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平早年在海軍部隊服役，1980年轉業到中國銀行北京分行，這個如今人們趨之若鶩的“錢袋子”單位，一直喜歡舞文弄墨的楊平卻覺得沒什么吸引力，在銀行待了5年半，他選擇跳到媒體。此后的32年間，楊平輾轉《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華夏時報》《資本市場》等多家媒體，先后創辦《戰略與管理》雜志和《文化縱橫》雜志，期間參與發起阿拉善SEE生態協會。

與此同時，時代也已悄然轉變。這三十多年間，市場社會推動經濟一路高歌，“金錢至上”的觀念重塑了各種關系，金錢之外，社會暴露出嚴重的文化、精神危機；媒體形式不斷變遷，在互聯網、大數據、碎片化等概念的信息聚合平臺沖擊下，傳統媒體影響力一落千丈，而新興媒體亂象叢生；知識分子不斷分化、沒落，在孕育著巨大變革的新時代和現實的“反精英浪潮”面前，曾引領思想熱潮的知識分子們如今束手無策、黔默不語。

從80年代走來的楊平這一代人開始老去，社會的新一代年輕人卻飽受爭議與懷疑。隨著技術革命帶來的物質豐盛、大眾文化的流行、思想浪潮的退場，如今的年輕人，已經沒有上一代人的熱血和心憂天下的情懷，尤其是90后，他們仿佛更著眼于當下，注重現世的享樂，被認為是沉浸于“軟乎乎的幸福主義”和自己的小圈子，對時代和命運的挑戰茫然無知，對個人、社會發展的困境放棄抵抗的“佛系”一代。

我很想知道，對于一個一直深耕于人文思想界的媒體人而言，這樣的變化意味著什么。在這種背景下，仍然堅守著傳統媒體陣地的這一批人，還懷著怎樣的理想，又面臨著怎樣的挑戰。作為一個90后，我也很好奇他會怎樣看待我們這一代人，對于當下年輕人對于時局的困惑，他會有著怎樣的思考，在銀行、報業、雜志、公益多重跨界的豐富經歷，他又能否給年輕人的前行路途帶來一些方向上的指引。

采訪當天，楊平戴著墨鏡開車過來，微笑著探出頭來跟我們打招呼，發白的發絲和他的身板一樣筆挺。極具力量感，笑容很親切，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采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坐在硬板椅子上，在鏡頭前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坐姿，這使得他的腰腿都有些疲累，但或許是這些問題使他不吐不快，他一直滔滔不絕，談到興處時顧不上口舌干燥，不愿停頓地催我“繼續問吧，有點說上癮了”。

（采寫：游海洪）

楊平，歷任《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戰略與管理》、《華夏時報》等單位的編輯、記者和總編輯，獲得十余項各類新聞獎。20世紀90年代，參與創辦《戰略與管理》、擔任首任主編，該雜志影響并引導了90年代中國大陸的戰略研究。2000年初，參與發起中國大陸首家由兩岸三地近百家企業組成的環保組織：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擔任秘書長。2007年—2008年，擔任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執行干事長。2008年至今，創辦《文化縱橫》雜志社，擔任社長，并兼任修遠基金會理事長。

談雜志：時代在變，我們也得跟著變，不變就得死

鳳凰網文化：創辦《文化縱橫》是2008年，那時候網絡熱潮已經開始興起，正是門戶網站的黃金時代，而現在又進入了一個競爭更激烈的新媒體時代，但在這十年的過程當中，《文化縱橫》作為一本民間組織主辦的刊物，生存了下來，并且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在高喊“紙媒已死”的浪潮中實屬罕見，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從一本紙質雜志的生存來說，您們是怎樣走到現在的？

楊平：首先就是說時代在變，我們也得跟著變，不變就得死，這個很正常。對于我們來說，剛開始做文化《文化縱橫》面對著兩個形勢：一是同類期刊非常多，我在辦《戰略與管理》的時候，思想類的雜志也就大概四五種，辦《文化縱橫》的時候已經大概有幾十種了；與此同時，互聯網網站興起，然后是微博，后來是微信，不斷出現新的媒體形式，這種沖擊是非常劇烈的。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按照傳統媒體的生存方式，不管是通過發行量，還是通過廣告，基本都行不通了。

所以就開始要變，對我們來說主要的方法，第一是專注做好內容，把內容變成思想文化領域最純粹的精品，內容往深做，同時又使它對大眾具有真正的可讀性和影響力，把它打造成公益產品的形態，然后去吸引社會的支持。有一些企業和機構對于思想文化類的產品是非常感興趣的，也非常愿意支持。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之上，吸引了一些有思想文化訴求的企業和機構來支持我們，成立了基金理事會。

第二，我們不單純是一家媒體，我們還是一家研究機構，不僅僅是簡單的約組稿子刊發就完了，我們還針對議題，進行后臺的研究。我們有一個研究團隊，研究團隊聯絡了將近100名各界的優秀學者，同時我們雜志還聯絡了將近1000名學者，這些都是我們的研究資源，形成了研究能力。我們通過這種研究能力在外部承包課題，承包課題別人會給課題費，這樣就把我們團隊養了，進而來支持雜志的生存和發展，我們現在還在探討新的路子。

鳳凰網文化：這種承包研究課題和商業的贊助的方式，會不會影響到研究內容的獨立性？

楊平：我們還是把它盡量合一，一個機構有自己獨立的追求，我們的宗旨是文化建設，研究的內容都主要集中在文化、意識形態、政治領域。我們有自己研究的主脈，凡是符合這樣一種追求的我們就可以考慮合作，如果說有一些研究純粹是為掙錢的，那我們就不做了。我們盡量做到我們的能力、我們的追求和外部機構委托我們的課題方向一致，這樣的話我們才做。

鳳凰網文化：那面對網絡熱潮和新媒體熱潮的沖擊，《文化縱橫》有沒有通過哪些途徑來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呢？

楊平：當然了，我們在2014年就開始做微信公號了，那時候思想類、評論類、學術類的期刊都還沒有這個意識。我們做的是深閱讀，每天發的文章平均字數都在8000到10000字，字數是不少的，可是你會發現在一個高速流動、信息爆炸的時代，其實人們對深度思想是有需求的，所以我們辦了四年，目前粉絲數已經達到十萬了。當然，我們沒法跟那種粉絲數動輒百萬的比較商業性、社會性的微信公號相比，但作為一個深閱讀的微信公號，我們這個量級還是比較少見的。這幾年我們影響力的擴大，很大程度上跟微信公號的建設有關系。

我們辦微信公號相當于新辦一本雜志，雖然叫的是“文化縱橫”的名字，內容跟原來我們追求的風格也有大致相同的地方，但是稿件的來源、品類和顯現風格都已經完全不同，所以基本上是做一個新刊，我認為這樣的一種新刊今后很可能會替代紙刊，但是眼前這個時間還不成熟。

鳳凰網文化：《文化縱橫》的宗旨是“文化重建”，在2012年您們舉辦四周年論壇時，有一個學者談提出“重建”其實是拆完了建什么的問題。其實大家對這個命題也有疑惑，“文化重建”它的含義到底是什么？

楊平：對我們來說“文化重建”的含義就是價值重建。我們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感受，經過40年改革開放，在當代中國，社會財富急劇增長，但是人們卻普遍焦慮、內心不安。精英階層不明白方向，對這個國家的文明究竟往哪個方向走，爭議不清，缺乏統一的價值，缺乏明確的方向感。普通百姓缺乏是非觀念，我們看到道德匱乏的現象隨處可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人倒在路邊無人去救，這種我們最痛恨的社會風氣卻在蔓延。所以，這樣的一個時代是需要價值和文化重建的，沒有一種所謂新的文化和價值的建設，就不可能給這個民族的精神層面的支柱，這就是我們認為的最尖銳的問題。

財富增長的問題其實是有很多人去解決，大家已經作為一種本能在做了。國家的外交、政治也有人關切，操心戰略格局的大有人在，想辦法出一個大招去打敗美國，像這種問題會有很多人去出主意。但是面對人們這種價值混亂、道德混亂，怎么探討出一種能夠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又繼承我們的傳統，又面向未來的新的價值系統？這個是非常艱難的，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急需解決的問題。我們雜志就承擔這個任務，我們的宗旨叫做“文化重建”，就是要在財富快速增長的時代，重建中國人的價值觀，重建中國的話語體系，重新解釋和建構我們的歷史觀。與此同時，再探討變革社會中新興的社會階級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探討這些新的社會結構中新的社會階層的文化訴求和政治訴求。

《文化縱橫》雜志2017年2月刊封面

鳳凰網文化：能聽出來“文化重建”是一項內容非常龐大、任務非常艱巨的目標。在《文化縱橫》去年二月份的刊物上，您寫了一篇叫《巨變來臨》的編輯手記，其中提到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世界政局的更迭，幾乎所有領域都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而回顧您六年前在“21世紀中國文化的困境與出路”論壇上指出的種種問題，包括財富的問題、價值的問題、階層的問題、精英的問題等等，我們發現，舊的問題還在，新問題又已經步步緊逼，在這種局面之下，對于“文化重建”，您認為您們這樣一份雜志面臨著什么樣的挑戰？新的挑戰跟六年前又有什么不同？

楊平：我們辦雜志，而且是思想類的雜志，首先要明白就是這個時代本身的需求是什么，不僅僅是近期需求，還有中期需求，長期需求。在十年前我們就感覺到中國在這個時代最缺的是文化和精神價值。其他的問題都好解決，這個問題是最難解決的。我們作為文化人，作為知識分子，既然要辦刊物，不管是電子刊物，還是紙刊物，不管是報紙還是什么，我覺得只要知道了自己的使命，那就要去完成。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像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巨重大的戰亂、外來文明的入侵、宗教的進入，內憂外患，導致文明的道統中斷。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后期，進入五代十國，北方的少數民族不斷侵入，西邊的佛教闖入，對本土的儒家道統構成重大挑戰。為了重建道統，中國的精英努力了將近三百年，到了宋代的時候，在朱熹他們手里才完成了理學的建設，繼承了傳統儒學，消化了西邊傳來的佛學，形成了中國的理學。

到了明代中后葉，貨幣經濟、商品經濟發達，又出現了物欲橫流，人心不古的問題。我們所看到的四大名著都是在明清時期出來的，除了四大名著，還有那些市井小說、色情文學，也都是那個時候昌盛起來的，包括《肉蒲團》、《金瓶梅》，都是那個時代的東西。在市民社會的世俗浪潮席卷的時候，也就出現了人心不古、道德滑坡、是非不分的問題。那個時候又出現了像王陽明這樣的人物，因應新興市民社會，提出以心學為代表的新的價值訴求，才又統領了幾百年。

現在我們遭遇到的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80年的西方挑戰。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經歷過洋務運動，希望維持體制不變，靠少數精英學習西方的器物，堅船利炮，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后來失敗了；繼而我們又通過變法改良，引進西方的制度，希望用它的制度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又失敗了；后來我們又希望通過共和革命，通過立憲，不僅僅是引進器物，而且還把它的民主政治、憲政制度也引進來，然后建立現代共和，結果導致軍閥混戰。

后來我們又努力，到1949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又碰到重大挫折，公有制企業、計劃經濟的效能低下，不得不改變。于是我們從西方引進現代企業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過程中，經濟發展提上去了，但是在1949年到1978年建立的價值體系遭到了重大的沖擊，人心又亂了。我們又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場經濟作為普遍價值引入，就在我們本以為西方的價值就應該作為人類普遍價值的時候，又發現西方價值帶來的問題也是多多，諸如貧富分化、環境破壞、道德滑坡，這是我們現實中普遍能感覺到的，而現有的西方價值并不能給我們提供解決方案。

面對這些問題，本來就已經使得一波一波一代一代的人，在探索中國建設、發展和革命的各種不同道路和模式的時候前赴后繼，但是每當剛剛建立起來，幾十年又垮了，或者又出了問題，現在再進行文化建設，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同時又面臨著新的挑戰，一方面是21世紀以來的技術革命，這是最明顯、最重大的挑戰，我們都已經切身感受到了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工程……以及一系列的新的技術變遷，這些技術快速地重組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價值建設帶來重大挑戰。人究竟是什么？跟技術什么關系？機器是人，還是純粹的自然？人工的自然和原本的自然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面臨挑戰。另一方面的挑戰是全球化，全球化在資本主義五百年的進程中始終在擴展，到了最近幾十年，速度更是在拼命加快，主要是技術革命、資本流通所帶來的全球化。

這兩樣挑戰也對我們五千年以來形成的價值體系——傳統中以儒家為主的價值體系，七十年來形成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四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全部形成了沖擊。一切的既有價值體系，在技術革命、全球化這樣的未來社會面前都面對拷問。所以我們重建價值，既背負著我們180年來沉重的歷史負擔，在多次重大的歷史變亂中尋找我們民族的核心、主體價值，與此同時，我們還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世界帶來的變數。

所以今天“文化重建”所面臨的挑戰要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面臨的挑戰來得更為艱巨、更為尖銳，完成它也是更為困難。對這樣的一種工作任務，我不認為我們一本雜志、我們一代人可以完成，完成不了，大概需要幾代人來做。而這樣的價值體系一旦建立起來，我認為中國的文明就具有普世性了，到時候就不是美國價值深入人心，而是我們中國的價值體系就變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了，對此我還是很有信心的。

鳳凰網文化：對于您們所努力的“文化重建”，您們有沒有一個清晰的指向？是要重建成一個什么樣的模樣？

楊平：目前關于價值的重建，有不同的主張，有主張社會主義，也有主張自由主義，也有主張保守主義，當然還有其他的各種主義。我們認為未來能夠為大眾普遍接受的價值體系，首先應該立足于我們的傳統，立足于我們的文化，包括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包括我們將近七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傳統，也包括180年來從西方傳來的自由主義的傳統。但與此同時，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技術革命的時代，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處在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所以我們的任何一個價值變遷，如果不面對世界、不面向未來肯定是不行的。你拿四書五經，拿三從四德來要求今天的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面向未來、依托傳統、當下實踐”，有未來的引領，有傳統的基礎，然后在實踐中不斷去尋找，這個尋找的過程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也非常的漫長。但不著急，我們有的時候就很關注那些在現實生活中正在實踐著的，比如說企業的價值建設、機關團隊的文化建設，還有NGO的社區文化建設，思考它們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究竟是什么，怎么能夠通行，然后被當地人、本企業人所接受，形成真正良性的文化和良性的價值。這些東西都是當代中國人的實踐，我們要把這些東西發掘出來，然后把它總結、加工、提煉、傳播出去。

談時局：民粹主義問題不同往日，全球化必須要堅持

鳳凰網文化：回顧您九十年代組織的多次研討會，其中一次是1994年8月份，您在《戰略與管理》任職時召開了一次題為“社會轉型與民粹主義”的研討會，我們看到當下在全球的范圍內又掀起了一種民粹主義復蘇的浪潮。您認為現在的民粹主義跟以往有什么不同？現在如何來看待民粹主義這樣一個話題？

楊平：九十年代和兩千年初討論民粹主義和今天討論民粹主義的含義是截然不同的。九十年代，西方的主流思潮通過啟蒙主義全面進入中國的思想界和大眾，廣泛地動員了社會各個階層，乃至產生了很多社會運動。在當時物價上漲、社會腐敗的背景下，這種社會運動又導致了民眾對于體制的所謂抵制和抵抗，這使得執政者感覺到來自西方自由主義動員的民粹主義的威脅。

這樣一種民粹主義的威脅不利于國家的穩定，也不利于執政黨的執政，所以那時候有人提出批判民粹主義，試圖把九十年代到兩千年之間產生的反體制的、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社會運動歸咎于民粹主義，并且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民粹主義相提并論。那個時候是體制內外的自由主義精英為了維持政治穩定，對由西方自由主義動員的民粹主義加以批判，這是當時討論民粹主義的背景和含義。

如今對民粹主義的討論跟之前非常不同，經過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化已經全面侵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場化的結果之一就是社會分化，社會被分成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貧富分化日益明顯。這樣一種所謂的民粹主義，它的內涵非常不同，它是由于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道德風氣敗壞導致的一大批普通民眾對于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懷念，這種懷念很樸素，當然也有它不正確的地方。但是它是一種情緒，這種情緒是對眼前社會問題的一種不滿，是對現實問題的一種投射。

討論民粹主義我覺得要區分不同時代的背景，以及它目前的現實內涵。我并不贊同民粹主義，民粹主義解決不了問題，但是當民粹主義產生的時候，它一定代表著大多數普通人的心態，不管是右翼的民粹主義還是左翼的民粹主義，我們都要看它是什么原因導致的，理解它內在的合理性。

鳳凰網文化：1995年，您組織了一次“世紀之交的國際戰略觀——從‘眼睛向內’到‘眼睛向外’”的研討會，有一個學者在會上提出，中國有三種戰略可以選擇，一種是“自助”，一種是“不出頭”，一種是“搭便車”。從現在的局面來看，我們好像更傾向于走“自助”的路徑，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楊平：九十年代之所以討論國際戰略的指導思想，是因為當時西方世界圍堵和制裁中國，當時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16字方針——善于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這個方針之下，中國基本上是眼睛向內，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在國際上不當頭，選擇了這樣一種“韜晦”的戰略。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時候，這種戰略已經開始有一些變化。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凸顯，這時候眼睛向內，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是不是就夠了？

當時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時殷弘教授，寫了個2000字的稿子投給《戰略與管理》，他認為，從五百年的世界霸權更迭規律來看，凡是挑戰霸主的國家就都失敗了，凡是跟隨霸主當伙伴，然后替代霸主的都成功了，所以他提出中國究竟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戰略的問題。這個問題對當時中國戰略研究而言是特別要緊的，關系到我們的現代化能不能完成。比如我們經常講到國家發展的機遇期，這個機遇期簡單說就是你會不會成為西方強國遏制的主要對象，會不會成為美國的主要敵人。小布什剛剛上臺的時候，他把中國視為敵人，當時我們覺得非常緊張。后來2001年的911事件發生，美國反過頭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對付恐怖主義上，給了中國十幾年的發展“空檔期”。

現在，戰略選擇的新的時間點又到了。今天跟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中國的GDP已經達到了美國的60%，中國的產業從中低端正在往中高端上升。在歷史上，蘇聯達到美國GDP50%的時候，美國拼命要把蘇聯干掉，這其中當然也有意識形態的因素，而日本達到美國GDP73%的時候，美國也出手了。

美國的地理位置是兩個大洋中間夾著一個島，它的環境是非常安全，沒有外敵威脅，所以美國要想動員國內的人民——尤其是不同種族、不同地方移民來的人——擰成一股繩去做事的時候，它必須要找一個外部的敵人。今天它還只是把俄羅斯視為敵人，但美國的精英非常明白，從發展潛力、意識形態、歷史文化、人民的勤勞等方面來看，真正能夠對美國構成挑戰的只有中國，所以中國想不出頭，想搭便車，已經很難做到。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作者：卡爾·波蘭尼

鳳凰網文化：現在我們也看到，在國際上又出現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之爭，您怎么看待現在這種浪潮？您覺得堅持全球化的價值在哪里？

楊平：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都可以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理解，資本主義有周期性運動，它的商業周期很短，大概七八年就來一次，產品過剩，賣不動就降價，降價后企業倒閉，或者企業利潤減少，然后資源重新整合，價格再恢復，這是它的商業周期的表現。資本主義還有一些時間較長的周期性運動規律，有一個匈牙利學者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寫了本書叫《大轉型》，其中專門談到自由資本主義有“30年往左，30年往右”的鐘擺效應。在里根、撒切爾時期，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西方國家是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它要求盡量減少國家干預，提高企業效能，給企業減少稅負，充分發揮市場的能動性作用。新自由主義走了30年，冷戰之后，蘇聯解體，福山都說歷史要終結了，這時候突然發現西方出問題了，民粹主義興起、貧富分化加劇、排外種族主義興起，這些問題都來自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鐘擺”太過頭。這時候反向的運動就會出來，出現反資本主義的、反自由主義的、反市場的力量，你可以把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歐洲的反移民、英國的脫歐，都看成是這種反向運動，這是它的鐘擺效應走到今天的狀態。

對中國來說，現在正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上升時期，面對技術革命不斷涌現、全球化不斷加深的挑戰，如果中國跟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去走民粹主義是走不通的，走傳統的社會主義也走不通，法西斯主義更不是選擇的道路。目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市場經濟的效率，又有社會主義的公平，這條道路目前來看成績不錯，再給它30年的時間吧，也許就能走出來。如果走出來的話，可能會給今天的人類社會帶來一條真正的新的道路，這條道路也是適應全球化的道路。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中國也必然要選擇全球化，它現在也已經進入到了資本過剩的年代，資本要輸出，產能要輸出，市場經濟要尋求擴展，比如我們幫非洲國家搞基礎建設，搞新型工業化，幫周邊國家搞發展，這就是一種良性的資本、產能輸出，也決定了我們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但是這跟傳統殖民主義的資本輸出和全球化非常不同，是一種新型的全球化。

鳳凰網文化：最近有一個學者說，中國私營經濟的任務是輔助公有制經濟發展，現在這項任務已經完成了，私營經濟應該退出歷史的舞臺，您怎么看？

楊平：他是胡說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是多種經濟成分共存，不能夠以追求社會主義的理由而不允許市場經濟存在，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是沒有效率的，必須要有市場經濟的因素，而市場經濟因素的核心是私人資本、私人所有制的長期存在。但反過來說，如果光是強調私人經濟有效率而貶斥國有企業，這也不對。國有企業扮演著國家經濟基礎、戰略性發展、高端技術攻關、社會財富資源相對平均分配的角色，這些角色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兩者都不可否認，前一段時間否認國有企業，今天又說私有經濟到頭了，都是胡說。

談媒體：對八十年代的懷念，是一種現實情緒的投射

鳳凰網文化：八九十年代，媒體通過深度的思想討論，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浪潮，但在如今的媒體環境下卻很難形成有效的討論，社會公眾迷戀情緒性的“聲討”和“站隊”，而不是向著某一個問題或者某一種共識去努力思考，甚至展現出對深度討論的抗拒。您認為現在的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氣氛？

楊平：真正建設性的、有效的媒體氛圍是有一個前提的，要求我們每一個自媒體的操作者都應該是一個具有高度公民意識的主體，他不僅僅有權利，而且有責任，他不僅僅能夠批評別人，也善于自我批評，這是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公民應有的狀態。但網絡媒體里的大量發聲者并不具備這種健全的公民應該具備的能力，對于權利，對于言論自由積極爭取，但對于權利本身意味的責任卻幾乎沒有意識。在網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特質，很像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形成的一種文化氛圍。這種文化氛圍的總體特征就是只及一點，不及其余，黨同伐異，煽動極端情緒。這樣氛圍下的媒體生態其實是非常糟糕。

不獨中國了，在西方，有些國家的媒體有著將近半個世紀的出版自由，但在今天面對網絡媒體的喧囂時，它的社會各個階層也都受不了，受到的影響太大。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媒體人，不要只談言論自由，馬克思主義也是談言論自由的，西方自由主義也是談言論自由，講究權利的，而在中國的語境、中國的文化中，人不僅有權利，他更有責任，責任甚至是第一位的。如果你沒有這種承擔責任的能力，就賦予你權利，傷害就會很大。

鳳凰網文化：就我們現在的自媒體而言，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不屬于公共媒體，我們很難用公共媒體的責任標準去要求它們，您認為自媒體應該承擔的是什么樣的責任？

楊平：如果是自己開個微博或開個微信自娛自樂，弄個圈子、群什么的，也沒人管你。但是但凡有幾萬以上的受眾，你就得有責任吧，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就得知道吧，如果說你這都不知道，公共機構就可以關了你吧，可以管你吧，這個是正常的。這跟我們現在的公共媒體一樣，你辦不好媒體，傳播色情、誨淫誨盜、干擾社會秩序，工商就要管你，出版署要管你。個人媒體也是一樣的，如果達到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就得要服管，不管是不行的，無論是在網絡世界還是在現實世界，法律必然要存在。

鳳凰網文化：從您在八九十年代的經歷來看現在，我們的公共話語的空間是不是一直在萎縮呢？還是說呈現出怎樣的變化？

楊平：對于媒體的這種管束從來都有，只不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條件下顯現出的內容不同而已，所以出現媒體空間收緊這種事態，我覺得不必大驚小怪，也把它看成歷史運動的某種常態，可能今天緊一緊，明天就松一松，后天又緊一緊再松一松。但總體回過頭來看，今天媒體所獲得的言論空間是大大進步了的。前幾年我參加一個記者協會新聞評論的評選，我看參加評選的那些文章，在當年我的報紙上一篇都發表不了，可是現在都是優秀文章，可見這幾十年來整個言論尺度、人們的容忍度、社會的進步程度之大，這是我們意識不到的。

年輕的你們都覺得今天已經快過不下去了，但是把你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環境看看，別說過不下去了，你死的心都有了。我覺得要看清楚媒體的規律性演變，進一步開放、放寬是不可避免的大勢。對媒體來說最關鍵的不在于言論尺度是否更開放，而是能不能在歷史的轉折關口、在隱晦不明的時候，能夠把握住歷史前進的主脈，把握住那個方向，然后按照那個主脈和方向的內在規律的要求去辦報、寫文章和發聲。總體來說，這樣犯錯誤的幾率會小一些。

鳳凰網文化：如果我們的公共話語空間是越來越開放，為什么現在很多人會向往和懷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那種狀態？

楊平：還是一種情緒的反映，就像有的人懷念文革，是因為他們對現在的貧富分化不滿，為什么知識階層、報紙媒體懷念八十年代？不是因為當時的空間更大，而是因為他們對眼前的現狀感到不滿，然后投射，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理想化了。其實仔細去看八十年代的文章，哪那么理想化，全都不敢寫，好多東西都不敢說，這就是投射，一種情緒。

鳳凰網文化：基于此類情緒或壓力的影響，很多媒體人都在離開這個行業，而另外一個方面，面對各種各樣的時代之惑，有很多年輕人在網絡上表達了希望投身媒體尋求“真相”的意愿。一方面是青年投身媒體的理想，一方面是媒體人不斷流出的現實，您如何看待這種矛盾？

楊平：總體來說，這三、四十年，媒體是越來越市場化，也越來越受資本和商業的左右，在此之中，它就會以利潤最大化為標準。比較各個行業，在這三十年到四十年代的變遷中，媒體的平均利潤率是在下降的，金融行業的利潤率在上升，按照市場規律，媒體人就流向別的地方去了，這是市場經濟很正常的現象。很多人不在媒體干了，也不要覺得自己很悲壯，不能說真相，不能怎么著，所以走了，沒有那么嚴重，就是錢少，社會地位不夠，這才是關鍵。為什么一堆人往投資公司、銀行里涌，而且都是尖子，都是精英，比媒體人素質高，因為收入好啊，社會地位高，根本是這個，不要拿別的理由來遮掩。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做媒體是你的理想，那你想不想實現吧？而現實、房子、老婆、家庭不允許，所以你不去追求理想了，到了50歲的時候皓首窮經、一生慨嘆，沒人理你。你要有理想，你敢堅持嗎？我敢說我堅持了30多年，一直沒變。如果是你的理想，你就要執著地去做，因為人生能夠把職業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愛好結合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情。如果因為房子等物質因素喪失了理想，那只能說你理想不堅定。還是要問自己：你要干嘛，你要追求什么。

鳳凰網文化：對于那些想通過投身媒體去尋找社會真相的年輕人，您想對他們說一些什么？

楊平：我想對這些人說，不要以為真相會等待他們去尋找，要尋找真理，如果不認識真理是不可能認識真相的，因為不同的角度、利益和位置會有不同的真相。所以，首先你要求得真理，求得認識真相的那些道理，然后有思想，你才能真正認識真相。這個我認為是做媒體人首先要具備的。沒有這種求真理、求道的精神，就想著做個調查記者，弄點轟動性的真相，也就滿足一兩個月，能怎樣呢？

?談精英：知識分子如果不“改造”自己，遲早要被淘汰

鳳凰網文化：《文化縱橫》的受眾定位是精英群體，將精英這樣一類小眾人群作為雜志的受眾定位，必然會對雜志的發行量、覆蓋面造成影響，既然如此，為什么會給出這樣的受眾定位？

楊平：首先，雜志討論的內容相對來說都還是精英關注的問題，大眾話題也有，但是相對較少。我們關注的內容大多為高端的思想評論，涉及一些較為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議題，相比之下，精英更容易接受這樣的深度討論。

再者，對中國的人口基數來說，13億人口的1%是1300萬，1300萬的1%是13萬，如果我做到1%的1%，有13萬人看我的雜志，那就夠了。現在一本雜志有13萬人看嗎？不僅是學術型媒體，大眾化的媒體有13萬嗎？我不認為。所以我就把它定位在13億人口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人看我的雜志、有5到10萬的精英去討論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我們影響了這些具有思想原創力的精英，然后他們再影響媒體，媒體作為傳播單位，經由記者再向百萬、千萬的人傳播，從而形成了一個傳播圈，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我們叫同心圓的效應。

《大西洋月刊》2018年9月刊封面

鳳凰網文化：在六年前的一次論壇上，您把《大西洋月刊》和《文化縱橫》做比較，《大西洋月刊》無黨派、無傾向的立場，也是《文化縱橫》的堅持和向往？

楊平：對。創刊伊始我們就面臨著非常尖銳的挑戰，除了同類紙媒之間的競爭外，更重要的是思想領域的左右沖突異常激烈。九十年代的思想交鋒還可以坐在桌子上討論，但2000年以后就基本不相往來、隔空罵戰。學界既是尖銳的左右沖突的重心，又是雜志內容的主要來源，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想辦法克服思想界的價值分裂。當時我們提出的方針是“面對問題，超越左右”，只要面對的問題是真實的，提出的分析和解決辦法也是真實可行的，左的也登，右的我們也登。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人群都是分成左中右的，不可能清一色。工業化快速推進的時代，財富增長的同時人們的權利意識、契約意識也在增強，這個時候會要求自由主義的東西多一些，那么我們怎么可能不去反映這部分人的訴求呢？但相應的，財富增長的同時也帶來貧富分化、道德敗壞、環境破壞，于是，社會主義均貧富、環境友好的主張這些東西就上來了，那么我們又怎能不去宣傳社會主義呢？所以在這樣一個時代，左中右的觀點你都必須去表達，都要給他們空間，但是不能極左，也不能極右，你面對的是真實，要用客觀科學的方法加以分析和表達。

鳳凰網文化：關于精英的定義，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理解。之前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浪潮，都是年輕人主導，他們可以稱為那時的精英，但現在的局面似乎已經變化。2018年的大學生畢業人數已經達到了820萬，八十年代可能只有幾十萬，當時精英的定義是否還能適用于現在呢？就文化重建的主力軍而言，您覺得現在的大學生能承擔起精英的責任，來完成文化重建的任務嗎？

楊平：精英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定義：傳統中國就是“士”，在朝是為“官”，在鄉是為“紳”；近現代以后，政黨是社會的精英；大學教育普及以前，有文化的人是精英；如今每年產出七八百萬大學生，就不能叫做精英了，只能說是有文化的打工者和有文化的工作人員。在市場社會,精英通常以財富衡量；在傳統社會，以教育和官位評定。現在說精英，資本家肯定是精英，官員也是精英，但有的是“土財主”，他就不是精英，因為他只關注個人、企業、家族的利益，而不放眼于社會的利益。我覺得真正的精英應該是能夠承擔超越地域、職業和家族責任，有普遍的公共關懷和情懷的人。

年輕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今天的年輕人說不一樣，有什么不一樣？我們那會兒八十年代的新一輩，也老覺得我們跟父輩有不一樣，怎么不一樣？都一代一代過來的，只不過文化有一些變化，社會氛圍有一些變化。社會變化中問題也依然存在，就像剛才討論的民粹主義、中國的國際戰略選擇，這些問題今天看仍然尖銳且極具挑戰，上一代面對的問題今天依然沒有解決。現在青年人關注娛樂也好，不關心實事政治也好，到了某個關鍵的時候，這些問題就會主動找上他，逼他必須去回答。于是那些青年人中能夠超越于他的職業，超越于他的家庭，有責任感的人就會出來回答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青年人完全值得指望，尤其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青年人，更值得指望。你們成長的時候，網絡時代就到來了，信息獲取之便捷及全面，是我們那一代不能比的。同時你們受到良好的教育，知識積累的分量也是我們不能比的。此外，成長于市場社會的年輕人，對于競爭具有極強的適應性，而我們那一代都還有一種大鍋飯情節，你們沒有，天生就是適應競爭，視野開闊。所以我對當代，尤其80、90后的青年，充滿信心，你們比我們強得多。

鳳凰網文化：您剛才也提到，現在的年輕人更多是關注一些非嚴肅性的議題，對宏大的命題不太感興趣。就比如文化重建、價值重建的命題可能不甚了解，您認為現在的流行文化對宏大命題是否產生了一種消解的作用？

楊平：當然，流行文化背后是市場文化，市場文化它的特點就是當下、快速、碎片，強調馬上解決、快速滿足，不涉及全局性和長遠問題。市場經濟有一套分工和交換的運作機制，而分工和交換導致的結果是：每一個人都離不開每一個人，但是每一個人都不認識另外一個人。做杯子，生產杯蓋和杯底環節的那個人，跟其他的環節那是分開的，生產跟銷售的人是分開的，賣家跟買家是分開的，生產、銷售、購買、消費這個環節是不可分的，但是市場經濟通過將每個人通過分工分到不同的環節里，讓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跟整體的關系，于是它的整體性就喪失了，全局性和長期性也就都喪失了。這個就是娛樂文化、消費文化的特質——當下嗨，快速滿足。資本主義市場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消解宗教、神圣和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然后只剩下什么？只剩下個體的當下快樂，這恰好就是現在青年的主流文化的特點所在。

但那些長期、整體、本質的問題遲早會浮出水面，它會使這一代中那些優秀分子、真正的精英感受到痛，然后從娛樂的麻醉中醒來，尋找真實的東西。例如1968年法國的青年學生運動、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日本工人運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韓國的學生工人運動……他們都是在資本主義推動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但當他們面對真的問題的時候，就會醒來。這種覺醒要冀望于社會的變動和變革，覺醒的從來不是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并且都是伴隨社會運動出現。比如汶川地震，導致NGO井噴式發展、捐贈爆發式的增長、志愿者數量也爆發式的增長，這可視為一種大的社會運動。

中國當代青年，需要擺脫所謂的娛樂文化、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對社會大的變動感同身受，才有可能產生一種整體性的覺醒。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學意義上沒有價值，孤芳自賞而已。個人理想不能變為可實現的東西，那都只是空想，這就是需要有一波一波社會運動觸發的原因。但我還是覺得大有希望，沒問題。

鳳凰網文化：關于精英階層，現在存在兩個現象：一方面這個時代需要精英階層去解決很多重大的思想理論問題，但是這些精英階層沒有出現，另外一方面，在民粹主義的覺醒以及網絡熱潮的涌起的過程中，掀起了一種反精英的浪潮。您如何看待如今精英階層的現狀？

楊平：別的不敢說，目前中國思想界的精英現狀我是知道的。第一，八十年代以來，大學體系在愈加學科化、專業化的同時，也在八股、教條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能與現實發生關系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教學專家，常常活躍在只有幾百個人辦的學術刊物里寫幾篇文章，十幾個人、幾百個人看，有幾個人說好，就算寫完了，有時候還沒人看得懂。如此知識精英，怎么可能影響社會？

第二，幾代人之間的精英替換，叫做精英嫸替的現象。在八十年代占據話語權的精英，如今開始老舊、思想可能開始過時。因為不能共鳴于當下青年的問題意識、不理解他們焦慮何在，而不斷被青年邊緣化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質。精英沿著年紀、代際的替換，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精英替換的出現，一些有綜合思考能力的企業家、金融家、黨政官員，因為能夠站在時代前列及時察覺趨勢和變動，因此可以最先意識到問題的變化，傳統精英因為不能及時認識到這些問題而落伍、被快速變動的社會淘汰。

第三，精英分裂。精英分裂是社會分裂的一個表征，我們已經能明顯的感覺到，這個社會的精英群體，左中右尿不到一個壺里了，彼此之間已經很難坐下來討論問題了，當社會出現動蕩的話，他們會是各自社會群體的這種所謂代表人物，而且會發生你死我活的爭斗，這也是比較令人憂慮的現象。大概你說精英，這三點變化是我自己觀察到的。

鳳凰網文化：那您覺得如果在這種現狀之下，精英們是不是應該去調和彼此之間的矛盾？或者說精英本身最應該去做什么？

楊平：我的愿望是精英通過新的方式能夠形成整合，因為一個社會還是需要精英來引領和管理的，精英分裂這個社會就非常麻煩。精英群體核心的分裂點在于對共和國的兩個30年，他們的認知是不同的，左中右正是沿著這個區分開的。我希望通過第三個30年，尋找到對于前兩個30年的全新認識角度和方式，既然在歷史和當下無法達成一致，那就從未來看，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時代，理應會對歷史帶來新的視角，這也是我一直的期待所在。

然而歷史總在證明，精英終將無法整合到一塊，到了那個時候就意味著一大批精英將要淘汰和消失。當社會劇烈轉變，就會以大量的犧牲為代價，而其中最大的犧牲就是精英。歷史的轉換通過一波波浪潮完成，會毫無情面地質疑一撥人、消滅一撥人。這是個歷史規律，精英需要把握這個規律，進而帶著整個民族前進。

鳳凰網文化：您覺得那些退場的知識分子，他們還有崛起的希望嗎？

楊平：毛主席說知識分子要痛苦的改造自己，跟工農相結合才有希望。這些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夠跟社會生產實踐結合，不能跟技術革命結合，被淘汰是遲早的事，95%的知識分子在我看來已經都是廢物了。

李小云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中國從邊緣逐步走向中心，由被動性卷入逐漸轉向主動把握全球化，由全球知識體系中的客體逐漸成為主體之一，是自21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系變遷中呈現出的新特征，其對于全球化過程中各種能動性主體之間結構關系的重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認真客觀地審視這一新變化需要超越左和右的意識形態分野，以及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中心主義的立場。

國際上對于中國發展經驗的廣泛關注表明：原本作為地方性實踐的中國發展經驗正被賦予全球性意義。中國政府強調“不輸入他國的模式，也不輸出自己的模式”，這一方面顯示了在避免中國成為“霸權”目標上，中國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覺，并采取了相應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中國發展經驗的對外分享，正在從低調、謹慎和碎片化的發展成就的交流，演變為系統的、基于制度和文化自信的治國理政經驗的海外傳播，分享內容也從“中國經驗”、“中國奇跡”轉變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換言之，中國政府開始將其政治制度作為中國發展經驗的主體內容大膽地呈現出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自信。客觀地說，這種立足于發展業績的政治自信，以及不尋求霸權的政治理念，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未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的地方性實踐被賦予更多的全球意義，地方性知識也開始走向世界性的知識場域，新的“知識戰場”正在形成。

21世紀初開始流行的中國新發展話語，如“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經濟特區”，之所以在西方獲得廣泛認同，一方面是因為其市場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得到了西方自由主義者們的認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西方左翼人士對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贊同。隨著一些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如“黨的領導”和“政府的強大作用”）不斷凸顯，來自西方自由主義陣營對于“中國發展經驗”的認同逐漸減弱，并產生焦慮甚至對抗情緒，發展知識的張力自然也會出現。

1994年，克魯格曼在《亞洲奇跡的迷思》一文中指出：“東西方的經濟發展的差異最終將會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對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詮釋，既涉及“什么是未來中國發展新的思想資源”，也涉及“中國如何與外部世界互動”。如果缺乏這樣的理論詮釋，則不僅無法講好中國故事，也會嚴重影響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對此，中國社會科學和思想界肩負重大的歷史使命，但現實情況卻不盡如人意。

第一，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與自主性知識缺失的問題。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的地方性發展實踐植根于本土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傳統，但我們不能僅從本土傳統中尋找未來中國治理及其與世界關系建構的思想資源，因為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是在兩個重要條件下形成的，一是基于“中國”的世界觀，二是基于“沖擊-回應”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結構，很顯然，這些條件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此外，中國的地方性發展實踐雖然受到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發展道路相異，因此立足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與世界對話將會非常困難。

面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變局，中國亟需新的思想資源。然而，中國社會科學和思想界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儲備明顯不足。原因在于，中國的發展理論總體上還處在西方知識體系的框架之下。偏激地講，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理論的“資料員”和“研究助手”，對于西方理論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從而導致有關中國發展的主體性知識的供給不足。

在中國社會科學中，“西方中心論”和“中國特殊論”都不可取，但對于理性和現代性在中國的實踐與鋪展，中國缺乏原創性和在場性的知識體系。一方面，中國學界對當代中國發展的研究，一直沒能擺脫費正清的“卷入”理論，其自主的理論創新不足，難以與西方中國學的理論展開對話。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學術交流和對話雖然強調理論自信，但卻充斥各種沒有理論支撐的空洞政治話語，一些說法往往把中國的現代發展與世界文明完全分離，盲目倡導“中國特殊論”。這些說法缺乏系統研究和深入思考，其廣泛傳播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與世界分享本土的發展經驗。

造成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主客體”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主流研究或者依然局限于學術依附的“他者”視角和框架，或者堅守“中國特殊論”。而認識這種轉變需要嚴肅地審視國家、民族、文化、帝國、現代性、后殖民和儒學等一系列概念。同時，在中國人文社科框架內，比較研究落后，系統的和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缺失，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基本上是抄襲西方理論，以及二手資料信息的整理，很難通過對其他國家的扎實研究，以觀照中國的社會變遷。

第二，中國內部新思想資源的供給不足。

一般認為，近代中國轉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中國傳統與西方經驗有機融合的產物。這一過程中，中國本土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傳統，以及西方發展思想，二者各自發揮了哪些作用，對此問題依舊存在很大爭議。也就是說，中國發展成就和創新的思想源頭在哪？對此，盡管目前存在各種說法，但依舊沒能在理論上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馬克思、韋伯、涂爾干等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解釋是系統和科學的，國內外對中國古代的研究也具有比較系統的理論，因此它們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反觀近代中國轉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的研究，大致存在三種類型：一是圍繞西方現代性擴張的理論，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是理性和現代性由西方擴張到中國，并在中國內部形成“變異”的現代性，但其對中國傳統的作用沒能給予足夠的重視；二是圍繞中國文明延續性的理論，這一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能夠取得快速發展；三是圍繞改革開放進程的理論說明，如中國特有的政黨制度、政治體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等。然而，相關學說既沒有超越西方自由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的框架，也沒能擺脫“中國特殊論”的理論困境，無法形成有力的理論體系。

現代社會理論的整體性和完整性在于，其具有一套系統的邏輯框架——從本體論、認識論到方法論、實踐論。但上述三種理論學說均有各自特定的思想來源和關注領域，這使得對當代中國變遷的解釋呈現分割化和碎片化的狀態，無法完整地呈現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實踐，以及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復雜圖景。

具體來說，對于中國發展的認識缺乏本體論層面的突破。雖然有很多學者在不同程度上探討這個問題，但在現有的社會理論研究中很難找到關于中國發展實質的線索。此外，本體論層面的理論缺失進一步導致認識論上的混亂，“西方普世論”與“中國特殊論”的二元對立就是典型例證。最后，詮釋當代中國的發展還面臨復雜的方法論問題。在方法論層面上，西方社會理論一直將自己置于主體位置上，而中國則是西方的研究對象。因此，研究中國的發展，需要調整主客體關系。

總的來說，講好中國故事，要求貫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以建構出一個連貫的理論認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去看待世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中心主義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覺和文化自覺。此外，我們還需要在實踐上走入“他者”的世界，對外部世界主體性的認識，也是形成中國發展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換言之，中國社會科學需要直面現實，摒棄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特殊論的單一范式，避免“中國模式”的政治說教，探索詮釋當代中國的新思想資源，而這樣的研究不僅僅需要甘于寂寞的“智者”，更需要培育鼓勵批判與創新的學術倫理和環境。

朱嘉明 ?臺灣大學客座教授

從2008年《文化縱橫》創刊至今，前后十年，整整60期，總字數至少800萬字至900萬字。《文化縱橫》不僅存活下來，而且成為這個歷史急劇變遷和社會轉型時代中一種獨特的聲音，逆流而上，贏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尊敬，可謂“十年磨一劍”。

毫無疑義，過去十年，對于人文刊物的生存與發展，是充滿挑戰的。這是因為：第一，不論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中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科技因素及其關系日趨復雜，特別是重大突發事件的頻率和隨機性大為增加。第二，代際更迭加速，社會群體多元化和非穩定性趨勢不斷強化。第三，信息傳播和知識來源多樣化，大眾價值觀的自主性普遍提高。

這一切都增加了人文刊物理解、觀察和分析歷史與現實的難度。然而，《文化縱橫》恰恰在選題和內容方面，與時俱進，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例如，2008年12月刊、2009年2月和4月刊持續討論世界金融危機問題；2014年8月刊討論“自由放任”時代終結問題；2014年4月刊和2016年2月刊討論“互聯網文明”和“互聯網帝國”問題；2015年4月刊討論“世界宗教”問題；2017年2月刊討論全球秩序問題；2017年8月刊討論人工智能問題，2017年12月刊討論科技與人文的關系，以及“后人類”問題。毋庸置疑，所有這些選題，都是當代人類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作為主要面向中國和中文世界讀者的雜志，《文化縱橫》在關于中國自身的選題上——從宏觀到微觀，從經濟、政治到文化，也做到了及時、多元和深刻。例如，中國模式、中產階級、民粹主義、“一帶一路”、治理結構、產業革命、法治建設，等等。

在過去十年，《文化縱橫》持續地關注這個時代，以及這個世界的重大課題，以其深厚內容吸引了高素質的作者和廣泛的讀者群體；踐行了“致力于從精神價值、文化倫理的角度探索中國未來政治發展方向，著力探究現實社會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尋找未來社會的前進方向”的辦刊宗旨。

有研究顯示，世界上最早的期刊誕生于300年前的法國，中國最早的期刊問世于1815年，來自傳教士，至今已有200余年。早期的期刊只在少數人中流傳，之后逐漸大眾化。至20世紀后半期，期刊的思想性、知識性和科學性得到全面拓展，與報紙、廣播和電視共同構成了主流媒體，進入“黃金時代”。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始，伴隨網絡數字媒體和數字閱讀的興起，傳統的期刊和報紙開始衰落。過去十年，在世界范圍內，期刊和報紙先是發行量大幅度下降，廣告收入銳減，進而進入大面積停刊和關閉的“嚴冬”。近年來，北京報亭驟減，便是一個表征。因而，《文化縱橫》的“逆成長”，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

這是一種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它至少反映：網絡數字媒體和數字閱讀的興起，并不意味著傳統平面媒體的整體消亡。恰恰相反，那些擁有思想、獨到選題和內容優勢的理論和思想刊物，依然有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加之紙版期刊特有的古典和美學特征，具有維系數字媒體和紙版媒體生態平衡的功能。當然，《文化縱橫》并非固守傳統形式，早在 2010年7月已有“文化縱橫網”上線，后來又注冊了微信公眾號。

需要提及的是，創刊人楊平先生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努力，是《文化縱橫》 “十年磨一劍”的關鍵所在。而楊平先生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努力，則來自其“理想主義”——一個伴隨歷史演變而不斷淬火和打磨的“理想主義”。如今，楊平的“理想主義”已經構成了《文化縱橫》特有的文化元素。

明年是改變20世紀中國歷史軌跡的五四運動一百周年。而正是在《新青年》雜志所代表的新思潮中，五四運動得以形成和爆發。

期待《文化縱橫》在第二個十年，在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留下清晰的足跡。

祝東力 ? 中國藝術研究院

《文化縱橫》創辦于2008年9月，這剛好是一個帶有分界性質的年份。一方面，自新世紀初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走出90年代末期的通縮狀態，恢復景氣，一路高漲；到2008年夏季，富麗恢宏的北京奧運開幕式，萬國蒞臨，仿佛直觀地詮釋了“中國崛起”的世紀主題。另一方面，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波及全球，中國受其影響，加上國內因素的作用，增長放緩，景氣結束；在2009年，即使以4萬億投資拉動，也未能阻止宏觀經濟步入長期的下行通道，從2007年14.2%的增長率高點，下降到2008年的9.7%，2012年的7.9%，乃至2017年的6.9%，進入所謂“新常態”。

2008年是一個分水嶺式的年份，如果不是很健忘，也會記得這是一個多事之秋。《文化縱橫》創辦于此刻，固然屬于巧合，但是作為一本在“體制”外運轉、成本不低的紙質期刊，《文化縱橫》與其所處的時代究竟是什么關系，卻是一個需要面對和質詢的問題。總的來說，作為一本人文社科類雜志，《文化縱橫》關注的當然首先是“時代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這決定了它的跨學科并以“思想性”見長的特點。與此同時，盡管筆者并非總是——特別是近幾年——贊同《文化縱橫》的一些判斷，但值得稱許的是，這本頗具“時代感”的刊物，它的編輯團隊，常常能夠把對當下時代紛紜錯雜的感受、經驗和觀察，及時地加以提煉，上升為一種理論化的思考和命題。這種特點，一定程度上，使他們經常能夠對于當代思想起到某種規劃和組織的作用。

2008年至今，世界格局已經從全球化的巔峰，漸漸呈現出“全球民粹化”的趨勢。其中的關鍵點就在于，“資本”掙脫了民族國家的藩籬。以往，尤其是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增殖的沖動，總是被政府、輿論、公民社會、宗教團體等力量所形成的制度和文化環境所轄制、所利用，一定意義上，“資本”被關進了“社會”這個籠子里。但是，全球化，即資本在全球流動，自由地尋找成本低地，在冷戰結束，東西方壁壘解除后，資本的流動陡然加速，而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的后果則是，大批人口被甩出了全球化進程，導致社會結構的“民粹化”。2008年以來，美國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世界經濟衰退，以及全球化導致全球民粹化，大概是近10年來世界經濟政治走向的基本面。

就國內而言，2008年以來，在景氣結束的大背景下，從階層固化和傳統復歸，到2012年以后的政治反腐，90年代的不少特征，包括經濟社會高度流動等現象，此后逐一弱化或幾近于消失，“延長的90年代”漸行漸遠，當代史的確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多年來，國內經濟總量擴張，利益格局分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不平衡。這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就表現為各種歧見和紛爭。

也是以2008年為起點，當年4月，由于奧運火炬在海外傳遞途中受阻，包括“80后”青年在內的海內外華人自發行動，維護火炬和國家利益，時稱“四月青年”。“四月青年”向前承接90年代中后期的民族主義者，向后則演變為互聯網上的“自干五”和“小粉紅”群體，長期與“公知”爭吵對抗。“公知”則接續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和90年代的政治自由主義，其態度言論涵蓋相當廣泛的人群。自2008年以來，原有的思想流派分化重組，“新左派”整體上保守化，左右翼都在向傳統尋找資源，但不論如何演變，“公知”的立場傾向及其代表性始終都存在，成為一個無法克服和消解的“硬核”。必須承認，思想、文化和價值觀領域內的長期分歧和對峙，一種文化內部不能實現自身的整合，是一個社會的“內傷”，它折射出的可能是整體社會結構的某些深層問題。

什么是文化？文化本來就是一個社會對其政治經濟實踐的提煉、升華和符號化。所以，任何關于重大文化問題的分析和判斷，都需要回到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之基本面去尋求依據和解答，同樣，文化問題的根本解決，最終也需要在這個基本面做出調整。

從這樣的視野來看，《文化縱橫》所一向倡導的“文化重建”，也必須以政治經濟基礎的重建為前提。近代以來近兩百年，中國已完成了“救亡”的歷史任務，以各項標準衡量，“工業化”目前也即將完成。在完成這兩大任務之后，未來，為適應下一個歷史階段，治理模式和發展模式可能都需要進行深度調整，這將意味著重建一種現代文明。這樣，“文化重建”就將擴展為“文明重建”。

《文化縱橫》已經度過了十年，對于各種思想派別，能做到兼收并蓄，同時又秉持其一貫立場，在境內幾家同類的思想性平臺調整辦刊風格后，幾乎是一枝獨秀。特別期待今后的《文化縱橫》能更進一步，包括反思曾經據以為前提的一些判斷，以開放的心態，面向中國與世界的變局。

羅志田 ? 四川大學歷史系

明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媒體多未雨綢繆，為此圈文圈人。差不多每十天半月，就會收到不同機構和刊物關于五四周年紀念的邀約。與一百年相比，十年或是很短的時間了。然而《文化縱橫》十歲了。我們看著它誕生和成長，也感覺時光匆匆如流水，不舍晝夜。

在紀念五四運動十周年時，梁啟超曾對“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說：“青年們啊：你要干政治，請你別要從現狀政治下討生活，請你別要和現在的軍閥黨閥結緣。你有志氣，有魄力，便自己造出十年后的政治土臺，在自己土臺上活動。”

梁先生的話有特別的針對性，因為那時學生界里“已經有許多吃政治飯當小政客的人”了。但他所期望的自己造出土臺，在這自己造的土臺上活動，卻曾是五四前后許多青年熟悉的路（不限于政治）。當年他們借著白話文的東風，自己寫文字，自己辦刊物，自己賣刊物，自己買刊物。一句話，他們正是自己造出土臺，給自己創造出了“社會的需要”，并打出了一片天下。

《文化縱橫》的創辦者并非“天真爛漫的青年”，但據我不充分的了解，在里面具體做事的，基本都是“天真爛漫的青年”一輩。我們常說百年樹木，十年樹人，十年了，《文化縱橫》樹起來了么？答案是肯定的。刊物的成敗或尚不到評判的時候，一群有夢想之人（也常見進進出出）的努力，卻是不能抹殺的。

正如戴震所說，“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光大者，其照也遠”。不論光照的遠近，照物的，便是光。進而言之，蘭克在論證“每個時代都直接與上帝相關聯”時曾強調：“每個時代的價值不在于產生了什么，而在于這個時代本身及其存在。”的確，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也自有其道理在。不僅時代，大至文化、族群、國家，小至個人和細事，都有其獨立的“主體性”。刊物亦然。

任何文化，本是歷史地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其獨特的主體性便落實在歷史之上，更因其特定的歷史發展而強化。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十年真如彈指之間，轉瞬已過。然而人生如夢，其實沒有幾個十年。

如果看得稍微宏觀一點，十年之前，中國似乎出現了一個從物質走向文質的轉折點——在一百多年的尋求富強之后，至少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名列世界前茅。相當一些人開始感覺到，不論是個體的人生還是國家、民族、社會，還有很多富強不能解決的問題。換言之，富強可以是目標，卻不必是最終目標；更重要的是，富強之后，還要有能適應富強的人。這方面的培養，就是古人說的“富而后教”（中國古代的教和學，都更強調求學一方的主動性，故這里的“教”，也可以是自我的培養）。

文化從來包括物質，但文化也向有非物質的一面。中國古人既承認衣食足而知榮辱，又強調“讀書”方式可能改變物質對人的支配性影響（即孟子說的“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忽視物質層面的富強，但更重視非物質的文化面相。近代出現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命運急轉”，以富強為國家目標，導致“物質的興起”。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所謂“市道”的流行。如楊蔭杭之所見，“昔人以市井為小人，今日以市井為圣人”，結果是“舉國上下，皆以市道行之”。

簡言之，近代的尋求富強使我們的思維和想象都已相當物質化。如今中國已接近富強，卻也淡忘了富強之外的天地。我們對各類“非物質”的事物久已生疏，甚至把“非物質文化”視為招商的選項，是讓非物質文化更物質化的典型表現。就此看來，從物質走向文質，仿佛是這個時代急需的。

正是在十年前的轉折時刻，《文化縱橫》誕生了。其發刊詞清楚標示出刊物的追求——“文化重建”。想要探索的是“在富國強兵之外，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究竟要前往怎樣的方向？我們究竟應對人類大家庭做出怎樣的貢獻？”而刊物面對的語境，就是財富的快速增長“重塑了社會的各種關系”——一些人有錢了，而另一些人沒有（或感覺沒有），于是“人生缺乏意義，社會缺乏文化，國民缺乏意識形態，民族缺乏精神”。更重要的是，刊物發現，“面對歷史”，中國人“第一次喪失了精神文化領域的自豪感和優越感”。這背后隱伏的，其實更多是在“面對世界”時，經濟數據已經起來的中國，卻體會到在世界上沒有多少“話語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人熱心于提高中國在世界的說話能力。有人強調“中國可以說不”，有人直接表示了“不高興”，而《文化縱橫》則選擇了“文化重建”。其“面對歷史”和“面對世界”的關照，體現出立足于此時此地的責任心。蓋讓人傾聽的前提是發自內心的尊敬，而人必自尊然后他人尊之，人必尊人然后他人尊之。

文化重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尼采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主張，被胡適引用來界定他自己推動的“新思潮的根本意義”。《文化縱橫》2010年6月刊的編輯手記，也表出了類似的愿景——“沒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沒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

而2016年2月號的編輯手記，進一步明確了“《文化縱橫》的追求”，那就是“并不試圖辦成一個派別學人抱團取暖、同聲相求的同人刊物，而是希望直面這個處于急劇變動的中國和世界，提供思考者以一定距離感來觀察和介入這一時勢流變的寫作平臺”，以“激發更為多元、復雜且具有內在張力的思想和爭論”。

“距離感”的提出真是睿見。我所在的史學所涉及的理解，都是時空距離較遠的，總有某種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而這樣一種距離感或許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是史家的一個優勢。若近在咫尺，便不能賦予眾多的豐富涵義。距離可能導致誤會，甚至想入非非，但也可能產生美感。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說，近處聽到的教堂鐘聲可能雜亂無章，而遠處所聞，則變得美妙和諧。

正是距離，給予史家一個更高遠的位置，可以從雜亂中感受到和諧，因而獲取對歷史力量和精神的整體把握。聽覺如此，視覺亦然。要有足夠的距離，才能達到林同濟所說的“平眼”，不僅可以有鳥瞰的優勢而能見觀察對象之“全景”（total landscape），更能對其中“各個事物相互的關系”，給予一個“比較近實的估量”。在一個各方意見多元紛歧的時代，與觀察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更容易看到各個事物組成的統相，并及其關聯與互動，方足以產生了解之同情，而臻于心通意會之境。

今天回看十年前的中國社會，仿佛隔世，頗有些“十年一覺揚州夢”的感覺。雖說“江南憶，最憶是揚州”，畢竟“孤帆遠影碧空盡，仍見長江天際流”（擅改一字）。無論前塵如何，或不必頻頻回首；風吹人醒，還是要面向未來。尤其在這紙媒的好時光已經過去的時代，辦刊物的人也只能抖擻精神，從當下做起。

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人，有責任看到多方面的缺失。然而文化在縱橫中呈現出萬花筒般的繽紛絢爛，也并不都是瑕玷。十年前的一件大事，就是汶川大地震。一方面是十萬生命的瞬間逝去，另一方面幾歲的小朋友也可以去救人，最可見孟子說的人皆有惻隱之心。在一個充斥著物化的人欲，甚至人欲已經橫流的時代，還能看到這樣顯露本性的現象，特別給人以鼓勵。人性本善，不會被外在的惡徹底消磨掉。讓人性之善盡量的多留一點，這個世界也許還是會變得更好。

與創辦《文化縱橫》的楊平兄相交已二十多年，知道他在所謂的左中右之間是有自己明確定位的。然而這樣的個人立場并未影響辦刊，上引“《文化縱橫》的追求”不僅明確了并不“抱團取暖”，更以“具有內在張力”為努力方向。要知道物理學中的張力（tension）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是一種可以“擴張的力量”，而是意味著矛盾甚或沖突。這樣的追求充分展現了“縱橫”意味中那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期待和包容，也是我對《文化縱橫》的希望。

孫向晨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當前，中國絕大多數的學術雜志都是毫無特色的，在學術工業的流水線上起著某種滾軸的作用，徒然消耗著資源，卻沒有真正思想的產出。有個性的雜志在中國可謂鳳毛麟角，尤其在這個紙媒普遍衰微的時代，這樣的雜志能夠生存下來就已經是奇跡了。《文化縱橫》的十年在如許的暗淡中平添了一抹亮色。雖然只過去了十年，相信它會在歷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初次接受《文化縱橫》約稿，總覺得“縱橫”與“文化”不甚合拍，“文化”似乎是寧靜而悠遠的，“縱橫”則隱然有肆意奔騰之意。然回首其十年走過的路程，卻真真切切地體現到雜志命名的初衷：在當代中國文化領域中馳騁縱橫，揮灑自如；在這個文化領域總是千篇一律的時代，由衷地感佩《文化縱橫》內在的自由和創造的精神。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四十年中最后的十年有著意想不到的風云際會與詭譎多變。《文化縱橫》以自己的方式記錄下這時代在文化上的種種映射，功莫大焉。學者多年前的預言與研判，如今看來已是讓人不勝唏噓，這是一個多么有想象力的時代啊，《文化縱橫》算是沒有辜負它。國內國外，中國世界，十年的變化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從意識到進入世界舞臺的自豪到面對大路重重荊棘的躑躅；從西方世界隨處可見的衰落到其政策的處處改弦更張；其間的種種可謂“巨變”。《文化縱橫》秉承知識分子固有的家國情懷，堅守“文化”這一主軸，就時代涉獵的種種敏感話題，恣意揮灑，留下了濃重的筆墨。這樣的情形，有所堅守，有所探究已屬難能可貴，奢望以文載道推動時代發展，改變事物軌跡，可能更多的是上世紀80代的情懷了。在我看來，實在不必苛求，時代已然變化，堅持就是一種勝利。《文化縱橫》做得足夠好了。

十年來，《文化縱橫》以其敏銳的目光捕捉著紛繁的各色話題，執著而真切，每一個話題的選擇都慧心獨具，每一個話題的討論都匠心獨到，這足以傲視那些了無生趣的“學術”重鎮。然而我以為在這紛繁中自始至終有著一條隱隱的主線，這也是我們時代最具挑戰性的工作：尋求一種真正能夠言說自身傳統、言說自身優勢與困境的話語系統。在我看來，這一工作的實質推進是《文化縱橫》最為精彩的貢獻。貌似深刻的膚淺總是能開出種種廉價的菜單，卻總也端不出哪怕一盤像樣的飯菜。在每每為《文化縱橫》所選話題折服時，千萬不要忘了，討論背后的自我矯正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我總以為這是《文化縱橫》十年來最為內在、最為艱巨也是最為重要的貢獻。

自西學東漸，迫于時勢，國人漸失從容，終以西學的“普世”裁斷自身，或以“進步”視之，或以“普遍”視之，由此反觀的“自我”無非“落后”，無非“特殊”，所反思的“自我”正如哈哈鏡中的形象，不是過胖，就是偏瘦；想看清真實的自己，映出的卻是“五短身材”。在痛恨自己丑陋的同時，似乎從未想過要驗證一下鏡子反射的真實性。漸漸地變得無從認識自我。“五四”以來我們在這方面吃過無數的虧，人文社科莫不如此，中國的社會科學在這方面尤其深受其害，吃了很多普世“社科”的虧。一百多年的現代性歷史，成了新的禁錮。《文化縱橫》以“文化”為名目，內在地避開了某種“普遍性”的陷阱，從而可以面對自我，度身定制。在這方面《文化縱橫》始終有著高度的自覺性，這種內在性的特質使《文化縱橫》在當代中國學術雜志中鶴立雞群。新的筆觸盡管依然稚嫩，所描繪的形象也未見得處處逼真，然而努力認識自己的意愿卻如此頑強，自我修正的膽識是如此鮮明，復雜的現代中國興許在其中會被逼現出幾分真實。

在西方，從現代性話語初現端倪到現代性話語的自洽圓融，經歷了三百多年的歷史，其間的種種曲折、承轉、起合，應是學界予以最大重視的領域。現代性從西方傳統中競合而來，其“脫胎”的痕跡歷歷在目，這值得我們作更為細致的研究。一種源于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性話語在某種意義上尚處于“史前史”的階段。在這個意義上，讓更多的思想發出聲音，讓更多的聲音相互碰撞，讓“三統”中各自的傳統都得以呈現，這才能融匯出一種真正的話語，未來尚有漫長的路要走。以是觀之，《文化縱橫》的這十年亦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歷史是大尺度的時間進程，世代變遷只有在大歷史中才凸顯出其蘊含的奧義。人生苦短，我們不能指望歷史總在自己的近旁轉彎，更應該開放歷史，努力于自己應盡的事業，讓未來去收獲現在的播種。熱切期待著《文化縱橫》的下一個十年。

高超群 《文化縱橫》前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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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在楊平先生充滿理想主義的感召下，我加入了《文化縱橫》。當時我們都很清楚，作為一個賺錢的行當，紙媒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了，好在我們也完全沒有期待過這本雜志會帶來經濟上的收益。我們的預期非常低，只是希望它能夠在幾年后養活自己。之所以能夠被“忽悠”，是因為我們都有感于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我們這個在歷史上以政治成熟、文化昌明著稱的民族卻成為政治侏儒、文化沙漠”。韋伯當年痛感德國人沉浸于“軟乎乎的幸福主義之中”對時代和命運的挑戰茫然無知，我們感同身受。并且自信地宣稱，“命運要求我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重新立國”。而我們自己仿佛正是應召來完成這項偉大的歷史使命，《文化縱橫》即是我們實現使命的最趁手的武器。

當然，我們還沒有自負到以為自己擁有什么經天緯地的能耐，有本事完成這樣的歷史任務。我們只是覺得，對于中國的精英而言，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務，它是如此的鮮明、耀眼，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去呼吁，每個人，起碼每個自詡為精英的人都應該能感受到、體會到，并被它激發、感召。兩年后，在2010年6月刊的編輯手記中，我寫道：“沒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沒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因為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這個民族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富創造力的。”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六年之后，2014年，鳳凰聯動出版有限公司有意將《文化縱橫》刊登過的文章，再分類編輯后出版。我在那套書的后記中多少有些失望地寫道：“令人遺憾地是，中國思想界的分裂依然在延續，更令人難堪地是，我們尚未學會如何與不同意見和立場共處。這個本應最自由和寬容、最具有自治精神和規則創新能力的群體，卻無法管理其內部的分歧。”

不久，我離開了《文化縱橫》，帶著更多的失望和遺憾。失望并不是因為《文化縱橫》，也不是因為中國思想界的分裂，而是因為我們當初所期望的在政治上、文化上激發中國的活力和創造性的愿景，已經漸行漸遠，遠到已經遙不可及。而且，更要命的是精英們似乎對于這個問題，并沒有我們所想象的，或者他們自己所表達的那樣急迫和在意。當然我們的能力、見識有限，努力的程度也并不足夠，但我越來越感覺到無論我們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善陷入“無物之陣”之后的那種不知所措的感覺。

在這幾年中，我們組織討論的話題，包括了外部世界的變化，包括政治經濟格局與技術進步帶來世界對中國的文明屬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焦慮感。更多是中國自己的變化：階層、制度、文化、社會等，我們希望整個中國的精英階層來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么？我們正在走在哪條道路上？我們如何到達我們想要的地方？我們希望通過那些被廣泛關注的話題，或者發生激烈沖突的人群，從表面的表態、爭吵走向深入，去理解對方和別人的理由，去尊重別人的利益，討論根本的原則問題，尋找共處的方式，并以此來指導和改進我們的實踐。讓我們的文明不是建基于“機遇和強力”之上，而是“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的結果。我們曾經堅信，如同歷史上那些偉大民族在他們上升期所經歷的一樣，我們也正在無畏地探索我們的未來，而且我們是最自由的。因為其他老舊的文明躲進了由舒服的生活和自滿的意識形態搭建的“美好生活”，喪失了面對現實、面對沖突的勇氣。

然而，或許是我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或許是我們高估了我們民族的雄心，更可能地是，我們錯的離譜，對于我們民族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機制，我們根本一無所知。我們提出的話題，只是在一定的圈子里醞釀，在固定的話語套路之間循環。人們也會表現出驚訝、佩服，但總是停留在偶爾的一瞥而已。他們既不會思考，也不會改變他們原來的行為方式，沖突和爭論依然以其原來的樣子不斷重復，仿佛每次都是新的。世故和思想的守舊，對經驗和習慣的依賴，似乎比那些我們曾經鄙視的“老舊文明”還要老舊。

或許是我錯了，只是因中年危機而夸大了的虛無主義念頭。不過，后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這些虛無的念頭，也壓根都不要緊了。這些變化鮮明地說明，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那些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想要探索的未來的可能，已經有人給出了答案。如果我們還要探索我們文明的屬性和未來，那就要直面這個新的基礎，而不是沉溺在過去的空間里。

十年過去了，整個世界的變化也遠遠超過了當時最激進的人們的想象。在百年和平當中，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正在經歷它的第一次黃金時期，當時的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一世界秩序及其想象已經開始動搖。波蘭尼寫道：“19世紀具有統治地位的哲學是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大體上’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貿易的主體??但自從1870年代之后，感情上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盡管主流的理念并未發生相應的斷裂。在理念上，這個世界依然相信國際主義和相互依存，但在行動上，卻受著民族主義和自力更生沖動的支配。自由民族主義發展成為民族自由主義：對外，明顯傾向保護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內，則傾向壟斷的保守主義。”在此之后，人類經歷了一戰、二戰和冷戰，全球秩序也遭遇了民族主義、納粹主義的挑戰。今天我們依稀又看到了波蘭尼觀察到的19世紀70年代的景象。

十年過去了，雖然我做了逃兵，但我的小伙伴還依然堅守在《文化縱橫》。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成功，也無論他們的堅守是否會有效果，他們都配得上我的敬意和感謝。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也多少會讓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多一點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