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敏 | 中國政法大學

(本文原載“燕京書評”公眾號)

【導讀】近年來，有關美國正在變成二戰前的魏瑪德國的討論，日漸興起。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文發問：“美國已進入魏瑪時代？”這一問句，折射出當代世界與百年前魏瑪時代的諸多相似之處：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增高，一些西方國家的傳統政黨失去吸引力，黨爭和民意都出現極化，民粹主義與右翼民族主義崛起，即使傳統自由主義大國，自由民主制也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

本文由此切入，反思魏瑪民主的失敗給當代留下的啟示。作者指出：圍繞魏瑪德國的問題意識在于，為何德國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人道主義思想竟逐漸隕落？實際上，魏瑪共和國并不是在一片漆黑壓抑中走向滅亡的，相反，當時德國展現出驚人創造力，也出現過前所未有的先鋒文化潮流。戰爭的慘烈讓人感到生命的稍縱即逝，于是刺激人們渴望掌握生命，去體驗一切。

政治家則出于政治目的，積極宣傳和利用關于身體和性解放的議題。由此，政治與社會文化深度糾纏，為日后的極端化提供了心理基礎。以美國社會為代表的各種“政治正確”現象，與之也有某種相似性。這種過度政治化的趨勢，并非好事。

而彼時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技術理性，也起源于對魏瑪德國的反思。科技在魏瑪德國的發展，呈現出組織性與政治支配的特征。當今互聯網技術背后，權力、資本與技術正聯合起來創造它們想展現給人們看到的世界，人們正陷入被互聯網巨頭進行信息投喂的陷阱。政治家與全社會該如何理性地行動，以便克服科學技術在使用中的危險性？這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留給我們的思考。

本文節選自“燕京書評”，原題為“從魏瑪德國到魏瑪美國：魏瑪民主的失敗給我們時代留下怎樣的啟示？”，文章僅代表作者點，供諸君思考。

從魏瑪德國到魏瑪美國：魏瑪民主的失敗給我們時代留下怎樣的啟示？

魏瑪德國到魏瑪美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1933年納粹上臺后，很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逃離德國，愛因斯坦、阿倫特、本雅明、托馬斯·曼、凱爾森等都在其中。流亡者中部分人參加了致力于反對第三帝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政治組織，這使得德國人依舊是戰后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陣營的重要力量。

可以說，魏瑪民主雖然失敗了，但魏瑪沒有停止向全世界不斷散發思想與文化的余光。如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埃里克·韋茨在《魏瑪德國：希望與悲劇》一書所描述的，無數術業有專攻的德國流亡知識分子為他們所到之國帶去了“魏瑪精神”。

流亡中的魏瑪，這是一個沉重的政治隱喻與文化符號，具有多重意涵。魏瑪，既是德國政治民主化的歷史符號，又是民主政治失敗的代名詞。當代世界無論西方還是東方，人們在面臨民主危機或討論民主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時，經常訴諸魏瑪德國這個典型案例來表達各自的歷史焦慮。

當代世界面臨的問題與百年前的魏瑪時代固然很不同，但又有諸多相似之處：經濟增長減緩甚至持續低迷、失業率增高，一些西方國家的傳統政黨逐漸失去吸引力，黨爭和民意都出現極化趨勢，民粹主義與右翼民族主義崛起，即使在有悠久自由民主傳統的主要大國，自由民主制也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韋茨說他2018年Google魏瑪一詞時，看到的最新議題是“魏瑪美國”，美國好幾家網站出現“聯合右翼對抗魏瑪美國”這樣的宣傳標語。

(《外交政策》雜志：“美國已進入魏瑪時代？”)

“魏瑪美國（Weimar American）”，一個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說法，但美國有評論說，只要再加上惡性通貨膨脹這個構成要件，美國就可能像魏瑪共和國那樣覆滅。無獨有偶，2019年英國Guardian刊物指出自由民主危機的范圍早就不止在魏瑪德國，而是延伸到了當代英國，比如英國脫歐政治與魏瑪共和國的相似之處就是，議會之外的民粹主義政治過程發揮著更加巨大的影響。指責英國政府背叛民族的右翼言論增強，英國種族主義勢力在壯大。

在因全球新冠疫情而加劇的去全球化背景下，2021年1月美國發生的沖擊國會山事件，更為美式民主制度與民主文化出現了壓迫性的乃至法西斯主義傾向這一論斷提供了鐵證。前加州州長施瓦辛格就公開呼吁，要警惕納粹以合法形式瓦解魏瑪議會民主體制這樣的舊事在美國上演。僅從2018到2021的重大公共事件看，美國公共領域出現“魏瑪美國”之討論不全是無稽之談，而是事出有因，人們有感而發。

因此可以說，讓魏瑪與當代世界產生歷史聯結的一個根本現實問題是，即使在最重要的兩個民主政體中，人們對自由民主政治的信任也出現了陷入瓦解的風險信號；更不用說在全球范圍內對民主的信任危機。只不過，在不同國家，這種危機的程度和處理危機的方式各有不同。而魏瑪德國，恰恰是民主建構與民主失敗的雙重象征符號。

▍魏瑪德國激進現代主義的多重鏡像：從政治的解放到身體的解放

巨大政治變革、嚴重經濟危機、深度社會焦慮、極端多元文化、新興傳媒技術、煽動的大眾宣傳，當一個共和國同時具備這幾項指征時，情況會怎樣？魏瑪共和國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全局性的悲劇，值得深思的是，這個共和國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是在一片漆黑壓抑的社會文化景象中走向滅亡的。相反，這個速朽的共和國在科學、哲學、文學、藝術、建筑等諸多領域均展現出驚人的創造力并取得巨大成就。

在其穩定發展的那幾年，柏林等德國主要城市展現出絲毫不亞于巴黎紐約的現代時尚氣息，商品琳瑯滿目，市民的文化休閑娛樂生活也比較豐富。也許這種復雜性正是魏瑪德國被稱為一個全局性悲劇的重要緣由，因為從歷史審美講，悲劇主要指有價值的東西的毀滅。

(《巴比倫柏林》劇照。該劇展示了魏瑪德國時期的社會與藝術，刻畫了當時盤根錯節的政黨勢力與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描摹了政治狂潮來臨之前的德國全景圖)

埃里克·韋茨將魏瑪時代人們身體與性觀念的變遷置于戰爭、革命、政治構筑的宏大歷史背景下去解釋。所謂拿起武器、進行革命、參與政治、投入罷工游行辯論，所有這些都打破了德意志人在傳統價值下日常行為規范的界限。革命與民主，不僅指向政治上的解放，而且指向身體與愛欲的解放。

但本文必須回到魏瑪語境來具體闡述一個基本脈絡和一個歷史結論，即與共和國的建立和政治民主化相伴相隨的是，魏瑪德國出現過一種前所未有的主張性解放與性自由的先鋒文化潮流。韋茨認為，摧枯拉朽的一戰對德國造成的扭曲性影響是這種文化潮流的誘因。魏瑪時代澎湃的激情、藝術的實驗、對性與不倫之愛的夸耀等一切刺耳或刺眼的現象的出現，都源于戰爭的巨大破壞和革命的無限創造。戰爭的慘烈讓人切身感受到生命的稍縱即逝，于是反向刺激人們渴望從各個方面去掌握生命、去體驗愛情、權力、文化、藝術等一切領域的新潮流。戰爭又摧毀了德國人傳統上那種對當權者的尊重與信任，無數歸國士兵構成德國迷失的一代，很多士兵甚至沒有根據命令放下武器。在某種程度上，魏瑪德國是民間充滿著武裝的一個社會。戰敗刺激了現世及時行樂主義，革命引發潮水般的大眾抗議運動，這是魏瑪共和國誕生時世態民情的基調。

戰爭與革命，以戲劇性的方式展示了生命的短暫易逝，何不縱情享受生活的快樂？為何要被一紙婚書束縛？為何離婚必然是對上帝的背叛？為何要像父輩們那樣壓抑地生活？曾經的德意志帝國由皇室、貴族、官僚和軍隊主宰，是一個保守刻板和專制的社會，奉行著虛偽而拘謹的舊道德，如今戰爭與革命來了，就讓這一切都結束了。

德國進入一個看上去全新但同時也是人心破散的魏瑪時代，到魏瑪時期，尤其是在德國社民黨管理的地區，人們在道德與性問題上的價值觀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性解放與新女性運動，就像魏瑪憲法一樣，成為魏瑪共和國的重要沖突爆發點，一度引起大眾反響，也引起保守力量的敵意，但無論如何，在公共傳媒與生活世界，這些問題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到1930年，魏瑪街頭、立法機構、劇院和報紙上出現了大規模的要求墮胎合法化的群眾運動，在那個因為政治意識形態而高度撕裂的德國社會，據說這是極少數跨越了階級、性別與政治路線分歧的群眾運動，數十萬人德國人主張女性有權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中實施墮胎。這場運動雖然沒有導致刑法條文的修改，但從側面反映了魏瑪時代德國人在身體和性道德上的強烈變革意識。

各種新思想在魏瑪交織匯合，人的身體被組織、被解放，韋茨認為這是魏瑪時代社會經驗的典型特征之一。以嚴謹刻板著稱的德國人，不僅穿衣戴帽不像1900年之前那樣拘謹保守，而且行為方式與生活方式也發生深刻變化。對很多城市青年來說，無論在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追求身體的解放似乎都是進入現代社會的強有力表達方式，是對1918年前第二帝國那個舊世界的否定。而新興的攝影、電影和留聲機收音機等大眾傳媒技術形式的出現，則有力呼應滿足著這些需求。

(魏瑪時代的歌劇表演)

換言之，個人的、身體的，如麥金農所言，一度成為政治的。在日益極化的魏瑪各政黨各派系的宣傳戰中，政治對手對身體的關注可能都掩蓋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魏瑪政治與魏瑪文化的深度非理性糾纏由此亦可見一斑。一切都高度政治化了，連屬于私人領域的話題都概莫能外。這種非理性連接的后果，當然也是明顯的。反對新潮流的一切舊道德楷模和一切反魏瑪體制的政治勢力，認為正是魏瑪共和國與魏瑪的民主體制導致德國世風時下，共和國與自由民主有原罪。

身體領域的新倫理運動，首先激怒了德國最重要的社會組織機制即德國各級教會，這也造成魏瑪共和國與魏瑪民主一開始就失去最重要的社會基礎。魏瑪時代德國新教與天主教彼此勢不兩立，但在厭惡魏瑪政治與文化上二者高度趨同。對發生在身體領域的自由化運動，教會明確反對并且認為魏瑪的流行文化，無論是激進社會主義還是極端的個人主義，都是道德淪喪和破壞現存婚姻家庭秩序的根源。宗教領袖呼吁，只有鞏固和延續傳統婚姻與家庭生活，才能重振德意志民族。

在虔誠的基督徒眼中，魏瑪共和國缺乏道德內核，社會道德淪喪，魏瑪成為性解放、反傳統家庭、新女性主義和持續走高的墮胎率離婚率的代名詞。秉持保守主義價值觀的陣營，無論其政治立場內部差異多大，對這些社會潮流深惡痛絕，并將享樂主義、無神論、物質至上主義等世界觀領域出現的問題都歸結為魏瑪共和國的原罪，將道德墮落現象歸咎于共和國與自由民主本身。

于是，無論是媒體評論還是學術文章，對身體倫理的討論最后難逃政治化命運。一方面，先鋒派與變革派希望共和國能夠為德國人的身體與性的解放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比如要求墮胎合法化和去刑罰化，共和國在其相對穩定的發展期曾展開醫療與福利立法、數百個半公半私的私人診所的出現，也的確為德國人追求身體自由與墮胎自由提供了制度性平臺。另一方面，保守勢力與仇視魏瑪體制的極端右翼則將共和國視為道德墮落的淵藪。在魏瑪共和國最后幾年，追求獨立自主健康性感身體的新女性形象成了右翼媒體筆下魏瑪精神的化身，遭到強大的德國保守勢力的蔑視，新女性與猶太人、布爾什維克被放在一起成為右翼攻擊的對象。

而魏瑪共和國最危險的敵人，恰恰就是分布在德國各行各業的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勢力，不僅深藏在廣闊的市民社會，而且還滲透在魏瑪德國的國家機構包括司法系統中。可以說，在當時實際上包括納粹黨在內的右翼陣營的傾向代表“政治正確”，而自由主義與左翼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在反對與仇視魏瑪的右翼政治力量看來，魏瑪共和國摧毀了所有高貴健康的生活，整個德國都被柏林帶壞了。柏林是一個怎樣的所在？1928年掌握了柏林納粹黨領導權的戈培爾對這座城市非常不滿，這里燈火通明太過喧囂、充斥著各種墮落氣息，到處是拒絕生育的現代女性，到處能聽到東歐猶太人的語言，這是德國禮崩樂壞腐朽墮落的標志，因此必須有新的力量來改造之。納粹對魏瑪的攻擊與教會這樣重要的組織對魏瑪文化及社會風氣的不滿，逐漸顯示出驚人的交集——盡管教會本身是反對一切激進意識形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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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為后來極端勢力將屬于倫理、審美與社會范疇的諸多議題非理性地政治化提供了社會與文化心理基礎。當然，這不僅僅是魏瑪德國出現過的現象。縱觀最近幾年美國社會愈演愈烈的諸“政治正確”現象，是不是有某種相似性？這種現象的根源在哪里呢？盡管價值觀世界觀領域的問題與政治存在一定關系，有時的確需要政治與法律手段去協助，但這絕不意味著應將其過度政治化。

▍法蘭克福學派的魏瑪起源及其技術理性批判的當代意義

魏瑪民主的失敗和納粹12年的統治，深深銘刻在了法蘭克福學派四代人物的思想之中。法蘭克福學派起源于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該所由一個猶太裔富商1923年捐資建立，它此后成長為德國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韋茨認為，就這個研究所的本源而論，它絕對是魏瑪的產物，因為魏瑪共和國激烈的介入性政治和思想生活，為法蘭克福學派復興批判性馬克思主義，開辟通向未來解放的理論道路提供了創造性源泉。數年之后這些思想處于流亡之中，并在日內瓦、巴黎、紐約、洛杉磯開出碩果。

法蘭克福學派早期思想家都有魏瑪生活經歷，在他們眼里，魏瑪時代以來德國歷史發展揭示的根本問題是，為什么在德國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里，不僅人道主義思想隕落與自由民主被唾棄，而且也沒有像馬克思樂觀估計的那樣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激進的納粹法西斯主義能依循民主程序合法上臺？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他們往前追溯，認定之前那種充滿樂觀進步主義的啟蒙運動總體上力量不足，其發展出來的制度機制不足以使人類個體避免淪為維持統治現狀的工具或手段。無論在自由民主化的美國還是納粹當權的德國，人都被異化了，只不過異化的表現形式各有不同。

埃里克·韋茨提到馬爾庫塞的理論。馬爾庫塞既有魏瑪生活背景，又是20世紀6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在英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這種影響力，既得益于馬爾庫塞很早就開始用英語寫作，從而英美讀者能接觸到他在魏瑪時期就提出的思想，又因為他提出的批判理論既包含對德國納粹極權的反思，也直指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層問題，因而其批判理論成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

(法蘭克福學派合影)

這個普遍的深層問題，就是科學技術理性的雙重屬性，亦即技術理性統治的非理性。一方面，人類社會財富與自由的增長依賴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是一種解放的力量；另一方面，技術理性的統治帶來奴役的擴展，會造成人的異化，技術由此可能變為解放的桎梏。

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批判，既借鑒了馬克思的思想，又源于魏瑪經驗。他深受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影響，像馬克思那樣思考人與勞動、人與自己、人與類存在物之間的異化，也像馬克思一樣認為資本主義是造成人的異化的根源之一。一個基本理由就在于，再發達的資本主義也無法解決勞動的壓迫性，任何形式的勞動都不能將人解放于自由王國，而是將人囚禁在必然王國。

在他的認識中，魏瑪時代科技在德國的發展就曾呈現過組織性與政治支配特征，為第三帝國的獨裁提供了巨大的技術資源，用以操縱和統治民眾。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同事一樣，馬爾庫塞認為被如此利用的技術將從根本上摧毀個人自由。馬爾庫塞描繪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社會比較殘酷的那些畫面，這是他與韋伯及法蘭克福第四代思想家哈貝馬斯的不同之處。他認為，法西斯主義和自由民主體制都是發達資本主義的模式，在這兩種發達的資本主義模式中，技術作為一個社會過程，都客觀上消滅了自由領域。于是，他在1940年代提出了新自由階段的可能性理論——回歸所謂生命的愛欲與新感性，回歸所謂生活的藝術。

往后看，當代互聯網信息技術革命給世界帶來的影響，也是喜憂參半的。它在讓每個人都成為自媒體因而蘊含著一種平等主義價值的同時，也讓人陷入被互聯網世界的主權者與各種巨頭及平臺進行信息投喂的陷阱。在這個背后，是權力、資本與技術的三方角逐，它們聯合起來創造它們各自想展現給人們看到的世界。在民主政體下，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等極端勢力，可利用民主體制及這些便利的技術手段實現信息的精準投放、放大對立、制造仇恨，影響選舉，非民主政體下情況則呈現另一種復雜性。

互聯網看上去是實現了全世界互聯，但似乎又在制造很多信息孤島與某種新型的封閉。這種情形會不會讓人想到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說的？孤立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前兆，孤立的標志是無能——個體的無能，因此個體感到特別需要通過向共同體尋求共同一致的行動去彌補力量的匱乏感。這種狀態久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第一現實與第二現實、事實與虛構、真與偽的區別就不復存在，也不再重要。阿倫特曾指出，極權主義統治的最理想主體，并非那些虔誠的納粹黨人，而是被各種統治技術無形中孤立起來的原子化大眾。

值得當代世界思考的是，互聯網信息技術要怎樣發展，才能避免制造這樣的大眾和新的單向度的人？互聯網技術會不會如一些思想家所擔憂的那樣，可能成為當今世界的萬惡之源？會不會成為極權主義的新技術基礎？面對互聯網時代的碎片化風險，人類世界該何去何從？如哈貝馬斯提出的，科學家、政治家與全社會該如何理性地行動，以便克服科學技術在使用中的危險性？從這個視角看，從魏瑪一路走來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確還有意義。

本文節選自“燕京書評”，原題為“從魏瑪德國到魏瑪美國：魏瑪民主的失敗給我們時代留下怎樣的啟示？”。圖片來源于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