同比上升0.4個百分點。8月下旬，中信銀行零售貸款規模歷史上首次超過對公貸款。零售業務顯示出強勁的增長態勢，是身為老牌銀行的中信銀行不斷煥新、展現強大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輕資本轉型勢能加速釋放

在保證經營效益平穩增長的同時，中信銀行的盈利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在2021上半年的報告中，中信銀行實現營業收入1055.92億元，同比增長3.51%，其中實現利息凈收入740.82億元，同比增長0.21%；實現非利息凈收入315.10億元，同比增長12.18%，非利息凈收入占比29.84%，同比提升2.31個百分點。種種跡象表明，中信銀行業務轉型加速推進，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效提升。

以輕資本轉型的重要載體零售業務為例，相比對公和金融同業業務，零售業務具有單體體量小、風險分散的特點，具備天然的穩定性，是中信銀行未來發展的重要牽引。自2014年中信零售業務“二次轉型”以來，2020年零售營收規模已經是2014年的3.1倍，零售非息收入規模為2014年的4倍。而中信零售業務的營收、非息收入近6年復合增速均超20%。

結合內外部形勢變化，中信銀行在下半年將從兩端發力“一增一降”，助力輕資本業務收入持續發展。一增是在業務端，中信銀行將錨定“九大輕資本核心業務”，大力發展投行、財富管理、投資交易類業務、托管業務、交易銀行、信用卡、國際業務、跨境資本業務和養老金融。一降是在管理端，將以資本約束統籌各項業務布局，推動資本配置與價值創造掛鉤，引導全行資源向低風險占用的輕業務傾斜。

▍三、協同效能加快顯現

中信銀行充分發揮中信集團“金融+實業”的獨特優勢，推進同業客戶一體化經營，上半年聯合融資規模7,689億元，同比增長超1倍。這正是源于中信銀行勇于創新協同，釋放了產融結合的潛力與價值。

中信銀行作為中國最早參與國內外市場融資的老牌商業銀行，秉承“利他共贏”的協同理念，與中信集團金融子公司搭建總對總合作機制，并持續加大與產業子公司協同融合力度，在為客戶提供更為全面服務的同時，助力助力全行業務經營和輕資本轉型發展。

今年中信集團將成立金控公司，這將為中信協同創造更大空間。中信將遵循“一個中信、一個客戶”原則，強化資源整合，打通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鏈接整合全市場的優質業務資源，構建共生共享的協同生態圈。

編輯

搜圖

▍四、資產質量持續向好

面對國內外宏觀經濟嚴峻形勢，實體經濟仍未從根本上擺脫困境。早在2021年初，中信銀行就對貸款質量的變化趨勢做了充分預判和應對準備，采取了針對性的風險防范和化解措施，加大了風險化解及不良處置力度，不良貸款的變動情況處于預計和控制的范圍內，因此不良貸款余額、不良率呈現“雙降”形勢，風險抵御能力持續提升。

截止至報告期末，本集團不良貸款余額706.82億元，比上年末減少27.70億元；不良貸款率1.50%，比上年末下降0.14個百分點，為2016年以來最低水平。

在進一步強化全口徑資產質量管控的同時，中信銀行也加大處置力度，多個重大項目風險化解獲得突破，以不良貸款最為集中的制造業和房地產業為例（在不良貸款余額占比合計達到 41.16%），盡管房地產業上半年波動較大，資產質量卻持續呈現好轉趨勢。制造業和房地產業不良貸款余額較上年末分別減少 2.96 億元和 3.98 億元，處置力度的加大成效明顯。

中信銀行嚴控新增不良，報告期內，公司貸款新發生不良同比下降 11.77%；信用卡不良高發態勢明顯好轉。通過清舊與控新雙管齊下，不良貸款最終實現兩季度持續“雙降”。

▍五、三大戰略性業務起步良好

在雙循環的發展格局下，中信銀行面對市場和客戶主動布局，將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綜合融資作為三大核心能力構建。在報告期內，中信銀行零售AUM余額2.4萬億，排名可比同業第二，代銷與理財收入強勁增長，增速58%；資產管理規模增長7.8%；表內外融資總額突破10萬億。在高基數下依然維持較快上升勢頭，是中信銀行不斷完善頂層設計、建構與三大能力適配的經營體系的結果。

▍六、差異化競爭優勢更加鮮明

在發揮金融行業的本職作用的同時，中信銀行大力拓展新興領域，做好細分市場規劃。圍繞“雙碳”政策，加大對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生態環境、綠色服務等行業信貸投放。為擴大優質資源儲備，中信銀行持續發力資本市場，在汽車金融、供應鏈金融等優勢業務領域均取得新突破，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

▍七、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提升

2020年以來，中信銀行堅持讓利實體經濟，綠色信貸、戰略性新興產業、普惠金融、涉農等各類貸款均呈現良好增長態勢。截止報告期末，中信銀行綠色信貸余額1,290億元，較年初增長55.3%；戰略新興產業貸款余額2,421億元，較年初增長32.6%；涉農貸款余額3,667億元，較年初增長7%；普惠貸款余額3,493億元，較年初增長7.4%。

在支持實體經濟、民營經濟發展的同時，中信銀行在個人貸款方面秉承“價值個貸”的理念，堅持貫徹黨和國家“房住不炒”的政策方針，嚴格落實房地產集中管控政策。有序推動個人住房貸款、個人經營貸款、個人信用消費貸款三大個人貸款平衡發展。

著眼未來，中信銀行將繼續將繼續堅持以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為主線，加快輕資本轉型，推動資本配置與價值創造掛鉤，多措并舉防范風險，保持“雙降”良好勢頭，力爭全年實現更好業績，為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本文為友情合作推廣，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化縱橫”觀點立場，供讀者參考。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環境下，銀行需要積極響應國家重大戰略部署，不斷加強對實體經濟的融資支持、進一步探索業務創新的發力點。

當前疫情將人類社會置于空前的不確定性之中，再加之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內發展方式的轉型，各行各業都面臨巨大的考驗。對商業銀行而言，金融市場業務發展的底層邏輯隨之發生了改變。

以此為出發點，中信銀行堅持高質量黨建引領業務發展，金融市場業務積極響應國家重大戰略部署，以服務中小企業客戶、助力鄉村振興建設和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為主要抓手，提前資產布局，動態優化結構，上半年交出了一份讓人滿意的成績單。

上半年，中信銀行金融市場板塊實現營業收入120.12億元，占本行營業收入的12.21%，其中金融市場非利息凈收入83.39億元，占銀行非利息凈收入的30.20%，業務結構更加均衡，各類協同更加深入，交易流轉更加順暢，客戶經營水平和效益規模穩步提升。

▍金融活水助力實體經濟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唯以金融“活水”精準滴灌，方能助力實體經濟行穩致遠。

上半年，穩健的貨幣政策重點聚焦支持實體經濟，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綠色發展、科技創新、小微企業、鄉村振興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助力“十四五”規劃良好開局。

據了解，中信銀行金融市場業務積極響應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堅持服務中小企業客戶，助力鄉村振興建設，支持綠色金融發展，正在通過不斷探索、總結、創新，開拓銀行不同區域和場景結合的服務新模式。

以數字化的金融產品服務中小企業客戶為抓手，中信銀行開發了信銀致匯解決方案，為超5000家中小商戶提供外匯服務，此外還上線外匯交易通電子平臺，便利客戶線上實時交易，服務中小企業客戶超1800家。

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為了更好地幫助我國中小企業規避匯率風險，中信銀行持續與各地外匯管理局聯合舉辦企業宣講會，從市場一線交易角度強調市場風險，介紹套保方案；還積極擁抱新媒體，通過每周“外匯時刻”直播品牌，向全渠道客戶講解市場波動，宣貫風險中性理念。

與此同時，中信銀行上半年投資了多筆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專項債券共計50億元，并通過債券做市，支持小微金融債交易額64.9億元。

中信銀行用實際行動積極履行國企義務，踐行使命勇于擔當，2021年參與投資鄉村振興債券逾4億元，同時投資鄉村振興主題中票“安徽滁州市城市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據”0.7億元，對提高當地財稅收入、解決就業、引領科技發展、改善周邊環境以及促進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為了進一步支持綠色經濟發展，中信銀行上半年持續關注碳中和等生態環境主題金融產品，加強綠色債券支持，累計投資綠色債券約15億元（含碳中和債2.5億元）、投資碳中和票據10.5億元。此外，上半年中信銀行共發行碳中和結構性存款產品11支，總額超11.3億元。

▍開拓創新緊抓市場機遇

創新求變善于識變，在變化中抓住機遇。中信銀行金融市場業務的每一步發展、每一項嬗變，都打上了創新求變這一最鮮明的標識。

上半年，中信銀行積極研究推進同業客戶一體化經營，完善統籌管理和交叉營銷機制，推動制定分層分類差異化營銷安排，探索通過信息化、系統化手段為客群經營提供精準支持，提升同業客群綜合貢獻。

金融同業條線積極克服不利市場環境，在嚴控市場風險的基礎上，優化投資策略，調整業務結構，取得了較好的經營業績。報告期內，通過對同業資產負債的精細化管理，實現息差率逆市同比提升9個Bps。

金融市場業務積極開展人民幣同業拆借、債券回購等貨幣市場交易業務，上半年多個創新業務持續落地，例如發行國內首支碳中和主題結構性存款等，既支持了綠色經濟，也通過緊抓市場波動機會，幫助企業實現較為理想的存款收益，實現了同業口中的多個“第一次”。

資產管理業務全力支持理財子公司市場化發展，持續推動產品凈值化轉型。同時，嚴格落實監管要求，加快推動存量資產處置，圓滿完成了上半年監管整改任務。

中信銀行前瞻策略謀劃，搶抓市場機遇，根據年初的研究研判，提前預判市場，主動儲備資產，取得了優異成績。中信銀行表示，下半年將借助中信集團金融全牌照資源，健全協同發展機制，充分發揮協同優勢，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持續提升投研能力，優化資產配置結構，服務好實體經濟發展，滿足投資者財富保值增值需求。

最新出爐的中信銀行2021年半年報顯示，上半年中信銀行以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為主線，全力推動業務轉型增效，各項業務總體穩中有進，呈現良好的發展局面。上半年中信銀行營業收入1,055.92億元，同比增長3.51%。歸屬于銀行股東的凈利潤290.31億元，同比增長13.66%，增速達到近年來較好水平。

本文為友情合作推廣，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化縱橫”觀點立場，供讀者參考。

? 江小涓 |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政務工作中的學術思考

2004年我調到國務院研究室擔任副主任，我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赴任新崗位時，去向院里一位老領導請教，請他指點如何做好新的工作。他看我躊躇滿志的樣子非但不鼓勵，還嚴肅地對我說“不能把新崗位視為展現你理論水平的舞臺，你去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服務的，收起你的想法，認真虛心地看、聽、學和悟。”這個提醒相當程度上端正了我對新崗位的基本心態，算得上是給我上了“入職第一課”。2011年我又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行政工作經歷不是本書的重點，我也把握不好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因此，我還是談一些與學術研究相關的體會和感悟吧。

1．高層的意愿和意志非常重要

那種各方面完全達成一致的重要決策并不多，許多問題靠講理論講理念也不能彼此說服，因此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后要由高層定奪。改革開放較早時期的決策過程我知之甚少，但一些重要決策若沒有高層拍板決策，就難以突破理念和利益的障礙，也難以承擔相應的改革成本。

以近些年力度很大的環境保護措施為例，雖然惡劣環境事件不斷發生，輿情反映各個方面的意見都很大，加快治理的訴求迫切。但真的要行動時，就有許多擔心和疑問，例如影響了經濟增長、增加了投入、承擔了過多的全球責任等。這些爭論各有道理和立場，道理還可以討論，但立場不容易改變，說理并不能解決分歧。況且學者們的觀點也不一致，前提和結論并不相同。

一方的觀點認為，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既無經濟效益也無社會公平，影響經濟效益好理解，影響社會公平的邏輯是：富人講究生活質量，窮人卻更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環境保護偏向富人的訴求。另一方的觀點則認為，環境保護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辦法保護自己，例如只飲瓶裝水、只吃進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窮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種種惡果。最終并不是爭議中的各方統一認識，而是最高層下決心必須解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做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判斷，此后嚴格的環保措施才能出臺和有效實施。再如近幾年政府推動部門和地方“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簡稱放管服），然而多數審批權的持權者都認為其有存在的理由，放手會帶來新的問題。但高層領導認為政府管得太多、管得不當，消減了市場主體的發展能力和動力，這是當前的突出問題和主要矛盾，堅決推動，才使問題有了很大改觀。

2．試點是我國推動改革的重要辦法，也是中國公共管理模式的特色

在我國40年改革開放進程中，試點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此重視試點，除了“尊重地方和基層的經驗、智慧和首創精神”這個基本理念外，還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第一，對新的制度或政策的實施效果還看不準，需要進行小范圍實測，觀察實效和完善改革方案。大部分試點都屬于此類。第二，表明此事僅在小范圍試行，有進退余地，容易與持不同意見者達成妥協。第三，允許地方因地制宜推進改革。各地情況差距大，工作基礎不同，有些政策不一定適合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時起步，就以試點的方式分批分期推進。例如近幾年的高考改革，需要地方有較好的工作基礎和教育布局，因此就讓自愿先改的省市先行試點。第四，有極少數試點是具體部門的“緩兵之計”，當改革呼聲很高，來自上下的壓力很大時，先說開始“試點”緩解壓力，再視情況決定后續政策。第五，還是在部門層面，有極少數試點是“設租”的一種方式。這種試點往往內置優惠政策，或者具有政績顯示度，部門有試點決定權，就會有地方前來“尋租”。

概括一下，試點能夠積累經驗、測試效果、突破障礙和緩沖壓力，是推進改革的有效途徑。試點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不過迄今不算主流。近幾年政府推進“放管服”力度很大，部門的權力消減了不少，極少數部門似乎有通過“試點”來“設租”的跡象，希望不要形成新的勢頭。

試點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如此重要，但是，學者們對試點的分析研究相對較少。從理論分析角度看，試點效果好并不能得出大面積實施后的效果也同樣好的結論。例如，從局部試點到全局推開，是典型的市場均衡問題。小規模試點時改變的只是局部均衡，不會改變整個市場的性質，市場價格可以被視為固定不變。但是全面實行后必定會導致全面均衡的改變，從而影響市場價格或者要素供給的均衡，產生不同于小規模試點時的結果。比如，當小范圍試點“政府私人合作伙伴（PPP）”項目時，由于管理精細且關注度高，項目推進過程的可控性較好。而當大面積推開后，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利益輸送或腐敗問題等。我本以為做這種“試點-推廣效果差異評價”的研究應該不少，但實際上卻很少能查到類似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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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術界的意見有較強助推力

當多數學者有定見時，決策層往往會認真傾聽和對待。記得1999年起草十五屆四中全會國有企業改革文件時，研究機構和學者個人寫給起草組的研究報告、意見和建議有上百份，絕大多數都認為國有經濟改革必須有實質性進展，不應該在一般性行業中與其他類型企業相競爭。這個“意見包”對改革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另外，有些情形相對少見，專業性強，相關部門感到對事態和特定處置措施的后果不太有把握，此時學者們分析透徹的專業性建議會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有一段時間某種形態的學術誠信問題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大問題，在國際上也造成不好的影響。但問題的性質和程度都不易判斷，相關部門一時沒有定論，甚至有“放過”的跡象。清華大學的薛瀾教授對問題做了深入分析，認為需要認真處理，并提出了工作建議，切實推動了相關工作。還有一種情形，就是當各方面呼聲很高，要求制定某種脫離實際、不可持續的福利政策時，經濟學家有時會提出質疑，這種意見也容易被決策者重視和接受。

近些年來，隨著信息公開程度的提高和網絡普及后公眾表達意見的渠道增多，學者們的意見經常受到批評質疑。例如在醫療改革過程中，不少經濟和社會學方面的專家不同意將基本保障水平定得高，不同意將報銷比例提得過高，就被批評為缺乏對患者的同情心。現在似乎有一種傾向，專家們表達觀點時更加謹慎和隱晦，或者用“兩方面”來平衡。記得有一個重要問題，幾位專家都有明確意見，但公開講時都講“兩方面”，我問他們的意見是“既要……，也要……”，還是“既要……，還要……”，或者是“既要……，更要……”，他們想了想說是“既要……，更要……”，由此表達了他們的傾向性。

不過，我國學者似乎較少做論證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然而這種研究很需要。確定了政策目標之后，需要檢驗多重目標是否彼此相容，或者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是否恰當和夠用等。記得2004年前后，劉遵義先生在《比較》雜志上發過一篇關于社會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資金籌措和可持續性問題的論文，有比較詳細的數據測算。我當時正好在起草一個文件，有社會保障方面的內容，我把論文拿給一位領導看，他感嘆地說，要是這類研究多點就好了，我們都知道應該建立保障體系，但賬算不清楚就開始推動，不是負責任的態度。我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期間，聯系教育、科技、醫改等問題，從很多學術研究成果中受到過啟發。但是，總體上看還是講道理多，詳細測算少。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觀點的接受程度和實用性。

還有一種情形是，學者們提出一些相對“徹底”和“根本性”的重大建議時，問題看得透徹，思路和道理都正確。但是，決策者們還希望能看到對實施中可能碰到問題的分析和對實施成本的評估，把握好措施的輕重緩急。例如，現在有學者批評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努力救助企業，使市場不能發揮淘汰過剩產能和落后企業的作用，導致問題積累。然而在當時，多國政府都有相似行為，國家之間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博弈。既有“以鄰為壑”，也有“為己筑壩”，為防止本國產業受影響而投人巨額資金，導致了全球性的貨幣寬松。誰都知道這樣做有問題，但都希望讓本國企業續命而他國的企業首先倒下。當企業和銀行之間存在一個龐大的債務鏈時，政府必然擔心多米諾骨牌似的問題出現，難免讓“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一起揮動。學者們當時和后來提出了許多建議，但比較完整、有測算、可操作、能避免最壞情形的方案并不多。當然，專家們道理講得透徹，也能產生重要甚至決定性的影響，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4．確定政府干預是否合理并不容易

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是我們40年繁榮的源頭。我國經濟社會持續高速發展，快了就容易不穩，因此調控的必要性強于穩定發展的國家。特別是GDP競爭壓力下的地方政府，既有不當干預企業的行為，也有為企業賦能的動力和能力，能夠助推企業進入市場并增強其競爭力。就連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這些今日的巨型企業，成長初期也得到過地方政府的諸多支持。外資企業的立場和觀點就很有意思，它們長期受到地方政府較多有形與無形的關照，彼時并未指認這種做法不符合市場規則。最近幾年我們強調內外資平等待遇，一些外商就抱怨中國投資環境惡化。我暗自想他們以前“找市長”就能搞定的訴求，今日也要按程序辦理了。雖然投資環境還需要進一步改善，但這種內外資平等的原則沒有錯。過去幾十年，形勢發展變化很快，后來人們指責的“壞”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實施過久的“好”的政策。所以原則上講政府干預要合理是對的。但是在每一件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有時候界線并不清楚。

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2009年，中組部組織了一個領導干部培訓團，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分別接受兩個月的培訓，我擔任團長。在哈佛期間，危機處理和應急管理是一門主課，以案例教學為主。第一堂課老師講解幾個案例后開始討論，有一位市委書記上臺說，“危機類型那么多，你們這一套太復雜了，而且掛一漏萬，我們很簡單，只要書記到場，叫誰誰來，讓誰上誰上，需要什么調什么，有預案也只是底線，現場要隨機處理的問題太多”，然后還講了一個自己城市的例子。此頭一開，書記市長們紛紛登臺講述，后來幾次的課堂就很熱鬧，連老師也覺得很有趣，叫來助教一起聽，認為中國另有一套體制和機制，有的時候很管用。

后來，有一位書記得意地告訴我，上課還是很有用的，他回去后就在一次會議上“很有理論高度”地講了一次應急管理問題，大家都贊揚他有了“哈佛”水平。我就想起科斯說過，他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公務員，上司從不接受他的意見，他仍然鍥而不舍地提，因為他相信當人們請求上司給指示時，上司一定需要說點什么不同的東西，就會想起他說的。后來發生的事情果真如此。

本文節選自《江小涓學術自傳》，篇幅所限，文章有所編刪。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和本公眾號。

? 牛可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導讀】美國大選日益臨近，由于大選可能對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影響，輿論對其結果予以高度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選是美國政治的重要環節，卻并非全部；美國政治和社會中另一股涌動的潛流——各種大型基金會，事實上對美國政治運作起到了隱秘而巨大的作用。

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國“科學公益”及大型基金會的歷史淵源、演變過程及其在政治、社會中的功能。不同于中國本土基于民間信仰的慈善形式，美國科學公益的出現與工業化、城市化、理性化進程重疊，崇尚客觀，強調高度的組織效力。尤為重要的是，美國的國家構建時間短，政府功能在多個領域匱乏，科學公益恰恰在其國家構建的關鍵時期介入其中，成為其社會的有效組成部分。

而隱于科學公益背后的大基金會，長期以來是一種以精英社會力量“替代國家”的形式，或者說是一種“準國家”形式，成為與美國權勢集團的政治風格相一致的、重要的權力容器和政治交往場所，在美國政局中具有抑制政治極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效應。

本文為敦和基金會委托修遠基金會的“中國公益實踐與理論的本土化轉型”項目的階段性成果，特此致謝。文章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10月刊，此為全文版，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作為20世紀美國歷史樞紐的科學公益和大型公益基金會

慈善或者公益可以寬泛界定為：用于公共和利他目標的私人贈與。樂善好施、扶危救困、崇公尚義、以私濟公，作為社會行為和道德倡導，可能存在于所有的文明傳統和歷史時代當中。現代世界，內涵超越了“慈善”的公益行動和公益組織更是隨處可見，在許多國家是“公共領域”的重要因素、公共生活的活躍成員。

但是，有巨大規模和高度組織效力，呈現為“科學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的現代公益形態只在美國獲得最為充分的發育，其在美國所具有的功能、影響和戰略性地位，為包括西方各國在內的任何其他國家所遠遠不及。而現代美國公益并非一個可以和美國社會歷史環境割裂開來加以觀察的東西，而是連帶、匯合了現代美國歷史的諸多重大潮流和事態。現代美國公益呈現和張揚了美國資本主義、美國公民社會、美國精英生態的關鍵特性，它是現代美國歷史的樞紐性事物，是“美國世紀”的重要篇章。[1]

▍科學公益與鍍金時代、進步主義：高遠陳義和歷史自覺

在日益復雜，并內在地具有疏離和原子化趨勢的現代工業化、城市化社會中，如何界定和達成公共目標，如何構想和組織“公共領域”，又如何維系和更新公共生活？在私人財富急劇膨脹、經濟鴻溝擴大、金錢力量對社會的滲透和干預日益深廣的野蠻資本主義社會，新生的財富如何達成社會效用和影響，財富的持有者如何再造自身，如何重建與社會的關系？

內戰后的美國是由失序、沖突和危機所界定的“鍍金時代”,但也是一個淵博的文學家兼歷史學家瓊斯（Howard Mumford Jones）所說的 “能量的時代”——有機器、工業和城市的能量，也有糾正、改革、創造和升進的能量。[2] 對鍍金時代的巨變和危機，美國乃以寬泛意義上的“進步主義”做出長期回應，而科學公益是其中一大戲碼。科學公益匯聚了諸多歷史資源和當代社會能量，是嬗變中的美國精英對上述兩方面的時代議題做出的富有創造性和長遠意義的回應。

科學公益的源頭并不在美國。它在18世紀以來歐洲的民族國家構建和社會改良運動中有歷史典范和觀念構造。[3] 但在鍍金時代的美國，“科學公益”才獲具最為明確的形態、最為豐富的內涵和和最為顯要的地位。

美國科學公益也許可以被認為有一個起源人物，就是出生于新英格蘭清教徒家庭的巴爾的摩金融家喬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年）。他在1850年代就開始捐助各種公益事業，還直接激勵約翰斯·霍普金斯創建美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而其于1867年建立“皮博迪教育基金”（Peabody Education Fund）不僅是美國科學公益理念的先驅，也被認為后世大型公益基金會的原型。[4]

George Peabody, 美國科學公益的先驅人物(圖片為作者提供)

1873至1878年美國發生經濟蕭條，公私機構在救濟中暴露出的低效和腐敗問題引發廣泛批評，“科學公益”作為一種帶有抗議性質的運動而發生，也成為社會改良運動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 [5]內戰后工業化高潮中大企業財富問世，很快進入各種慈善和公益領域，尤其大舉捐贈興辦高等教育，約翰斯·霍普金斯、芝加哥、克拉克、斯坦福等一批私立研究型大學就是科學公益最初的顯要歷史業績。進入20世紀后，賽奇、洛克菲勒、卡內基和福特等大型公益基金會和基金會綜合體先后建立，科學公益更獲得強大堅實的組織體系，其中也出現了蓋茨（Frederick T. Gates）等一批科學公益的卓越管理人、闡釋者和社會典范。

美國科學公益運動自始即有一種清晰的歷史自覺和加以明確表達的內涵。其闡釋者和實踐者當時的說法有“社會療救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ocial therapeutics）、“捐贈的科學”（a science of giving）、“科學慈善”（scientific charities）、“公益科學”（science of philanthropy），等。[6] 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歷史創舉。

對處于貧弱苦難中的不幸成員予以周濟和照顧，對不時發生的災荒和病疫施以捐賑和援救，此類行善的理念和實踐在歷史上一向都有。而傳統的賑濟和慈善，往往由宗教情感驅動并由宗教組織操辦。科學公益的早期倡導者一再表達對傳統的“施舍”（almsgiving）的鄙棄，斥之為“偽善”，認為舊式慈善是對人類苦難的有限的、短暫的，而且經常是無效的修補和緩解，從來不能從根本上清除社會疾病，尤其不能對付復雜的現代社會的困局和危機。“慈善（charity）針對不幸者，公益著眼于全人類。”[7] 科學公益越來越明確地和“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拉開距離，要從“根源上”矯治社會的疾病，不再停留于短期和表面的社會問題，而且要通過積極作為、理智規劃和長期議程為良好社會奠定長期基礎和條件。

19世紀以來的英美世界，“科學”一詞的語用含義逐漸變化，由原先統稱各專門知識門類的較為一般性的概念，轉向一種收窄了的含義，即經驗性、可驗證、“純粹”和高等的客觀知識品類。同時對科學的內在價值和社會意義的估價都大幅度提升。到19世紀晚期，科學觀念已經粘連上一組新的理念和信念：社會事實能夠而且應該成為客觀、精確和確定的知識的對象；社會改進必須以關于社會的科學知識為基礎；科學知識能夠用以對社會疾病做出病理診斷和療救；科學的社會知識可以通過專業化方式和職業化組織加以構建、增進和獲得權威性；美國民主須經由科學加以充實和更新。

在社會知識和社會思想的這種“科學化”——也是專業化“社會科學”的構造——過程中，美國智識精英對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特征的認知得以強化，對社會失序和危機的憂慮和警醒被加強和放大，社會病理學（以及對社會病態和常態的區分）成為慣常的認知方式。所有這些都導向對社會改良的長期方案的展望和尋求。具有時代特性的科學觀念重塑了美國的公共文化和治理思想，也影響著對“好社會”的構想和社會疾病的判知，美國現代公益的抱負、想象力和議程大有根基緣由于此。 [8]“科學公益”崇奉智識、理性和科學，著眼“根源”、長遠和綜合方案，其旨向抱負很有中國人所說“為萬世開太平”的意味。

與此相關，科學公益還具有一項題中之意，就是直接支持正在興起中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研究。科學公益助成對學術和高等教育在美國歷史上空前的巨量的投入。在一向懷疑高深學問、理論知識的價值，具有深刻“反智主義”傳統的美國社會，各知識門類，從很難以“效用”向公眾說明其存在理由的“純粹科學”，到受美國孤立主義和文化偏狹性抑制的對外部世界的研究（“地區和國際研究”），皆乃因科學公益而獲得穩定和逐步擴充的社會供養。[9]

工業化財富和大型企業組織創建和支撐大型基金會，科學公益由此得具強大而持久的經濟和組織基礎。科學公益理念包含對效率、組織和規劃的強調和崇尚，推重和倡導 “管理的科學”、“組織的科學”。這反映了美國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特性，或者說反映了美國商業階級的組織偏好。“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運動和“經營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伴隨大企業繁盛成長而來，其成果和影響擴散滲透到科學公益當中。科學公益的財富基礎和發動者是商業階層，是老約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魯·卡內基那樣的經營和組織天才；而當商業階級通過科學公益和大型基金會將美國公益事業的主導權從教派組織轉移到自己手中時，他們將這一曾經富于宗教和道德情感的事業轉換為一種“商業計劃”（business scheme）——讓它像商業一樣務實、高效（to make it businesslike），由此美國大企業的效率偏好、管理主義和組織效能也作為科學公益的要素而被大舉帶入。 [10]

位于紐約州哈德遜河邊洛克菲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曾是洛克菲勒家族私人地產，現為美國大公益基金會檔案主要藏地之一(圖片為作者提供)

現代美國公益名目繁雜、品類眾多，其中既有大批目標狹窄且規模較小的組織，也有承擔社區性、地方性功能的公益機構類型。但以大型基金會為基干的科學公益占據最重要的分量，也經常被粗略地視為現代美國公益的同義語。巨量的資金，商業界的經營管理技術，大型官僚機構的組織、規劃和執行能力，廣泛的人脈聯系和社會網絡，多樣化的附屬和延伸性組織設施，使得大基金會成為現代美國社會的新的權力和資源的匯聚之所和輻射中心。從不同側重出發，以大型基金會為代表的現代美國公益也時常被稱為 “全目標公益”或者“多目標公益”、“戰略性公益”、“共享價值公益”、“企業型公益”、“公司公益”、“私立公益”、“理性公益”等。 [11]但說起美國現代公益，最常見也最富有歷史信息的還是“科學公益”。

▍歷史淵源與美國特性

開辟對美國公益的學術研究的大史學家科爾蒂（Merle Curti）斷言，現代美國公益既有所根源于“猶太—基督教”傳統以及英國普通法和成文法傳統，也是美國的獨特創造力和“國家風格”（national character）的體現。[12]

科學公益，固然多根源于19時期晚期和20世紀初美國的時代能量，但離開深廣的西方文明脈絡和更久遠的美國歷史情境則也無從深切理解。對Philanthropy一詞的細致語源學、語用學考察顯示，作為詞源的古希臘文philanthropia含義為“對人類的普遍之愛”，而這個義項與其中內涵的普遍主義、世界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不僅使美國現代公益具有超越地方性的全國視野，而且直接連帶大型公益基金會自始具有的國際主義特性。19世紀以后，這個詞逐漸新增了今日所理解的與捐贈行為相關的“公益”含義，但這個含義與其古典含義相互之間關聯密切，正標志著公益本身的西方文明源流。而美國大公益組織對其事業的構想和陳義，乃直接訴諸其古典含義。 [13]

美國大企業財富出現不久即開啟大型公益事業，這絕非偶然，因為私人財富和公共福祉之間的關系已有穩固歷史典范和社會組織傳統。盡管現代科學公益經歷了和宗教的脫離，但其精神和文化的根源和動力至少部分地存在于美國宗教生活當中。

美國社會的原初宗教特性，以及與這種宗教特性密切相關的發達的共同體生活和結社傾向，均與其強勁的慈善公益傳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直可溯及美國文明最初。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帕斯托雷烏斯（Francis Daniel Pastorius）、亨利·懷特菲爾德（Henry Whitfield），乃至于本杰明·富蘭克林，這些宗教領袖、殖民地精英和美國歷史文明的代表人物，也都留下關于捐贈和公益的業績和勸導，成為美國捐贈文化和慈善傳統的符號。比如溫斯洛普的著名禱辭《基督教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1630年），即可視為美國慈善文化的起源文本；而富蘭克林參與創建“同道俱樂部”（Junto Club）和美國哲學會（America Philosophical Society），更構造和呈現了志愿主義、精英結社和高等智識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清教徒和貴格派自來都有一種觀念，即基督教徒中的富有者是群體中的“受托人”（Christian stewardship），而這種觀念在傳承中經由富蘭克林等人的解說和揄揚，直抵安德魯·卡內基一代。[14] 進入19世紀以后，國內外傳教活動、廢奴主義運動，乃至于其他各類社會政治運動，往往都有捐贈和志愿行為的支撐和配合。總之，早在現代公益出現之前，捐贈和公益實際上已在北美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而這點今日往往為人所低估。

實際上，內戰前美國的慈善和公益不僅已形成歷史文化符號和傳統資源，而且有重大的實際社會功能，同時也創制出一些歷史性制度。

自殖民地時期以來，孤兒院、濟貧所、醫院、圖書館、學校等各種公共設施經常以私人捐贈而設立，又常以董事會為其治理和運行的基礎，其中有些采用公私合辦方式，在清教的新英格蘭和貴格派的賓夕法尼亞等地尤其多見。人們經常忘記的是，從殖民地時期到19世紀研究型大學興起之前的美國“學院”，包括后來的常春藤名校和其他學府，實際上都是教派組織和地方共同體的公益行為的產物。 [15]這就是為什么哈佛大學校長艾利奧特（Charles Eliot）在其1869年就職演說中稱：“哈佛的建立就是公共精神的一種豪壯行動。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正是因為教區及教區內私人捐贈者的公共精神，哈佛學院才始終有寬廣的生存空間。” [16]不僅高等教育，在政府很少甚至完全不供養學術、藝術和高等文化的情況下，美國的智識生活實際上維系于私人捐贈。而這種情況在迄至19世紀教育、文化最發達，有“美國雅典”之譽的波士頓以及新英格蘭地區最為突出。

在19世紀初以來約百年間，美國老式“貴族”——即所謂“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呈現了經濟力量、社會資本、智性文化、結社傾向和公益志愿的匯合。除了一如既往供養哈佛等高校之外，這些名門望族還大舉持續資助和興辦各種文化學術社團、圖書館、博物館、醫院等。這些組織往往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比如，波士頓學社（Boston Athen?um）、美國統計學會、美國東方學會、《大西洋月刊》、洛沃爾學社（Lowell Institute）、波士頓公館圖書館、波士頓美術館、麻省總醫院等，至今猶在。[17]

美國從來就是一個為外部聯系所塑造的國家，國際性特別是“跨大西洋性”（Atlantic Crossings）即來自歐洲的交往和影響不啻是一種美國歷史特質。[18] 現代美國公益的形成和演進中當然也不乏歐洲因素，其中尤以英國的影響為甚。曾經是美國最重要全國性科學文化設施，今日也占有顯要地位的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其來源就是1840年代一位英國人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所捐贈的50.8萬美元。在美國政府缺乏興辦科學文化事業的法定權力的情況下，這筆巨款最終以政府信托的私人機構的形式辦成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兼研究和教育的綜合體。這一事件對美國人產生巨大激勵和典范作用，自不待言。

史密森學會的第一所建筑物，被稱為“城堡”Castle，建成于1855年(圖片為作者提供)

科學公益在19世紀后半葉的創生，實際上也有一個跨大西洋交往的情境。在1869年建立的倫敦慈善組織協會（London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在美國東北部被廣泛仿效，其中尤以紐約慈善組織協會（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最為著名，成為“科學公益”的策源地和早期平臺。這個組織又附設一個“公益學校”（The School of Philanthropy），是美國最早的專業社會工作培訓機構。[19]大約1880年代以后，英美之間的“英美社會運動傳統”（Anglo-American Tradition of Social Movements）作用更加明顯，連帶、配合了美國的科學公益運動。當時英國興起“科學社會調查”（scientific social survey）以應對勞工、貧困、城市等社會問題，在美國被仿效推廣，形成規模和影響更大的美國社會調查運動。英國查爾斯·布斯（Charles James Booth）的著名調查工作成為美國“匹茲堡調查”的范本，而1884年倫敦“湯因比會館”（Toynbee Hall）開創的社區中心則是芝加哥“霍爾會館”（Hall House）的原版。進入20世紀后，當賽奇等美國大型公益基金會建立起來時，英美之間連成一氣的社會調查運動和改革運動已經造就出一種智識和文化氛圍，在社會調查、社會科學、社會改革、“社會工程”和科學公益之間建立關聯，也為科學公益的興趣和作為提供引導和儲備。[20]

當托克維爾早在1830年代來到美國時就已經發現，雖然美國并不比他的祖國更少人性的自私，但美國人的確有一種“開明的自利”，更傾向于互助和贈與。托克維爾來訪半個世紀后，當科學公益正在美國興起之時，繼他之后最偉大的美國的外國觀察家詹姆斯·布萊斯斷定：“在積極行善的工作方面，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與美國相提并論。不僅就用于各種公益目標的資金在全部財富中的份額而言，美國高于任何歐洲國家，而且對于一位歐洲來訪者而言，他們在美國看到的投入于公益的個人興趣和努力也是他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21]20世紀末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公益和志愿行為的水平，在美國是其他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 [22]

像科爾蒂那樣把公益看成是一種美國的“國家特性”，言之有理。而公益發達與否，簡單說取決于兩個方面：第一要看社會捐贈的意愿有多強，捐贈的規模有多大；第二要看對捐贈出來的錢如何運用，以及對運用捐贈的事業如何予以社會性地組織。布萊斯斷定美國公益的發達根源于宗教沖動，點到第一個問題。而對于第二個問題，大概首先還得在托克維爾路徑下去理解和解釋。公益的發達幾可視為美國“民情”之一端，而這與托克維爾觀察到的美國“民情”的其他方面——如平等主義、個人主義、結社偏好、志愿主義——之間互為條件、相生相成。從美國內部各地看，則新教的新英格蘭和貴格派的賓州有比其他地區更為平等的社會環境和更強勁的基層社會組織偏好，同時也有更發達的公益活動，也正佐證這種相關性。 [23]托克維爾說：“美國人做再小的事也要建立社團”，而且在美國“社團的學問是學問之宗（mother of science），其余一切進展都取決于這門學問的進展。” [24]科學公益根本上是一種在大規模、高效率的組織基礎上開展的公益，美國的公民文化是它的環境，也給它提供基本動力。

▍匯通和再造精英，補充和構建國家

科學公益和大基金會與美國歷史諸多事態趨勢相聯系，尤其在19世紀晚期以來經濟、社會和智識生活中有多方面的根源，其產生壯大看似頗有勢所必出、順理成章之處。在20世紀美國歷史發展的圖景中，公益部門尤其是大基金會經常處于樞紐、策源地和制高點的位置，而不只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功能性方面或者補充性、支持性分支。它是重要而活躍的社會歷史力量，也是精英生態和權力秩序中的關鍵環節和場所。

19世紀初以來，美國社會原有的等級秩序和權威體系處于松弛和衰落的長期趨勢中，越來越呈現戈登·伍德所說的“截頭去尾的社會”（truncated society）[25]的格局，不斷趨向更大程度的平等、開放、碎裂和多樣化，此中精英階級的構成、性狀和生態也在發生持續變化。

鍍金時代更是美國精英代際更迭和急劇轉型的時代，其中的三個部分分別呈現如下顯著情形。

第一，東北部名門望族和南方土地貴族那樣的老式精英——亞當斯和杰斐遜眼中的“自然貴族”（natural aristocracy）——已長期趨于衰落和碎裂，其作為致密社會群體而存在的條件不再能夠維系。他們雖對新社會趨勢和力量有所疏離和退避，卻也能大體順應和適應專業化和職業主義趨勢。而且他們的文化典范和社會血脈還在延續、擴散。

第二，19世紀晚期工業化當中崛起的財富新貴勢不可擋，一方面侵蝕、排擠和取代老派精英的經濟地位和權勢，另一方面也在追尋、仿效和接續老派精英的文化資本和社會權威，并在某種程度上、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沿海都市）趨向于和老精英階級的融匯。

第三，在美國社會“職業/行業”分化態勢稀釋和拆解 “階級”分層格局的情形之下，與工業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相關的新興中產階級職業精英的數量和影響力持續增長，其中如沿海都市律師、經理人、新聞人和新的學術職業從業者等以專業知識以及組織、行動和言論能力建立了自己的社會權威，從中產生了一批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行動派和改革者。

科學公益和大型基金會的社會意義，不僅在于巨量私人財富和公共目標之間富有活力的結合，而且還在于作為社會物種的美國精英的更新和再生。作為現代公益之財政基礎的新財富階級在幾代人之間就經歷了迅速的而富有歷史內涵的嬗變。老約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魯·卡內基們最初是作為“強盜大亨”（robber baron）站到歷史舞臺的聚光燈下。他們不僅被“老錢”所鄙薄和疏遠，更被很多人認定是社會疾病和社會沖突的根源。他們是進步主義運動中“耙糞”新聞的目標和反托拉斯訴訟的對頭，是勞工福利和經濟社會公正的敵人。

1890年代，當卡內基最先在賓州提出其后來擴展到整個北美大陸的著名圖書館計劃，即給每個城鎮捐建一所公共圖書館時，不少城鎮拒絕了他的提議，因為工會和教會里滿是對他的 “臟錢”（tainted money）的憎惡，對其動機也不乏深深疑慮。 [26]1910年以后，已致力于公益事業多年的洛克菲勒欲以1億美元新設一個以“增進全人類福祉”為宗旨的基金會，為此爭取從聯邦國會獲得特許狀以取得全國性地位和聲望，卻招致包括工會和各種政治勢力的激烈反對，其中既包括進步黨領袖西奧多·羅斯福，也包括親商界保守派政治家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老羅斯福當時說：“無論從這些錢里拿出多少用于慈善，都不能洗刷其來路的不義。”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最終也沒有獲頒國會許狀，而是在1913年從紐約州議會獲得特許才得以建立。[27] 由此可見美國社會對新財閥和大基金會的廣泛敵意。

大基金會和科學公益成為新財富階級重塑自身、重建與外部社會關系的手段，而且也是社會變動中的精英群體啟動新的社會整合和文化匯通的場所。正是通過公益事業，新財富階級有效地接續東北部“老錢”的“共和美德”（republican virtues）以及全國性視野和抱負，也承領了其智性文化趣味和所謂“文雅傳統”（genteel tradition）。由此他們極快地超越原有的狹隘金錢屬性，向著 “普遍的”階級的方向拓展和提升自身。這種情況明顯可見于洛克菲勒家族二代的約翰·D.洛克菲勒二世，三代的約翰·D.洛克菲勒三世、納爾遜·洛克菲勒和戴維·洛克菲勒，他們的生平事業顯示出越來越接近理想型“老錢”的格調和氣象的趨勢。[28]

左起：John D. Rockefeller, Jr.和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五兄弟：戴維，納爾遜，溫斯洛普，勞倫斯，約翰(圖片為作者提供)

而對于新的成員眾多的中產階級職業群體，從草根崛起的新財富階層在文化上與其沒有必然的隔閡，專業主義、職業規范、效率、組織、體系化等價值和偏好為兩方所共享，他們和新生職業階級中的精英成員的接近和結合更為自然和順暢。新興中產階級職業精英被富豪們的大基金會招募，擔負其管理和戰略規劃任務，正如富豪們的企業也由一個強有力的職業化經營管理階層運作。而操持基金會運作或者發動基金會項目的人當中，不乏廣義的“進步主義者”，比如為賽奇基金會確立工作方向的德弗雷斯特（Robert Deforest）,洛克菲勒的長期領導人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洛克菲勒社會科學項目的主管魯默爾（Beardsley Ruml）均在此列。 [29]洛克菲勒和卡內基曾經是一部分“進步主義者”眼中的敵人。具有歷史悖論意味的是，當大基金會招募任用進步主義者，通過知識、科學、專業技術和組織效能引領社會改善和社會進步時，新財富階級也就匯入進步主義——以及后來的美國“自由主義”——的歷史潮流中。

對于鍍金時代社會和政治的分裂和極化趨勢，以及專業化和職業主義內在的區隔效應，作為一種強勁的社會組織的基金會實際上是一種樞紐性的抗衡和補充機制，在精英層面上匯通和整合財富、知識、文化和權力。或者說，大基金會是一張以巨量財富編織出來的新的巨大網絡，覆蓋和連接美國社會原有的和新生的一些領域和節點。

這可以從基金會所牽連到的人和人群得到直接說明，其中包括基金會的總裁、董事會成員、顧問和項目承擔者。比如，大基金會早期經歷中美國大學校長的存在就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內戰后“高等教育革命”造就了一組“偉大的美國大學”，也產生了一群氣度恢弘、聲望卓著，影響遠不限于學術和高等教育的大學校長。而在美國的這些頂級社會賢達中，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創建校長吉爾曼（Daniel Gilman）參與構造科學公益理念、為諸多公益事業提供顧問開始, [30]不少人與大基金會結成密切關系，如哥倫比亞的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哈佛的埃利奧特和洛沃爾（Lawrence Lowell）、芝加哥大學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耶魯的安吉爾（James Angell）、麻省理工學院的普雷切特（Henry Pritchett）；而其中巴特勒、安杰爾和普雷切特等都有在基金會首腦和大學校長之間轉換任職的經歷。

另外一個有特別意義的群類是溝通基金會和學術界的社會科學家。20世紀初，美國社會甚至學術領域都對社會科學的價值頗有疑慮和輕視，而對社會科學最初的堅定支持者就是自賽奇開始的大基金會。許多社會科學領袖人物，特別是其中致力于將社會科學運用于公共政策的人，如凱洛格（Paul Kellog）、塞里格曼（E. R.A. Seligman）、魯默爾、梅里亞姆（Charles Merriam）、米切爾（Wesley Mitchell）等人，均與基金會有密切關系。他們把基金會的財源引向社會科學，也用社會科學塑造基金會的工作目標和風格。一些重要的社會科學機構，如梅里亞姆創建的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SRC）和米切爾創建的國民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也都仰仗基金會供養得以建立和存在。SSRC與基金會之間配合協作極密切，甚至可以被視為基金會（尤其是洛克菲勒）的一個延伸組織。[31]

大型基金會是智性和“科學”被灌注到新的精英體系中的一個主要孔道，而且也是美國式“賢良統治”（meritocracy）的一大主要孵化器。美國聯邦行政體制長期虛弱，缺乏有力的文官制度傳統；而政黨體系具有內在的黨派性、民粹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傾向，長期以來也不是行政官員/政策精英再生產的充足的場所（至少從聯邦黨解體之后）。“國家缺位”（statelessness）之下，“治國技能”（statecraft）也短少。

20世紀以后，滿足國家政策事務不斷增長的需要、提供國家長期擴張所需的人力資源的一個特別具有美國特性的途徑，就是在政府和社會（最初主要是商界）交界地帶成長起來的所謂“權勢集團”或者“東部權勢集團”（Establishment, Eastern Establishment）。這一頗為致密、明晰的群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逐漸生成，并經過擴張和代際傳承在世紀中期達到巔峰，充當美國急速擴張的“官僚行政國家”和“國家安全國家”的中堅力量。特別是在國際面向上，這一集團以其堅定的國際主義信念和充沛的國際經驗，二戰后幾可等同于外交和國防政策精英群體。 [32]

權勢集團的存在、集結、遴選和代際延續方式復雜而隱晦，但明顯可見的是，大基金會是其在政府組織之外最重要而持久的活動和組織空間。實際上，權勢集團從一開始就和大基金會相連相合。比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紐約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創建和初期運行中，始終有卡內基本人的密友和顧問、美國權勢集團的始祖和旗號人物魯特（Elihu Root）建議和參與，后者幫助制訂了基金會的政策框架和政策方向，并親自選定了不少基金會高層人員。[33] 二戰以后，權勢集團中的頭面人物如洛維特（Robert Lovett）、麥克羅伊（John McCloy）、臘斯克（Dean Rusk）、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邦迪（McGeorge Bundy）等，也都曾在大基金會和政府職位之間的旋轉門進出。在大基金會支持下還有一些智庫機構，如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也是權勢集團成員的集結匯通之所。

科學公益和大基金會在美國歷史上的特出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種補償性機理：對美國政府功能在很多領域中的匱乏和缺席的一種彌補。[34] 工業化-城市化運動導致公共事務的復雜性和數量激增，而美國政治文化傳統阻礙以政府擴張以對此做出反應，科學公益的巨大歷史空間乃因此而存在。大公益基金會具有巨大的財力，也有美國少見且不斷增長的創議規劃和組織執行能力。大基金會在盛行教派主義、地方主義和州權的美國倡導全國性眼界和和議程，像政府官僚機構那樣工作和發揮作用，其范圍延伸到美國的教育、科學、藝術、公共衛生、社會福利和反貧困等聯邦政府存在薄弱、任事不足的各個地方。在國際主義和普世人道主義觀念下，其諸多項目還延伸到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地。

由此，大基金會的項目業務經常具有大型公共政策項目甚或國務活動的內容或者特性，其組織經常具有大型官僚機構的形制和風貌，而其領導人的經驗和能力也經常類同于高層政策職位所需要和要求的那些東西。就此而言，大基金會長期以來是一種以精英社會力量“替代國家”（state-substitution）的形式，或者說是一種“準國家”（para-state）。

基金會不僅在長期國家缺位的狀況下替代國家，而且實際上它也是美國歷史長期運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制度化的、溫和路線上的“國家構建者”（state-builder）。

作為國家構建者的大基金會有兩重政治屬性。一方面，科學公益和大基金會在理念上偏好管理主義、計劃理性、技術治理（technocracy），從而契合和匯入了作為20世紀美國政治主潮的、以國家擴張為鵠的的進步主義—新政自由主義，在新政、二戰和冷戰當中的國家擴張中提供多種實際的支持和輔助；[35]另一方面，大基金會原則上遵守政治中立、非黨派化（雖然作為世紀中期基金會之商界背景的反映，其上層成員大多數還是溫和共和黨人），提倡和實踐合作主義（associationalism），而這不僅是其在美國社會條件和政治文化環境中合理生存策略，而且也使得基金會成為易于達成政治包容性、認識論審慎和協商理性的精英政治場域。

和權勢集團總體上的政治風格相一致，大基金會也具有溫和、審慎、節制的政治風格，而這使得它作為一個重要的權力容器和政治交往場所在美國政治全局中具有抗拒和抑制政治極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效應。1947年，在一部試圖按民主黨自由主義為美國政治標定基準、設列議程的有廣泛持久影響的書中，小亞瑟·史萊辛格提出 “生命力中心”（vital center）論說。[36]現在可以認為，在智識和政治上既能容納和發動變革、又能避免極端主義，進而求取美國式中間路線的“生命力中心”理念不僅出自作者的愿景，而且也的確反映20世紀中期美國權力精英的某些性狀特征。抑或說，權勢集團和大基金會都是這樣的“生命力中心”的關鍵基礎。

本文刪節版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10月刊，原題為《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此為文章完整版。圖片為作者提供。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導讀］百年前，隨無產階級運動傳入日本，為維護天皇統治及政商企業，警視廳特設“特高“秘密警察組織，以清除被他們視作破壞國家現狀的“赤色思想”。彼時日本資本主義文明尚未發展成型，工人低工資、勞動時間過長等“低人權”現象普遍存在，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天然的土壤。面對日益高漲的社會情緒，統治層分作兩派，一部分認為不應以強權解散社會主義政黨，否則將逼迫他們轉入地下；另一部分認為應趕盡殺絕，一旦燃燒將野火燎原。

1925年，臭名昭著的《治安維持法》出臺，任何對國體（天皇制）持批判立場的任何言論統統被定性為“犯罪”，而這也標示著統治層決定采取極端手段，根絕社會主義苗頭。明治官僚制的“總設計師”山縣有朋上奏天皇、施壓內閣，最終以“擴大警察的權限，以嚴刑重罰來彈壓、取締左翼社運“的形式助推了“特別高等警察課”的組建。

特高課不僅撥得充足預算，并且直屬內務省，可以逾越地方長官及警察署長直接下達命令。特高權力膨脹，成為精英官僚躋身仕途的“龍門”。而這些青年精英所做之事，包含且不限于密告、栽贓陷害、刑訊逼供等。而這些都在特高養成教程中被合理化，不僅對特高警察達到“捍衛國益”無所不用其極的洗腦效果, 而且使日共徹底扼殺在萌芽階段。

戰后，作為美國對日民主化改造的重要步驟，特高警察被廢止，但對戰后美國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恐懼，并未徹底查辦特高警察這類劊子手，不僅大部分人免于被追究，極少數被追究者也在風頭過后實現了“社會復歸”，重新回到警界。因對戰爭罪行沒有深刻徹底的反省，日本與亞洲其他曾受侵略國家的交往受到嚴重影響，這也反映到戰后中日外交，日本所表現出的種種曖昧、幼稚和思維混亂的態度。

本文原刊于《文化縱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 劉檸 | 本刊特約撰稿人

日本從戰前到戰時的特高警察，是暗黑時代的象征。戰后，隨著國家的民主化，雖然早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其實態卻并不為人所知。在各都道府縣編纂的《警察史》中，特高警察所實施的種種暴行及假特高之手所犯下的種種國家犯罪，被諸如“由一部分警察職員所制造的思想取締問題”、“戰敗后，特高警察解體”等輕描淡寫的記述一帶而過。由于美軍占領期間，對前特高警察參與刑訊逼供、人身虐待的犯罪行為的追究本著自行申告原則，絕大部分相關人員，并未遭到申告，因而免于被追究；而極少數受到追究、被開除公職者，也在風頭過后實現了“社會復歸”——重新回到警界。

這種狀況的發生，當然與美軍“首鼠兩端”的占領政策及對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徹底性有關。戰后，由于害怕像德國的秘密警察組織蓋世太保那樣被徹底地追究、整肅，特高警察自行銷毀了絕大部分犯罪證據，不僅成功逃避了政治整肅，而且“有效地”使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本身“蒸發”、“風化”。

乃至在戰后60余年的今天，唯獨這段歷史，當事者的口述、回憶等一手資料，幾乎已被湮沒。而重新發掘，在物證人證都已消滅的情況下，無異于沙漠上起樓閣，難乎其難。后人只能根據有限的史料，來最大限度地還原這個龐大的暗黑王國創設的背景和過程，勾勒一個大致的輪廓。了解這個王國，對于我們理解日本社會，特別是彌漫其中的保守化特征有著重要意義。不能正視這樣的歷史痛苦，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何其難也！

▍緣起：“大逆事件”

“大凡對那些試圖破壞國家現狀、擾亂社會秩序……否定國家體制之徒，國家將不得不走自衛的道路。”在1911年3月（明治四十四年）召開的第二十七屆國會上，內務大臣平田東助痛陳國家在“危難”關頭，奮起維護穩定的必要性。結果，就在這次國會上，出臺了一個新政：從當年8月21日起，在警視廳設立“特別高等警察課”（課相當于中國行政體系的處），以應對國內日益升溫的赤色思想宣傳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就是被稱為“特別高等警察”（簡稱“特高”）的秘密警察組織的由來。

導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誣私制炸彈，密謀刺殺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處刑。然而，史料表明，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卑劣的政治構陷，目的是絞殺尚處于搖籃期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幸德秋水在終審法庭上痛斥公訴方：“連一個證人調查都不做，卻膽敢作出如此判決——這是一場暗黑的審判，汝等要知恥！”

但在當時，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沖擊。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對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擔出現“皇國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責任，并提交了辭呈。天皇則表示，“事件系隨時局變遷而伴生的余弊”，內閣并無責任，駁回了桂的辭呈。

彼時的日本，正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方興未艾，而資本主義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時期，如細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繪的工人低工資、勞動時間過長等“低人權”現象普遍存在。勞動者的不滿自然導致怠工、罷工的出現，且這種自發的反抗，日益成長為以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理念的民眾有組織的社會運動。而這恰恰是統治層所恐懼的，奮起維護穩定，是其本能的訴求和現實選項。事實上，創設之初的警視廳特高課，僅下轄兩個系（行政權限上從屬于課的部門，相當于中國的科）：特高系和檢閱系。后者主要負責新聞出版審查；前者則負責各類行會、同盟的罷工、罷市活動的取締和爆炸物取締。可見，特高創設的背后，確有應對日益高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大背景。

▍塵封的“黑匣子”

圍繞如何取締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統治層內部有兩派意見。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貴族長老西園寺公望持相對溫和的立場，認為以強權解散社會主義政黨，無異于逼迫他們轉入地下，反而會帶來更大的麻煩。而桂太郎則持強硬立場，力主“社會主義根絕論”：“雖然目前是煙幕狀態，一旦延燒起來的話，將無法收拾。”

其實，桂并非“社會主義根絕論”的始作俑者，他的身后，還站著數一數二的政界大佬、明治官僚制的“總設計師”山縣有朋。“大逆事件”發生后，精英層的危機感明顯加深。1910年9月，山縣在上奏明治天皇的題為《社會破壞主義論》的著名意見書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根絕論”，主張從社會政策上預防社會主義的發生。同時，對桂內閣施加壓力，要求官僚擴大警察的權限，以嚴刑重罰來彈壓、取締左翼社運。

區別于此前在軍警系統中既存的、主要負責政黨對策的“高等警察”，被稱為“特高”的“特別高等警察”，以取締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為主要職責，權限更大。但遺憾的是，其全貌至今仍塵封于“黑匣子”中，后人只能從極其有限的個人回憶、傳記和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對日占領軍文檔中，找到蛛絲馬跡，來揣測當初的組織結構、總體規模及財務預算等狀況。如1928年，全國特高組織的總預算為203萬日元（折合現在的通貨約為12.2億日元）。1943年，愛知縣警職員中約11%的人（419人）為特高人員及其外事擔當；地方縣警的特高課長直屬內務省，指揮命令甚至不通過地方長官及警察署長即可下達……

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其反對天皇制和侵略戰爭的宗旨使其在成立之初便成為特高的首要鎮壓目標。翌年，大阪、京都等9個府縣的警察組織設立特高課。1925年，惡名昭著的《治安維持法》出臺，對國體（天皇制）持批判立場的任何言論統統被定性為“犯罪”，被當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斥為“民主主義死刑法”。1928年2月，依法舉行了全國首屆普選。田中義一內閣對左翼政黨的競選活動感到恐懼，于3月15日，以所謂違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名逮捕了日共和勞動農民黨約1600名黨員，這就是史上的“三·一五事件”。普羅作家小林多喜二以該事件為題材于《戰旗》雜志（1928年11~12月號）發表了小說《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小說中特高警察嚴刑拷打良心犯的描寫觸怒了特高，雜志遭禁止發行的處分，為作家后來慘遭虐殺埋下了伏筆。

1925年《治安維持法》頒布后，反抗該法的日本民眾被警察拘捕

“三·一五事件”后，為“防止赤化”，全國所有府縣均設立特高課，主要警署必須安插特高人員。至此，特高組織網覆蓋到全國。1932年，警視廳的“特別高等警察課”升格為“特別高等警察部”，特高警察的權限進一步強化。

▍特高的辦案手段

特高作為政治秘密警察組織，清一色由“擁有特殊技能和經驗者”組成，旨在有效地根絕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反體制的思想和活動。因此，他們對日本社會運動的歷史由來及現狀有著遠高于一般國民的知識與理解。1932年出版的《特高必攜》（新光閣版），副標題為“社會運動現勢要覽”，是一本面向特高官僚和特高警察的實用性很強的鎮壓手冊。除此之外，還有《特高教范》等專業人才養成教程，不僅從思想上徹底洗腦，將鎮壓合理化，而且對鎮壓手段等細節問題也有一整套范式：如“作為彈壓手段，分合法與非合法兩種。……有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須拿出‘如履薄冰’的意志……”，公然鼓勵以非法手段，達成“捍衛國益”的目的。

為此，密告、線人、特務、間諜，均成了特高辦案的常用道具。尤其是對鐵道、印刷所、書店等重要據點，眼線密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均隱藏著警惕的“鷹眼”。對一些重點監控的社會主義者等重要分子（特高組織內部的行話叫做“特別要視察人”），特高按如下項目，逐項徹底調查：姓氏、名號、身份、年齡、住址、籍貫、學歷、履歷、前科、職業、資產、收入、生活狀態、家庭、境遇、人望、宗教、社會關系、相貌、特長、性癖、嗜好、操行、思想變化的動機及體系、平素的行動、訂閱的報刊、筆跡，等等，務求事無巨細，一網打盡。

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一旦被捕，必遭刑訊逼供，必被要求叛黨，然后成為線人（即“轉向”）。拒不轉向者，則在拘留所和審訊室里遭毒打，乃至虐殺。前日共中央委員巖田義道和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均死于特高的酷刑。同時，派遣特務潛入日共內部，從事煽動活動；或故意搶劫銀行，然后栽贓共產黨；或“釣魚”執法，請君入甕……伎倆卑劣，手段多元，無所不用其極，連在澡堂子里的竊竊私語，都有可能成為呈堂證供。在這種極端殘酷的迫害下，至1935年前后，日共幾乎完全被剿滅，在國內停止了一切活動，投獄的投獄，流亡的流亡，轉向的轉向。據說在監中誓死抗爭拒不轉向者僅數人而已。而成批轉向者中，頗不乏黨的領導人、理論家，如前日共委員長佐野學、前總書記田中清玄等。這些日共“大物”政治家轉向時，被迫登報宣示脫黨，同時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等“聲明”，旨在從領導人個人私德和政治倫理上，瓦解左翼意識形態。

小林多喜二，日本著名作家，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

日共不但從組織上被剿滅，連黨史文獻幾乎都片紙無存。戰后，終于走出地下狀態、恢復合法活動的日共為重建黨史，擬復制機關報《赤旗》，但從創刊號到第二十六期，遍尋而不得。無奈之下，最后只好采用《特別高等警察資料》中收錄的內容。

▍戰后：陰魂不散

以鎮壓手段兇殘著稱的特高干部，在戰前卻是精英官僚的代表內務省官僚躋身仕途的“龍門”。如1932年，出任警視廳首任特高部長的安倍源基曾在回憶中寫道：“青年官吏中，那些被目為特別優秀者，被任命為特高課長。”安倍自己，便于太平洋戰爭前夕就任內務大臣兼企畫院總裁。另一位與安倍先后執掌過這個暗黑王國的重要人物，是前警視總監町村金五（即在小泉純一郎內閣任外相的町村信孝之父）。

1945年10月13日，作為美國對日民主化改造之重要步驟，特高警察與《治安維持法》一起被廢止——這頭存在并活動了三十四年零兩個月的法西斯怪獸壽終正寢。對此，作家高見順在日記中如此寫道：“特高警察廢止。得此消息，胸口頓時輕松了，有種暗云消散的感覺。但是，這件事為什么非要等聯合國軍司令部當局的指示，而不能由我們自己之手來實現呢？羞恥。如果是自己之手所為的話，那喜悅豈不將更深，且沉淀在喜悅底層的這種羞恥感不也就沒有了嗎？”

然而，高見順們的羞恥其實仍未結束。戰后，安倍源基起初作為甲級戰犯被起訴，但隨著美軍占領政策的“轉型”，旋即免于起訴并獲釋。町村金五也在戰后重返政界。而更多的特高警察，那些曾幾何時迫害左翼知識人的元兇，并未受到追究，大部分經過短暫“休整”，甚至復歸警界，按照美占領當局的方針，重新被武裝為“赤色整肅”（Red Purge）的急先鋒。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恐懼，成為了戰后美國和戰前軍國主義日本的通病，而特高警察這種組織起來的劊子手，當然不可能得到徹底查辦與肅清。

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美軍之手把日本從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但日本還來不及反應，便又被山姆大叔重新綁上了東西“冷戰”的戰車。知識界及全社會連對特高警察這種法西斯馬前卒的清算都被封殺，遑論的深度戰爭反省及轉型正義的落實。而對戰爭罪行沒有深刻徹底的反省，已經嚴重影響到日本與亞洲其他曾受侵略國家的交往。在其國內，也可以說，戰后政治所表現出的種種曖昧、幼稚和思維混亂，與這種“空洞”感不無關系。

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 原標題為“劉檸 ▍日本特高警察的來龍去脈”。版權所有，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回復此微信獲得許可。

19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頗為興盛，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但在文學界卻很少被納入研究的視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兩點：一是認為“官場小說”是“通俗小說”，很“俗”，從專業角度來說不值得認真對待；二是“官場小說”涉及一些內幕與權力博弈，不少人會覺得很“臟”，不愿意去觸碰這一話題。不過在筆者看來，“官場小說”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的價值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當代社會的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當代社會運行的規則與“潛規則”，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現狀與進程，以及從中折射出來的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念與精神氛圍。

考察“官場小說”，我們首先需要對“官場小說”的創作與閱讀的狀況有一個基本了解。

“統計數據顯示，僅僅在2009年1~3月，官場小說品種就達到123種，與2008年全年官場小說約118種相比，持續高溫。……調查顯示，黨政機關公務員占到30.5%，工商企業工作人員占27.1%，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閱讀總人數的79.7%，即在接受調查的690多人中，有8成的人閱讀過官場小說。”（《官員喜讀官場小說》，載于《決策》2009年第11期）

不僅如此，在各大網站上的“讀書”欄目以及文學網站中，“官場小說”都專列一個類別，還有“排行榜”，在新浪讀書頻道的“官場中人必讀的十二部小說”中，更將官場小說細分為“入仕必讀書目”、“晉升必讀書目”、“守位必讀書目”、“潔身必讀書目”等不同類別，搜狐則有“優秀仕途小說展”，而在“小說在線閱讀”推薦的“經典官場小說”則有上百部之多。此外，在“官場小說”這一文學類型中，也出現了為人廣泛關注的“經典”作家作品，這些人主要包括閻真（《滄浪之水》）、王躍文（《國畫》、《梅次故事》、《蒼黃》）、黃曉陽（《二號首長》系列）、小橋老樹（《侯衛東官場筆記》系列）、許開禎（《省委班子》）、王曉方（《駐京辦主任》）、肖仁福（《官運》）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官場小說”已是一種成熟而又暢銷的文學類型。

▍“官場小說”及其最新變化

王躍文的《國畫》（1998）被認為是“官場小說”的濫觴之作，這部小說以主人公朱懷鏡在荊都市從秘書到財政廳副廳長的經歷，展示了他的諸種遭遇及其內心歷程。《梅次故事》（2001）是《國畫》的續篇，描寫朱懷鏡調至梅次市擔任副書記之后的故事，展現了官場的邏輯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觸。《蒼黃》（2009）以劉星明、李濟運等人的故事，延續了作者對官場中人生存處境的思考。

閻真的《滄浪之水》（2001）也是“官場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說描述醫學研究生池大為，在進入省衛生廳后逐漸融入“官場”的過程，開始時他保持著知識分子的清高，但世態炎涼與生活壓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認同了官場規則，并利用這一規則獲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躍文、閻真的作品作為參照，我們可以發現，最近幾年的“官場小說”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的“官場小說”雖然仍矚目于“官場”邏輯與內幕，但是在小說的主題、“主體”以及敘述的方式與側重點等方面，與王躍文、閻真的作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些不同之處顯示出了“官場小說”新的變異，也折射出了社會精神氛圍的變化，很值得我們關注。

在王躍文、閻真的小說中，“官場”是一個巨大的“異化”力量，作者對這一場域充滿了懷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適應，對其險惡有著清醒的意識，在作品的總體傾向中也有著批判的意識，至少也在質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敘述者通過對主人公經歷的敘述，重點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號首長》（2011）、《侯衛東官場筆記》（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們看到的“官場”已經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運行邏輯中，個人的生存境遇已經并不重要，在這里，“權力”自身已經獲得了合法性，成為小說關注的“主題”，力量博弈以及圍繞權力的獲得、轉移、交換、分配的故事，及其規則與“潛規則”，成為小說的主要內容。“權力”可以說是這類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識形態與道德倫理的限制，構成了主人公人生價值的終極評判，也構造了當代社會的等級秩序與整體結構。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于朱懷鏡、池大為，《二號首長》中的唐小舟、《侯衛東官場筆記》中的侯衛東、《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為“成熟”的主體，他們在進入“官場”時沒有（或很少有）內心的波動，天然就認同了官場的規則，他們所關注的最核心的問題是能否獲得權力，以及如何將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說重點描述的也是他們“晉升”的過程，以及圍繞這一目的他們的謀劃、心思、手段及其經驗教訓。

作為一個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在《國畫》、《梅次故事》中，朱懷鏡在權力博弈中時常有猶豫、彷徨，以及遠離是非之地、在藝術或宗教中別尋寄托的想法；而在《滄浪之水》中，讓池大為最焦慮的問題是，他是否應該放棄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操守，進入“官場”及其邏輯，——這也是《滄浪之水》的主體內容。如果以《二號首長》等小說的邏輯來看，這樣的情緒與想法無疑是“幼稚”的，是成長過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在《二號首長》等作品中，小說的主人公在出場時就已經頗為“成熟”了，他們并不需要經歷池大為式的焦慮與掙扎。

尤其是《滄浪之水》中的敘事邏輯——主人公池大為只要放下了知識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場獲得了成功，這樣“一墮落就成功”的模式，顯然高估了知識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場”的艱難與復雜性。在“墮落”之后，唐小舟還有更多艱難的路要走，他們面臨的是比池大為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與“規則”，這比知識分子的內心焦慮更加切實，也更加嚴峻——在這里，我們看到“官場小說”的主人公關注的焦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小說的整體色彩上，《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在權力博弈中充滿了進取的精神，這些作品的敘述結構也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小說的主人公憑借個人的聰明與奮斗，憑借復雜人際關系中的有利因素，憑借對官場規則的適應與應用，在官場的臺階上一步步邁進，縱橫捭闔，顧盼自雄。在現實的權力結構中，他們精明強干，游刃有余，是這個社會中為人矚目的“成功者”。

但是，與這些作品相比，《國畫》、《梅次故事》卻并沒有這么樂觀，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脅突遇車禍之后，

“朱懷鏡沒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訴香妹和陳舒二位。他們低著頭，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著，更具虔誠的意味。朱懷鏡獨自呆在房間里，突然心煩意亂起來。他來回走著，如同困獸。忽聞法樂如雷，唱經如潮。他腦子里一陣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

這是小說的結尾，主人公的反應與佛教氛圍的渲染，讓小說具有一種超越與反思的意味。而在《滄浪之水》中，池大為雖然成功地當上了省衛生廳廳長，但仍不脫知識分子習氣，

“我仰望星空，一種熟悉而陌生的暖流從心間流過，我無法給出一種準確的描述。我緩緩地把雙手伸了上去，盡量地升上去，一動不動。風嗚嗚地從我的肩上吹過，掠過我從過去吹向未來，在風的上面，群星閃爍，深不可測。”

與之相比，《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在結尾處都在交待故事的進展或結局，絕少這樣抒情性或跳出官場邏輯的段落。

如果說王躍文、閻真的小說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那么《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可以說是“實用主義”的作品。“現實主義”作品在揭示官場內幕時不無批判與反思的意味，而“實用主義”的作品同樣在揭示官場的內幕，但對官場規則并無褒貶，只是“客觀”地呈現，同時注重總結官場上的經驗教訓，讓讀者可以“實用性”地學習與操作。比如《二號首長》中有這樣的段落：

“領導有三種稱呼，一是官職，二是首長，三是老板。如果在一個很公開的場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覺得太流俗太江湖氣，貶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場合，你叫他書記，顯得太公事公辦，叫他首長，顯得太隔膜，叫老板，就親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場的時候，又是比較私密的場合，把所有領導全部叫首長，肯定好過別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級領導在場，而這個高級領導和老板的關系又不是非常親密，肯定叫官職比較好。”

“官場的事，其實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事。只要涉及人，就一定復雜無比。今天他總算明白過來，他之所以搞不好這種復雜的人事關系，是因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關系，結果是一個都沒有搞好。如果用矛盾論的方法來分析，所有關系，都是次要關系，只有其中一個人，才是主要關系。也就是說，你只要搞好這個主要關系，其余所有次要關系，全都解決了。”

這些官場智慧與“經驗”，可以說是《二號首長》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而《侯衛東官場筆記》在小說的內容簡介中便說，“23次微妙的調動與升遷，66個黨政部門，84起官場風波，304位各級別官員，交織進1個普通公務員的命運——侯衛東的這本筆記，將帶您深深潛入中國公務員系統龐大、復雜而精彩的內部世界，從村、鎮、縣、市一直到省，隨著主人公侯衛東的10年升遷之路，逐層剝開茫茫官場的現狀與秘密”。從這些介紹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小說的誘人之處便在于“升遷”的秘密。從“現實主義”到“實用主義”的轉折，可以說是“官場小說”在十余年間的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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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

“官場小說”的稱謂出現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們的文學中也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不過卻是以另外一種面目表現出來的。如果我們從更遠的歷史視野來觀察，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變與異同。

在1980年代興盛的“改革文學”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力量的博弈，在《喬廠長上任記》、《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園街五號》等作品中，圍繞一個工廠、一個縣城或一個機關的主導權，雙方同樣展開了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斗爭，即使在《平凡的世界》這樣描述新時期農村變遷的小說中，也有一條線索描述省級領導之間的博弈。但是，在這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些小說中只是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因為與后來出現的“官場小說”相比，這些小說中的力量博弈并沒有得到突顯，甚至很難讓人意識到。這主要是由于在這些小說中，更為重要的是思想與觀念的博弈，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改革還是保守”，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還是謹小慎微地固守傳統？這構成了“改革文學”的基本矛盾。在雙方的博弈中，雖然存在權力博弈，但權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與觀念之爭的，是一種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學”作為比照，我們便可以發現“官場小說”中出現了不少變化。與“改革文學”不同，在“官場小說”中，力量博弈構成了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因素，雖然博弈的雙方也存在思想、觀念上的不同，但這一因素在小說中并不占據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無的。權力以及在權力階梯中獲得更高的位置，成為此類小說主人公最高的價值認同。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在積極地干事業，在遇到諸如抗洪之類的事情時（《二號首長》），他們表現出的決斷與果敢也足以令人動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們需要“政績”，另一方面這些“事業”仍然依附于權力博弈，是在這一框架的制約下進行的。

在這里，涉及“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在“改革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場小說”中卻幾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園街五號》中的劉釗等人物，都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們敢想敢做，勇擔重任，不僅在不屈不撓的斗爭中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而且也獲得了女性的青睞，收獲了愛情。其中的優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為一個時代的偶像。但是“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無論是朱懷鏡、池大為，還是唐小舟、侯衛東，他們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成功者”，但卻很難說是正面人物，或者說很難以道德倫理加以判斷，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棄“良知”而取得的，同樣，他們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衛東），但他們卻并沒有真正的愛情，或者說置身于官場中的他們，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在“官場小說”中，權力或能力的大小，成為評判人物的主要標準，所謂好人壞人的道德評價在此已經失效。

在“改革文學”中，盡管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是在為各自心目中的事業而奮斗，他們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雖然“保守派”常常會被丑化或漫畫化），這樣他們斗爭的手段便多是能擺在桌面上的，較少有陰謀詭計。而“官場小說”中的權力博弈則不同，首先博弈的目標不是“公心”而是“私利”——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博弈的手段則更加多種多樣，其中不乏陰謀，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兇殺人等非法手段——這也讓我們看到了其中的殘酷性。

以上這些層面的不同，也決定了“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學”中雖然面臨重重阻力，但總體基調是明朗的，“官場小說”就并非如此。

▍十七年文學中的“斗爭”

如果我們繼續向前追溯，可以發現在“十七年文學”中也存在權力的因素，在《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爬在桅桿上的人》等“干預現實”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在《創業史》、《艷陽天》等小說中，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如果與“改革文學”和“官場小說”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十七年文學”中的權力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們可以看到，與“改革文學”相似，在“十七年文學”中很少看到權力博弈的直接表現，在這里，權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之爭與路線之爭的，并且受到思想斗爭的制約。在《創業史》（1960）中的梁生寶與郭振山之間，在《艷陽天》（1964~1966）中的蕭長春與馬之悅之間，最大的分歧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還是單干——追求個人的“發家致富”，雙方的博弈也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在他們的博弈中，很少看到個人權力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改革文學”中思想斗爭的敘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學”所開創的。

在這里，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如何重新評價以思想或路線之爭為主要線索的小說？在以前的文學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大多以強調“階級斗爭”為名對之加以否定，但在這里，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參照：（1）在以思想或路線之爭為線索的小說出現之前，比如在趙樹理的《三里灣》（1955）、周立波的《山鄉巨變》（1958~1960）等小說中，我們可以在這些作品中看到對地方生活經驗與鄉村人物的生動描摹，但卻缺少一種整體性把握當代社會的能力與方式，《創業史》等小說中的“思想之爭”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方式；（2）與19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中的權力博弈模式相比較，“思想之爭”的方式無疑更具嚴肅性，也更能夠為人接受。——如果以這樣的視野去看，雖然我們可以批評“十七年小說”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對其開創性與重要性有一個更加客觀的認識。

其次，更具“人民性”。無論是“官場小說”中的朱懷鏡、池大為、唐小舟、侯衛東，還是“改革文學”中的喬光樸、李向南、鄭子云、劉釗，都是整個社會的精英人物，他們處于社會上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上都占據優勢甚至是核心優勢，與他們相比，“十七年文學”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寶、蕭長春等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在“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中，他們都是被視而不見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對象，或者“權力博弈”的被動承受者。“十七年文學”對他們的生活及其政治實踐的描寫，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在文學與政治上的表達，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眾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純潔性”。在“官場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權力及權力博弈的嚴酷內幕，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線。在這方面，“改革文學”與“十七年文學”中的博弈雖然也不乏殘酷，但相比之下，卻是光明正大的，雙方都在為理想、為公共事業而奮斗，而不是為了現實利益，為了個人的利益。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在這方面，“十七年文學”比“改革文學”更具純潔性，對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劉世吾的缺點是“官僚主義”，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創業史》中的郭振山、《艷陽天》中馬之悅的缺點是“自私”與“世故”，是為了個人發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顧。在“改革文學”中，反面人物的缺點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實踐中也是拉幫結派，欺上瞞下，以便鞏固個人的權力與勢力，但這樣的行為尚未不擇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線。而在當今“官場小說”中，則充斥著買官賣官、貪污腐敗與欲望橫行。從這些缺點與“底線”，我們也可以看出，當代文學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

▍晚清“譴責小說”中的“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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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當前的“官場小說”更接近晚清的“譴責小說”，在對官場內幕、社會亂象的揭示上，兩者有著種種相似之處。這讓我們看到，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輪回之后，充滿爾虞我詐的“官場”又回到了中國社會之中。而小說對“官場”的集中關注，甚至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類型文學，這在中國之外還很少見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區分，就可以發現“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也有種種不同。

在敘述態度上，雙方有著明顯的區別。正如“譴責小說”這一命名所顯示的，無論是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1903）、吳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903~1905），還是劉鶚的《老殘游記》（1903）、曾樸的《孽海花》（1903），對于“官場”都持一種“譴責”性的批判態度，他們暴露社會的黑暗、揭露官場中的丑惡現象，但對這些現象并不認同。但是“官場小說”卻與之大不相同，我們可以看到，“官場小說”中雖然也揭示了官場的內幕與運作機制，但卻很少有“譴責”或批判的態度，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觀”的態度呈現這些內幕，另一方面不斷總結官場的經驗與得失，使之成為一種實用性的手冊，在總體上持一種認同的態度。

在小說的敘述模式上，“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也有著極大的不同。“譴責小說”多采用游歷或旁觀的結構方式，小說中的敘述者對于“官場”的態度是疏離的旁觀者，而“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場”之中，往往以“成長小說”的模式，展示主人公進入官場以及在官場的臺階上攀爬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小說的主人公經歷重重宦海風云，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最后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主體”。在這不同的敘述模式背后，也顯示了不同時代的作者對“官場”的不同態度。對于李寶嘉、吳研人等人來說，他們對官場丑惡與社會黑暗的揭示背后，既有憤懣不平的情緒，也有潔身自好的因素，因而選擇了疏離性的旁觀態度，這也是他們政治態度的一種反映；而對于“官場小說”的創作者來說，則大多認同于當代社會的“新意識形態”——“成功者”的神話，他們的作品也是對這一神話的詮釋，小說中那些“成熟的主體”便是這樣一種理想性的人格——大權在握，精明強干，在當代社會中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對此類人物的向往與崇拜，可以說是當代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的另一個不同在于，它們組織敘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觀、藝術觀不同。在筆者看來，“譴責小說”更多繼承了中國明清世情小說的傳統，多以散點的方式，描述社會現實中的直接經驗；而“官場小說”則更多繼承了“五四”以后來自歐洲的“現實主義”傳統，多以“透視”的方式，對社會現實加以“提煉”與“典型化”。這樣，在《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文明小史》等小說中，我們雖然可以看到種種丑惡與黑暗的現象，但這些現象都是“個別”的，并不是對社會現實“本質”的概括。但在“官場小說”中卻并非如此，“官場小說”描述的雖然也是“個別”的現象，但在對這“個別”現象的描述中，卻融入了作者對整個世界的理解與認識——權力博弈雖然發生在“個別”人的身上，卻是一條根本性的規則與原理，不僅僅是一些“現象”，而且是一種“本質”。從這樣的視角來看，“譴責小說”是對貪污腐化現象的具體描述，而“官場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權力較量的“世界”。

▍小結

以上我們梳理了“官場小說”自身的變化，及其與“改革文學”、“十七年文學”、晚清“譴責小說”在權力敘事上的異同，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確以下看法：

1．在10年的視野中，“官場小說”內部有一個從“現實主義”到“實用主義”的變化；

2．在30年的視野中，從“改革文學”到“官場小說”，有一個從“思想之爭”到“權力博弈”的變化；

3．在60年的視野中，“十七年文學”開創了“思想之爭”的模式，更具理想性、人民性與純潔性；

4．在100年的視野中，“官場小說”與晚清的“譴責小說”最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對現實秩序的態度已由“譴責”變為“認同”。

在上述分析中，讀者很容易從中讀出對“官場小說”的批評性意見，但在筆者看來，“官場小說”最大的價值，恰恰在于它將一種主流價值以藝術的方式呈現了出來，讓那些隱秘的“政治無意識”顯影，在這個意義上，“官場小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精神征候，也為我們提供了時代的一種鏡像，我們可以對鏡中之像加以批評，但卻無需歸罪于鏡子本身。這個鏡中之像呈現的是一個“權力博弈”的世界，是由重重疊疊的權力關系構成的網絡，只要進入其內在邏輯與機制，便很難掙脫出來，仿佛魯迅筆下的“無物之陣”，或者“萬難毀壞的鐵屋子”。那么，面對這個新世紀的“鐵屋子”，我們該如何突圍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2年第6期，內容有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